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我十一二歲的時候，看見我的父親伏案寫一個稟帖，他是寫給府學老師的，上邊有“親老待養，子幼待教”的話，原來“庚子拳變”之後，北京重辦京師大學堂，到各省招考，我的父親是一個廩生，被府學裏召去考試，取上了，要他即刻到北京讀書，但他覺得家庭的一副擔子放不下，所以遞上這個稟帖，請求免行。
可是稟帖上去，上官不準，沒奈何他隻得走了，祖母和我一起送他到上海，看他和同榜的幾位取齊之後，一塊上大輪船。那時的我多麽沉醉於“京師大學堂”這個名詞嗬！天下的學問哪有比這個再多的，再高的！因此它就成了我的前進的目標。
父親到了北京，來信說：“為了年紀大了，算學和外國文字學不好，所以進了師範館。”這是造就高級的教育人才的，就是後來北平師範大學的前身。我看他寄來的信封上寫的“北京馬神廟京師大學堂齋舍天字一號”，又使我幻想那開設馬神的廟裏的大學堂，心想我的父親每天總經過這位馬王神像吧？這個像該是怎樣的偉大呀？“天字一號”是第一的別名，莫非我的父親在學校裏考了第一，所以住在那裏？這一切一切，都夠得我吟味的。
大約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我的父親回來了，回來的理由是學校裏膏火金不多（那時大學中每個學生都受政府津貼，名為“膏火金”），不能靠著養家活口，為了維持一家的生活，他不得不棄掉學堂，另尋出路。他對我說：“大學堂的書，我是讀不成了，我隻望你好好用功，將來考得進這學堂，由你去讀完了它罷！”這當然對於我是一個極大的誘惑。那時我看見一部《欽定學堂章程》，知道大學堂裏麵分成經科、文科、理科、工科、農科、法科、商科、醫科等八科大學，大學畢業可以取得和進士同等的資格，大學之上有“通儒院”。這裏邊是做極深研究的工作的，通儒院畢業就取得和翰林同等的資格。在科舉廢止以後還能取得科舉的資格，這是該如何躊躇滿誌的。
父親帶回來的東西我一一檢視了。有粗呢的操衣，紐子是銅製的，上麵有一條小龍，紐子的兩旁還縫著八吉的花樣。有一張大照片，照的是大學裏的江蘇同鄉，坐著密密層層的人，穿著一色的製服，居中的一位方麵大耳留胡子的，是地理教員屠敬山先生（寄），他有一部中學地理教科書，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是看到的，這等的博學工文的老師碩儒，怎不成了我的崇拜的對象！此外進士館裏的許多學生，都是已點了進士的，他們好了再要好，又該做怎樣的敬仰！又有一張油印的四首律詩，題目是“重陽節登景山”，是父親的同學作的，我把它讀熟了，到現在還記得其中的兩句：“茫茫太液池邊水，落落先朝巔上楸。”原來景山就是煤山，崇禎皇帝吊死在上麵咧。
民國元年，我在吳縣縣立中學畢了業，從此我取得考大學的資格，我可以實現父親和自己的多年願望了。但那時正在革命之後，不知道大學堂招不招生，就大膽寫一封信去問。回信到了，信上的話是不關痛癢的，說“本校招生，定當登報，望君靜候”。信上的字做靈飛經體，非常的秀麗，這又使我猜想，該是翰林的筆墨。
直等到民國二年的一二月間，報上有北京大學招生廣告出來，招的學生除工科外，隻有預科，這正適合於我的希求。我就趕到上海在帕克路寰球中國學生會報了名，試期不遠，就住在孟淵旅社等考。考的一天，我和中學同學吳奎霄君一起入場，因為試場不大，考生擠得太緊，交頭接耳極容易，監試的隻有一位白白胖胖常帶笑容的先生。試題有的很易，有的也很難。考了兩天完畢，回家等候發榜。大約過了一個月，報上在新聞專電欄裏登出一百多人的全榜，我是第九名，奎霄是第十名。我的父親看了喜歡道：“你們兩人怎會聯了名？”他不知道因為我們兩人座位太挨近了，各門的答案都是經過協議的。
親戚朋友們看見了報，都來道賀。隻有幾位老太太責備我的祖母道：“你隻有一個孫兒，怎忍舍得他走這樣遠的路！”祖母很安靜地回答她們：“這原為他的前程呀！”她為我準備行裝，購買各種旅行用品。動身的一天，她又為我祭祀祖先，默默通神，禱祝他們保佑我路上的平安。那時她已是71歲的人了。
津浦車已通車，但大家還不知道利用。奎霄的家裏要他仍走海道，我也隨著他們的意思。我們二人都帶了一口箱子、一個鋪蓋、一隻網籃，上了路。在海船上我不暈，自早到晚除了吃飯總是在甲板上看海景，那波浪的起伏、風聲的叫號、水色的變幻，使我心胸開朗，好像進了一個新的世界。
由天津上車到北京時，天色已晚，在打磨廠第一賓館歇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雇了兩輛騾車，載著行李，“格楞楞，格楞楞”，包鐵木輪慢慢滾轉了兩個鍾頭，才由前門外走到後門裏。車子停下，張眼望去，門口兩個石獅子，朱紅的大門，旁邊兩排短窗，門的高頭掛上一塊長方匾額，行草書“大學校”三字，用柳字做根底再加上孫過庭《書譜》的，我從《英文漢詁》裏認識了嚴又陵先生（複）的字體，知道這是他去年當大學校長時所寫。可惜他已離開這裏，我不容接近這位名師了。
1924年9月，顧頡剛和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同仁胡適（右四）、陳垣（右一）等在一起。
下了車，門房接了我們的行李，就領到總務處去，一道一道的紅漆門扉和綠紗槅子充滿了神秘的色彩。我知道快要享受這裏的神秘生活了，心中有說不盡的高興，可是總務處的職員卻對我們說：“新近畢業學生還沒有搬走，你們來無處可住，而且新招的學生一時尚未來齊，開課須等待些日子，你們還是在城外客棧裏住幾天罷！”這真是一個出乎意外的打擊。我失望了，隻得垂頭喪氣地走出門來，再把沉重的行李搬上了車。這位職員送我們出來，吩咐騾車夫道：“你送他們二位到西河沿高升店去。”於是再格楞楞格楞楞地出了前門，這樣一來一回真的把我們的肚子餓癟了。
高升店是純粹的舊式客店，一間房裏一個炕，夜裏送蠟燭來，比了洋氣十足第一賓館，電燈點得亮亮，屋子裏全是洋式木器的，差了幾個世紀。可是他們的房價真便宜，兩個人每天隻三吊錢，合起洋價來還不到兩毛。
困在前門客棧裏有什麽消遣呢？我們不能不排除讀不了書的苦悶。好在鮮魚口裏有天樂園、糧食店有中和園、大柵欄有廣德樓、肉市有廣和樓，天天有好戲，從西河沿去都是近在咫尺。而且那時的戲價便宜得不能使人相信，像廣和樓老生有劉鴻升、老旦有龔雲甫、小生有德珺如、青衣有朱幼芬、武旦有九陣風、黑頭有金秀山、小醜有王長林，這樣一個整齊的班子才賣兩毛錢。天樂園呢，有孟小茹的老生，梅蘭芳的青衣，王惠芳、路三寶的花旦，瑞德寶的武老生，田雨農的武小生，張黑的武醜，價更賤了，隻賣一毛。我輩窮小子，別的錢花不起，這一點倒可以。所以那時上午11時半吃了飯，12時便進戲場，直到天快黑時才出來，一天的光陰很容易消磨過去。此外再逛逛勸業場、青雲閣、首善第一樓等市場，在地攤上撿幾本破書，又填補了這餘閑的空隙。
這樣的生活似乎經曆了一個月，才得到北京大學的通知，說於某日正式上課，才搬進學校，改做了一個人。可是好戲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員更大，好像講堂的梁上繞著他們的餘音似的，收拾不住這心猿意馬，我終究做了他們的俘虜了。 <h2>二</h2>
自從進了北大，住在寒字號宿舍，地點在二院工字樓旁邊。幾年後拆掉了，改造的便是理學院的講堂。二院是四公主府的舊址，這位公主是乾隆皇帝的愛女，嫁給和珅的兒子的，院落重重，朱門翠柳，充滿了宮廷的色彩。最後一院是一帶高樓，學校用做圖書館，雖然清靜，光線卻不好，職員們的臉又都是陰沉沉的，同學們看書的極少。我曾去徘徊過幾次，從玻璃櫃子裏望見平生想看而不得的幾部叢書，但也沒有勇氣去借覽。
民國二年春天，是北大本科第一班畢業的時候。我們進校時，這張畢業榜還高高地貼在牆上，第一名是“陳漢章”，就是陳伯弢先生，浙江象山人，經學家黃元同先生的弟子，一個極淵博的史學家。他以舉人資格入校，聽說學校裏本請他來做教員，後來不知為何不聘了，他就自願來做學生，到畢業時已近五十歲了。我的父親告我，這一班人還是他當年的同班同學呢。
校長那時是何燏時先生，他曾經編過一部中學數學教科書，所以這個名字我是記得的。但我們進校之後，卻從未見過他的麵，也許當時無所謂行開學禮吧。工科學長兼預科學長是胡仁源先生，一見麵，原來就是到上海來監考的白白胖胖而上唇留有胡子的那一位。
我們新考進的學生一百餘人，除了一小部分工科同學大都招的南洋公學畢業生之外，其他都編在預科。預科分為兩類，甲類是準備進文、法、商等科的，乙類是準備進理、工、農等科的。那時的製度，預科三年、本科三年；預科裏注重的是治學工具，本科裏注重的是專門知識。我在中學校裏愛看的書是文學、哲學，這時要我簽名定部，我填的卻是乙類，我夢想進的是農科。這個原因就為平常讀的詩詞裏描寫農村生活太美麗了，如陶淵明這等乞食，還能在大自然的懷抱裏享受那“悠然”的滋味，這是何等真摯的樂趣。再有一個原因，那時革命的興奮過去了，放在麵前的是愈來愈緊的袁世凱的虐政，使得我們這班青年大為失望，覺得還不如隱居的好。我的中學同學葉聖陶君那時寄給我的詩便說：“……已驚人事隨波電，祗覺桑麻係夢思。近習農書消永夜，田園村集自相期。”我對他的建議表示極大的同感，學了農，既可自給自足，不靠人家吃飯，不浸入這惡濁的世界，又得嘯傲雲山，招邀風月，上與造物者為友，這不是人格的完成，這不是人生的至樂？
剛上學，我們都用極大的信仰心送給各位授課的老師，覺得他們無論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都已包藏滿肚子的大學問，他們可以引導我們去窺探宇宙的秘密。實在，“京師大學堂”這塊金字招牌照耀得太光亮了，逼得我們竟不敢張目直視。
