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歐洲行旅</h2>
陳寅恪在京期間，除與魯迅、傅斯年等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會晤外，還在北京擔任過全國經界局局長秘書。這時的局長就是後來攜一名叫小鳳仙的絕色妓女逃出京城，在雲南起兵討伐袁世凱的蔡鍔。後來，陳氏又受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闓延聘，至湖南交涉使署任交涉股長一職，同事中有當年留日同學林伯渠等，林時任總務科長。由於此類職務和承辦的差事，用魯迅常說的一句話，屬於“不值一哂”之類，與古代小說中描述的頭罩布袋帽，肩搭白汗巾，整日穿堂嗷叫不止的店小二沒有多少區別，因而在陳寅恪後來的歲月裏，像不太提及與魯迅同門一樣，很少向外人說起這段當差的經曆，偶爾提及，也是出於教學或向“組織”交代自己履曆的需要。1
事實上，這類差事對陳寅恪而言，隻是打發無聊的時間和增加一點人生閱曆罷了，在一個學術大師的一生中，的確是不值一哂的小小插曲。
1918年7月，歸國四年的陳寅恪終於獲得了江西省官費資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學的機會。按照陳氏的想法，此次放洋將重返德國柏林大學，但歐戰硝煙未散，遂按照時在哈佛大學攻讀的表弟俞大維建議，決定先赴美國，入哈佛大學學習梵文與印度哲學。冬十月，陳寅恪輕裝乘輪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國本土進發，這一去就是八個年頭。2
陳氏抵達哈佛後，跟隨東方學大師蘭曼教授學習梵文與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學與佛學，一時如魚得水，學業大進。也就在此時，與來自陝西涇陽的清華留學生吳宓相識了。據時在哈佛就讀的吳宓晚年所撰《吳宓自編年譜》1919年篇載：“宓去秋到波城（boston）後，得識初來之自費留學生俞大維（david yule）君。俞君浙江省山陰縣人，其叔父俞恪士先生（名明震）為有名詩人，有詩集《觚庵詩存》行世。辛亥革命時，任甘肅省提學使。民國四年，在北京任肅政使，與李孟符（名嶽瑞）世丈為知友。曾彈劾甘肅將軍張廣建，對營救吾父事頗有助力。俞大維君，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短小精悍，治學極聰明。其來美國為專習哲學。然到哈佛研究生院不足兩月，已盡通當時哲學最新穎而為時趨（fashionable）之部門曰數理邏輯學。lewis教授亟稱許之。然於哲學其他部門，亦精熟，考試成績均優。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ph.d.in philosophy），並由哈佛大學給予獎學金（schrship）送往德國留學進修。哈佛大學本有梵文、印度哲學及佛學一係，且有卓出之教nman先生等，然眾多不知，中國留學生自大維君始探尋、發見而往受學焉。其後陳寅恪與湯用彤繼之。……俞大維君識宓後，則多與宓談中國文學。嚐為宓口誦曾廣鈞所作之《庚子落葉詞》十二首。吊珍妃也。”3
通過俞大維介紹，吳宓得識陳寅恪並對其人格學問終生服膺。陳寅恪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吳宓，這種影響不隻是人生學問的大命題，還反映到一點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陳氏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受其影響，也為了“我今學習世界史”這一誌向，吳宓毫不猶豫地把英國劍橋出版的《劍橋近世史》十餘巨冊從書店搬回。後又續購《劍橋中古史》約十巨冊，使成完璧。其手筆之大，堪稱“豪華”級。4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君（南按：即梅光迪），皆屢勸宓購書。回國之後，西文書籍，杳乎難得，非自購不可。而此時不零星隨機購置，則將來恐亦無力及此。故宓決以每月膳宿雜費之餘資，並節省所得者，不多為無益之事，而專用於購書，先購最精要之籍，以次類及。自本月起，即實行焉。”5
正是感於陳寅恪的購書之多，吳宓才心旌搖動，欲加以仿效，並真的從書店搬回許多書籍。隻是有時未免學得太過，大有邯鄲學步或東施效顰之態。據說因一時頭腦衝動，也為了與陳寅恪、俞大維爭勝，吳宓竟咬緊牙關，不惜血本花費60美元（時官費生每月100美元），把擺在書店連當地人都不敢問津的《莎士比亞全集》各家注釋匯編本共19巨冊拖出來，拂去上麵的塵埃，一路喘著粗氣扛回宿舍，放於床頭當作鎮室之寶。想不到歸國之時，費心盡力將這套書運回國內，日後多年未用。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吳氏攜帶此書曆盡千山萬水，每次搬遷居所，既費力又費錢，同時又無合適的存放之地，竟成為一件勞心耗力的累贅。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吳宓再也不堪此書的重負，索性再一咬牙，來個放血大甩賣，忍痛售與清華1925級畢業生孫大雨，算是去了一個累贅和一樁心事。
關於陳寅恪留學哈佛的行狀，除好友吳宓外，尚有不少中國留學生留下了記錄，同為留美學生的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我於1920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院做研究生，同學中傳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奇人陳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選功課大都是冷門，我心儀其人，但未之見。”6其實，陳寅恪的性格並不孤僻，他隻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別講究門第與家學淵源而已，對那些城市暴發戶或農村土財主，他是不屑一顧的。就當時中國的情形而言，能出國留學者，自是有錢人家的子孫，而有錢者不見得來自書香門第，因而能入陳氏眼者寥寥無幾。那些被冷落者要麽不自知，要麽肚裏清楚，但怕如實道明會丟自己的麵子，因而故作其說，以示錯在對方，給不了解內情者留下陳寅恪性格孤僻的一個錯覺。曾任教於燕京大學的名教授洪業（號煨蓮），在回憶自己留學生活時，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說的是1916年暑期到馬薩諸塞州海濱度假，途經康橋，順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學生中的英雄豪傑。在哈佛校園中見一中國人襯衣整個都露在褲子外麵。當時的美國人多把襯衣的下擺係於腰帶以內，呈貴族狀搖頭擺尾，故作瀟灑。此舉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作一種不禮貌、非常可笑的行為。但對方不管周圍投來的異樣目光，仍“在維德宿舍前大聲朗誦中國詩詞，旁若無人。再過一會兒，這人激動地站起來，在樹下踱著方步，後麵拖著在初秋風中晃著的襯衫腳”。洪業覺得這人真是怪模怪樣，不禁啞然失笑，友人陳宏振把他拉到一邊，告訴他說“這是大家最欽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國語言，但不要學位”7。這個“怪模怪樣”的人正是陳寅恪。洪業得知，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遂不再認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1920年秋，北京大學赴美同學留影。左起：羅家倫、康白情、段錫朋、汪敬熙、周炳琳
1921年，歐戰結束，硝煙散盡，各種秩序恢複正常。是年秋，陳寅恪與表弟俞大維離美結伴赴心向往之的德國柏林大學進入哲學係就讀。陳寅恪師從呂德施教授（prof.heinrich luders）主修梵文、巴利文，時年三十二歲。
當時國外的留學生，普遍的讀書趨向、治學風氣，大都是“先博後專”。但有相當一部分注重國內外熱門的工程、實業等專業，希望在短時間內博得一頂碩士、博士帽子戴在頭上，以此作為進身之階，歸國後獲得富貴榮華，過上安樂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則為學術而學術，也就是近似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學問與精神為救國經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於碩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頭上則不太在意。時在柏林大學與陳寅恪友善的中國留學生，大多屬於後者，其理想和心氣都是為學問而學問，很少顧及帽子事宜和日後升官發財之途。據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已由美國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羅家倫回憶：朋友中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維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又從曆史、法理、音樂到彈道學、戰略戰術，天才橫溢，觸手成春；毛子水初學數學，在德研究科學地理，旋又愛上希臘文，後竟把利瑪竇所譯《幾何原本》改譯一遍；而傅斯年學過實驗心理學、數學、理化學，聞聽柏林大學近代物理學、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顯赫一時，又到此處聽相對論、比較語言學，偶爾書包裏還夾厚厚一部地質學著作”8。
如羅家倫所說，傅斯年是1923年9月，由英國倫敦大學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的。如果說當年由山東官費放洋是他人生命運的一個轉折點，那麽，自英轉德則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方向。而使他做出這一重大人生抉擇的關鍵人物就是陳寅恪。
傅斯年在歐洲求學七載，回國時隻留下幾本筆記，其餘一概丟棄，致使後來的研究者很難掌握他在那七年間思想與學術曆程的演進與變化。幸而傅氏有幾封與朋友的通信和幾篇報章文字保留下來，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點線索，從而觸摸到他在那個特定時期的思想脈動。
放洋海外，是傅斯年早在北京求學時就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其使命所在，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了自己久積於心的無數困惑與探求真理的欲望而出國的。當他得知自己獲取官費放洋的消息後，於山東聊城老家給北大同窗好友的信中說道：“我向來胸中的問題多，答案少，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來，更蘊積和激出了許多問題。最近四五個月中，胸中的問題更大大加多，同時以前的一切囫圇吞棗答案一齊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學的饑，饑得要死，恨不得在這一秒鍾內，飛出中國去。”9字裏行間，除了透出傅氏直來直去的性格和迫切心情外，其遠大的人生誌向已有顯露。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告別北大同窗好友和新潮社同人，由北京起程直奔上海。
