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發生關係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簡直可以說，我之所以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鑄的一具藝術品。
要說我的祖母，必須先說我的家庭。我家是蘇州城裏的一個大族。說也奇怪，我們一支總單傳是常態，有弟兄的是變相。從清初到清末，在譜牒上隻占了狹狹的一條長行。我的曾祖生有二子，大的號仞之，小的號廉軍。仞之公元配韓氏，繼配張氏，但他們都沒有生過孩子。廉軍公配的是王氏，生有二子，大的是我父子虯，小的是我叔子蟠。照封建社會的老規矩，“大房無子，小房不得有子”，於是我的父親就照著這封建教條，承繼給他的伯父為子，而我也隨著他嗣了過去，稱初之公為“祖父”（或“嗣祖父”），張氏夫人為“祖母”（或“嗣祖母”），而稱廉軍公為“本生祖父”，王氏夫人為“本生祖母”了。這裏所說的“祖母”，就是我的嗣祖母張氏夫人。
顧頡剛幼年時和祖母在一起。
顧頡剛的一生發生關係最密切的便是其祖母，他可以說是祖母一手培育起來的。
蘇州這塊地方，是最高度的農業文化，又是全國商業的交通中樞。所以，一家隻要有了幾百畝田或幾十間屋，就一生吃著不盡，不必到社會上去奮鬥立業，更不必到外地去尋求生活的出路。一個孩子讀書應舉，隻要得了科舉，就可以做個鄉裏中的紳士，戴著頂子去見官員，全家和他的姻親都滿足了。如果想出門去，像範仲淹這樣，“以天下為己任”，大家就會要笑他：“他這個人仿佛不會死的。”就是考中科舉，到朝廷上做官，親戚們朋友們也要勸道：“‘伴君如伴虎’，何必去冒這個大危險！而且‘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你有現在這點功名已經夠了，再爬上去幹什麽！”如果得不到科第，隻在家裏看看書、寫寫字、畫畫山水花卉，或者唱唱昆曲、聽聽說書（評彈），隻管自得其樂，老輩們也就把他當做“佳子弟”，不加責備。在這般情勢之下，一個席豐履厚之家，經不起兩傳三傳，消費數字超過了生產，就漸漸地沒落下去了。舊家沒落，自有新興的代替。這新興的大都不是土產，而是外方人挾了較雄厚的資本來做買賣的。例如一二百年以前，安徽人，尤其是徽州人，來得真多，像出汪士鎔的汪家、出潘祖蔭的潘家、出吳大澂的吳家都是，他們先富後貴，占了各方麵的上風。但是盛極必衰，他們的子孫也就踏上了蘇州人的覆轍。近百年來，浙江、江西、廣東、四川等省人也就踏著安徽人的足跡而享受著蘇州的安富尊榮了。
我的祖母的先世也是由徽州搬來的，所營的生意是進出口貨物——所謂“洋貨”。祖母小時還看見她家中人在上“漂洋船”之前舉行的盛大祭禮，又記得她自備了一些蘇州的繡貨托“漂洋船”帶去販賣。因此張氏本是一個富厚的人家，住一所極大的住宅，在西城支家巷。她還記得有一座花廳叫做“聯珠館”，有一座書房叫做“汲井書屋”。但到了太平天國和清軍拉鋸戰役中什麽都完了。我那時聽得她的話發了好奇心，到支家巷訪古，隻見存在的隻是一個約高20米的瓦礫大土墩了。
她的父親名張玉岑，她的母親的姓我已經忘記。他們隻生了五個女兒，而我的祖母是最小的一個。祖母告訴我，她的父母年紀大了，極希望得子，偏偏生下來卻是一個女兒接著一個女兒。那個接生婆不小心，對著產婦說“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千金”，氣得她筋肉起了痙攣，左臂短了一段。於是命名為“招弟”，希望她最後還招一個弟弟來，可是這是最後一胎了。祖母小時候也曾和她的四個姊姊在家讀過幾年書，不過那時對於女子的教育是極不重視的，名為讀書，實則隨便坐坐而已，所以識字無多，寫字也隻能記賬。她說：“我的大姊才不行呢，讀了七年書，連自己的姓也不曾識得。出嫁之後，她的小姑們騙她，拿了別人的名帖說：‘你的父親來了！’她相信這是真的，連忙出去迎接。”
太平戰役中，張家避難到王江涇橋（大約屬無錫），恰巧我的祖父仞之公也挈眷避難到此，韓氏夫人忽在那邊病故，經人說合，他便和張五小姐結了婚。經過洪、楊革命，真是家徒四壁。仞之公雖是一個秀才，但受環境的逼迫太甚，不能不求急速的出路，因此他就轉學了醫，又集股開過生藥店，又幫人家收租。我的祖母管理內部，井井有條，漸漸達到小康的境界，買進了些田產，又在寶樹園廢址裏添蓋了一些房屋租賃出去。
