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二月，杜克轉到了新英格蘭的一個基地，從那裏可以乘車往返劍橋。他很高興。結婚以後，他和克拉麗莎就沒有真正住在一起過。他們隻有周末和假日才有機會相聚。有時候，他一個月都見不到她一次，盡管他工作非常忙，可一有空他就很想她。克拉麗莎是杜克熱情的來源，像一團跳動的火苗，溫暖著他麻木的手指。這種感覺並不隻是性方麵的，她精神上的熱量也溫暖著他。
可是，她進哈佛的這一年半以來，他感覺，好像她正在從他手中滑走，好像他再也無法完全抓住她了。他怪自己去越南待了九個月，怪她的朋友們影響她。他覺得哈佛被知識精英主義和激進主義滲透了，所以，他不僅懷著愉快的心情，而且帶著一種目的感，去期待一種新的生活：他要重塑他們之間的關係。為此，他還買了一輛保時捷，停在克拉麗莎住處的門外。
克拉麗莎沉默不語，若有所思，她對別人意圖的警惕性，令她流露出一種成熟老練的氣場。可她柔和的臉龐，她害羞的樣子以及毫無心機的舉動，都令她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小。她今年二十五歲。
克拉麗莎是她那個年代的花朵，是主流媒體、心理學家、教育者和父母都想培養的那一類女孩。她總會令女人們驚訝，因為她好像沒有過任何困擾。她承認，除了肌腱撕裂，她沒有遭遇過什麽痛苦，且並無炫耀或羞愧之意。她出生在有教養的家庭裏，她和她的姐姐從小在關愛中、在溫和的訓導和自由的教育中長大。她們一直受到人性化的對待，上幼兒園時可以在角落裏玩洋娃娃。她們住在斯卡斯代爾一座漂亮的老房子裏，但克拉麗莎身上不僅沒有沾染那裏的勢利風氣，更是居然不知道這種風氣的存在。在學校裏，姐妹倆學習好、體育好，而且還很受歡迎。她姐姐後來當了兒科醫師，已經結婚且有了五個孩子，目前和丈夫一起住在南加州的一所大房子裏。姐妹倆關係很好，近乎完美：沒有競爭，也沒有嫉妒，因為這些東西都沒有存在的理由。
這群女人剛見到她時，會安靜地聽她講述她的過去，雖然她很少提起。她們常說，她的過去太不可思議了，簡直太幸福了。她們就像聽神話一樣聽著，最後還得回到自己那不幸的生活中去。此外，克拉麗莎對她們的故事也很著迷。她經常會問：那是什麽感覺？她對痛苦情感的認識來源於書籍和她的想象。邁入青春期之後，她會一坐幾個小時地閱讀，認真體會安娜卡列尼娜、伊萬卡拉馬佐夫或艾瑪包法利的感受。盡管她出生在一個信教的家庭，而且很多個暑假都是在北達科他州的家庭農場裏度過的——他們家族大多數信教的人都住在那裏，但是，她也沒遇到過信仰危機。她可以完全接受天主教教條，也可以單純地信奉上帝，而自從她學習了幾何、代數、三角學和微積分後，也可以輕易地意識到宗教中一些荒謬之處。這些都是她克服困難、提高理解能力的步驟之一。
她曾就讀於拉德克利夫學院。她在父母朋友舉辦的一場派對上認識了杜克，並以最得當的方式談起了戀愛。杜克的家族曆史悠久而有名望，他的家人有從西點軍校和常春藤名校畢業的，也有從政的：他們家出過一個紐約州長和一個州政府秘書長。雙方家庭都很滿意他們的婚姻。他們在一起，似乎注定會幸福終老。結婚四年了，克拉麗莎額頭上沒有一點兒皺紋，那安定的滿足感說明了一切。
但有一個秘密克拉麗莎很少說起，大多數人也不知道。大學期間，她參與了附近羅克斯伯裏拉丁學校的一項計劃，幫助猶太區的孩子們識字讀書。這種事通常都讓人束手無策，她卻表現得很好，不像有些人去那兒是向“愚蠢的窮人”展現白人的優雅和文化的，而是像另外一些人一樣，是去那兒學習、了解他們的。她漸漸成為鄰裏之間“大家庭”的一分子。人們很信任她，她還介紹其他人進來。她參與的讀書計劃非常成功。大學畢業後，杜克去了國外，克拉麗莎和羅克斯伯裏的一些人用聯邦資助擴大了該計劃，有兩年，她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羅克斯伯裏。她在那兒生活，在那兒工作。杜克很不高興，他堅持讓她在劍橋租房子。他希望舒適的房子能誘惑她，讓她晚上能待在家裏。但是，克拉麗莎喜歡羅克斯伯裏，她在那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氣。她在那裏見識到了太多的痛苦，彌補了她對痛苦的無知。每當她向我們提起那些年，她的眼神就很明亮，表情也很有活力。她在那裏甚至還有情人，這一點，她也是很久之後才告訴我們的。
