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秋
1
我的好朋友羅茲·霍洛維茨與她的新任丈夫是通過交友網站相識的。羅茲比我大三歲，比我重二十二公斤，在外人看來算不得風韻猶存，因此我也打算試試看——盡管平時我盡量避免上網。羅茲的上一任丈夫患結腸癌去世，而她則開始享受生活了。倒不是說她現任丈夫是什麽人中龍鳳——他名叫托尼，以前在新澤西州做汽車玻璃生意——而是說是羅茲把他好好打扮了一番，又帶他到布魯明黛商場買了幾件襯衫，現在他們經常一起到猶太社區活動中心參加各種興趣班——西班牙語會話、交際舞、情侶按摩、手工皂製作、蠟燭製作，等等。我倒不急於找個丈夫，因為再結婚會徒增很多麻煩。可我也不想一個人孤獨終老，再說，能有個人陪我參加興趣班也不錯。我總覺得網絡交友是年輕人才玩的東西，可是羅茲說並非如此。“即便如此，”她說，“瑞秋，此時此刻就是你最年輕的一刻啊。”
我問她有哪些建議，她告訴我，不要用看上去比本人更年輕的照片。在網上人人都會撒謊，可諷刺的是，在網上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撒謊。於是我說：“羅茲，親愛的，真實生活跟這又有什麽兩樣呢？”
我約見的第一個男人叫哈羅德，我半開玩笑地問他是不是生來就叫這個名字，因為這名字聽起來像個老頭。不過哈羅德沒有領會我的幽默感，他略帶惱火地說：“你沒聽說過《哈羅德與紫色蠟筆》嗎？哈羅德是個小孩啊，瑞秋。”總之，這場約會沒了後文。
我約見的第二個男人叫安德魯，他的指甲很髒，搞得我沒心思注意他的人品。點的黃油紅糖可麗餅我也吃不下，因為——天啊，他的指甲實在太讓人分心了。我真想知道他來赴約之前都幹了些什麽，是參加園藝競賽嗎？還是把上一個跟他約會的女人埋掉？他說：“瑞秋·夏皮羅，你吃得太少了！”我考慮過把可麗餅打包帶走，可是真的有這個必要嗎？可麗餅不經放，重新加熱後就變得黏糊糊、軟綿綿的，就算硬著頭皮吃下去也是糟糕的經曆——因為你會一直想，可麗餅本來多好吃啊！
又過了幾個星期，安德魯打電話來問我想不想再約會一次，我趕快說：不必了，謝謝你。他問我為什麽，我不希望自己顯得過於斤斤計較，所以並不想把手指甲的事告訴他。或許我對這件事的確有心結，因為我前夫的指甲一向幹淨整齊，可他仍然是個爛人。就在我思考該怎麽和他說的時候，他說：“算了，我明白了，你不必扯謊來唬我。”
我說：“說實話，我覺得我們之間沒有擦出火花，而且以我們的年齡，”我六十四歲，“實在經不起再浪費時間了。”
於是他說：“告訴你吧，你本人比照片上老十歲。”給了我臨別的最後一擊。
我知道他是故意把話說得這麽難聽，不過保險起見，我還是把照片拿給羅茲看了。在我印象裏，這張照片是近期照的，但仔細回憶後，我想起這是布什第二屆總統任期結束時照的。羅茲說照片上的我的確顯得年輕一些，但這樣正適合我，不至於年齡懸殊得過分。她說如果我選對了餐廳，再配上合適的燈光，就能跟照片上一模一樣。我說那跟布蘭奇·杜波依斯往台燈上罩圍巾有什麽兩樣。後來羅茲在我家陽台上用手機幫我重拍了一張照片，這件事就這麽過去了。
我約見的第三個男人叫路易斯，他戴著精致的鈦合金鏡框眼鏡，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哇，你比照片上更漂亮。”這不禁讓我懷疑自己在選照片這件事上是不是矯枉過正了。盡管如此，我還是很快便對他產生了好感。他是一位美國猶太文學教授，在邁阿密大學任教，他說他以前常跑馬拉鬆，後來髖骨出了毛病，所以現在隻跑半程馬拉鬆。他問我平時做不做運動，我說做，我教老年人做普拉提，說到這裏——說不定我可以幫他緩解屈肌的病痛？我記得他說了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之類的話。再後來，為了證明我並不是繡花枕頭，我們談到了讀書。我說我非常喜歡菲利普·羅斯。恐怕所有跟我背景相似、年齡相仿的女人都會有這種陳腔濫調。可他卻說，不，菲利普·羅斯非常優秀。他曾經做過一場關於菲利普·羅斯作品的公開課，結果菲利普·羅斯本人也來了，而且還坐在第一排！菲利普·羅斯聽完了整堂課，中間還不時點頭，兩條長腿交叉，又分開，又再次交叉。下課後，他一言未發，直接起身離開了。
“他覺得怎麽樣？”我問，“他生氣了嗎？”
路易斯說他也不知道，這件事將永遠是他心中的未解謎團。
我說：“菲利普·羅斯的腿很長嗎？”
他說：“不如我的腿長，小瑞。”
偶爾調調情，倒也不失為一件樂事。
接著他問起我有沒有孩子。我說有個女兒，叫阿維娃。他說在希伯來語中阿維娃的含義好像是春天，或者是純潔，真是個美好的名字。我說我知道，正因如此，我和前夫才選了這個名字。他又說，這個名字不常見，我不認識叫阿維娃的人，隻聽說過那個給國會議員萊文惹麻煩的女孩。你還記得那件鬧得沸沸揚揚的醜事嗎？
“嗯。”我說。
他說：“那件事不僅敗壞了南佛羅裏達和整個猶太裔人群的名聲，還抹黑了政治人物，對整個文明社會來說都是一件醜事。”
他說：“你真的不記得了嗎？2001年那會兒這裏的新聞節目整天都在播這件事，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人們才把她淡忘了。”
他說：“我實在想不起她姓什麽了。你真的不記得她了嗎？告訴你，小瑞，她就跟莫妮卡·萊溫斯基沒兩樣。那個女孩明知他有家室還要勾引他。依我看，她要麽為了權，要麽為了名，或者是缺乏安全感。她長得就是一副風流樣，身材豐滿——就是那種人人都會誇她長了一張漂亮臉蛋的人——勾搭上萊文這樣的男人讓她覺得自己很神氣。我對這種人一點也不同情，她到底姓什麽來著？”
他說：“真是太可惜了，萊文一直是個不錯的國會議員。要不是那個小姑娘壞了事，他說不定會成為第一位猶太裔總統。”
他說：“你知道我最同情誰嗎？她的家長。”
他說：“不知道那個女孩後來怎麽了。你說，誰還願意雇用她？誰還願意娶她呢？”
他說：“格羅斯曼！阿維娃·格羅斯曼！就是這個名字！”
於是我說：“就是這個名字。”
我找借口去了趟衛生間，回來後，我讓服務生把沒吃完的海鮮飯打了包——這裏的海鮮飯很好吃，一人份又實在太大了。有些餐廳會在藏紅花上偷工減料，但是大蝦餐廳不會這樣做。海鮮飯不能用微波爐加熱，但放在爐灶上熱一下還是很不錯的。我說，我們平攤飯錢吧，路易斯說他正要付賬。但我的態度十分堅決，因為隻有當我打算跟一個男人再次約會時，我才會讓他請客。羅茲常說我這種做法不知該算女權主義，還是與女權主義背道而馳。不過在我看來，這隻是基本的禮節。
我們一起往停車場走，他說：“剛才在飯店裏是怎麽了？是我說錯話了嗎？我感覺氣氛一直很融洽，可是突然就變了樣。”
我說：“我隻是不喜歡你而已。”說完便上了車。
2
我住的公寓位於海灘地帶，有三間臥室。我在家裏就能聽見海浪的聲音，對家中的一切都很滿意——這就是獨居最大的好處。即便你嫁給一位常常不在家的人，比如醫生，他也會插手諸如家居裝飾的事。而他的意見通常是“我想要一張更有男子漢氣概的床”，或者“一定要裝遮光窗簾，你知道我的工作日程很不規律”，還有“這個的確很漂亮，可它不耐髒啊”。而現在，我的沙發是白色的，窗簾是白色的，羽絨被是白色的，廚房台麵是白色的，衣服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而且，不，它不會髒，因為我用得很小心。我買房子的時候房價臨近低穀——盡管生活有諸多不順意，但在房地產這方麵我運氣總是很好——如今這套公寓的價格已是我買下時的三倍。倘若我把它賣掉，可以賺上一大筆，不過說實話，賣掉了我又能去哪兒呢？你倒是說說，我還能去哪兒？
阿維娃小時候，我還沒離婚，那時我們住在城市另一頭，在一幢意式托斯卡納風格的小別墅裏。別墅位於茂林會所——一個封閉式的社區。如今我不在那裏居住，我終於可以直言相告，那幾扇大門一直讓我心裏不舒服——住在博卡拉頓，我們該提防誰呢？不管怎麽做，茂林會所裏還是時常有人遭搶劫。那些大門就是用來招賊的。越是門禁森嚴，外人就越覺得裏麵有東西值得這樣大費周章地防護。不過我正是在茂林會所結識了羅茲，可以說不論我經曆了什麽樣的波折，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也是在那裏與萊文一家相識的。他們搬進來的時候阿維娃十四歲，在讀高一。
我們與亞倫·萊文相識的時候，他還是個聲望不高的州眾議員。他的妻子艾伯絲才是家裏的經濟支柱——她是南佛羅裏達醫療集團的內部法律顧問。羅茲給亞倫·萊文起了個綽號——“猶太超人”。說實話，他長得的確很像超人。他隻穿著運動鞋身高就有兩米，一頭黑色卷發，藍綠色的眼睛，臉上總帶著開朗、和善又憨厚的笑容。他是個能文能武的男人，既穿得起禮服襯衫，也穿得起安納波利斯的海軍製服——那副肩膀足以勝任這樣的角色。他比我和羅茲小幾歲，但年齡差距不大，所以羅茲常開玩笑，說我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應該試試勾引他。
他的妻子艾伯絲則總是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她上半身清瘦，下半身卻很粗壯——小腿和屁股很粗，膝蓋也肉乎乎的。不知她要花費多少精力才能讓那一頭棕色卷發長期保持筆直的金色“波波頭”發型。羅茲總是說：“氣候這麽潮濕，哎喲，梳那個發型簡直是瘋了。”
說實話，我也曾試著跟艾伯絲交朋友，可她就是不為所動（不僅我如此，羅茲也試過）。我和邁克請他們到家裏吃過兩次晚飯。第一次我忙了一整天，做了牛胸肉。盡管開著空調，穿著dkny露肩連衣裙，我還是汗濕了衣衫。第二次我做了楓糖漿烤三文魚。這道菜不難做，先醃十五分鍾，再烤三十分鍾就大功告成了。可艾伯絲從來沒有回請過我們，我也就領會了她的意思。再後來，阿維娃讀高三時，亞倫·萊文要參加國會競選，他們一家便搬去了邁阿密，我以為自己從此不會再與他們有瓜葛。人這一輩子會遇到很多個鄰居，但隻有少數幾個才能成為羅茲·霍洛維茨那樣的朋友。
然而在我腦海縈繞了一整天的並不是羅茲，而是萊文夫婦，直到電話鈴響的那一刻，我還在想著他們。打電話的是公立學校的一位曆史老師，問我是不是艾斯德爾·夏皮羅的女兒。她一直想聯係媽媽，問她能否到她所在的高中為幸存者紀念日致辭，可是媽媽既沒回短信也不接電話。我向她解釋，大約六個月前，媽媽患上了嚴重的中風，所以不行，艾斯德爾·夏皮羅沒法出席幸存者紀念日。今年他們隻能找其他的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了。
曆史老師哭了起來——那副唯唯諾諾的樣子讓人心生厭煩——她說要把幸存者聚齊越來越難了，即使在博卡拉頓也不例外——這裏百分之九十二的居民都是猶太人，除了以色列以外，這裏是全世界猶太民族氣氛最濃的地方。她說，二十年前她發起幸存者紀念日活動時，幸存者還很好找，可是現在還剩下多少人呢？就算你躲得過癌症，躲得過猶太人大屠殺，死神早晚也會追上你。
這天下午，我到療養院去探望媽媽，那裏總是彌漫著一股學校食堂與死亡的混合氣味。媽媽的手綿軟無力，左半邊麵孔耷拉著。依我看，沒什麽好遮掩的，她就是一副中了風的樣子。
我告訴她，有個唯唯諾諾的中學老師在找她，媽媽努力地想說話，但隻發出了幾個元音，沒有輔音——或許是我這個女兒不稱職，反正我沒聽懂。我告訴她，這次約會原本非常愉快，可那個男人突然開始對阿維娃說三道四，結果不歡而散。媽媽的表情讓人難以捉摸。我說，我很想念阿維娃。我知道母親無法回答我，所以才這樣說。
我正要離開療養院的時候，媽媽的妹妹梅米來了。梅米是我見過最樂觀開朗的人，但有時候她這個人不太可信。這麽說其實有點不公平。與其說是梅米不可信，倒不如說是我不相信所有的樂天派和所謂的幸福感。梅米張開胖乎乎、鬆垮垮的手臂抱住我（小時候，我和弟弟把這樣的手臂稱作“哈達薩臂”），告訴我母親曾問起過阿維娃。
我問：“她究竟是怎麽問的，梅米？”因為媽媽根本不能說話。
“她說了她的名字。她說‘啊——喂——哇’。”梅米堅定地說。
“整整說了三個字？”我不太相信。再說，媽媽說的詞聽著全都像“阿維娃”。
梅米說她不想跟我爭論這些，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為八十五歲的媽媽策劃生日聚會。梅米還沒想好在哪裏舉辦聚會。在這裏？盡管媽媽住在這兒，但這裏並不是她的家。去別處？媽媽的身體不知能否經得起折騰。梅米自然覺得換個環境聚會更好，找個風景好的地方——去博卡拉頓藝術博物館，或者去米茲納公園那個有早午餐的飯店，或者去我的公寓。“你的公寓實在太美了。”梅米說。
我說：“梅米阿姨，你真的覺得媽媽想要辦聚會嗎？”
梅米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母親更喜歡聚會的人了。”
我不禁懷疑梅米和我說的是不是同一個人。我曾經問過母親，她和爸爸過得幸不幸福。“他很會賺錢，對你和你弟弟也很好。至於幸福，”母親說，“那是什麽？”可以說，這是我第一百萬次意識到，做一個女人的妹妹與做她的女兒是完全不同的經曆。
我說：“梅米，你真的認為現在是辦聚會的好時候嗎？”
梅米看著我的神情，仿佛我是她見過最可憐的人。“瑞秋·夏皮羅，”她說，“任何時候都是辦聚會的好時候。”
3
我和邁克還沒離婚的時候，曾有一次開車到邁阿密大學跟阿維娃一起吃晚飯，她說她有件大事要告訴我們。拖延了好幾個學期之後，她終於決定了要修什麽專業：西班牙語文學和政治學。
邁克說，這個專業聽上去很了不起。不過他對阿維娃總是一味寵溺，隻有我才會問她畢業以後打算幹什麽，因為這個專業聽著像是個花架子。在我腦海中，女兒仿佛永遠住在她兒時的房間，不會長大。
阿維娃說：“我想從政。”她解釋說，選修西班牙語文學是因為我們這一帶贏得選舉的人都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至於政治學，她覺得這是明擺著的事。
“政壇可不是個清淨之地。”邁克說。
“我知道，爸爸。”阿維娃說著在他臉頰上親了一口。接著她問邁克跟萊文議員還有沒有聯係。雖然萊文一家搬離我們隔壁已經有段日子了，但大約一年前，邁克為議員的母親做了心髒手術。阿維娃希望能借這層交情謀得一份入門的工作或實習機會。
邁克說他明天就給議員打個電話，他也的確是這樣做的。凡是與阿維娃有關的事，邁克都會記在心上——她是爸爸的心肝寶貝。我總覺得“美籍猶太裔小公主”這樣的稱呼十分刺耳，但事實的確如此。總之，邁克與萊文通話之後，萊文把一位同事的聯係方式給了邁克，於是阿維娃就去為議員先生工作了。
那段時間，我在博卡拉頓猶太學校擔任副校長，這所學校招收從幼兒園到十二年級的學生。這個職位我已經做了十年，而那年秋天，我沒有時常開車到邁阿密看望阿維娃，原因之一是有人發現我的上司——校長費舍先生與一名畢業班的女生有染。盡管那個女孩已經年滿十八周歲，但是校長作為一名成年人，又是教育行業的從業者，還是應該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伊萊·費舍決意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信心堅定到了愚蠢的程度，他想讓我在董事會麵前為他求情。“你了解我的，”費舍說，“求你了，瑞秋。”
我的確很了解他，正因如此我才告訴董事會，他們應該立即解雇費舍。在他們尋覓繼任者的同時，我成了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校長——第一個擔任這個職位的女性，不過這其實也沒什麽。
費舍回來收拾東西的那天，我送給他一個奶油巧克力雙色派。這既是一份請求和解的禮物，也是我用來探查他離職進展的借口，因為我想讓他盡快離開我未來的辦公室。他打開白色塑料袋，端起奶油巧克力雙色派，扔飛盤一樣朝我的腦袋砸過來。“叛徒！”他大聲吼道。我及時躲開了。那個派是我在國王糕餅店買的——六寸大，口感很像法式小蛋糕。他可真是個傻子。
等我在複活節時見到阿維娃，她瘦了不少，但是氣色很好，心情也不錯，所以我推測她工作得很順心。或許阿維娃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舞台，說不定政壇真的就是她的舞台？我不禁幻想自己參加她的就職典禮，用一塊紅白藍相間的愛馬仕絲綢手帕擦拭眼角的情形。阿維娃從小就是個聰明伶俐、精力充沛的女孩，但她的聰慧和精力總是很分散，像四射的陽光，又像散落滿地的玻璃球——難不成年輕人就是這樣的？我問她：“看來你很喜歡在議員先生手下工作？”
阿維娃笑了：“我不是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算不上。”
“那你平時都做什麽？”
“很無聊。”她說。
“我不覺得無聊！這可是你第一份正式工作！”
“我沒有工資可拿，”她說，“所以這不算正式工作。”
“不管怎麽說，還是很激動人心，”我說，“跟我說說，好女兒，你平時都幹什麽？”
“我負責買百吉餅。”她說。
“好吧，還有呢？”
“他們派我去打印店。”
“那你都學到了什麽？”我說。
“學了怎麽雙麵複印，”她說，“怎麽煮咖啡。”
“阿維娃，別鬧了，至少跟我說件正經的新鮮事，我好講給羅茲聽。”
“我做這份工作可不是為了讓你給羅茲·霍洛維茨講故事的。”
