1905年的一個晚上,我在柏林跳舞。跟平時一樣,我跳舞時從不去注意觀眾——他們總是把我當成代表全人類的神一樣,但那晚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看我演出的一個人。我並沒有刻意去看他,也不知道他是誰,隻是意識到他的存在。演出結束後,果真有一位英俊的男子走進了我的化妝室,而且麵帶慍色。


    “你真了不起!”他讚歎道,“演得太精彩了!可是,你為什麽要剽竊我的思想呢,你從哪兒弄到的我的布景?”


    “您說什麽呀?這是我自己的藍色幕簾,我5歲的時候就發明出來了,而且從那時起一直沿用至今。”


    “不!這是我的布景,是我的理念!而你,正是我想象中的在這種布景前跳舞的人!你是我所有夢想的踐行者。”


    “可您是誰呀?”


    於是,從他口中吐出了這樣一句美妙的話:


    “我是埃倫·特裏的兒子。”


    埃倫·特裏,我心目最完美女人的典範,埃倫·特裏……


    “啊,請您一定得賞光到我們家吃晚飯。”毫無戒心的母親說道,“既然你對伊莎朵拉的藝術那麽感興趣,你一定要到我們家吃晚飯。”


    於是,克雷格來到了我家。


    他非常激動,向我闡述他對藝術的全部思想以及他的雄心壯誌……


    我饒有興味地傾聽。


    可是,母親和其他人覺得寡然無味,一個個都找借口睡覺去了,最後就剩下我們兩個,克雷格還在談他的藝術,手舞足蹈,喜形於色。


    講著講著,他突然說:“你在這兒幹什麽?你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卻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唉,真是太荒謬了!是我發現了你,創造了你。你是屬於我的布景。”  埃倫·特裏和兒子克雷格


    克雷格身材高大,長得很像他美麗的母親,他的五官看起來甚至比他的母親還要精致。雖然他身材高大,但他的身上卻有些脂粉氣,尤其是薄薄的嘴唇,顯得很敏感。他兒時的照片上是金色的卷發——埃倫·特裏家的金發小孩——現在看起來有點發黑了。他的眼睛高度近視,目光堅定而熱情。他給人的印象是嬌柔的,隻有一雙手以及兩個粗大的像猿猴一般的大拇指,才讓人感到他的力量。他常常笑說那是殺人的拇指——“親愛的,它們足以把你掐住。”  鄧肯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戈登·克雷格,英國舞台設計師,現代劇場藝術理論的先驅


    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任憑他將披肩披在我小巧的白色束腰裙外麵。他牽著我的手,我們一起飛奔下樓走到大街上。然後他就用標準的德語叫了一輛出租馬車:“我和我夫人要去波茨坦。”


    好幾輛車都拒載,但最後我們還是雇到了一輛,於是我們到了波茨坦。黎明時分,我們在一家剛開門營業的小旅館前停了下來,進去喝了咖啡。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就動身返回了柏林。


    到柏林時,大約是上午9點鍾。我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麽辦。我們不能回去見我的母親,便決定去找我一個叫埃爾西·德·布魯蓋爾的朋友。布魯蓋爾是波希米亞人,她體貼地接待了我們,給我們準備了早餐——煎雞蛋和咖啡,又讓我在她的臥室裏休息。我沉沉睡去,到傍晚才醒來。


    之後克雷格把我帶到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位於柏林一座高樓的頂層,裏麵鋪了黑色的打蠟地板,上麵灑滿了人造的玫瑰花瓣。


    麵對一位才華橫溢的美男子,我內心的愛情火焰猛然旺盛起來,一下子撲進他的懷裏,身體裏潛伏了兩年的渴望蓄勢待發,現在突然一下子噴薄而出。在克雷格身上,我發現了一種惺惺相惜的特質,我的情感能得到他的回應,我倆性情相通。他常對我大聲喊道:“啊,你真是我的親姐妹。”我甚至感到我們的愛情中蘊藏著亂倫的罪孽。


    我不知道其他女人如何描述自己的情人,我想,一般來說該是限於頭部、肩膀或手臂吧,然後是他的衣著打扮。但是我一想起他,我頭腦中便現出那天晚上在他的工作室裏看到的情景:他像一隻掙脫繭殼束縛的蝴蝶一般,褪去外衣,露出潔白柔軟、光滑發亮的軀體,美得令我窒息。