雖然計劃很成功，但尼克鬆上台後，資助就斷了——那是他上台後的第一個舉措。克拉麗莎不得不離開。她去了哈佛的研究生院就讀。比起其他英語專業的學生，她更加質疑自己去那兒的目的，但是，她並沒有說出來。可是，有時，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又會捫心自問。
“人們覺得培養年輕的學者和老師，就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就能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可我真的很懷疑，是不是記住英國的那些國王、明白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關鍵——也就是我們主要所學習的內容——就能讓你在這些方麵的學識有所增長。這倒更像是在比賽‘如何更好地閱讀一篇文章’。”
“你希望回到羅克斯伯裏嗎？”瓦爾笑著問。
“不，回去也沒有意義。錢沒了，人也散了，白人去那邊更加危險了——沒什麽值得回去的，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但或許對有些白人來說不是。再說，那就像是一種寄生，我在那裏時過得很愉快，但我也必須承認我從他們身上汲取了養料，我依附於他們生存，而忽視了我自己的生活。在哈佛就不會有那種感覺。”
她的各科成績都很優異，而且似乎有望當上助教。哈佛的英語專業研究生有三種工作機會：當哈佛的助教、耶魯的助教和普林斯頓的助教。自一九七〇年以來，人們很難想象哈佛會聘用女人，普林斯頓也不太可能讓女人任教，所以，大家都希望克拉麗莎能被耶魯聘用。別的都不成問題。用智慧和高尚辦不到的事，她的家族關係能辦到。
杜克調走後，克拉麗莎很少露麵了。像我們一樣，她也在準備口試。晚飯她得回家吃，因為她晚上想和杜克在一起，白天她要看書，抽不出時間。可是，四月初口試之前，某天下午她來到了伊索家。她看上去不像平常那樣平靜，但又說不出有什麽具體的不同。米拉說她的表情有些憂鬱。但克拉麗莎什麽也沒說。
她的口試很順利地通過了，一群朋友出門慶祝。杜克回家後也加入了他們。他為她的成功而高興，並且為她驕傲。不像凱拉和米拉，克拉麗莎通過考試後顯得欣喜若狂。杜克有幾天假，可以在家陪她，那些天，大家都沒去找他們。不久之後，他們發現兩個人都紅光滿麵，尤其是克拉麗莎，她麵色紅潤，一臉滿足。伊索說，你老覺得他們才剛起床。之後杜克就回去了。克拉麗莎在圖書館裏閑逛，尋找論文的選題，又和朋友們聚在了一起。不過這一次，她提到了困難。杜克遇到了難關。
“他被迫過著一種精神分裂般的生活。他回家來，脫掉製服，穿上牛仔褲和摩洛哥襯衫，還要包一條印度頭巾——為了不讓頭發長長，他不得不那樣做。我倒挺喜歡他那身打扮，但他不願老包著頭巾，寧願把頭發留長。他戴上念珠，我們去哈佛廣場吃飯、看電影或者閑聊。可第二天，他又穿回他的製服了，專心地敬禮、立正，聽他的同事講印度樂隊中的怪人和嬉皮士。我覺得他很討厭這種不斷的轉換。”
“他表現出什麽了嗎？”伊索頑皮地眨著眼問，“他進門的時候叫你立正了嗎？你每天要寫一式三份的工作報告嗎？”
大家都笑了，可克拉麗莎皺起了眉頭：“差不多。是這樣的，他想融入他們那群人的圈子，但又想融入我的世界。他覺得哈佛的學生太激進了。”
“那他應該聽聽我們常聊的那些。”凱拉幹巴巴地說。
“別這麽說，其實他說得對！”瓦爾抗議道。
其他人也大聲嚷嚷起來。她們聲稱，除了瓦爾，其他人一點兒都不關心政治，她們簡直政治冷漠得可恥。
“我同意，我同意，”瓦爾笑著說，“但我們還是對政治有興趣的，隻是不積極而已。我想，不積極的一個原因在於這裏的政治問題太溫和了，而且與我們自己的激進主義沒什麽現實上的聯係，所以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我們？你說我們激進？”四個人朝她嚷嚷起來。
