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把這些都寫出來以後，我才明白了一些之前不曾明白的東西。一切標誌著米拉和本關係的跡象，從一開始就已經存在了。他們的關係仿佛是在一個模子裏形成的。可就算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該說點兒什麽。又有哪些關係不是在模子裏形成的呢？在克拉麗莎與杜克離婚一年以後，杜克非常想複合，於是懇求她相信他已經改變了，變得更加體貼，不那麽以自我為中心了。我還記得克拉麗莎說：“他說他已經變了，或許是吧。可在我心裏，他還是原來的樣子。我覺得，我永遠會那樣看待他。所以，即便我能忍受回到他身邊，我也會把他變回原來的樣子，因為我已經對他形成了那樣的期望。更何況我是不會回去的，哪怕他真的改變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沒救了。”
人是無法改變、無法同步成長的，這是一種絕望的想法。如果真是這樣，那麽，人們每隔五年左右就得重新結一次婚，就像簽合同一樣。去他的。別再有新的規則了，我們已經受夠規則了。可如果各種關係都已經有固定模式，那人們如何在一起生活呢？如果時間能帶來變化，那麽，在一種模式裏的變化，要麽會徹底推翻模式本身，要麽會傷害到兩人之間的關係。
可人和人還是會生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好，女人和女人也好。古代那些家裏掛著蕾絲邊窗簾的女人，穿著人造絲印花裙子和高跟鞋去超市買半打雞蛋、四升牛奶和兩塊羊肋排。這些女人，會像我所認識的那些人到中年的已婚女人一樣，在黃昏到來時安靜地坐著，對梅布爾或米妮咬牙切齒嗎？
“女人之間通過相互中傷來發泄怒氣。”這是瓦爾常說的一句話，她的聲音猶在耳畔。梅布爾有許多討厭的習慣，比如偷窺所有米妮信件的寫信人、從不打掃沙發後麵的灰塵和削土豆皮時不細心。除此之外，梅布爾洗完澡後，喜歡用很多爽身粉，弄得浴室的地板上滿是粉塵，米妮的鼻子受不了這些粉塵——這些習慣就像一把把刀子向米妮擲過來，令她欲哭無淚、欲訴無門。當然，梅布爾聲淚俱下地控訴道，米妮也沒好到哪兒去。當有人給梅布爾打電話時（這可不常有），米妮總會問是誰打來的，真是愛管閑事。米妮動不動就拿出她的嗅鹽，好像她很脆弱似的，其實她壯得像頭牛。鄰居家發情的狗在她們院子裏的草坪上與一條流浪狗有過接觸，這都能引起她的哮喘。可米妮都七十四歲了，她之前一定是見過這種事的！還有，米妮讀完報紙後，從來，從來，從來不會放回原處，這點就足夠把人逼瘋了。
她倆隻要聽到虐待兒童的新聞就會嘖嘖批判；當電視上出現色情畫麵時，她們都會閉緊嘴巴扭過頭去；她們每天吃罐頭湯和雞蛋，每隔三天吃一根羊排或漢堡，毫無怨言，因為她們的社保和退休金隻夠買這些；她倆都不讚成抽煙、喝酒和賭博，也不喜歡有這些習慣的女人；她們都喜歡薰衣草、檸檬油和剛洗好的床單的香味；她們都不想學那些年輕女孩那樣，把頭發燙卷，而是每周花一點兒零用錢，去把頭發定型、染成暗色；她們都不會衣衫不整地出門，哪怕隻是在家附近散散步；每天早上，那鐐銬般的緊身褡和易破的長筒襪都會讓她們那骨節粗大、飽受關節炎之苦的蒼老手指掙紮一番；她倆都對曾經的鄰居鮑姆一家記憶猶新。
這樣的生活就夠了嗎？
街對麵住的是格蕾絲和查理，他們也都七十多歲，結婚有五十多年了。他們也一樣。隻是，格蕾絲會因為查理每天要喝三罐啤酒、然後不停打嗝而生氣，查理會因為格蕾絲不讓他看他喜歡的電視節目、非要看那些愚蠢的遊戲節目而生氣。他們都為整潔的草坪而驕傲——“不像有些人家的草坪”，他們特意強調——然後，四個人一齊看向街頭的馬利根家。