我的父親16歲出繼之後，仞之公於光緒十七年（1891）剛替他完娶周氏（我的母親），不幸就病逝了，那時他隻有52歲。我的祖母是48歲，我父正在少年，無力養家，勉強托人介紹到蒙養義塾教書，一年工資才得三十千文。蘇州有三個書院——紫陽書院、平江書院、正誼書院——我的父親拚命作文應考，雖然名第很高，可是獎金有限，無力應付家用。這一家的負擔就落到了我的祖母的肩上。然而那時的女子是絕對沒有辦法服務賺錢的，又值大水之後，田息無收，更形拮據，沒奈何隻有把飾物和田地一畝一畝地托人賣去。而把實際的開銷竭力地節約。我的父親本來酷嗜杯中物，看到這般情形，自願出門尋出路。那時蘇州人潘子牧正任山東武定府知府，我父親就投奔到那裏，做了他的西席，一年工資加到七十千文。那時他懂得了稼穡之艱難，除了剃頭之外，一錢不用，都寄回去。又拚命用功讀書，以期上進。我母在家，於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產下了我。我的祖父是會排八字的，排出一看是五個“火”，兩個“水”，一個“木”，“五行”中缺了“金”和“土”兩項，所以起名為“誦坤”，字曰“銘堅”，以示補足之意。再要起一個小名，做家人的稱謂，因為他和我的嗣祖母那年都是50歲，定為“雙慶”，再把它簡化，稱為“阿雙”。
蘇州的著名書院紫陽書院。
我的祖母身體甚胖，自和我祖父結婚，二十餘年中不曾懷一次孕，這是怎樣地使她失望。兒子既不可得，隻得希望抱孫子了。因此我既出世，她的全副精神就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常說：“兒子是嗣來的，嗣的時候他已長成了，我不能管。孫子是在我這裏生出來的，我可以自小管起。這是俗諺所謂‘假子真孫’。”因此，她常常抱我到仞之公的遺像前，叫我“拜拜阿爹”，我當時還聽不懂大人的話，錯認了，以為這個神像的名字是“拜拜阿爹”，常問道“拜拜阿爹的性情怎麽樣”，“拜拜阿爹的時候家裏是怎樣的”，到了年長的時候也就改不過來了。
我的母親死得很早。我六歲時，她就犯了肺結核病，過了兩年，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離開人間。她留給我的影子太淡了，我隻記得起她是一個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嚴峻的年輕奶奶。她管教我很嚴，我有什麽不好，她打我，我一討饒，她就打得越凶，說“這孩子沒誌氣，沒出息”。當我三歲的時候，有一夜夢中遺了尿，她就把我從床上扔了下來。我凍得大哭不止。那時我的祖母尚未睡著，聽得隔壁地板一聲響，接著就是我的大哭聲，心中不忍，推開房門來看。我看見祖母來了，一把拉住她的頭頸，再也不放。祖母道：“你今天和我一起睡，好不好？”我點了點頭，她就抱了我回房。從此以後，我就和祖母一床睡，直到18歲我結婚的時候。
其實祖母管母親和我一樣的嚴厲，不過母親為了自己身體不好，又為了“兩姑之間難為婦”，心境老是不好，使我記不得她的笑顏。祖母則有時嚴厲，有時慈愛，而嚴厲的態度是從慈愛的本心上出發，所以使我產生了又畏又愛的複雜心理。當我五六歲時，有一個親戚來了，家中買點心款待，我站在客人旁邊看吃，客人為了對小孩表示好意，分一個給我，我當然很樂意接受。祖母當時不作聲，待客人去後，關起房門把我一頓打，直打得我從此以後不敢再看人家吃東西。七八歲時，蘇州剛有廣東糖食店，我一次和女傭上街，看著他們的廣東餅和廣東橄欖非常羨慕。女傭就替我買了一點帶回家來，滿心以為可以大嚼一頓，哪知給祖母看見了，就把這些糖食向屋瓦上一擲，一點也吃不到。這一打擊太重了，我禁不住號啕大哭，哭得鄰家正在學刺繡的王素心小姐也來看，逼得我自己因慚愧而停止。大約在我12歲的時候吧，親戚家有喜事，媒人是雙方的太太們做的，照封建排場，婦女不得出麵，她們就請我代做名義上的媒人，不知在哪裏借來了一身小禮服，我穿了外套，戴了翎頂，坐上轎子，到男家去做大媒了。男宅看我以小孩子而做大媒，就拉了六七個吃喜酒的小客人來陪我吃飯。我們吃整桌的菜，一樣地有豐富的酒果，小孩子們高興，就學大人們一樣地灌酒，灌得個個大醉了。我走到這家內室，一橫到床上就呼呼睡著，哪料胸中做惡，把酒和菜都嘔了出來，吐了人家一床。那家就派人背了我回家。祖母看我熏熏然進來，問了隨從的人就知道了這件事，立刻把房門關起，不讓我上床，我坐在堂屋裏哭了一個通宵。從此以後，酒就不敢沾唇了。祖母常說：“你父親愛喝酒，已誤了不少的正事，我再不能讓你這樣糊塗下去！”自從有了這幾次的經驗，使我對於飲食方麵淡泊萬分，每當走過稻香村、采芝齋，或各種水果鋪、點心鋪時，從來不想買點零食吃了。
