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1949年 56歲</h2>
在大中國圖書局工作。
應誠明文學院院長蔣維喬聘，任中文係教授兼主任。
南京臨近解放時，朱家驊逃赴台灣，經過上海，要求和我一見，我急遽避開，實在這十餘年裏，他害得我夠苦了。
許多逃往台灣的人把“共產黨鬥‘三資’（資產、資格、資望）”的話恫嚇我，要我隨他們走，我不為所動，因為我確實不願為國民黨殉葬。
有人聽北京廣播，要我不離開大陸，又在報紙上看到人民政府的布告，說是從前任過國民參政員的、國大代表的，都不要走，我心更定。
5月25日，上海解放，我到淮海路上看解放軍入城，市廛不驚，閭閻安堵。
上海市市長在舊中央研究院中，接見張元濟和我。
是年春，台中大學招我任教，又吳康所辦的中國文化學院遷到香港，亦來招我，陳可忠主持中山大學亦來招我，均未接受。
秋，到北京，開設大中國圖書局北京分店。歸途遊蚌埠及懷遠，登荊山、塗山，入禹廟，觀啟母石，望禹會村。
將抗戰中所作筆記，整理為《浪口村隨筆》六卷，油印百冊，分贈同好，作抗戰八年之紀念。
我家遷居武康路袁帥南家。他逃往台灣，要有可靠的人住，由葉揆初介紹，於3月中遷入。
出資，交張雁秋、薑又安開北海油店以自活。 <h2>1950年 57歲</h2>
在大中國工作。
上半年在誠明文學院任教。秋，該院並入“上海學院”，我但任教，不兼主任。由王善業任中文係主任。
1955年6月，顧頡剛與於省吾、陳夢家等人在一起。
“蘇州人民代表大會”選我為特邀代表，回蘇開會，晤潘昌煦、屈伯剛、謝孝思等。
夏，上海市長陳毅聘我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該會的主任委員是李亞農，副主任委員為徐森玉，委員有沈尹默、尹石公、汪旭初、程演生、柳翼謀等。李亞農常和我討論古史問題，使我稍稍知道新史學的方向。
“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成立，推舉周穀城為主席，我和呂思勉等為常務理事。
作《昆侖傳說和西羌文化》一文未畢。山東大學《文史哲》索稿，因將其中一章《〈穆天子傳〉的著作時代》寄與。
秋，與靜秋同到北京，住西郊公園北平研究院曆史所尚愛鬆室。前，燕京大學對每一教職員扣工資百分之五，校中再加上同樣數目，並交美國保險公司存儲，做養老金。我在該校任職8年，加上離校13年的利息，以美金折合人民幣，約有1000萬元（即7000元），來信囑我前往領取。我因出席出版總署召集的出版會議，因偕靜秋到京接受。我因組織農業掛圖稿件，與辛樹幟同到西北農學院，商定合作辦法。她回上海後，聽信人言，在黑市中購買黃金廿餘兩，而所托匪人，竟買得假金，外麵鍍金而本質為鐵。這是不信任人民幣的結果。
抗美援朝誌願軍大量開赴東北，我從西安上鐵棚車，席地坐。夜中不堪嚴寒，飲白酒取暖。 <h2>1951年 58歲</h2>
在大中國圖書局工作。我獨自住入多倫路，閉門讀書。
在上海學院任教。
在上海文管會工作。
開始與章巽合編《中國曆史地圖》。
譯《尚書》中《周誥》五篇，未發表。
上海《大公報》王芸生召集各校教授批判胡適，我被邀參加。同會有沈尹默、周穀城、林同濟等，約八人。批判文即在該報發表。
是年春，與靜秋、潮兒同遊西湖，遇張儒秀，她在浙江大學任教，請我至其家飯，同座有錢寶瓊等。
我的妻兄張雁秋在舊社會曆任縣長，因他不貪汙，不向上級送錢，曾為河南省主席劉峙監禁。後到黑龍江，與馬占山共同抗日。失敗後，流轉桂、蜀，賣油條度日。抗戰勝利後，連雲市長張振漢請他做秘書主任。今年《反革命登記條例》公布後，他往登記後被捕。又我的姨甥薑又安曾任連雲市公安局長，登記後亦被捕。薑又安查無劣跡，且曾保護地下黨員四人有功，不久即行釋放，判令回鄉生產；但他迷戀都市，依我為生。張雁秋因曆史較為複雜，判刑12年，他的家中用度亦由我擔任。我每為不平，因連雲市長張振漢逍遙法外，而令幕友張雁秋代負責任，我一時想不通。
抗美援朝戰士到上海，講戰事的艱苦過程，如說該地氣候嚴寒，衣服裏邊是汗，外麵是冰，而偶一停止活動，則內衣的汗亦已成冰，我聽了十分感動。上海學院叫我向戰士獻旗。 <h2>1952年 59歲</h2>
在滬參與職務如前。
夏，在大中國圖書局參加“五反”運動，因我隻負編輯責任，名為資方而實是勞方，所以隻批判了一次。他們為我造一“”字，讀音如“糟”。
在上海學院參加“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我直陳我和胡適、朱家驊、蔣介石的關係，因我所說比較徹底，運動完畢時得領導的表揚。
運動後，上海學院解散，教員分配到各大學，我仍歸複旦。我因住居徐家匯區，離江灣太遠，所以和校長陳望道說明，未開課程。
《中國曆史地圖》編竣。 <h2>1953年 60歲</h2>
工作同前。
秋，李亞農到京，開“中國科學院院部”會，議決令我到曆史研究所工作。冬，我同丁君匋夫婦及林蘭同到京，與尹達、劉大年會晤，接受這項任務。因上海有經手未了事項，約定明秋到京供職。
和尹、劉見麵時，他們問我在上海收入多少，我答500元。他們以為我要求到京後工資要這許多，周總理把這事提到了國務會議，說他要五百就給他五百。北京各方麵傳播開來，就成為我勒索高價。
大中國圖書局前曾由我編輯《曆史小叢書》二十餘種。這時出版分工，將書籍部門的資產與廣益書局合並，組織“四聯出版社”，因此我亦被分配到該社，名為編輯主任，實際隻每星期前往開會一次。
大中國的地圖部分已於上年合並到地圖出版社，其製造地球儀部分亦劃出，設立“大地文教用品社”。所以這書局隻編印生產、生活、農業、牧業、生理、衛生、曆史、地質等掛圖，出版達40種。
1953年4月，顧頡剛和夫人張靜秋及兒女們在一起。 <h2>1954年 61歲</h2>
上半年，結束蘇、滬各事。
自北京傳說我要求500元工資的事傳到了上海，我覺得這將給人一個惡劣的印象，即囑靜秋到京，麵向尹達致意，說該給我多少就給多少，不要特殊化。尹達答應了，所以定我的工資為200元，這是當時最高的薪給。尹達並說，如不夠用，可以寫稿補助，所以我一到北京，古籍出版社姚紹華就來和我接洽，要我擔任很多的工作。
9月，到京，任曆史研究所一級研究員。當時範文瀾、吳晗接受毛主席交下的任務：（一）標點《資治通鑒》，由北大教授周一良、齊思和、聶崇岐、張政烺、鄧廣銘等先點，由我校定；（二）改編楊守敬《曆代疆域圖》，由譚其驤主持，我助之。但《通鑒》是一部300卷的大書，而要一年完工，時間太促。我請求尹達展期，他說：“這事已上報毛主席，不能改了。”我急遽校定，而各人所點有長句、短句的不同，更有少錯與多錯的不同，要一一整齊，費工實多。我本性急，又任此急事，致怔忡病又發。
標點者，除上列數人外，又有王崇武、容肇祖、何茲全，委員共十人。他們學校事忙，大率在夜間做，故所點甚隨便，平常又不易見麵，無從商討。
1975年4月，顧頡剛與葉聖陶、俞平伯等人在葉聖陶家。
1954年9月，顧頡剛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一級研究員。這一年，他參加了批判胡適、俞平伯的運動。
參加批判胡適、俞平伯的運動。
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任我為第二屆特邀委員。
舊著《漢代學術史略》改名為《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在上海群聯出版社出版，首加一長序。