可是，這樣的生活就夠了嗎？
是什麽讓人與人在一起？我們為什麽要這麽討厭彼此？我這麽問，不是想要你虔誠地搖著頭說，我們當然不應該仇恨自己的同胞。確實如此。但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麽？因為這是生存所必需的，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好吧，這個理由我可以接受。而在內心深處，我們真正的困惑是：我們為什麽要愛和恨？我們究竟要怎樣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我獨居。
要因為男人對待女人的惡劣行為而責怪他們很容易，但這讓我有些不舒服。這和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書裏所說的太相近了，那些書裏說，一個人生活中的所有毛病都是他母親的錯——所有的。母親成了新的惡魔。可憐的母親們，如果她們知道自己有這能耐就好了！她們是“閹割者”和“扼殺者”，仿佛是自願成為惡魔的奴仆的。無論如何，女人生活中的許多痛苦都跟男人有關，這倒不假。無論個人空間還是社會階層，他們都將女人排除在外，將她們置於從屬地位。
可隻是這樣嗎？
如果說，有誰有幸過上美好的同居生活，那非米拉和本莫屬。他們有足夠的智慧、經驗、聲譽，以及生存空間——你也可以管這叫機會或特權——去考慮他們想要什麽，並爭取實現它。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一種典範。至少在那時看來確實如此。這種關係看起來如此理想。維持它的奧秘在於，既親密，又自然，既可靠，又自由。而且，他們能夠將這種關係維持下去。
米拉和本是在四月成為戀人的。那是米拉在劍橋度過的第一個四月，她的心情與周圍的景色極為相稱：樹上冒出小綠芽、院牆裏覆蓋著連翹和紫丁香。陽光漸暖，綠芽逐漸綻放，在高低不平的紅磚牆上投下綠色的影子。山茱萸和紫丁香的幽香沿著布拉特爾街飄下來，沿著花園街和康科德飄散開來，甚至覆蓋了人山人海的哈佛廣場。人們敞開夾克，走在街上，捧著一束從布拉特爾街的花店買來的水仙，拿著一張從庫普商店買的海報，或握著一個從“妮妮家”買的漂亮蘋果，每個人都笑臉盈盈，悠然自得。
米拉在為綜合課複習，同時準備畢業論文；本則在整理他從利阿努帶回來的十箱筆記。他們幾乎每天都見麵，一起在法式蛋糕店、皮羅施卡餐廳或格倫德爾餐廳吃午飯或喝咖啡。有些餐廳設有戶外餐桌。手頭拮據時，他們就在教職工餐廳見麵，喝一杯——本和另一個助教可以在那裏記賬。他們總是把身上最後一毛錢都花出去。
米拉工作進展十分順利。她和本的關係讓她有了一種家的感覺，使她心中釋然。她可以專注工作幾個小時不覺疲憊，不會像以前那樣，工作一會兒就要起身在房間裏走走，或去懷德納圖書館的頂樓透透氣。她可以像以往那樣有條不紊，同時不會覺得自己空有秩序卻沒有生活。
這對情侶每周末都膩在一起，像在度長期蜜月。每周六晚上，他們都會出去吃晚飯，他們嚐遍了劍橋每家美味的餐館。他們吃過鱷梨沙拉醬、四川炒蝦球、蔬菜咖喱、加了洋薊的希臘羔羊肉和雞蛋檸檬沙司；吃過各種各樣的意大利麵、茄子醬、酸辣湯、醋燜牛肉、乳蛋餅和煨兔肉；某天晚上還品嚐了法式雞肉燉蘑菇。他們還在教職工餐廳吃過水牛肉。他們嚐遍了各國美食，走遍了周圍的每個角落。他們覺得一切都很美好，簡直妙極了。
到了周日，劍橋的大多數餐館都歇業，他們就在家裏做飯。有時候，這會變成一個大工程，比如本堅持要做惠靈頓牛柳，他會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去準備，最後還把廚房弄得亂七八糟。更多時候，他們做的飯很簡單：奶油烤菜、法式薄餅、意大利麵，或者沙拉。他們要麽邀請朋友到家裏來，要麽用米拉以前買的立體聲組合音響放音樂，獨自享用。