抵達上海後，傅斯年與一同赴歐的同窗俞平伯等暫居新群旅館，籌辦登船事宜。正在蘇州家中休假的北大同窗好友顧頡剛專程前來上海送行。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離開上海吳淞碼頭，向浩瀚的印度洋駛去。1月19日晚，傅氏按捺不住心中情感的湧動，提筆給新潮社諸友寫了一篇路途觀感，敘述了離京的經過和對上海的印象，文中說：
在上海住的時間很暫，沒得甚麽益處。但見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不止可以駭然，簡直可以痛哭一場。社會組織不良，才有這樣的怪現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我覺得上海有一股絕大的臭氣，便是“好摹仿”。請看上海話裏，一切名詞多是摹仿的。不直陳其事，而曲為形容，拿甲來替代乙，拿丙來比喻丁，其結果無非令人肉麻罷了。至於行動的摹仿，更不要說。從摹仿“倉聖”，以至於模仿“洋崽子”，雖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婦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婦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白情有句話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麽，都和流行病一般”。我想所以事事成流行病的緣故，有兩層：了解不了，抵當不住。漂亮是誤人的淵藪，因為他是油滑浮淺飄流的根原。我平日常想，漂亮是糊塗的別名，時髦是發昏的綽號。10
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門後，第一篇觸及社會生活的評論性文章，內中透出其獨特的觀察力與鋒芒畢露的性格，也暗含著對民族精神的憂慮與傷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號發表後，曾引起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籍男人的反感與抵製，認為傅醜化了上海人雲雲。而此時的傅斯年已顧不得這些是是非非了。
經過四十幾天的顛簸漂蕩，輪船穿越地中海與直布羅陀海峽，終於抵達英國的利物浦碼頭。傅斯年與俞平伯下得船來，於次日乘車趕赴倫敦，入倫敦大學研究院就讀。對於一路上所見到的海光山色，奇情異景，傅斯年在給好友徐彥之的一封信中不無得意地說道：“沿路四十日間，把幾個階級的文化，幾個最異樣的自然現象都經過了；幾千年的民族經曆都溫習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對象，也都有了。”11
在學校選擇的問題上，傅斯年解釋了自己選擇倫敦大學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牛津或劍橋的原因，主要是官費不甚充足，而倫敦大學在學費和花銷上要比前兩校便宜許多。讓傅斯年意想不到的是，剛進校兩個星期，一同前來的俞平伯便不辭而別。傅俞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個宿舍的好友，俞是受了傅的鼓動而專程來英留學的，如今突然離去，令傅斯年驚慌失措，急忙外出尋找。聽人說俞已趕往法國要乘船回國，傅斯年疑心俞氏得了精神病，急忙追至馬賽攔截，果然在一艘輪船上找到了俞。一問方知，俞不是什麽神經病，而是想家想得忍受不了，欲溜之乎也。傅斯年聞聽大怒，心想此事甚為荒唐，乃強壓怒氣苦苦勸說，讓其咬牙挺住，回英繼續學習。無奈俞平伯去意已決，死不回頭，傅斯年知道此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事理，無可挽回，乃長歎一聲，黯然作罷。後來傅在致胡適的信中頗有些垂頭喪氣地說道：“他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之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於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長歎。但望此後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象就好了。”12
傅斯年出國前，蔡元培贈送的一副對聯：山平水遠蒼茫外，地闊天開指顧中
威爾斯（h.g.wells）撰寫《世界通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書影。傅斯年到英國的第一年，曾幫助威爾斯撰寫該書中有關中國中古史的部分。該書於1920年出版後，洛陽紙貴，12年內賣出150萬本之多（王汎森提供並解說）
在這封信中，傅斯年告訴胡適“自己在大學時六年，一誤於預科一部，再誤於文科國學門，言之可歎”，從此下決心跟隨倫敦大學著名教授史培曼學習研究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課程，做一種真學問，不像有些留學生一樣求速效，急名利，欺世盜名，做回國升官發財之迷夢。對於這一取舍的最終結果如何，傅斯年心中並無清晰的把握，正如他給徐彥之等幾位新潮社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13這是傅斯年的決心，也是其性格的寫照，通觀傅氏一生，似乎都與這個最初的理想與信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隻是傅斯年沒有想到，這一匡時濟世的理想與做法，一度受到他心愛並尊崇的老師胡適的誤解，並發出了“大失望”的慨歎。按照胡適的想法，留學放洋就要有一個結果，而最好、最明顯的結果是取得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否則便是失敗的象征。從這一點上看，早年暴得大名的胡適，的確有些人未老而心已衰了。當時留德的羅家倫等一幫有誌青年深知傅斯年用心之良苦，羅氏後來曾對傅這一選擇解釋說：他“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種舉動，就得要明白當新文化運動時代那一班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於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裏麵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裏麵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這是孟真要治實驗心理學的原因”14。羅家倫所言，顯然比胡適在這個問題上的識見要深遠了一步，也更切中當時的現實要害，畢竟五四之前與之後，中國人的思想已大不相同了。五四時代的青年對自然科學興趣大增，而心理學正是一個熱門，如北大畢業生汪敬熙、吳康等出國留學後，專攻的方向就是心理學。傅斯年在倫敦大學選擇心理學的另一個原因，羅家倫認為是早年受章士釗演講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學的影響，並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頗感興趣。另據台灣史語所研究員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書中發現，他在留英時期曾購買了大量弗洛伊德（freud）的著作，歸國後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對人說過當年他“醉心心理學”，後來章士釗曾說傅斯年是全中國最懂弗氏理論學說的人。15正因為傅在這方麵的成就與聲名，當中央研究院創辦時，他被聘為心理學所的籌備委員。
胡適不明就裏，妄下論斷，他哪裏知道抵達英國的傅斯年，視野不僅限於自然科學，同時對英國的文學、曆史、政治、哲學等著作也多有涉獵，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是每部必看。正是懷揣這樣一種超凡脫俗的理想與抱負，以及“先博後專”的宏闊視野與思想戰略，傅氏在學術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終成就了一番輝煌事業並超越了他的老師胡適。
1923年9月，傅斯年離開學習生活了三年多的倫敦大學，背著沉甸甸的收獲與一堆同樣沉甸甸的困惑，來到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開始了新的求學曆程。 <h2>◎柏林日夜</h2>
傅斯年由英轉德前後，除陳寅恪、俞大維幾人，原在北大的同學羅家倫、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後從歐美各地轉到柏林求學，同時還有金嶽霖、姚從吾、段錫朋、周炳琳、宗白華、曾慕韓、徐誌摩等會聚在柏林街頭巷尾，形成了一個頗為壯觀的中國留學生部落。這個群體中的人回國後，大多成為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釋放的能量，對中國近現代學術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確切地說，傅斯年由英轉德，主要原因還是柏林大學良好的學術環境與氛圍。當時德國的近代物理學為世界所矚目，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力學，都是轟動一時的學說。而社會科學中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則是柏林大學傳統的、久負盛名的學科。渴望在自然科學領域搞出點名堂的傅斯年，自是心向往之，欲親身前往領教一番。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與陳寅恪有關。此時，傅斯年與俞大維並不熟悉，即使見過麵也沒有多深的交往，因而羅家倫所說傅到柏林大學是受陳俞二人吸引並不準確。據可考的資料顯示，傅對俞真正了解並與之密切交往，是他轉入柏林大學之後的事，且是因了陳寅恪的關係才與俞大維逐漸密切交往並成為好友的。後來毛子水進入柏林大學就讀，傅向這位北大同窗介紹情況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又據毛子水在台灣時回憶說：“後來我的認識這兩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紹的。……平日得益於這班直、諒、多聞的朋友不少。（趙元任夫婦遊柏林時，寅恪也遠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維、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學問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國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樂！）”16
陳寅恪與傅斯年在柏林大學的重逢，有意或無意地改變了傅斯年的治學追求，並最終使傅的興趣轉到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這一學術領域。可惜的是，陳傅二人在這一時期留下的資料非常稀少，為他們作年譜或傳記的作者，在記述二人交往史事時，往往一筆帶過，從而為後世留下了一堆糾纏不清的謎團。