想不到才上了三星期的課，校中便發生了巨大的風潮。原因是商科同學數人，不知為了何事被校長開除學籍，全校同學起來援救，請求收回成命，校長不答應，成了僵局。那時東、西兩齋的門口，貼了密密層層的條子，上麵寫的都是些義憤填膺的話頭。有一天，我們正在東齋的大飯廳吃早飯，忽然有幾位同學大聲宣傳說：“吃完了飯我們一起到教育部請願去！”我們是新到的學生，完全不了解這事的內幕，隻緣年輕好事，給他們一鼓吹也就跟著走了。於是排了長長的隊伍，走到西單牌樓教育部。站了一上午，沒有結果，同學們便買了大量的饅頭燒餅當飯吃。下午，參議院議長張溥泉先生來勸導，要我們回校，我們要求他保證被開除的學生無條件恢複學籍，他哪有這權力，站了好久，失望地走了。等到下班的時候，次長董鴻禕走出大堂，準備回家，同學們就一起擁上要他答複。他穿著一身黑色西裝，留著尺許長的胡子，瘦削的臉上架了眼鏡，大有天主教神父的派頭。他衝不出去，氣得發抖說：“我不願答複，我不能答複。”翻身轉後又進大堂去了。我們仍是等著不走，隔了些時候，暮色蒼茫了，一位部中職員出來誠懇地向我們說：“今天總長沒有來，次長前門走不過，已從後門走了。你們等的是誰？我勸你們還是回校去罷！如有說話，明天推舉代表來商量，好不好？”但是我們都不甘屈服於他的好意之下，就有一位同學高聲喊：“今天晚上我們都住在這裏，大家回去搬鋪蓋來！”我們真的回去提了鋪蓋來，分睡在兩廊和大堂上。明早醒來，很覺得有些冷。第二天總長、次長都沒有到部，我們看著這樣相持是得不到結果的，漸漸地散回去了。後來這幾位同學恢複了學籍沒有，我已想不起來，隻記得從此上半年沒有上課，何校長辭職，由胡學長代理了校長職務。
在這罷課期間，我當然又大看其戲，我最心醉的女伶小香水，她是善演悲劇的秦腔青衣，有時扮做被夫虐待的妻，有時扮做被後母虐待的子女，有時扮做被婆婆虐待的兒媳婦，一腔的哀怒呼喊出來，眼淚跟隨了聲音滴下；在表演自殺的時候，那股剛勁之氣又使人感覺到不可侵犯。我推想她一定是傷心人，所以會得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又推想她的性格是烈女型的，所以表演得這般有力量。我對戲中的她同情極了，往往她在台上哭時，我便在台下哭。那時樊樊山、易實甫兩翁是詩壇的宿將，一篇詩出，報紙競載。有一次易先生作了《數鬥血歌》，把崇效寺的五色牡丹比喻諸女伶，比小香水的是綠牡丹，他說：“使我如見萬古女龍雌鳳之啼痕。”這一句畫龍點睛的話把她的沉痛而高貴的神情提挈了出來，使我更加顛倒。但我沒有勇氣去叩她的門，認識她個人，我隻會從旁收集關於她的材料而給予想慕。收集的結果，知道她的假父姓趙，她也冒了趙姓，名佩雲，是奉天義縣人。
暑假期到了，家中催歸，我又乘了海船回去。可憐家中長輩隻知道我到北京讀書，那會想到我除了兩三星期之外盡沉溺於戲園子裏的呢。在暑假中我的好友陳翼龍君為了反對黑暗的北京政府，響應“二次革命”，給袁世凱槍斃了。我的父親看報，見到這消息，手中的水煙筒不知不覺地跌到地上。我是他的獨子，他生怕我也做了革命黨，到北京去送命。然而秋季開學時，他還允許我前去，隻是千叮萬囑，叫我小心。
民國二年的秋天，預科和本科分開了。本科在馬神廟，預科在北河沿的譯學館，就是後來的第三院。我們是預科生，上課和住宿都在譯學館。我住的是工字樓，八人一間，就是後來法學院的課堂。
到了那時，我們擾攘了大半年的生活才告結束，我們正式讀書了。可是我的問題馬上就來，既然是預科乙類生，就得演算，就得繪圖，這都是我在中學時期最拆爛汙的功課，如何追趕得上呢？尤其是用器畫，一張圖須先打好鉛筆稿子，再加墨線，我的一雙手分泌的汗汁太多，畫得滿紙都是指紋手印，簡直不敢交上去了。
第二種外國文，甲類讀的是法文，乙類讀的是德文。我在中學裏英文讀滑了，根底沒打好，永遠是似乎懂而實不真正懂。這回讀德文我可改變了態度，凡是課本上習題無一不做，而且自己修習，常讀在同學們的前頭。德文的草書，我學會了，看看同班人寫的都不及我。我是隻喜跑舊書鋪的，到了那時，燈市口的華英圖書館就成了經常的主顧，和朋友通信也改用鋼筆寫了。德文教師姚寶名先生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了許多嘉獎的話，更增加我讀書的勇氣。
這樣挨過了半年，學期考試臨頭了。自揣有幾門功課實在考不出，與其考不及格，還不如不考的好，因此寫信與父親，請他準許我休學半年，留在這裏自己讀書，明秋改入甲類肄業。父親回信居然沒有罵我，隻說：“你從前不該不自量力，貿然選讀你不近情的功課，以致吃這躐等的虧。”我得此允許，就不赴考場，下學期開學時也不上課了。北大的管理鬆得很，雖然我沒有考試，沒有注冊，還任我住在那裏，還許我繼續包飯。
在這休學期中，我的戲癮更大了，戲園子變成了我的正式課堂，除非生病，沒一天不到。每天上午9時許，東安門外廣告板上貼出各園的戲報，我就前去選定了下午應看的戲。除了平常走慣了的前門幾家之外，再窮搜那些不很聞名的園子去看。像崇文門外東茶食胡同裏的廣興茶園，是老派秦腔班所在，其中有老生郭寶臣、青衣崔靈芝等等，都是過了時的名角。尤其是玻璃翠、蓋陝西一類角色，已經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從額角到嘴唇普遍起了皺紋，還搽脂抹粉，裝模作樣，扮做少女，乍見時使我嚇得一跳，真成了蘇州話裏的“新鮮活死人”，無怪觀眾的寥寥落落，常常不超出一百人了。再從聲調上說，老派秦腔直著嗓子喊，唱的怪累，聽的人也感不到趣味，遠不如新派奉天梆子的宛轉抑揚，會令人回腸蕩氣。然而我的看法並不這樣簡單，我以為秦腔在北京的年代比漢調早，新派的秦腔固然比老派好聽，但新派是從老派出來的，我們要尋求曆史材料，便不能不多看這類的山陝戲，我還恨未能看到甘肅戲呢。天橋草棚中的戲班，一出戲演畢便托著筐子向每個客人收取一二枚銅元。我因為他們足以代表北方的鄉間戲劇，也去站著看。有了這樣的博覽，使得我對於戲劇具有一個時間性和空間性的係統研究的眼光。我那時正在讀劉知幾的《史通》，深喜他的係統的記敘和批評，就想照著這個方式作一部書名曰“戲通”，把古今戲劇的演進曆史、地方性戲劇的特殊風格、各種角色的名目及其任務、各種切末（戲場上的東西）的意義及其使用，以及各種戲本和各種小說的關係，一一考出寫出。這部書的目錄是擬定了，共有五十題，可是這計劃太偉大了，一時隻該搜集材料，不能寫下去。已動筆的是《戲劇表》，把每出戲做一分析：這戲有什麽別名，是怎樣的故事，是哪一部全本戲中的一節，有幾個角色，唱的是什麽調子，一切都記上了表格。還有《論劇記》，寫上每天看戲以後的心得。倘使那時的北大設有戲學院的話，我固然不會唱，也不能拉胡琴，得不到術科方麵的成績，但學科方麵經過了這樣的專心致誌，我真不想做第二人了。
著名京劇藝術家譚鑫培的演出照。
顧頡剛為看譚鑫培的戲，曾想出了許多方法。
那時譚鑫培是北京伶界的領袖，他不常出台，隻有演義務戲時才唱上幾天。可是“譚迷”太多了，你按時入座，別想擠得上。我想出一個方法：老譚演戲必在夜間，我知道他在哪裏演，便帶了燒餅去看白天的戲。等到白天戲散，我即在池子裏覓一個適當地方，坐了吃燒餅。那時看戲的條凳是直排的，和戲台成直角，所以無所謂前排。工人打掃，激起了滿園的塵土，我也滿不在乎。到別人擁擠進來時，我卻已安然據有了好位子。那時戲票不在門口買，演到中間時按客收錢。再有一件困難，也得解決，夜戲必須12時後才散，譯學館早已關門上鎖，回不去了，因此隻得在白天看戲之前，在旅館裏定下一個房間。夥計們識趣，看我是學生模樣而又沒帶行李，便用了偵探的眼光笑嘻嘻地說道：“您是到城外來聽夜戲？今天好，譚老板的《空城計》。”
這樣的流連忘返，當然費錢。家裏給我的學費一年約三百元，這個數目在北大同學裏不能算少，許多北方同學一年隻帶出一百數十元呢。可是也有闊人家的子弟一年用一千元，以至兩三千元的。“兩院一堂”的招牌，就靠這班紈袴少爺打出來，否則怎能和月薪四五百元的參眾兩院議員老爺們媲美於八大胡同的風月場呢。可是我一個月中可以支配的錢隻有二十餘元，聽一次譚鑫培，戲價是八毛，加上茶資和住宿總需三元，他一連演三天，我一連聽三天，這不要十元錢？再有十餘元如何應付一月的開銷。因此我又想出一個花樣，就是不向學校包飯。那時北大飯食是學校辦的，一月六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湯，雞魚肉蛋經常有，饅頭米飯隨意吃，營養很不差。我停止包飯之後，省出這六元錢來聽戲，雖是聽老譚和楊小樓的不在其中，聽其他的戲班卻夠了，因為到廣和樓聽劉鴻升一班，到中和園聽小香水一班都隻兩毛錢，已是最貴的；到天樂園聽梅蘭芳一班隻一毛錢；至於到廣德樓聽馬連良，到民樂園聽白牡丹（即後來的荀慧生），隻有五分錢，為的是他們尚在科班中肄業，不需分取戲錢的。這樣平均起來，一月耗在戲園裏的加上茶錢也不過七八元。可是包飯雖停，飯終不能不吃，我便立誌吃燒餅過日子。那時燒餅有大小兩種，大燒餅值小銅元一枚，小燒餅一枚兩個。我每天中午從譯學館出去，到東安門，便在小鋪子裏買四個銅元的小餅，沿著皇城根走。那時皇城城牆尚未拆除，赭牆黃瓦，很美麗的。那是一條大車路，專做運輸用的，不容易碰到熟人，我邊吃邊走，走到戶部街時八個燒餅早吃光了。到了戲園，泡一壺茶，渴也解了。戲散之後，進了前門，走到戶部街的角上，拿出四個銅元來買餅，到譯學館時又已解決了麵包問題。那時一元錢可換銅元170枚，一個月吃兩元錢的飯也就過得去了。
為了看戲，天天出進前門，天天在城門洞裏看到軍政執法處槍斃亂黨的布告。其中往往有些知名之士，為我中學時代所仰望的。例如程家檉先生，我久在《民立報》上知道他是個同盟會的中堅分子，雖沒有見過麵，但曾見他的照片，留了長胡子，很有學者風度，如今也“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了！這政府究竟算是甚樣東西，我恨極了袁世凱，同時也恨極了那個逢君之惡的執法處長陸建章。每次在這些布告底下走過時，總要朝著他的名字咬一咬牙。