每個周末他們都照例要做愛。他們一做就是幾個小時，嚐試了各種姿勢：站著、坐著、趴在床邊上，或者本站著抱著米拉。他們的多次試驗都以失敗告終，兩人就哧哧傻笑。他們還會玩角色扮演遊戲，扮成老電影裏的人物。她當凱瑟琳大帝，他就當奴隸；他當酋長，她就當女奴。他們興致盎然地扮演著，根據自己的受虐幻想來扮演自己喜歡的角色。就好像重回童年時代，玩過家家，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這解放了他們的想象，讓他們可以自由地過曾經不敢想的私密生活，他們仿佛在化裝舞會上穿上了曾封存在潛意識深處的服裝。
他們長時間地散步，從查爾斯路走到清新池，再一路走到自由大道，最後在北端的某個意大利咖啡館或冰激淩店門口停下來。他們無所不談，從詩歌、政治、心理學理論，到做煎蛋餅和養育孩子的最佳方法。他們在大多數問題上意見相同或價值觀相符，這使得他們的爭論內容豐富而令人興奮。而且，到了這個年紀，兩個人都知道，存在小分歧才能使討論更加有趣。
五月，有人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學生反戰遊行，活動組織者比瓦爾和本所在的和平小組更加激進。哈佛園裏擠滿了學生，抗議者們圍著大學樓，拿著揚聲器朝人群喊話，鼓動學生罷課。他們的聲音在哈佛園裏回蕩：用暴力的手段阻止戰爭是道德的，因為戰爭是不道德的，這就是他們的主要觀點。米拉一邊聽著，一邊觀察著人群。人們站在那裏，有人若有所思，有人和講話人爭辯起來，講話人試著公允地做出回應。可他們的論據本身就是不合邏輯的：他們說，他們占領大學樓是違法的，違法就是違背道德；可當法律支持不道德的戰爭時，不違法就更加不道德了。
米拉對這次行動不以為然。這就是一場智力遊戲，是有欺騙性的——說話人堅稱自己的行為合理，但它並不真的合理。真正的衝突在於政府與軍隊的權力和年輕人脆弱的血肉之間，而這種衝突，在她看來並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在勇氣中，在強烈的憤怒、持久的忍耐和對自我的極度泯滅之中發生的，隻有這樣，才會有徹底的反叛。阿爾及利亞、中國和古巴的領導者們，或許曾坐在一起，想辦法證明推翻政府是符合道德的、明智的，但他們的革命衝動植根於他們的現實生活、他們所耳聞目睹的一切——多年來看著人民所受的壓迫，為了反抗這種壓迫，他們情願犧牲自己的生命。那些站在台階上，手持麥克風拚命鼓動別人的年輕人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們也在全力以赴，哪怕聲音已經嘶啞也要繼續高喊，希望把自己的理念傳達給更多的人。但他們的觀眾並沒有忍饑挨餓，並沒有生活在恐懼當中；他們的家人依然在斯卡斯代爾平平安安地活著，沒有死於槍下，沒有被折磨致殘，也沒有被囚禁起來。本說，美帝國主義很聰明，他們用幾輛車、幾台電視和性壓抑就征服了人民。瓦爾和他就“馬爾庫塞理論[1]”爭論了一番。米拉就坐在一邊看著。事件並未真正發酵。沒有足夠多的人參與，人們也沒有足夠的熱情。之後的某天晚上，校長給警察打了電話，他們把大學樓裏的學生驅逐了出去，其間發生了暴力行為。有人受傷了，很多人被關進了監獄。第二天，校園裏一片恐慌。一夜之間，事情激化了。