吃飯不許狼藉米粒，落到桌子上的就要揀到碗裏去，她常說：“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人間狼藉一粒米，天上看了就像一粒星。”淘湯，每碗飯隻許淘三匙。不許多夾菜，說：“是菜過飯，不是飯過菜。”每樣菜，大人沒有下箸的時候，小孩不許先下。
祖母管教我雖很嚴厲，但對於我的飲食起居，卻無一處不仔細周密，體貼入微的。我小時候身體很弱，祖母總是嚴格地限定我的食量，把營養豐富的食品省給我吃，為我培養了一個十分強健的腸胃。我的腸胃到現在還可說是在朋友們中算是最好的，無論菜的好壞，我總可吃一個飽。可是我的祖母太愛我了，凡是有殼的，像瓜子；有子的，像西瓜，她都要去了殼和子才送到我口裏。有骨的，像魚，她要去了骨給我吃。難吃的，像蟹，她要出了肉給我吃。這卻減低了我吃東西的技能。當時雖沒有吃鯁，但到現在，瓜子就不會嗑了，蟹也不會剝了，魚是怕鯁而很少吃了。
還有我的病痛，也使她受了許多的苦。在我兩歲時出天花，三歲時嘔血，八歲時患喉痧。這三場大病，都差一點兒死去，她悲痛焦急到極點，跑到灶門前點起香燭，求灶神保佑，不停地叩頭，一直叩得額上腫起一個大塊。我脆弱的生命，總算依靠著她的無限慈愛和庇護長育了起來。
1912年1月，顧頡剛（右三）和葉聖陶（右二）、王伯祥（右一）等中學好友在一起。
顧頡剛的祖母用了全部力量愛他，但在學業上對他的要求極嚴。
她雖然用了全副精力來愛我，但在我學業上，卻極其認真。她常說我的全部希望如今都放在阿雙身上了。因此她盼望我上進的心非常的迫切，她要我跟上祖宗的腳步，由讀書求科名。從我五六歲起聽得大人的話明白以後，她常常對我說：“阿雙，你讀書要好好用功啊！我們家裏從來沒有一個白衣的人，你總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啊！”她總是這樣不厭煩地叮囑我，鼓勵我。
每天放學回來，晚上總要叫我溫習。她又極注意我的品行，凡一舉一動，都加以約束。每晚臨睡時，她總要檢討我一天的行為。若果做了錯事，便叫我寫在紙條上貼到帳頂上，第二天早晨睜開眼睛，第一件事便是叫我把那張寫上過失的條子誦讀幾遍，表示悔過。犯得重時，或犯了再犯時，還要另加體罰。就這樣地她逼得我自己對於行為負起責任來。
小孩子總是貪玩的，我整天被關在私塾裏，一年中除過新年放一個月的長假外，其他隻有端午、八月半放兩天學，所以我也很想借故逃學。從我家到私塾裏大約有半裏多路，有一天遇著下大雨，吃過早飯，我看著祖母說：“今天雨太大了！”她毫不思索地指著天堅決地說：“你想不去了吧！就是落鐵，也得去！”這斬釘截鐵的幾個字，我一世也忘不掉。自從到了社會上服務，逢到大雨的時候，我妻在旁邊勸道：“不去了吧！”但我立刻說出祖母這句教訓來：“落鐵，也得去！”祖母的麵容十分慈祥，但卻閃爍著一對銳利的眼睛，尤其是當你犯了過失時，仿佛看到你心裏一般，使你不由得要慚愧而畏縮地低垂了頭。
祖母又是很會講故事的，在傍晚時分，還沒有點燈，她常常坐到堂屋前那把藤圈椅子上去。我明白這時可以請求她了，就搬過小板凳去挨著她的膝頭坐著。不等我開口，她便用手撫摩著我的頭頂，笑眯眯地問：“又想聽講故事了？好，就講‘目蓮救母’吧。”這多半是在認真溫書之後，用故事來做獎賞。蘇州的文風雖盛，但婦女都不讀書，也少有準許出門逛街，祖母也不識字，但她記性極好，又會談話，她記著許多如“老虎外婆”之類的民間傳說，和流傳於婦女中間的迷信神話，用她那婉轉而清脆的聲音，講述得娓娓動聽。我想，祖母用這些動人的故事已經增加了我的向善心，打開了我的想象力，她高高地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盞明燈。我的祖母是我的恩師，又是我的慈母，當我長大了時，總是常常對人這樣提起她的。