我的朋友陳翼龍君是湖北羅田人，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出了許多力。他為了希望實現民生主義的社會，加入社會黨，到蘇州來組織支部，因與我成了莫逆之交。其後他到北京和天津成立支部，和北方的民眾很接近。“刺宋案”既由程德全將證據發表，“二次革命”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翼龍就想在北方發難，響應南方。當民國二年初夏我要南歸時，他執著我的手說：“我現在正想犯法，犯法的結果，或者成功，或者死。如果是死，請你替我寫一篇傳留個紀念。一年來人家給我的信，我留了一網籃，現在就交給你，你看了自然會明白我的所作所為的。”我就點頭，把籃子收下了，寄存在親戚家裏。他果然在夏末秋初成仁了。袁、陸之徒對他的案子特別看得嚴重，別人槍斃後出布告，他卻先出布告，隔了三天才槍斃。可憐我在蘇州看到報上載的處死他的布告時，他還在北京呼吸著監獄裏的惡濁空氣呢。秋間返校，這籃子就帶到譯學館，放在我的床下，不幸風聲日緊，袁政府委派人到學校裏來查房間，學校當局又一再申令，學生不得和亂黨往來，否則查出嚴懲。我想著父親叮囑的話，實在再沒有法子保存這東西了，就悄悄地撿起籃子裏的信件，一卷又一卷地投在洋爐子裏燒毀。燒了十幾回，洋鐵管子給紙灰塞住了，爐子就此燒不著，害得我們房間裏一冬天沒生火，苦了那七位同學。剩下的一半，我半夜起來，投在井中，算滅了跡。我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這次竟辜負了死友的諄囑。“使死者複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這句話的前麵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了。 <h2>三</h2>
自從“戊戌政變”和庚子八國聯軍入境之後，舉世滔滔，目光都集中到政治改革問題。政治改革不出兩種：治本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推翻滿清，成立民國；治標的是康、梁的立憲，他們要維持滿清，縮小君主的權限。革命派的機關報是《民報》，我們內地學生根本看不到，隻從立憲派反駁的言論裏知道一些他們的意見。立憲派的機關報是梁任公先生先後主持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其中以《新民叢報》的銷路為最旺，上海書坊又縮小做中箱本，以便應舉的人攜入考場，做時事對策的參考。我的父親就有一部石印的《壬寅新民叢報匯編》，計16冊，字雖小而清楚。我當十一二歲的時候，知識已開，常常取來誦讀，最愛他氣勢發皇，其中有幾篇（如《少年中國說》、《嗬旁觀者文》）都給我讀得爛熟。因此，我要勇敢地肩起救國的時代使命。後來進了小學，唱歌唱到“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雙手擎天空”的時候，真覺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章炳麟在日本時留影。
顧頡剛受了章炳麟的短期指導，感到了享有知識的快樂。
在政治運動極熱烈的當兒，獨有一種雜誌是講中國學問的，名為《國粹學報》。這報係鄧秋枚先生（實）所辦，他也是同盟會的一分子，但他豎起的旗幟卻是保存國學，這便使得一班不想革命的學問家像孫詒讓、羅振玉、況周儀、鄭文焯……都高興來投稿了。然而章炳麟、劉光漢、陳去病、黃節……卻是明明白白提倡春秋攘夷大義，鼓吹種族革命的，再有反元反清的一班先烈謝皋羽、鄭思肖、張煌言、張家玉等等的遺著也搜來翻印，編做《國粹叢書》。報紙上時時載有他們的廣告，使我心向往之。我從這些書報裏既得著學問的指導，又吸收了《新民叢報》所缺少的革命的主義。
《國粹學報》創辦於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我初看到時是三十二年春天我為了爛腳在家養病的時候。那時在報上見了廣告，便請父親去買，他買回了兩冊，在病榻上愛玩不忍釋手。可是孫仲容（詒讓）、章太炎（炳麟）兩位先生的文章是看不懂的，後來進了中學托人到上海買了前三年的一個全份，在校翻讀，竟忘記了考試，被監學先生斥責了一頓，他以為我規避考試呢。
過了一二年，北京又有《國學萃編》出版，也是一月兩冊，我按期買了。那是沈太侔先生（宗畸）集合一班詩文同好所編的，裏麵有陳衍、孫雄、冒廣生、諸宗元諸人的作品，也常常表彰古人湮沒不傳的著作。我們在中學裏一級有一級的報紙，都是推舉能寫文的做編輯，能作畫的做插圖，能寫鋼版的做繕寫，能印蠟紙的做印刷，全班同學湊錢買紙，一兩天出一份。我想，鄧先生已組織了“國學保存會”，我就借這機會組織一個“國學研究會”罷。因此在正常的刊物之外，還找些未刊的著作油印出來，算是國學研究會的叢書。當時出版了多少種，已過三十餘年記不真了，隻記得《藝蘭要訣》一種是在吳姑丈家裏找到的，《龔半千續畫訣》一種是在孫伯南先生處抄來的，這毋寧說是受的《國學萃編》的影響。
宣統辛亥年，先有溫生才刺孚琦，次有七十二烈士在廣州發難，終於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人心動蕩極了，連《國粹學報》也停刊了。喜歡鑽在故紙堆裏的我，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回複了讀《新民叢報》時代的精神，想獻身於革命。可是單單種族革命還不能令我滿意，我要的是社會革命，於是費了整整一年多的心力在社會黨裏。那時曾作一長詩，敘述胸懷，末尾數語是：“嗟爾經與史，存之有空櫝；寧乖俗士心，勿汙靈精目。”我確是隨著革命的潮流，把五六年來向往國學的念頭推翻了。
然而民國建立之後，眼看袁世凱的反動政治一天天發揮他的專製淫威，革命元勳一個個化做了“槍頭之鬼”，時代隻有倒退，決無前進的希望，我那跳上九天的一顆心竟沉淪而入九淵了，這是多大的悲傷！好在那時我已聽戲成癖，心想就把歌台舞榭作為我的麻醉劑罷，於是我也和一般人的人生觀一樣，混一天是一天。
“章太炎先生講學了，你去聽吧！”有一天同學毛子水君（準）向我說。子水是浙江江山縣人，我和他同時進北大預科乙類，非常的投契。他的學問根底是很切實的，除了學校的正式功課之外，還自己讀《說文》和《儀禮》。我生性倔強，不易服從老師的指點，順著自己的興趣看書，又什麽都喜歡，不能安心走一條路。我知道，自己的一點知識是從雜誌裏得來的，雜誌當然雜，印在我心頭的也成了雜亂無章的一大堆。我幼年看我父親圈書，每一冊都從第一頁圈到末一頁，心裏也很羨慕，想模仿，沒奈何好博的欲望總是克服不住，桌子上老是堆得高高的，想起前人有“書如青山常亂疊”的詩句，就把自己的書齋題做“疊青室”。如今碰到了子水，看他書桌上幹幹淨淨的隻放一本書，讀書時心不旁騖，慚愧得汗流浹背。那時適讀《莊子》，立誌學個好樣，把這書點完，結果居然在極勉強之下做成了。這時他告訴我章先生在宣武門內化石橋共和黨本部講學的消息，問我參加不參加時，我立刻很欣快地答應。我自從讀了《國粹學報》之後，仰慕章先生已曆八年，如何肯放過這個機會呢！
章先生開的是國學會，聽講的人不拘資格，隻須繳費兩元就可聽一個月。一堂之上坐了四五十人，留著胡子的不少呢。講學時間是在夜裏，那時是民國二年的十二月，正值隆冬，我們踏雪冒風而行，天氣冷得厲害，我們的知識欲熱得厲害。除星期日外，每天兩小時，從下午7點到9點。講的門目，星期一至三講文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玄科就是哲學，小學就是語言文字學。他的香煙癮極大，不停地抽，慢慢地講。我是讀過他的《國故論衡》的，自然聽得頭頭是道。以前我在黑暗裏摸索，文字上常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音韻學方麵，簡直莫名其妙，現在經他口頭一敘述，就成了我所享有的知識了，這是多麽的快樂，又是多麽的驕傲！可惜聽得正在高興的時候，章先生突然給袁政府捕去了，從此在龍泉寺裏監禁了好幾年，我們隻麵受了三星期的教導。我因寫字快，堂上筆記多，整理出來，成了一冊《化石停車記》。
那時袁世凱蓄意做皇帝，特別獎勵複古思想，好把中華民國改變成中華帝國，孔教會的聲勢浩大得很。我們在國學會裏，有一夜見到牆壁上貼著一張通告，上麵寫道：“餘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雲不少。本會本以開通知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複願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熏蕕雜糅之病。章炳麟白。”我見了這張通告，一時摸不著頭路，心想孔教會講的是《四書》、《五經》，我們國學會講的也有一部分是《四書》、《五經》，為什麽會有熏蕕之別，害得章先生要這樣的深惡痛絕？停了一刻，他演講了，他先說宗教的立場在信仰，學問的立場在研究；如果用了宗教的態度來治學問，學問決沒有進步的希望；如果用了學問的態度來治宗教，那宗教也就解體了。他又說現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正如何準備推翻國體。他於是又因康有為講到清末的幾個今文家，像王闓運、廖平等等，他們發出種種怪誕不經之論，例如解“耶穌”為父親複生，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解《論語》上的“君子之道斯為美”為由俄羅斯一變而至美利堅。他舉出這許多想入非非的話來，我們都哄堂大笑了，想不到孔教會中竟多這樣的妄人，又想不到今文經師竟會這樣地閉了眼睛亂說。他於是又說到今文家的祖師董仲舒，如何會牽附陰陽五行，如何懂得求雨止雨，竟是巫師道士一流人物。我們聽了，又恨起漢代的經師來了。從此以後，我心中便橫梗了一個問題：如何改造經學？我準備肅清經典上的妖妄之說，建立科學性的注釋，來實現章先生的理想。