尹達見了我，說：“你就害在這幾百箱書上了。”這句話，我今天固然懂得，他是諷刺我隻鑽業務，不理會政治，隻白不紅，不是毛澤東時代的好幹部。但那時我不懂，我以為科學院要我來，是為了我掌握了若幹資料，這些資料正是為國家工作的基礎，它怎麽能害我呢？他也沒有向下說去，使得我莫名其妙。
他又一次見我，說：“你是在上海等待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現在看我們的政權穩固了，你才肯來了。”這句話太刺痛了我。我倘使真是擁護蔣介石，為什麽不跟他到台灣，而要在大陸上等候？上海固然近海，蔣介石妄想登陸是一個目的地，但天津也近海，難道能說天津人也在等待蔣介石嗎？再說，我不早來北京，因為上海有業務，而北京方麵尚未找我，科學院中也尚沒有設立曆史所，那麽，要我放棄了上海的業務而到北京來空等幹什麽？ <h2>1955年 62歲</h2>
《通鑒》工作，由聶崇岐獨力完成。
1956年9月，顧頡剛與學生童書業夫妻在一起。
我開始整理《史記三家注》。囑賀次君到北京圖書館，遍校《史記》各種版本，我每月給以50元，希望將來作成一部《史記三家注集證》。
《古籍考辨叢刊》（即抗戰前在樸社出版的《辨偽叢刊》）第一輯在中華書局出版。續編第二輯，未付印。
夏，在所參加“肅反”運動，侯外廬領導。
秋，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自是經常到會學習。
我自到曆史所，尹達初問我要研究什麽，我開了一個研究題目的單子去，卻如石沉大海，不見回答。又一次開會，要我把稿子送給他看，我捆了四捆送去，依然不得消息。兩個月後，我忍不住了，到他辦公室裏取了回來，原來是原封不動，他竟沒有看。我問他究竟怎樣，他隻說一句“大而無當”，就把我幾十年的工作批倒了。我有一次到中國書店去，看見一部書，我自己力量不足，想請所裏買，他卻說“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對我關了門。又有一次，我對他做一個建議，他回答我：“顧先生，我們所中的事請你不要管。”這和毛主席的要人民當家做主的方法是背道而馳的。如果在舊社會裏，碰到這樣的上司，我早已投向別處去了。因此，我心裏總是鬱鬱不樂。 <h2>1956年 63歲</h2>
繼續整理《史記三家注》。《三家注》的解釋不同，以此標點就必須費一番思考，才可決定取誰舍誰。
夏，與全國人代、政協同仁參觀東北三省的工、礦、農、林各方麵的建設，直至北大荒、牡丹江諸地，開始看到新中國的光輝成就，使我無限興奮，一洗在舊社會經曆的各地陰暗印象。曆時一個半月。
冬，參觀廣西各縣的農田水利建設，並觀“各民族民間文藝會演”，又到興安觀“秦渠”。曆時兩月，最遠至隆林縣。
這年，民進選我做中央委員，參加開會更多。
夏末秋初，到青島，住楊向奎家，到童書業家飯。整理《浪口村隨筆》，與童君商酌。約住兩個月。
春，民進開會，予在小組上說：“我本來看學問很難，從來不敢以學術驕人。現在領導對我，他有過分的政治優越感，這就逼得我也激發了技術的優越感來了。”徐伯昕聽得此語，他要為尹達和我調停，約好了一天，由尹達派車接我去，我吐了一肚皮牢騷，但他沒有說話，此後依舊對我冷冰冰的，使我失去了到所工作的勇氣。 <h2>1957年 64歲</h2>
春，將廣西參觀所得寫了7000字，在政協大會上作書麵發言。
1957年11月，顧頡剛和李四光等人在一起。
這次政協大會曆時兩月之久，在會上親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言。
會後病肺炎，痰中帶血，先到小湯山療養，後轉青島，住科學院新建宿舍。
由侯仁之約，與譚其驤、任美鍔合編《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我任《禹貢》部分，說明其著作時代，交科學出版社出版。
30年前標點的姚際恒《詩經通論》由中華書局出版，予自校一過。山東大學中文係招我演講，因講《詩經》。
為山東大學《文史哲》作了一篇《息壤考》。
自珍挈其次子育宜來青探予，住十餘日歸。
予因嚴重失眠，轉入青島療養院，住居庸關路，與李四光對門，丁瓚夫婦亦時往來。靜秋以予病，亦來，住至冬日始歸。
這年，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為工農群眾揭發，其中熟人頗多，為之怵惕。回京後，即參加民進的反右整風運動。 <h2>1958年 65歲</h2>
與政協同仁分次參觀楊柳青、徐水、安國、信陽、遂平、安陽等處的農業建設，天津、武漢等處的工業建設。
在民進參加交心運動，各中委都做自我批判，將近一年。
“民間文藝研究會”開大會，選我為常務理事。我將所存的通俗讀物百數十冊捐與該會。
北大派朝鮮留學生李址麟來，囑我幫助他做“古朝鮮史”的研究，因此，我也隻得趕做這方麵的研究，總共經過了四年。
曆史所遷至舊海軍大樓，我的工作室在三樓北屋，冬間寒冷，始病腸炎，臥床數月。
是冬，《史記二家注》標點完工，交付中華書局。該局因我分段太細，占了許多空格，又每段上立一題，亦嫌麻煩，交宋雲彬重點一次，頗有以不誤為誤的，殊不愜意。 <h2>1959年 66歲</h2>
開始整理《尚書》。這個工作是我50年來的積願，承領導上交給我這項任務，我十分高興地接受。但其中問題繁多，有古今本子的不同，有古今人解釋的不同，有可用甲文、金文做比較而審識其意義的，有無從得旁證而沒法解決的，有西土人的方言與東方截然不同的，有寫假借字而無從認識其本字的，有本來寫錯或脫簡、錯簡而無法連貫成文的，要做徹底整理須費絕大功夫。因此，先選《大誥》做麻雀解剖，為的這是周公對西土人說的，完全是西土的語法。這一篇做得好，那最難讀的《周浩》八篇就迎刃而解了。
春，與政協同仁參觀湖南省工農業建設，並到韶山衝謁毛主席故居，遊洞庭湖，上君山，遇暴風雨，宿民家。歸途到河南省觀三門峽水庫工程。
西藏叛亂平定，我為政協同仁講“西藏曆史”，參觀宗教罪行展覽。
5月，我請求尹達，入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年，承他麵允，民進和該院接洽好了，但學部領導認為我年老，不必學習了，從此我就自安於“白專”道路，把全副精力用在《尚書》研究上，連民進的開會也感到勉強。
我當選第三屆政協委員，列入民進代表。秋，政協成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周總理派我做副主任委員（主任範文瀾，副主任楊東蓴、申伯純、李根源等），並親囑我寫文，但我已用全力研究古代史和古文字學上，沒有餘力兼治近代史。會中派秘書吳采君來，我隻叫她抄我的《尚書》稿。
冬，蘇聯專家越特金為譯《史記》為俄文事來京，本所組織了一個五人小組，幫他解決問題，我也參與其事。（五人為王伯祥、胡厚宣、趙幼文、高誌辛及予。） <h2>1960年 67歲</h2>
春，哲學社會科學部開“團結躍進會”，潘梓年發言，說此後各所應當注重資料工作，不再把整理資料工作者看做低一等的人，使我自信為我的工作是合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為抗議美帝劫奪我國在台灣的文物，政協開會，令我發言。
與人代、政協同仁參觀湖北工、農業建設和丹江口水庫工程。
夏，到北戴河休養20天，靜秋、潮兒偕行。到山海關、秦皇島等處。（政協組織）