“給我講講議員先生吧。”
“媽媽，”她不耐煩地說，“沒什麽可講的。他在華盛頓，而我基本都跟競選團隊一起工作。一切工作都是為了籌集經費，而每個人都煩透了籌集經費。不過大家對競選充滿信心，也對議員先生充滿信心，所以我覺得這也沒什麽問題。”
“那你喜歡嗎？”
她深吸了一口氣：“媽媽，”她說，“我愛他。”
起初，我還以為她說的是工作，說她愛上了政治。但我很快便發覺，她說的不是這個。
“才剛開始沒多久，”她說，“但我想我愛上他了，真的。”
“他是誰？”我問。
她搖搖頭：“他很英俊，是個猶太人，我不想說太多。”
“你們是在學校認識的嗎？”
“我不想說太多。”
“好吧，”我說，“那你至少告訴我，他是不是也愛你？”
阿維娃臉紅的樣子很可愛，像她嬰兒時期發燒的樣子：“也許愛吧。”
她對我有所隱瞞。她想隱瞞的事情其實很明顯，可我當時並沒往那個方向想。她隻有二十歲，還是個孩子，父母的乖乖女。我並不相信我的阿維娃會卷入那樣不堪的事件。我對她十分信任。
“他多大了？”我問。我最糟糕的設想隻是他年齡大而已。
“比我大。”她說。
“大多少？”
“沒有爸爸年紀大。”
“好吧，這也算是一點安慰。”我說。
“媽媽，他已經結婚了。”阿維娃說。
天啊，我心想。
“可是他並不幸福。”她說。
“親愛的，我鄭重地提醒你——求求你，不要摻和到別人的婚姻當中。”
“我知道，”她說，“我知道。”
“你知道什麽？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你最重要的資本就是清白的名譽。”
阿維娃哭了：“所以我才想告訴你。我實在太慚愧了。”
“你必須跟他做個了斷，阿維娃。絕不能繼續下去了。”
“我知道。”她說。
“別再跟我說‘我知道’！‘知道’一點兒用也沒有。你得說‘我會這麽做’，然後就開始行動。趁現在事情還沒鬧大，除了我沒人知道。”
“好吧，媽媽。我會這麽做的。請你保證不要告訴爸爸。”
進入光明節的第四五天，我開車到邁阿密，想確認阿維娃已經跟那個已婚男人一刀兩斷了。我心事重重，往阿維娃的寢室帶了太多東西。我帶了一個光明節的電燭台、一網袋的巧克力金幣、在布魯明黛買的擦臉毛巾（每條毛巾額外付了七美元，在店裏繡了字），還有國王糕餅店的兩塊奶油巧克力雙色派——她小時候最喜歡吃這個。
“怎麽樣了？”我說。
“媽媽，”她說，“他的婚姻早就名存實亡，隻是他暫時還不能跟妻子分手。現在的時機不對。”
“唉，阿維娃，”我說，“有家室的男人都這麽說。他絕對不會跟妻子分手的，永遠都不會。”
“不，”阿維娃說，“我說的是實話。他現在不能離婚，真的有個重要的理由。”
“是嗎，”我說，“什麽理由？”
“我不能告訴你。”她說。
“為什麽？我也想聽聽這個重要的理由。”
“媽媽。”她說。
“我一點具體情況都不知道，怎麽幫你出主意？”
“要是我把理由告訴你，你就知道他是誰了。”阿維娃說。
“那可不一定。”我說。
“你肯定知道。”她說。
“你倒是說說，就算我知道他是誰又能怎樣？我誰也不會說的。隻要是與你有關的事，我一向守口如瓶。”
“理由就是——”她頓了頓，“理由就是他現在正忙著連任競選。”
“天啊，”我說，“求求你趕快跟他做個了斷。阿維娃，你不能這樣下去。你為他妻子考慮——”
“她特別差勁，”阿維娃說，“你自己也常常這麽說。”
“那你也該為他那幾個兒子考慮。為他的選民，為那些給他投了票的人考慮。為他的前途考慮。也該為你自己考慮，為你的名聲考慮啊！要是這些還不夠，也該為爸爸、我和你的外婆考慮一下！”
“別小題大做了。誰也不會發現的。我們會保持秘密來往，直到他可以離婚為止。”阿維娃說。
“求你了，阿維娃，聽媽媽的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哪怕你狠不下心與他分手，最起碼先冷靜一段時間，等他離婚後再說。如果你們的感情是真的，就算等到明年也不會淡的。”
阿維娃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我想自己可能終於說動她了。她在我麵頰上親了一口：“別擔心，我會小心的。”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加入邪教團體恐怕就是這樣的感受。
那天夜裏我難以入眠。第二天請了病假沒去上班——我從不生病，所以也從不請病假，盡管我當時已經四十八歲。我去看望媽媽，想征詢她的意見。
“媽媽，”我說，“阿維娃出事了。”我把形勢向母親描述了一番。
“阿維娃是個聰明人，”過了許久，媽媽說道，“但她還年輕，有些事情是她難以預料的。你去找萊文的妻子。你認識那個女人，有過交情，可以約她見麵。讓議員的妻子跟他講講道理。”
“可是，這樣我不就辜負了阿維娃的信任嗎？”
“長痛不如短痛，現在痛是為她好。”
“那要把我的打算告訴阿維娃嗎？”
“這完全由你決定，但換作是我就不會告訴她。她現在聽不進道理，也不可能從你的角度看問題。再說，不論你這樣做算不算出賣她，在她看來都算是出賣。要是你不告訴她，也許她永遠都不會發現。”
我即將與邁克結婚時，母親陪我去買婚鞋。我記得自己當時在想，為什麽要這樣大費周章？我必須要穿白色的鞋子嗎？不過後來我看見了一雙鞋，鞋麵鑲滿水鑽，三英寸的細高跟。“媽媽，”我說，“你看這雙鞋多漂亮。”
“嗯。”她說。
“怎麽了？”我說，“多美啊。”
“好看歸好看，”她說，“但你的裙子一直拖到地麵，誰也看不見你的鞋，還不如穿一雙舒服的。”
“可我自己心裏清楚穿的是什麽鞋啊。”我說。
她撇撇嘴，那是她的標誌性表情。
“我穿七號半。”我對售貨員說。
我穿上鞋子，腳的確有點痛，但是還可以接受。
“你的腿美極了。”售貨員說。
“沒人能看見她的腿，”媽媽說，“你還能走路嗎？”
我走了幾步。
“瞧你那顫顫巍巍的步子，像個瘸子一樣。”她說。
“我覺得自己像變身的灰姑娘一樣，”我說，“我要買這雙鞋。”
“這雙鞋是一筆不錯的投資。”售貨員說。
母親哼了一聲。
“這雙鞋你能穿一輩子。”售貨員又說。
“這雙鞋會在你的鞋櫃裏待一輩子，”媽媽說，“你保證不會再穿第二次。”
“買了這雙鞋，就會有穿它的機會。”售貨員說。
“不用你付錢。”我對母親說著，把自己的信用卡放在櫃台上。
回到車上，我母親說：“瑞秋——”
“別再揪住鞋子不放了。已經完事了。我已經買下了。”我說。
“不，不是這件事。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我對這雙鞋這樣反感。你若是喜歡，就應該買下。我想說的是——”她頓了頓，很快又說道，“你不是非嫁給他不可。”
“什麽？”
“你知道的，我是想說，你可以嫁給他，也可以不嫁給他。”她的語氣輕描淡寫，像是在說晚飯可以吃三明治，也可以喝湯，她都無所謂。
“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歡他？”我問。
“不，我對他沒意見，”她說，“但我越想越覺得，應該讓你知道，取消一場婚禮並不比辦一場婚禮更難。”
“什麽？”
“我想說，這件事的確很吸引人，”她說，“事情一旦開了頭，再停下來就很難。想想希特勒，瑞秋。”
這世上沒有任何人能比希特勒更讓媽媽不齒的人了。她極少提起他，但凡真的提起他，那一定事關重大。“我不明白你這話是什麽意思，媽媽。”
“或許在某一時刻，那個人渣也曾經對‘最終解決方案’產生過懷疑。倒也不一定，因為他不是個善於自省的人，總之誰也無法確定。可是當猶太人被屠殺了一兩百萬的時候，在他病態的內心深處，或許也曾偷偷地想過：‘夠了。這樣什麽問題也解決不了，反而製造了更多問題！真不知我當初為什麽會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可當時他的計劃已經開始實施，於是就……”
“你真的要把邁克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嗎？”
“不，在這個比喻裏，你才是希特勒，你的婚禮就是‘最終解決方案’，而我則是有良心的德國人，不願意袖手旁觀。”
“媽媽！”
“別這麽較真。我隻是打個比方。大家講故事都是為了講道理。”
“你可不是！你不會這麽做，起碼不會拿希特勒講道理！”
“你冷靜一點，瑞秋。”
“你為什麽要說這些？你是不是知道什麽跟邁克有關的事？”畢竟這個女人曾經說過，她不知道什麽是幸福。我實在想不出這是怎麽回事。
“我什麽也不知道。”她說。
“看你的樣子就是知道。”
“我什麽也不知道，”她說著從包裏拿出一個裝有檸檬硬糖的鐵皮盒——母親身上永遠都帶著糖，“你要一塊嗎？”
“不要。”
她聳聳肩，把盒子放回包裏，“我什麽也不知道，”她重複了一遍，“但我覺得，他並沒有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你身上。”
我的手直發抖：“那他把心思放在哪裏？”
“我也不知道，”她說，“但你是自由之身，我的女兒，你還有別的選擇。你的確買了那雙鞋，但你可以穿著它去聽歌劇，而不是參加婚禮。這雙鞋穿到劇院會非常出彩。我想說的就這麽多，”她微微一笑，拍拍我的大腿，“那雙鞋非常漂亮。”
我婚禮上穿的正是那雙鞋，結果在走出教堂的時候扭傷了腳踝。整場婚宴上我都一瘸一拐，根本沒法跳舞。
母親的建議總是十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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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艾伯絲的答錄機留了一條囉裏囉唆的語音留言：“艾伯絲，我是你以前的鄰居，瑞秋·格羅斯曼——”那時候我還叫瑞秋·格羅斯曼，“茂林鄉村會所的瑞秋·格羅斯曼，住在普林斯頓路，博卡拉頓，佛羅裏達州，地球，哈哈！說正經的，我近來想起你，還有孩子們——”天啊，這可怎麽說，“還有孩子們小時候的情景，所以我想約你吃個午飯，敘敘舊。”
過了一個星期，她也沒給我回電話。她為什麽要回電話呢？牛胸肉她吃了，三文魚她也吃了，我們還是沒能成為朋友。我決定往她的工作單位打電話。她的秘書讓我等了一會兒，聽筒裏的彩鈴是《三大男高音聖誕演唱會》專輯，我記得自己至少聽完了兩首不同版本的《聖母頌》，她的秘書才來回話：“艾伯絲在開會。”
“她真的在開會嗎？”我問。
“當然了。”他說。
我開始盤算，是不是應該給她遞張匿名字條，把婚外情的事情告訴她。可我怎樣才能保證字條隻有她一個人看見，而不會落在秘書或其他外人手裏呢？
我正在琢磨要不要直接開車到她辦公室去——她工作的地方在棕櫚灘鎮，車程四十五分鍾——艾伯絲忽然回了電話。
“瑞秋，你好，”艾伯絲說，“接到你的電話我太驚訝了。你過得怎麽樣？邁克醫生還好嗎？阿麗莎呢？”
放在平時，這樣的錯誤準會讓我心生芥蒂（我們可是鄰居！阿維娃舉辦成年禮時還邀請了他們家！），不過此時我心裏卻鬆了口氣，她連阿維娃的名字都不知道，說明她對這場婚外情一無所知。“阿維娃很好，”我說，“她如今在眾議員的競選團隊裏實習。”
“我竟然不知道，”艾伯絲說，“真是太好了。”
“是啊。”我說。
我知道事不宜遲。
可我總不能隻用一通電話就毀掉一個女人的婚姻啊。
“要不要一起吃午飯呢？”我說。
“哦，瑞秋，”她說，“我非常想去！但我實在太忙了，工作的事情很多，議員換屆選舉也很忙。”
“用不了多長時間，”我說，“哪怕隻喝杯飲料也好。”
“我最早也要等到今年夏天才有時間。”艾伯絲說。
我必須得找個借口跟她見麵，一個讓她無法拒絕的借口。我想起阿維娃說競選需要籌錢。那就談錢，我心想。
“是這樣的，我給你打電話不隻是為了敘舊，而是想跟你討論舉辦一次籌款活動，”我說，“不知你聽說沒有，我最近當上了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校長，我一直在找機會，把猶太民族的傑出人士介紹給我們的學生。所以我想，假如學校舉辦一次購票入場的夜間演講會，由議員先生主講，這樣不是很好嗎？讓我們的學生了解議員先生，家長也可以參加，好好辦一場活動，這對我們和議員先生都有好處。由博卡拉頓猶太學校舉辦的猶太裔領導人之夜，我們能不能談一談呢？”
她大笑起來。“隻有事關競選，這些‘飼養員’才肯放我出來，”她語氣有些難為情，“下個星期四一起吃午飯怎麽樣？”她說。
為了這個重要的場合，我在洛曼百貨買了一身盛薔的西裝。衣服是黑色的，帶有金色的紐扣，鑲了白邊。衣服的折扣很大——在佛羅裏達穿這種布料太厚重了——還算合身。
洛曼百貨的試衣間是敞開的，也就是說，其他人也能看見你試穿衣服，並對你的衣服發表意見。
“你穿這件衣服非常漂亮，”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比現在的我要年輕）對我說，她隻穿著內衣、內褲，頸上戴一條粗重的綠鬆石項鏈，“非常苗條。”
“這個風格不太適合我，”我說，“你的項鏈很漂亮。”
“這是我去新墨西哥州的陶斯鎮看望兒子時買的。”她說。
“我聽說那裏很漂亮。”
“就是一片荒漠，”她說，“要是你喜歡沙漠的話，還不錯。”
我揮了揮手臂，感覺自己好像穿了一身盔甲。
“這件西裝簡直是為你量身定做的。”那位上了年紀的女士說道。
我望著鏡子中的自己。一個穿西裝的女人，土裏土氣，神情嚴肅，像是監獄裏的女獄管。她跟我一點也不像，這正是我所要的效果。
我趕到飯店時，艾伯絲已經到了，同來的還有一位負責為萊文議員籌款的主管，具體頭銜我記不清了。他叫喬治，十分麵善，可我卻恨不得拿起叉子戳他。她居然帶了外人來！我隻好虛情假意地開始討論那場子虛烏有的籌款活動。這頓苦不堪言的午飯吃了四十五分鍾之後，艾伯絲說她有事，得先走，讓喬治跟我繼續討論籌款事宜。“真是太好了，瑞秋，多虧了你，我才能從辦公室出來透透氣。”
“你這就要走了？”我說。
“有機會我們一定要再聚。”她的語氣再清楚不過，我們不會再見麵的。
我望著她離開，等她走過門口的迎賓台時，我站起身，說：“喬治。”
“怎麽了？”他說。
“不好意思。我得去一趟衛生間！”我意識到這樣詳細地說有些反常，但我不想讓他猜到我真正的動機。
“好啊，你不用等我批準。”他輕快地說。
我按捺著步伐向衛生間走去，然而剛過迎賓台，脫離了喬治的視線，我立刻向停車場飛奔而去。謝天謝地，她走得不遠。我像瘋子似的一邊跑一邊大聲叫她的名字：“艾伯絲！艾伯絲！”
滾燙的路麵幾乎融化成了瀝青，我的鞋跟陷進了地麵，我跌倒在地，擦破了膝蓋。
“瑞秋，”她說，“天啊，你沒事吧？”
我連忙站起身：“沒事。隻是……地麵太黏了，”我說，“我真是笨手笨腳的。”
“你真的沒事嗎？我看好像流血了。”她說。
“是嗎？”我笑了起來，好像我的血是個有趣的笑話。
她對我微笑：“我說，這次見麵真開心。能跟你相聚我很高興。我們應該……沒錯，你真的流血了。我好像有個創可貼。”她在手提包裏翻找起來，那個亮麵皮包呈五邊形，邊角包著黃銅，約摸有一個小行李箱那麽大。總之，這個皮包可以當武器用。
“你隨身還帶著創可貼？”我沒想到她這種人會隨身攜帶創可貼。
“我有好幾個兒子，”她說，“幾乎算半個護士。”她繼續在包裏翻找。
“沒事，”我說，“正好應該讓傷口透透氣。這樣血凝結得更快。”
“不，”她說，“這種說法隻是以訛傳訛。受傷的前五天，應該讓傷口保持潮濕，這樣愈合得快，又不容易留下疤痕。找到了！”她遞給我一個印著恐龍圖案的創可貼，“你應該先把傷口清洗一下。”
“我會的。”我說。
“我好像還帶了抗菌藥膏。”她又開始在包裏翻找。
“你這個包簡直是魔術師的帽子。”我說。
“哈。”她說。
“好了！”我說，“你不必費心了。”
“好吧，”她說，“我們有空應該再聚。”
於是我說：“是的，的確應該再聚。”
於是她說：“你還有什麽事嗎？”
我知道，若現在不說，就再也沒機會了，可我就是張不開口。這種事情實在沒法說得委婉動聽，我隻好直接說：“你的丈夫跟我的女兒有婚外情，我很抱歉。”
“哦。”她說。短短一個字，那音調讓我想起了心髒監測儀上的那條橫線：高亢而決絕，透出死亡的意味。她撫平自己身上那套西裝——深藍色，跟我身上這件幾乎一模一樣，又整理了一下稻草人似的直發——在這片地獄一樣的停車場站得越久，她的頭發似乎就越蓬亂：“你為什麽不去找他呢？”
“因為……”因為我母親讓我來找你？我究竟為什麽沒有去找他呢？“因為我覺得這是女人之間的事。”我說。
“因為你覺得，假如我不施加壓力，他就不會分手。”
“對。”
“因為你不想讓你女兒知道你出賣了她，”艾伯絲繼續說，“因為你想讓她愛戴你，把你當成她最好的朋友。”
“對。”
“因為她是個蕩婦——”
“拜托，”我說，“她隻是個犯了錯的孩子。”
“因為她是個蕩婦，”她說，“而你是個懦夫。”
“對。”
“因為你想製止這件事，你覺得我知道應該怎麽做。”
“對。”
“因為你看看我丈夫，再看看我，你覺得我早就經曆過這種事。是不是？”
“我真的很抱歉。”
“抱歉有什麽用。我會處理的，”艾伯絲說，“我會告訴喬治壓根就沒有什麽籌款活動。狗屁猶太裔領導人之夜！下次你再想把別人的婚姻搞砸，在他媽的電話裏說就行了。”
我滿心愧疚，但卻輕鬆了不少。我把自己的負擔轉移到了別人身上。我回到飯店跟喬治喝了一杯伏特加湯力水。我問他，在萊文夫婦手下工作是什麽感覺。
“他們人非常好，”他說，“才貌雙全，真是再好不過了。大家都覺得他們是天生一對。相信你也看得出來，對吧？”
5