畢竟龍行有影，虎行有風，通過二人留下的點滴資料與他人的回憶，陳、傅在柏林的留學思想、生活與學術追求，還是給後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線索。
據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王森通過傅斯年藏書分析，盡管當時的柏林大學物理學與語言文字方麵的比較考據學均名冠一時，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時主要興趣是物理學，尤其是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同時對自然科學方麵的其他門類仍保持濃厚的興趣，對各種書籍也廣泛涉獵。有一天，羅家倫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約定到柏林康德街二十四號中國餐館吃晚飯，傅斯年來時，夾了一個很大的書包，眾人不知其為何物，待翻出來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冊的地質學方麵的書。向來不善言辭，更不愛開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這部書是‘博而寡約’，傅孟真讀它是‘勞而無功’！”一句話說得傅斯年暴跳如雷。17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國學子可謂人才薈萃，濟濟一堂，其間相互往來，訪談遊玩，時而講文論學，時而高談國是。陳寅恪常與幾個朋友下午相約去某同學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館把酒清談，酒酣耳熱時分，群露激昂之狀。俞大維因醉心德國歌劇，常用竹筷頻做指揮音樂狀；陳寅恪則能講到國家將來政治問題，對教育、民生等大綱細節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征兵製來訓練鄉愚大眾，民生須盡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等。諸生聞聽，大感分析透徹，鞭辟入裏，對陳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當此之時，與傅斯年友善的德國留學生，各自的想法與求學的興趣、路數、門徑雖有不同，但理想還是大體一致，確實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誌。因了這些雄心壯誌的誘惑，在德國乃至歐洲求學的中國學生，除了官費與自費，還有所謂勤工儉學等五花八門的方式。因而留學人員可謂是魚龍混雜，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歐洲大陸顯著神通。抗戰時期，執教於成都燕京大學的陳寅恪對他的研究生石泉說過一則留學時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陳寅恪走進柏林一家華僑開的飯館，無意中和周恩來與曹穀冰等幾人相遇，打過招呼，同在一桌吃飯，由於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曹氏等人都說不過他，遂惱羞成怒，放下麵包，掄拳便打，順便把陳寅恪也掄了幾拳。周恩來自感力不能敵，與陳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誤入了老板娘的房間。多虧老板娘此時正在外麵張羅客人的飯菜，未鬧出更大的亂子。周與陳二人急忙把門關上，並用肩膀拚命抵住，任憑外麵如何叫陣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無趣退走後方才出來。為此，陳寅恪曾笑著對石泉說道：“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作了共產黨。其實我那天什麽也沒有講，隻是聽他們辯論。”18
此段逸聞，陳寅恪隻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時，當作一個笑話偶爾說起，未有炫耀之意。幾年後，當國共兩黨在炮火中徹底易位，共產黨勝利後，周恩來官至一國總理時，陳氏再也沒有提起這件陳年舊事。其理與魯迅的交往一樣，怕被誤認為“謬托知己”。不過對方似乎一直沒有忘記陳氏的存在和當年結下的情誼，1954年，周恩來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在政務院所做報告，於總結時特別強調：“……要團結一切愛國分子，如陳寅恪，要考慮科學家待遇。”19而當“文化大革命”爆發，陳寅恪落難嶺南之際，周恩來曾經對廣州學生串聯進京的造反派頭目們說過“你們可請教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20，“陳寅恪教授是善於古為今用的學者”，21意在對陳給予保護。此點除了周“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說與在德國期間二人的交往有些關係——盡管在飯桌上陳氏什麽也沒有說。
門第與家學淵源連同個人的才氣誌向，注定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在心靈上的溝通並漸漸成為同路人。來到德國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歐考察路經德國，由傅斯年、羅家倫等原北大弟子陪同遊覽波茨坦（potsdam）無憂宮（schloss sanssouci），宮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爾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見後，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因此落在了眾人的後邊。羅家倫走至半道發現此情，隻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羅對眾人說道，隻見傅斯年站在伏爾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詞地背起李義山（南按：應為溫庭筠，羅氏誤）的兩句詩：“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實憐君。”22羅家倫此語雖含調侃的意味，並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當時傅氏的誌向與心境。
到了歸國前的最後一兩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漸轉向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而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就是19世紀被推崇為德國近代史學之父、西歐“科學的史學”的奠基者的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按蘭克的理論，一切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曆史真相，隻有窮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資料。其曆史觀點的核心是：史料高於一切，要把曆史學變成史料學。蘭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1494年至1514年間羅馬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寫道：“人們一向認為曆史學的任務是判斷過去並且為了將來的世代利益而教導現在，本著作不指望這樣崇高的任務，它僅僅希望說明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此書出版後轟動了整個歐洲，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卡爾（e.h.carr）對此評論說：蘭克那句“並不怎麽深刻的格言卻得到驚人的成功。德國、英國甚至法國的三代的曆史學家在走入戰鬥行列時，就是這樣像念咒文似的高唱這個富有魔力的短句。”23由於蘭克強調“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事實或許是偶然的枯燥無味的——也無疑是曆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律”，後世史家又把蘭克的理論與他創立的學派稱為“實證主義”。這個學派在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風靡一時，幾乎壟斷了歐洲史學界。當傅斯年來到柏林大學時，蘭克學派依然雄風不減。傅氏在求學的道路上經過幾年的搖擺晃動，最終選擇了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並作為重點研習對象和安身立命之托，與當時歐洲的學術大氣候自然有著密切關係。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沒有想到，正是他的這一抉擇，引發了一場對中國史學影響久遠的輝煌的革命。
在柏林大學就讀時的傅斯年
通過陳傅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漸漸匯入同一大海的曆史脈絡。許多年後，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著名史家王汎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語所保存的傅斯年檔案時，發現了傅氏當年的手稿、筆記和他與民國學人來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筆記本記錄於柏林大學求學後期。把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對照，竟發現二者授課的教授相同，從而可知二人上過同一教授的課程。已知的是陳寅恪對梵文大師呂德施極為推崇，而據傅斯年檔案中所見，在他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中有呂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份記載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授課內容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開承認他是受了陳寅恪的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的。王汎森根據這些材料，結合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判斷，認為傅斯年這一時期開始大量購買比較語言學方麵的書籍，進一步“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24。王氏這一推斷當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從後來陳傅二人的學術交往與思想溝通中亦可見出。