那些天的感覺很容易就被忘記了，因為那被點燃的激情來自道義，而非生存，因而很容易消散。我還記得坐在雷曼餐廳，感受到空氣中的脆弱；周圍飄浮著各種聲音，宛如碎玻璃；我感覺，輕輕地觸碰，就可以讓整棟建築支離破碎。有些人——大都是年紀較大的男研究生——他們冷酷、殘忍、高談闊論，不斷重複著那些關於革命的聳人聽聞的論調，企圖營造出像去年秋天那樣恐慌的氛圍，他們躲在角落裏，端著髒兮兮的咖啡杯，小聲地談論著槍支和坦克。年輕一點兒的學生膽子小，幾近歇斯底裏。他們總是一臉驚恐，發傳單，傳閱請願書時，手都在顫抖。有傳言說——後來被證實了——在檔案裏發現了一些材料，它們燃燒起來，像沙漠風一樣席卷過每棟建築，沙沙作響，打破了等級組織所必需的微妙平衡。許多年齡大一點兒的人都知道，可他們隱藏了太久，安穩地藏在享有特權的屋牆內，以至於那些年，他們一直沒明白，權力不是你所擁有的，而是你享有權力的那些事物所賦予你的。那些和藹地、文質彬彬地默默管理著大學的白人男性，原來是不願認錯的性別歧視者和種族歧視者，他們對自己的權力抱有誤解，以為他們的權力就等同於國家的利益。別人也不可能指控他們陰謀勾結，因為他們的勾結是潛意識層麵上的。米拉想，就如同她之前對諾姆的困惑一樣：即便你指出來，他也不會去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麽；即便這件事侮辱了你，讓你感到煩惱，他也不覺得他是錯的，還說那是“自然的”。對於這樣的人，你能怪他嗎？
對米拉而言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對那些年輕的學生來說並不是。從小他們就被教導，美國是一個民主、平等的地方，機會均等。盡管他們知道體製內有缺陷，也覺得會有好心人去修複。他們的上級、老師、院長和父母，都表現出善良的樣子。可私下裏，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室裏，他們卻會寫檢舉信。他們不曾知道，不曾看見，震驚之餘，他們才發現，都怪自己無知，輕易地被愚弄了。於是他們尖叫著、哭喊著四處奔走，顫抖不已。他們突然意識到，這正是他們被教育的所謂完美理想的醜陋陰暗麵，正是他們繼承而來的所謂抱負，這其實一直顯而易見，隻不過他們沒有深想過。這種精英主義思維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們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礎之上被構建、被滿足的。安逸的代價原來是另一種奴役。這真是令人難堪。
他們試圖解決這一困境。他們堅持著理想和抱負，試著放棄奢侈的生活。可是，他們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些人離開了學校，去流浪，住進公社裏，放棄了他們優越的家世。這種做法引發了爭議，人們議論紛紛，對此褒貶不一。他們說，如果你想改變什麽，就需要權力，貧窮無法作為權力的基礎。有人加入了激進群體，這些群體注定徒勞無功，它們不斷地分裂，徹底被聯邦調查局滲透，以至於最終隻有幾個人是真正的非政府成員。他們中那些敏感的人無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純真，無法忍受負罪感和責任感——這就是得知“自己有的吃是因為別人在挨餓”這一事實的代價。對於這樣的問題，幾乎沒有解決辦法，也沒有任何可供慰藉的東西。聖人可能會選擇讓自己挨餓，這樣別人就有吃的，可就算這樣也改變不了現狀。