在遇見那個渾蛋路易斯之後，我決定把網上交友這件事先放一放，安心地給羅茲和賣玻璃的托尼當電燈泡。這位玻璃商人說他很樂意與兩位女士相伴，而且說實話，他才是真正的電燈泡，因為我和羅茲的友誼比他們的戀情開始得更早。
羅茲和托尼打算在克拉維斯演藝中心訂購百老匯劇目套票，羅茲想讓我也一起訂。三張聯排座位？我說，那我可真成了你們倆的電燈泡了。她說，那又怎樣？托尼說他願意坐在中間。
於是我們每個月都會一起看場劇，托尼和羅茲來接我，先找個地方吃晚飯，然後再去劇院。看完第一場劇——《歌舞線上》以後，托尼就開始叫我“腿女士”。他說我長了兩條舞蹈演員的腿。我說我長的是跳普拉提的腿。羅茲則說自己長了兩條火雞腿，脖子也像火雞一樣鬆鬆垮垮，大家笑得前仰後合。我們三個人的關係就是這樣。或許算不得深情厚誼，但也可謂其樂融融，正適合打發時間。
第三場劇是《卡美洛》，羅茲有點咳嗽，不能去看。羅茲說她不想整場劇都咳個不停。我說這裏可是南佛羅裏達，音樂劇場裏的咳嗽聲比音符還多。話雖如此，羅茲還是說，她可不想加入南佛羅裏達的老年咳嗽合唱團。
於是托尼單獨跟我去看劇，吃晚飯時我們談起了羅茲。他說自己能遇到她實在是太幸運了，她填補了他生命中的空缺。我則說，這世上找不到比羅茲·霍洛維茨更好的人了。他又說，他很高興能與羅茲的朋友也成為朋友。
音樂劇唱到一半，當桂妮薇兒唱《愛欲洋溢的五月》時，他的胳膊肘越過了座位之間的扶手。我把它頂了回去。到了第二幕，桂妮薇兒演唱《我曾在沉默中愛戀你》時，那隻胳膊肘又回來了。這次我把它一下推回了他的座位。他對我笑笑：“抱歉，”他耳語道，“我塊頭太大，劇院都裝不下了。”
往停車位走時，他說：“有沒有人跟你說過，你長得非常像伊馮娜·德·卡洛？”
“你是說吸血鬼夫人？”我說，“她還在世嗎？”
他說在那部劇之前，她還演過許多其他角色：“《十誡》裏麵扮演蛾摩拉的不正是她嗎？”
“蛾摩拉不是個角色，”我說，“是座城市。”
“我很確定她演的就是蛾摩拉，”他說，“那部電影我看一千遍了。”
“那是個城市，”我說，“一座充滿暴力、令人作嘔的城市，裏麵的居民對人滿懷惡意，大行淫蕩之事。”
“什麽樣的淫蕩事？”他說。
我才不會上他的當。“好吧，”我說，“隨便。”
“你怎麽就不能對我和藹一些呢，瑞秋？”他說，“我喜歡你對我和顏悅色的樣子。”
送我回家時，這位玻璃商人費了好一番口舌，堅持要把我送到門口。“不必了，”我說，“我知道家門口的路該怎麽走。”
“對你，就應該提供全套服務。”他說。
“我沒事。”我說。
“我答應過羅茲要送你回家。”他說。
我們往家門口走，到了以後我說：“晚安，托尼。替我向羅茲問好。”
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他身邊。他通紅肥厚的嘴唇緊緊吸住我的嘴唇不放：“你不想邀請我進屋嗎？”
“不，”我扭開嘴唇，掙脫手腕，說，“你會錯意了。羅茲是我最好的朋友。”
“別裝了，”他說，“你跟我眉來眼去已經好幾個月了。別抵賴。”
“我絕對沒有！”
“女人對我暗送秋波，我覺得我還是看得出來的。對於這種事情我很少出錯。”
“這次你真的大錯特錯了，托尼。”我從包裏翻出了鑰匙，但手卻抖個不停——因為憤怒，而不是恐懼——一直打不開門。
“那你總說要教我普拉提是怎麽回事？”他說。
“那是我的工作，”我說，“而且我確實認為，隻要加強腹部鍛煉就能幫你緩解坐骨神經痛。”
“今晚你就可以幫我鍛煉腹部。”他說。
“你該走了。”我說。
“好了，放輕鬆。”托尼說著，開始用他那凹凸不平的厚手掌摩挲我的肩膀，感覺很不錯，但我並不想讓他把手放在那兒，“別這麽不解風情。對這種事，我跟羅茲早有共識。”
“不可能。她不是那種人。”
“你並不了解羅茲。”玻璃商人說。
“對於羅茲，我一清二楚。即便你們‘有約在先’——且不管我信不信——我也不要你！”
我把鑰匙插進鎖孔，他想跟在我身後闖進房間。我一把推開他，把他的腳從門檻上踢下去，關上門，插上了插銷。
我聽見他直喘粗氣，過了一會兒，他說：“我希望你不要太幼稚，瑞秋。”他的意思是，他不想讓我把這件事告訴羅茲，而且他希望百老匯戲劇之夜能夠照常進行。
玻璃商人終於走了，我想給羅茲打電話，把這件事告訴她，但我沒有這樣做。畢竟沒有真的發生什麽事。要想生活沒煩惱，該管住嘴的時候就得管住嘴。
六十四歲的我仿佛再次回到了高中。
盡管托尼的不忠讓人備感壓抑，並且讓我為朋友感到悲哀，但是我想講給羅茲聽的並不是他的不忠，而是想把這個故事告訴她。
我盯著電話，竭力遏製自己給羅茲打電話的衝動，就在這時，電話鈴響了。
“羅茲？”我說。
原來是那個渾蛋路易斯。“我反思了很長時間，”他說，“我知道是怎麽回事了。是我說錯話了，對不起。我不該那樣評價你的照片。”
“什麽評價？”我說。
“我不想再重複一次了。”他說。
“恐怕你必須得重複一次。”我說。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麽。
“我說，你本人比照片漂亮多了。我那樣說真是太蠢了，”他說，“你說，你聽到這樣的話該怎麽回應？你是不是覺得我在詆毀你的判斷力？還是你覺得我是在說你的照片難看？你的照片一點兒也不難看，瑞秋，你的照片非常迷人。”
我告訴他，並不是因為這個。
“那是怎麽回事？”他很想知道，“一定有問題，我知道一定有問題。”
我對他說：“可能我隻是不喜歡你。”
“不可能。”他說。
“晚安，路易斯。”我說。
“等一等，”他說，“不論我做了什麽、說了什麽，你能不能試著原諒我？”
“晚安，路易斯。”我說。
我還以為文學教授都是聰明人呢。
依我看，他說出那番有關阿維娃的話是件值得慶幸的事。早點搞清一個人的真實麵目是件好事。
6
我一直在等阿維娃的電話，等她向我哭訴議員的妻子發現了這段地下情，議員跟她分了手。
但她一直沒有打電話來，我想，也許她想獨自處理這件事，或許這就是成熟的標誌吧。我知道猶太母親素有專斷的名聲——正如前文所說，我是菲利普·羅斯的忠實讀者——或許我身上的確帶有這樣的特征。不過說實話，我過去不是那樣的人，現在也不是。我有一份充實的工作，也有朋友。我固然深愛我的女兒，但她並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所以我決定交由她自己處理。我買了些瑰珀翠的薰衣草味護手霜寄給她——她最喜歡薰衣草，別的就再沒什麽了。
我一直沒有阿維娃的消息，連一句謝謝也沒聽見。不過那件事過去一個星期之後，我倒是接到了喬治的電話。“好了，瑞秋，”他說，“夏天就要到了。如果我們想在這個學年結束之前辦活動，就應該盡快開始。”
“艾伯絲沒跟你說嗎？”我說。
“哎呀，”他說，“你該不會是反悔了吧？”
“不是這樣的，”我說，“而是……唉，有可能是我理解錯了，我以為艾伯絲覺得這次籌款活動並不是個好主意。”
“不會的，我今天早晨剛跟她談過，”喬治說，“她完全讚成。她說她對這次活動幹勁十足。”
“幹勁十足？”我說，“艾伯絲說她幹勁十足？”
“我不確定她原話是不是這麽說的。等一下，瑞秋——好的，我馬上就打完了，”喬治對另一個房間的人高聲說，“今天這裏亂哄哄的。”他向我道歉。
“有什麽新鮮事嗎？”
“這裏總是亂哄哄的。那麽，瑞秋，隻要你還想辦，我們一定全力配合。”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沒有拒絕。從我的角度來說，我當時糊塗了。這就像你在跟人通電話，信號突然變差了，一開始，你假裝自己還能聽見，指望手機信號能夠自己變好，不要讓對方發現他在過去五分鍾裏說的話你一句也沒聽見。為什麽不直接說“我聽不見你說什麽”呢？有什麽好難為情的？
“我想辦，”我說，“但我必須跟董事會請示一下。”當然了，我壓根沒打算請示董事會。他們絕不可能同意我在學校舉辦政治籌款活動。在博卡拉頓猶太學校，政治就是顆地雷。老天保佑，萊文可千萬別提起總理拉賓遇刺之類的事情！
“好，當然可以。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四怎麽樣？五月十一日。”
“五月十一日。”我重複了一遍，假裝在日曆上做了個標記。過幾天我會給喬治打電話，就說董事會不願意批準政治性的籌款活動，事情也就了結了。
讓我感到不安的是艾伯絲的所作所為和阿維娃的沉默。
我給阿維娃打了個電話，問她最近怎麽樣，有沒有收到我的護手霜。
“有點稀，”她說，“那支護手霜。我猜你上次買完以後他們把配方改了。”
“不是，”我說，“我上次買的是護手霜，那個比較濃稠。這次我買的是身體乳。”
“我們還沒分手，”她說，“我知道你真正想問的是這件事。”
我的確想問這件事，但我也想知道艾伯絲究竟有沒有跟議員溝通過：“阿維娃，要是他妻子發現了，你該怎麽辦呢？”
“她怎麽可能發現？”阿維娃說，“誰會告訴她？”
“人們的眼睛可都盯著國會議員呢，”我說，“他可是公眾人物。”
“我很謹慎，”阿維娃說，“我們兩個都很謹慎。”
“我想讓你跟不需要謹慎相處的男人在一起。”我說。
“媽媽，他和別人不一樣。為了他，即便這麽做也值得。他——”
“他年齡比你大太多了，阿維娃。他有家室。他有孩子。我沒想到把你養這麽大，你竟然這麽缺乏判斷力。”
“這些話我們還要重複多少次？”阿維娃說。
“我想不通他是怎麽看上你的。”我說。
“好啊，媽媽。他這樣的男人看上我這樣的女孩，難道讓人很難以置信嗎？”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是個成年人，阿維娃。他跟我同齡。你們兩個能有什麽共同語言呢？”
“就是因為這個，我才不想給你打電話。”
“萬一她真的發現了呢？你會結束這段感情嗎？他會嗎？”
“我不知道，”她說，“再見，媽媽。”
“阿維娃，我——”我聽見了她掛斷電話的聲音。
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學校董事會的主席——巴尼拉比門也沒敲就衝進了我的辦公室。
“我們為國會眾議員萊文舉辦的籌款活動究竟是怎麽回事？一個叫喬治·羅德裏格斯的人說他跟你溝通過了。”
過去的一個星期裏，喬治給我留了三通留言，我都沒睬他——這的確是我的錯。做喬治這一行的人對於被人放鴿子早已經見怪不怪，也習慣了竭盡所能爭取他人的注意力，所以他自然會越過我，直接去找我的上司。
我笑了笑，想為自己爭取一點時間：“嗨，沒什麽。你也知道那些政客有多纏人，他們永遠在籌錢。我跟艾伯絲·萊文見麵隻是為了給她麵子——她住在茂林會所時和我是鄰居，所以實在推脫不掉——我好像沒和你說過，阿維娃現在在議員手下工作。”
“喬治·羅德裏格斯可不是這麽說的。喬治說是你給他們出了猶太裔領導人之夜的點子，現在這件事已經被排進議員先生的公眾日程表了。”
“不可能，”我說，“我特地沒有給他們任何明確的答複。我跟他們討論這件事，完全是出於客氣。”
“這些政治人物，”巴尼拉比歎了口氣，“唉，媒體已經聽說了這件事。依我看，我們是不能脫身了。”
有什麽不能的？“為什麽不能？”我說。
“要是我們取消活動，在外人看來就是：我們過去支持萊文，而現在不再支持他了。我們既不想表露出對他的支持，也不想表露出不支持他的態度。現在的境地進退兩難，瑞秋。這件事我不怪你，但是你跟人見麵千萬要小心，你現在畢竟是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校長。”
他分明就是在怪我。我多少有些不服氣。按照我的描述，這件事並不是我的錯。當然了，事實並不像我的描述那樣——而且這件事千真萬確是我的錯——可是他並不知情啊。
巴尼拉比吩咐我籌備這件事，但是要盡量低調。“我們盡量都保住自己的飯碗，瑞秋。”他這樣說。
巴尼拉比一走，我馬上給喬治打了個電話。
“我都有點傷心了。我還以為你是故意避著我不見呢。”他說。
當天晚上，阿維娃給我打了個電話。“你到底想幹什麽？”她對我大喊。
“我從小是怎麽教育你的，你眼裏怎麽隻有自己？”我說，“地球不是圍著你轉的。議員他搞出這檔事來，你以為我想在自己的學校辦這場籌款嗎？這件事與我無關。”
“那你為什麽要給議員辦公室打電話？”
“不是這樣的，阿維娃，”我真希望老天能一個炸雷劈死我，我這輩子從沒撒過這麽大的謊，“我幾個月以前給他們打過電話，那時你還沒開始為萊文工作。學校裏有人出了個主意，要舉辦一個猶太裔領導人之夜，是校方讓我給萊文打電話的，因為我認識他，因為你爸爸給他母親做過手術，因為萊文是我認識的最有前途的猶太人。這僅僅是個巧合而已，親愛的。或許把它辦成籌款活動是艾伯絲的主意？總之不是我起的頭。”
“那你就叫停，”她說，“你是校長，你有叫停的權力。沒有你的批準，學校什麽活動也辦不成。”
“事情沒那麽簡單，”我說，“他的團隊已經把這項活動排進了他的日程，聽說是個叫喬治的人？”
“對，喬治·羅德裏格斯。他負責籌款。”
“看來你認識他，這樣正好。這個叫喬治的家夥越過我，直接聯係了巴尼拉比。我看現在整個活動已經跟政治掛上了鉤，我也無能為力了。”
我能聽見阿維娃的呼吸聲，但她沒有掛斷電話。
“那好，媽媽，”她說，“我相信你。但你要向我保證，你不會把——”她壓低了聲音，“把我談戀愛的事情告訴任何人。請你向我保證你不會跟議員或是他妻子說話。”
“阿維娃，天啊，我當然不會。我絕不會提起你的地下戀情，但我必須得跟他們說話。不讓我和他們說話，這不現實，我們以前畢竟是鄰居。”
阿維娃開始抽泣。
“阿維娃，怎麽了？”
“對不起，”她語氣中的強悍消失了，說道，“我好累……我很想你……我才二十歲，可我感覺自己蒼老極了……媽媽……我可能應該做個了斷了。我知道你說得有道理，可我就是不知該怎麽開口。”
我不由得心花怒放，若能有這樣的結局，我之前說過的種種謊言也算值了。哪怕我為這個破籌款活動丟了飯碗，隻要能讓女兒回心轉意，保全她的名聲，也算值了。“你是想聽聽我的建議嗎？”我不想驚動她，含蓄地問道。
“是，”她說，“求求你了。”
“跟他心平氣和地談一談。告訴他，你們共處的這段日子你覺得很幸福，但以你們當下的處境，並不適合繼續發展這樁地下戀情。”
“對。”她說。
“告訴他他的生活很複雜，你可以理解。告訴他你還年輕，不能就這樣被一個人拴牢。告訴他這個學年的末尾正是你們重新考慮這件事的好機會。事實的確如此，阿維娃。”
阿維娃又抽泣了起來。
“怎麽了，親愛的？”
“我再也不會遇到像他一樣優秀的男人了。”
我用力咬住自己的舌尖，直到嘴裏漫出鮮血的味道。我對她隱瞞了那麽多！
倘若我撰寫一部回憶錄，那麽書名一定是《瑞秋·夏皮羅：我所隱瞞的那些事！》。
7
我上一次見到亞倫·萊文已是六年前的事，我發現他的黑色卷發中間已經有一小塊變禿了。
阿維娃自然也在。博卡拉頓猶太學校舉辦的猶太裔領導人之夜——這次活動備受關注，而她既為議員先生工作，又是我的女兒，她怎麽可能不參加呢？她身上的盛薔西裝正是我跟艾伯絲見麵時買的那一套——她從我衣櫃裏拿走了，我竟然毫無察覺。西裝穿在她身上，胸部繃得有些緊，盡管如此，她看上去依舊像個小女孩。我不知道她究竟有沒有跟他分手，抑或是他向她提出分手。
議員先生熱情地向我打招呼：“瑞秋·格羅斯曼，你氣色真好。多謝你組織了這次活動，今晚的活動一定會非常成功。”都是些政客說的廢話。
“我很樂意幫忙。”我說。有教養的人都是這樣處事的。
看他的舉止，絲毫看不出他和我的女兒有一腿。不過，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應該有怎樣的舉止。他怎麽做才能讓我不反感呢？我帶著他和他的一名助手來到禮堂後麵的更衣室。幾名學生要致辭，談談猶太裔領導人對於他們的意義，然後由議員登台演講，並為最具領導人潛力的畢業生頒發一小筆獎金。一個星期前，我想出了這個發獎金的法子，好讓整個活動看起來更加逼真。
議員的助手出去接了個電話，因此我和議員有了一段獨處的時間。他與我四目相對——他的目光清澈、柔和而真誠，他說：“阿維娃真是太棒了。”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不好意思，我沒聽清。”
“阿維娃真是太棒了。”他重複了一遍。
我想到了幾種可能性。
1.他並不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戀情。
2.他明知我知道他的地下戀情，而這句話是個令人作嘔的性暗示。
3.他的確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戀情，但阿維娃的工作真的很出色。
或許還有其他的可能，但當時我隻想到了這些。這三種可能無一例外地都讓我很想抽他一個耳光，但我並沒有那樣做。如果阿維娃已經跟他分手了，我抽他又有什麽用呢？
“是嗎。”我說。我知道自己不冷不熱的回答讓他有些泄氣。他這種人的性格很需要別人的喜愛。
“邁克醫生還好嗎？”他問。
“很好。”我說。
“我以為今晚能夠見到他。”議員說道。
“哦，他醫院裏事情很多，”我說，接著又補了一句，連我自己都想不通為什麽要說這句話，“他的社交生活也很豐富。”
“他的社交生活？”議員笑著問，“邁克·格羅斯曼有什麽社交生活？”
“他出軌了，”我說，“我知道他在外麵有個女人，不過可能還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女人。我覺得非常丟人，不知阿維娃知不知道這件事。我盡量瞞著她，因為我希望她能愛戴、尊敬她父親。但我總覺得，即便你對孩子有所隱瞞，他們冥冥之中也感覺得到。總之我很擔心，亞倫，這樣的父親會對她的品行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我真的很抱歉。”議員說。