    也許,月亮女神最初用閃閃發光的眼睛看到恩底彌翁時,恩底彌翁想必也是這樣身材高大、軀體潔白。海辛圖斯、那西索斯以及勇敢智慧的珀修斯一定也都是這個樣子。克雷格看起來不像是凡塵中的青年,更像是英國藝術家布萊克筆下的天使。他的美貌不僅迷住了我的雙眼,還懾服了我整個身心。接下來,身體與身體貼在一起,緊緊相擁,就像兩團燃燒的火焰,彼此契合。我終於找到了我的伴侶、我的愛人、我自己——因為我們不是兩個人,而是水乳交融的一個身軀,就像柏拉圖在《費德魯斯》中所說的一樣,兩具身體共用一個靈魂。


    這不是青年男女的交歡,而是一對孿生靈魂的結合。肉體的軀殼已隨著心靈的陶醉而變化,世俗的狂熱戀情已化為熾熱的烈焰,纏綿交織,向著天堂飛升。


    那種歡樂純粹而完美。啊,為什麽燃燒的靈魂沒能找到一個出口,像布萊克的天使一樣,穿過我們地球的雲層飛到另一個天堂?


    他的愛是那麽年輕,充滿了活力和勃勃生機,但他並不荒淫無度,懂得在愛欲泛濫之前抽身而退,把火熱的激情轉化成他的藝術靈感。


    克雷格的工作室裏沒有床也沒有搖椅,更沒有飯吃。那天晚上,我們就睡在地板上。他身無分文,而我也不敢回家拿錢。我在那裏住了兩周,到了吃飯時間,他就賒購一頓,讓人送到房間。有人來送餐時,我就躲在陽台上,人走了才溜出來跟他一塊兒吃。


    可憐的母親跑遍警察局和大使館,四處打聽,說她的女兒被壞蛋拐走了。我的失蹤也急壞了我的經紀人。我失去了許多觀眾。有幾家報紙故作聰明地刊登消息說我得了嚴重的扁桃腺炎。


    兩周後,我們才一起回到了母親的住處。說實話,盡管我當時十分癡狂,但幾天來一直都睡硬地板,所以我感到身心俱疲,而且隻能吃熟食店那種快餐,出門也隻能等到天黑以後。


    母親看到戈登·克雷格怒不可遏:“滾!該死的惡棍,給我滾出去!”


    她對克雷格恨得要死。


    克雷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他的思想影響了當時整個世界的戲劇舞台。雖然他從未積極地參與過舞台上的實踐活動,但他的思想給人以啟迪。如果沒有他,我們就永遠不會有萊因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沒有他,我們會仍然停留在舊的現實主義的布景中。


    他還是個有趣的夥伴,從早到晚精力充沛。從早晨喝第一杯咖啡開始,他的想象力就張開了翅膀。陪他在街上散步,感覺就像在尼羅河畔陪伴著古埃及底比斯的博學的大祭司。  1908年,克雷格為莫斯科劇院設計的《哈姆雷特》的布景


    也許是因為高度近視,走著走著他會突然停下,拿出紙筆,飽含激情地為德國現代建築畫速寫。


    在路上遇到一棵樹、一隻鳥或一個孩子,他都會激動萬分。與他待在一起,絕不會感到無聊。他時而歡喜異常,時而情緒布滿陰霾,心情黯淡。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他越來越憂慮了。為什麽呢?主要是因為每當他提到自己的工作時,我總是溫柔地回答:“啊,是的,你的工作,多好啊,你是個天才,可是你知道,我也有我的學校啊。”然後他就會一拳砸在桌子上:“可是我的工作也很重要!你的工作是繪製布景,但最重要的是人,因為一切都是從人的心靈放射出來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的學校,它培養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你的工作,為人繪製完美的布景。”


    這種爭論總是以雷鳴般的吼叫開場,最後歸於沉寂。然後,我身上的女人本性會突然蘇醒,溫柔地問他:“噢,親愛的,我惹你生氣了嗎?”他回答說:“生氣?噢,沒有!所有的女人都是該死的討厭鬼!你就是一個幹擾我的工作的討厭鬼。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之後便奪門而去。這摔門的巨響使我如夢方醒,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每次我都等他回來,在他回來前,我會在提心吊膽和悲傷不安中度過一夜。這就是我們的悲劇。這種情景常常反複出現,使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不和諧,終於,我難以忍受了。


