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輕時，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是唯一有辦法、有希望的政黨。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靈在社稷壇，我去瞻仰他的遺容，又讀了他的《三民主義》，心悅誠服到極度。國民革命後，我第一次看見做紀念周，感動得流淚，心想從此中國得救了。可是在那時我已走上了研究學問之路，我自省沒有政治才，我不願參加政黨，所以有人拉我進黨時我都拒絕。到了中山大學，黨費是在每月薪金裏扣除的，然而並不做黨員。
1936年，我為辦民眾讀物，到南京捐款。那時政府正諱言抗日，一班官員，自然奉命唯謹，所以捐不到多少錢。隻有朱家驊說：“這件事情可以喚起民眾的民族意識，是極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來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黨部裏替你弄些錢，隻是有一樁，你須得入黨，否則以黨內的錢供黨外人花是說不過去的。”我為要事業成功，不惜犧牲了平昔的主張，就答應了。為了我已有社會地位，所以不曾經過預備黨員這個階段，立刻做了正式黨員。這是我入國民黨的一幕。可是我雖入了黨，始終沒有參加過區黨部的集會。
在這裏，我應當說明朱氏和我的關係。當民國初年，北大設有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是準備學文科和法科的，讀英、法兩種文字；乙部是準備學理科和工科的，讀英、德兩種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預科講師，那時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識。後來他留德歸來，任北大地質係教授，其時我在國學研究所工作，難得見麵。不過那時我發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國民革命時，他任中山大學的委員，主張請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後碰到魯迅辭職風潮，受了購書的任務，一共花了10萬元，得到五六十萬冊，充塞了中大許多間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績，頗使他驚訝。後來他做了浙江建設廳長，到杭州，那裏是我買書最多的地方，他聽了書肆裏講我的故事，說：“送他書也不要，自己要的書也花錢買，這是從來為公家辦事的人所沒有的。”使他更要拉攏我在一塊做事。他雖做廳長，仍兼中大副校長，隔幾個月來一次，我向他請求設備費、印刷費，他無不批準，所以我在中大裏可以做出許多事來。到1929年，我要離開中大，他一定不答應。但因他不在廣州，沒法阻擋我的行程。我終於到了燕大，他也沒奈我何。這時我既從事民眾讀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與協助，而把我拉進了黨。
顧頡剛在重慶北碚。
1941年，我在齊大，他連來許多函電，要我到重慶去辦《文史雜誌》。我很奇怪，為什麽在這抗戰緊張的時候要辦這種太平時候的刊物，我辭謝不去，但他仍是不斷地來催我。恰巧在這時候，張維華和錢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還是到重慶去罷，就於“大隧道慘案”那一天飛去了。見麵之後，我問他辦這個刊物的原因，他說：“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班大學教授生活困難。政府正替他們想辦法，這個雜誌就是辦法的一種，要使能寫文章的文學院教授們得到些稿費做生活的補助。”我又問他：“為什麽一定要我來呢？”他說：“這個刊物雖是黨部裏辦的，卻是純學術性。以前盧逮曾主編，但他沒有學術地位與號召力，決不能編好，所以非請你來不可。”那時朱氏是中央組織部長，吳鐵城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這個雜誌社是屬於秘書處的。社長是葉楚傖，我是副社長兼總編輯。葉氏多病，長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內養病，我隻見了一次。當時決定社中經費每月8000元，開頭是夠用的，但後來就越過越難。我與吳鐵城素無淵源，他又是一個標準的“官僚派”，氣味不相投，我就不願去看他。經費不夠用時請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雜誌》的稿費愈來愈低，落到水平線以下，所謂補助文學院教授這句話畢竟成了空話，好稿子也沒得來了。大約吳氏受了“二陳”的暗示，要逼我自請停辦，但我是吃苦吃慣了的，還撐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發表的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組織戰時全國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簽了名，經費才真的停了。但我還靠中國出版公司的資助，這雜誌沒有停。到勝利後這公司關了門，我還交文通書局出版。直至金圓券發行，市場大亂，書肆無法再出，然後咽了氣。