但瓦爾認為那純粹是瞎說。她說，天真地想減少世界上的權力聯盟，就等於將一個政治問題轉變成形而上學的問題，好像默認了人口越多食物供給越不足似的。但其實這不是必然的，還有別的選擇。假如人們不浪費糧食，假如他們肯放棄自己的三輛摩托雪橇和兩輛轎車的話——她曾遇到過一家四口有四輛轎車、四輛摩托雪橇。克拉麗莎同她爭辯道，除了靠專製的命令，你又如何能強迫他們放棄那些呢？社會主義總是在理念上說得好聽，但實踐起來很糟糕。瓦爾說，不是這樣！我們之所以這樣想，隻是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如果沒有社會主義，人民就會餓死，但看上去好像會壓製主動性、創造性和個性。在瑞典就不是這樣。爭論變得激烈起來。這個話題在爭論中開始，也在爭論中結束。
人是無法改變、無法同步成長的，這是一種絕望的想法。如果真是這樣，那麽，人們每隔五年左右就得重新結一次婚，就像簽合同一樣。去他的。別再有新的規則了，我們已經受夠規則了。可如果各種關係都已經有固定模式，那人們如何在一起生活呢？如果時間能帶來變化，那麽，在一種模式裏的變化，要麽會徹底推翻模式本身，要麽會傷害到兩人之間的關係。
可人和人還是會生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好，女人和女人也好。古代那些家裏掛著蕾絲邊窗簾的女人，穿著人造絲印花裙子和高跟鞋去超市買半打雞蛋、四升牛奶和兩塊羊肋排。這些女人，會像我所認識的那些人到中年的已婚女人一樣，在黃昏到來時安靜地坐著，對梅布爾或米妮咬牙切齒嗎？
“女人之間通過相互中傷來發泄怒氣。”這是瓦爾常說的一句話，她的聲音猶在耳畔。梅布爾有許多討厭的習慣，比如偷窺所有米妮信件的寫信人、從不打掃沙發後麵的灰塵和削土豆皮時不細心。除此之外，梅布爾洗完澡後，喜歡用很多爽身粉，弄得浴室的地板上滿是粉塵，米妮的鼻子受不了這些粉塵——這些習慣就像一把把刀子向米妮擲過來，令她欲哭無淚、欲訴無門。當然，梅布爾聲淚俱下地控訴道，米妮也沒好到哪兒去。當有人給梅布爾打電話時（這可不常有），米妮總會問是誰打來的，真是愛管閑事。米妮動不動就拿出她的嗅鹽，好像她很脆弱似的，其實她壯得像頭牛。鄰居家發情的狗在她們院子裏的草坪上與一條流浪狗有過接觸，這都能引起她的哮喘。可米妮都七十四歲了，她之前一定是見過這種事的！還有，米妮讀完報紙後，從來，從來，從來不會放回原處，這點就足夠把人逼瘋了。
她倆隻要聽到虐待兒童的新聞就會嘖嘖批判；當電視上出現色情畫麵時，她們都會閉緊嘴巴扭過頭去；她們每天吃罐頭湯和雞蛋，每隔三天吃一根羊排或漢堡，毫無怨言，因為她們的社保和退休金隻夠買這些；她倆都不讚成抽煙、喝酒和賭博，也不喜歡有這些習慣的女人；她們都喜歡薰衣草、檸檬油和剛洗好的床單的香味；她們都不想學那些年輕女孩那樣，把頭發燙卷，而是每周花一點兒零用錢，去把頭發定型、染成暗色；她們都不會衣衫不整地出門，哪怕隻是在家附近散散步；每天早上，那鐐銬般的緊身褡和易破的長筒襪都會讓她們那骨節粗大、飽受關節炎之苦的蒼老手指掙紮一番；她倆都對曾經的鄰居鮑姆一家記憶猶新。
這樣的生活就夠了嗎？
街對麵住的是格蕾絲和查理，他們也都七十多歲，結婚有五十多年了。他們也一樣。隻是，格蕾絲會因為查理每天要喝三罐啤酒、然後不停打嗝而生氣，查理會因為格蕾絲不讓他看他喜歡的電視節目、非要看那些愚蠢的遊戲節目而生氣。他們都為整潔的草坪而驕傲——“不像有些人家的草坪”，他們特意強調——然後，四個人一齊看向街頭的馬利根家。
可是，這樣的生活就夠了嗎？
是什麽讓人與人在一起？我們為什麽要這麽討厭彼此？我這麽問，不是想要你虔誠地搖著頭說，我們當然不應該仇恨自己的同胞。確實如此。但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麽？因為這是生存所必需的，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好吧，這個理由我可以接受。而在內心深處，我們真正的困惑是：我們為什麽要愛和恨？我們究竟要怎樣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我獨居。