    我能夠激發這位天才,這是我的命運;我同時想保持自己的事業順利發展,結果兩敗俱傷,這也是我的命運。在經過了幾周的磨合之後,克雷格的天才和我的藝術靈感之間的矛盾便開始顯露苗頭。


    雖然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賞我的藝術,但是他的自尊心,他那作為藝術家的妒忌心,使他永遠都不會承認女人的藝術。


    姐姐伊麗莎白邀請柏林市名流和貴族婦女為學校成立了董事會,她們聽到我和克雷格的事後,給我寫了一封長信,用責備的語氣譴責我作為上流社會的成員,她們不想再讚助一個校長道德敗壞作風不良的學校了。


    她們推舉大銀行家門德爾鬆的太太來給我送信。當她帶著那封嚇人的信來到我這兒時,她有點兒害怕,突然就哭了起來,然後把信扔在地上,抱著我哭道:“請不要以為我在這封討厭的信上簽了名。那些女人也是沒辦法,她們將不再擔任學校的董事了。不過她們還是挺信任你姐姐伊麗莎白的。”


    對於舞蹈,伊麗莎白也有自己的想法,可她並沒有像我一樣公開演講。現在,我算是看清了這些貴婦的原則:隻要你不聲張,什麽事情都好辦。真是令人氣憤。我在愛樂協會大廳專門做了一次關於舞蹈的演講,論述舞蹈是追求自由的藝術。最後,我談到了婦女問題,說隻要女人願意,她們就有戀愛和生子的權利。


    當然,人們會問:“孩子怎麽辦?”但是,我可以說出許多非婚出生的傑出人物的名字。這並不影響他們獲得聲譽和財富。退一步講,如果一個女人認為一個男人因為發生爭吵可能連自己的孩子都不管,她又怎麽能與這樣的男人結婚呢?如果她假定他是個這樣的人,那她為什麽要嫁給他呢?我認為,忠誠和互相信任是婚姻的首要條件。不管怎樣,我認為作為一個獨立的女人,如果我不顧體力和健康而生下孩子,到頭來,這個男人卻依據法律說這個孩子屬於他,甚至隻允許我一周探望孩子三次,要是這樣,我幹脆就不去生這個孩子。


    美國有一位很聰明的作家,他的情婦問他:“如果我們未婚生子,我們的孩子對我們將怎樣看?”這位作家回答說:“如果你我的孩子是這種孩子,我們就不在乎他對我們有什麽看法。”


    任何一位有頭腦的女人,如果選擇了婚姻,就應該承擔後果。


    我的演講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支持和反對聲各半。最後反對的一半離開了大廳,支持我的人留了下來,我們就婦女的權利和不公正的待遇,進行了有趣的討論,這個討論可比今天的婦女運動激進得多。


    我還住在維多利亞大街上的公寓裏,而伊麗莎白則搬到了學校,母親輪流跟我們住。從那時起,我的經曆了貧窮和磨難的母親,開始覺得生活無聊。這可能與她的愛爾蘭血統有關,也就是說不能像承受貧窮那樣麵對富貴。她現在喜怒無常,經常悶悶不樂,對什麽都提不起興趣。自從我們離開美國後,她第一次想念祖國,開始想念祖國的一切。我們帶她去柏林最好的飯店,問她想吃什麽,而她總是說:“要點兒蝦吧!”如果不是產蝦的季節,她就會抱怨德國連蝦都沒有;如果碰巧有蝦,她也會抱怨,說舊金山的蝦比這裏的強多了。  伊莎朵拉在台上舞蹈


    我認為,母親性格的轉變,可能是因為她過慣了以前恪守美德的日子。多少年來,她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我們身上。現在,我們都有了自己的事業,一個個離她越來越遠,她覺得自己到頭來一無所有。我想,這是許多母親特別是美國母親都有的想法。她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一直說要回美國老家,最後她真的回去了。


    我一直掛念著格林瓦爾德別墅的學校和那40張小床。造化弄人。如果我早點遇到克雷格,可能就不會有什麽別墅,也不會有什麽學校了。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我就不會再去建學校。可是現在我童年時期就已開始的夢想已經成為現實,那也隻能繼續堅持下去。


    不久,我發現自己懷孕了。我夢見身著發光長袍的埃倫·特裏出現在我麵前,正像她在《伊摩堅尼亞》中的打扮一樣,她牽著和她一模一樣的金發小女孩,用她特有美好聲音對我說:“伊莎朵拉,愛吧,愛吧……愛吧……”


    從那一刻起,我似乎明白了什麽。就是那個孩子,她的到來,將給我帶來歡樂和憂傷,生和死,帶來生命之舞的旋律!