“二陳”對我的攻擊可以說是很嚴重的。我在北平辦民眾讀物，他們諷市黨部來彈劾我，已見前章。這次又斷絕我的經濟來源，要逼倒《文史雜誌》，可說是第二次。我對“二陳”，向來不熟，無恩無怨。他們所以要這樣打擊我，目標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勢力大過了他們。所以有一年，“中全會”朱氏被選為考試院副院長，他們就造謠言，說：“朱家驊要辭去教育部長，新任是顧頡剛了。”有人來告我，我莞爾道：“連一個小小的《文史雜誌》社還辦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朱氏要我到重慶，並不專為編《文史雜誌》，而是要我幫他做邊疆工作。他在組織部裏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委員，要我做副主任委員。我說：“我雖極熱心於邊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邊疆語文的，我負不了這個責任。既經部裏要辦這個機關，我介紹韓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專家。”他聽了我的話，趁著到成都的方便，親自到韓家去訪問，回來對我說：“我很感謝你，這位先生真是一位專家。但他正患肺病，應當靜養，你代他一個時候何如？”我沒法拒絕，隻得應承。這個會在我計劃之下，請了許多蒙、藏、阿拉伯、暹羅、越南諸種語文的專家，先譯《三民主義》，次則準備譯《論語》、《孟子》等書，希望邊疆各族及和我國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前進的道路。本來這項工作可以幹好，但因我那時已在中央大學任教，我不能常到會裏去，一星期隻到一兩天，實際主持會中事務的是邊疆黨務處處長李永新，他是c. c. 係的分子，不願朱氏搞好這個機關，所以用消極方法來破壞，工作就很難推動。朱氏對此事固然熱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見80個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開會交際等務，向他當麵講好的事也往往忘記辦。我覺得，如我隻用做官的態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後，我就下了一個決心向朱氏辭了職。
到重慶不久，政府任顧孟餘為中央大學校長，他邀我做史學係主任。我說：“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來不能沆瀣一氣，如果我做史學係主任，恐怕又鬧出麻煩來。如果一定要我擔任些事務，我做個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為史學係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們籌劃出文史哲、科學、社會科學三種季刊以及分院的叢書，可是不久就碰了壁。顧氏本是改組派，屬於汪精衛一係，抗戰起後住在香港。汪氏想組織偽政府時，他竭力反對，為避免汪氏的拉攏，便遷居到重慶。蔣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長羅家倫的職而改任他。他自從鐵道部下野之後，十年沒有做事，把全國新出版物讀了不少，國內各方麵的專家都給他登記起來，論理，他做了大學校長一定可以做出一點事。不幸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是隻知有係而不知有黨，隻知有黨而不知有國的人，在他極端褊狹的心腸中，總想把c. c. 係統一全國大學。西北臨時大學本來徐誦明做得很好，他派張北海做該校法學院長，帶了手槍去發給學生，教他們鬧起風潮來，就把徐氏逼走。中央大學，他滿意把校長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蔣氏下了手諭派顧孟餘，勢不可挽回。顧氏行輩資格全出陳氏之上，又沒法使他屈服在c. c. 係統之下。於是他就用“經濟封鎖”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來學校的經費以經常費為主、臨時費為副，但到這幾年，幣值慘跌，變成了以臨時費為主，經常費已不足輕重。那時適值沙坪壩大轟炸，中大校舍毀壞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請款。教部批道：“修建費暫由該校自籌墊付，俟完成後再由本部撥給。”待到完成，這筆錢左催右催再也不來。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來淪陷區青年來後方的甚多，該校應大量增加新生名額，俾不致耽誤其學業。”顧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額四百。到快開學的時候，教部又派了400名來。既增出800名之多，課堂、宿舍、飯廳等不夠用，又該蓋房子了；學生既多，教員也必增請，教員宿舍又須添蓋了。再去請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籌墊，到造好時依然不付。這兩次建築費使得顧氏負了800萬元的債，他相識的銀行已經不能再幫他的忙了。那時是1942年的冬天，800萬元實在是一個極重的負擔。他無可奈何，去見蔣氏，請求辭職。蔣氏問他原因，他說明前情，蔣說：“這有什麽困難呢，隻要你來一個呈文，由我批交國庫，發出就是了！”顧氏滿心以為問題解決，就去了一個呈文。