“你們真是的！”她歡快地說，“我們因為什麽聚在一起？因為什麽成為朋友？我們幾乎沒什麽共同點，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我們的興趣大相徑庭，我們的年齡和背景都各不相同。我們為什麽如此討厭哈佛？為什麽大多數研究生不喜歡我們？”
“我們對哈佛的體製不滿，對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政策不滿，就像‘新左派’一樣。但我不是‘新左派’的成員，我參加了兩次他們的會議就退出了。老天，那是個什麽樣的組織啊！我討厭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好戰，而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和他們反對的人的價值觀是一樣的！他們像天主教堂、哈佛、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政府一樣高高在上！我們反抗所有已確立的秩序，因為我們反對男性霸權。我們想要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至於如何不同，我們也說不清楚，但它肯定不是現在這樣——”
“一個我可以烤麵包、種花，同時還能被當成一個聰明人看待的世界。”凱拉咬著唇，小聲說道。
“是的。”
“或者，在那樣的世界裏，杜克無權讓我每晚都做飯，不能說他做的就是工作，而我做的就不是。再說，他本來就喜歡做飯，而我討厭做飯。”克拉麗莎有些嚴厲地說。
女人們都轉過頭看著她。她之前從沒提過這一點。
“是的。我們都在反抗那個屬於自大而又空洞的白人男性的世界，以及他們讓這樣的世界合理化的意圖；我們同情每一種不正統的東西，因為我們都感覺自己是不正統的；我們都反對戰爭，反對已經確立的東西，反對資本主義——”
“但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凱拉說。她轉身對克拉麗莎說：“我們都是可恥的政治冷漠者。”
“我的天哪，對我們來說，共產主義有什麽？從現實層麵來說，它隻是同一種意識形態的又一種變體而已。”
“嗯，”克拉麗莎若有所思地說，“但我覺得，我們大多數人大體上是接受社會主義的。”
她們麵麵相覷，然後所有人都點了點頭。
“這真是太神奇了！”凱拉跳起來，“我們之前從沒討論過這點，從沒談起過信仰！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信仰什麽，我隻知道，我們對某種深層的東西有著共同的看法……”
“但我們所信仰的也是每個人都信仰的啊。”米拉不解地說。
她們起哄道：“那你跟我們講的去沃德家過聖誕節的情形，又怎麽說？”
她笑了：“我在這兒待得太久了，別的世界對我來說已經不存在了。”
“杜克的信仰就和我們的不一樣。我在想，男人們的信仰是否都和我們的不一樣。”克拉麗莎痛苦地皺著眉頭說。
瓦爾同情地看著她：“我知道，所以事情才那麽困難。當然，我們的這種激進主義，是最具威脅性的。不僅因為我們有槍有錢。他們試圖讓我們在他們的嘲笑中滅絕，試圖讓我們在他們定義的形象中滅絕——就像他們對黑人所做的那樣，我想，他們做得不是很成功——他們完全不把我們當回事，就是他們的某種可怕手段。”
凱拉僵硬地坐著，看著瓦爾。她手拿兩支煙輪流抽，自己卻還沒意識到。
“因為我們威脅到的是男權正統化。假如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都出生在wasp[12]家庭，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都有錢——換句話說，都有能被稱為‘正統’的身份標誌。那個男人會被看重，女人卻不會被看重，無論她有何作為。看看他們是怎麽對待埃莉諾羅斯福的。男人一旦失去了正統感，就等於失去了優越感。他就得從其他人身上尋找自己生存必需的優越感。不正統的男人，比如黑人和奇卡諾人，也遵循著這樣的模式，但他們隻能從女人身上找優越感。男人一旦失去了優越感，就等於失去了權勢。我們所談論的‘被閹割的女性[13]’也就是這麽來的吧。‘被閹割的女性’拒絕假裝認為男人比真實的他們更優秀，比女人更優秀，於是被閹割了。這一簡單的事實——人人平等，對於摧毀一種文化，比原子彈的威力還大。所謂的破壞，就是說出事實。”