“事實就是如此。”說完我便離開去組織學生了。
議員先生演講的內容與他的成長經曆有關，作為安納波利斯全城僅有的幾個猶太裔小孩之一，難免會產生“孤家寡人”的感覺，這其實並不是件壞事。議員先生說，做個“孤家寡人”可以幫助你理解弱勢群體或貧困人群的處境。對政府來說，最危險的做法就是目光短淺，以自我為中心。要成為優秀的領導、善良的公民，就要顧及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群的需求。
他這種傻瓜能說出這樣的話來，還真不賴。
我帶領大家走進禮堂門廳與議員先生見麵，卻到處都找不到他。我走到後台的更衣室，正要敲門，忽然有隻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喬治搖搖頭，臉上的笑容進退兩難，像是個聽國王講葷笑話的農民。
“不必擔心，瑞秋。我去叫他，”喬治低聲對我說，“我一會就帶他去找你。”
議員打開門，阿維娃的口紅模糊一片，下巴也蹭得通紅。房間裏彌漫著肉欲的腥味。哼，還有什麽好遮掩的？這分明就是雲雨之後的味道。
“阿維娃，”我說，“你過來。”我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麵巾紙遞給她。
“議員先生，”我說，“你該去禮堂門廳了。”
議員讓喬治和阿維娃先走一步。
“瑞秋，”他壓低聲音說，“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假如有人告訴你一件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樣”，那件事幾乎百分之百就是你想象的那樣。“你太無恥了。”我說。
議員點點頭，說：“是的。”可他的讚同並沒讓我覺得舒心。
“她才二十歲，”我說，“要是你想做件善事……隻要你還有點人性，你就應該馬上了結這件事。”
“你說得對……”他說，“真奇怪，這些東西……衣物櫃、棒球棒、長凳……學生們今年要表演什麽？”
“《失魂記》。”我懷疑他根本沒聽見我說話。
“《失魂記》，”他說，“是關於什麽的劇？”
“好吧，有一個棒球運動員……”
不過就在這時，我們走到了接待處，議員擠出了一個微笑，我也是。
大約淩晨一點，阿維娃回到了我們家，我事先就知道她要來，因為大門口的保安給我打了電話——多虧了茂林會所的門衛係統。
她眼睛腫得像櫻桃，像法律題材電影中的法官一樣用手指著我：“我知道你肯定背地裏說了什麽，媽媽！”
“怎麽了？”我問。
“別演戲了，”她說，“我知道這件事都怪你。”
“我沒演戲。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我說。
“他跟我分手了，”她嘴唇顫抖，抽泣起來，“全都結束了。”
天啊，這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就像飽吸了一口氧氣，像是在嚴冬經曆了漫長而顛簸的飛行之後走下飛機，走出機場，置身於熱帶氣候之中。我徹底卸下了重負，仿佛整個人都舒展開來，我想笑，想大笑，想尖叫，想痛哭，想雙膝跪地感謝上天。我走上前，想拉住她的手。“我很抱歉。”我說。
“別碰我！”她掙脫手，說道。
“我很同情你，”我說，“但我也為你鬆了口氣。”
“你根本不在乎我幸福不幸福！”她說。
“我當然在乎。”
“我想不通。你是不是說了什麽？你肯定說了。你告訴我，你到底對他說了什麽？”
“我什麽也沒說，”我告訴她，“我和議員幾乎沒怎麽說話。”
“你給我紙巾之後呢？在那之後你說了什麽？你那副表情好像把一切都看穿了。”
“我沒有。”我說。
“你們到底說了什麽？”
“阿維娃，我都記不清了。隻不過是閑聊，沒什麽。我們聊到了你爸爸！聊到了《失魂記》。”
“《失魂記》？你是說那場演出？”
“就是畢業生表演的那場音樂劇。”
“我錯了，”她說，“我不應該……”但她沒說她不應該做什麽。
阿維娃在邁克挑選的那張深色皮沙發上猛地坐下，我把她的行為看作是放棄抵抗的標誌。她的西裝外套——其實是我的西裝外套——上麵有一塊淺色的汙跡。我想，身為人母大概就是如此，女兒弄髒了你的外套，卻要由你來清理。“把外套脫了，阿維娃，”我說，“我好把它送去幹洗。”
她脫掉外套，我把它掛在了門廳的衣櫥裏。
“或許這其實是件好事，親愛的，”我說，“你自己不是也在考慮分手嗎？”
“是的，”她說，“可是我永遠都不會跟他說的。”
“我給你做點吃的，”我說，“你一定餓壞了。”
阿維娃站起身，我吃東西的建議再次勾起了她的怒氣。“你一邊說我胖，一邊又像喂豬一樣讓我吃這吃那！”她喊道。
“阿維娃。”我說。
“不對，你很會說話。你從來不會直接說我胖，而是隔三岔五就把話題引到我的體重上，問我吃得健康不健康，水喝得夠不夠多，說哪條裙子看著有點緊。”
“沒有的事兒。”
“你說我不應該把頭發剪得太短，因為這樣顯得我臉太圓。”阿維娃說。
“阿維娃，你哪裏來的這些怪念頭？”我說，“你是個漂亮姑娘。你生來是什麽樣，我就愛你原本的樣子。”
“別撒謊了！”
“怎麽了？你就是留長發更好看。我是你媽媽，我想讓你展示出最美的樣子，這有什麽錯？”我說。
“隻有你才會一刻不停地想著自己的外表，吃甜點從來超不過三口，健起身來像瘋了一樣，別以為你這麽做，我就要向你看齊！”她說。
“你當然不用向我看齊。”我說。
“究竟哪件事讓你更嫉妒？是我能夠迷倒亞倫·萊文那樣的男人，還是你沒法迷倒他那樣的男人？”
“阿維娃！”我說，“夠了。這種刻薄的話簡直是無稽之談。”
“而且我知道你背地裏肯定說過什麽！你要麽就是說了話，要麽就是搗了鬼！承認吧，媽媽！別再撒謊了！求求你別撒謊了！我必須知道真相，不然我會發瘋的！”
“為什麽原因非要在我？難道就不可能是學校的環境讓他想起你年紀還小，他跟你保持這種關係很不恰當嗎？這難道就不可能嗎，阿維娃？”
“我恨你，”她說，“我永遠不會再跟你說話了。”她走出家門，關上了門。
“永遠”隻持續到了八月。
夏末時節，我和邁克在緬因州波特蘭附近的一個小鎮租了一幢房子。我給阿維娃打電話說：“我們這麽長時間沒有說話，難道還不夠嗎？無論我做了什麽，或者你覺得我做過什麽，我都非常抱歉。到緬因州來看看我和你爸爸吧，我非常想你，爸爸也很想你。我們可以每天都去吃龍蝦卷和巧克力派。”
“龍蝦？媽媽，你怎麽了？”阿維娃說。
“不要告訴你外婆，不過我拒絕信奉不許我吃龍蝦的神。”我說。
她笑了：“好吧，好，我會過來的。”
我們在一起住了大約四天，她忽然說：“過去的一年就像一場夢，好像是我著了魔，而現在這個魔咒終於解除了。”
“我為你感到高興。”我說。
“不過，”她說，“有時我依然會懷念著魔的感覺。”
“但你不再和他見麵了吧？”
“不，”她說，“當然不見，”她更正道，“我是說，我不再私下和他見麵，隻在工作上和他打交道。”
她仍然在為國會議員工作，這不禁讓我對她刮目相看。“你會不會很為難？”我問，“經常與他見麵，但卻不再和他交往？”
“我很少見到他，”她說，“我的地位沒那麽高，何況如今我在他心裏的地位也沒那麽高了。”
8
《卡美洛》事件過去幾天以後，羅茲給我打了個電話，問我可不可以把《艾德溫·德魯德之謎》的票轉讓給她。她妹妹要來看望她，他們三人同去，豈不正好？我說好，因為沒人想看音樂劇版的《艾德溫·德魯德之謎》，劇場的套票總免不了混進幾部並不好看的劇目。她說要把票錢給我，我說我不會要你的錢，羅茲·霍洛維茨，我正巴不得自己不用去看《艾德溫·德魯德之謎》呢！
羅茲幹笑幾聲，然後說：“唉，瑞秋，你怎麽能做這樣的事？”
她還沒開口，我已經知道她要說什麽了。我知道，那位胳膊肘先生一定顛倒了黑白，告訴她是我想向他獻吻。他這麽做是想先下手為強。我本該給她打個電話，可是站在我的角度說話，誰會想到別人的婚姻裏去蹚渾水呢？盡管已經猜到他的招數，我仍然不知該如何應對。她不是全世界第一個嫁給出軌渾蛋的女人，這種事情任何人都有可能撞上。難道我想讓好朋友在這個年紀離婚？難道我希望她繼續為網絡頭像發愁，梳妝打扮，把自己硬擠進塑形內衣，去跟一個又一個老男人相親？不，我不希望她那樣。
“羅茲，”我說，“羅茲，親愛的，我想你誤會了。”
“他說你想給他——”她壓低聲音，憤怒地低聲說，“打手槍，瑞秋。”
“打手槍？羅茲，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我向她講述了事情的經過。他究竟為什麽要編出打手槍這回事？這人到底有什麽毛病？
“我知道你很寂寞，瑞秋，”羅茲說，“可是從1992年起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了解你這個人。你很寂寞，而且你自以為是，愛管閑事，所以我相信他。”
我說：“我絕不會為了他而背叛你——我們同甘共苦，經曆了那麽多事情，為了區區一個玻璃經銷商？永遠不可能。”
羅茲說：“瑞秋，別說了。”
於是我沒有再說。
我已經六十四歲了，我知道自己什麽時候不該說話。
9
到了那年秋天，阿維娃回到邁阿密大學，決定不在學校裏住，而是搬進了位於椰林區的一幢小公寓。我們一起布置她的小窩，其樂融融。我們選的是“清新複古風”，從慈善商店買來木製家具，用砂紙打磨做舊，塗成奶油色，買來帶有花卉圖案的褪色床單，又從舊貨店買了一床米色的被子。我們找來一個青綠色的大碗，往裏麵裝滿貝殼，還準備了梔子花和薰衣草味的大豆蠟燭。我們把牆壁刷成白色，掛上半透明的薄紗窗簾，又歪打正著買到了一把韋格納設計的法式y椅，是白樺木的真品——那時五十年代的家居風格尚未風靡，我記得我們隻花35美金就買下了它。我最後買的一件東西是一株白色的蘭花。
“媽媽，”她說，“我會把它養死的。”
“隻要別澆太多水就好了。”我說。
“我養不好花草。”她說。
“你才二十一歲，”我說，“還不知道自己什麽能做好、什麽做不好呢。”
這個小房子太美好了，一切都很完美，留白也恰到好處，我還記得自己暗地希望能搬去和她同住。我甚至有點嫉妒阿維娃，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設想布置公寓。
那是我們母女關係中的一段快樂時光，那段時間我自己的生活也很舒心。董事會最終決定不再另尋新校長，於是我成了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正式校長。大家為我舉辦了一場雞尾酒會，準備的點心是煙熏三文魚吐司，不巧的是三文魚不新鮮，我當時沒吃三文魚，可吃了的人後來都惡心反胃。我當時並沒把這當作一個兆頭。
羅茲請我吃飯，慶祝我的四十九歲生日。她說我看上去氣色非常好，問我最近在忙什麽。
我說：“我最近很開心。”
“有空我也要試一試。”她說。
不知為什麽——或許是紅酒喝得太多的緣故——我哭了起來。
“瑞秋，”羅茲說，“我的天啊，怎麽了？出什麽事了？”
“正相反，”我說，“我以為會出事，結果什麽事也沒發生，我現在終於可以鬆口氣，我太慶幸了。”
“你不用強迫自己全都告訴我，”羅茲一邊說，一邊給我又倒了一杯紅酒，“是你身體出了問題嗎，還是邁克的身體？是不是你發現了腫塊什麽的？”
“不，不是那些事。”
“是阿維娃？”羅茲說。
“對，是跟阿維娃有關。”
“你想和我說說嗎？要是你不想說也沒關係。”她說。
“羅茲，”我說，“之前她跟一個有婦之夫有染，現在終於結束了。全都結束了，謝天謝地。”
“嗨，瑞秋，這不是什麽大事。她還年輕，年輕人就是有做錯事的特權嘛。”
我垂下目光：“這不僅僅是婚外情的問題，重點是對方是誰。”
“是誰，瑞秋？”她說，“要是你不想說也沒關係。”
我附在她耳邊悄悄說出了那個名字。
“阿維娃真是好樣的！”
“羅茲！”我說，“你怎麽這麽糊塗啊，他有家室，年紀跟我們差不多大，而且還是她的上司！”
“起碼他長得不難看，”羅茲說，“再說我們過去也常開玩笑，說他是我們會縱情約會的對象，你還記得嗎？”
我怎麽可能忘記呢？
“你說阿維娃會不會是聽見了我們的談話？”羅茲說。
“我也不知道。”我說。
“他那個老婆啊，”羅茲這時已經微醺，“我要更正一下，他才是撿了大便宜。阿維娃是個可人兒，他們倆在一起會生出多麽漂亮的寶寶啊！”
“好了，都過去了，”我說，“謝天謝地，沒有寶寶。”
10
我想首先說明，這起事故既不怪阿維娃，也不怪萊文議員。
一位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八旬老太拿著失效的駕照開車上路，左轉時沒仔細看，一頭撞上了議員的雷克薩斯轎車。老婦人不幸死亡，於是人們對車禍展開了調查。調查不僅查出了老婦人是過錯方，也查出了我的女兒與國會眾議員有染——出事時她正坐在副駕駛的位置。這就是阿維娃·格羅斯曼在南佛羅裏達被推上風口浪尖的緣起——阿維娃門。
不過我扯遠了。
在阿維娃門爆發前，這件事還沒有名字的時候，我們都在靜待事態進展。我們等的是這件事最終會不會醞釀成型，或者更確切地說，阿維娃會不會成為這故事當中的一個人物。當時有過一段短暫而美好的時期，她隻是與眾議員同乘一輛車的“不知名女實習生”。我們不知道她的名字會不會被公之於眾，我相信萊文議員也曾努力不讓阿維娃牽涉其中——盡管這個人德行有失，但是心腸不壞。不幸的是，公眾對這件事的關注愈演愈烈，對我女兒的保護遠非議員力所能及。不把當晚與議員同行之人的身份查清，公眾決不罷休。
阿維娃不敢把這件事告訴她父親，一直拖到了警察把她的名字公之於眾的前一天。那天議員召開了新聞發布會，說警察即將公布她的身份。我說我可以替她告訴邁克，但她說想親自告訴他——她的勇氣值得稱讚。
我們帶邁克去了一家清靜的飯店，那裏過去是大橋賓館，如今變成了一家希爾頓酒店。我和羅茲常開玩笑，說世間萬物最後都會變成希爾頓酒店。那是我們全家最愛去的飯店之一，主要是為了欣賞近岸內航道的景致和來往船隻，食物倒是平平無奇，無非是遊泳池畔的常見點心，聚會吃的三明治、薯條，諸如此類。
阿維娃點了一份科布沙拉，一口沒動。後來為了把這頓飯拖得更長，她又點了一杯咖啡，仍然一口沒動。我們漫天閑聊：我的工作、阿維娃的課業、邁克的工作，我們沒有談到萊文議員，不過那個事件早已微妙地懸浮在我們之間——阿維娃的名字尚未卷入其中，但邁克對那些街談巷議本就不感興趣。所以我們聊的都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題，時間也過得飛快。我知道邁克打算回辦公室，我考慮過要不要催促阿維娃，最終還是決定按兵不動。這畢竟不是我的秘密。
邁克核對賬單時給我們講了個故事，與他幾年前做過心髒手術的一位女患者有關。“六十一歲，四處冠脈搭橋，”他說，“沒有並發症，但是康複花了很長時間。總之手術大約一年以後，她正在陪孫女玩，忽然隨手用橡皮泥給家裏的臘腸狗捏了個惟妙惟肖的泥像。”
“橡皮泥！”阿維娃的語氣熱情得有點假。
“是啊！誰能想到呢？然後她孫女說：‘多蒂，再做一個。’於是多蒂又給孫女捏了個像，又捏了自己小時候住的房子——那棟房子在揚克斯，她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了。到這會兒，全家人都圍過來看她捏東西，多蒂的兒子說：‘或許我們應該把你送到雕塑工作室去，媽媽。’得心髒病之前她從來不是搞藝術的料，不懂透視法，連火柴人也畫不好，現在她卻能做出栩栩如生的立體半身像，大理石、陶土，什麽材料她都能做。她為所有親朋好友都做了塑像，還做了幾尊名人塑像。她做得特別好，這件事很快就被當地媒體知道了，大家都管她叫雕塑界的摩西奶奶。現在多蒂已經開始接受委托創作了，為城市、公眾場地和慶典活動做雕像，每件作品都能賺幾千美元。”
“你應該抽些提成，”我說，“這可多虧了你。”
“我倒不會獅子大開口，不過現在她正在為我做一尊半身像，”邁克說，“免費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辦公室接待處，”我說，“就叫‘偉人的頭像’。”
“依你看，為什麽會這樣？”阿維娃問。
“疏通了心髒，增進血液流動，大腦的機能就會提升。說不定是大腦機能提升以後創造出了新的神經通路，發掘出前所未有的才能。誰知道呢？”邁克說。
“人心真是神秘。”我說。
“那純屬胡說，瑞秋，”邁克說，“人心可以解釋得一清二楚，要我說，真正神秘的是大腦。”
“你能把人心解釋得一清二楚，”我說，“我們可是什麽都不懂。”
邁克在收據上簽了字。
“爸爸。”阿維娃說。
“嗯？”邁克抬起頭。
她在他臉上親了一口，說：“我愛你。”
“我也愛你。”邁克說。
“對不起。”阿維娃哭了起來。
“阿維娃，怎麽了？”邁克坐回桌邊，“出什麽事了？”
“我闖禍了。”她說。
“不論出了什麽事情，我們都可以補救。”他說。
“這件事沒法補救。”她說。
“任何事情都能補救。”
阿維娃回到了邁阿密，邁克取消了那天剩下的所有日程安排，跟我開車回家進行無謂的爭吵。
“我猜你早就知道這件事了。”他說。
我歎了口氣：“我有過疑心，我的確有所懷疑。”
“既然你有所懷疑，”邁克說，“那你為什麽沒有采取行動？”
“我試過了。”我說。
“光是試過根本不夠！”
“她是個大人了，邁克。我又不能把她鎖在房間裏。”
“我一直以為，你再不濟還算是個稱職的母親。”邁克說。
他吵起架來一向是渾蛋，這也是我對這段婚姻毫無留戀的原因之一。