我的祖母非常能幹而有決斷，我們的本家和妯娌間每逢遇到難處的事情總要到她那邊來請教，她能剖析事理，侃侃而談。如果她是一個男子，我想，她一定能做出一番事業，並會判清許多寃獄，像包龍圖一樣。我從小喜歡讀書，怕管人事，這一點大為祖母所不滿。她常斥責我道：“一個人應當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像你這樣的呆頭呆腦，將來怎麽可以做事！”又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你一味忠厚，必歸無用。”這句話到今天看來，也可說有些寃枉，因為我常覺得自己有極強烈的正義感，隻是為許多長輩所逼，不敢向他們當麵說話而已。
1937年3月，顧頡剛在禹貢學會的辦公室裏。
辛亥革命時，顧頡剛加入中國社會黨，民國元年就到了北京。
祖母是這樣地愛我，但她不像別的太太們，隻要把心愛的人放在身旁邊就感滿足。她要我到外邊去見世麵，所以並不反對我出門。當辛亥革命時，我加入了中國社會黨，希望一步跨上天，在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後，把社會革命這個最高的階段就完成在我們的手裏。民國元年，中學畢業，我的同誌陳翼龍君正在北京辦社會黨支部，他招我去，我怎肯不去，但此事若和家庭直說便行不通，隻說北京有一家報館要我去任編輯，月薪三十元。我的父親知道了，來書不許，但我的祖母卻滿口答應，那時我的父親正在南京工作，我就由她的手裏放出來了。後來我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離本科畢業還遠得很，但她很放心地讓我前去。一般親戚都責備她道：“你們隻有這一個孩子，為什麽放他走得這樣遠？如說要進大學，那麽蘇州有東吳大學、上海有聖約翰大學，哪一個不可進呢！”但她很堅定地答道：“男孩子是該讓他出出遠門的。”
她一切節省，隻有對我買書卻極慷慨。因此，我在11歲以後就天天出入書肆，一本一本地買了回來。積少成多，一年就可有五六百冊。有時要買一部大書，須十餘元或廿餘元的，向她懇求，她每月隻有從我父親那裏收到三十元錢，一切蘇州開銷包括在內，卻肯付給我一筆書款。所以我從小懷著做一個藏書家的野心。當我十六七歲的時候，就買了幾部叢書（《惜陰軒》、《咫進齋》、《滂熹齋》、《功順堂》……），這些書錢哪有一個不是我的祖母從千省萬省中省出來的。自從她去世以後，我為了北京曆史材料豐富，做終生居住之計，蘇州的書全帶了去。“七七”事變，孑身南行，家人把這些書寄存在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校務長住宅的地窖子裏，以為是最保險了，不料太平洋事變起，美、日兩國宣戰，燕大被封閉，司徒住宅所藏什物劫取一空，我祖母傳給我的這部分產業算是完了，我怎麽不悲痛呢！
我現在被人稱為“曆史家”，我自己也確有搜集材料研究“史料學”的癖好。但我的父親和叔父是最不愛保存舊材料的，每隔一年半年就把各處來信和其他認為用不著的日曆及各種宣傳品一把火燒光。我在旁邊看著，嘴裏不敢諫止，心中總覺得太可惜了。父子之間的性格為什麽有這樣不同呢？我很明白，這不光是先天的差異，乃是我受祖母的教育太深了。她從來不肯輕棄一張紙、一個小瓶、一些過時了的東西，所以她的房間裏盡是些舊材料。她固然每隔幾個月也要整理一次，但這不過理得齊整些而已，東西的數量是隻會增加而不會減少的。她的目的隻為的“惜物”，覺得世上原沒有一件廢物，隻要善於用它。但我承受了她的思想教育而應用於學問工作上便成為“搜集材料”的科學要求了。
蘇州人家最重衣著，所以有“身上綢披披，家裏沒有米”的諺語。我的同輩，從小就是夏穿紗，冬穿皮，而且灰鼠、銀鼠、胎羊、紫羔種類紛紛。我呢，小寒的時候隻有穿夾衣，到了大寒才得穿棉衣，直到結婚的那年才穿上了一件羊皮袍。這就養成了我的衣著隨便，下身不怕凍的習慣。
顧頡剛的祖居——顧家花園故居。
顧頡剛的直係先祖古代卜居於懸橋巷裏，這正是家道中衰的開始，他家一降而為平民。
祖母固然給我許多好習慣，但也把我養成了些壞習慣。她隻要我讀書，不要我做一點家務勞動。例如洗衣、買菜、掃地、擦桌椅等等，我如要插手，必然被喝住道：“這些事不是你做的！”我看見家裏婦女都在縫製衣服時，我也想學一學，動一動針線，可是便被她們喝住道：“男做女工，爛脫胴肛。”我到廚房裏去看打稻結、出稻灰、做羹湯、加調味時，那位本喜吃魚而偏擺架子不願下廚房的孟軻說的“君子遠庖廚”這句名言又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我受到了這樣嚴格的管製，當然一切勞動我就一點兒不會做了。後來，到了北方，喜歡雇騾馬，行長途，天天要打開鋪蓋，又要捆起鋪蓋時，我就不會緊緊地打成一團了，因此每被同行的朋友們所笑，我自己也有時笑了起來。