民國三年的秋天，我進了預科甲類，讀的功課比乙類容易多了。我受了章先生短期的指導，讀書的興趣已提高不少，到這時候更想好好用一番功，就規定了八種書，每天點讀每種幾頁。這八種裏有《史記》、《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都是舊籍中有宗旨而又有係統的作品。有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中國曆史教科書》（後來商務印書館收入《大學叢書》改名《中國古代史》）。他這部書名稱雖是教科書，卻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為“傳疑時代”，說桀、紂之惡太相像，一定有後人的附會，說秦皇、漢武開疆拓土是對中國有大功的人，這些話以前的人都不敢說；隻有他抄錄讖緯，把孔子寫成一教主，是我聽了章先生的講演之後所極端反對的。有《國故論衡》，把章先生的學說重新咀嚼一下。有《大乘起信論》，是章先生玄科講演所引起的，可惜沒有人指導，竟不曾看懂。有《新舊約聖經》，是看了夏先生的書所激動的，因為他講中國古代史時常常用《舊約》做比較。
那時候預科甲類的國文教師是馬幼漁先生（裕藻），年三十七；文字學教師是沈兼士先生，年二十八，都是章先生的及門弟子，講得都很切實，完全不是以前的古文先生那一套，我自然歡喜接受。馬先生不完全守師說，今文家的話他也有所取。沈先生編的講義，文句古雅，而又把篆文寫做楷體，觸眼有陌生的字。沈先生那時多病，常常請假，上課時聲音又低，一班同學對於這門功課似乎都不及上馬先生國文的興奮。法文教師是賀之才先生，他老老實實地讀講，並不鼓勵學生，所以我讀法文時，就遠不如上年讀德文的認真了。
上一班的同學沈沅、傅斯年諸君發起“文學會”，出版一種雜誌，命名《勸學》，請嚴又陵先生寫了一個草書的封麵。他們來拉我作文。我想，我自從受了章先生的教導，痛恨今文家的造謠，現在就來一篇罵孔教會的文章罷。當時洋洋灑灑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喪文論》，說《六經》是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專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現在孔教會中名為尊他，其實隻是誣他。如果讓他們猖狂下去，孔子的文章將不喪於匡人桓魋而必喪於孔教會，我為孔子叫屈。這篇文字，措辭激烈，駕章先生《駁建立孔教議》而上之。傅君主張放在第一篇，但同學們不敢，他們拿給一位地理教師揚州桂老先生看，他老人家看了大驚，說：“這種東西哪裏可以印出來！”於是他們送回我了。
想不到就在那年冬天，我碰到了一個厄運。中學同學吳奎霄君和我一起考進北大，始終同住一個房間，那時是住在東齋辰字九號。我和他一樣愛看戲，不過我喜博，他喜精；我著有《論劇記》，他也寫了一本《劇屑》。每天夜裏，他工作到10點鍾睡了，我卻仗著身體支持得下，多看些書報，早到12點，遲到一兩點，方才上床。有一夜，他已入夢，我還在翻書，忽然滿屋子裏騰滿了燒布的臭氣。我疑心火爐子掉出的煤燒著了衣服，起身檢視，毫無跡象。心想，或者間壁房裏燒著了什麽吧，開門出來，左右走了一道，人聲已寂，月明如水，也聞不到特殊的氣息。回到屋裏，臭味依然。我怕了，因為依照家鄉的傳說，這是鬼來的征象，叫做“布毛臭”。書既看不下去，就提早睡了。約莫過了十天，奎霄的一位親哥哥奎文忽然在法政學校裏得了猩紅熱，送進醫院。奎宵得信後到醫院陪伴他，隔了兩天，自己帶病回來了。陪伴他的當然是我，看到他病勢甚急，請醫回來診視。醫生送溫度表到他嘴邊，他還張口銜著，可是醫生沒出門，他已咽了氣。這時大禍臨頭，除了跺腳之外再有什麽辦法！隻得一麵報告齋務處，移屍到東齋門口會客室裏，一麵通知幾位同鄉，並請他們借錢買棺木。這是一個大冷天，是北平稀有的冷天，生了火爐還在零下，夜班警察凍死了不少。我穿著薄薄的大衣，奔走各處，馬路上已不見洋車，鋪門緊閉，回來時右手的大拇指為了露在衣外，凍僵了，無論用什麽方法醒不過來；過了好多天才漸漸重溫，可是指甲指皮都是脫落重生。我和奎霄七年友誼，近兩年同出同歸，情分尤為親密，如今他突然死去，好像砍去我一半身子似的，傷痛到極點，友人說我近於瘋狂了。
家中知道我逢了一場大難，怕我也病，急速催我回家度歲。在家裏休息了一時，春間回到校裏，就住在譯學館乙字宿舍（這所房子在工字樓之南，後來拆去），和朱孔平君（曜西）同室。孔平是子水的同鄉，章先生的國學會是我們三人一起去的，相處很投合。不幸的是，我到校不久就病了，好多天不下大便，熱度不降。北大的校醫有中醫、有西醫，西醫不甚管事，我的病是一位中醫看的，他說這病是春溫。一病病了一個多月，足足五候傷寒。孔平篤於友誼，隨時看護。為了怕我寂寞，常常講故事給我聽。我還沒起床時，校中已舉行學年考試。上一學期，我在四十人的班裏考了第八，成績總算不壞，但到這時榜上又無名了。
病後隔了些時，把身體將養得差不多，才回南去。可是到家半月，病又重發。雖是隻有兩候傷寒，卻像宣布死刑似的，渾身失去了力量，連說話都發不出聲音來了。七十餘歲的祖母用了全副精力來護持我，父親從杭州趕回來，坐在我床前，看我危險的情形，出來歎氣道：“我隻有這一個兒子，他死了，我如何活得成！”所幸天不絕我，竟慢慢地挽了回來，補養半年才恢複健康。不過從此犯了盜汗，睡眠也艱難了些。
既經一病半年，曠了一學期的課，索性休學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順了我的興趣來工作了。
蘇州本是文化中心，舊書版刻最多。太平天國戰事中雖說受了一次大大的損失，可是遺留的尚不少。自從廢止科舉設立學校之後，大家誤會，以為這些東西再也用不著了，舊書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觀前街的書鋪子，在光複前後十年之中，看它一個個由舊轉新，洋裝本替代了線裝本的市場，連賣佛經善書的琉璃經房也經營教科書和小說了。隻有護龍街上來青閣等幾家是專買舊書的，沒有改樣子。我這時養病在家，這幾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跡。我很想追蹤清代學者，努力於古文籍的考訂，因為他們的工作還不曾完成，而他們的方法卻是夠精密的，我們要對得起我們的先民，便不該任它半途而廢。為要認識清代學者工作的園地的實況，所以我就把他們的著作名目匯集攏來，以人為單位，無論他們的書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錄在一塊，別的書中如有對於某人著作批評了的，也把這些批評抄輯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這書的意義和價值開卷即知。我的工作的根據是《四庫總目》、《匯刻書目》、《書目答問》、《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圖書館的書目、上海各書肆的書目，以及報紙上的廣告。這工作做了一年，約得三百家，訂成二十冊，名為《清代著述考》。此外又作清代學者的《師承表》、《籍望表》，看出他們所受的時代和地域的影響，作為附錄。
那時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學力的學生。我想，我進了預科兩年，總沒有經過學年考試，或者我沒有在預科畢業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學力的名義去考本科。我知道文科的入學考試是不需考數、理、化的，卻需試心理學和論理學，於是我把嚴又陵先生的《名學淺說》和他翻譯的《穆勒名學》細細地看，因而再讀他著譯參半的《天演論》，越讀越有興趣，我決計考取之後進哲學係了。民國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學生會報了名。預科沒有畢業，照章是不該考本科的，所以我在報名單上改了名。我出生時，祖父為我算命，命裏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誦”字，因此起名為誦坤，字曰銘堅。稍長，我的父親取名字相反的古義（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貢名賜），又起了一個號叫頡剛。我在預科裏用的是誦坤，到這時就改用了頡剛。學曆呢，不好寫北大預科，但填“自修”二字。監考的還是那位代理校長胡先生，我見了他裝做不認識。考題發下，文義很深，國文題竟考到了《爾雅》上，幸虧我還能敷衍過去。
發榜時，我幸列第五，從此我是本科生了。隻是書記無知，後來學校編刊同學錄時，我的學曆竟成了“自修學校畢業”！