哪知道陳果夫是侍從室第三處主任，這呈文落在他的手裏壓了起來，再無回音。蔣氏事忙，早已忘記。顧氏是一個有骨氣的人，他決絕辭了職。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兩年的校長，天天做無米之炊。窮得校中生不起爐子，全校師生沒有熱水喝，教員上了兩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學生亦然，和教員做了茶侶。至於窮學生沒錢上茶坊的，隻得永遠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我主持了出版部，隻買了一架石印機，印些有插圖的講義，又勉強出了三冊季刊。校中已付給我10萬元設備費，但過不了幾天，因為窮得無奈，又索還了。我在這等情況中毫無擺布，就和顧氏同了進退。
1941年，陳立夫曾和我開一個玩笑。這件事關係史學，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這裏記述一下。我在1923年討論古史時，曾引《說文》的“禹，蟲也，從禸，象形”及“禸，獸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話裏的動物。這本是圖騰社會裏常有的事，不足奇怪。陳立夫屢在演講裏說“顧頡剛說大禹王是一條蟲呢”，博得大家的一笑。這是意見不同，也無所謂。到那時，一天晚上，顧毓琇來，問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說：“禹是神話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從考出他的生日。不過在川西羌人住居的鬆、理、茂、汶等地方，他們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祭祀禱賽很熱鬧，這是見於地方誌的。”他問了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過了些時，看見政府於六月六日舉行“工程師節”，報紙上出有特刊，內有陳立夫的一篇文章，說：“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現在禹的生日已由顧頡剛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工程師節’。”我才明白顧毓琇前些時的問就為的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個羌人的傳說，隻要翻翻地方誌就可以知道，何勞我的考證。這不是愚弄我是什麽！嗣後，中大教授繆鳳林就作文罵我，說我“既說禹為蟲，又考出他的生日來”，好像我隻會信口亂談似的。實在，陳立夫正要借了繆鳳林說出這番話來以壓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給我一個參政員的頭銜。自1941年至四七年，經過三次改選，我雖簽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我剛去時很熱心，著力做了幾個提案，也曾被通過，但政府對於通過的案件，向來是不執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紙黑字，通過的議案還是白紙黑字。我認識了這種情形，以後也懶得做此傻事。隻有質問有時使得幾個部長下不了台；但他們仍有一個躲避的辦法，就是“書麵答複”，一經書麵答複，自有秘書們替這位長官作文章，滑過去了。我對陳立夫曾有一個嚴厲的質問，他自從做了教育部長之後，大量添設學校，安置他的私人；又辦了許多獨立或附設的師範學院，規定凡做中學校長的一定是師範學院出身，為將來控製選舉，擴充c. c. 勢力的準備。大學和學院開了許多而教授人選不夠，隻有濫竽升格，因此有剛在大學畢業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給會中質問，他無可答複，保證此後不再添設。哪知他第二年就創辦了貴州大學，以他的私人張廷休做校長，經費十分充足，校中剛有一年級學生，而已請了三四年級的教員，教員沒有功課開，就盡管拿錢不做事；拿中央大學沒有水喝的苦境來比，簡直有天堂地獄的判別。我質問他，為什麽去年保證不添設而今年又添設？為什麽新設的貴大會有這等的浪費？這質問他當然諉之書麵答複。嗣後我和他同在一處吃飯，席散後，他避人責我：“顧先生，要是你不是國民黨，你不妨這般質問我。但你是國民黨，就不該這樣！”我說：“貴州大學不是國民黨的經費辦的呀，我們隻該就政論政，有什麽黨不黨呢！”有一次，蔣氏招待茶點，請大家表示意見。有一位老先生，站起來不客氣地說：“現在文官、武官都是貪汙，貪汙的程度比了前清的親貴還厲害，比了民初的軍閥還要厲害！”蔣氏即勃然大怒，說：“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產黨的宣傳吧？國民黨就有不好之處，亦何至像親貴和軍閥，你以後說話要小心才是！”我聽了蔣和陳的兩次談話，才真實知道國民黨的腐敗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高級的人不願接受批評，下級的人自然可以一無顧忌地橫行，不怕人家的告發。好像一座木材築成的房屋，滿生了白螞蟻，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來的道理。我既沒有和你們一同誤國，何必和你們一同擔負誤國的責任，所以我決心退出來。勝利之後，熊式輝要我做東北行轅教育處長；朱家驊要我做教育部東北特派員，其後又要我做社會教育學院院長；顧祝同要我做江蘇學院院長，我都堅決地拒絕。1946年國民大會把我的名字列在“社會賢達”類裏，我一報到就走，到複旦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上課；後來他們催得緊了，才在臨閉會的時候去了幾天。待到第二年為了選總統而選國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東區的教育界候選人裏麵，社教院的先生們對我說：“隻要你請吃一次茶，我們都選你。”但我搖頭說：“我決不競選，謝謝諸位的好意！”因此，就沒有當選。可是後來看見政府印出的代表名錄上，卻有我的名字，這太奇怪了。