傅斯年1926年9月間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其中提到他於1896年5月26日出生於中國聊城（按：傅斯年正確的生日是3月26日），在柏林大學讀到1926年夏季學期為止，是作為哲學學生。其中提到傅先生修過，但在上課冊中未被證明的課有人類學、梵文文法、普通語音學。梵文文法課的老師luders是梵文泰鬥，也是陳寅恪的老師。這份文件中注明普魯士州教育部通知大學允許傅先生入大學的日期是1923年3月10日（證明書原件由台灣“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提供並說明）
陳寅恪常謂“讀書須先識字”25，要研究曆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曆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隻有如此才能揭示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專門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功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習，當時他在給羅家倫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這一個半月中，看來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馬克餘之房錢，像前者，又有火爐子費，又交學費，故實是十分減省，每日吃飯在二馬克與三馬克之間，未曾看戲一次。書是買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漢）的語言學（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課，下一是為寫書用。”26
傅斯年最終決定轉向實證主義史學，很快便顯示了他過人的聰明才智，學業大進的程度出乎諸生意料。麵對傅氏咄咄逼人的銳氣，俞大維曾對人說：“搞文史的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27五短身材卻聰明絕頂的俞大維遂調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避免了與傅胖子的直接對壘交鋒。學成歸國之後的俞大維於1933年再度重返德國，進入柏林工業大學，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製造、戰役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對彈道學的學習研究更是精進，終成著名的兵工製造與彈道專家，回國後曾任國民黨政府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等要職。
1924年5月，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哲學係的趙元任，偕夫人楊步偉到柏林準備轉道回國，此前在辭卻哈佛大學教職時，特致函陳寅恪，希望陳氏重返哈佛代其職位。陳寅恪自感學業未成，複信婉辭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隻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28雖為一句戲言，趙元任見信，深感其人誌不在此，遂不再提及。後來楊步偉寫了一本叫作《雜記趙家》的書，這位婦產科出身的醫生，在寫作上盡管不是內行，但總算為後人留下了一點史料，多少彌補了行文中的缺憾。據楊氏回憶，她與趙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大些中國在德的留學生來看我們，也是現在很多的名人在內，我們多數是聞名沒有見過麵的，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費留學生，大戰後因德國馬克正低，這些書呆子就轉到德國去，大買德國的各種書籍，有的終日連飯都不好好地吃，隻想買書，傅斯年大約是其中的第一個。大家見麵後越談越高興，有時間到中國飯館去吃飯，看見有中國學生總是各付各的聚攏一道來吃。有時他們到我們住的地方來談到半夜兩三點鍾才回去”。又說：“那時還有一個風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勵離婚，幾個人無事幹，幫這個離婚，幫那個離婚，首當其衝的是陳翰笙和他太太顧淑型及徐誌摩和他太太張幼儀，張其時還正有孕呢。朱騮先夫婦已離開德國，以後在巴黎見到的。這些做鼓勵人的說法，我一到就有所聞，並且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批評，說陳寅恪和傅斯年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幹淨的。有一天羅誌希來說有人看見趙元任和他的母親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來挑撥，我的歲數，人人知道的。（誌希！你還記得嗎？我想你回想到那時真是你們的黃金時代。）”29
楊步偉所說的朱騮先，即後來出任過中華民國教育部長和中央研究院代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等高官的朱家驊；羅誌希就是羅家倫。羅氏這位與傅斯年齊名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此時正與一位在歐洲的中國女人（名字不詳）狗扯羊皮地來回折騰，並陪其自柏林到巴黎遊覽。據說在陪其看戲時，曾“看得她頭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兩座尚可聽得”30。號稱寧國府“石獅子”的傅斯年聞之不爽並大起疑心，曾致信羅加以嘲諷說：“心跳而能使隔座者聞之，絕無此理……想是使君之心與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聞焉。”又說，“她自巴黎歸，聽說甚不喜巴黎，大維謂是你（羅）領他（她）看博物院之過。我當時想起《聊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時送其七品補服於其所識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對不起朋友者，然當時此想油然而來，非由我召也。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擇路則不可。”31
可能此時羅家倫被那位交際花式的風騷女人和傅斯年的嘲諷與批評弄得暈頭轉向，不辨牛馬，才跑到趙楊夫婦下榻的旅館說了這一番昏話。此時，自視出身名門，才貌超群，舉世無雙，完全可與西施、王昭君、貂蟬、楊玉環等古代四大美女有一拚的楊步偉，居然被眾人當作趙元任的親娘而不是太太來看待，其夫婦相貌與年齡在諸方麵的反差之大可想而知。楊步偉聞聽後的心情與騰起的怒火也就不言自明。若不是趙楊夫婦初來乍到，各方麵還需拿捏客氣一點，依楊步偉向來愛好教訓別人和說一不二的火暴脾氣，羅家倫此番不識輕重好歹地貿然透露事實真相，定被罵個狗血淋頭，或者吃一記響亮的耳光也未可知。好在楊步偉沒有這樣做，這是羅家倫的幸運。
在談到柏林大學中國留學生中最可堪造就和令眾人服膺的“三巨頭”時，楊步偉說：“俞大維最難見到，因為他是日當夜，夜當日地過，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見他的，寅恪和孟真來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陳三立先生與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時和哥哥還是弟弟也住過我們家一些時，並且他也是被約到清華研究院之一，以後在清華和我們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結婚後才搬開。）”又說，“孟真和元任最談得來，他走後元任總和我說此人不但學問廣博，而辦事才幹和見解也深切得很，將來必有大用，所以以後凡有機會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總推薦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變遷，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則亡矣。”32
傅斯年之才學，不隻受到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等北大派名流的賞識，就連過往並不深的趙元任都深感其才高八鬥，自愧弗如。或許這就是幾年後趙元任甘願以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身價，屈尊於傅斯年手下做個史語所語言組組長的緣由吧。
對於傅斯年與陳寅恪、俞大維等人的日常生活，楊步偉曾有深切的體會，她說道：“有一天大家想請我們吃茶點，但定的下午三點，我們剛吃完午飯，以為到那兒（是孟真的房東家）照例地一點點心和茶，豈知到了那兒一看，除點心外，滿桌的冷腸子肉等等一大些，我們雖喜歡，沒有能多吃，看他們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說德國吃茶真講究，這一大些東西，在美國吃茶隻一點糕什麽連三名（明）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東部東西多）。孟真不憤地回我：趙太太！你知道這都是我們給中飯省下湊起來地請你們，你們不大吃所以我們大家現在才來吃午飯。”楊聞聽此言，為這些書呆子的處境與精神感動得差點流下淚來。日後她回想此事，仍不免心痛地說：“他們這一班人在德國有點錢都買了書了，有時常常地吃兩個小幹麵包就算一頓飯，聞說俞大維夜裏才起來也是為減省日裏的開銷，不知確不確？”33
一天，陳寅恪和俞大維兩個人突然要請趙楊夫婦看一次德國的歌劇。戲名叫《自由射手》（der freischutz），是由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作曲。陳俞二人把趙楊夫婦送到戲園門口就要走，楊步偉好奇地問：“你們不看嗎？”心中暗想這二人如此不懂規矩，對自己這樣輕看，真是豈有此理。俞大維笑笑沒有吭聲，陳寅恪有點歉意地說道：“我們兩個人隻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幹麵包。”楊步偉在回憶中說：“我們心裏又感激又難受，若是我們說買票請他們又覺得我們太小氣，不領他們這個情，所以隻得我們自己進去看了。大維！不知你還記得這一回事嗎？”34
趙楊夫婦此次在德國逗留了40天，除了陳寅恪、傅斯年、俞大維、羅家倫等人到訪外，童冠賢、毛子水、何思源、張幼儀等也多有交流。時徐誌摩正為追求心中的聖女林徽因，不惜與他的結發之妻張幼儀在柏林大鬧離婚。在張幼儀尋死覓活不願離異之時，留德的中國學生在好事者的帶領下，紛紛圍將上來，拉著徐誌摩要他到中國飯館請客，以便獻上錦囊妙計。深感走投無路，欲以頭撞牆的徐氏信以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筆款子，請了七八人到飯館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熱之際，有一號稱“鬼穀子”的留學生終於獻出奇計，認為最可行的一條就是令徐誌摩把張氏像捐麻袋一樣捐獻出來，移交給未婚的金嶽霖為妻，眾人聞聽齊聲喝彩。想不到此時金嶽霖正在另一間用薄木板隔開的房中與朋友吃飯，聽到一幫中國學生於酒瓶碗筷的碰撞聲中大呼小叫地喊著自己的名字，忙走近聽個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便輕輕地把屏風推開，站在他們的飯桌前麵叫了一聲：“嘿！”35眾人見狀，大驚，徐誌摩那白白的臉頰頓時紅了半截。