我十一二歲的時候，看見我的父親伏案寫一個稟帖，他是寫給府學老師的，上邊有“親老待養，子幼待教”的話，原來“庚子拳變”之後，北京重辦京師大學堂，到各省招考，我的父親是一個廩生，被府學裏召去考試，取上了，要他即刻到北京讀書，但他覺得家庭的一副擔子放不下，所以遞上這個稟帖，請求免行。
可是稟帖上去，上官不準，沒奈何他隻得走了，祖母和我一起送他到上海，看他和同榜的幾位取齊之後，一塊上大輪船。那時的我多麽沉醉於“京師大學堂”這個名詞嗬！天下的學問哪有比這個再多的，再高的！因此它就成了我的前進的目標。
父親到了北京，來信說：“為了年紀大了，算學和外國文字學不好，所以進了師範館。”這是造就高級的教育人才的，就是後來北平師範大學的前身。我看他寄來的信封上寫的“北京馬神廟京師大學堂齋舍天字一號”，又使我幻想那開設馬神的廟裏的大學堂，心想我的父親每天總經過這位馬王神像吧？這個像該是怎樣的偉大呀？“天字一號”是第一的別名，莫非我的父親在學校裏考了第一，所以住在那裏？這一切一切，都夠得我吟味的。
大約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我的父親回來了，回來的理由是學校裏膏火金不多（那時大學中每個學生都受政府津貼，名為“膏火金”），不能靠著養家活口，為了維持一家的生活，他不得不棄掉學堂，另尋出路。他對我說：“大學堂的書，我是讀不成了，我隻望你好好用功，將來考得進這學堂，由你去讀完了它罷！”這當然對於我是一個極大的誘惑。那時我看見一部《欽定學堂章程》，知道大學堂裏麵分成經科、文科、理科、工科、農科、法科、商科、醫科等八科大學，大學畢業可以取得和進士同等的資格，大學之上有“通儒院”。這裏邊是做極深研究的工作的，通儒院畢業就取得和翰林同等的資格。在科舉廢止以後還能取得科舉的資格，這是該如何躊躇滿誌的。
父親帶回來的東西我一一檢視了。有粗呢的操衣，紐子是銅製的，上麵有一條小龍，紐子的兩旁還縫著八吉的花樣。有一張大照片，照的是大學裏的江蘇同鄉，坐著密密層層的人，穿著一色的製服，居中的一位方麵大耳留胡子的，是地理教員屠敬山先生（寄），他有一部中學地理教科書，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是看到的，這等的博學工文的老師碩儒，怎不成了我的崇拜的對象！此外進士館裏的許多學生，都是已點了進士的，他們好了再要好，又該做怎樣的敬仰！又有一張油印的四首律詩，題目是“重陽節登景山”，是父親的同學作的，我把它讀熟了，到現在還記得其中的兩句：“茫茫太液池邊水，落落先朝巔上楸。”原來景山就是煤山，崇禎皇帝吊死在上麵咧。
民國元年，我在吳縣縣立中學畢了業，從此我取得考大學的資格，我可以實現父親和自己的多年願望了。但那時正在革命之後，不知道大學堂招不招生，就大膽寫一封信去問。回信到了，信上的話是不關痛癢的，說“本校招生，定當登報，望君靜候”。信上的字做靈飛經體，非常的秀麗，這又使我猜想，該是翰林的筆墨。
直等到民國二年的一二月間，報上有北京大學招生廣告出來，招的學生除工科外，隻有預科，這正適合於我的希求。我就趕到上海在帕克路寰球中國學生會報了名，試期不遠，就住在孟淵旅社等考。考的一天，我和中學同學吳奎霄君一起入場，因為試場不大，考生擠得太緊，交頭接耳極容易，監試的隻有一位白白胖胖常帶笑容的先生。試題有的很易，有的也很難。考了兩天完畢，回家等候發榜。大約過了一個月，報上在新聞專電欄裏登出一百多人的全榜，我是第九名，奎霄是第十名。我的父親看了喜歡道：“你們兩人怎會聯了名？”他不知道因為我們兩人座位太挨近了，各門的答案都是經過協議的。
親戚朋友們看見了報，都來道賀。隻有幾位老太太責備我的祖母道：“你隻有一個孫兒，怎忍舍得他走這樣遠的路！”祖母很安靜地回答她們：“這原為他的前程呀！”她為我準備行裝，購買各種旅行用品。動身的一天，她又為我祭祀祖先，默默通神，禱祝他們保佑我路上的平安。那時她已是71歲的人了。
津浦車已通車，但大家還不知道利用。奎霄的家裏要他仍走海道，我也隨著他們的意思。我們二人都帶了一口箱子、一個鋪蓋、一隻網籃，上了路。在海船上我不暈，自早到晚除了吃飯總是在甲板上看海景，那波浪的起伏、風聲的叫號、水色的變幻，使我心胸開朗，好像進了一個新的世界。
由天津上車到北京時，天色已晚，在打磨廠第一賓館歇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雇了兩輛騾車，載著行李，“格楞楞，格楞楞”，包鐵木輪慢慢滾轉了兩個鍾頭，才由前門外走到後門裏。車子停下，張眼望去，門口兩個石獅子，朱紅的大門，旁邊兩排短窗，門的高頭掛上一塊長方匾額，行草書“大學校”三字，用柳字做根底再加上孫過庭《書譜》的，我從《英文漢詁》裏認識了嚴又陵先生（複）的字體，知道這是他去年當大學校長時所寫。可惜他已離開這裏，我不容接近這位名師了。
1924年9月，顧頡剛和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同仁胡適（右四）、陳垣（右一）等在一起。
下了車，門房接了我們的行李，就領到總務處去，一道一道的紅漆門扉和綠紗槅子充滿了神秘的色彩。我知道快要享受這裏的神秘生活了，心中有說不盡的高興，可是總務處的職員卻對我們說：“新近畢業學生還沒有搬走，你們來無處可住，而且新招的學生一時尚未來齊，開課須等待些日子，你們還是在城外客棧裏住幾天罷！”這真是一個出乎意外的打擊。我失望了，隻得垂頭喪氣地走出門來，再把沉重的行李搬上了車。這位職員送我們出來，吩咐騾車夫道：“你送他們二位到西河沿高升店去。”於是再格楞楞格楞楞地出了前門，這樣一來一回真的把我們的肚子餓癟了。
高升店是純粹的舊式客店，一間房裏一個炕，夜裏送蠟燭來，比了洋氣十足第一賓館，電燈點得亮亮，屋子裏全是洋式木器的，差了幾個世紀。可是他們的房價真便宜，兩個人每天隻三吊錢，合起洋價來還不到兩毛。
困在前門客棧裏有什麽消遣呢？我們不能不排除讀不了書的苦悶。好在鮮魚口裏有天樂園、糧食店有中和園、大柵欄有廣德樓、肉市有廣和樓，天天有好戲，從西河沿去都是近在咫尺。而且那時的戲價便宜得不能使人相信，像廣和樓老生有劉鴻升、老旦有龔雲甫、小生有德珺如、青衣有朱幼芬、武旦有九陣風、黑頭有金秀山、小醜有王長林，這樣一個整齊的班子才賣兩毛錢。天樂園呢，有孟小茹的老生，梅蘭芳的青衣，王惠芳、路三寶的花旦，瑞德寶的武老生，田雨農的武小生，張黑的武醜，價更賤了，隻賣一毛。我輩窮小子，別的錢花不起，這一點倒可以。所以那時上午11時半吃了飯，12時便進戲場，直到天快黑時才出來，一天的光陰很容易消磨過去。此外再逛逛勸業場、青雲閣、首善第一樓等市場，在地攤上撿幾本破書，又填補了這餘閑的空隙。
這樣的生活似乎經曆了一個月，才得到北京大學的通知，說於某日正式上課，才搬進學校，改做了一個人。可是好戲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員更大，好像講堂的梁上繞著他們的餘音似的，收拾不住這心猿意馬，我終究做了他們的俘虜了。 <h2>二</h2>
自從進了北大，住在寒字號宿舍，地點在二院工字樓旁邊。幾年後拆掉了，改造的便是理學院的講堂。二院是四公主府的舊址，這位公主是乾隆皇帝的愛女，嫁給和珅的兒子的，院落重重，朱門翠柳，充滿了宮廷的色彩。最後一院是一帶高樓，學校用做圖書館，雖然清靜，光線卻不好，職員們的臉又都是陰沉沉的，同學們看書的極少。我曾去徘徊過幾次，從玻璃櫃子裏望見平生想看而不得的幾部叢書，但也沒有勇氣去借覽。
民國二年春天，是北大本科第一班畢業的時候。我們進校時，這張畢業榜還高高地貼在牆上，第一名是“陳漢章”，就是陳伯弢先生，浙江象山人，經學家黃元同先生的弟子，一個極淵博的史學家。他以舉人資格入校，聽說學校裏本請他來做教員，後來不知為何不聘了，他就自願來做學生，到畢業時已近五十歲了。我的父親告我，這一班人還是他當年的同班同學呢。
校長那時是何燏時先生，他曾經編過一部中學數學教科書，所以這個名字我是記得的。但我們進校之後，卻從未見過他的麵，也許當時無所謂行開學禮吧。工科學長兼預科學長是胡仁源先生，一見麵，原來就是到上海來監考的白白胖胖而上唇留有胡子的那一位。
我們新考進的學生一百餘人，除了一小部分工科同學大都招的南洋公學畢業生之外，其他都編在預科。預科分為兩類，甲類是準備進文、法、商等科的，乙類是準備進理、工、農等科的。那時的製度，預科三年、本科三年；預科裏注重的是治學工具，本科裏注重的是專門知識。我在中學校裏愛看的書是文學、哲學，這時要我簽名定部，我填的卻是乙類，我夢想進的是農科。這個原因就為平常讀的詩詞裏描寫農村生活太美麗了，如陶淵明這等乞食，還能在大自然的懷抱裏享受那“悠然”的滋味，這是何等真摯的樂趣。再有一個原因，那時革命的興奮過去了，放在麵前的是愈來愈緊的袁世凱的虐政，使得我們這班青年大為失望，覺得還不如隱居的好。我的中學同學葉聖陶君那時寄給我的詩便說：“……已驚人事隨波電，祗覺桑麻係夢思。近習農書消永夜，田園村集自相期。”我對他的建議表示極大的同感，學了農，既可自給自足，不靠人家吃飯，不浸入這惡濁的世界，又得嘯傲雲山，招邀風月，上與造物者為友，這不是人格的完成，這不是人生的至樂？
剛上學，我們都用極大的信仰心送給各位授課的老師，覺得他們無論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都已包藏滿肚子的大學問，他們可以引導我們去窺探宇宙的秘密。實在，“京師大學堂”這塊金字招牌照耀得太光亮了，逼得我們竟不敢張目直視。