要說我的祖母，必須先說我的家庭。我家是蘇州城裏的一個大族。說也奇怪，我們一支總單傳是常態，有弟兄的是變相。從清初到清末，在譜牒上隻占了狹狹的一條長行。我的曾祖生有二子，大的號仞之，小的號廉軍。仞之公元配韓氏，繼配張氏，但他們都沒有生過孩子。廉軍公配的是王氏，生有二子，大的是我父子虯，小的是我叔子蟠。照封建社會的老規矩，“大房無子，小房不得有子”，於是我的父親就照著這封建教條，承繼給他的伯父為子，而我也隨著他嗣了過去，稱初之公為“祖父”（或“嗣祖父”），張氏夫人為“祖母”（或“嗣祖母”），而稱廉軍公為“本生祖父”，王氏夫人為“本生祖母”了。這裏所說的“祖母”，就是我的嗣祖母張氏夫人。
顧頡剛幼年時和祖母在一起。
顧頡剛的一生發生關係最密切的便是其祖母，他可以說是祖母一手培育起來的。
蘇州這塊地方，是最高度的農業文化，又是全國商業的交通中樞。所以，一家隻要有了幾百畝田或幾十間屋，就一生吃著不盡，不必到社會上去奮鬥立業，更不必到外地去尋求生活的出路。一個孩子讀書應舉，隻要得了科舉，就可以做個鄉裏中的紳士，戴著頂子去見官員，全家和他的姻親都滿足了。如果想出門去，像範仲淹這樣，“以天下為己任”，大家就會要笑他：“他這個人仿佛不會死的。”就是考中科舉，到朝廷上做官，親戚們朋友們也要勸道：“‘伴君如伴虎’，何必去冒這個大危險！而且‘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你有現在這點功名已經夠了，再爬上去幹什麽！”如果得不到科第，隻在家裏看看書、寫寫字、畫畫山水花卉，或者唱唱昆曲、聽聽說書（評彈），隻管自得其樂，老輩們也就把他當做“佳子弟”，不加責備。在這般情勢之下，一個席豐履厚之家，經不起兩傳三傳，消費數字超過了生產，就漸漸地沒落下去了。舊家沒落，自有新興的代替。這新興的大都不是土產，而是外方人挾了較雄厚的資本來做買賣的。例如一二百年以前，安徽人，尤其是徽州人，來得真多，像出汪士鎔的汪家、出潘祖蔭的潘家、出吳大澂的吳家都是，他們先富後貴，占了各方麵的上風。但是盛極必衰，他們的子孫也就踏上了蘇州人的覆轍。近百年來，浙江、江西、廣東、四川等省人也就踏著安徽人的足跡而享受著蘇州的安富尊榮了。
我的祖母的先世也是由徽州搬來的，所營的生意是進出口貨物——所謂“洋貨”。祖母小時還看見她家中人在上“漂洋船”之前舉行的盛大祭禮，又記得她自備了一些蘇州的繡貨托“漂洋船”帶去販賣。因此張氏本是一個富厚的人家，住一所極大的住宅，在西城支家巷。她還記得有一座花廳叫做“聯珠館”，有一座書房叫做“汲井書屋”。但到了太平天國和清軍拉鋸戰役中什麽都完了。我那時聽得她的話發了好奇心，到支家巷訪古，隻見存在的隻是一個約高20米的瓦礫大土墩了。
她的父親名張玉岑，她的母親的姓我已經忘記。他們隻生了五個女兒，而我的祖母是最小的一個。祖母告訴我，她的父母年紀大了，極希望得子，偏偏生下來卻是一個女兒接著一個女兒。那個接生婆不小心，對著產婦說“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千金”，氣得她筋肉起了痙攣，左臂短了一段。於是命名為“招弟”，希望她最後還招一個弟弟來，可是這是最後一胎了。祖母小時候也曾和她的四個姊姊在家讀過幾年書，不過那時對於女子的教育是極不重視的，名為讀書，實則隨便坐坐而已，所以識字無多，寫字也隻能記賬。她說：“我的大姊才不行呢，讀了七年書，連自己的姓也不曾識得。出嫁之後，她的小姑們騙她，拿了別人的名帖說：‘你的父親來了！’她相信這是真的，連忙出去迎接。”
太平戰役中，張家避難到王江涇橋（大約屬無錫），恰巧我的祖父仞之公也挈眷避難到此，韓氏夫人忽在那邊病故，經人說合，他便和張五小姐結了婚。經過洪、楊革命，真是家徒四壁。仞之公雖是一個秀才，但受環境的逼迫太甚，不能不求急速的出路，因此他就轉學了醫，又集股開過生藥店，又幫人家收租。我的祖母管理內部，井井有條，漸漸達到小康的境界，買進了些田產，又在寶樹園廢址裏添蓋了一些房屋租賃出去。