秋，到廬山休養，近兩個月。下山後參觀九江、南昌、吉安、景德鎮各地建設，又登井岡山，謁革命聖地，認識到毛主席當年創立革命根據地的艱難。歸途經上海，留一日；到蘇州，留一星期（科學院組織。）
冬，與文聯同仁到西山長安寺，學習新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曆三星期，由王朝聞、蔡若虹領導，同學習者為吳鏡汀、吳作人、查阜西、汝龍、蔡芳信等。
譯就《大誥》，並作《周公東征史事初探》。
標點本《史記三家注》出版。
為文史資料會寫《中國社會黨與陳翼龍之死》，發表於《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六集。
為災荒不易買到葷菜，與吳語區的朋友約定，每兩星期上飯館一次。 <h2>1961年 68歲</h2>
作成《大誥譯證》及《周公東征史事考索》十餘萬字，送至中華書局，該局集合專家討論，提出不少意見，使我更加深入研究。
始作《逸周書·世俘篇》的研究。
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心小組學習會上，潘梓年、劉導生多次提出培養幹部問題，要用十年工夫從研究生培養到副研究員，囑在場的人開出進修書目。我因自己是研究西漢以上的曆史，就為本所第一組開出一個參考書目，分量較多。自文化大革命運動起，我受到批判，方知這個書目是不合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的，我應當檢討。
夏，政協為了三年災荒，招各委員到海拉爾避暑一個月，多進營養。靜秋同行。以彼地氣候和北京大不同，靜秋下車受寒，當夜即病，翌日不省人事，當經醫師治理，注射葡萄糖，得漸恢複。
政協同仁要我演講，為講《東北史概略》。
上海“辭海編纂處”要我審查“經學”和“曆史地理”各條，我帶去做了。
在海拉爾，參觀了謝爾塔拉圖國營牧場、鄂溫克自治旗錫尼河生產隊、南屯蒙民定居點，認識了蒙民生活的改進和畜牧業的發達。
調查了當地的民間文藝，歸後口述與民研會，由吳超筆錄為《海拉爾散記》。
冬，為民研會講“我在民間文藝的園地裏”。
李址麟畢業北大研究所，歸國。 <h2>1962年 69歲</h2>
1月，與人代、政協同仁到廣東，參觀工、農業建設，又到湛江市和海南島，觀歸國華僑所經營的農場。
與範長江、周揚在廣州相遇，他們要替我配備《尚書》工作的助手，我即開一名單與之。
到從化療養院休息一月，將《世俘》整理。
4月，“曆史研究編輯部”承黎澍之命，派人來抄《大誥今譯（摘要）》，發表於《曆史研究》。
6月，蔣匪幫聲言要反攻大陸，政協、民進及學部中心小組都開會討論。7月，到大連度夏，見沿海諸山均已挖洞，知蔣軍決難登陸。
秋，中華書局征得科學院南京檔案整理處同意，調劉起釺來京，助我整理《尚書》。其後和他商定，《虞夏書》、《商書》9篇歸他整理，《周書》19篇歸我負擔。
10月，我到中華書局辦公。後因天寒路遠，仍在家工作。
冬，民進開五屆三中全會，我因病未得終會。
學部《文史》征稿，將《世俘篇的校訂和批評》交之，登入第2期。
6月，中宣部為我工作事，由康生同誌召集一會討論。第二日，又到他家，與之商討，並招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共同討論。決議秋後我到局辦公。
春，政協開擴大會議，要求會中同仁暢所欲言，即說錯了話也不扣帽子。我因上年民進秘書長徐伯昕告我，尹達和他及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商定，說：“顧頡剛的學習由民進領導，業務由中華領導，工資歸曆史所發給。”把我同曆史所的關係局限在工資，不要我為本所做一點工作。又在這八九年中，尹達對我的說話永遠是諷刺性的，從不做正麵的領導，把這些氣憤話全在小組裏講出了。會將閉幕時，碰見陳毅同誌，他說：“想不到你有這種境遇。”當時即把我的事交給康生同誌，請他處理。
國務院參事廖華介紹他的同鄉林劍華來，助我抄寫，我見他能寫篆、隸各體，古書也念得較多，介紹與尹達。經他派李士敏調查後，說他有些政治問題，但問題不大，可以用，就任他為臨時雇員，做了我的助手。這是本所給我用的，我和本所的關係就不限於領工資了。
印度侵華失敗，我國將獲得的軍火退還，使我氣壯。 <h2>1963年 70歲</h2>
《尚書》二稿送中華後，該局又提意見，重寫為三稿，牽涉的問題益多，分量益重。凡不易用文字說明的，都列成圖表插入。
1975年10月，顧頡剛與助手劉起釪在幹麵胡同寓所。
《史林雜識》（即《浪口村隨筆》的改本）初編，中華已印就，因其中涉及少數民族，多方審查，未見違礙處，得於明年發行。
“全國文史資料會”召集全國主持文史資料人員在社會主義學院開會，囑我講“中國史料的範圍及其已有的成績”，我寫了8000字念了。主持這會的是申伯純。
黎錦熙自告奮勇，為作《大誥語法圖》，楊伯峻為作《大誥詞類》。我以為如能把全部《尚書》這樣做了，就可以提到科學性的高度，連帶可以解決甲金文和其他古籍的問題，歡欣地接受了。
山東曆史學會派人來邀我到濟南，參加“孔子學說討論會”，我因孔子的偶像早已在我的頭腦裏打破，沒有答應。
9月，政協同仁出外參觀，我因靜秋病近於食道癌，未參加，隻在北京市區參觀了工礦衛生諸建設和官廳水庫。
學部開擴大會議，我未全部參加。
10月，政協開大會，我發言，題目是“為了迎接社會主義文化高潮，應建立中國古籍研究所，並大量出版古籍，供應全國以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大大表現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複古思想，比了我在本崗位開書單更為反動。
以兩月積勞，得便血症，至12月底進北京醫院治療。
政協開大會，我因和中華書局往來兩年，深知他們人力不足，大多數依靠外稿，而外稿水平不齊，水平高的很少，一般須大量加工；該局職工替它加工，沒有研究的時間就做不好，因此名為出版古籍，而重要的古籍則都擱置沒有動手。於是我在大會中建議設置“古籍研究所”，希望集中局外可以工作的人士互相討論，共同提高，以應出版的需要。自經這次運動，我才覺得這是表現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崇古思想，應當批判。 <h2>1964年 71歲</h2>
1月、2月住醫院，因院中汽爐溫度高，生活輕鬆，便血自愈。醫生檢驗數次也未獲結果。3月初出院。
北大“古典專業”要我去講“經學”已曆數年，我皆以病未應；本年有一班畢業，該校教授陰法魯到醫院來看我，要我必去，並說已和曆史所領導說好。我想便血已止，就答應下來。3月初去，每周四小時，分兩次講。哪知不到一個月，病又發了，方知我這身體已經不起勞累，當即停課，就在北大招待所裏整理《尚書》。
自夏至秋，到青島休養，改作《周公東征史事考索》。一經勞累，依然發病。
冬，到濟南，參觀博物館、圖書館，遊趵突泉、大明湖。