趙元任與楊步偉結婚不久後合影
由於老金不願接受徐的捐贈，此事未能談攏，張幼儀也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樣在留學生圈子內被轉來捏去，最後成為一堆令人厭惡的稀湯的羞辱與麻煩，但最終還是在好事的中國留學生與徐誌摩本人的內外夾擊下，同意離婚。金嶽霖以見證人的角色在徐、張的離婚書上簽字畫押，以為憑證。徐、張的離婚風波，搞得雞飛狗跳，四鄰不安，身在異國他鄉又身懷六甲的張幼儀，一時陷入淒苦無助的悲涼境地。趙楊夫婦準備離開柏林的那天晚上，羅家倫匆匆忙忙趕來，楊步偉原以為羅是專為送行前來探望，交談中頗為客氣，更不再為羅說自己是趙元任他娘之事計較。話談到一半，羅家倫話題一轉，吞吞吐吐地問楊步偉手邊錢多不多，楊以為對方除了送行還要送錢，心中猛地泛起一股感激之情，為表客氣，楊說不多可是夠用了，剛要說不勞你們幫忙之類的客氣話，想不到羅家倫猛地接話道：“可不可以借幾十元出來，我們大家欠張幼儀的家用，應到期的錢還沒到，暫挪我們一點還賬。”楊步偉一聽，頓時冷了半截，沉著臉說手中的錢隻夠用到回法國，隻要一到法國，由美國匯來的錢大約就可收到，意思是等自己回到法國再說吧。羅家倫知道隻要眼前這兩個小財神一離開柏林，便是黃鶴一去杳無消息了，於是死纏硬磨，與趙楊夫婦在旅館打起了陣地守衛戰。眼看快到深夜，趙、楊體力不支，表示繳械投降，掏出40元拱手交給對方。羅家倫錢一到手，立即打道回府杳無音信。楊步偉撰寫回憶錄的時候，對此情此景仍記憶頗深，並對羅氏借錢幾十年不還的做法，含有調侃意味地再度提起：“誌希你還沒還我們呢吧？”36此語表麵上是提及40元錢，實則楊步偉仍對當年羅氏的冒失與不明事理地“喊娘”之事耿耿於懷。
又是多少年後，周作人對羅家倫曾做過一個小小評價，謂羅“雖是文化運動出身，可是很有點鄙陋，錢玄同見過他的西文名片，寫作羅斯福羅，每相見的時候，常要叫這個名字”。又說：“羅家倫不失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偽君子來，還要好一點。”37周說這話的時間是1950年6月，自己剛因漢奸罪從監獄放出來不久，傅羅二人皆隨國民黨退守台灣，大陸山河改色。且周作人與傅斯年素有個人恩怨，因而此評是否公允，隻能看各人的理解了。但就傅、羅留學時期的總體情形看，似乎並不像周氏所說的那樣鄙陋與齷齪，特別是在錢財的交往上，盡管有羅家倫借楊步偉債款幾十年不還的情形，但在中國留學生之間，尚沒有露出真小人與偽君子的做派，倒是有點同舟共濟，“有錢大家花”的共產味道。 <h2>◎羅家倫信件披露的隱秘</h2>
1998年，羅家倫的女兒羅久芳將保存的傅斯年、羅家倫於1923年冬至1926年底留學歐洲時期的九封通信整理公布。此舉令有關傅、羅及其同代留學生群體，甚至五四運動的研究者為之一振。1926年之前，有關兩人的文字資料實在太少。就傅斯年而言，除了胡適保存的兩封通信和幾次在巴黎的談話記錄外，其他資料再未見到。羅家倫個人資料的流傳情形類似，其他的如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包括金嶽霖、何思源等，學習筆記類的資料倒有一些，但涉及個人生活的書信資料則鳳毛麟角，難以尋覓。鑒於這一情形，後世研究者與傳記作者在描述他們的留學生活時，不得不一筆帶過。事隔七十多年，傅、羅通信突然現世，且是一連九封通信的公布，這對研究者來說，機會之難得、價值之珍貴是不言而喻的。
兩人通信所涉內容大多都是些生活瑣事，其間不少插科打諢、臧否人物的精彩段落。另有不少涉及留學生之間私生活，或曰性生活的敏感片段。據任教於美國大學的羅久芳說，因為這些信件是傾訴彼此間真情的私函，作者提筆時並未考慮到原件會長久存留或有朝一日會公之於眾，所以寫得酣暢淋漓，可謂無話不談。但當情緒盡情傾瀉之後，又往往理性地特別注明“切勿對任何人言之”的警示密語。正是因了這樣的情形，保存者羅久芳左右為難，遲遲不肯公布。在秘藏了七十多年之後，因編輯出版《羅家倫先生文存》的需要，在眾多前賢舊好與研究者的期盼呼籲聲中，羅久芳才鼓起勇氣，一咬牙提前把這九封私函公之於眾，算是圓了期盼者的心願。至於信中特別注明的一條條警示，無論在九泉之下的傅斯年同意與否，作為後輩也就顧不得那麽多了，反正傅氏是絕不會再從地下那幽深黑暗的洞窟裏蹦將出來，像當年一樣嗷嗷怪叫著跟羅久芳這位侄女拚命的。
九封信有短有長，格式不一，且字跡潦草，有一部分用鉛筆寫在薄紙正反兩麵，但未經過修改。因有八封信未注明日期，隻能據內容辨認順序和時間，其中最初的兩封是傅、羅同在柏林的兩年間所寫，以後的六封是羅家倫轉赴法國巴黎大學時所書，當時羅與北大同學何思源合住巴黎一處公寓，傅在信中時常是羅、何並提。因未見到原件和影印件，已公布的信件內容是否被羅女士做過刪節不得而知，但從總體上看，不太方便告人，或者公布之後會使信中的當事者感到臉紅或不太好意思之處（假如傅、羅仍活在世上），占極少的比例。而絕大部分則是人人羨慕人人恨的金錢的問題。通過一件件關於英鎊、馬克或者法郎的愛恨情仇，世人透過曆史煙塵，真切地領略到包括陳寅恪、俞大維等在內的留學生真實情形與令人心酸的往事。
第一封信內容就帶有悲中含酸的情趣。說的是羅家倫於1923年冬日不慎遭竊，衣物盡失，幾乎到了要“裸體歸天”的悲慘境地。剛到德國近半年的傅斯年聞訊，以近似現代網絡名的“山外魔生”寫信與羅，有些調侃地勸慰道：“昨晤姬公，聞真人道心時有不周，衣冠而往，裸體而歸，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奪之幹淨也。聞真人劫後不改笑貌，興致一如恒日，故慕仰無極。進此兒，若戲謔，實出心肺之言。”又說：“此事如在小生當死矣。失色猶可，盡失色則不提色。失書則從此不念書。若失去衣冠，將何以為中國之人，而度此嚴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當年精衛投海，亦但為失竊耳。今寫此信，是告訴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時如無解決之術，則請拿去。雖大，容或可對付一時。帽子，我也有一個，但恐太小耳。近聞學費限下星期交，為之大急。羅真人法覽！”38
1926年春，羅家倫於巴黎大學留影
信中的羅真人，乃傅斯年為羅家倫起的綽號，同樣相當於後世泛濫成災的網名。未久，傅斯年又以damned libraryman（受詛咒的書蠹）為筆名，致信羅家倫，道出了自己窮困潦倒的淒慘之相：“星期一我在林中，未曾睡著，但失迎總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費在即，一文無著，十分著急或者死去。”信中看出，傅氏的經費來源已有不祥之兆，且幾乎到了《易經》卦辭所言“主大凶”的地步了。
1924年，可能因傅、羅皆在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而見麵機會較多，這一時期沒有信函往來。第三封通信的時間已是1925年，羅家倫已轉入巴黎大學就讀，這一時期的通信幾乎全部圍繞一個“錢”字與一個“愁”字，但事情又往往不是一個“愁”字了得的。
隨著國內軍閥混戰不息，形勢混亂不堪，山東政府方麵的官費籌措已極困難，無法及時向海外留學生匯寄。這個時候國內的紡織大王穆氏企業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羅家倫的經濟來源中斷。為了繼續在英法兩國收集近代史資料，以便完成最後一年的研究計劃，羅氏除了譯書寫稿掙點小錢補貼外，通過老校長蔡元培介紹，向商務印書館監理張元濟借得國幣1500元。這筆款項於1925年下半年分兩次匯至倫敦及巴黎，羅家倫得此巨款，除償還債務外，手頭還有部分餘額。此事被傅斯年偵知，借這年秋到巴黎短期訪學之機，向羅氏借了一筆小款以為急用。到了秋後算賬時，手頭已不寬裕的羅家倫致快信向傅“討債”。已是窮困潦倒的傅斯年大窘，立即修書一封，敘述自己“挖東牆補西牆”的艱難處境，其中一段寫道：“弟在巴黎最後接到朱寄之二十，換了後，還債等已精光，末日隻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馬克尚是從吾（南按：姚從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員外尚有幾文，故用到11月，過了初十，朱寄來二十鎊，交了2月房錢去其過半，所餘的月底還完了員外怎麽辦呢？幸與老陳（南按：陳寅恪）定了一約，他先把二十鎊之馬克給我，我交了學費及他種零費，借給一位更窮的朋友三十馬克，交了這月房錢，今天隻剩了四個半馬克，愁得這兩天無以為計也。”又說：“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鎊，大約此星期可寄來。但此是老陳的了，有約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國，故更無從通融起。那麽怎麽辦呢？上星期一向朱寫信時，說有二十方可過年節，當時尚未計算得清楚，信發覺‘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始意覺得這月總可勉強到底，但陳走甚急，姚錢不來。前昨兩日，整日思法子。昨天開了一個書單子，擇其或有人要者於hirschwald，未知下文如何？此時滿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辭，且甚無效耳……要是老陳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錢為郭才子陳津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著急無對。此時柏林的環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國，更窮。幾乎等於不能借分文之局麵。這兩月，子水、從吾、大維都是賴老陳維持。老陳大苦，老陳走後，更不了矣。”
1925年4月，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
因傅信均無日期，故無法判斷確切時日，但從信的內容推斷，此信大約寫於1925年秋冬時分。信中提及的“老朱”或朱某，乃中國駐英公使朱兆莘，歐洲留學生的經費一直由朱氏作為代理人具體操辦。但此時國內政局混亂，經費匯不出，朱氏無能為力。為了應付不斷前來“討債”的書呆子，朱氏迫不得已，隻好從公使館的其他款項中轉借幾個小錢予以應付救急，傅斯年所得20英鎊即是此例。
信中涉及有債務關係者多達八人，那個神秘的“員外”不知是指何人，但提及的“老陳”，是指即將歸國的陳寅恪。言語中可以看出，這批留學生的錢財除了相互借來借去外，作為老大哥的“老陳”，於此間顯示了舉足輕重的分量，同時也透出他對眾位難兄難弟的關切之情。
到了1926年初，傅斯年終於從朱氏處領到了十英鎊的匯票，於是致信羅家倫說：“本是想就此寄你四鎊、寄仙槎（南按：何思源字）二鎊的。但換現鎊待了三天，此三天中又為人借去了幾文，自己也實沒辦法了。現隻寄你二鎊，仙槎一鎊。朱既許我下月設法，到時弟必再寄。月中窮不可言，特別糟者是今後全無辦法，山東學費已全無望矣……”傅斯年寫信時，國內軍閥混戰加劇，整個中國大地彈片橫飛，血流遍野，大小官吏爭相苟全性命，已無人再去管這批海外學子是死還是活的事了。傅氏與何思源屬山東同鄉，何思源來自水泊梁山的發源地菏澤，著名的鄆城縣、曹縣等皆從屬於菏澤地區，當地流傳有“梁山一百單八將，七十二名出鄆城”之語；傅來自梁山腳下的聊城，武鬆打虎的陽穀縣屬其轄地，因而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有小同鄉之誼。眼看山東方麵的官費沒有希望，其他款項又無從進取，麵臨斷炊的何思源，能得到傅斯年借予的一個英鎊也算是不幸之中的萬幸。此等情形很能令人想起當年劉備在販賣草鞋的途中，饑餓難耐又無錢購買一個燒餅那“一文錢難倒英雄漢”的故事。十幾年之後，歸國的何思源在相繼登上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與北平市市長寶座之後，不知對這一文大錢的艱難來曆還記得否。