女人們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裏。
“啊，天哪。”凱拉輕聲咕噥著。
“有些男人不是那樣的。”米拉堅持說。
“也許隻是暫時的吧。作為個體，有的男人能獨善其身。但這種社會結構把我們逼到了死角，沒人能逃離。”瓦爾冷酷地說。
“我不相信！”米拉眼角濕潤了。
瓦爾轉身對她說：“總有一天，你會相信的。”
米拉轉過身去，不看瓦爾。
這時，克拉麗莎慢悠悠地說：“比如說，杜克在他所處的環境中感受到了敵意。其實，已經很明顯了，可他就是不承認，於是就埋怨劍橋和哈佛。他很沮喪，因為他曾經舉槍殺敵，可他現在卻找不到一個明確的敵人。他覺得，那種敵意就像霧靄，包圍著他，他不停地移動，想抓住什麽堅實的東西，可什麽也抓不住。”
“但他的情緒一直都很低落。”
“是啊。所以，一旦報紙、雜誌或電視上出了什麽事，他就開始宣講，嚇唬我說草率的自由主義多麽萬惡。可有時候他的想法也非常草率，我不得不給他指出來，而這總會引發爭吵。”
“有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但我還是得說：‘和價值觀不同的人，能一起生活嗎？’”伊索身體前傾，死死地盯著凱拉說。
瓦爾看了看克拉麗莎：“你覺得呢？杜克一輩子都會待在軍隊裏。”
克拉麗莎表情一僵。她抿著嘴唇，不安地說：“我覺得愛情能讓人改變。”大家都心知肚明，她在轉移話題。酒仍然傳來傳去，可除了伊索，沒人再喝了。那天晚上，除了伊索，其他人都不喜歡瓦爾，奇怪的是，她們對彼此也沒什麽好感。她們不希望在瓦爾描述的世界裏，通過別人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妥協，看到自己的被同化。她們開始微妙地、幾乎不露痕跡地和瓦爾、和彼此之間保持距離。但情緒的變化是可以捕捉到的，她們每個人都感覺到了。心中的空缺需要填補，最終她們又都和伊索這個天真的、不會傷害別人的人走得更近了。
可是，她進哈佛的這一年半以來，他感覺，好像她正在從他手中滑走，好像他再也無法完全抓住她了。他怪自己去越南待了九個月，怪她的朋友們影響她。他覺得哈佛被知識精英主義和激進主義滲透了，所以，他不僅懷著愉快的心情，而且帶著一種目的感，去期待一種新的生活：他要重塑他們之間的關係。為此，他還買了一輛保時捷，停在克拉麗莎住處的門外。
克拉麗莎沉默不語，若有所思，她對別人意圖的警惕性，令她流露出一種成熟老練的氣場。可她柔和的臉龐，她害羞的樣子以及毫無心機的舉動，都令她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小。她今年二十五歲。
克拉麗莎是她那個年代的花朵，是主流媒體、心理學家、教育者和父母都想培養的那一類女孩。她總會令女人們驚訝，因為她好像沒有過任何困擾。她承認，除了肌腱撕裂，她沒有遭遇過什麽痛苦，且並無炫耀或羞愧之意。她出生在有教養的家庭裏，她和她的姐姐從小在關愛中、在溫和的訓導和自由的教育中長大。她們一直受到人性化的對待，上幼兒園時可以在角落裏玩洋娃娃。她們住在斯卡斯代爾一座漂亮的老房子裏，但克拉麗莎身上不僅沒有沾染那裏的勢利風氣，更是居然不知道這種風氣的存在。在學校裏，姐妹倆學習好、體育好，而且還很受歡迎。她姐姐後來當了兒科醫師，已經結婚且有了五個孩子，目前和丈夫一起住在南加州的一所大房子裏。姐妹倆關係很好，近乎完美：沒有競爭，也沒有嫉妒，因為這些東西都沒有存在的理由。
這群女人剛見到她時，會安靜地聽她講述她的過去，雖然她很少提起。她們常說，她的過去太不可思議了，簡直太幸福了。她們就像聽神話一樣聽著，最後還得回到自己那不幸的生活中去。此外，克拉麗莎對她們的故事也很著迷。她經常會問：那是什麽感覺？她對痛苦情感的認識來源於書籍和她的想象。邁入青春期之後，她會一坐幾個小時地閱讀，認真體會安娜卡列尼娜、伊萬卡拉馬佐夫或艾瑪包法利的感受。盡管她出生在一個信教的家庭，而且很多個暑假都是在北達科他州的家庭農場裏度過的——他們家族大多數信教的人都住在那裏，但是，她也沒遇到過信仰危機。她可以完全接受天主教教條，也可以單純地信奉上帝，而自從她學習了幾何、代數、三角學和微積分後，也可以輕易地意識到宗教中一些荒謬之處。這些都是她克服困難、提高理解能力的步驟之一。