要因為男人對待女人的惡劣行為而責怪他們很容易，但這讓我有些不舒服。這和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書裏所說的太相近了，那些書裏說，一個人生活中的所有毛病都是他母親的錯——所有的。母親成了新的惡魔。可憐的母親們，如果她們知道自己有這能耐就好了！她們是“閹割者”和“扼殺者”，仿佛是自願成為惡魔的奴仆的。無論如何，女人生活中的許多痛苦都跟男人有關，這倒不假。無論個人空間還是社會階層，他們都將女人排除在外，將她們置於從屬地位。
可隻是這樣嗎？
如果說，有誰有幸過上美好的同居生活，那非米拉和本莫屬。他們有足夠的智慧、經驗、聲譽，以及生存空間——你也可以管這叫機會或特權——去考慮他們想要什麽，並爭取實現它。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一種典範。至少在那時看來確實如此。這種關係看起來如此理想。維持它的奧秘在於，既親密，又自然，既可靠，又自由。而且，他們能夠將這種關係維持下去。
米拉和本是在四月成為戀人的。那是米拉在劍橋度過的第一個四月，她的心情與周圍的景色極為相稱：樹上冒出小綠芽、院牆裏覆蓋著連翹和紫丁香。陽光漸暖，綠芽逐漸綻放，在高低不平的紅磚牆上投下綠色的影子。山茱萸和紫丁香的幽香沿著布拉特爾街飄下來，沿著花園街和康科德飄散開來，甚至覆蓋了人山人海的哈佛廣場。人們敞開夾克，走在街上，捧著一束從布拉特爾街的花店買來的水仙，拿著一張從庫普商店買的海報，或握著一個從“妮妮家”買的漂亮蘋果，每個人都笑臉盈盈，悠然自得。
米拉在為綜合課複習，同時準備畢業論文；本則在整理他從利阿努帶回來的十箱筆記。他們幾乎每天都見麵，一起在法式蛋糕店、皮羅施卡餐廳或格倫德爾餐廳吃午飯或喝咖啡。有些餐廳設有戶外餐桌。手頭拮據時，他們就在教職工餐廳見麵，喝一杯——本和另一個助教可以在那裏記賬。他們總是把身上最後一毛錢都花出去。
米拉工作進展十分順利。她和本的關係讓她有了一種家的感覺，使她心中釋然。她可以專注工作幾個小時不覺疲憊，不會像以前那樣，工作一會兒就要起身在房間裏走走，或去懷德納圖書館的頂樓透透氣。她可以像以往那樣有條不紊，同時不會覺得自己空有秩序卻沒有生活。
這對情侶每周末都膩在一起，像在度長期蜜月。每周六晚上，他們都會出去吃晚飯，他們嚐遍了劍橋每家美味的餐館。他們吃過鱷梨沙拉醬、四川炒蝦球、蔬菜咖喱、加了洋薊的希臘羔羊肉和雞蛋檸檬沙司；吃過各種各樣的意大利麵、茄子醬、酸辣湯、醋燜牛肉、乳蛋餅和煨兔肉；某天晚上還品嚐了法式雞肉燉蘑菇。他們還在教職工餐廳吃過水牛肉。他們嚐遍了各國美食，走遍了周圍的每個角落。他們覺得一切都很美好，簡直妙極了。
到了周日，劍橋的大多數餐館都歇業，他們就在家裏做飯。有時候，這會變成一個大工程，比如本堅持要做惠靈頓牛柳，他會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去準備，最後還把廚房弄得亂七八糟。更多時候，他們做的飯很簡單：奶油烤菜、法式薄餅、意大利麵，或者沙拉。他們要麽邀請朋友到家裏來，要麽用米拉以前買的立體聲組合音響放音樂，獨自享用。
每個周末他們都照例要做愛。他們一做就是幾個小時，嚐試了各種姿勢：站著、坐著、趴在床邊上，或者本站著抱著米拉。他們的多次試驗都以失敗告終，兩人就哧哧傻笑。他們還會玩角色扮演遊戲，扮成老電影裏的人物。她當凱瑟琳大帝，他就當奴隸；他當酋長，她就當女奴。他們興致盎然地扮演著，根據自己的受虐幻想來扮演自己喜歡的角色。就好像重回童年時代，玩過家家，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這解放了他們的想象，讓他們可以自由地過曾經不敢想的私密生活，他們仿佛在化裝舞會上穿上了曾封存在潛意識深處的服裝。