楊步偉說因為大戰後德國的馬克走低，物價便宜，中國的留學生們才紛紛從四麵八方轉到柏林，此說有點道理，但不能說全對。事實上，當時德國的物品並不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物美價廉，而專等這幫孔乙己的弟子門生前去占便宜。在傅斯年即將結束學業回國的前夕，生活更是到了無依無靠的絕境，他在致羅家倫與何思源的信中道：“總之，去年我以領了下一月（款），我方能自巴黎歸，今則倒欠下兩月，此外無絲毫進款。德國生活程度貴得無比，此間熟人一致呼窮，故弟不欠此間任何一人、任何一文，而此間欠我小數者，積起來已經不少了。5月中旬連吃四日幹麵包，實在不免於夜間流涕。大維尚好，而毛、姚窮得出世涅槃……”
德國的生活程度傅斯年說得已很清楚，正是在如此生活環境與經濟條件的高壓之下，他才在致羅家倫的信中，發出了“心緒如焚”“飲食不常，一切狀態如瘋如狂”的悲鳴。未久，傅斯年突然從《德國匯報》聞知駐英公使館的老朱將要去職的消息，大驚，急忙寫信致英使館向老朱本人催要學費。本來老朱對此等事項早已厭煩不堪，如今奉命歸國，正好順水推舟，將這個棘手的皮球踢給了繼任者。而繼任者年輕氣盛，根本不把傅斯年等留學生放在眼裏，對連連上書催款視而不見，遲遲不做答複。眼看就要成喪家之犬狀餓斃於柏林街頭的傅斯年大怒，立即表示“老傅窮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氣”。按傅氏的推斷，繼任者如此對待留學生，一定是克扣和挪用了國內寄來的官費。而對方如此無理與霸道，正是留學生們“拚命之機會也”。於是，傅斯年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立即蹦將起來，欲像當年五四運動一樣，發動並親自統率整個歐洲中國留學生，肩扛大旗，揮拳弄棒再展示一回少年壯誌，前往駐英公使館門前示威遊行，不惜與使館人員開打宣戰，然後來個火燒趙家樓的模擬演示，將公使館一把火燒個精光。
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過去的老皇曆如今翻不得，對於傅斯年而言，一呼百應的五四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接受新的文明洗禮並逐漸理性的羅家倫、何思源、俞大維、毛子水等人，認為以暴力的方式方法來處理此事萬萬不可。倫敦比不得當年的北京，若真的鬧將起來，很可能被當作過街老鼠捉將起來關入大牢，成為天下笑柄。在眾人勸說阻止下，傅斯年火氣漸消，最終打消了一把火燒掉公使館的念頭。當然，駐英公使館的官僚們並不知有此一幕險情發生，否則，應該早抱頭鼠竄了——看來傅斯年當年考取官費留學生時，山東教育廳一幫官員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盡管羅浮宮與白金漢宮沒有被點燃，事實上中國駐英公使館卻差點葬身火海。
既然公使館不能燒掉，日子還得設法苦撐下去，如同一位外國作家所說的那句名言：“活下去，而且要記住。”留學生們除了圍繞一個“錢”字與一個“愁”字來回打轉、相互借債外，自然有苦中求樂的另一個側麵。而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年輕遊子，又少不了與過往的女人拉拉扯扯，生發出一些風流韻事。當時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小秘密，在傅斯年致羅家倫的信中有所披露。如在第八封信中，傅斯年對羅家倫說：“聽說你和mlle jemmes很好，不知仙槎吃醋否？一笑！”
jemmes乃何思源找的法國女人，傅斯年在巴黎與其見麵後，便在信中笑其“中文名字極俗，不知誰的大作”雲雲。未久，羅家倫為了籌措回國的川資，再次向張元濟求援，張以私人名義慷慨借貸600元。一年前，當羅家倫首次通過蔡元培向國內尋求經濟援助並找到張元濟時，張正為女兒擇婿，回信中同時拜托蔡在海外留學生中直接物色，並表示願意資助未婚女婿的留學費用。蔡元培接信後曾向羅氏探詢，但未全部挑明內情。羅家倫經過一番思考，寫信向蔡表示：“無論與何人訂婚，皆願於訂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誼。……最好於友誼發生時不必定有婚姻觀念當先，以免反而拘束。”蔡元培意識到此事難成，便將原信有關部分剪下轉給張元濟。張氏當然不是糊塗人，見對方如此，並不強求，此樁“婚事”算是告吹，但借貸的事還照樣進行。39想不到這次傅斯年聞聽羅家倫又向張元濟借貸，便以調侃的語氣說道：“聽到你做了日禮服、晚禮服、夜禮服等。日服為利見大人，夜禮服為霓裳歌舞之用（話是聽到的，典故是我加），恭喜恭喜。”傅所說的“為利見大人”，即指張元濟，因為張氏托蔡元培在海外為其女兒擇婿之事，早已在留學生中傳開，而羅家倫正是眾人矚目和議論的焦點。
在一頓調侃後，傅斯年又用詼諧的語言向羅家倫講述了近期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幾件“大事”：
說點笑話罷！（一）老陳回去，坐二等艙，帶著俞大維那個生龍活虎一般的兒子，just think of it。
（二）萬燦的braut（南按：未婚妻）聽說甚有德行，萬燦與她日日見，自然想幹一回，而她拒絕（其理由不可得知）。故萬燦更佩服她的德行。
此間朋友如常，毛子水連罵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最後大吵一回。員外此時也無不（？）買書。
你應來信勸大維去法國。他在此甚無意思。有次我向他房東雲herr dr.明年去法國。她雲：ach, nein, herr doktor wi nie von uns weggehn！……etc……（南按：“嗬，不會的，博士先生不會離開我們的！……”）
或者這房東為他保全令德不少，但他卻是應該到法國享福去了。40
傅氏所說的這位萬燦，與他未婚妻最後的結局如何，好事是幹得成，還是沒幹成，或者介於二者之間，皆不得而知。而老陳帶俞大維兒子一同歸國之事，卻含有一個不太為外人所知的故事。
許多年後的1970年，已進入古稀之年的俞大維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說：本人“與陳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寅恪先生的母親是本人唯一嫡親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內人。他的父親陳三立（號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詩人；他的祖父陳寶箴（號右銘）先生是戊戌湖南維新時期的巡撫。右銘先生有才氣，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辦團練時，即為曾國藩先生所器重，數次邀請加入他的幕府，並送右銘先生一副對聯，以表仰慕。上聯寅恪先生不複記憶，下聯為：‘半杯旨（卮？）酒待君溫’，其推重右銘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與陳右銘（寶箴）太守論文書，此文收入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中。我的母親是文正公的孫女，我的伯父俞明震（字恪士）先生、舅父曾廣鈞（字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與三位先生（陳氏父子祖孫）皆是好友。本人與寅恪先生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學了。”41
在德國留學時期的俞大維
文中所說的三代世交是指俞的曾外祖父曾國藩一家與陳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撫陳寶箴；俞的父輩俞明震與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俞本人與陳寅恪兄弟等三代的密切關係。兩代姻親是指俞陳兩家與曾國藩一家都有至親，而俞大維與陳寅恪既是姑表兄弟，又是郎舅之親。俞大維的姑母是陳寅恪的母親，俞的妻子陳新午又是陳寅恪的胞妹。七年同學則是指美國哈佛與德國柏林大學同窗共讀的七年時光。
當然，俞大維說這話時，已隨國民黨退居台灣多年，在德國求學時代，這個格局尚未形成。俞大維是先有了一個“生龍活虎一般的兒子”之後，才與陳寅恪之妹陳新午締結伉儷，借此與陳家成為“兩代姻親”的。
曾國藩的兩個兒子紀澤、紀鴻皆是清代有名的人物。曾紀澤出任過清朝駐英、法、德、俄公使，為收複新疆伊犁，曾與“麵冷詞橫”的沙俄大臣據理力爭，算是一位對中華民族做出過貢獻的外交家。曾紀鴻與夫人郭筠，生五子一女。分別是：廣鈞、廣釗（殤）、廣鎔、廣銓、廣鍾五子；女廣珊。長子廣鈞乃“湖南四公子”之一，著有數學研究專著。女兒曾廣珊，善於詩文，嫁給俞明頤，婚後生十三個兒女。除了三個早夭外，其餘十人為：大維、大綸、大紱、大絜、大綱五子；大緗、大絢、大縝、大、大綵五女。按俞家大排行，俞明頤之兄明震、明觀已先有三子，因而俞大維排行第四，成為這個家族的“四哥”。
俞大維在德國柏林留學期間，陰錯陽差地與一位德國原裝的鋼琴女教師相愛，兩位幹柴烈火般的青年一不小心，那位德國美女便珠胎暗結，大喜即將來臨。想不到對方那傲慢的父母卻沒把身材矮小、貌不出眾的俞大維放在眼裏，死活不允許女兒嫁給這個來自東方的中國青年。就在雙方你來我往叫板的過程中，一個男娃從德國美女的母體裏呱呱墜地，此為1923年間事。俞大維根據德文名字的發音，為孩子取名為揚和。又依照俞家家族輩分取名俞啟德。其意是，一方麵紀念他的德國母親，一方麵希望兒子德才兼備。揚和出生後，放在俞大維租住的房東家撫養。俞的房東是位閑居多年的寡婦，盡管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與俞大維友善。正當這位風流寡婦紅顏漸衰，美人即將遲暮之際，見俞大維突然抱回家一個幼兒，自是歡喜，便主動承擔了部分撫養義務。如此這般，遲暮的寡婦與俞大維也就有了進一步的情誼。——這就是傅斯年在致羅家倫的信中所說那位房東為俞大維“保全令德不少”的緣由。盡管如此，一個立誌在學業上創造出一番成就的留學生，整日帶一個哇哇亂叫的小兒自然不便。於是，即將回國的陳寅恪建議把揚和帶回國內，交給自己的妹妹陳新午撫養。俞大維聞聽自是求之不得，便有了傅斯年向羅家倫報告老陳坐船帶俞大維兒子回國之事。本著開篇所述陳寅恪歸國在馬賽港登船攜一幼兒，即俞揚和。
婚後的陳新午懷抱周歲兒子俞方濟留影
當陳寅恪輾轉萬裏把孩子帶回家鄉後，以能幹潑辣著稱，在陳氏家族中最為漂亮聰明的小女子陳新午，對揚和極其喜歡，遂以未嫁之身毅然擔負起撫養孩子的責任。後來俞大維歸國，自是少不了到姑家探親，一來二往，就水到渠成地娶了大自己三歲的表姐陳新午為妻。至此，俞陳兩家才形成了俞大維所說“兩代姻親”的格局。因為是嫡親表姐弟結婚，大維與新午生的第一個兒子俞方濟天生弱智，後來一直跟父親俞大維一起生活。另一兒子俞小濟智體尚好，長大後赴美國定居，雖已成家，卻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曾曆任國民黨高官但兩袖清風的俞大維，在晚年不得不變賣多枚勳章為這個小兒子補貼家用。
蔣經國夫婦與女兒蔣孝章（左）在台北留影