想不到才上了三星期的課，校中便發生了巨大的風潮。原因是商科同學數人，不知為了何事被校長開除學籍，全校同學起來援救，請求收回成命，校長不答應，成了僵局。那時東、西兩齋的門口，貼了密密層層的條子，上麵寫的都是些義憤填膺的話頭。有一天，我們正在東齋的大飯廳吃早飯，忽然有幾位同學大聲宣傳說：“吃完了飯我們一起到教育部請願去！”我們是新到的學生，完全不了解這事的內幕，隻緣年輕好事，給他們一鼓吹也就跟著走了。於是排了長長的隊伍，走到西單牌樓教育部。站了一上午，沒有結果，同學們便買了大量的饅頭燒餅當飯吃。下午，參議院議長張溥泉先生來勸導，要我們回校，我們要求他保證被開除的學生無條件恢複學籍，他哪有這權力，站了好久，失望地走了。等到下班的時候，次長董鴻禕走出大堂，準備回家，同學們就一起擁上要他答複。他穿著一身黑色西裝，留著尺許長的胡子，瘦削的臉上架了眼鏡，大有天主教神父的派頭。他衝不出去，氣得發抖說：“我不願答複，我不能答複。”翻身轉後又進大堂去了。我們仍是等著不走，隔了些時候，暮色蒼茫了，一位部中職員出來誠懇地向我們說：“今天總長沒有來，次長前門走不過，已從後門走了。你們等的是誰？我勸你們還是回校去罷！如有說話，明天推舉代表來商量，好不好？”但是我們都不甘屈服於他的好意之下，就有一位同學高聲喊：“今天晚上我們都住在這裏，大家回去搬鋪蓋來！”我們真的回去提了鋪蓋來，分睡在兩廊和大堂上。明早醒來，很覺得有些冷。第二天總長、次長都沒有到部，我們看著這樣相持是得不到結果的，漸漸地散回去了。後來這幾位同學恢複了學籍沒有，我已想不起來，隻記得從此上半年沒有上課，何校長辭職，由胡學長代理了校長職務。
在這罷課期間，我當然又大看其戲，我最心醉的女伶小香水，她是善演悲劇的秦腔青衣，有時扮做被夫虐待的妻，有時扮做被後母虐待的子女，有時扮做被婆婆虐待的兒媳婦，一腔的哀怒呼喊出來，眼淚跟隨了聲音滴下；在表演自殺的時候，那股剛勁之氣又使人感覺到不可侵犯。我推想她一定是傷心人，所以會得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又推想她的性格是烈女型的，所以表演得這般有力量。我對戲中的她同情極了，往往她在台上哭時，我便在台下哭。那時樊樊山、易實甫兩翁是詩壇的宿將，一篇詩出，報紙競載。有一次易先生作了《數鬥血歌》，把崇效寺的五色牡丹比喻諸女伶，比小香水的是綠牡丹，他說：“使我如見萬古女龍雌鳳之啼痕。”這一句畫龍點睛的話把她的沉痛而高貴的神情提挈了出來，使我更加顛倒。但我沒有勇氣去叩她的門，認識她個人，我隻會從旁收集關於她的材料而給予想慕。收集的結果，知道她的假父姓趙，她也冒了趙姓，名佩雲，是奉天義縣人。
暑假期到了，家中催歸，我又乘了海船回去。可憐家中長輩隻知道我到北京讀書，那會想到我除了兩三星期之外盡沉溺於戲園子裏的呢。在暑假中我的好友陳翼龍君為了反對黑暗的北京政府，響應“二次革命”，給袁世凱槍斃了。我的父親看報，見到這消息，手中的水煙筒不知不覺地跌到地上。我是他的獨子，他生怕我也做了革命黨，到北京去送命。然而秋季開學時，他還允許我前去，隻是千叮萬囑，叫我小心。
民國二年的秋天，預科和本科分開了。本科在馬神廟，預科在北河沿的譯學館，就是後來的第三院。我們是預科生，上課和住宿都在譯學館。我住的是工字樓，八人一間，就是後來法學院的課堂。
到了那時，我們擾攘了大半年的生活才告結束，我們正式讀書了。可是我的問題馬上就來，既然是預科乙類生，就得演算，就得繪圖，這都是我在中學時期最拆爛汙的功課，如何追趕得上呢？尤其是用器畫，一張圖須先打好鉛筆稿子，再加墨線，我的一雙手分泌的汗汁太多，畫得滿紙都是指紋手印，簡直不敢交上去了。
第二種外國文，甲類讀的是法文，乙類讀的是德文。我在中學裏英文讀滑了，根底沒打好，永遠是似乎懂而實不真正懂。這回讀德文我可改變了態度，凡是課本上習題無一不做，而且自己修習，常讀在同學們的前頭。德文的草書，我學會了，看看同班人寫的都不及我。我是隻喜跑舊書鋪的，到了那時，燈市口的華英圖書館就成了經常的主顧，和朋友通信也改用鋼筆寫了。德文教師姚寶名先生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了許多嘉獎的話，更增加我讀書的勇氣。
這樣挨過了半年，學期考試臨頭了。自揣有幾門功課實在考不出，與其考不及格，還不如不考的好，因此寫信與父親，請他準許我休學半年，留在這裏自己讀書，明秋改入甲類肄業。父親回信居然沒有罵我，隻說：“你從前不該不自量力，貿然選讀你不近情的功課，以致吃這躐等的虧。”我得此允許，就不赴考場，下學期開學時也不上課了。北大的管理鬆得很，雖然我沒有考試，沒有注冊，還任我住在那裏，還許我繼續包飯。
在這休學期中，我的戲癮更大了，戲園子變成了我的正式課堂，除非生病，沒一天不到。每天上午9時許，東安門外廣告板上貼出各園的戲報，我就前去選定了下午應看的戲。除了平常走慣了的前門幾家之外，再窮搜那些不很聞名的園子去看。像崇文門外東茶食胡同裏的廣興茶園，是老派秦腔班所在，其中有老生郭寶臣、青衣崔靈芝等等，都是過了時的名角。尤其是玻璃翠、蓋陝西一類角色，已經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從額角到嘴唇普遍起了皺紋，還搽脂抹粉，裝模作樣，扮做少女，乍見時使我嚇得一跳，真成了蘇州話裏的“新鮮活死人”，無怪觀眾的寥寥落落，常常不超出一百人了。再從聲調上說，老派秦腔直著嗓子喊，唱的怪累，聽的人也感不到趣味，遠不如新派奉天梆子的宛轉抑揚，會令人回腸蕩氣。然而我的看法並不這樣簡單，我以為秦腔在北京的年代比漢調早，新派的秦腔固然比老派好聽，但新派是從老派出來的，我們要尋求曆史材料，便不能不多看這類的山陝戲，我還恨未能看到甘肅戲呢。天橋草棚中的戲班，一出戲演畢便托著筐子向每個客人收取一二枚銅元。我因為他們足以代表北方的鄉間戲劇，也去站著看。有了這樣的博覽，使得我對於戲劇具有一個時間性和空間性的係統研究的眼光。我那時正在讀劉知幾的《史通》，深喜他的係統的記敘和批評，就想照著這個方式作一部書名曰“戲通”，把古今戲劇的演進曆史、地方性戲劇的特殊風格、各種角色的名目及其任務、各種切末（戲場上的東西）的意義及其使用，以及各種戲本和各種小說的關係，一一考出寫出。這部書的目錄是擬定了，共有五十題，可是這計劃太偉大了，一時隻該搜集材料，不能寫下去。已動筆的是《戲劇表》，把每出戲做一分析：這戲有什麽別名，是怎樣的故事，是哪一部全本戲中的一節，有幾個角色，唱的是什麽調子，一切都記上了表格。還有《論劇記》，寫上每天看戲以後的心得。倘使那時的北大設有戲學院的話，我固然不會唱，也不能拉胡琴，得不到術科方麵的成績，但學科方麵經過了這樣的專心致誌，我真不想做第二人了。
著名京劇藝術家譚鑫培的演出照。
顧頡剛為看譚鑫培的戲，曾想出了許多方法。
那時譚鑫培是北京伶界的領袖，他不常出台，隻有演義務戲時才唱上幾天。可是“譚迷”太多了，你按時入座，別想擠得上。我想出一個方法：老譚演戲必在夜間，我知道他在哪裏演，便帶了燒餅去看白天的戲。等到白天戲散，我即在池子裏覓一個適當地方，坐了吃燒餅。那時看戲的條凳是直排的，和戲台成直角，所以無所謂前排。工人打掃，激起了滿園的塵土，我也滿不在乎。到別人擁擠進來時，我卻已安然據有了好位子。那時戲票不在門口買，演到中間時按客收錢。再有一件困難，也得解決，夜戲必須12時後才散，譯學館早已關門上鎖，回不去了，因此隻得在白天看戲之前，在旅館裏定下一個房間。夥計們識趣，看我是學生模樣而又沒帶行李，便用了偵探的眼光笑嘻嘻地說道：“您是到城外來聽夜戲？今天好，譚老板的《空城計》。”
這樣的流連忘返，當然費錢。家裏給我的學費一年約三百元，這個數目在北大同學裏不能算少，許多北方同學一年隻帶出一百數十元呢。可是也有闊人家的子弟一年用一千元，以至兩三千元的。“兩院一堂”的招牌，就靠這班紈袴少爺打出來，否則怎能和月薪四五百元的參眾兩院議員老爺們媲美於八大胡同的風月場呢。可是我一個月中可以支配的錢隻有二十餘元，聽一次譚鑫培，戲價是八毛，加上茶資和住宿總需三元，他一連演三天，我一連聽三天，這不要十元錢？再有十餘元如何應付一月的開銷。因此我又想出一個花樣，就是不向學校包飯。那時北大飯食是學校辦的，一月六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湯，雞魚肉蛋經常有，饅頭米飯隨意吃，營養很不差。我停止包飯之後，省出這六元錢來聽戲，雖是聽老譚和楊小樓的不在其中，聽其他的戲班卻夠了，因為到廣和樓聽劉鴻升一班，到中和園聽小香水一班都隻兩毛錢，已是最貴的；到天樂園聽梅蘭芳一班隻一毛錢；至於到廣德樓聽馬連良，到民樂園聽白牡丹（即後來的荀慧生），隻有五分錢，為的是他們尚在科班中肄業，不需分取戲錢的。這樣平均起來，一月耗在戲園裏的加上茶錢也不過七八元。可是包飯雖停，飯終不能不吃，我便立誌吃燒餅過日子。那時燒餅有大小兩種，大燒餅值小銅元一枚，小燒餅一枚兩個。我每天中午從譯學館出去，到東安門，便在小鋪子裏買四個銅元的小餅，沿著皇城根走。那時皇城城牆尚未拆除，赭牆黃瓦，很美麗的。那是一條大車路，專做運輸用的，不容易碰到熟人，我邊吃邊走，走到戶部街時八個燒餅早吃光了。到了戲園，泡一壺茶，渴也解了。戲散之後，進了前門，走到戶部街的角上，拿出四個銅元來買餅，到譯學館時又已解決了麵包問題。那時一元錢可換銅元170枚，一個月吃兩元錢的飯也就過得去了。
為了看戲，天天出進前門，天天在城門洞裏看到軍政執法處槍斃亂黨的布告。其中往往有些知名之士，為我中學時代所仰望的。例如程家檉先生，我久在《民立報》上知道他是個同盟會的中堅分子，雖沒有見過麵，但曾見他的照片，留了長胡子，很有學者風度，如今也“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了！這政府究竟算是甚樣東西，我恨極了袁世凱，同時也恨極了那個逢君之惡的執法處長陸建章。每次在這些布告底下走過時，總要朝著他的名字咬一咬牙。