我所住的幹麵胡同宿舍，天花板高至一丈三尺，四麵玻璃窗，又是統間，冬天生了火爐也不暖，我的氣管支炎症每年必發，有時轉為肺炎，甚為苦痛，曾請學部設法，另找一四合院子居住。學部說北京房屋緊張，不如把舊屋修理，派董謙等看過，他們也感到確實不適居住。當時有一個懂得建築的朋友來，他說：玻璃門窗多，可以裝在南麵，成一走廊，後邊造牆，並把天花板降低，如此用料不多，就可保暖禦寒，當即由他畫一圖樣。那時建國門外宿舍剛蓋好，學部黨委副書記張仲才來，說：“你的書多，可給兩個單元，不必改造了。”他陪我去看，我看到那裏有暖氣、煤氣的設備，可省勞動力，當即答應遷去。後來尹達和學部商量，為了照顧我，還是修改，至浪費國家資財達一萬餘元。這充分說明我慣享特殊待遇，和工農兵的差距太遠，而我所以要住大房，就為書籍太多，這些書除了祖父和父親的遺留外，都是我一生取高工資、領兼薪剝削人民的財富得來的，我想待運動結束後還之於人民，使我減少內疚和負擔，得以輕裝前進。
這年，李址麟到京，告我去年到中國東北考古，發掘到許多古物，足以證明中國東北是古朝鮮族住居之地。他送我一本他所著的《古朝鮮研究》。我雖不懂得朝鮮文，但看書中插圖直把中國東北和朝鮮聯成一片，深恐將來成為國際糾紛，因此寫了一封長信，把這本書一同送到中華書局，請他們送給高級領導，做一個適當的處理。 <h2>1965年 72歲</h2>
1月開政協大會，在小組會上，李平心問我對尹達態度有改變否，我又把六二年所說的話重複了一遍。
歸後，告家中人，妻子兒女齊向我鬥爭，我當夜寫一檢討，翌日在小組中宣讀。隔了幾天，我到尹達家請罪，說：我自到所以來，不認識你是無產階級，我是資產階級；你是領導者，我是被領導者，以致犯了許多錯誤。他說：在所裏，你沒奈何我，我也沒奈何你。但你要想，這十幾年裏是你一生中最安定的生活了。
參加反帝、反修學習，自4月至8月，政協和民進不斷開會，便血病迄不能痊。我自想，年齡和疾病成正比例，我天年已屆，還不容我安心結束工作，偏要天天開會，本年8月又特別熱，常在百度左右，我簡直受不了，狂妄地宣稱我不願改造了。
9月，會畢即病倒。臥床上看革命小說《紅岩》、《紅旗譜》等，吸取革命精神。
10月，透視結果，知結腸有腫瘤，即住北京醫院。11月動手術，割去結腸一尺多。12月，到香山楓林村療養。
這年，因病及開會多，《尚書》工作僅做文字上的修改，但亦有意外的發現，如“有攸不唯臣”等。
秋間，曆史研究編輯部派張允侯來組織稿件，擬作《從烝報資料看中國古代婚姻製度的發展》。稿未完，以集中學習而停寫。 <h2>1966年 73歲</h2>
在香山，將主席著作從頭讀過。看摩爾根《古代社會》和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等書，對曆史唯物主義稍有理解。
1966年初，顧頡剛在北京香山公園。
5月，回城，中華書局來索稿，繼續修改《周公東征史事考索》，尚未完。
8月，接受曆史所革命群眾的揭發，參加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每日上班，而這時公共汽車擠得不能上，隻得帶著冷飯，步行來往。為了勞頓，11月中降結腸氣囊腫複發，請假醫治，曆三月方愈。
8月20日後，湲兒所在之女附中革命學生張汩等到我家造反，將我家所藏照片數千張，信件數千封，燒了三天。所中來封我家書室的門，留三間做住所，予遂與線裝書絕緣。終日學習主席著作，改造思想。
從8月末到9月初，所中鬥尹達，予陪鬥三天，才知道群眾有無比的威力。九十八人貼我大字報，可見我在所中已犯眾怒。
9月全月，予每晨到所掃地一小時許，用勞動改造自己。10月初停止。
四兒均到外省串聯，潮、洪、湲到延安、成都、重慶、遵義等地，一日步行百餘裏，堪兒到鄭州、上海、杭州等地。家中勞動力缺乏，予參加家務勞動，學習做飯，上街排隊購物，和工農群眾站在一起，世界觀漸有改變。自知資產階級思想在我頭腦裏根深蒂固，非得如此大震蕩是不能改變的。
8月，張雁秋夫婦、薑又安、林劍華均驅逐回籍，尹如濬是自己逃回老家的。 <h2>1967年 74歲</h2>
夏，書室啟門。西邊三間讓出，由三家住入。我的書重疊在後屋，無法啟視。準備運動後，逐步捐獻國家，隻留一些必要的書籍，則負擔可輕。
8月，學部鬥爭潘梓年、王恩宇，呼聲震天。予在樓上聞之，為之心悸，怔忡病又發，請假一個月休養。
外孫李育宜來，過國慶節，在我家留宿數天。
通過一年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讀主席著作和有關大革命文件，我初步認識，人是不能離開政治的，我一生中的超階級的讀書治學的幻想是不存在的。解放以前，我和胡適、朱家驊一班反動派接近，證明我已成為附屬於他們的反動知識分子，是革命的敵人。解放以後，我雖欣幸地生活在新社會裏，但依然重業務而輕政治，沒有很好地改造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封、資、修的遺毒依然存在，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絆腳石。在這回空前偉大的革命潮流裏，我願意脫胎換骨，接受改造。希望通過革命群眾的揭發和批判，把我這個根深蒂固的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上來。今後我下定決心，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1979年5月，顧頡剛與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同仁在民族文化宮。
顧頡剛不僅創立了“古史辨”學派，也是中國曆史地理學、中國民間文藝學的奠基人之一。
為懲去年便血事，不敢多走路，上下班由三輪車工人王明德接送。
為了年餘不曾鬥我，心又放鬆，每日下午好看舊書。靜秋強行製止，每致爭吵，予常用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的話反對她。由今思之，真是“打了紅旗反紅旗”也。 <h2>1968年 75歲</h2>
1月3日，楊升南將我一生日記取走。
1月杪，工農兵醫院查出我有嚴重的糖尿病，當即留院診察。2月中旬出院，控製飲食，吃綠豆或豆麵，尿中即無糖流出。但人身不能缺糖，故亦間吃米、麵。血糖入院時為159，至5月中高至180（正常的人，血糖為80～110）。特效藥買不到，此病恐將日劇。
5月3日，夜中起來小便，突然暈倒，尿流滿地，醫雲是酮中毒的現象。
5月10日，受本所鬥批，在會議室。予先就解放前事作一提綱，逐條念出，群眾不同意者起來駁斥。自上午9時至11時，予體尚能支持，唯腳痛耳。群眾將我日記中語質問我，故能深中予病。
2010年，《顧頡剛全集》出版。圖為書影。
《顧頡剛全集》分8集、59卷、62冊。它的出版對我國曆史學、古文獻學、曆史地理學、民俗學以及近現代學術史都將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文獻價值。
5月13日，革命聯絡站貼出予大字報三份，前兩份數說予與胡適、朱家驊的反動關係及仇視革命先驅魯迅之反動言行，後一份說予自到曆史所後之錯誤行為，如主張設立古籍研究所，要配備助手整理我的著作，以及改修房屋、浪費國家財力等。靜秋及洪、湲往觀後，均對我嚴厲批評。
予自悔一生心力費於古書，致不努力於思想改造，即日起不再看古書，一心一意地致力於人生觀之轉變。每日把讀新書心得寫出來，庶可奪舊學在腦中的陣地。
3月20日後，揪出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及戚本禹等反革命分子，予一震驚，怔忡症又發。此皆毛主席之身邊人，怎麽會墮落到這樣！
2月中，曆史所揪出壞頭頭傅崇蘭，逮捕法辦，組織革命派聯絡站，處理運動事務。
3、4月中讀《魯迅全集》，吸取他的革命精神。