他們長時間地散步，從查爾斯路走到清新池，再一路走到自由大道，最後在北端的某個意大利咖啡館或冰激淩店門口停下來。他們無所不談，從詩歌、政治、心理學理論，到做煎蛋餅和養育孩子的最佳方法。他們在大多數問題上意見相同或價值觀相符，這使得他們的爭論內容豐富而令人興奮。而且，到了這個年紀，兩個人都知道，存在小分歧才能使討論更加有趣。
五月，有人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學生反戰遊行，活動組織者比瓦爾和本所在的和平小組更加激進。哈佛園裏擠滿了學生，抗議者們圍著大學樓，拿著揚聲器朝人群喊話，鼓動學生罷課。他們的聲音在哈佛園裏回蕩：用暴力的手段阻止戰爭是道德的，因為戰爭是不道德的，這就是他們的主要觀點。米拉一邊聽著，一邊觀察著人群。人們站在那裏，有人若有所思，有人和講話人爭辯起來，講話人試著公允地做出回應。可他們的論據本身就是不合邏輯的：他們說，他們占領大學樓是違法的，違法就是違背道德；可當法律支持不道德的戰爭時，不違法就更加不道德了。
米拉對這次行動不以為然。這就是一場智力遊戲，是有欺騙性的——說話人堅稱自己的行為合理，但它並不真的合理。真正的衝突在於政府與軍隊的權力和年輕人脆弱的血肉之間，而這種衝突，在她看來並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在勇氣中，在強烈的憤怒、持久的忍耐和對自我的極度泯滅之中發生的，隻有這樣，才會有徹底的反叛。阿爾及利亞、中國和古巴的領導者們，或許曾坐在一起，想辦法證明推翻政府是符合道德的、明智的，但他們的革命衝動植根於他們的現實生活、他們所耳聞目睹的一切——多年來看著人民所受的壓迫，為了反抗這種壓迫，他們情願犧牲自己的生命。那些站在台階上，手持麥克風拚命鼓動別人的年輕人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們也在全力以赴，哪怕聲音已經嘶啞也要繼續高喊，希望把自己的理念傳達給更多的人。但他們的觀眾並沒有忍饑挨餓，並沒有生活在恐懼當中；他們的家人依然在斯卡斯代爾平平安安地活著，沒有死於槍下，沒有被折磨致殘，也沒有被囚禁起來。本說，美帝國主義很聰明，他們用幾輛車、幾台電視和性壓抑就征服了人民。瓦爾和他就“馬爾庫塞理論[1]”爭論了一番。米拉就坐在一邊看著。事件並未真正發酵。沒有足夠多的人參與，人們也沒有足夠的熱情。之後的某天晚上，校長給警察打了電話，他們把大學樓裏的學生驅逐了出去，其間發生了暴力行為。有人受傷了，很多人被關進了監獄。第二天，校園裏一片恐慌。一夜之間，事情激化了。
那些天的感覺很容易就被忘記了，因為那被點燃的激情來自道義，而非生存，因而很容易消散。我還記得坐在雷曼餐廳，感受到空氣中的脆弱；周圍飄浮著各種聲音，宛如碎玻璃；我感覺，輕輕地觸碰，就可以讓整棟建築支離破碎。有些人——大都是年紀較大的男研究生——他們冷酷、殘忍、高談闊論，不斷重複著那些關於革命的聳人聽聞的論調，企圖營造出像去年秋天那樣恐慌的氛圍，他們躲在角落裏，端著髒兮兮的咖啡杯，小聲地談論著槍支和坦克。年輕一點兒的學生膽子小，幾近歇斯底裏。他們總是一臉驚恐，發傳單，傳閱請願書時，手都在顫抖。有傳言說——後來被證實了——在檔案裏發現了一些材料，它們燃燒起來，像沙漠風一樣席卷過每棟建築，沙沙作響，打破了等級組織所必需的微妙平衡。許多年齡大一點兒的人都知道，可他們隱藏了太久，安穩地藏在享有特權的屋牆內，以至於那些年，他們一直沒明白，權力不是你所擁有的，而是你享有權力的那些事物所賦予你的。