她曾就讀於拉德克利夫學院。她在父母朋友舉辦的一場派對上認識了杜克，並以最得當的方式談起了戀愛。杜克的家族曆史悠久而有名望，他的家人有從西點軍校和常春藤名校畢業的，也有從政的：他們家出過一個紐約州長和一個州政府秘書長。雙方家庭都很滿意他們的婚姻。他們在一起，似乎注定會幸福終老。結婚四年了，克拉麗莎額頭上沒有一點兒皺紋，那安定的滿足感說明了一切。
但有一個秘密克拉麗莎很少說起，大多數人也不知道。大學期間，她參與了附近羅克斯伯裏拉丁學校的一項計劃，幫助猶太區的孩子們識字讀書。這種事通常都讓人束手無策，她卻表現得很好，不像有些人去那兒是向“愚蠢的窮人”展現白人的優雅和文化的，而是像另外一些人一樣，是去那兒學習、了解他們的。她漸漸成為鄰裏之間“大家庭”的一分子。人們很信任她，她還介紹其他人進來。她參與的讀書計劃非常成功。大學畢業後，杜克去了國外，克拉麗莎和羅克斯伯裏的一些人用聯邦資助擴大了該計劃，有兩年，她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羅克斯伯裏。她在那兒生活，在那兒工作。杜克很不高興，他堅持讓她在劍橋租房子。他希望舒適的房子能誘惑她，讓她晚上能待在家裏。但是，克拉麗莎喜歡羅克斯伯裏，她在那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氣。她在那裏見識到了太多的痛苦，彌補了她對痛苦的無知。每當她向我們提起那些年，她的眼神就很明亮，表情也很有活力。她在那裏甚至還有情人，這一點，她也是很久之後才告訴我們的。
雖然計劃很成功，但尼克鬆上台後，資助就斷了——那是他上台後的第一個舉措。克拉麗莎不得不離開。她去了哈佛的研究生院就讀。比起其他英語專業的學生，她更加質疑自己去那兒的目的，但是，她並沒有說出來。可是，有時，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又會捫心自問。
“人們覺得培養年輕的學者和老師，就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就能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可我真的很懷疑，是不是記住英國的那些國王、明白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關鍵——也就是我們主要所學習的內容——就能讓你在這些方麵的學識有所增長。這倒更像是在比賽‘如何更好地閱讀一篇文章’。”
“你希望回到羅克斯伯裏嗎？”瓦爾笑著問。
“不，回去也沒有意義。錢沒了，人也散了，白人去那邊更加危險了——沒什麽值得回去的，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但或許對有些白人來說不是。再說，那就像是一種寄生，我在那裏時過得很愉快，但我也必須承認我從他們身上汲取了養料，我依附於他們生存，而忽視了我自己的生活。在哈佛就不會有那種感覺。”
她的各科成績都很優異，而且似乎有望當上助教。哈佛的英語專業研究生有三種工作機會：當哈佛的助教、耶魯的助教和普林斯頓的助教。自一九七〇年以來，人們很難想象哈佛會聘用女人，普林斯頓也不太可能讓女人任教，所以，大家都希望克拉麗莎能被耶魯聘用。別的都不成問題。用智慧和高尚辦不到的事，她的家族關係能辦到。
杜克調走後，克拉麗莎很少露麵了。像我們一樣，她也在準備口試。晚飯她得回家吃，因為她晚上想和杜克在一起，白天她要看書，抽不出時間。可是，四月初口試之前，某天下午她來到了伊索家。她看上去不像平常那樣平靜，但又說不出有什麽具體的不同。米拉說她的表情有些憂鬱。但克拉麗莎什麽也沒說。