    神聖的使命充滿我全身。我繼續在舞台上跳舞,在學校教舞,同我的恩底彌翁相愛。


    春天來了,我簽訂了去丹麥、瑞典和德國演出的合同。在哥本哈根,年輕女人黑黑的卷發上都罩著一頂學生帽,令我驚異不已,而且,她們像男孩子一樣自由自在地獨自在街上行走,臉上滿是幸福。我從沒見過這麽美麗的姑娘。後來有人對我說,這是婦女贏得選舉權的第一個國家,我這才恍然大悟。


    我之所以參加這次巡回演出,是因為我的積蓄快花光了,無力再支撐學校。


    在斯德哥爾摩,觀眾特別熱情。演出結束後,體操學校的女孩子們送我回賓館,她們看到我很興奮,一路上又蹦又跳。我參觀了她們的體操學校,可是並沒有因此成為體操的支持者。在我看來,瑞典的體操運動似乎是以靜止不動的身體作為對象的,並沒考慮到人體的能動性;而且它把肌肉發達作為一種目的,認為肌肉僅僅是機體的框架,未曾認識到它是從不停息的生長的源泉。瑞典體操是一套錯誤的身體素質教育體製,因為它沒有考慮到人的想象力,隻認為身體是一個物體,而不把它當成充滿了能量的能動體。  花園中跳舞的伊莎朵拉


    在斯德哥爾摩,我邀請著名劇作家斯特林堡來看我的舞蹈,我很景仰他。我給他在舞台上預留了位子,可是他就是不肯來。在斯德哥爾摩成功地演出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從水路回到了德國。在船上我大病一場,不想再做巡演了,這時我隻想一個人待著,不見任何人。


    6月,我去看了一下我的學校,突然特別想去海邊。我首先去了荷蘭的海牙,然後從那兒去了北海邊上一個叫諾德威克的小村莊。在那裏,我租了一幢位於沙丘中的別墅,它的名字叫“瑪利亞”。


    對於生孩子,我可是一點經驗都沒有,以為生產是自然而然的過程。我住的這幢別墅,離最近的城鎮也有一百英裏遠。我又請了一位鄉村醫生。我無知地以為這位鄉村醫生經常給人接生,所以我還算比較滿意。現在想來,她也隻適合給農婦接生。


    從諾德威克到最近的村子坎德威克大約有3千米的路程。在這裏,我完全是獨自生活。每天我都從諾德威克走到坎德威克,然後走回來。我一直渴望親近大海,現在終於如願以償地過著與世隔絕的桃源般的生活。在瑪利亞別墅,我從6月一直住到8月。


    同時,我同伊麗莎白頻繁通信,她在我外出期間代我負責格林瓦爾德的學校。7月,我在日記中寫下了各種教學計劃,還創編了包含500條內容的一套練習,這些練習會引導學生從最簡單的舞蹈動作學起,一直到最複雜的。我的小侄女坦普爾當時正在格林瓦爾德學校學習,她來別墅陪我住了3周,常常在海邊跳舞。  伊莎朵拉在柏林的別墅


    克雷格仍然是一刻也不願安寧,總是來去匆匆。可我再也不會感到孤獨了,我現在已有了孩子,她現在越來越能折騰。我美麗的大理石般的身體變軟了,脆弱了,延伸了,變形了,這真是匪夷所思。神經越健全,大腦越敏感,人就越容易感受到痛苦,這是大自然對人的可怕的報複。痛苦之餘也有喜悅。我每天往返於諾德威克和坎德威克之間的沙灘上,一邊是波濤洶湧茫茫無際的大海,一邊是高低起伏靜謐荒涼的沙丘,風景並不悅人。海灘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風吹著,暴風來的時候,瑪利亞別墅就像海上的一艘小船,整夜在風雨中飄搖。