“你怎麽能縱容她做這種傷風敗俗的事？”邁克說。
“說得好像你自己是個道德模範似的！”我輕聲說。
“什麽？你說什麽？”
“我說，我們兩個互相攻擊一點兒用也沒有。得趕緊想個對策才行。”
1
我的好朋友羅茲·霍洛維茨與她的新任丈夫是通過交友網站相識的。羅茲比我大三歲，比我重二十二公斤，在外人看來算不得風韻猶存，因此我也打算試試看——盡管平時我盡量避免上網。羅茲的上一任丈夫患結腸癌去世，而她則開始享受生活了。倒不是說她現任丈夫是什麽人中龍鳳——他名叫托尼，以前在新澤西州做汽車玻璃生意——而是說是羅茲把他好好打扮了一番，又帶他到布魯明黛商場買了幾件襯衫，現在他們經常一起到猶太社區活動中心參加各種興趣班——西班牙語會話、交際舞、情侶按摩、手工皂製作、蠟燭製作，等等。我倒不急於找個丈夫，因為再結婚會徒增很多麻煩。可我也不想一個人孤獨終老，再說，能有個人陪我參加興趣班也不錯。我總覺得網絡交友是年輕人才玩的東西，可是羅茲說並非如此。“即便如此，”她說，“瑞秋，此時此刻就是你最年輕的一刻啊。”
我問她有哪些建議，她告訴我，不要用看上去比本人更年輕的照片。在網上人人都會撒謊，可諷刺的是，在網上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撒謊。於是我說：“羅茲，親愛的，真實生活跟這又有什麽兩樣呢？”
我約見的第一個男人叫哈羅德，我半開玩笑地問他是不是生來就叫這個名字，因為這名字聽起來像個老頭。不過哈羅德沒有領會我的幽默感，他略帶惱火地說：“你沒聽說過《哈羅德與紫色蠟筆》嗎？哈羅德是個小孩啊，瑞秋。”總之，這場約會沒了後文。
我約見的第二個男人叫安德魯，他的指甲很髒，搞得我沒心思注意他的人品。點的黃油紅糖可麗餅我也吃不下，因為——天啊，他的指甲實在太讓人分心了。我真想知道他來赴約之前都幹了些什麽，是參加園藝競賽嗎？還是把上一個跟他約會的女人埋掉？他說：“瑞秋·夏皮羅，你吃得太少了！”我考慮過把可麗餅打包帶走，可是真的有這個必要嗎？可麗餅不經放，重新加熱後就變得黏糊糊、軟綿綿的，就算硬著頭皮吃下去也是糟糕的經曆——因為你會一直想，可麗餅本來多好吃啊！
又過了幾個星期，安德魯打電話來問我想不想再約會一次，我趕快說：不必了，謝謝你。他問我為什麽，我不希望自己顯得過於斤斤計較，所以並不想把手指甲的事告訴他。或許我對這件事的確有心結，因為我前夫的指甲一向幹淨整齊，可他仍然是個爛人。就在我思考該怎麽和他說的時候，他說：“算了，我明白了，你不必扯謊來唬我。”
我說：“說實話，我覺得我們之間沒有擦出火花，而且以我們的年齡，”我六十四歲，“實在經不起再浪費時間了。”
於是他說：“告訴你吧，你本人比照片上老十歲。”給了我臨別的最後一擊。
我知道他是故意把話說得這麽難聽，不過保險起見，我還是把照片拿給羅茲看了。在我印象裏，這張照片是近期照的，但仔細回憶後，我想起這是布什第二屆總統任期結束時照的。羅茲說照片上的我的確顯得年輕一些，但這樣正適合我，不至於年齡懸殊得過分。她說如果我選對了餐廳，再配上合適的燈光，就能跟照片上一模一樣。我說那跟布蘭奇·杜波依斯往台燈上罩圍巾有什麽兩樣。後來羅茲在我家陽台上用手機幫我重拍了一張照片，這件事就這麽過去了。
我約見的第三個男人叫路易斯，他戴著精致的鈦合金鏡框眼鏡，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哇，你比照片上更漂亮。”這不禁讓我懷疑自己在選照片這件事上是不是矯枉過正了。盡管如此，我還是很快便對他產生了好感。他是一位美國猶太文學教授，在邁阿密大學任教，他說他以前常跑馬拉鬆，後來髖骨出了毛病，所以現在隻跑半程馬拉鬆。他問我平時做不做運動，我說做，我教老年人做普拉提，說到這裏——說不定我可以幫他緩解屈肌的病痛？我記得他說了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之類的話。再後來，為了證明我並不是繡花枕頭，我們談到了讀書。我說我非常喜歡菲利普·羅斯。恐怕所有跟我背景相似、年齡相仿的女人都會有這種陳腔濫調。可他卻說，不，菲利普·羅斯非常優秀。他曾經做過一場關於菲利普·羅斯作品的公開課，結果菲利普·羅斯本人也來了，而且還坐在第一排！菲利普·羅斯聽完了整堂課，中間還不時點頭，兩條長腿交叉，又分開，又再次交叉。下課後，他一言未發，直接起身離開了。
“他覺得怎麽樣？”我問，“他生氣了嗎？”
路易斯說他也不知道，這件事將永遠是他心中的未解謎團。
我說：“菲利普·羅斯的腿很長嗎？”
他說：“不如我的腿長，小瑞。”
偶爾調調情，倒也不失為一件樂事。
接著他問起我有沒有孩子。我說有個女兒，叫阿維娃。他說在希伯來語中阿維娃的含義好像是春天，或者是純潔，真是個美好的名字。我說我知道，正因如此，我和前夫才選了這個名字。他又說，這個名字不常見，我不認識叫阿維娃的人，隻聽說過那個給國會議員萊文惹麻煩的女孩。你還記得那件鬧得沸沸揚揚的醜事嗎？
“嗯。”我說。
他說：“那件事不僅敗壞了南佛羅裏達和整個猶太裔人群的名聲，還抹黑了政治人物，對整個文明社會來說都是一件醜事。”
他說：“你真的不記得了嗎？2001年那會兒這裏的新聞節目整天都在播這件事，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人們才把她淡忘了。”
他說：“我實在想不起她姓什麽了。你真的不記得她了嗎？告訴你，小瑞，她就跟莫妮卡·萊溫斯基沒兩樣。那個女孩明知他有家室還要勾引他。依我看，她要麽為了權，要麽為了名，或者是缺乏安全感。她長得就是一副風流樣，身材豐滿——就是那種人人都會誇她長了一張漂亮臉蛋的人——勾搭上萊文這樣的男人讓她覺得自己很神氣。我對這種人一點也不同情，她到底姓什麽來著？”
他說：“真是太可惜了，萊文一直是個不錯的國會議員。要不是那個小姑娘壞了事，他說不定會成為第一位猶太裔總統。”
他說：“你知道我最同情誰嗎？她的家長。”
他說：“不知道那個女孩後來怎麽了。你說，誰還願意雇用她？誰還願意娶她呢？”
他說：“格羅斯曼！阿維娃·格羅斯曼！就是這個名字！”
於是我說：“就是這個名字。”
我找借口去了趟衛生間，回來後，我讓服務生把沒吃完的海鮮飯打了包——這裏的海鮮飯很好吃，一人份又實在太大了。有些餐廳會在藏紅花上偷工減料，但是大蝦餐廳不會這樣做。海鮮飯不能用微波爐加熱，但放在爐灶上熱一下還是很不錯的。我說，我們平攤飯錢吧，路易斯說他正要付賬。但我的態度十分堅決，因為隻有當我打算跟一個男人再次約會時，我才會讓他請客。羅茲常說我這種做法不知該算女權主義，還是與女權主義背道而馳。不過在我看來，這隻是基本的禮節。
我們一起往停車場走，他說：“剛才在飯店裏是怎麽了？是我說錯話了嗎？我感覺氣氛一直很融洽，可是突然就變了樣。”
我說：“我隻是不喜歡你而已。”說完便上了車。
2
我住的公寓位於海灘地帶，有三間臥室。我在家裏就能聽見海浪的聲音，對家中的一切都很滿意——這就是獨居最大的好處。即便你嫁給一位常常不在家的人，比如醫生，他也會插手諸如家居裝飾的事。而他的意見通常是“我想要一張更有男子漢氣概的床”，或者“一定要裝遮光窗簾，你知道我的工作日程很不規律”，還有“這個的確很漂亮，可它不耐髒啊”。而現在，我的沙發是白色的，窗簾是白色的，羽絨被是白色的，廚房台麵是白色的，衣服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而且，不，它不會髒，因為我用得很小心。我買房子的時候房價臨近低穀——盡管生活有諸多不順意，但在房地產這方麵我運氣總是很好——如今這套公寓的價格已是我買下時的三倍。倘若我把它賣掉，可以賺上一大筆，不過說實話，賣掉了我又能去哪兒呢？你倒是說說，我還能去哪兒？
阿維娃小時候，我還沒離婚，那時我們住在城市另一頭，在一幢意式托斯卡納風格的小別墅裏。別墅位於茂林會所——一個封閉式的社區。如今我不在那裏居住，我終於可以直言相告，那幾扇大門一直讓我心裏不舒服——住在博卡拉頓，我們該提防誰呢？不管怎麽做，茂林會所裏還是時常有人遭搶劫。那些大門就是用來招賊的。越是門禁森嚴，外人就越覺得裏麵有東西值得這樣大費周章地防護。不過我正是在茂林會所結識了羅茲，可以說不論我經曆了什麽樣的波折，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也是在那裏與萊文一家相識的。他們搬進來的時候阿維娃十四歲，在讀高一。
我們與亞倫·萊文相識的時候，他還是個聲望不高的州眾議員。他的妻子艾伯絲才是家裏的經濟支柱——她是南佛羅裏達醫療集團的內部法律顧問。羅茲給亞倫·萊文起了個綽號——“猶太超人”。說實話，他長得的確很像超人。他隻穿著運動鞋身高就有兩米，一頭黑色卷發，藍綠色的眼睛，臉上總帶著開朗、和善又憨厚的笑容。他是個能文能武的男人，既穿得起禮服襯衫，也穿得起安納波利斯的海軍製服——那副肩膀足以勝任這樣的角色。他比我和羅茲小幾歲，但年齡差距不大，所以羅茲常開玩笑，說我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應該試試勾引他。
他的妻子艾伯絲則總是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她上半身清瘦，下半身卻很粗壯——小腿和屁股很粗，膝蓋也肉乎乎的。不知她要花費多少精力才能讓那一頭棕色卷發長期保持筆直的金色“波波頭”發型。羅茲總是說：“氣候這麽潮濕，哎喲，梳那個發型簡直是瘋了。”
說實話，我也曾試著跟艾伯絲交朋友，可她就是不為所動（不僅我如此，羅茲也試過）。我和邁克請他們到家裏吃過兩次晚飯。第一次我忙了一整天，做了牛胸肉。盡管開著空調，穿著dkny露肩連衣裙，我還是汗濕了衣衫。第二次我做了楓糖漿烤三文魚。這道菜不難做，先醃十五分鍾，再烤三十分鍾就大功告成了。可艾伯絲從來沒有回請過我們，我也就領會了她的意思。再後來，阿維娃讀高三時，亞倫·萊文要參加國會競選，他們一家便搬去了邁阿密，我以為自己從此不會再與他們有瓜葛。人這一輩子會遇到很多個鄰居，但隻有少數幾個才能成為羅茲·霍洛維茨那樣的朋友。
然而在我腦海縈繞了一整天的並不是羅茲，而是萊文夫婦，直到電話鈴響的那一刻，我還在想著他們。打電話的是公立學校的一位曆史老師，問我是不是艾斯德爾·夏皮羅的女兒。她一直想聯係媽媽，問她能否到她所在的高中為幸存者紀念日致辭，可是媽媽既沒回短信也不接電話。我向她解釋，大約六個月前，媽媽患上了嚴重的中風，所以不行，艾斯德爾·夏皮羅沒法出席幸存者紀念日。今年他們隻能找其他的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了。
曆史老師哭了起來——那副唯唯諾諾的樣子讓人心生厭煩——她說要把幸存者聚齊越來越難了，即使在博卡拉頓也不例外——這裏百分之九十二的居民都是猶太人，除了以色列以外，這裏是全世界猶太民族氣氛最濃的地方。她說，二十年前她發起幸存者紀念日活動時，幸存者還很好找，可是現在還剩下多少人呢？就算你躲得過癌症，躲得過猶太人大屠殺，死神早晚也會追上你。
這天下午，我到療養院去探望媽媽，那裏總是彌漫著一股學校食堂與死亡的混合氣味。媽媽的手綿軟無力，左半邊麵孔耷拉著。依我看，沒什麽好遮掩的，她就是一副中了風的樣子。
我告訴她，有個唯唯諾諾的中學老師在找她，媽媽努力地想說話，但隻發出了幾個元音，沒有輔音——或許是我這個女兒不稱職，反正我沒聽懂。我告訴她，這次約會原本非常愉快，可那個男人突然開始對阿維娃說三道四，結果不歡而散。媽媽的表情讓人難以捉摸。我說，我很想念阿維娃。我知道母親無法回答我，所以才這樣說。
我正要離開療養院的時候，媽媽的妹妹梅米來了。梅米是我見過最樂觀開朗的人，但有時候她這個人不太可信。這麽說其實有點不公平。與其說是梅米不可信，倒不如說是我不相信所有的樂天派和所謂的幸福感。梅米張開胖乎乎、鬆垮垮的手臂抱住我（小時候，我和弟弟把這樣的手臂稱作“哈達薩臂”），告訴我母親曾問起過阿維娃。
我問：“她究竟是怎麽問的，梅米？”因為媽媽根本不能說話。
“她說了她的名字。她說‘啊——喂——哇’。”梅米堅定地說。
“整整說了三個字？”我不太相信。再說，媽媽說的詞聽著全都像“阿維娃”。
梅米說她不想跟我爭論這些，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為八十五歲的媽媽策劃生日聚會。梅米還沒想好在哪裏舉辦聚會。在這裏？盡管媽媽住在這兒，但這裏並不是她的家。去別處？媽媽的身體不知能否經得起折騰。梅米自然覺得換個環境聚會更好，找個風景好的地方——去博卡拉頓藝術博物館，或者去米茲納公園那個有早午餐的飯店，或者去我的公寓。“你的公寓實在太美了。”梅米說。
我說：“梅米阿姨，你真的覺得媽媽想要辦聚會嗎？”
梅米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母親更喜歡聚會的人了。”
我不禁懷疑梅米和我說的是不是同一個人。我曾經問過母親，她和爸爸過得幸不幸福。“他很會賺錢，對你和你弟弟也很好。至於幸福，”母親說，“那是什麽？”可以說，這是我第一百萬次意識到，做一個女人的妹妹與做她的女兒是完全不同的經曆。
我說：“梅米，你真的認為現在是辦聚會的好時候嗎？”
梅米看著我的神情，仿佛我是她見過最可憐的人。“瑞秋·夏皮羅，”她說，“任何時候都是辦聚會的好時候。”
3
我和邁克還沒離婚的時候，曾有一次開車到邁阿密大學跟阿維娃一起吃晚飯，她說她有件大事要告訴我們。拖延了好幾個學期之後，她終於決定了要修什麽專業：西班牙語文學和政治學。
邁克說，這個專業聽上去很了不起。不過他對阿維娃總是一味寵溺，隻有我才會問她畢業以後打算幹什麽，因為這個專業聽著像是個花架子。在我腦海中，女兒仿佛永遠住在她兒時的房間，不會長大。
阿維娃說：“我想從政。”她解釋說，選修西班牙語文學是因為我們這一帶贏得選舉的人都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至於政治學，她覺得這是明擺著的事。
“政壇可不是個清淨之地。”邁克說。
“我知道，爸爸。”阿維娃說著在他臉頰上親了一口。接著她問邁克跟萊文議員還有沒有聯係。雖然萊文一家搬離我們隔壁已經有段日子了，但大約一年前，邁克為議員的母親做了心髒手術。阿維娃希望能借這層交情謀得一份入門的工作或實習機會。
邁克說他明天就給議員打個電話，他也的確是這樣做的。凡是與阿維娃有關的事，邁克都會記在心上——她是爸爸的心肝寶貝。我總覺得“美籍猶太裔小公主”這樣的稱呼十分刺耳，但事實的確如此。總之，邁克與萊文通話之後，萊文把一位同事的聯係方式給了邁克，於是阿維娃就去為議員先生工作了。
那段時間，我在博卡拉頓猶太學校擔任副校長，這所學校招收從幼兒園到十二年級的學生。這個職位我已經做了十年，而那年秋天，我沒有時常開車到邁阿密看望阿維娃，原因之一是有人發現我的上司——校長費舍先生與一名畢業班的女生有染。盡管那個女孩已經年滿十八周歲，但是校長作為一名成年人，又是教育行業的從業者，還是應該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伊萊·費舍決意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信心堅定到了愚蠢的程度，他想讓我在董事會麵前為他求情。“你了解我的，”費舍說，“求你了，瑞秋。”
我的確很了解他，正因如此我才告訴董事會，他們應該立即解雇費舍。在他們尋覓繼任者的同時，我成了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校長——第一個擔任這個職位的女性，不過這其實也沒什麽。
費舍回來收拾東西的那天，我送給他一個奶油巧克力雙色派。這既是一份請求和解的禮物，也是我用來探查他離職進展的借口，因為我想讓他盡快離開我未來的辦公室。他打開白色塑料袋，端起奶油巧克力雙色派，扔飛盤一樣朝我的腦袋砸過來。“叛徒！”他大聲吼道。我及時躲開了。那個派是我在國王糕餅店買的——六寸大，口感很像法式小蛋糕。他可真是個傻子。
等我在複活節時見到阿維娃，她瘦了不少，但是氣色很好，心情也不錯，所以我推測她工作得很順心。或許阿維娃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舞台，說不定政壇真的就是她的舞台？我不禁幻想自己參加她的就職典禮，用一塊紅白藍相間的愛馬仕絲綢手帕擦拭眼角的情形。阿維娃從小就是個聰明伶俐、精力充沛的女孩，但她的聰慧和精力總是很分散，像四射的陽光，又像散落滿地的玻璃球——難不成年輕人就是這樣的？我問她：“看來你很喜歡在議員先生手下工作？”
阿維娃笑了：“我不是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算不上。”
“那你平時都做什麽？”
“很無聊。”她說。
“我不覺得無聊！這可是你第一份正式工作！”
“我沒有工資可拿，”她說，“所以這不算正式工作。”
“不管怎麽說，還是很激動人心，”我說，“跟我說說，好女兒，你平時都幹什麽？”
“我負責買百吉餅。”她說。
“好吧，還有呢？”
“他們派我去打印店。”
“那你都學到了什麽？”我說。
“學了怎麽雙麵複印，”她說，“怎麽煮咖啡。”
“阿維娃，別鬧了，至少跟我說件正經的新鮮事，我好講給羅茲聽。”