我的父親16歲出繼之後，仞之公於光緒十七年（1891）剛替他完娶周氏（我的母親），不幸就病逝了，那時他隻有52歲。我的祖母是48歲，我父正在少年，無力養家，勉強托人介紹到蒙養義塾教書，一年工資才得三十千文。蘇州有三個書院——紫陽書院、平江書院、正誼書院——我的父親拚命作文應考，雖然名第很高，可是獎金有限，無力應付家用。這一家的負擔就落到了我的祖母的肩上。然而那時的女子是絕對沒有辦法服務賺錢的，又值大水之後，田息無收，更形拮據，沒奈何隻有把飾物和田地一畝一畝地托人賣去。而把實際的開銷竭力地節約。我的父親本來酷嗜杯中物，看到這般情形，自願出門尋出路。那時蘇州人潘子牧正任山東武定府知府，我父親就投奔到那裏，做了他的西席，一年工資加到七十千文。那時他懂得了稼穡之艱難，除了剃頭之外，一錢不用，都寄回去。又拚命用功讀書，以期上進。我母在家，於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產下了我。我的祖父是會排八字的，排出一看是五個“火”，兩個“水”，一個“木”，“五行”中缺了“金”和“土”兩項，所以起名為“誦坤”，字曰“銘堅”，以示補足之意。再要起一個小名，做家人的稱謂，因為他和我的嗣祖母那年都是50歲，定為“雙慶”，再把它簡化，稱為“阿雙”。
蘇州的著名書院紫陽書院。
我的祖母身體甚胖，自和我祖父結婚，二十餘年中不曾懷一次孕，這是怎樣地使她失望。兒子既不可得，隻得希望抱孫子了。因此我既出世，她的全副精神就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常說：“兒子是嗣來的，嗣的時候他已長成了，我不能管。孫子是在我這裏生出來的，我可以自小管起。這是俗諺所謂‘假子真孫’。”因此，她常常抱我到仞之公的遺像前，叫我“拜拜阿爹”，我當時還聽不懂大人的話，錯認了，以為這個神像的名字是“拜拜阿爹”，常問道“拜拜阿爹的性情怎麽樣”，“拜拜阿爹的時候家裏是怎樣的”，到了年長的時候也就改不過來了。
我的母親死得很早。我六歲時，她就犯了肺結核病，過了兩年，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離開人間。她留給我的影子太淡了，我隻記得起她是一個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嚴峻的年輕奶奶。她管教我很嚴，我有什麽不好，她打我，我一討饒，她就打得越凶，說“這孩子沒誌氣，沒出息”。當我三歲的時候，有一夜夢中遺了尿，她就把我從床上扔了下來。我凍得大哭不止。那時我的祖母尚未睡著，聽得隔壁地板一聲響，接著就是我的大哭聲，心中不忍，推開房門來看。我看見祖母來了，一把拉住她的頭頸，再也不放。祖母道：“你今天和我一起睡，好不好？”我點了點頭，她就抱了我回房。從此以後，我就和祖母一床睡，直到18歲我結婚的時候。
其實祖母管母親和我一樣的嚴厲，不過母親為了自己身體不好，又為了“兩姑之間難為婦”，心境老是不好，使我記不得她的笑顏。祖母則有時嚴厲，有時慈愛，而嚴厲的態度是從慈愛的本心上出發，所以使我產生了又畏又愛的複雜心理。當我五六歲時，有一個親戚來了，家中買點心款待，我站在客人旁邊看吃，客人為了對小孩表示好意，分一個給我，我當然很樂意接受。祖母當時不作聲，待客人去後，關起房門把我一頓打，直打得我從此以後不敢再看人家吃東西。七八歲時，蘇州剛有廣東糖食店，我一次和女傭上街，看著他們的廣東餅和廣東橄欖非常羨慕。女傭就替我買了一點帶回家來，滿心以為可以大嚼一頓，哪知給祖母看見了，就把這些糖食向屋瓦上一擲，一點也吃不到。這一打擊太重了，我禁不住號啕大哭，哭得鄰家正在學刺繡的王素心小姐也來看，逼得我自己因慚愧而停止。大約在我12歲的時候吧，親戚家有喜事，媒人是雙方的太太們做的，照封建排場，婦女不得出麵，她們就請我代做名義上的媒人，不知在哪裏借來了一身小禮服，我穿了外套，戴了翎頂，坐上轎子，到男家去做大媒了。男宅看我以小孩子而做大媒，就拉了六七個吃喜酒的小客人來陪我吃飯。我們吃整桌的菜，一樣地有豐富的酒果，小孩子們高興，就學大人們一樣地灌酒，灌得個個大醉了。我走到這家內室，一橫到床上就呼呼睡著，哪料胸中做惡，把酒和菜都嘔了出來，吐了人家一床。那家就派人背了我回家。祖母看我熏熏然進來，問了隨從的人就知道了這件事，立刻把房門關起，不讓我上床，我坐在堂屋裏哭了一個通宵。從此以後，酒就不敢沾唇了。祖母常說：“你父親愛喝酒，已誤了不少的正事，我再不能讓你這樣糊塗下去！”自從有了這幾次的經驗，使我對於飲食方麵淡泊萬分，每當走過稻香村、采芝齋，或各種水果鋪、點心鋪時，從來不想買點零食吃了。