在大中國圖書局工作。
應誠明文學院院長蔣維喬聘，任中文係教授兼主任。
南京臨近解放時，朱家驊逃赴台灣，經過上海，要求和我一見，我急遽避開，實在這十餘年裏，他害得我夠苦了。
許多逃往台灣的人把“共產黨鬥‘三資’（資產、資格、資望）”的話恫嚇我，要我隨他們走，我不為所動，因為我確實不願為國民黨殉葬。
有人聽北京廣播，要我不離開大陸，又在報紙上看到人民政府的布告，說是從前任過國民參政員的、國大代表的，都不要走，我心更定。
5月25日，上海解放，我到淮海路上看解放軍入城，市廛不驚，閭閻安堵。
上海市市長在舊中央研究院中，接見張元濟和我。
是年春，台中大學招我任教，又吳康所辦的中國文化學院遷到香港，亦來招我，陳可忠主持中山大學亦來招我，均未接受。
秋，到北京，開設大中國圖書局北京分店。歸途遊蚌埠及懷遠，登荊山、塗山，入禹廟，觀啟母石，望禹會村。
將抗戰中所作筆記，整理為《浪口村隨筆》六卷，油印百冊，分贈同好，作抗戰八年之紀念。
我家遷居武康路袁帥南家。他逃往台灣，要有可靠的人住，由葉揆初介紹，於3月中遷入。
出資，交張雁秋、薑又安開北海油店以自活。 <h2>1950年 57歲</h2>
在大中國工作。
上半年在誠明文學院任教。秋，該院並入“上海學院”，我但任教，不兼主任。由王善業任中文係主任。
1955年6月，顧頡剛與於省吾、陳夢家等人在一起。
“蘇州人民代表大會”選我為特邀代表，回蘇開會，晤潘昌煦、屈伯剛、謝孝思等。
夏，上海市長陳毅聘我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該會的主任委員是李亞農，副主任委員為徐森玉，委員有沈尹默、尹石公、汪旭初、程演生、柳翼謀等。李亞農常和我討論古史問題，使我稍稍知道新史學的方向。
“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成立，推舉周穀城為主席，我和呂思勉等為常務理事。
作《昆侖傳說和西羌文化》一文未畢。山東大學《文史哲》索稿，因將其中一章《〈穆天子傳〉的著作時代》寄與。
秋，與靜秋同到北京，住西郊公園北平研究院曆史所尚愛鬆室。前，燕京大學對每一教職員扣工資百分之五，校中再加上同樣數目，並交美國保險公司存儲，做養老金。我在該校任職8年，加上離校13年的利息，以美金折合人民幣，約有1000萬元（即7000元），來信囑我前往領取。我因出席出版總署召集的出版會議，因偕靜秋到京接受。我因組織農業掛圖稿件，與辛樹幟同到西北農學院，商定合作辦法。她回上海後，聽信人言，在黑市中購買黃金廿餘兩，而所托匪人，竟買得假金，外麵鍍金而本質為鐵。這是不信任人民幣的結果。
抗美援朝誌願軍大量開赴東北，我從西安上鐵棚車，席地坐。夜中不堪嚴寒，飲白酒取暖。 <h2>1951年 58歲</h2>
在大中國圖書局工作。我獨自住入多倫路，閉門讀書。
在上海學院任教。
在上海文管會工作。
開始與章巽合編《中國曆史地圖》。
譯《尚書》中《周誥》五篇，未發表。
上海《大公報》王芸生召集各校教授批判胡適，我被邀參加。同會有沈尹默、周穀城、林同濟等，約八人。批判文即在該報發表。
是年春，與靜秋、潮兒同遊西湖，遇張儒秀，她在浙江大學任教，請我至其家飯，同座有錢寶瓊等。
我的妻兄張雁秋在舊社會曆任縣長，因他不貪汙，不向上級送錢，曾為河南省主席劉峙監禁。後到黑龍江，與馬占山共同抗日。失敗後，流轉桂、蜀，賣油條度日。抗戰勝利後，連雲市長張振漢請他做秘書主任。今年《反革命登記條例》公布後，他往登記後被捕。又我的姨甥薑又安曾任連雲市公安局長，登記後亦被捕。薑又安查無劣跡，且曾保護地下黨員四人有功，不久即行釋放，判令回鄉生產；但他迷戀都市，依我為生。張雁秋因曆史較為複雜，判刑12年，他的家中用度亦由我擔任。我每為不平，因連雲市長張振漢逍遙法外，而令幕友張雁秋代負責任，我一時想不通。
抗美援朝戰士到上海，講戰事的艱苦過程，如說該地氣候嚴寒，衣服裏邊是汗，外麵是冰，而偶一停止活動，則內衣的汗亦已成冰，我聽了十分感動。上海學院叫我向戰士獻旗。 <h2>1952年 59歲</h2>
在滬參與職務如前。
夏，在大中國圖書局參加“五反”運動，因我隻負編輯責任，名為資方而實是勞方，所以隻批判了一次。他們為我造一“”字，讀音如“糟”。
在上海學院參加“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我直陳我和胡適、朱家驊、蔣介石的關係，因我所說比較徹底，運動完畢時得領導的表揚。
運動後，上海學院解散，教員分配到各大學，我仍歸複旦。我因住居徐家匯區，離江灣太遠，所以和校長陳望道說明，未開課程。
《中國曆史地圖》編竣。 <h2>1953年 60歲</h2>
工作同前。
秋，李亞農到京，開“中國科學院院部”會，議決令我到曆史研究所工作。冬，我同丁君匋夫婦及林蘭同到京，與尹達、劉大年會晤，接受這項任務。因上海有經手未了事項，約定明秋到京供職。
和尹、劉見麵時，他們問我在上海收入多少，我答500元。他們以為我要求到京後工資要這許多，周總理把這事提到了國務會議，說他要五百就給他五百。北京各方麵傳播開來，就成為我勒索高價。
大中國圖書局前曾由我編輯《曆史小叢書》二十餘種。這時出版分工，將書籍部門的資產與廣益書局合並，組織“四聯出版社”，因此我亦被分配到該社，名為編輯主任，實際隻每星期前往開會一次。
大中國的地圖部分已於上年合並到地圖出版社，其製造地球儀部分亦劃出，設立“大地文教用品社”。所以這書局隻編印生產、生活、農業、牧業、生理、衛生、曆史、地質等掛圖，出版達40種。
1953年4月，顧頡剛和夫人張靜秋及兒女們在一起。 <h2>1954年 61歲</h2>
上半年，結束蘇、滬各事。
自北京傳說我要求500元工資的事傳到了上海，我覺得這將給人一個惡劣的印象，即囑靜秋到京，麵向尹達致意，說該給我多少就給多少，不要特殊化。尹達答應了，所以定我的工資為200元，這是當時最高的薪給。尹達並說，如不夠用，可以寫稿補助，所以我一到北京，古籍出版社姚紹華就來和我接洽，要我擔任很多的工作。
9月，到京，任曆史研究所一級研究員。當時範文瀾、吳晗接受毛主席交下的任務：（一）標點《資治通鑒》，由北大教授周一良、齊思和、聶崇岐、張政烺、鄧廣銘等先點，由我校定；（二）改編楊守敬《曆代疆域圖》，由譚其驤主持，我助之。但《通鑒》是一部300卷的大書，而要一年完工，時間太促。我請求尹達展期，他說：“這事已上報毛主席，不能改了。”我急遽校定，而各人所點有長句、短句的不同，更有少錯與多錯的不同，要一一整齊，費工實多。我本性急，又任此急事，致怔忡病又發。
標點者，除上列數人外，又有王崇武、容肇祖、何茲全，委員共十人。他們學校事忙，大率在夜間做，故所點甚隨便，平常又不易見麵，無從商討。
1975年4月，顧頡剛與葉聖陶、俞平伯等人在葉聖陶家。
1954年9月，顧頡剛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一級研究員。這一年，他參加了批判胡適、俞平伯的運動。
參加批判胡適、俞平伯的運動。
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任我為第二屆特邀委員。
舊著《漢代學術史略》改名為《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在上海群聯出版社出版，首加一長序。