“我做這份工作可不是為了讓你給羅茲·霍洛維茨講故事的。”
“給我講講議員先生吧。”
“媽媽，”她不耐煩地說，“沒什麽可講的。他在華盛頓，而我基本都跟競選團隊一起工作。一切工作都是為了籌集經費，而每個人都煩透了籌集經費。不過大家對競選充滿信心，也對議員先生充滿信心，所以我覺得這也沒什麽問題。”
“那你喜歡嗎？”
她深吸了一口氣：“媽媽，”她說，“我愛他。”
起初，我還以為她說的是工作，說她愛上了政治。但我很快便發覺，她說的不是這個。
“才剛開始沒多久，”她說，“但我想我愛上他了，真的。”
“他是誰？”我問。
她搖搖頭：“他很英俊，是個猶太人，我不想說太多。”
“你們是在學校認識的嗎？”
“我不想說太多。”
“好吧，”我說，“那你至少告訴我，他是不是也愛你？”
阿維娃臉紅的樣子很可愛，像她嬰兒時期發燒的樣子：“也許愛吧。”
她對我有所隱瞞。她想隱瞞的事情其實很明顯，可我當時並沒往那個方向想。她隻有二十歲，還是個孩子，父母的乖乖女。我並不相信我的阿維娃會卷入那樣不堪的事件。我對她十分信任。
“他多大了？”我問。我最糟糕的設想隻是他年齡大而已。
“比我大。”她說。
“大多少？”
“沒有爸爸年紀大。”
“好吧，這也算是一點安慰。”我說。
“媽媽，他已經結婚了。”阿維娃說。
天啊，我心想。
“可是他並不幸福。”她說。
“親愛的，我鄭重地提醒你——求求你，不要摻和到別人的婚姻當中。”
“我知道，”她說，“我知道。”
“你知道什麽？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你最重要的資本就是清白的名譽。”
阿維娃哭了：“所以我才想告訴你。我實在太慚愧了。”
“你必須跟他做個了斷，阿維娃。絕不能繼續下去了。”
“我知道。”她說。
“別再跟我說‘我知道’！‘知道’一點兒用也沒有。你得說‘我會這麽做’，然後就開始行動。趁現在事情還沒鬧大，除了我沒人知道。”
“好吧，媽媽。我會這麽做的。請你保證不要告訴爸爸。”
進入光明節的第四五天，我開車到邁阿密，想確認阿維娃已經跟那個已婚男人一刀兩斷了。我心事重重，往阿維娃的寢室帶了太多東西。我帶了一個光明節的電燭台、一網袋的巧克力金幣、在布魯明黛買的擦臉毛巾（每條毛巾額外付了七美元，在店裏繡了字），還有國王糕餅店的兩塊奶油巧克力雙色派——她小時候最喜歡吃這個。
“怎麽樣了？”我說。
“媽媽，”她說，“他的婚姻早就名存實亡，隻是他暫時還不能跟妻子分手。現在的時機不對。”
“唉，阿維娃，”我說，“有家室的男人都這麽說。他絕對不會跟妻子分手的，永遠都不會。”
“不，”阿維娃說，“我說的是實話。他現在不能離婚，真的有個重要的理由。”
“是嗎，”我說，“什麽理由？”
“我不能告訴你。”她說。
“為什麽？我也想聽聽這個重要的理由。”
“媽媽。”她說。
“我一點具體情況都不知道，怎麽幫你出主意？”
“要是我把理由告訴你，你就知道他是誰了。”阿維娃說。
“那可不一定。”我說。
“你肯定知道。”她說。
“你倒是說說，就算我知道他是誰又能怎樣？我誰也不會說的。隻要是與你有關的事，我一向守口如瓶。”
“理由就是——”她頓了頓，“理由就是他現在正忙著連任競選。”
“天啊，”我說，“求求你趕快跟他做個了斷。阿維娃，你不能這樣下去。你為他妻子考慮——”
“她特別差勁，”阿維娃說，“你自己也常常這麽說。”
“那你也該為他那幾個兒子考慮。為他的選民，為那些給他投了票的人考慮。為他的前途考慮。也該為你自己考慮，為你的名聲考慮啊！要是這些還不夠，也該為爸爸、我和你的外婆考慮一下！”
“別小題大做了。誰也不會發現的。我們會保持秘密來往，直到他可以離婚為止。”阿維娃說。
“求你了，阿維娃，聽媽媽的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哪怕你狠不下心與他分手，最起碼先冷靜一段時間，等他離婚後再說。如果你們的感情是真的，就算等到明年也不會淡的。”
阿維娃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我想自己可能終於說動她了。她在我麵頰上親了一口：“別擔心，我會小心的。”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加入邪教團體恐怕就是這樣的感受。
那天夜裏我難以入眠。第二天請了病假沒去上班——我從不生病，所以也從不請病假，盡管我當時已經四十八歲。我去看望媽媽，想征詢她的意見。
“媽媽，”我說，“阿維娃出事了。”我把形勢向母親描述了一番。
“阿維娃是個聰明人，”過了許久，媽媽說道，“但她還年輕，有些事情是她難以預料的。你去找萊文的妻子。你認識那個女人，有過交情，可以約她見麵。讓議員的妻子跟他講講道理。”
“可是，這樣我不就辜負了阿維娃的信任嗎？”
“長痛不如短痛，現在痛是為她好。”
“那要把我的打算告訴阿維娃嗎？”
“這完全由你決定，但換作是我就不會告訴她。她現在聽不進道理，也不可能從你的角度看問題。再說，不論你這樣做算不算出賣她，在她看來都算是出賣。要是你不告訴她，也許她永遠都不會發現。”
我即將與邁克結婚時，母親陪我去買婚鞋。我記得自己當時在想，為什麽要這樣大費周章？我必須要穿白色的鞋子嗎？不過後來我看見了一雙鞋，鞋麵鑲滿水鑽，三英寸的細高跟。“媽媽，”我說，“你看這雙鞋多漂亮。”
“嗯。”她說。
“怎麽了？”我說，“多美啊。”
“好看歸好看，”她說，“但你的裙子一直拖到地麵，誰也看不見你的鞋，還不如穿一雙舒服的。”
“可我自己心裏清楚穿的是什麽鞋啊。”我說。
她撇撇嘴，那是她的標誌性表情。
“我穿七號半。”我對售貨員說。
我穿上鞋子，腳的確有點痛，但是還可以接受。
“你的腿美極了。”售貨員說。
“沒人能看見她的腿，”媽媽說，“你還能走路嗎？”
我走了幾步。
“瞧你那顫顫巍巍的步子，像個瘸子一樣。”她說。
“我覺得自己像變身的灰姑娘一樣，”我說，“我要買這雙鞋。”
“這雙鞋是一筆不錯的投資。”售貨員說。
母親哼了一聲。
“這雙鞋你能穿一輩子。”售貨員又說。
“這雙鞋會在你的鞋櫃裏待一輩子，”媽媽說，“你保證不會再穿第二次。”
“買了這雙鞋，就會有穿它的機會。”售貨員說。
“不用你付錢。”我對母親說著，把自己的信用卡放在櫃台上。
回到車上，我母親說：“瑞秋——”
“別再揪住鞋子不放了。已經完事了。我已經買下了。”我說。
“不，不是這件事。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我對這雙鞋這樣反感。你若是喜歡，就應該買下。我想說的是——”她頓了頓，很快又說道，“你不是非嫁給他不可。”
“什麽？”
“你知道的，我是想說，你可以嫁給他，也可以不嫁給他。”她的語氣輕描淡寫，像是在說晚飯可以吃三明治，也可以喝湯，她都無所謂。
“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歡他？”我問。
“不，我對他沒意見，”她說，“但我越想越覺得，應該讓你知道，取消一場婚禮並不比辦一場婚禮更難。”
“什麽？”
“我想說，這件事的確很吸引人，”她說，“事情一旦開了頭，再停下來就很難。想想希特勒，瑞秋。”
這世上沒有任何人能比希特勒更讓媽媽不齒的人了。她極少提起他，但凡真的提起他，那一定事關重大。“我不明白你這話是什麽意思，媽媽。”
“或許在某一時刻，那個人渣也曾經對‘最終解決方案’產生過懷疑。倒也不一定，因為他不是個善於自省的人，總之誰也無法確定。可是當猶太人被屠殺了一兩百萬的時候，在他病態的內心深處，或許也曾偷偷地想過：‘夠了。這樣什麽問題也解決不了，反而製造了更多問題！真不知我當初為什麽會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可當時他的計劃已經開始實施，於是就……”
“你真的要把邁克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嗎？”
“不，在這個比喻裏，你才是希特勒，你的婚禮就是‘最終解決方案’，而我則是有良心的德國人，不願意袖手旁觀。”
“媽媽！”
“別這麽較真。我隻是打個比方。大家講故事都是為了講道理。”
“你可不是！你不會這麽做，起碼不會拿希特勒講道理！”
“你冷靜一點，瑞秋。”
“你為什麽要說這些？你是不是知道什麽跟邁克有關的事？”畢竟這個女人曾經說過，她不知道什麽是幸福。我實在想不出這是怎麽回事。
“我什麽也不知道。”她說。
“看你的樣子就是知道。”
“我什麽也不知道，”她說著從包裏拿出一個裝有檸檬硬糖的鐵皮盒——母親身上永遠都帶著糖，“你要一塊嗎？”
“不要。”
她聳聳肩，把盒子放回包裏，“我什麽也不知道，”她重複了一遍，“但我覺得，他並沒有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你身上。”
我的手直發抖：“那他把心思放在哪裏？”
“我也不知道，”她說，“但你是自由之身，我的女兒，你還有別的選擇。你的確買了那雙鞋，但你可以穿著它去聽歌劇，而不是參加婚禮。這雙鞋穿到劇院會非常出彩。我想說的就這麽多，”她微微一笑，拍拍我的大腿，“那雙鞋非常漂亮。”
我婚禮上穿的正是那雙鞋，結果在走出教堂的時候扭傷了腳踝。整場婚宴上我都一瘸一拐，根本沒法跳舞。
母親的建議總是十分可靠。
4
我給艾伯絲的答錄機留了一條囉裏囉唆的語音留言：“艾伯絲，我是你以前的鄰居，瑞秋·格羅斯曼——”那時候我還叫瑞秋·格羅斯曼，“茂林鄉村會所的瑞秋·格羅斯曼，住在普林斯頓路，博卡拉頓，佛羅裏達州，地球，哈哈！說正經的，我近來想起你，還有孩子們——”天啊，這可怎麽說，“還有孩子們小時候的情景，所以我想約你吃個午飯，敘敘舊。”
過了一個星期，她也沒給我回電話。她為什麽要回電話呢？牛胸肉她吃了，三文魚她也吃了，我們還是沒能成為朋友。我決定往她的工作單位打電話。她的秘書讓我等了一會兒，聽筒裏的彩鈴是《三大男高音聖誕演唱會》專輯，我記得自己至少聽完了兩首不同版本的《聖母頌》，她的秘書才來回話：“艾伯絲在開會。”
“她真的在開會嗎？”我問。
“當然了。”他說。
我開始盤算，是不是應該給她遞張匿名字條，把婚外情的事情告訴她。可我怎樣才能保證字條隻有她一個人看見，而不會落在秘書或其他外人手裏呢？
我正在琢磨要不要直接開車到她辦公室去——她工作的地方在棕櫚灘鎮，車程四十五分鍾——艾伯絲忽然回了電話。
“瑞秋，你好，”艾伯絲說，“接到你的電話我太驚訝了。你過得怎麽樣？邁克醫生還好嗎？阿麗莎呢？”
放在平時，這樣的錯誤準會讓我心生芥蒂（我們可是鄰居！阿維娃舉辦成年禮時還邀請了他們家！），不過此時我心裏卻鬆了口氣，她連阿維娃的名字都不知道，說明她對這場婚外情一無所知。“阿維娃很好，”我說，“她如今在眾議員的競選團隊裏實習。”
“我竟然不知道，”艾伯絲說，“真是太好了。”
“是啊。”我說。
我知道事不宜遲。
可我總不能隻用一通電話就毀掉一個女人的婚姻啊。
“要不要一起吃午飯呢？”我說。
“哦，瑞秋，”她說，“我非常想去！但我實在太忙了，工作的事情很多，議員換屆選舉也很忙。”
“用不了多長時間，”我說，“哪怕隻喝杯飲料也好。”
“我最早也要等到今年夏天才有時間。”艾伯絲說。
我必須得找個借口跟她見麵，一個讓她無法拒絕的借口。我想起阿維娃說競選需要籌錢。那就談錢，我心想。
“是這樣的，我給你打電話不隻是為了敘舊，而是想跟你討論舉辦一次籌款活動，”我說，“不知你聽說沒有，我最近當上了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校長，我一直在找機會，把猶太民族的傑出人士介紹給我們的學生。所以我想，假如學校舉辦一次購票入場的夜間演講會，由議員先生主講，這樣不是很好嗎？讓我們的學生了解議員先生，家長也可以參加，好好辦一場活動，這對我們和議員先生都有好處。由博卡拉頓猶太學校舉辦的猶太裔領導人之夜，我們能不能談一談呢？”
她大笑起來。“隻有事關競選，這些‘飼養員’才肯放我出來，”她語氣有些難為情，“下個星期四一起吃午飯怎麽樣？”她說。
為了這個重要的場合，我在洛曼百貨買了一身盛薔的西裝。衣服是黑色的，帶有金色的紐扣，鑲了白邊。衣服的折扣很大——在佛羅裏達穿這種布料太厚重了——還算合身。
洛曼百貨的試衣間是敞開的，也就是說，其他人也能看見你試穿衣服，並對你的衣服發表意見。
“你穿這件衣服非常漂亮，”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比現在的我要年輕）對我說，她隻穿著內衣、內褲，頸上戴一條粗重的綠鬆石項鏈，“非常苗條。”
“這個風格不太適合我，”我說，“你的項鏈很漂亮。”
“這是我去新墨西哥州的陶斯鎮看望兒子時買的。”她說。
“我聽說那裏很漂亮。”
“就是一片荒漠，”她說，“要是你喜歡沙漠的話，還不錯。”
我揮了揮手臂，感覺自己好像穿了一身盔甲。
“這件西裝簡直是為你量身定做的。”那位上了年紀的女士說道。
我望著鏡子中的自己。一個穿西裝的女人，土裏土氣，神情嚴肅，像是監獄裏的女獄管。她跟我一點也不像，這正是我所要的效果。
我趕到飯店時，艾伯絲已經到了，同來的還有一位負責為萊文議員籌款的主管，具體頭銜我記不清了。他叫喬治，十分麵善，可我卻恨不得拿起叉子戳他。她居然帶了外人來！我隻好虛情假意地開始討論那場子虛烏有的籌款活動。這頓苦不堪言的午飯吃了四十五分鍾之後，艾伯絲說她有事，得先走，讓喬治跟我繼續討論籌款事宜。“真是太好了，瑞秋，多虧了你，我才能從辦公室出來透透氣。”
“你這就要走了？”我說。
“有機會我們一定要再聚。”她的語氣再清楚不過，我們不會再見麵的。
我望著她離開，等她走過門口的迎賓台時，我站起身，說：“喬治。”
“怎麽了？”他說。
“不好意思。我得去一趟衛生間！”我意識到這樣詳細地說有些反常，但我不想讓他猜到我真正的動機。
“好啊，你不用等我批準。”他輕快地說。
我按捺著步伐向衛生間走去，然而剛過迎賓台，脫離了喬治的視線，我立刻向停車場飛奔而去。謝天謝地，她走得不遠。我像瘋子似的一邊跑一邊大聲叫她的名字：“艾伯絲！艾伯絲！”
滾燙的路麵幾乎融化成了瀝青，我的鞋跟陷進了地麵，我跌倒在地，擦破了膝蓋。
“瑞秋，”她說，“天啊，你沒事吧？”
我連忙站起身：“沒事。隻是……地麵太黏了，”我說，“我真是笨手笨腳的。”
“你真的沒事嗎？我看好像流血了。”她說。
“是嗎？”我笑了起來，好像我的血是個有趣的笑話。
她對我微笑：“我說，這次見麵真開心。能跟你相聚我很高興。我們應該……沒錯，你真的流血了。我好像有個創可貼。”她在手提包裏翻找起來，那個亮麵皮包呈五邊形，邊角包著黃銅，約摸有一個小行李箱那麽大。總之，這個皮包可以當武器用。
“你隨身還帶著創可貼？”我沒想到她這種人會隨身攜帶創可貼。
“我有好幾個兒子，”她說，“幾乎算半個護士。”她繼續在包裏翻找。
“沒事，”我說，“正好應該讓傷口透透氣。這樣血凝結得更快。”
“不，”她說，“這種說法隻是以訛傳訛。受傷的前五天，應該讓傷口保持潮濕，這樣愈合得快，又不容易留下疤痕。找到了！”她遞給我一個印著恐龍圖案的創可貼，“你應該先把傷口清洗一下。”
“我會的。”我說。
“我好像還帶了抗菌藥膏。”她又開始在包裏翻找。
“你這個包簡直是魔術師的帽子。”我說。
“哈。”她說。
“好了！”我說，“你不必費心了。”
“好吧，”她說，“我們有空應該再聚。”
於是我說：“是的，的確應該再聚。”
於是她說：“你還有什麽事嗎？”
我知道，若現在不說，就再也沒機會了，可我就是張不開口。這種事情實在沒法說得委婉動聽，我隻好直接說：“你的丈夫跟我的女兒有婚外情，我很抱歉。”
“哦。”她說。短短一個字，那音調讓我想起了心髒監測儀上的那條橫線：高亢而決絕，透出死亡的意味。她撫平自己身上那套西裝——深藍色，跟我身上這件幾乎一模一樣，又整理了一下稻草人似的直發——在這片地獄一樣的停車場站得越久，她的頭發似乎就越蓬亂：“你為什麽不去找他呢？”
“因為……”因為我母親讓我來找你？我究竟為什麽沒有去找他呢？“因為我覺得這是女人之間的事。”我說。
“因為你覺得，假如我不施加壓力，他就不會分手。”
“對。”
“因為你不想讓你女兒知道你出賣了她，”艾伯絲繼續說，“因為你想讓她愛戴你，把你當成她最好的朋友。”
“對。”
“因為她是個蕩婦——”
“拜托，”我說，“她隻是個犯了錯的孩子。”
“因為她是個蕩婦，”她說，“而你是個懦夫。”
“對。”
“因為你想製止這件事，你覺得我知道應該怎麽做。”
“對。”
“因為你看看我丈夫，再看看我，你覺得我早就經曆過這種事。是不是？”
“我真的很抱歉。”
“抱歉有什麽用。我會處理的，”艾伯絲說，“我會告訴喬治壓根就沒有什麽籌款活動。狗屁猶太裔領導人之夜！下次你再想把別人的婚姻搞砸，在他媽的電話裏說就行了。”
我滿心愧疚，但卻輕鬆了不少。我把自己的負擔轉移到了別人身上。我回到飯店跟喬治喝了一杯伏特加湯力水。我問他，在萊文夫婦手下工作是什麽感覺。
“他們人非常好，”他說，“才貌雙全，真是再好不過了。大家都覺得他們是天生一對。相信你也看得出來，對吧？”
5
在遇見那個渾蛋路易斯之後，我決定把網上交友這件事先放一放，安心地給羅茲和賣玻璃的托尼當電燈泡。這位玻璃商人說他很樂意與兩位女士相伴，而且說實話，他才是真正的電燈泡，因為我和羅茲的友誼比他們的戀情開始得更早。
羅茲和托尼打算在克拉維斯演藝中心訂購百老匯劇目套票，羅茲想讓我也一起訂。三張聯排座位？我說，那我可真成了你們倆的電燈泡了。她說，那又怎樣？托尼說他願意坐在中間。