吃飯不許狼藉米粒，落到桌子上的就要揀到碗裏去，她常說：“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人間狼藉一粒米，天上看了就像一粒星。”淘湯，每碗飯隻許淘三匙。不許多夾菜，說：“是菜過飯，不是飯過菜。”每樣菜，大人沒有下箸的時候，小孩不許先下。
祖母管教我雖很嚴厲，但對於我的飲食起居，卻無一處不仔細周密，體貼入微的。我小時候身體很弱，祖母總是嚴格地限定我的食量，把營養豐富的食品省給我吃，為我培養了一個十分強健的腸胃。我的腸胃到現在還可說是在朋友們中算是最好的，無論菜的好壞，我總可吃一個飽。可是我的祖母太愛我了，凡是有殼的，像瓜子；有子的，像西瓜，她都要去了殼和子才送到我口裏。有骨的，像魚，她要去了骨給我吃。難吃的，像蟹，她要出了肉給我吃。這卻減低了我吃東西的技能。當時雖沒有吃鯁，但到現在，瓜子就不會嗑了，蟹也不會剝了，魚是怕鯁而很少吃了。
還有我的病痛，也使她受了許多的苦。在我兩歲時出天花，三歲時嘔血，八歲時患喉痧。這三場大病，都差一點兒死去，她悲痛焦急到極點，跑到灶門前點起香燭，求灶神保佑，不停地叩頭，一直叩得額上腫起一個大塊。我脆弱的生命，總算依靠著她的無限慈愛和庇護長育了起來。
1912年1月，顧頡剛（右三）和葉聖陶（右二）、王伯祥（右一）等中學好友在一起。
顧頡剛的祖母用了全部力量愛他，但在學業上對他的要求極嚴。
她雖然用了全副精力來愛我，但在我學業上，卻極其認真。她常說我的全部希望如今都放在阿雙身上了。因此她盼望我上進的心非常的迫切，她要我跟上祖宗的腳步，由讀書求科名。從我五六歲起聽得大人的話明白以後，她常常對我說：“阿雙，你讀書要好好用功啊！我們家裏從來沒有一個白衣的人，你總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啊！”她總是這樣不厭煩地叮囑我，鼓勵我。
每天放學回來，晚上總要叫我溫習。她又極注意我的品行，凡一舉一動，都加以約束。每晚臨睡時，她總要檢討我一天的行為。若果做了錯事，便叫我寫在紙條上貼到帳頂上，第二天早晨睜開眼睛，第一件事便是叫我把那張寫上過失的條子誦讀幾遍，表示悔過。犯得重時，或犯了再犯時，還要另加體罰。就這樣地她逼得我自己對於行為負起責任來。
小孩子總是貪玩的，我整天被關在私塾裏，一年中除過新年放一個月的長假外，其他隻有端午、八月半放兩天學，所以我也很想借故逃學。從我家到私塾裏大約有半裏多路，有一天遇著下大雨，吃過早飯，我看著祖母說：“今天雨太大了！”她毫不思索地指著天堅決地說：“你想不去了吧！就是落鐵，也得去！”這斬釘截鐵的幾個字，我一世也忘不掉。自從到了社會上服務，逢到大雨的時候，我妻在旁邊勸道：“不去了吧！”但我立刻說出祖母這句教訓來：“落鐵，也得去！”祖母的麵容十分慈祥，但卻閃爍著一對銳利的眼睛，尤其是當你犯了過失時，仿佛看到你心裏一般，使你不由得要慚愧而畏縮地低垂了頭。
祖母又是很會講故事的，在傍晚時分，還沒有點燈，她常常坐到堂屋前那把藤圈椅子上去。我明白這時可以請求她了，就搬過小板凳去挨著她的膝頭坐著。不等我開口，她便用手撫摩著我的頭頂，笑眯眯地問：“又想聽講故事了？好，就講‘目蓮救母’吧。”這多半是在認真溫書之後，用故事來做獎賞。蘇州的文風雖盛，但婦女都不讀書，也少有準許出門逛街，祖母也不識字，但她記性極好，又會談話，她記著許多如“老虎外婆”之類的民間傳說，和流傳於婦女中間的迷信神話，用她那婉轉而清脆的聲音，講述得娓娓動聽。我想，祖母用這些動人的故事已經增加了我的向善心，打開了我的想象力，她高高地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盞明燈。我的祖母是我的恩師，又是我的慈母，當我長大了時，總是常常對人這樣提起她的。
我的祖母非常能幹而有決斷，我們的本家和妯娌間每逢遇到難處的事情總要到她那邊來請教，她能剖析事理，侃侃而談。如果她是一個男子，我想，她一定能做出一番事業，並會判清許多寃獄，像包龍圖一樣。我從小喜歡讀書，怕管人事，這一點大為祖母所不滿。她常斥責我道：“一個人應當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像你這樣的呆頭呆腦，將來怎麽可以做事！”又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你一味忠厚，必歸無用。”這句話到今天看來，也可說有些寃枉，因為我常覺得自己有極強烈的正義感，隻是為許多長輩所逼，不敢向他們當麵說話而已。