那些和藹地、文質彬彬地默默管理著大學的白人男性，原來是不願認錯的性別歧視者和種族歧視者，他們對自己的權力抱有誤解，以為他們的權力就等同於國家的利益。別人也不可能指控他們陰謀勾結，因為他們的勾結是潛意識層麵上的。米拉想，就如同她之前對諾姆的困惑一樣：即便你指出來，他也不會去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麽；即便這件事侮辱了你，讓你感到煩惱，他也不覺得他是錯的，還說那是“自然的”。對於這樣的人，你能怪他嗎？
對米拉而言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對那些年輕的學生來說並不是。從小他們就被教導，美國是一個民主、平等的地方，機會均等。盡管他們知道體製內有缺陷，也覺得會有好心人去修複。他們的上級、老師、院長和父母，都表現出善良的樣子。可私下裏，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室裏，他們卻會寫檢舉信。他們不曾知道，不曾看見，震驚之餘，他們才發現，都怪自己無知，輕易地被愚弄了。於是他們尖叫著、哭喊著四處奔走，顫抖不已。他們突然意識到，這正是他們被教育的所謂完美理想的醜陋陰暗麵，正是他們繼承而來的所謂抱負，這其實一直顯而易見，隻不過他們沒有深想過。這種精英主義思維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們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礎之上被構建、被滿足的。安逸的代價原來是另一種奴役。這真是令人難堪。
他們試圖解決這一困境。他們堅持著理想和抱負，試著放棄奢侈的生活。可是，他們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些人離開了學校，去流浪，住進公社裏，放棄了他們優越的家世。這種做法引發了爭議，人們議論紛紛，對此褒貶不一。他們說，如果你想改變什麽，就需要權力，貧窮無法作為權力的基礎。有人加入了激進群體，這些群體注定徒勞無功，它們不斷地分裂，徹底被聯邦調查局滲透，以至於最終隻有幾個人是真正的非政府成員。他們中那些敏感的人無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純真，無法忍受負罪感和責任感——這就是得知“自己有的吃是因為別人在挨餓”這一事實的代價。對於這樣的問題，幾乎沒有解決辦法，也沒有任何可供慰藉的東西。聖人可能會選擇讓自己挨餓，這樣別人就有吃的，可就算這樣也改變不了現狀。
但瓦爾認為那純粹是瞎說。她說，天真地想減少世界上的權力聯盟，就等於將一個政治問題轉變成形而上學的問題，好像默認了人口越多食物供給越不足似的。但其實這不是必然的，還有別的選擇。假如人們不浪費糧食，假如他們肯放棄自己的三輛摩托雪橇和兩輛轎車的話——她曾遇到過一家四口有四輛轎車、四輛摩托雪橇。克拉麗莎同她爭辯道，除了靠專製的命令，你又如何能強迫他們放棄那些呢？社會主義總是在理念上說得好聽，但實踐起來很糟糕。瓦爾說，不是這樣！我們之所以這樣想，隻是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如果沒有社會主義，人民就會餓死，但看上去好像會壓製主動性、創造性和個性。在瑞典就不是這樣。爭論變得激烈起來。這個話題在爭論中開始，也在爭論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