學校裏的同事和我爭名，千方百計來打倒我。政府裏不然，要把名送給我，什麽會議都掛上我的一塊牌子，但不要我做事，也不用我的計劃做事。這兩種滋味在這二十餘年裏我嚐夠了，我也嚐厭了，我決計退出。所以1947年國民黨舉行重新登記，凡未登記的都算脫黨，我就不去登記，我脫離了國民黨，精神上是怎樣的鬆快！
想不到解放之後，一般人以“獻九鼎”做成我的罪狀。這事我在別處不辯，但在這自傳裏要說個清楚。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定新約，廢除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抗戰以來第一件可喜事，我們精神都為之一振。全國大學黨部和工礦黨部議決慶祝，並由民生廠鑄銅鼎九座獻給蔣氏致敬。因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學邀我撰鼎銘，適有曆史係學生劉起釺善作文言文，我交給他做了。銘文中有“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的話，也是實在的情形。我把劉君所擬的送去，說明不是我作的，但過幾天報紙上登出來，仍寫了我的名字，這是他們要引我的名以為重的意思。這獻鼎的事既不出於我的提議，又不出於我的設計，製成之後我不但未見實物，連照片也沒有見。哪知隔了六年，忽然舊事重提，說我獻鼎。我哪裏來的鑄鼎的工料錢？倘使我存心迎合，我豈不是早做了官？再說，當時國、共合作尚未決裂，共產黨尚喊“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而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未始不是共產黨該慶幸的事，這鼎銘就使是我做也並不在今天犯罪。拿這件事來攻擊我，並不能使我“內疚神明，外慚清議”。
總之，我的一生是虛名誤了我。拉攏我的人並非真為我有才，乃是因為我有名，要我在他們的錦上添一朵花。攻擊我的人也不是真為我有罪，乃是因為我有名，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個釘。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們洗剝掉我的虛名，把我放在合適的研究室裏，讓我做出些實實在在的工作來！
1936年，我為辦民眾讀物，到南京捐款。那時政府正諱言抗日，一班官員，自然奉命唯謹，所以捐不到多少錢。隻有朱家驊說：“這件事情可以喚起民眾的民族意識，是極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來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黨部裏替你弄些錢，隻是有一樁，你須得入黨，否則以黨內的錢供黨外人花是說不過去的。”我為要事業成功，不惜犧牲了平昔的主張，就答應了。為了我已有社會地位，所以不曾經過預備黨員這個階段，立刻做了正式黨員。這是我入國民黨的一幕。可是我雖入了黨，始終沒有參加過區黨部的集會。
在這裏，我應當說明朱氏和我的關係。當民國初年，北大設有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是準備學文科和法科的，讀英、法兩種文字；乙部是準備學理科和工科的，讀英、德兩種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預科講師，那時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識。後來他留德歸來，任北大地質係教授，其時我在國學研究所工作，難得見麵。不過那時我發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國民革命時，他任中山大學的委員，主張請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後碰到魯迅辭職風潮，受了購書的任務，一共花了10萬元，得到五六十萬冊，充塞了中大許多間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績，頗使他驚訝。後來他做了浙江建設廳長，到杭州，那裏是我買書最多的地方，他聽了書肆裏講我的故事，說：“送他書也不要，自己要的書也花錢買，這是從來為公家辦事的人所沒有的。”使他更要拉攏我在一塊做事。他雖做廳長，仍兼中大副校長，隔幾個月來一次，我向他請求設備費、印刷費，他無不批準，所以我在中大裏可以做出許多事來。到1929年，我要離開中大，他一定不答應。但因他不在廣州，沒法阻擋我的行程。我終於到了燕大，他也沒奈我何。這時我既從事民眾讀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與協助，而把我拉進了黨。