    我開始害怕與人接觸。人們總愛竊竊私語,不懂得尊重孕婦。我曾看到一個獨自沿街行走的孕婦,路人不但不尊重她,反而將她當做笑柄。


    除了一位值得信任的朋友,我拒絕見任何來訪之人。他騎自行車從海牙來看我,給我帶來書籍和雜誌,還給我講最近的藝術、音樂和文學動態。他妻子是一位著名的女詩人,他很崇敬她。他做事有條不紊,定期來看我,風雨無阻。除了他,我與大海為伴,隻有沙丘和腹中的孩子能幫我排遣憂愁。那孩子在我腹中蠢蠢欲動了。


    在海邊散步時,我心情不定。有時覺得自己充滿力量,為這個小生命而自豪;有時又因為滿天的陰霾和洶湧的波濤弄得心情沉重,想象自己像一頭困獸,拚命想逃出牢籠,可是又無法逃脫。我總是竭力去避免這種狀態。雖然如此,這種心情卻還是時時襲來,讓我無法擺脫。更糟糕的是,我覺得大多數人都離我越來越遠,母親、克雷格都是如此。我對藝術的思考也越來越少了,隻能接受命運的安排,做好準備迎接這個小生命的到來。


    時間如此的漫長難耐,就在這種希望與絕望的交替之中,我常常翻閱我的人生曆程,童年時光、青春年華、在異國他鄉漫遊、在藝術世界中尋寶,這一切都變得模模糊糊,就像是遙遠的序幕,隻為靜待我的孩子的出生。這是隨便一個農婦都能做到的事情,這就是我所有遠大抱負的最終指向!


    母親為什麽沒有陪在我身邊?這都是因為她荒謬的偏見,她認為應該先結婚再生子。可她也曾結過婚,後來發現婚姻難以忍受,又同她的丈夫離了婚,為什麽還要讓我走進那個曾讓她飽受創傷的陷阱呢?我一直反對婚姻,堅信婚姻是一種荒謬的、使人淪為奴隸的製度,它不可避免地(尤其是對藝術家)導致男女雙方走向離婚的法庭和庸俗無聊的官司。如果有人懷疑我的觀點,那麽就翻閱一下藝術家離婚的記錄,以及最近十年美國報紙登載的離婚醜聞吧!雖然如此,我認為親愛的公眾還是熱愛他們的藝術家,生活中也離不開他們。


    8月,我請了一位看護,她叫瑪麗·奇斯特,我倆很快成了親密的朋友。她善良、耐心而細致。她的到來讓我感到欣慰。我開始感到害怕,便安慰自己女人總是要過這一關的。可這種想法絲毫不起作用。我的祖母生過8個孩子,母親也生過4個孩子,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我還是害怕,究竟在怕什麽,連我自己也不清楚。


    8月漸遠,9月到來了。我的身子變得越來越重,瑪利亞別墅高踞在沙丘之上,每次上去我都要走將近一百級台階。我常想起我的舞蹈,有時一想起不能從事自己的藝術,強烈的懊悔感就會猛然襲來。每當這時,我就感到體內的小生命用力地踢我三下,然後在裏麵翻一個身。於是,我又喜上眉梢了,並且會想:什麽是藝術?藝術就是生活中的歡樂和奇跡的反應。


    我原本漂亮的身子變得越來越臃腫,自己看了都感到不可思議。乳房不再小巧結實,而是變得又大又軟還下垂;靈巧的雙腳變得笨拙,腳踝也腫了起來;我的臀部也感到疼痛。我原來的美麗身軀,以及我以往的抱負及美譽都離我遠去,為此我痛苦而糾結。孕育一個生命對我而言,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可是一想到即將出世的孩子,所有這些痛苦就煙消雲散了。


    夜晚躺在床上,我在孤獨中盼望黎明,常常輾轉反側,坐臥難安。有時候我能感覺到孩子在踢我,我便將雙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安撫它。徹夜緊張的等待痛苦難耐。無數個這樣的難熬的夜晚,因為母性的光輝,我都熬過來了。


    有一天,以前我在巴黎認識的一個朋友(名叫凱瑟琳)從巴黎來了,她說打算留下來陪我住一段時間,這可真是件讓人高興的事。她很有吸引力,精力旺盛,活潑勇敢,後來嫁給了探險家斯科特船長。