1937年3月，顧頡剛在禹貢學會的辦公室裏。
辛亥革命時，顧頡剛加入中國社會黨，民國元年就到了北京。
祖母是這樣地愛我，但她不像別的太太們，隻要把心愛的人放在身旁邊就感滿足。她要我到外邊去見世麵，所以並不反對我出門。當辛亥革命時，我加入了中國社會黨，希望一步跨上天，在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後，把社會革命這個最高的階段就完成在我們的手裏。民國元年，中學畢業，我的同誌陳翼龍君正在北京辦社會黨支部，他招我去，我怎肯不去，但此事若和家庭直說便行不通，隻說北京有一家報館要我去任編輯，月薪三十元。我的父親知道了，來書不許，但我的祖母卻滿口答應，那時我的父親正在南京工作，我就由她的手裏放出來了。後來我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離本科畢業還遠得很，但她很放心地讓我前去。一般親戚都責備她道：“你們隻有這一個孩子，為什麽放他走得這樣遠？如說要進大學，那麽蘇州有東吳大學、上海有聖約翰大學，哪一個不可進呢！”但她很堅定地答道：“男孩子是該讓他出出遠門的。”
她一切節省，隻有對我買書卻極慷慨。因此，我在11歲以後就天天出入書肆，一本一本地買了回來。積少成多，一年就可有五六百冊。有時要買一部大書，須十餘元或廿餘元的，向她懇求，她每月隻有從我父親那裏收到三十元錢，一切蘇州開銷包括在內，卻肯付給我一筆書款。所以我從小懷著做一個藏書家的野心。當我十六七歲的時候，就買了幾部叢書（《惜陰軒》、《咫進齋》、《滂熹齋》、《功順堂》……），這些書錢哪有一個不是我的祖母從千省萬省中省出來的。自從她去世以後，我為了北京曆史材料豐富，做終生居住之計，蘇州的書全帶了去。“七七”事變，孑身南行，家人把這些書寄存在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校務長住宅的地窖子裏，以為是最保險了，不料太平洋事變起，美、日兩國宣戰，燕大被封閉，司徒住宅所藏什物劫取一空，我祖母傳給我的這部分產業算是完了，我怎麽不悲痛呢！
我現在被人稱為“曆史家”，我自己也確有搜集材料研究“史料學”的癖好。但我的父親和叔父是最不愛保存舊材料的，每隔一年半年就把各處來信和其他認為用不著的日曆及各種宣傳品一把火燒光。我在旁邊看著，嘴裏不敢諫止，心中總覺得太可惜了。父子之間的性格為什麽有這樣不同呢？我很明白，這不光是先天的差異，乃是我受祖母的教育太深了。她從來不肯輕棄一張紙、一個小瓶、一些過時了的東西，所以她的房間裏盡是些舊材料。她固然每隔幾個月也要整理一次，但這不過理得齊整些而已，東西的數量是隻會增加而不會減少的。她的目的隻為的“惜物”，覺得世上原沒有一件廢物，隻要善於用它。但我承受了她的思想教育而應用於學問工作上便成為“搜集材料”的科學要求了。
蘇州人家最重衣著，所以有“身上綢披披，家裏沒有米”的諺語。我的同輩，從小就是夏穿紗，冬穿皮，而且灰鼠、銀鼠、胎羊、紫羔種類紛紛。我呢，小寒的時候隻有穿夾衣，到了大寒才得穿棉衣，直到結婚的那年才穿上了一件羊皮袍。這就養成了我的衣著隨便，下身不怕凍的習慣。
顧頡剛的祖居——顧家花園故居。
顧頡剛的直係先祖古代卜居於懸橋巷裏，這正是家道中衰的開始，他家一降而為平民。
祖母固然給我許多好習慣，但也把我養成了些壞習慣。她隻要我讀書，不要我做一點家務勞動。例如洗衣、買菜、掃地、擦桌椅等等，我如要插手，必然被喝住道：“這些事不是你做的！”我看見家裏婦女都在縫製衣服時，我也想學一學，動一動針線，可是便被她們喝住道：“男做女工，爛脫胴肛。”我到廚房裏去看打稻結、出稻灰、做羹湯、加調味時，那位本喜吃魚而偏擺架子不願下廚房的孟軻說的“君子遠庖廚”這句名言又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我受到了這樣嚴格的管製，當然一切勞動我就一點兒不會做了。後來，到了北方，喜歡雇騾馬，行長途，天天要打開鋪蓋，又要捆起鋪蓋時，我就不會緊緊地打成一團了，因此每被同行的朋友們所笑，我自己也有時笑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