顧頡剛在重慶北碚。
1941年，我在齊大，他連來許多函電，要我到重慶去辦《文史雜誌》。我很奇怪，為什麽在這抗戰緊張的時候要辦這種太平時候的刊物，我辭謝不去，但他仍是不斷地來催我。恰巧在這時候，張維華和錢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還是到重慶去罷，就於“大隧道慘案”那一天飛去了。見麵之後，我問他辦這個刊物的原因，他說：“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班大學教授生活困難。政府正替他們想辦法，這個雜誌就是辦法的一種，要使能寫文章的文學院教授們得到些稿費做生活的補助。”我又問他：“為什麽一定要我來呢？”他說：“這個刊物雖是黨部裏辦的，卻是純學術性。以前盧逮曾主編，但他沒有學術地位與號召力，決不能編好，所以非請你來不可。”那時朱氏是中央組織部長，吳鐵城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這個雜誌社是屬於秘書處的。社長是葉楚傖，我是副社長兼總編輯。葉氏多病，長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內養病，我隻見了一次。當時決定社中經費每月8000元，開頭是夠用的，但後來就越過越難。我與吳鐵城素無淵源，他又是一個標準的“官僚派”，氣味不相投，我就不願去看他。經費不夠用時請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雜誌》的稿費愈來愈低，落到水平線以下，所謂補助文學院教授這句話畢竟成了空話，好稿子也沒得來了。大約吳氏受了“二陳”的暗示，要逼我自請停辦，但我是吃苦吃慣了的，還撐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發表的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組織戰時全國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簽了名，經費才真的停了。但我還靠中國出版公司的資助，這雜誌沒有停。到勝利後這公司關了門，我還交文通書局出版。直至金圓券發行，市場大亂，書肆無法再出，然後咽了氣。
“二陳”對我的攻擊可以說是很嚴重的。我在北平辦民眾讀物，他們諷市黨部來彈劾我，已見前章。這次又斷絕我的經濟來源，要逼倒《文史雜誌》，可說是第二次。我對“二陳”，向來不熟，無恩無怨。他們所以要這樣打擊我，目標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勢力大過了他們。所以有一年，“中全會”朱氏被選為考試院副院長，他們就造謠言，說：“朱家驊要辭去教育部長，新任是顧頡剛了。”有人來告我，我莞爾道：“連一個小小的《文史雜誌》社還辦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朱氏要我到重慶，並不專為編《文史雜誌》，而是要我幫他做邊疆工作。他在組織部裏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委員，要我做副主任委員。我說：“我雖極熱心於邊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邊疆語文的，我負不了這個責任。既經部裏要辦這個機關，我介紹韓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專家。”他聽了我的話，趁著到成都的方便，親自到韓家去訪問，回來對我說：“我很感謝你，這位先生真是一位專家。但他正患肺病，應當靜養，你代他一個時候何如？”我沒法拒絕，隻得應承。這個會在我計劃之下，請了許多蒙、藏、阿拉伯、暹羅、越南諸種語文的專家，先譯《三民主義》，次則準備譯《論語》、《孟子》等書，希望邊疆各族及和我國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前進的道路。本來這項工作可以幹好，但因我那時已在中央大學任教，我不能常到會裏去，一星期隻到一兩天，實際主持會中事務的是邊疆黨務處處長李永新，他是c. c. 係的分子，不願朱氏搞好這個機關，所以用消極方法來破壞，工作就很難推動。朱氏對此事固然熱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見80個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開會交際等務，向他當麵講好的事也往往忘記辦。我覺得，如我隻用做官的態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後，我就下了一個決心向朱氏辭了職。