我的朋友陳翼龍君是湖北羅田人，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出了許多力。他為了希望實現民生主義的社會，加入社會黨，到蘇州來組織支部，因與我成了莫逆之交。其後他到北京和天津成立支部，和北方的民眾很接近。“刺宋案”既由程德全將證據發表，“二次革命”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翼龍就想在北方發難，響應南方。當民國二年初夏我要南歸時，他執著我的手說：“我現在正想犯法，犯法的結果，或者成功，或者死。如果是死，請你替我寫一篇傳留個紀念。一年來人家給我的信，我留了一網籃，現在就交給你，你看了自然會明白我的所作所為的。”我就點頭，把籃子收下了，寄存在親戚家裏。他果然在夏末秋初成仁了。袁、陸之徒對他的案子特別看得嚴重，別人槍斃後出布告，他卻先出布告，隔了三天才槍斃。可憐我在蘇州看到報上載的處死他的布告時，他還在北京呼吸著監獄裏的惡濁空氣呢。秋間返校，這籃子就帶到譯學館，放在我的床下，不幸風聲日緊，袁政府委派人到學校裏來查房間，學校當局又一再申令，學生不得和亂黨往來，否則查出嚴懲。我想著父親叮囑的話，實在再沒有法子保存這東西了，就悄悄地撿起籃子裏的信件，一卷又一卷地投在洋爐子裏燒毀。燒了十幾回，洋鐵管子給紙灰塞住了，爐子就此燒不著，害得我們房間裏一冬天沒生火，苦了那七位同學。剩下的一半，我半夜起來，投在井中，算滅了跡。我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這次竟辜負了死友的諄囑。“使死者複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這句話的前麵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了。 <h2>三</h2>
自從“戊戌政變”和庚子八國聯軍入境之後，舉世滔滔，目光都集中到政治改革問題。政治改革不出兩種：治本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推翻滿清，成立民國；治標的是康、梁的立憲，他們要維持滿清，縮小君主的權限。革命派的機關報是《民報》，我們內地學生根本看不到，隻從立憲派反駁的言論裏知道一些他們的意見。立憲派的機關報是梁任公先生先後主持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其中以《新民叢報》的銷路為最旺，上海書坊又縮小做中箱本，以便應舉的人攜入考場，做時事對策的參考。我的父親就有一部石印的《壬寅新民叢報匯編》，計16冊，字雖小而清楚。我當十一二歲的時候，知識已開，常常取來誦讀，最愛他氣勢發皇，其中有幾篇（如《少年中國說》、《嗬旁觀者文》）都給我讀得爛熟。因此，我要勇敢地肩起救國的時代使命。後來進了小學，唱歌唱到“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雙手擎天空”的時候，真覺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章炳麟在日本時留影。
顧頡剛受了章炳麟的短期指導，感到了享有知識的快樂。
在政治運動極熱烈的當兒，獨有一種雜誌是講中國學問的，名為《國粹學報》。這報係鄧秋枚先生（實）所辦，他也是同盟會的一分子，但他豎起的旗幟卻是保存國學，這便使得一班不想革命的學問家像孫詒讓、羅振玉、況周儀、鄭文焯……都高興來投稿了。然而章炳麟、劉光漢、陳去病、黃節……卻是明明白白提倡春秋攘夷大義，鼓吹種族革命的，再有反元反清的一班先烈謝皋羽、鄭思肖、張煌言、張家玉等等的遺著也搜來翻印，編做《國粹叢書》。報紙上時時載有他們的廣告，使我心向往之。我從這些書報裏既得著學問的指導，又吸收了《新民叢報》所缺少的革命的主義。
《國粹學報》創辦於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我初看到時是三十二年春天我為了爛腳在家養病的時候。那時在報上見了廣告，便請父親去買，他買回了兩冊，在病榻上愛玩不忍釋手。可是孫仲容（詒讓）、章太炎（炳麟）兩位先生的文章是看不懂的，後來進了中學托人到上海買了前三年的一個全份，在校翻讀，竟忘記了考試，被監學先生斥責了一頓，他以為我規避考試呢。
過了一二年，北京又有《國學萃編》出版，也是一月兩冊，我按期買了。那是沈太侔先生（宗畸）集合一班詩文同好所編的，裏麵有陳衍、孫雄、冒廣生、諸宗元諸人的作品，也常常表彰古人湮沒不傳的著作。我們在中學裏一級有一級的報紙，都是推舉能寫文的做編輯，能作畫的做插圖，能寫鋼版的做繕寫，能印蠟紙的做印刷，全班同學湊錢買紙，一兩天出一份。我想，鄧先生已組織了“國學保存會”，我就借這機會組織一個“國學研究會”罷。因此在正常的刊物之外，還找些未刊的著作油印出來，算是國學研究會的叢書。當時出版了多少種，已過三十餘年記不真了，隻記得《藝蘭要訣》一種是在吳姑丈家裏找到的，《龔半千續畫訣》一種是在孫伯南先生處抄來的，這毋寧說是受的《國學萃編》的影響。
宣統辛亥年，先有溫生才刺孚琦，次有七十二烈士在廣州發難，終於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人心動蕩極了，連《國粹學報》也停刊了。喜歡鑽在故紙堆裏的我，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回複了讀《新民叢報》時代的精神，想獻身於革命。可是單單種族革命還不能令我滿意，我要的是社會革命，於是費了整整一年多的心力在社會黨裏。那時曾作一長詩，敘述胸懷，末尾數語是：“嗟爾經與史，存之有空櫝；寧乖俗士心，勿汙靈精目。”我確是隨著革命的潮流，把五六年來向往國學的念頭推翻了。
然而民國建立之後，眼看袁世凱的反動政治一天天發揮他的專製淫威，革命元勳一個個化做了“槍頭之鬼”，時代隻有倒退，決無前進的希望，我那跳上九天的一顆心竟沉淪而入九淵了，這是多大的悲傷！好在那時我已聽戲成癖，心想就把歌台舞榭作為我的麻醉劑罷，於是我也和一般人的人生觀一樣，混一天是一天。
“章太炎先生講學了，你去聽吧！”有一天同學毛子水君（準）向我說。子水是浙江江山縣人，我和他同時進北大預科乙類，非常的投契。他的學問根底是很切實的，除了學校的正式功課之外，還自己讀《說文》和《儀禮》。我生性倔強，不易服從老師的指點，順著自己的興趣看書，又什麽都喜歡，不能安心走一條路。我知道，自己的一點知識是從雜誌裏得來的，雜誌當然雜，印在我心頭的也成了雜亂無章的一大堆。我幼年看我父親圈書，每一冊都從第一頁圈到末一頁，心裏也很羨慕，想模仿，沒奈何好博的欲望總是克服不住，桌子上老是堆得高高的，想起前人有“書如青山常亂疊”的詩句，就把自己的書齋題做“疊青室”。如今碰到了子水，看他書桌上幹幹淨淨的隻放一本書，讀書時心不旁騖，慚愧得汗流浹背。那時適讀《莊子》，立誌學個好樣，把這書點完，結果居然在極勉強之下做成了。這時他告訴我章先生在宣武門內化石橋共和黨本部講學的消息，問我參加不參加時，我立刻很欣快地答應。我自從讀了《國粹學報》之後，仰慕章先生已曆八年，如何肯放過這個機會呢！
章先生開的是國學會，聽講的人不拘資格，隻須繳費兩元就可聽一個月。一堂之上坐了四五十人，留著胡子的不少呢。講學時間是在夜裏，那時是民國二年的十二月，正值隆冬，我們踏雪冒風而行，天氣冷得厲害，我們的知識欲熱得厲害。除星期日外，每天兩小時，從下午7點到9點。講的門目，星期一至三講文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玄科就是哲學，小學就是語言文字學。他的香煙癮極大，不停地抽，慢慢地講。我是讀過他的《國故論衡》的，自然聽得頭頭是道。以前我在黑暗裏摸索，文字上常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音韻學方麵，簡直莫名其妙，現在經他口頭一敘述，就成了我所享有的知識了，這是多麽的快樂，又是多麽的驕傲！可惜聽得正在高興的時候，章先生突然給袁政府捕去了，從此在龍泉寺裏監禁了好幾年，我們隻麵受了三星期的教導。我因寫字快，堂上筆記多，整理出來，成了一冊《化石停車記》。
那時袁世凱蓄意做皇帝，特別獎勵複古思想，好把中華民國改變成中華帝國，孔教會的聲勢浩大得很。我們在國學會裏，有一夜見到牆壁上貼著一張通告，上麵寫道：“餘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雲不少。本會本以開通知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複願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熏蕕雜糅之病。章炳麟白。”我見了這張通告，一時摸不著頭路，心想孔教會講的是《四書》、《五經》，我們國學會講的也有一部分是《四書》、《五經》，為什麽會有熏蕕之別，害得章先生要這樣的深惡痛絕？停了一刻，他演講了，他先說宗教的立場在信仰，學問的立場在研究；如果用了宗教的態度來治學問，學問決沒有進步的希望；如果用了學問的態度來治宗教，那宗教也就解體了。他又說現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正如何準備推翻國體。他於是又因康有為講到清末的幾個今文家，像王闓運、廖平等等，他們發出種種怪誕不經之論，例如解“耶穌”為父親複生，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解《論語》上的“君子之道斯為美”為由俄羅斯一變而至美利堅。他舉出這許多想入非非的話來，我們都哄堂大笑了，想不到孔教會中竟多這樣的妄人，又想不到今文經師竟會這樣地閉了眼睛亂說。他於是又說到今文家的祖師董仲舒，如何會牽附陰陽五行，如何懂得求雨止雨，竟是巫師道士一流人物。我們聽了，又恨起漢代的經師來了。從此以後，我心中便橫梗了一個問題：如何改造經學？我準備肅清經典上的妖妄之說，建立科學性的注釋，來實現章先生的理想。