老陳從德國帶回的混血小子俞揚和長大成人後，隨著抗戰爆發，先是考入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第十六期學員班受訓，二十歲時赴美國鹿克戰鬥機飛行學校接受高級飛行訓練，後回國參加中美聯合飛行大隊對日作戰。戰鬥基地在湖南醴陵，俞揚和的英文尚好，給隊友們的相互溝通帶來很大方便。抗戰後期，俞揚和在參加空戰30多次後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為醴陵地區遊擊隊抓獲。遊擊隊員一看俞揚和那相貌，以為是日本人雇用的外國飛行員，當即捆綁起來欲大刑伺候。俞揚和一看眼前的陣勢，知道大事不好，靈機一動，與對方講起湖南話來，說自己是被日軍擊落的國軍飛行員，並大喊冤枉。遊擊隊員聞聽此言，似信非信，大眼瞪小眼地不知如何是好。俞揚和進一步解釋說：“難道有會講湖南話的日本人，或其他外國鬼子嗎？”待對方弄清他的真實身份，趕忙將其鬆綁，裝入籮筐，抬到山外醫院治療。可惜揚和因傷殘已不能繼續服役，傷愈後不得不離開空軍，轉到民航任駕駛員。1948年底，俞揚和與不會說中文的華僑妻子離婚後獨自赴美定居，未久又續娶一房太太。十年後與正在美國讀書的蔣經國之女蔣孝章在華盛頓邂逅並一見鍾情。1960年5月，離婚後的俞揚和與比自己小十幾歲的蔣孝章在美國一個小教堂秘密舉行婚禮，次年生有一子。俞大維按照俞家的輩分為孫子取名俞祖聲，與俞大維侄子俞啟威（後改名黃敬，1949年之後出任天津市市長）之子俞正聲（第18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為“聲”字輩。盡管結婚之前，二人婚事在蔣家引起過軒然大波和世人的猜測議論，但俞祖聲誕生後，不僅得到祖父母的歡心，也得到外祖父蔣經國、曾外祖父蔣介石的寵愛。台北中正紀念堂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大照片，蔣介石端坐當中，懷裏抱著的嬰兒便是俞祖聲。蔣俞兩家就這樣成了一代姻親。當然，這是後話。
接著上文敘述。當傅斯年在信中興致勃勃地向羅家倫講述老陳與俞大維兒子俞揚和一同乘船歸國的故事之時，他沒有想到，一年之後，俞大維的妹妹俞大會重返曾家，與曾國藩的侄曾孫、著名化學家曾昭掄（1949年後曾出任高教部副部長）結婚。更沒想到的是，幾年之後，自己會娶俞大維最小的妹妹俞大綵為妻，與俞大維成為郎舅關係。從此，傅斯年與俞家、陳家、曾家結成了扯不斷、理還亂的親友圈。而這一姻緣，皆得益於德國柏林的風雲際會。自此之後、傅斯年與陳、俞、曾三家世子名流風雨與共，共同度過了一段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艱難歲月，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寫下了風雲激蕩、光輝燦爛的壯麗篇章。
陳寅恪家族世係簡表及關係圖示
1926年9月，傅斯年結束了留德生活，帶著一肚子洋墨水和一堆待解的複雜難題，由馬賽揚帆起程，穿越地中海的驚濤駭浪，向闊別七年的東方故國駛來。 <h2>◎傅斯年歸國</h2>
與一年前陳寅恪歸國大不同的是，直到輪船穿越了地中海與印度洋，以及海盜出沒的馬六甲海峽，即將到達東方故土時，傅斯年的前途仍像大海滾動的波濤，籠罩在渾渾茫茫的霧靄之中。
就在歸國的兩個多月前，傅斯年在給羅家倫的信中，以低沉的語調再次談到了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同時哀婉地說道：“北大事大約是散板了……至於回國做事，至今未定。”又說：“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麵去也。”42
此前，傅斯年是準備受聘北大的，而像他這樣威風八麵的才子受聘北大，也是順理成章的事。1922年，北大教務長蔣夢麟到歐洲考察，與正就讀於倫敦大學的傅斯年謀麵並做了推心置腹的交談。在傅出國之前，蔣並未與其深交，但通過這次交談，傅的言行給蔣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蔣視傅為世間少有的通才與天才，並發出了“孟真之學，是通學，其才則天才，古今為學，專學易，通學難，所謂通學就是古今所說之通才”的慨歎。蔣夢麟認為，正是由於傅斯年博古通今，求知興趣廣泛，故他於抒發議論的時候，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他於觀察國內外大勢，溯源別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結論，往往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所以稱“孟真真是中國的通才。但通才之源，出於天才，天才是天之賦，不可以僥幸而致”43雲雲。作為師輩人物，學界名流大腕，對一個正在茅廬中做功修煉的後生小子如此高規格評價，絕不是出於麵子的需要和相互的利害關係，或政客的花言巧語與玩花槍之類的折子戲，實出於蔣氏之摯誠。
二人分別不久，蔣夢麟在德國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勸蔣此次考察不要無目的地在德、奧、法、意各國亂跑，有兩個問題要特別注意：第一是比較各國大學行政製度，第二是觀察各國大學學術的重心和學生的訓練。蔣閱畢，不僅驚歎傅氏在學業上的精湛造詣，同時還發現他有極強的視事與處事能力，如果自己不是師輩人物，蔣極有可能要五體投地地折服跪倒在傅斯年麵前，並高呼“吾師萬歲”。1923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因不堪忍受軍閥政府與教育部官僚的壓迫憤然辭職，旋赴歐洲考察，北大校長一職由蔣夢麟代理。此時已轉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的傅斯年，與北大的實力派人物蔣夢麟、胡適等書信往來不斷。而作為胡適得意弟子的傅斯年一旦學成歸國，到北大任教已成必然。
想不到世事難測，人算不如天算，傅斯年準備歸國的這一年，正是北洋軍閥執政最黑暗，也是即將全麵崩潰的前夜。亂象叢生的中國亂上加亂，各路軍閥縱橫中原，開始了新一輪的相互傾軋與混戰。
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學生因為日本軍隊派軍艦炮擊天津大沽口，對中國公然侵略挑釁之行為，紛紛組織起來向段祺瑞執政府請願。當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來到執政府門口時，遭到槍擊和暴力毆打，當場死傷數百人，其中北大、北京女師大死傷最多，後來魯迅那篇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記述的就是此次事件中遇難的年僅二十二歲的劉和珍與楊德群等女師大學生。44
劉和珍
慘案發生後，北洋軍閥政府曾計劃“掃除三個半學校”，分別是中俄大學、中法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之一部，並擬定了一張通緝當時北京教育界、文學界包括魯迅、李大釗等在內的50餘人的名單。北京大學等幾所高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就在這個時候，魯迅被迫離京到廈門大學任教。北大教授如劉半農、馬敘倫、周覽、高一涵、陳翰笙、顧孟餘、馬寅初、王世傑等，先後離京另謀生路，留下者也多銷聲匿跡，深自韜晦。一時不能離京的教授大多考慮如何應變，或者轉到形勢較為平穩的清華、燕京；或者暫時蟄伏下來，不再伸頭露麵。整個北大從一院到三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
1926年4月15日，奉係軍閥張宗昌作為張作霖的馬前卒，統率大軍衝出山海關殺奔京城，段祺瑞執政府“哢嘣”一下垮台斷氣，北京政權落入奉張集團之手。狼去虎來，而虎比狼還要威猛凶狠。按張作霖這隻東北大字號老虎的意旨，張宗昌立即下令封閉報館，鉗製輿論，捕殺報人。一時間，北京城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京報》主筆邵飄萍（振青）不幸被捕，於4月26日淩晨1時許，被“提至督戰執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同時被判處死刑，其“罪行”為：“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以照炯戒。此令。”45當日4時20分，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槍擊斃命，時年四十二歲。
就在邵飄萍被槍殺的當天晚上，北京政府前總理孫寶琦匆忙來到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寓所，密告蔣氏的名字已經上了張宗昌的黑名單，說不定今夜就要被捕砍頭。蔣夢麟聞聽大駭，驚恐與大不情願中急尋出逃辦法。恰在這時，有高官大員王寵惠來訪，蔣夢麟一見如得救星，立即對王說：“你閉嘴，一句話都不要講，趕快拉我走，否則我的頭就要掉了。”王氏心領神會，立即示意蔣爬上了自己那輛軍警不會盤查的紅牌汽車，直駛東交民巷使館界的六國飯店。蔣夢麟下車後立即鑽進飯店，屏息靜氣地貓了起來。第二天敞開門縫探頭一打聽，北大地質係教授兼德文係主任朱家驊等幾位名流也為躲避奉軍的緝捕，於昨夜通過各種渠道和門路悄悄溜進飯店中躲避。後來得知，凡進入六國飯店者皆保全了性命，而在奉軍緝捕中，避入使館界舊東清鐵路辦事處躲避的北大教授李大釗、女生張挹蘭等人，後來被張作霖派兵捕去，處絞刑而死。
對於此段情形，被蔣夢麟稱為“紹興土老兒”和“一副紹興師爺的態度”46的魯迅，在他的《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三》中說：“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之概了。”47所謂“圓穩的大學校長”，即被魯迅稱作“賤相未脫而遽大擺其架子”的“暴發戶”蔣夢麟。48
蔣氏與朱家驊等北大同人在“帝國主義懷抱”（蔣夢麟語）庇護中的六國飯店這座豪華的“監獄”裏，悄無聲息地像老鼠一樣連續貓了四個月之久，直到8月底才化裝打扮，躲過軍警的耳目陸續逃出。蔣夢麟出逃後來到天津，在一艘前往上海的英國商船上又遇到了前幾天才逃出來的朱家驊，二人在如此險惡的場合見麵，自是百感交集，皆為北大前途憂心忡忡。船至上海，二人黯然作別。朱家驊轉道廣州進入了中山大學，未久即主持校務；蔣夢麟轉道浙江老家隱居。未久，北伐軍克杭州，蔣氏被任命為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教育廳廳長。
就在北京城血雨腥風，蔣夢麟、朱家驊、李大釗等北大名流紛紛出逃之時，胡適也感到了來自外界的威脅與壓力，深感北大勢如危卵，說不定哪一天就要散板完蛋，自己若不識時務，勢必將落個鳥蛋碰刺刀——爆裂完命的悲慘下場，必須設法離開這塊是非之地。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終於謀到了一份英國庚款谘詢委員會中國委員的差使，以此身份於7月17日匆忙離京赴英參加庚款谘詢委員會會議，算是體麵地躲過了一劫。北大最後一根重要支柱與“定海神針”——胡適的出走，昭示著這所“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魯迅語）大學校，從此走向凋零暗淡。正如大洋那邊翹首以待的傅斯年所估計的那樣，旦夕間哢嚓一聲“散板了”。
散板後的北大已沒有人再顧及傅斯年的死活與歸國後的去向了。有道是福人自有天相，1926年10月底，當傅斯年乘坐的輪船穿過汪洋大海，搖搖晃晃地抵達香港時，命運之神突然降臨到他的麵前，一封來自中山大學的聘書悄然出現在傅斯年下榻的旅館，邀請者乃是兩個月前才剛剛從北京六國飯店逃往廣州的朱家驊。
自左至右：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1920年3月14日於北京西山臥佛寺留影