到重慶不久，政府任顧孟餘為中央大學校長，他邀我做史學係主任。我說：“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來不能沆瀣一氣，如果我做史學係主任，恐怕又鬧出麻煩來。如果一定要我擔任些事務，我做個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為史學係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們籌劃出文史哲、科學、社會科學三種季刊以及分院的叢書，可是不久就碰了壁。顧氏本是改組派，屬於汪精衛一係，抗戰起後住在香港。汪氏想組織偽政府時，他竭力反對，為避免汪氏的拉攏，便遷居到重慶。蔣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長羅家倫的職而改任他。他自從鐵道部下野之後，十年沒有做事，把全國新出版物讀了不少，國內各方麵的專家都給他登記起來，論理，他做了大學校長一定可以做出一點事。不幸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是隻知有係而不知有黨，隻知有黨而不知有國的人，在他極端褊狹的心腸中，總想把c. c. 係統一全國大學。西北臨時大學本來徐誦明做得很好，他派張北海做該校法學院長，帶了手槍去發給學生，教他們鬧起風潮來，就把徐氏逼走。中央大學，他滿意把校長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蔣氏下了手諭派顧孟餘，勢不可挽回。顧氏行輩資格全出陳氏之上，又沒法使他屈服在c. c. 係統之下。於是他就用“經濟封鎖”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來學校的經費以經常費為主、臨時費為副，但到這幾年，幣值慘跌，變成了以臨時費為主，經常費已不足輕重。那時適值沙坪壩大轟炸，中大校舍毀壞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請款。教部批道：“修建費暫由該校自籌墊付，俟完成後再由本部撥給。”待到完成，這筆錢左催右催再也不來。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來淪陷區青年來後方的甚多，該校應大量增加新生名額，俾不致耽誤其學業。”顧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額四百。到快開學的時候，教部又派了400名來。既增出800名之多，課堂、宿舍、飯廳等不夠用，又該蓋房子了；學生既多，教員也必增請，教員宿舍又須添蓋了。再去請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籌墊，到造好時依然不付。這兩次建築費使得顧氏負了800萬元的債，他相識的銀行已經不能再幫他的忙了。那時是1942年的冬天，800萬元實在是一個極重的負擔。他無可奈何，去見蔣氏，請求辭職。蔣氏問他原因，他說明前情，蔣說：“這有什麽困難呢，隻要你來一個呈文，由我批交國庫，發出就是了！”顧氏滿心以為問題解決，就去了一個呈文。哪知道陳果夫是侍從室第三處主任，這呈文落在他的手裏壓了起來，再無回音。蔣氏事忙，早已忘記。顧氏是一個有骨氣的人，他決絕辭了職。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兩年的校長，天天做無米之炊。窮得校中生不起爐子，全校師生沒有熱水喝，教員上了兩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學生亦然，和教員做了茶侶。至於窮學生沒錢上茶坊的，隻得永遠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我主持了出版部，隻買了一架石印機，印些有插圖的講義，又勉強出了三冊季刊。校中已付給我10萬元設備費，但過不了幾天，因為窮得無奈，又索還了。我在這等情況中毫無擺布，就和顧氏同了進退。
1941年，陳立夫曾和我開一個玩笑。這件事關係史學，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這裏記述一下。我在1923年討論古史時，曾引《說文》的“禹，蟲也，從禸，象形”及“禸，獸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話裏的動物。這本是圖騰社會裏常有的事，不足奇怪。陳立夫屢在演講裏說“顧頡剛說大禹王是一條蟲呢”，博得大家的一笑。這是意見不同，也無所謂。到那時，一天晚上，顧毓琇來，問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說：“禹是神話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從考出他的生日。不過在川西羌人住居的鬆、理、茂、汶等地方，他們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祭祀禱賽很熱鬧，這是見於地方誌的。”他問了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過了些時，看見政府於六月六日舉行“工程師節”，報紙上出有特刊，內有陳立夫的一篇文章，說：“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現在禹的生日已由顧頡剛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工程師節’。”我才明白顧毓琇前些時的問就為的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個羌人的傳說，隻要翻翻地方誌就可以知道，何勞我的考證。這不是愚弄我是什麽！嗣後，中大教授繆鳳林就作文罵我，說我“既說禹為蟲，又考出他的生日來”，好像我隻會信口亂談似的。實在，陳立夫正要借了繆鳳林說出這番話來以壓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給我一個參政員的頭銜。自1941年至四七年，經過三次改選，我雖簽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我剛去時很熱心，著力做了幾個提案，也曾被通過，但政府對於通過的案件，向來是不執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紙黑字，通過的議案還是白紙黑字。