於是我們每個月都會一起看場劇，托尼和羅茲來接我，先找個地方吃晚飯，然後再去劇院。看完第一場劇——《歌舞線上》以後，托尼就開始叫我“腿女士”。他說我長了兩條舞蹈演員的腿。我說我長的是跳普拉提的腿。羅茲則說自己長了兩條火雞腿，脖子也像火雞一樣鬆鬆垮垮，大家笑得前仰後合。我們三個人的關係就是這樣。或許算不得深情厚誼，但也可謂其樂融融，正適合打發時間。
第三場劇是《卡美洛》，羅茲有點咳嗽，不能去看。羅茲說她不想整場劇都咳個不停。我說這裏可是南佛羅裏達，音樂劇場裏的咳嗽聲比音符還多。話雖如此，羅茲還是說，她可不想加入南佛羅裏達的老年咳嗽合唱團。
於是托尼單獨跟我去看劇，吃晚飯時我們談起了羅茲。他說自己能遇到她實在是太幸運了，她填補了他生命中的空缺。我則說，這世上找不到比羅茲·霍洛維茨更好的人了。他又說，他很高興能與羅茲的朋友也成為朋友。
音樂劇唱到一半，當桂妮薇兒唱《愛欲洋溢的五月》時，他的胳膊肘越過了座位之間的扶手。我把它頂了回去。到了第二幕，桂妮薇兒演唱《我曾在沉默中愛戀你》時，那隻胳膊肘又回來了。這次我把它一下推回了他的座位。他對我笑笑：“抱歉，”他耳語道，“我塊頭太大，劇院都裝不下了。”
往停車位走時，他說：“有沒有人跟你說過，你長得非常像伊馮娜·德·卡洛？”
“你是說吸血鬼夫人？”我說，“她還在世嗎？”
他說在那部劇之前，她還演過許多其他角色：“《十誡》裏麵扮演蛾摩拉的不正是她嗎？”
“蛾摩拉不是個角色，”我說，“是座城市。”
“我很確定她演的就是蛾摩拉，”他說，“那部電影我看一千遍了。”
“那是個城市，”我說，“一座充滿暴力、令人作嘔的城市，裏麵的居民對人滿懷惡意，大行淫蕩之事。”
“什麽樣的淫蕩事？”他說。
我才不會上他的當。“好吧，”我說，“隨便。”
“你怎麽就不能對我和藹一些呢，瑞秋？”他說，“我喜歡你對我和顏悅色的樣子。”
送我回家時，這位玻璃商人費了好一番口舌，堅持要把我送到門口。“不必了，”我說，“我知道家門口的路該怎麽走。”
“對你，就應該提供全套服務。”他說。
“我沒事。”我說。
“我答應過羅茲要送你回家。”他說。
我們往家門口走，到了以後我說：“晚安，托尼。替我向羅茲問好。”
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他身邊。他通紅肥厚的嘴唇緊緊吸住我的嘴唇不放：“你不想邀請我進屋嗎？”
“不，”我扭開嘴唇，掙脫手腕，說，“你會錯意了。羅茲是我最好的朋友。”
“別裝了，”他說，“你跟我眉來眼去已經好幾個月了。別抵賴。”
“我絕對沒有！”
“女人對我暗送秋波，我覺得我還是看得出來的。對於這種事情我很少出錯。”
“這次你真的大錯特錯了，托尼。”我從包裏翻出了鑰匙，但手卻抖個不停——因為憤怒，而不是恐懼——一直打不開門。
“那你總說要教我普拉提是怎麽回事？”他說。
“那是我的工作，”我說，“而且我確實認為，隻要加強腹部鍛煉就能幫你緩解坐骨神經痛。”
“今晚你就可以幫我鍛煉腹部。”他說。
“你該走了。”我說。
“好了，放輕鬆。”托尼說著，開始用他那凹凸不平的厚手掌摩挲我的肩膀，感覺很不錯，但我並不想讓他把手放在那兒，“別這麽不解風情。對這種事，我跟羅茲早有共識。”
“不可能。她不是那種人。”
“你並不了解羅茲。”玻璃商人說。
“對於羅茲，我一清二楚。即便你們‘有約在先’——且不管我信不信——我也不要你！”
我把鑰匙插進鎖孔，他想跟在我身後闖進房間。我一把推開他，把他的腳從門檻上踢下去，關上門，插上了插銷。
我聽見他直喘粗氣，過了一會兒，他說：“我希望你不要太幼稚，瑞秋。”他的意思是，他不想讓我把這件事告訴羅茲，而且他希望百老匯戲劇之夜能夠照常進行。
玻璃商人終於走了，我想給羅茲打電話，把這件事告訴她，但我沒有這樣做。畢竟沒有真的發生什麽事。要想生活沒煩惱，該管住嘴的時候就得管住嘴。
六十四歲的我仿佛再次回到了高中。
盡管托尼的不忠讓人備感壓抑，並且讓我為朋友感到悲哀，但是我想講給羅茲聽的並不是他的不忠，而是想把這個故事告訴她。
我盯著電話，竭力遏製自己給羅茲打電話的衝動，就在這時，電話鈴響了。
“羅茲？”我說。
原來是那個渾蛋路易斯。“我反思了很長時間，”他說，“我知道是怎麽回事了。是我說錯話了，對不起。我不該那樣評價你的照片。”
“什麽評價？”我說。
“我不想再重複一次了。”他說。
“恐怕你必須得重複一次。”我說。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麽。
“我說，你本人比照片漂亮多了。我那樣說真是太蠢了，”他說，“你說，你聽到這樣的話該怎麽回應？你是不是覺得我在詆毀你的判斷力？還是你覺得我是在說你的照片難看？你的照片一點兒也不難看，瑞秋，你的照片非常迷人。”
我告訴他，並不是因為這個。
“那是怎麽回事？”他很想知道，“一定有問題，我知道一定有問題。”
我對他說：“可能我隻是不喜歡你。”
“不可能。”他說。
“晚安，路易斯。”我說。
“等一等，”他說，“不論我做了什麽、說了什麽，你能不能試著原諒我？”
“晚安，路易斯。”我說。
我還以為文學教授都是聰明人呢。
依我看，他說出那番有關阿維娃的話是件值得慶幸的事。早點搞清一個人的真實麵目是件好事。
6
我一直在等阿維娃的電話，等她向我哭訴議員的妻子發現了這段地下情，議員跟她分了手。
但她一直沒有打電話來，我想，也許她想獨自處理這件事，或許這就是成熟的標誌吧。我知道猶太母親素有專斷的名聲——正如前文所說，我是菲利普·羅斯的忠實讀者——或許我身上的確帶有這樣的特征。不過說實話，我過去不是那樣的人，現在也不是。我有一份充實的工作，也有朋友。我固然深愛我的女兒，但她並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所以我決定交由她自己處理。我買了些瑰珀翠的薰衣草味護手霜寄給她——她最喜歡薰衣草，別的就再沒什麽了。
我一直沒有阿維娃的消息，連一句謝謝也沒聽見。不過那件事過去一個星期之後，我倒是接到了喬治的電話。“好了，瑞秋，”他說，“夏天就要到了。如果我們想在這個學年結束之前辦活動，就應該盡快開始。”
“艾伯絲沒跟你說嗎？”我說。
“哎呀，”他說，“你該不會是反悔了吧？”
“不是這樣的，”我說，“而是……唉，有可能是我理解錯了，我以為艾伯絲覺得這次籌款活動並不是個好主意。”
“不會的，我今天早晨剛跟她談過，”喬治說，“她完全讚成。她說她對這次活動幹勁十足。”
“幹勁十足？”我說，“艾伯絲說她幹勁十足？”
“我不確定她原話是不是這麽說的。等一下，瑞秋——好的，我馬上就打完了，”喬治對另一個房間的人高聲說，“今天這裏亂哄哄的。”他向我道歉。
“有什麽新鮮事嗎？”
“這裏總是亂哄哄的。那麽，瑞秋，隻要你還想辦，我們一定全力配合。”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沒有拒絕。從我的角度來說，我當時糊塗了。這就像你在跟人通電話，信號突然變差了，一開始，你假裝自己還能聽見，指望手機信號能夠自己變好，不要讓對方發現他在過去五分鍾裏說的話你一句也沒聽見。為什麽不直接說“我聽不見你說什麽”呢？有什麽好難為情的？
“我想辦，”我說，“但我必須跟董事會請示一下。”當然了，我壓根沒打算請示董事會。他們絕不可能同意我在學校舉辦政治籌款活動。在博卡拉頓猶太學校，政治就是顆地雷。老天保佑，萊文可千萬別提起總理拉賓遇刺之類的事情！
“好，當然可以。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四怎麽樣？五月十一日。”
“五月十一日。”我重複了一遍，假裝在日曆上做了個標記。過幾天我會給喬治打電話，就說董事會不願意批準政治性的籌款活動，事情也就了結了。
讓我感到不安的是艾伯絲的所作所為和阿維娃的沉默。
我給阿維娃打了個電話，問她最近怎麽樣，有沒有收到我的護手霜。
“有點稀，”她說，“那支護手霜。我猜你上次買完以後他們把配方改了。”
“不是，”我說，“我上次買的是護手霜，那個比較濃稠。這次我買的是身體乳。”
“我們還沒分手，”她說，“我知道你真正想問的是這件事。”
我的確想問這件事，但我也想知道艾伯絲究竟有沒有跟議員溝通過：“阿維娃，要是他妻子發現了，你該怎麽辦呢？”
“她怎麽可能發現？”阿維娃說，“誰會告訴她？”
“人們的眼睛可都盯著國會議員呢，”我說，“他可是公眾人物。”
“我很謹慎，”阿維娃說，“我們兩個都很謹慎。”
“我想讓你跟不需要謹慎相處的男人在一起。”我說。
“媽媽，他和別人不一樣。為了他，即便這麽做也值得。他——”
“他年齡比你大太多了，阿維娃。他有家室。他有孩子。我沒想到把你養這麽大，你竟然這麽缺乏判斷力。”
“這些話我們還要重複多少次？”阿維娃說。
“我想不通他是怎麽看上你的。”我說。
“好啊，媽媽。他這樣的男人看上我這樣的女孩，難道讓人很難以置信嗎？”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是個成年人，阿維娃。他跟我同齡。你們兩個能有什麽共同語言呢？”
“就是因為這個，我才不想給你打電話。”
“萬一她真的發現了呢？你會結束這段感情嗎？他會嗎？”
“我不知道，”她說，“再見，媽媽。”
“阿維娃，我——”我聽見了她掛斷電話的聲音。
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學校董事會的主席——巴尼拉比門也沒敲就衝進了我的辦公室。
“我們為國會眾議員萊文舉辦的籌款活動究竟是怎麽回事？一個叫喬治·羅德裏格斯的人說他跟你溝通過了。”
過去的一個星期裏，喬治給我留了三通留言，我都沒睬他——這的確是我的錯。做喬治這一行的人對於被人放鴿子早已經見怪不怪，也習慣了竭盡所能爭取他人的注意力，所以他自然會越過我，直接去找我的上司。
我笑了笑，想為自己爭取一點時間：“嗨，沒什麽。你也知道那些政客有多纏人，他們永遠在籌錢。我跟艾伯絲·萊文見麵隻是為了給她麵子——她住在茂林會所時和我是鄰居，所以實在推脫不掉——我好像沒和你說過，阿維娃現在在議員手下工作。”
“喬治·羅德裏格斯可不是這麽說的。喬治說是你給他們出了猶太裔領導人之夜的點子，現在這件事已經被排進議員先生的公眾日程表了。”
“不可能，”我說，“我特地沒有給他們任何明確的答複。我跟他們討論這件事，完全是出於客氣。”
“這些政治人物，”巴尼拉比歎了口氣，“唉，媒體已經聽說了這件事。依我看，我們是不能脫身了。”
有什麽不能的？“為什麽不能？”我說。
“要是我們取消活動，在外人看來就是：我們過去支持萊文，而現在不再支持他了。我們既不想表露出對他的支持，也不想表露出不支持他的態度。現在的境地進退兩難，瑞秋。這件事我不怪你，但是你跟人見麵千萬要小心，你現在畢竟是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校長。”
他分明就是在怪我。我多少有些不服氣。按照我的描述，這件事並不是我的錯。當然了，事實並不像我的描述那樣——而且這件事千真萬確是我的錯——可是他並不知情啊。
巴尼拉比吩咐我籌備這件事，但是要盡量低調。“我們盡量都保住自己的飯碗，瑞秋。”他這樣說。
巴尼拉比一走，我馬上給喬治打了個電話。
“我都有點傷心了。我還以為你是故意避著我不見呢。”他說。
當天晚上，阿維娃給我打了個電話。“你到底想幹什麽？”她對我大喊。
“我從小是怎麽教育你的，你眼裏怎麽隻有自己？”我說，“地球不是圍著你轉的。議員他搞出這檔事來，你以為我想在自己的學校辦這場籌款嗎？這件事與我無關。”
“那你為什麽要給議員辦公室打電話？”
“不是這樣的，阿維娃，”我真希望老天能一個炸雷劈死我，我這輩子從沒撒過這麽大的謊，“我幾個月以前給他們打過電話，那時你還沒開始為萊文工作。學校裏有人出了個主意，要舉辦一個猶太裔領導人之夜，是校方讓我給萊文打電話的，因為我認識他，因為你爸爸給他母親做過手術，因為萊文是我認識的最有前途的猶太人。這僅僅是個巧合而已，親愛的。或許把它辦成籌款活動是艾伯絲的主意？總之不是我起的頭。”
“那你就叫停，”她說，“你是校長，你有叫停的權力。沒有你的批準，學校什麽活動也辦不成。”
“事情沒那麽簡單，”我說，“他的團隊已經把這項活動排進了他的日程，聽說是個叫喬治的人？”
“對，喬治·羅德裏格斯。他負責籌款。”
“看來你認識他，這樣正好。這個叫喬治的家夥越過我，直接聯係了巴尼拉比。我看現在整個活動已經跟政治掛上了鉤，我也無能為力了。”
我能聽見阿維娃的呼吸聲，但她沒有掛斷電話。
“那好，媽媽，”她說，“我相信你。但你要向我保證，你不會把——”她壓低了聲音，“把我談戀愛的事情告訴任何人。請你向我保證你不會跟議員或是他妻子說話。”
“阿維娃，天啊，我當然不會。我絕不會提起你的地下戀情，但我必須得跟他們說話。不讓我和他們說話，這不現實，我們以前畢竟是鄰居。”
阿維娃開始抽泣。
“阿維娃，怎麽了？”
“對不起，”她語氣中的強悍消失了，說道，“我好累……我很想你……我才二十歲，可我感覺自己蒼老極了……媽媽……我可能應該做個了斷了。我知道你說得有道理，可我就是不知該怎麽開口。”
我不由得心花怒放，若能有這樣的結局，我之前說過的種種謊言也算值了。哪怕我為這個破籌款活動丟了飯碗，隻要能讓女兒回心轉意，保全她的名聲，也算值了。“你是想聽聽我的建議嗎？”我不想驚動她，含蓄地問道。
“是，”她說，“求求你了。”
“跟他心平氣和地談一談。告訴他，你們共處的這段日子你覺得很幸福，但以你們當下的處境，並不適合繼續發展這樁地下戀情。”
“對。”她說。
“告訴他他的生活很複雜，你可以理解。告訴他你還年輕，不能就這樣被一個人拴牢。告訴他這個學年的末尾正是你們重新考慮這件事的好機會。事實的確如此，阿維娃。”
阿維娃又抽泣了起來。
“怎麽了，親愛的？”
“我再也不會遇到像他一樣優秀的男人了。”
我用力咬住自己的舌尖，直到嘴裏漫出鮮血的味道。我對她隱瞞了那麽多！
倘若我撰寫一部回憶錄，那麽書名一定是《瑞秋·夏皮羅：我所隱瞞的那些事！》。
7
我上一次見到亞倫·萊文已是六年前的事，我發現他的黑色卷發中間已經有一小塊變禿了。
阿維娃自然也在。博卡拉頓猶太學校舉辦的猶太裔領導人之夜——這次活動備受關注，而她既為議員先生工作，又是我的女兒，她怎麽可能不參加呢？她身上的盛薔西裝正是我跟艾伯絲見麵時買的那一套——她從我衣櫃裏拿走了，我竟然毫無察覺。西裝穿在她身上，胸部繃得有些緊，盡管如此，她看上去依舊像個小女孩。我不知道她究竟有沒有跟他分手，抑或是他向她提出分手。
議員先生熱情地向我打招呼：“瑞秋·格羅斯曼，你氣色真好。多謝你組織了這次活動，今晚的活動一定會非常成功。”都是些政客說的廢話。
“我很樂意幫忙。”我說。有教養的人都是這樣處事的。
看他的舉止，絲毫看不出他和我的女兒有一腿。不過，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應該有怎樣的舉止。他怎麽做才能讓我不反感呢？我帶著他和他的一名助手來到禮堂後麵的更衣室。幾名學生要致辭，談談猶太裔領導人對於他們的意義，然後由議員登台演講，並為最具領導人潛力的畢業生頒發一小筆獎金。一個星期前，我想出了這個發獎金的法子，好讓整個活動看起來更加逼真。
議員的助手出去接了個電話，因此我和議員有了一段獨處的時間。他與我四目相對——他的目光清澈、柔和而真誠，他說：“阿維娃真是太棒了。”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不好意思，我沒聽清。”
“阿維娃真是太棒了。”他重複了一遍。
我想到了幾種可能性。
1.他並不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戀情。
2.他明知我知道他的地下戀情，而這句話是個令人作嘔的性暗示。
3.他的確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戀情，但阿維娃的工作真的很出色。
或許還有其他的可能，但當時我隻想到了這些。這三種可能無一例外地都讓我很想抽他一個耳光，但我並沒有那樣做。如果阿維娃已經跟他分手了，我抽他又有什麽用呢？
“是嗎。”我說。我知道自己不冷不熱的回答讓他有些泄氣。他這種人的性格很需要別人的喜愛。
“邁克醫生還好嗎？”他問。
“很好。”我說。
“我以為今晚能夠見到他。”議員說道。
“哦，他醫院裏事情很多，”我說，接著又補了一句，連我自己都想不通為什麽要說這句話，“他的社交生活也很豐富。”
“他的社交生活？”議員笑著問，“邁克·格羅斯曼有什麽社交生活？”
“他出軌了，”我說，“我知道他在外麵有個女人，不過可能還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女人。我覺得非常丟人，不知阿維娃知不知道這件事。我盡量瞞著她，因為我希望她能愛戴、尊敬她父親。但我總覺得，即便你對孩子有所隱瞞，他們冥冥之中也感覺得到。總之我很擔心，亞倫，這樣的父親會對她的品行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我真的很抱歉。”議員說。
“事實就是如此。”說完我便離開去組織學生了。