她的口試很順利地通過了，一群朋友出門慶祝。杜克回家後也加入了他們。他為她的成功而高興，並且為她驕傲。不像凱拉和米拉，克拉麗莎通過考試後顯得欣喜若狂。杜克有幾天假，可以在家陪她，那些天，大家都沒去找他們。不久之後，他們發現兩個人都紅光滿麵，尤其是克拉麗莎，她麵色紅潤，一臉滿足。伊索說，你老覺得他們才剛起床。之後杜克就回去了。克拉麗莎在圖書館裏閑逛，尋找論文的選題，又和朋友們聚在了一起。不過這一次，她提到了困難。杜克遇到了難關。
“他被迫過著一種精神分裂般的生活。他回家來，脫掉製服，穿上牛仔褲和摩洛哥襯衫，還要包一條印度頭巾——為了不讓頭發長長，他不得不那樣做。我倒挺喜歡他那身打扮，但他不願老包著頭巾，寧願把頭發留長。他戴上念珠，我們去哈佛廣場吃飯、看電影或者閑聊。可第二天，他又穿回他的製服了，專心地敬禮、立正，聽他的同事講印度樂隊中的怪人和嬉皮士。我覺得他很討厭這種不斷的轉換。”
“他表現出什麽了嗎？”伊索頑皮地眨著眼問，“他進門的時候叫你立正了嗎？你每天要寫一式三份的工作報告嗎？”
大家都笑了，可克拉麗莎皺起了眉頭：“差不多。是這樣的，他想融入他們那群人的圈子，但又想融入我的世界。他覺得哈佛的學生太激進了。”
“那他應該聽聽我們常聊的那些。”凱拉幹巴巴地說。
“別這麽說，其實他說得對！”瓦爾抗議道。
其他人也大聲嚷嚷起來。她們聲稱，除了瓦爾，其他人一點兒都不關心政治，她們簡直政治冷漠得可恥。
“我同意，我同意，”瓦爾笑著說，“但我們還是對政治有興趣的，隻是不積極而已。我想，不積極的一個原因在於這裏的政治問題太溫和了，而且與我們自己的激進主義沒什麽現實上的聯係，所以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我們？你說我們激進？”四個人朝她嚷嚷起來。
“你們真是的！”她歡快地說，“我們因為什麽聚在一起？因為什麽成為朋友？我們幾乎沒什麽共同點，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我們的興趣大相徑庭，我們的年齡和背景都各不相同。我們為什麽如此討厭哈佛？為什麽大多數研究生不喜歡我們？”
“我們對哈佛的體製不滿，對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政策不滿，就像‘新左派’一樣。但我不是‘新左派’的成員，我參加了兩次他們的會議就退出了。老天，那是個什麽樣的組織啊！我討厭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好戰，而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和他們反對的人的價值觀是一樣的！他們像天主教堂、哈佛、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政府一樣高高在上！我們反抗所有已確立的秩序，因為我們反對男性霸權。我們想要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至於如何不同，我們也說不清楚，但它肯定不是現在這樣——”
“一個我可以烤麵包、種花，同時還能被當成一個聰明人看待的世界。”凱拉咬著唇，小聲說道。
“是的。”
“或者，在那樣的世界裏，杜克無權讓我每晚都做飯，不能說他做的就是工作，而我做的就不是。再說，他本來就喜歡做飯，而我討厭做飯。”克拉麗莎有些嚴厲地說。
女人們都轉過頭看著她。她之前從沒提過這一點。
“是的。我們都在反抗那個屬於自大而又空洞的白人男性的世界，以及他們讓這樣的世界合理化的意圖；我們同情每一種不正統的東西，因為我們都感覺自己是不正統的；我們都反對戰爭，反對已經確立的東西，反對資本主義——”
“但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凱拉說。她轉身對克拉麗莎說：“我們都是可恥的政治冷漠者。”
“我的天哪，對我們來說，共產主義有什麽？從現實層麵來說，它隻是同一種意識形態的又一種變體而已。”
“嗯，”克拉麗莎若有所思地說，“但我覺得，我們大多數人大體上是接受社會主義的。”
她們麵麵相覷，然後所有人都點了點頭。