民國三年的秋天，我進了預科甲類，讀的功課比乙類容易多了。我受了章先生短期的指導，讀書的興趣已提高不少，到這時候更想好好用一番功，就規定了八種書，每天點讀每種幾頁。這八種裏有《史記》、《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都是舊籍中有宗旨而又有係統的作品。有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中國曆史教科書》（後來商務印書館收入《大學叢書》改名《中國古代史》）。他這部書名稱雖是教科書，卻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為“傳疑時代”，說桀、紂之惡太相像，一定有後人的附會，說秦皇、漢武開疆拓土是對中國有大功的人，這些話以前的人都不敢說；隻有他抄錄讖緯，把孔子寫成一教主，是我聽了章先生的講演之後所極端反對的。有《國故論衡》，把章先生的學說重新咀嚼一下。有《大乘起信論》，是章先生玄科講演所引起的，可惜沒有人指導，竟不曾看懂。有《新舊約聖經》，是看了夏先生的書所激動的，因為他講中國古代史時常常用《舊約》做比較。
那時候預科甲類的國文教師是馬幼漁先生（裕藻），年三十七；文字學教師是沈兼士先生，年二十八，都是章先生的及門弟子，講得都很切實，完全不是以前的古文先生那一套，我自然歡喜接受。馬先生不完全守師說，今文家的話他也有所取。沈先生編的講義，文句古雅，而又把篆文寫做楷體，觸眼有陌生的字。沈先生那時多病，常常請假，上課時聲音又低，一班同學對於這門功課似乎都不及上馬先生國文的興奮。法文教師是賀之才先生，他老老實實地讀講，並不鼓勵學生，所以我讀法文時，就遠不如上年讀德文的認真了。
上一班的同學沈沅、傅斯年諸君發起“文學會”，出版一種雜誌，命名《勸學》，請嚴又陵先生寫了一個草書的封麵。他們來拉我作文。我想，我自從受了章先生的教導，痛恨今文家的造謠，現在就來一篇罵孔教會的文章罷。當時洋洋灑灑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喪文論》，說《六經》是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專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現在孔教會中名為尊他，其實隻是誣他。如果讓他們猖狂下去，孔子的文章將不喪於匡人桓魋而必喪於孔教會，我為孔子叫屈。這篇文字，措辭激烈，駕章先生《駁建立孔教議》而上之。傅君主張放在第一篇，但同學們不敢，他們拿給一位地理教師揚州桂老先生看，他老人家看了大驚，說：“這種東西哪裏可以印出來！”於是他們送回我了。
想不到就在那年冬天，我碰到了一個厄運。中學同學吳奎霄君和我一起考進北大，始終同住一個房間，那時是住在東齋辰字九號。我和他一樣愛看戲，不過我喜博，他喜精；我著有《論劇記》，他也寫了一本《劇屑》。每天夜裏，他工作到10點鍾睡了，我卻仗著身體支持得下，多看些書報，早到12點，遲到一兩點，方才上床。有一夜，他已入夢，我還在翻書，忽然滿屋子裏騰滿了燒布的臭氣。我疑心火爐子掉出的煤燒著了衣服，起身檢視，毫無跡象。心想，或者間壁房裏燒著了什麽吧，開門出來，左右走了一道，人聲已寂，月明如水，也聞不到特殊的氣息。回到屋裏，臭味依然。我怕了，因為依照家鄉的傳說，這是鬼來的征象，叫做“布毛臭”。書既看不下去，就提早睡了。約莫過了十天，奎霄的一位親哥哥奎文忽然在法政學校裏得了猩紅熱，送進醫院。奎宵得信後到醫院陪伴他，隔了兩天，自己帶病回來了。陪伴他的當然是我，看到他病勢甚急，請醫回來診視。醫生送溫度表到他嘴邊，他還張口銜著，可是醫生沒出門，他已咽了氣。這時大禍臨頭，除了跺腳之外再有什麽辦法！隻得一麵報告齋務處，移屍到東齋門口會客室裏，一麵通知幾位同鄉，並請他們借錢買棺木。這是一個大冷天，是北平稀有的冷天，生了火爐還在零下，夜班警察凍死了不少。我穿著薄薄的大衣，奔走各處，馬路上已不見洋車，鋪門緊閉，回來時右手的大拇指為了露在衣外，凍僵了，無論用什麽方法醒不過來；過了好多天才漸漸重溫，可是指甲指皮都是脫落重生。我和奎霄七年友誼，近兩年同出同歸，情分尤為親密，如今他突然死去，好像砍去我一半身子似的，傷痛到極點，友人說我近於瘋狂了。
家中知道我逢了一場大難，怕我也病，急速催我回家度歲。在家裏休息了一時，春間回到校裏，就住在譯學館乙字宿舍（這所房子在工字樓之南，後來拆去），和朱孔平君（曜西）同室。孔平是子水的同鄉，章先生的國學會是我們三人一起去的，相處很投合。不幸的是，我到校不久就病了，好多天不下大便，熱度不降。北大的校醫有中醫、有西醫，西醫不甚管事，我的病是一位中醫看的，他說這病是春溫。一病病了一個多月，足足五候傷寒。孔平篤於友誼，隨時看護。為了怕我寂寞，常常講故事給我聽。我還沒起床時，校中已舉行學年考試。上一學期，我在四十人的班裏考了第八，成績總算不壞，但到這時榜上又無名了。
病後隔了些時，把身體將養得差不多，才回南去。可是到家半月，病又重發。雖是隻有兩候傷寒，卻像宣布死刑似的，渾身失去了力量，連說話都發不出聲音來了。七十餘歲的祖母用了全副精力來護持我，父親從杭州趕回來，坐在我床前，看我危險的情形，出來歎氣道：“我隻有這一個兒子，他死了，我如何活得成！”所幸天不絕我，竟慢慢地挽了回來，補養半年才恢複健康。不過從此犯了盜汗，睡眠也艱難了些。
既經一病半年，曠了一學期的課，索性休學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順了我的興趣來工作了。
蘇州本是文化中心，舊書版刻最多。太平天國戰事中雖說受了一次大大的損失，可是遺留的尚不少。自從廢止科舉設立學校之後，大家誤會，以為這些東西再也用不著了，舊書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觀前街的書鋪子，在光複前後十年之中，看它一個個由舊轉新，洋裝本替代了線裝本的市場，連賣佛經善書的琉璃經房也經營教科書和小說了。隻有護龍街上來青閣等幾家是專買舊書的，沒有改樣子。我這時養病在家，這幾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跡。我很想追蹤清代學者，努力於古文籍的考訂，因為他們的工作還不曾完成，而他們的方法卻是夠精密的，我們要對得起我們的先民，便不該任它半途而廢。為要認識清代學者工作的園地的實況，所以我就把他們的著作名目匯集攏來，以人為單位，無論他們的書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錄在一塊，別的書中如有對於某人著作批評了的，也把這些批評抄輯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這書的意義和價值開卷即知。我的工作的根據是《四庫總目》、《匯刻書目》、《書目答問》、《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圖書館的書目、上海各書肆的書目，以及報紙上的廣告。這工作做了一年，約得三百家，訂成二十冊，名為《清代著述考》。此外又作清代學者的《師承表》、《籍望表》，看出他們所受的時代和地域的影響，作為附錄。
那時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學力的學生。我想，我進了預科兩年，總沒有經過學年考試，或者我沒有在預科畢業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學力的名義去考本科。我知道文科的入學考試是不需考數、理、化的，卻需試心理學和論理學，於是我把嚴又陵先生的《名學淺說》和他翻譯的《穆勒名學》細細地看，因而再讀他著譯參半的《天演論》，越讀越有興趣，我決計考取之後進哲學係了。民國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學生會報了名。預科沒有畢業，照章是不該考本科的，所以我在報名單上改了名。我出生時，祖父為我算命，命裏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誦”字，因此起名為誦坤，字曰銘堅。稍長，我的父親取名字相反的古義（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貢名賜），又起了一個號叫頡剛。我在預科裏用的是誦坤，到這時就改用了頡剛。學曆呢，不好寫北大預科，但填“自修”二字。監考的還是那位代理校長胡先生，我見了他裝做不認識。考題發下，文義很深，國文題竟考到了《爾雅》上，幸虧我還能敷衍過去。
發榜時，我幸列第五，從此我是本科生了。隻是書記無知，後來學校編刊同學錄時，我的學曆竟成了“自修學校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