議員先生演講的內容與他的成長經曆有關，作為安納波利斯全城僅有的幾個猶太裔小孩之一，難免會產生“孤家寡人”的感覺，這其實並不是件壞事。議員先生說，做個“孤家寡人”可以幫助你理解弱勢群體或貧困人群的處境。對政府來說，最危險的做法就是目光短淺，以自我為中心。要成為優秀的領導、善良的公民，就要顧及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群的需求。
他這種傻瓜能說出這樣的話來，還真不賴。
我帶領大家走進禮堂門廳與議員先生見麵，卻到處都找不到他。我走到後台的更衣室，正要敲門，忽然有隻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喬治搖搖頭，臉上的笑容進退兩難，像是個聽國王講葷笑話的農民。
“不必擔心，瑞秋。我去叫他，”喬治低聲對我說，“我一會就帶他去找你。”
議員打開門，阿維娃的口紅模糊一片，下巴也蹭得通紅。房間裏彌漫著肉欲的腥味。哼，還有什麽好遮掩的？這分明就是雲雨之後的味道。
“阿維娃，”我說，“你過來。”我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麵巾紙遞給她。
“議員先生，”我說，“你該去禮堂門廳了。”
議員讓喬治和阿維娃先走一步。
“瑞秋，”他壓低聲音說，“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假如有人告訴你一件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樣”，那件事幾乎百分之百就是你想象的那樣。“你太無恥了。”我說。
議員點點頭，說：“是的。”可他的讚同並沒讓我覺得舒心。
“她才二十歲，”我說，“要是你想做件善事……隻要你還有點人性，你就應該馬上了結這件事。”
“你說得對……”他說，“真奇怪，這些東西……衣物櫃、棒球棒、長凳……學生們今年要表演什麽？”
“《失魂記》。”我懷疑他根本沒聽見我說話。
“《失魂記》，”他說，“是關於什麽的劇？”
“好吧，有一個棒球運動員……”
不過就在這時，我們走到了接待處，議員擠出了一個微笑，我也是。
大約淩晨一點，阿維娃回到了我們家，我事先就知道她要來，因為大門口的保安給我打了電話——多虧了茂林會所的門衛係統。
她眼睛腫得像櫻桃，像法律題材電影中的法官一樣用手指著我：“我知道你肯定背地裏說了什麽，媽媽！”
“怎麽了？”我問。
“別演戲了，”她說，“我知道這件事都怪你。”
“我沒演戲。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我說。
“他跟我分手了，”她嘴唇顫抖，抽泣起來，“全都結束了。”
天啊，這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就像飽吸了一口氧氣，像是在嚴冬經曆了漫長而顛簸的飛行之後走下飛機，走出機場，置身於熱帶氣候之中。我徹底卸下了重負，仿佛整個人都舒展開來，我想笑，想大笑，想尖叫，想痛哭，想雙膝跪地感謝上天。我走上前，想拉住她的手。“我很抱歉。”我說。
“別碰我！”她掙脫手，說道。
“我很同情你，”我說，“但我也為你鬆了口氣。”
“你根本不在乎我幸福不幸福！”她說。
“我當然在乎。”
“我想不通。你是不是說了什麽？你肯定說了。你告訴我，你到底對他說了什麽？”
“我什麽也沒說，”我告訴她，“我和議員幾乎沒怎麽說話。”
“你給我紙巾之後呢？在那之後你說了什麽？你那副表情好像把一切都看穿了。”
“我沒有。”我說。
“你們到底說了什麽？”
“阿維娃，我都記不清了。隻不過是閑聊，沒什麽。我們聊到了你爸爸！聊到了《失魂記》。”
“《失魂記》？你是說那場演出？”
“就是畢業生表演的那場音樂劇。”
“我錯了，”她說，“我不應該……”但她沒說她不應該做什麽。
阿維娃在邁克挑選的那張深色皮沙發上猛地坐下，我把她的行為看作是放棄抵抗的標誌。她的西裝外套——其實是我的西裝外套——上麵有一塊淺色的汙跡。我想，身為人母大概就是如此，女兒弄髒了你的外套，卻要由你來清理。“把外套脫了，阿維娃，”我說，“我好把它送去幹洗。”
她脫掉外套，我把它掛在了門廳的衣櫥裏。
“或許這其實是件好事，親愛的，”我說，“你自己不是也在考慮分手嗎？”
“是的，”她說，“可是我永遠都不會跟他說的。”
“我給你做點吃的，”我說，“你一定餓壞了。”
阿維娃站起身，我吃東西的建議再次勾起了她的怒氣。“你一邊說我胖，一邊又像喂豬一樣讓我吃這吃那！”她喊道。
“阿維娃。”我說。
“不對，你很會說話。你從來不會直接說我胖，而是隔三岔五就把話題引到我的體重上，問我吃得健康不健康，水喝得夠不夠多，說哪條裙子看著有點緊。”
“沒有的事兒。”
“你說我不應該把頭發剪得太短，因為這樣顯得我臉太圓。”阿維娃說。
“阿維娃，你哪裏來的這些怪念頭？”我說，“你是個漂亮姑娘。你生來是什麽樣，我就愛你原本的樣子。”
“別撒謊了！”
“怎麽了？你就是留長發更好看。我是你媽媽，我想讓你展示出最美的樣子，這有什麽錯？”我說。
“隻有你才會一刻不停地想著自己的外表，吃甜點從來超不過三口，健起身來像瘋了一樣，別以為你這麽做，我就要向你看齊！”她說。
“你當然不用向我看齊。”我說。
“究竟哪件事讓你更嫉妒？是我能夠迷倒亞倫·萊文那樣的男人，還是你沒法迷倒他那樣的男人？”
“阿維娃！”我說，“夠了。這種刻薄的話簡直是無稽之談。”
“而且我知道你背地裏肯定說過什麽！你要麽就是說了話，要麽就是搗了鬼！承認吧，媽媽！別再撒謊了！求求你別撒謊了！我必須知道真相，不然我會發瘋的！”
“為什麽原因非要在我？難道就不可能是學校的環境讓他想起你年紀還小，他跟你保持這種關係很不恰當嗎？這難道就不可能嗎，阿維娃？”
“我恨你，”她說，“我永遠不會再跟你說話了。”她走出家門，關上了門。
“永遠”隻持續到了八月。
夏末時節，我和邁克在緬因州波特蘭附近的一個小鎮租了一幢房子。我給阿維娃打電話說：“我們這麽長時間沒有說話，難道還不夠嗎？無論我做了什麽，或者你覺得我做過什麽，我都非常抱歉。到緬因州來看看我和你爸爸吧，我非常想你，爸爸也很想你。我們可以每天都去吃龍蝦卷和巧克力派。”
“龍蝦？媽媽，你怎麽了？”阿維娃說。
“不要告訴你外婆，不過我拒絕信奉不許我吃龍蝦的神。”我說。
她笑了：“好吧，好，我會過來的。”
我們在一起住了大約四天，她忽然說：“過去的一年就像一場夢，好像是我著了魔，而現在這個魔咒終於解除了。”
“我為你感到高興。”我說。
“不過，”她說，“有時我依然會懷念著魔的感覺。”
“但你不再和他見麵了吧？”
“不，”她說，“當然不見，”她更正道，“我是說，我不再私下和他見麵，隻在工作上和他打交道。”
她仍然在為國會議員工作，這不禁讓我對她刮目相看。“你會不會很為難？”我問，“經常與他見麵，但卻不再和他交往？”
“我很少見到他，”她說，“我的地位沒那麽高，何況如今我在他心裏的地位也沒那麽高了。”
8
《卡美洛》事件過去幾天以後，羅茲給我打了個電話，問我可不可以把《艾德溫·德魯德之謎》的票轉讓給她。她妹妹要來看望她，他們三人同去，豈不正好？我說好，因為沒人想看音樂劇版的《艾德溫·德魯德之謎》，劇場的套票總免不了混進幾部並不好看的劇目。她說要把票錢給我，我說我不會要你的錢，羅茲·霍洛維茨，我正巴不得自己不用去看《艾德溫·德魯德之謎》呢！
羅茲幹笑幾聲，然後說：“唉，瑞秋，你怎麽能做這樣的事？”
她還沒開口，我已經知道她要說什麽了。我知道，那位胳膊肘先生一定顛倒了黑白，告訴她是我想向他獻吻。他這麽做是想先下手為強。我本該給她打個電話，可是站在我的角度說話，誰會想到別人的婚姻裏去蹚渾水呢？盡管已經猜到他的招數，我仍然不知該如何應對。她不是全世界第一個嫁給出軌渾蛋的女人，這種事情任何人都有可能撞上。難道我想讓好朋友在這個年紀離婚？難道我希望她繼續為網絡頭像發愁，梳妝打扮，把自己硬擠進塑形內衣，去跟一個又一個老男人相親？不，我不希望她那樣。
“羅茲，”我說，“羅茲，親愛的，我想你誤會了。”
“他說你想給他——”她壓低聲音，憤怒地低聲說，“打手槍，瑞秋。”
“打手槍？羅茲，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我向她講述了事情的經過。他究竟為什麽要編出打手槍這回事？這人到底有什麽毛病？
“我知道你很寂寞，瑞秋，”羅茲說，“可是從1992年起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了解你這個人。你很寂寞，而且你自以為是，愛管閑事，所以我相信他。”
我說：“我絕不會為了他而背叛你——我們同甘共苦，經曆了那麽多事情，為了區區一個玻璃經銷商？永遠不可能。”
羅茲說：“瑞秋，別說了。”
於是我沒有再說。
我已經六十四歲了，我知道自己什麽時候不該說話。
9
到了那年秋天，阿維娃回到邁阿密大學，決定不在學校裏住，而是搬進了位於椰林區的一幢小公寓。我們一起布置她的小窩，其樂融融。我們選的是“清新複古風”，從慈善商店買來木製家具，用砂紙打磨做舊，塗成奶油色，買來帶有花卉圖案的褪色床單，又從舊貨店買了一床米色的被子。我們找來一個青綠色的大碗，往裏麵裝滿貝殼，還準備了梔子花和薰衣草味的大豆蠟燭。我們把牆壁刷成白色，掛上半透明的薄紗窗簾，又歪打正著買到了一把韋格納設計的法式y椅，是白樺木的真品——那時五十年代的家居風格尚未風靡，我記得我們隻花35美金就買下了它。我最後買的一件東西是一株白色的蘭花。
“媽媽，”她說，“我會把它養死的。”
“隻要別澆太多水就好了。”我說。
“我養不好花草。”她說。
“你才二十一歲，”我說，“還不知道自己什麽能做好、什麽做不好呢。”
這個小房子太美好了，一切都很完美，留白也恰到好處，我還記得自己暗地希望能搬去和她同住。我甚至有點嫉妒阿維娃，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設想布置公寓。
那是我們母女關係中的一段快樂時光，那段時間我自己的生活也很舒心。董事會最終決定不再另尋新校長，於是我成了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正式校長。大家為我舉辦了一場雞尾酒會，準備的點心是煙熏三文魚吐司，不巧的是三文魚不新鮮，我當時沒吃三文魚，可吃了的人後來都惡心反胃。我當時並沒把這當作一個兆頭。
羅茲請我吃飯，慶祝我的四十九歲生日。她說我看上去氣色非常好，問我最近在忙什麽。
我說：“我最近很開心。”
“有空我也要試一試。”她說。
不知為什麽——或許是紅酒喝得太多的緣故——我哭了起來。
“瑞秋，”羅茲說，“我的天啊，怎麽了？出什麽事了？”
“正相反，”我說，“我以為會出事，結果什麽事也沒發生，我現在終於可以鬆口氣，我太慶幸了。”
“你不用強迫自己全都告訴我，”羅茲一邊說，一邊給我又倒了一杯紅酒，“是你身體出了問題嗎，還是邁克的身體？是不是你發現了腫塊什麽的？”
“不，不是那些事。”
“是阿維娃？”羅茲說。
“對，是跟阿維娃有關。”
“你想和我說說嗎？要是你不想說也沒關係。”她說。
“羅茲，”我說，“之前她跟一個有婦之夫有染，現在終於結束了。全都結束了，謝天謝地。”
“嗨，瑞秋，這不是什麽大事。她還年輕，年輕人就是有做錯事的特權嘛。”
我垂下目光：“這不僅僅是婚外情的問題，重點是對方是誰。”
“是誰，瑞秋？”她說，“要是你不想說也沒關係。”
我附在她耳邊悄悄說出了那個名字。
“阿維娃真是好樣的！”
“羅茲！”我說，“你怎麽這麽糊塗啊，他有家室，年紀跟我們差不多大，而且還是她的上司！”
“起碼他長得不難看，”羅茲說，“再說我們過去也常開玩笑，說他是我們會縱情約會的對象，你還記得嗎？”
我怎麽可能忘記呢？
“你說阿維娃會不會是聽見了我們的談話？”羅茲說。
“我也不知道。”我說。
“他那個老婆啊，”羅茲這時已經微醺，“我要更正一下，他才是撿了大便宜。阿維娃是個可人兒，他們倆在一起會生出多麽漂亮的寶寶啊！”
“好了，都過去了，”我說，“謝天謝地，沒有寶寶。”
10
我想首先說明，這起事故既不怪阿維娃，也不怪萊文議員。
一位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八旬老太拿著失效的駕照開車上路，左轉時沒仔細看，一頭撞上了議員的雷克薩斯轎車。老婦人不幸死亡，於是人們對車禍展開了調查。調查不僅查出了老婦人是過錯方，也查出了我的女兒與國會眾議員有染——出事時她正坐在副駕駛的位置。這就是阿維娃·格羅斯曼在南佛羅裏達被推上風口浪尖的緣起——阿維娃門。
不過我扯遠了。
在阿維娃門爆發前，這件事還沒有名字的時候，我們都在靜待事態進展。我們等的是這件事最終會不會醞釀成型，或者更確切地說，阿維娃會不會成為這故事當中的一個人物。當時有過一段短暫而美好的時期，她隻是與眾議員同乘一輛車的“不知名女實習生”。我們不知道她的名字會不會被公之於眾，我相信萊文議員也曾努力不讓阿維娃牽涉其中——盡管這個人德行有失，但是心腸不壞。不幸的是，公眾對這件事的關注愈演愈烈，對我女兒的保護遠非議員力所能及。不把當晚與議員同行之人的身份查清，公眾決不罷休。
阿維娃不敢把這件事告訴她父親，一直拖到了警察把她的名字公之於眾的前一天。那天議員召開了新聞發布會，說警察即將公布她的身份。我說我可以替她告訴邁克，但她說想親自告訴他——她的勇氣值得稱讚。
我們帶邁克去了一家清靜的飯店，那裏過去是大橋賓館，如今變成了一家希爾頓酒店。我和羅茲常開玩笑，說世間萬物最後都會變成希爾頓酒店。那是我們全家最愛去的飯店之一，主要是為了欣賞近岸內航道的景致和來往船隻，食物倒是平平無奇，無非是遊泳池畔的常見點心，聚會吃的三明治、薯條，諸如此類。
阿維娃點了一份科布沙拉，一口沒動。後來為了把這頓飯拖得更長，她又點了一杯咖啡，仍然一口沒動。我們漫天閑聊：我的工作、阿維娃的課業、邁克的工作，我們沒有談到萊文議員，不過那個事件早已微妙地懸浮在我們之間——阿維娃的名字尚未卷入其中，但邁克對那些街談巷議本就不感興趣。所以我們聊的都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題，時間也過得飛快。我知道邁克打算回辦公室，我考慮過要不要催促阿維娃，最終還是決定按兵不動。這畢竟不是我的秘密。
邁克核對賬單時給我們講了個故事，與他幾年前做過心髒手術的一位女患者有關。“六十一歲，四處冠脈搭橋，”他說，“沒有並發症，但是康複花了很長時間。總之手術大約一年以後，她正在陪孫女玩，忽然隨手用橡皮泥給家裏的臘腸狗捏了個惟妙惟肖的泥像。”
“橡皮泥！”阿維娃的語氣熱情得有點假。
“是啊！誰能想到呢？然後她孫女說：‘多蒂，再做一個。’於是多蒂又給孫女捏了個像，又捏了自己小時候住的房子——那棟房子在揚克斯，她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了。到這會兒，全家人都圍過來看她捏東西，多蒂的兒子說：‘或許我們應該把你送到雕塑工作室去，媽媽。’得心髒病之前她從來不是搞藝術的料，不懂透視法，連火柴人也畫不好，現在她卻能做出栩栩如生的立體半身像，大理石、陶土，什麽材料她都能做。她為所有親朋好友都做了塑像，還做了幾尊名人塑像。她做得特別好，這件事很快就被當地媒體知道了，大家都管她叫雕塑界的摩西奶奶。現在多蒂已經開始接受委托創作了，為城市、公眾場地和慶典活動做雕像，每件作品都能賺幾千美元。”
“你應該抽些提成，”我說，“這可多虧了你。”
“我倒不會獅子大開口，不過現在她正在為我做一尊半身像，”邁克說，“免費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辦公室接待處，”我說，“就叫‘偉人的頭像’。”
“依你看，為什麽會這樣？”阿維娃問。
“疏通了心髒，增進血液流動，大腦的機能就會提升。說不定是大腦機能提升以後創造出了新的神經通路，發掘出前所未有的才能。誰知道呢？”邁克說。
“人心真是神秘。”我說。
“那純屬胡說，瑞秋，”邁克說，“人心可以解釋得一清二楚，要我說，真正神秘的是大腦。”
“你能把人心解釋得一清二楚，”我說，“我們可是什麽都不懂。”
邁克在收據上簽了字。
“爸爸。”阿維娃說。
“嗯？”邁克抬起頭。
她在他臉上親了一口，說：“我愛你。”
“我也愛你。”邁克說。
“對不起。”阿維娃哭了起來。
“阿維娃，怎麽了？”邁克坐回桌邊，“出什麽事了？”
“我闖禍了。”她說。
“不論出了什麽事情，我們都可以補救。”他說。
“這件事沒法補救。”她說。
“任何事情都能補救。”
阿維娃回到了邁阿密，邁克取消了那天剩下的所有日程安排，跟我開車回家進行無謂的爭吵。
“我猜你早就知道這件事了。”他說。
我歎了口氣：“我有過疑心，我的確有所懷疑。”
“既然你有所懷疑，”邁克說，“那你為什麽沒有采取行動？”
“我試過了。”我說。
“光是試過根本不夠！”
“她是個大人了，邁克。我又不能把她鎖在房間裏。”
“我一直以為，你再不濟還算是個稱職的母親。”邁克說。
他吵起架來一向是渾蛋，這也是我對這段婚姻毫無留戀的原因之一。
“你怎麽能縱容她做這種傷風敗俗的事？”邁克說。
“說得好像你自己是個道德模範似的！”我輕聲說。
“什麽？你說什麽？”
“我說，我們兩個互相攻擊一點兒用也沒有。得趕緊想個對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