尹達見了我，說：“你就害在這幾百箱書上了。”這句話，我今天固然懂得，他是諷刺我隻鑽業務，不理會政治，隻白不紅，不是毛澤東時代的好幹部。但那時我不懂，我以為科學院要我來，是為了我掌握了若幹資料，這些資料正是為國家工作的基礎，它怎麽能害我呢？他也沒有向下說去，使得我莫名其妙。
他又一次見我，說：“你是在上海等待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現在看我們的政權穩固了，你才肯來了。”這句話太刺痛了我。我倘使真是擁護蔣介石，為什麽不跟他到台灣，而要在大陸上等候？上海固然近海，蔣介石妄想登陸是一個目的地，但天津也近海，難道能說天津人也在等待蔣介石嗎？再說，我不早來北京，因為上海有業務，而北京方麵尚未找我，科學院中也尚沒有設立曆史所，那麽，要我放棄了上海的業務而到北京來空等幹什麽？ <h2>1955年 62歲</h2>
《通鑒》工作，由聶崇岐獨力完成。
1956年9月，顧頡剛與學生童書業夫妻在一起。
我開始整理《史記三家注》。囑賀次君到北京圖書館，遍校《史記》各種版本，我每月給以50元，希望將來作成一部《史記三家注集證》。
《古籍考辨叢刊》（即抗戰前在樸社出版的《辨偽叢刊》）第一輯在中華書局出版。續編第二輯，未付印。
夏，在所參加“肅反”運動，侯外廬領導。
秋，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自是經常到會學習。
我自到曆史所，尹達初問我要研究什麽，我開了一個研究題目的單子去，卻如石沉大海，不見回答。又一次開會，要我把稿子送給他看，我捆了四捆送去，依然不得消息。兩個月後，我忍不住了，到他辦公室裏取了回來，原來是原封不動，他竟沒有看。我問他究竟怎樣，他隻說一句“大而無當”，就把我幾十年的工作批倒了。我有一次到中國書店去，看見一部書，我自己力量不足，想請所裏買，他卻說“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對我關了門。又有一次，我對他做一個建議，他回答我：“顧先生，我們所中的事請你不要管。”這和毛主席的要人民當家做主的方法是背道而馳的。如果在舊社會裏，碰到這樣的上司，我早已投向別處去了。因此，我心裏總是鬱鬱不樂。 <h2>1956年 63歲</h2>
繼續整理《史記三家注》。《三家注》的解釋不同，以此標點就必須費一番思考，才可決定取誰舍誰。
夏，與全國人代、政協同仁參觀東北三省的工、礦、農、林各方麵的建設，直至北大荒、牡丹江諸地，開始看到新中國的光輝成就，使我無限興奮，一洗在舊社會經曆的各地陰暗印象。曆時一個半月。
冬，參觀廣西各縣的農田水利建設，並觀“各民族民間文藝會演”，又到興安觀“秦渠”。曆時兩月，最遠至隆林縣。
這年，民進選我做中央委員，參加開會更多。
夏末秋初，到青島，住楊向奎家，到童書業家飯。整理《浪口村隨筆》，與童君商酌。約住兩個月。
春，民進開會，予在小組上說：“我本來看學問很難，從來不敢以學術驕人。現在領導對我，他有過分的政治優越感，這就逼得我也激發了技術的優越感來了。”徐伯昕聽得此語，他要為尹達和我調停，約好了一天，由尹達派車接我去，我吐了一肚皮牢騷，但他沒有說話，此後依舊對我冷冰冰的，使我失去了到所工作的勇氣。 <h2>1957年 64歲</h2>
春，將廣西參觀所得寫了7000字，在政協大會上作書麵發言。
1957年11月，顧頡剛和李四光等人在一起。
這次政協大會曆時兩月之久，在會上親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言。
會後病肺炎，痰中帶血，先到小湯山療養，後轉青島，住科學院新建宿舍。
由侯仁之約，與譚其驤、任美鍔合編《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我任《禹貢》部分，說明其著作時代，交科學出版社出版。
30年前標點的姚際恒《詩經通論》由中華書局出版，予自校一過。山東大學中文係招我演講，因講《詩經》。
為山東大學《文史哲》作了一篇《息壤考》。
自珍挈其次子育宜來青探予，住十餘日歸。
予因嚴重失眠，轉入青島療養院，住居庸關路，與李四光對門，丁瓚夫婦亦時往來。靜秋以予病，亦來，住至冬日始歸。
這年，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為工農群眾揭發，其中熟人頗多，為之怵惕。回京後，即參加民進的反右整風運動。 <h2>1958年 65歲</h2>
與政協同仁分次參觀楊柳青、徐水、安國、信陽、遂平、安陽等處的農業建設，天津、武漢等處的工業建設。
在民進參加交心運動，各中委都做自我批判，將近一年。
“民間文藝研究會”開大會，選我為常務理事。我將所存的通俗讀物百數十冊捐與該會。
北大派朝鮮留學生李址麟來，囑我幫助他做“古朝鮮史”的研究，因此，我也隻得趕做這方麵的研究，總共經過了四年。
曆史所遷至舊海軍大樓，我的工作室在三樓北屋，冬間寒冷，始病腸炎，臥床數月。
是冬，《史記二家注》標點完工，交付中華書局。該局因我分段太細，占了許多空格，又每段上立一題，亦嫌麻煩，交宋雲彬重點一次，頗有以不誤為誤的，殊不愜意。 <h2>1959年 66歲</h2>
開始整理《尚書》。這個工作是我50年來的積願，承領導上交給我這項任務，我十分高興地接受。但其中問題繁多，有古今本子的不同，有古今人解釋的不同，有可用甲文、金文做比較而審識其意義的，有無從得旁證而沒法解決的，有西土人的方言與東方截然不同的，有寫假借字而無從認識其本字的，有本來寫錯或脫簡、錯簡而無法連貫成文的，要做徹底整理須費絕大功夫。因此，先選《大誥》做麻雀解剖，為的這是周公對西土人說的，完全是西土的語法。這一篇做得好，那最難讀的《周浩》八篇就迎刃而解了。
春，與政協同仁參觀湖南省工農業建設，並到韶山衝謁毛主席故居，遊洞庭湖，上君山，遇暴風雨，宿民家。歸途到河南省觀三門峽水庫工程。
西藏叛亂平定，我為政協同仁講“西藏曆史”，參觀宗教罪行展覽。
5月，我請求尹達，入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年，承他麵允，民進和該院接洽好了，但學部領導認為我年老，不必學習了，從此我就自安於“白專”道路，把全副精力用在《尚書》研究上，連民進的開會也感到勉強。
我當選第三屆政協委員，列入民進代表。秋，政協成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周總理派我做副主任委員（主任範文瀾，副主任楊東蓴、申伯純、李根源等），並親囑我寫文，但我已用全力研究古代史和古文字學上，沒有餘力兼治近代史。會中派秘書吳采君來，我隻叫她抄我的《尚書》稿。
冬，蘇聯專家越特金為譯《史記》為俄文事來京，本所組織了一個五人小組，幫他解決問題，我也參與其事。（五人為王伯祥、胡厚宣、趙幼文、高誌辛及予。） <h2>1960年 67歲</h2>
春，哲學社會科學部開“團結躍進會”，潘梓年發言，說此後各所應當注重資料工作，不再把整理資料工作者看做低一等的人，使我自信為我的工作是合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為抗議美帝劫奪我國在台灣的文物，政協開會，令我發言。
與人代、政協同仁參觀湖北工、農業建設和丹江口水庫工程。
夏，到北戴河休養20天，靜秋、潮兒偕行。到山海關、秦皇島等處。（政協組織）
秋，到廬山休養，近兩個月。下山後參觀九江、南昌、吉安、景德鎮各地建設，又登井岡山，謁革命聖地，認識到毛主席當年創立革命根據地的艱難。歸途經上海，留一日；到蘇州，留一星期（科學院組織。）