“這真是太神奇了！”凱拉跳起來，“我們之前從沒討論過這點，從沒談起過信仰！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信仰什麽，我隻知道，我們對某種深層的東西有著共同的看法……”
“但我們所信仰的也是每個人都信仰的啊。”米拉不解地說。
她們起哄道：“那你跟我們講的去沃德家過聖誕節的情形，又怎麽說？”
她笑了：“我在這兒待得太久了，別的世界對我來說已經不存在了。”
“杜克的信仰就和我們的不一樣。我在想，男人們的信仰是否都和我們的不一樣。”克拉麗莎痛苦地皺著眉頭說。
瓦爾同情地看著她：“我知道，所以事情才那麽困難。當然，我們的這種激進主義，是最具威脅性的。不僅因為我們有槍有錢。他們試圖讓我們在他們的嘲笑中滅絕，試圖讓我們在他們定義的形象中滅絕——就像他們對黑人所做的那樣，我想，他們做得不是很成功——他們完全不把我們當回事，就是他們的某種可怕手段。”
凱拉僵硬地坐著，看著瓦爾。她手拿兩支煙輪流抽，自己卻還沒意識到。
“因為我們威脅到的是男權正統化。假如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都出生在wasp[12]家庭，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都有錢——換句話說，都有能被稱為‘正統’的身份標誌。那個男人會被看重，女人卻不會被看重，無論她有何作為。看看他們是怎麽對待埃莉諾羅斯福的。男人一旦失去了正統感，就等於失去了優越感。他就得從其他人身上尋找自己生存必需的優越感。不正統的男人，比如黑人和奇卡諾人，也遵循著這樣的模式，但他們隻能從女人身上找優越感。男人一旦失去了優越感，就等於失去了權勢。我們所談論的‘被閹割的女性[13]’也就是這麽來的吧。‘被閹割的女性’拒絕假裝認為男人比真實的他們更優秀，比女人更優秀，於是被閹割了。這一簡單的事實——人人平等，對於摧毀一種文化，比原子彈的威力還大。所謂的破壞，就是說出事實。”
女人們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裏。
“啊，天哪。”凱拉輕聲咕噥著。
“有些男人不是那樣的。”米拉堅持說。
“也許隻是暫時的吧。作為個體，有的男人能獨善其身。但這種社會結構把我們逼到了死角，沒人能逃離。”瓦爾冷酷地說。
“我不相信！”米拉眼角濕潤了。
瓦爾轉身對她說：“總有一天，你會相信的。”
米拉轉過身去，不看瓦爾。
這時，克拉麗莎慢悠悠地說：“比如說，杜克在他所處的環境中感受到了敵意。其實，已經很明顯了，可他就是不承認，於是就埋怨劍橋和哈佛。他很沮喪，因為他曾經舉槍殺敵，可他現在卻找不到一個明確的敵人。他覺得，那種敵意就像霧靄，包圍著他，他不停地移動，想抓住什麽堅實的東西，可什麽也抓不住。”
“但他的情緒一直都很低落。”
“是啊。所以，一旦報紙、雜誌或電視上出了什麽事，他就開始宣講，嚇唬我說草率的自由主義多麽萬惡。可有時候他的想法也非常草率，我不得不給他指出來，而這總會引發爭吵。”
“有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但我還是得說：‘和價值觀不同的人，能一起生活嗎？’”伊索身體前傾，死死地盯著凱拉說。
瓦爾看了看克拉麗莎：“你覺得呢？杜克一輩子都會待在軍隊裏。”
克拉麗莎表情一僵。她抿著嘴唇，不安地說：“我覺得愛情能讓人改變。”大家都心知肚明，她在轉移話題。酒仍然傳來傳去，可除了伊索，沒人再喝了。那天晚上，除了伊索，其他人都不喜歡瓦爾，奇怪的是，她們對彼此也沒什麽好感。她們不希望在瓦爾描述的世界裏，通過別人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妥協，看到自己的被同化。她們開始微妙地、幾乎不露痕跡地和瓦爾、和彼此之間保持距離。但情緒的變化是可以捕捉到的，她們每個人都感覺到了。心中的空缺需要填補，最終她們又都和伊索這個天真的、不會傷害別人的人走得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