我認識了這種情形，以後也懶得做此傻事。隻有質問有時使得幾個部長下不了台；但他們仍有一個躲避的辦法，就是“書麵答複”，一經書麵答複，自有秘書們替這位長官作文章，滑過去了。我對陳立夫曾有一個嚴厲的質問，他自從做了教育部長之後，大量添設學校，安置他的私人；又辦了許多獨立或附設的師範學院，規定凡做中學校長的一定是師範學院出身，為將來控製選舉，擴充c. c. 勢力的準備。大學和學院開了許多而教授人選不夠，隻有濫竽升格，因此有剛在大學畢業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給會中質問，他無可答複，保證此後不再添設。哪知他第二年就創辦了貴州大學，以他的私人張廷休做校長，經費十分充足，校中剛有一年級學生，而已請了三四年級的教員，教員沒有功課開，就盡管拿錢不做事；拿中央大學沒有水喝的苦境來比，簡直有天堂地獄的判別。我質問他，為什麽去年保證不添設而今年又添設？為什麽新設的貴大會有這等的浪費？這質問他當然諉之書麵答複。嗣後我和他同在一處吃飯，席散後，他避人責我：“顧先生，要是你不是國民黨，你不妨這般質問我。但你是國民黨，就不該這樣！”我說：“貴州大學不是國民黨的經費辦的呀，我們隻該就政論政，有什麽黨不黨呢！”有一次，蔣氏招待茶點，請大家表示意見。有一位老先生，站起來不客氣地說：“現在文官、武官都是貪汙，貪汙的程度比了前清的親貴還厲害，比了民初的軍閥還要厲害！”蔣氏即勃然大怒，說：“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產黨的宣傳吧？國民黨就有不好之處，亦何至像親貴和軍閥，你以後說話要小心才是！”我聽了蔣和陳的兩次談話，才真實知道國民黨的腐敗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高級的人不願接受批評，下級的人自然可以一無顧忌地橫行，不怕人家的告發。好像一座木材築成的房屋，滿生了白螞蟻，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來的道理。我既沒有和你們一同誤國，何必和你們一同擔負誤國的責任，所以我決心退出來。勝利之後，熊式輝要我做東北行轅教育處長；朱家驊要我做教育部東北特派員，其後又要我做社會教育學院院長；顧祝同要我做江蘇學院院長，我都堅決地拒絕。1946年國民大會把我的名字列在“社會賢達”類裏，我一報到就走，到複旦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上課；後來他們催得緊了，才在臨閉會的時候去了幾天。待到第二年為了選總統而選國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東區的教育界候選人裏麵，社教院的先生們對我說：“隻要你請吃一次茶，我們都選你。”但我搖頭說：“我決不競選，謝謝諸位的好意！”因此，就沒有當選。可是後來看見政府印出的代表名錄上，卻有我的名字，這太奇怪了。
學校裏的同事和我爭名，千方百計來打倒我。政府裏不然，要把名送給我，什麽會議都掛上我的一塊牌子，但不要我做事，也不用我的計劃做事。這兩種滋味在這二十餘年裏我嚐夠了，我也嚐厭了，我決計退出。所以1947年國民黨舉行重新登記，凡未登記的都算脫黨，我就不去登記，我脫離了國民黨，精神上是怎樣的鬆快！
想不到解放之後，一般人以“獻九鼎”做成我的罪狀。這事我在別處不辯，但在這自傳裏要說個清楚。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定新約，廢除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抗戰以來第一件可喜事，我們精神都為之一振。全國大學黨部和工礦黨部議決慶祝，並由民生廠鑄銅鼎九座獻給蔣氏致敬。因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學邀我撰鼎銘，適有曆史係學生劉起釺善作文言文，我交給他做了。銘文中有“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的話，也是實在的情形。我把劉君所擬的送去，說明不是我作的，但過幾天報紙上登出來，仍寫了我的名字，這是他們要引我的名以為重的意思。這獻鼎的事既不出於我的提議，又不出於我的設計，製成之後我不但未見實物，連照片也沒有見。哪知隔了六年，忽然舊事重提，說我獻鼎。我哪裏來的鑄鼎的工料錢？倘使我存心迎合，我豈不是早做了官？再說，當時國、共合作尚未決裂，共產黨尚喊“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而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未始不是共產黨該慶幸的事，這鼎銘就使是我做也並不在今天犯罪。拿這件事來攻擊我，並不能使我“內疚神明，外慚清議”。
總之，我的一生是虛名誤了我。拉攏我的人並非真為我有才，乃是因為我有名，要我在他們的錦上添一朵花。攻擊我的人也不是真為我有罪，乃是因為我有名，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個釘。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們洗剝掉我的虛名，把我放在合適的研究室裏，讓我做出些實實在在的工作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