冬，與文聯同仁到西山長安寺，學習新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曆三星期，由王朝聞、蔡若虹領導，同學習者為吳鏡汀、吳作人、查阜西、汝龍、蔡芳信等。
譯就《大誥》，並作《周公東征史事初探》。
標點本《史記三家注》出版。
為文史資料會寫《中國社會黨與陳翼龍之死》，發表於《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六集。
為災荒不易買到葷菜，與吳語區的朋友約定，每兩星期上飯館一次。 <h2>1961年 68歲</h2>
作成《大誥譯證》及《周公東征史事考索》十餘萬字，送至中華書局，該局集合專家討論，提出不少意見，使我更加深入研究。
始作《逸周書·世俘篇》的研究。
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心小組學習會上，潘梓年、劉導生多次提出培養幹部問題，要用十年工夫從研究生培養到副研究員，囑在場的人開出進修書目。我因自己是研究西漢以上的曆史，就為本所第一組開出一個參考書目，分量較多。自文化大革命運動起，我受到批判，方知這個書目是不合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的，我應當檢討。
夏，政協為了三年災荒，招各委員到海拉爾避暑一個月，多進營養。靜秋同行。以彼地氣候和北京大不同，靜秋下車受寒，當夜即病，翌日不省人事，當經醫師治理，注射葡萄糖，得漸恢複。
政協同仁要我演講，為講《東北史概略》。
上海“辭海編纂處”要我審查“經學”和“曆史地理”各條，我帶去做了。
在海拉爾，參觀了謝爾塔拉圖國營牧場、鄂溫克自治旗錫尼河生產隊、南屯蒙民定居點，認識了蒙民生活的改進和畜牧業的發達。
調查了當地的民間文藝，歸後口述與民研會，由吳超筆錄為《海拉爾散記》。
冬，為民研會講“我在民間文藝的園地裏”。
李址麟畢業北大研究所，歸國。 <h2>1962年 69歲</h2>
1月，與人代、政協同仁到廣東，參觀工、農業建設，又到湛江市和海南島，觀歸國華僑所經營的農場。
與範長江、周揚在廣州相遇，他們要替我配備《尚書》工作的助手，我即開一名單與之。
到從化療養院休息一月，將《世俘》整理。
4月，“曆史研究編輯部”承黎澍之命，派人來抄《大誥今譯（摘要）》，發表於《曆史研究》。
6月，蔣匪幫聲言要反攻大陸，政協、民進及學部中心小組都開會討論。7月，到大連度夏，見沿海諸山均已挖洞，知蔣軍決難登陸。
秋，中華書局征得科學院南京檔案整理處同意，調劉起釺來京，助我整理《尚書》。其後和他商定，《虞夏書》、《商書》9篇歸他整理，《周書》19篇歸我負擔。
10月，我到中華書局辦公。後因天寒路遠，仍在家工作。
冬，民進開五屆三中全會，我因病未得終會。
學部《文史》征稿，將《世俘篇的校訂和批評》交之，登入第2期。
6月，中宣部為我工作事，由康生同誌召集一會討論。第二日，又到他家，與之商討，並招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共同討論。決議秋後我到局辦公。
春，政協開擴大會議，要求會中同仁暢所欲言，即說錯了話也不扣帽子。我因上年民進秘書長徐伯昕告我，尹達和他及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商定，說：“顧頡剛的學習由民進領導，業務由中華領導，工資歸曆史所發給。”把我同曆史所的關係局限在工資，不要我為本所做一點工作。又在這八九年中，尹達對我的說話永遠是諷刺性的，從不做正麵的領導，把這些氣憤話全在小組裏講出了。會將閉幕時，碰見陳毅同誌，他說：“想不到你有這種境遇。”當時即把我的事交給康生同誌，請他處理。
國務院參事廖華介紹他的同鄉林劍華來，助我抄寫，我見他能寫篆、隸各體，古書也念得較多，介紹與尹達。經他派李士敏調查後，說他有些政治問題，但問題不大，可以用，就任他為臨時雇員，做了我的助手。這是本所給我用的，我和本所的關係就不限於領工資了。
印度侵華失敗，我國將獲得的軍火退還，使我氣壯。 <h2>1963年 70歲</h2>
《尚書》二稿送中華後，該局又提意見，重寫為三稿，牽涉的問題益多，分量益重。凡不易用文字說明的，都列成圖表插入。
1975年10月，顧頡剛與助手劉起釪在幹麵胡同寓所。
《史林雜識》（即《浪口村隨筆》的改本）初編，中華已印就，因其中涉及少數民族，多方審查，未見違礙處，得於明年發行。
“全國文史資料會”召集全國主持文史資料人員在社會主義學院開會，囑我講“中國史料的範圍及其已有的成績”，我寫了8000字念了。主持這會的是申伯純。
黎錦熙自告奮勇，為作《大誥語法圖》，楊伯峻為作《大誥詞類》。我以為如能把全部《尚書》這樣做了，就可以提到科學性的高度，連帶可以解決甲金文和其他古籍的問題，歡欣地接受了。
山東曆史學會派人來邀我到濟南，參加“孔子學說討論會”，我因孔子的偶像早已在我的頭腦裏打破，沒有答應。
9月，政協同仁出外參觀，我因靜秋病近於食道癌，未參加，隻在北京市區參觀了工礦衛生諸建設和官廳水庫。
學部開擴大會議，我未全部參加。
10月，政協開大會，我發言，題目是“為了迎接社會主義文化高潮，應建立中國古籍研究所，並大量出版古籍，供應全國以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大大表現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複古思想，比了我在本崗位開書單更為反動。
以兩月積勞，得便血症，至12月底進北京醫院治療。
政協開大會，我因和中華書局往來兩年，深知他們人力不足，大多數依靠外稿，而外稿水平不齊，水平高的很少，一般須大量加工；該局職工替它加工，沒有研究的時間就做不好，因此名為出版古籍，而重要的古籍則都擱置沒有動手。於是我在大會中建議設置“古籍研究所”，希望集中局外可以工作的人士互相討論，共同提高，以應出版的需要。自經這次運動，我才覺得這是表現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崇古思想，應當批判。 <h2>1964年 71歲</h2>
1月、2月住醫院，因院中汽爐溫度高，生活輕鬆，便血自愈。醫生檢驗數次也未獲結果。3月初出院。
北大“古典專業”要我去講“經學”已曆數年，我皆以病未應；本年有一班畢業，該校教授陰法魯到醫院來看我，要我必去，並說已和曆史所領導說好。我想便血已止，就答應下來。3月初去，每周四小時，分兩次講。哪知不到一個月，病又發了，方知我這身體已經不起勞累，當即停課，就在北大招待所裏整理《尚書》。
自夏至秋，到青島休養，改作《周公東征史事考索》。一經勞累，依然發病。
冬，到濟南，參觀博物館、圖書館，遊趵突泉、大明湖。
我所住的幹麵胡同宿舍，天花板高至一丈三尺，四麵玻璃窗，又是統間，冬天生了火爐也不暖，我的氣管支炎症每年必發，有時轉為肺炎，甚為苦痛，曾請學部設法，另找一四合院子居住。學部說北京房屋緊張，不如把舊屋修理，派董謙等看過，他們也感到確實不適居住。當時有一個懂得建築的朋友來，他說：玻璃門窗多，可以裝在南麵，成一走廊，後邊造牆，並把天花板降低，如此用料不多，就可保暖禦寒，當即由他畫一圖樣。那時建國門外宿舍剛蓋好，學部黨委副書記張仲才來，說：“你的書多，可給兩個單元，不必改造了。”他陪我去看，我看到那裏有暖氣、煤氣的設備，可省勞動力，當即答應遷去。後來尹達和學部商量，為了照顧我，還是修改，至浪費國家資財達一萬餘元。這充分說明我慣享特殊待遇，和工農兵的差距太遠，而我所以要住大房，就為書籍太多，這些書除了祖父和父親的遺留外，都是我一生取高工資、領兼薪剝削人民的財富得來的，我想待運動結束後還之於人民，使我減少內疚和負擔，得以輕裝前進。