    有天下午,我倆在喝茶時,我感覺像被人猛捶了一下後腰,接著就是劇痛,仿佛有錐子紮進了脊椎,疼得要命。從那一刻起,痛苦的磨難就開始了,陣痛一浪跟著一浪襲來。人們常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可怕,但是凡生過孩子的女人都不會害怕那種痛苦的,因為裁判所的折磨對於生孩子的痛楚來講,根本就不算什麽。我受盡折磨,那一陣陣的絞痛幾乎要撕裂我的筋骨和皮肉。有人說這種痛苦不久就會忘記的,但我的真實體會是,隻要一閉上眼就會聽見我當時痛苦的呻吟和尖叫,就好像我已不再是自己,而是與我的身體無關的東西圍著我旋轉。


    有人認為女人必須承受這種折磨,這種觀點實在是太殘忍了。現代科技這麽發達,無痛分娩應該早就實現了,但是卻做不到,這真是一種罪過,就像醫生不用麻醉藥做手術一樣不可原諒!一般的婦女得需要多大的耐心,才能經得起那種苦痛煎熬啊!


    這種可怕的痛楚持續了整整兩天兩夜。第三天早晨,那位可笑的醫生拿出來一副大產鉗,什麽麻藥也沒用,就完成了工作。我想,也許除了被火車軋以外,恐怕沒有什麽能與我受的罪相比了。如果不能設法讓婦女完全解除毫無意義的痛苦,我們就沒有必要去奢談什麽“婦女運動”或“普選權運動”。我堅持認為,應該像其他手術一樣,實現無痛分娩。


    是什麽愚蠢之極的迷信阻礙了這一目標的實現呢?人們習以為常,對這些痛苦視而不見,這簡直就和犯罪一樣。當然,也許有人會說,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遭這麽大罪。是的,印第安人、農民或非洲黑人生孩子時,不會像我這麽遭罪。但是,越是受過文明教育的女人,就越覺得這種痛苦可怕,越覺得不值得。即使是為了受過教育的婦女,也必須找到治愈這種可怕的痛苦的良方。


    是的,我沒有因生孩子的痛苦而死去。我們母女平安。也許有人認為,孩子是最大的回報。是的,我當時是高興萬分。可是至今一想起我受的罪,一想起由於操縱科學的人難以言說的自私自利和對痛苦的熟視無睹,使本來可以製止的殘暴現象依然存在,無數的婦女還要繼續遭受痛苦的煎熬,我就十分氣憤。


    啊,這可愛的孩子簡直是一個奇跡,像丘比特一樣可愛,藍藍的眼睛,棕色的卷發漸漸變得金黃。最神奇的是那張小嘴,找到乳房後,用沒有牙齒的牙床咬住奶頭,吸吮著汩汩湧出的乳汁。當嬰兒咬住奶頭,乳汁從乳房中不斷湧出,這時,母性被喚醒,偉大的母愛在母親心中升騰起來。


    啊,女人,麵對這樣的奇跡,我們還奢望去當什麽律師、畫家或雕塑家呢!現在我明白了這種博大的愛實在超越了對男人的愛。當這個小東西嗷嗷啼哭著要找奶吃的時候,我緊張得要命。生命,生命,生命,給我生命!啊,我的藝術呢?我的藝術、其他的藝術又在哪裏?去他的藝術!我隻覺得自己是神,是超越了任何藝術的神。


    剛開始的幾周,我常常抱著嬰兒一躺就是幾個小時,看著她入睡。有時看到她小眼睛裏流露出的目光,我覺得我接近了生命的奧秘,或許已看到了生命的根源。這個新誕生的身體中的靈魂,用好像是非常成熟的目光滿懷愛意地回望著我。愛,或許是所有一切的答案。


    我帶著孩子和可愛的朋友瑪麗·奇斯特回到了格林瓦爾德。學生們看到我的孩子都很高興。我對伊麗莎白說:“她是我們最小的學生。”克雷格想出一個愛爾蘭名字:迪爾德麗,意思是“愛爾蘭的愛”。於是,我們就叫她“迪爾德麗”。  亞馬遜女戰士


    我的體力逐漸恢複,常常站在那尊亞馬遜女英雄塑像前心生感慨,因為我和她一樣,再也不能重現戰場上往日的輝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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