這年，李址麟到京，告我去年到中國東北考古，發掘到許多古物，足以證明中國東北是古朝鮮族住居之地。他送我一本他所著的《古朝鮮研究》。我雖不懂得朝鮮文，但看書中插圖直把中國東北和朝鮮聯成一片，深恐將來成為國際糾紛，因此寫了一封長信，把這本書一同送到中華書局，請他們送給高級領導，做一個適當的處理。 <h2>1965年 72歲</h2>
1月開政協大會，在小組會上，李平心問我對尹達態度有改變否，我又把六二年所說的話重複了一遍。
歸後，告家中人，妻子兒女齊向我鬥爭，我當夜寫一檢討，翌日在小組中宣讀。隔了幾天，我到尹達家請罪，說：我自到所以來，不認識你是無產階級，我是資產階級；你是領導者，我是被領導者，以致犯了許多錯誤。他說：在所裏，你沒奈何我，我也沒奈何你。但你要想，這十幾年裏是你一生中最安定的生活了。
參加反帝、反修學習，自4月至8月，政協和民進不斷開會，便血病迄不能痊。我自想，年齡和疾病成正比例，我天年已屆，還不容我安心結束工作，偏要天天開會，本年8月又特別熱，常在百度左右，我簡直受不了，狂妄地宣稱我不願改造了。
9月，會畢即病倒。臥床上看革命小說《紅岩》、《紅旗譜》等，吸取革命精神。
10月，透視結果，知結腸有腫瘤，即住北京醫院。11月動手術，割去結腸一尺多。12月，到香山楓林村療養。
這年，因病及開會多，《尚書》工作僅做文字上的修改，但亦有意外的發現，如“有攸不唯臣”等。
秋間，曆史研究編輯部派張允侯來組織稿件，擬作《從烝報資料看中國古代婚姻製度的發展》。稿未完，以集中學習而停寫。 <h2>1966年 73歲</h2>
在香山，將主席著作從頭讀過。看摩爾根《古代社會》和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等書，對曆史唯物主義稍有理解。
1966年初，顧頡剛在北京香山公園。
5月，回城，中華書局來索稿，繼續修改《周公東征史事考索》，尚未完。
8月，接受曆史所革命群眾的揭發，參加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每日上班，而這時公共汽車擠得不能上，隻得帶著冷飯，步行來往。為了勞頓，11月中降結腸氣囊腫複發，請假醫治，曆三月方愈。
8月20日後，湲兒所在之女附中革命學生張汩等到我家造反，將我家所藏照片數千張，信件數千封，燒了三天。所中來封我家書室的門，留三間做住所，予遂與線裝書絕緣。終日學習主席著作，改造思想。
從8月末到9月初，所中鬥尹達，予陪鬥三天，才知道群眾有無比的威力。九十八人貼我大字報，可見我在所中已犯眾怒。
9月全月，予每晨到所掃地一小時許，用勞動改造自己。10月初停止。
四兒均到外省串聯，潮、洪、湲到延安、成都、重慶、遵義等地，一日步行百餘裏，堪兒到鄭州、上海、杭州等地。家中勞動力缺乏，予參加家務勞動，學習做飯，上街排隊購物，和工農群眾站在一起，世界觀漸有改變。自知資產階級思想在我頭腦裏根深蒂固，非得如此大震蕩是不能改變的。
8月，張雁秋夫婦、薑又安、林劍華均驅逐回籍，尹如濬是自己逃回老家的。 <h2>1967年 74歲</h2>
夏，書室啟門。西邊三間讓出，由三家住入。我的書重疊在後屋，無法啟視。準備運動後，逐步捐獻國家，隻留一些必要的書籍，則負擔可輕。
8月，學部鬥爭潘梓年、王恩宇，呼聲震天。予在樓上聞之，為之心悸，怔忡病又發，請假一個月休養。
外孫李育宜來，過國慶節，在我家留宿數天。
通過一年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讀主席著作和有關大革命文件，我初步認識，人是不能離開政治的，我一生中的超階級的讀書治學的幻想是不存在的。解放以前，我和胡適、朱家驊一班反動派接近，證明我已成為附屬於他們的反動知識分子，是革命的敵人。解放以後，我雖欣幸地生活在新社會裏，但依然重業務而輕政治，沒有很好地改造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封、資、修的遺毒依然存在，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絆腳石。在這回空前偉大的革命潮流裏，我願意脫胎換骨，接受改造。希望通過革命群眾的揭發和批判，把我這個根深蒂固的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上來。今後我下定決心，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1979年5月，顧頡剛與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同仁在民族文化宮。
顧頡剛不僅創立了“古史辨”學派，也是中國曆史地理學、中國民間文藝學的奠基人之一。
為懲去年便血事，不敢多走路，上下班由三輪車工人王明德接送。
為了年餘不曾鬥我，心又放鬆，每日下午好看舊書。靜秋強行製止，每致爭吵，予常用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的話反對她。由今思之，真是“打了紅旗反紅旗”也。 <h2>1968年 75歲</h2>
1月3日，楊升南將我一生日記取走。
1月杪，工農兵醫院查出我有嚴重的糖尿病，當即留院診察。2月中旬出院，控製飲食，吃綠豆或豆麵，尿中即無糖流出。但人身不能缺糖，故亦間吃米、麵。血糖入院時為159，至5月中高至180（正常的人，血糖為80～110）。特效藥買不到，此病恐將日劇。
5月3日，夜中起來小便，突然暈倒，尿流滿地，醫雲是酮中毒的現象。
5月10日，受本所鬥批，在會議室。予先就解放前事作一提綱，逐條念出，群眾不同意者起來駁斥。自上午9時至11時，予體尚能支持，唯腳痛耳。群眾將我日記中語質問我，故能深中予病。
2010年，《顧頡剛全集》出版。圖為書影。
《顧頡剛全集》分8集、59卷、62冊。它的出版對我國曆史學、古文獻學、曆史地理學、民俗學以及近現代學術史都將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文獻價值。
5月13日，革命聯絡站貼出予大字報三份，前兩份數說予與胡適、朱家驊的反動關係及仇視革命先驅魯迅之反動言行，後一份說予自到曆史所後之錯誤行為，如主張設立古籍研究所，要配備助手整理我的著作，以及改修房屋、浪費國家財力等。靜秋及洪、湲往觀後，均對我嚴厲批評。
予自悔一生心力費於古書，致不努力於思想改造，即日起不再看古書，一心一意地致力於人生觀之轉變。每日把讀新書心得寫出來，庶可奪舊學在腦中的陣地。
3月20日後，揪出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及戚本禹等反革命分子，予一震驚，怔忡症又發。此皆毛主席之身邊人，怎麽會墮落到這樣！
2月中，曆史所揪出壞頭頭傅崇蘭，逮捕法辦，組織革命派聯絡站，處理運動事務。
3、4月中讀《魯迅全集》，吸取他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