朱家驊，字騮先，浙江吳興人，出生於一個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養。祥生在巨賈張靜江創設的“兩浙鹽務公司”當賬房，以此因緣，十六歲的朱家驊於1908年赴上海，在通運公司結識了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蔣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張靜江。是年9月，考取同濟德文醫學堂。1910年，因受曹礪金、沈士遠、沈尹默諸位學術界名流的影響，朱氏萌生了造反鬧革命的念想。當他聞見報載汪兆銘（精衛）謀刺攝政王消息後，大受感動，反意更興，乃於6月赴南京，欲謀刺兩江總督張人駿，未果。第二年，聞知一批革命黨人在黃花崗舉事的消息，神情為之大振，立即與同學徐霽生等發起組織中國青年敢死團，準備暴動。10月，武昌起義，敢死團秘密籌備在滬舉事，朱家驊懷著滿腔熱血，從校園跳將出來，參加了上海商團組織的暴亂行動，並親率青年敢死團對江南製造局進行了攻擊。當時張靜江與國民黨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陳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動與斬首行動，四處抓捕朝廷命官進行斬首。一時間，整個上海灘刀光劍影，血氣飄揚，人頭亂滾。朱家驊在一連串的活動中所顯示的才氣、血氣與組織能力，得到了戴季陶的賞識。時張靜江為了配合南京政府誓師北伐，想組織一支能打善戰的“青年軍”投入戰鬥，朱得知後自告奮勇要為張效鞍馬之勞，並很快聚集青年學生及年輕軍官百餘眾嚴守待命。後因南北講和，計劃擱淺。盡管如此，朱家驊與張、戴之間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在以後的歲月裏，朱氏憑借張靜江與戴季陶等要人的關係步入仕途，一路攀升跳躍，飛黃騰達，官至中華民國的教育部長、省主席、中央組織部長、中央研究院代院長、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終成一代政治巨擘。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卻說於同濟畢業後的朱家驊，在張靜江的資助下，於1914年自費赴德國留學，攻讀地質學專業。1917年初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兼德文係主任。1918年，教育部決定每年選派各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男女教授若幹名赴歐美各國留學，當年選派劉複、朱家驊、鄧萃英、楊蔭榆等七人，於8月14日由滬乘船赴美，此舉乃中國教授留學之始。與其同船的有李濟、葉企孫、徐誌摩等初出茅廬的留學生若幹名。
朱家驊抵美後不久即轉赴瑞士，後再赴德國柏林大學與工科大學深造，1924年獲地質學博士學位歸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兼德文係主任。1925年因參加北京學生聲援“五卅運動”等愛國運動，又參加國民黨的翠花胡同派（與右派有所區別），遭北洋政府通緝。眼望革命形勢陷入低潮，朱家驊采取韜晦之計，暫時不再吭聲，默默教書，但暗中依然進行革命活動。直到奉係軍閥張宗昌率部入京，被列入緝捕名單，才慌忙棄卻北大教職，於月黑風高之夜潛往六國飯店避難。就在朱氏與蔣夢麟等人躲在六國飯店，經日密謀籌劃如何逃脫的時候，中國曆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在廣州市東校場舉行聲勢浩大的北伐誓師大會，中國現代史上具有深遠影響和重大轉折意義的北伐革命拉開了序幕。北伐大軍走出廣州，一路勢如破竹，盤踞在南方的北洋軍閥頓時呈山崩地陷狀，從此踏上了萬劫不複的毀滅之途。
朱家驊從六國飯店逃出後，與正在南方的張靜江、戴季陶等人秘密取得了聯係，時張、戴等人正在廣東組織參與國民黨北伐，而蔣介石正以戴季陶為主要幕僚，並視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以壯聲威，戴乃秘密通知朱家驊前去任事，朱應召前往。戴季陶見朱家驊應邀前來，積極拉攏，並竭力為其步入仕途鋪路搭橋。此前的1926年7月，原孫中山創立的廣東大學正式改名為中山大學，以示對這位民國創建人的紀念。更名後的中山大學為國民黨所操控，力主整頓改革，並改校長製為校務委員會負責製。在黃埔軍校校長任上嚐到甜頭的蔣介石，深知辦學的門道及其對黨內勢力擴充的重要性，任命他的鐵哥們兒戴季陶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長、顧孟餘為副委員長。朱家驊到來後，在戴的薦舉下，順利入主中山大學，與徐謙、丁惟汾並列校務委員會委員，兼地質係主任、教授。因其他幾位大佬皆在國民黨內任要職，由朱主持日常校務工作。未久，朱家驊又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命改組學校，自此，朱家驊正式踏上了“風險與機遇共存”的仕途。
此時，朱傅二人相互間隻聞其名，不見其人。 <h2>◎中山大學的暗流</h2>
朱家驊最初知道傅斯年的名字，是1917年的冬天，傅時為北大國文門二年級的一名學生。首次從德國留學歸來並執教北大的朱家驊，偶爾聽他的朋友、北大教授沈尹默談起：“傅孟真這個人才氣非凡！”49這句話對朱家驊而言，如風過耳，一閃即過，並未放在心上。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北京大學有一個極其強大的浙江派或稱為法日派群體，除了聲名顯赫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務長馬寅初，僅文科方麵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馬加二周”，即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馬裕藻、馬衡兄弟，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將。在蔡元培之前，任職時間不長的校長胡任源是浙江吳興人，蔡執掌北大後，取消了分科製，全校改設15個係，係主任有一多半是浙江同鄉。如數學係主任馮祖荀，浙江杭縣人；物理係主任夏元瑮，浙江杭縣人；化學係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質係主任王烈，浙江蕭山人；哲學係主任陳大齊，浙江海鹽人；德文係主任朱家驊，浙江吳興人，等等。當然還有一代通儒、國學大師、浙江人章太炎的門下弟子，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許壽裳、汪東、曾通、馬宗薌、馬宗霍，外加周氏兄弟、沈兼士、馬裕藻等等，大多數為浙江人，整個北大幾乎被浙江同鄉所籠罩，外籍教授則戲稱北大是個“浙江村”。其“村”人數眾多，地盤廣博，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聲威赫赫的浙江集團。這個團體在北大漸漸達到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點石成金的盛況，充分向世人顯示了江南浙江“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優勢。
當時在北大唯一能與浙江派或稱法日派抗衡的，是以胡適、陳源等人為首的英美派，不過此派一直處於劣勢，一旦雙方衝突起來，英美派隻有招架之功，幾無還手之力。山東盡管有“一山一水一聖人”（南按：五嶽之首——泰山，母親河——黃河，萬世師表——孔子）的美言，但近代以來，真正的文史大家，特別是具有科學頭腦與知識的人才比之江南卻要遜色得多。當時山東籍的北大教授和學生未成氣候，基本屬於各派係的末流，能稍顯鋒芒的便是以傅斯年為首的新潮社中汪敬熙等幾個青年學生。
陳寅恪在京期間，除與魯迅、傅斯年等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會晤外，還在北京擔任過全國經界局局長秘書。這時的局長就是後來攜一名叫小鳳仙的絕色妓女逃出京城，在雲南起兵討伐袁世凱的蔡鍔。後來，陳氏又受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闓延聘，至湖南交涉使署任交涉股長一職，同事中有當年留日同學林伯渠等，林時任總務科長。由於此類職務和承辦的差事，用魯迅常說的一句話，屬於“不值一哂”之類，與古代小說中描述的頭罩布袋帽，肩搭白汗巾，整日穿堂嗷叫不止的店小二沒有多少區別，因而在陳寅恪後來的歲月裏，像不太提及與魯迅同門一樣，很少向外人說起這段當差的經曆，偶爾提及，也是出於教學或向“組織”交代自己履曆的需要。1
事實上，這類差事對陳寅恪而言，隻是打發無聊的時間和增加一點人生閱曆罷了，在一個學術大師的一生中，的確是不值一哂的小小插曲。
1918年7月，歸國四年的陳寅恪終於獲得了江西省官費資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學的機會。按照陳氏的想法，此次放洋將重返德國柏林大學，但歐戰硝煙未散，遂按照時在哈佛大學攻讀的表弟俞大維建議，決定先赴美國，入哈佛大學學習梵文與印度哲學。冬十月，陳寅恪輕裝乘輪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國本土進發，這一去就是八個年頭。2
陳氏抵達哈佛後，跟隨東方學大師蘭曼教授學習梵文與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學與佛學，一時如魚得水，學業大進。也就在此時，與來自陝西涇陽的清華留學生吳宓相識了。據時在哈佛就讀的吳宓晚年所撰《吳宓自編年譜》1919年篇載：“宓去秋到波城（boston）後，得識初來之自費留學生俞大維（david yule）君。俞君浙江省山陰縣人，其叔父俞恪士先生（名明震）為有名詩人，有詩集《觚庵詩存》行世。辛亥革命時，任甘肅省提學使。民國四年，在北京任肅政使，與李孟符（名嶽瑞）世丈為知友。曾彈劾甘肅將軍張廣建，對營救吾父事頗有助力。俞大維君，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短小精悍，治學極聰明。其來美國為專習哲學。然到哈佛研究生院不足兩月，已盡通當時哲學最新穎而為時趨（fashionable）之部門曰數理邏輯學。lewis教授亟稱許之。然於哲學其他部門，亦精熟，考試成績均優。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ph.d.in philosophy），並由哈佛大學給予獎學金（schrship）送往德國留學進修。哈佛大學本有梵文、印度哲學及佛學一係，且有卓出之教nman先生等，然眾多不知，中國留學生自大維君始探尋、發見而往受學焉。其後陳寅恪與湯用彤繼之。……俞大維君識宓後，則多與宓談中國文學。嚐為宓口誦曾廣鈞所作之《庚子落葉詞》十二首。吊珍妃也。”3
通過俞大維介紹，吳宓得識陳寅恪並對其人格學問終生服膺。陳寅恪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吳宓，這種影響不隻是人生學問的大命題，還反映到一點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陳氏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受其影響，也為了“我今學習世界史”這一誌向，吳宓毫不猶豫地把英國劍橋出版的《劍橋近世史》十餘巨冊從書店搬回。後又續購《劍橋中古史》約十巨冊，使成完璧。其手筆之大，堪稱“豪華”級。4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君（南按：即梅光迪），皆屢勸宓購書。回國之後，西文書籍，杳乎難得，非自購不可。而此時不零星隨機購置，則將來恐亦無力及此。故宓決以每月膳宿雜費之餘資，並節省所得者，不多為無益之事，而專用於購書，先購最精要之籍，以次類及。自本月起，即實行焉。”5
正是感於陳寅恪的購書之多，吳宓才心旌搖動，欲加以仿效，並真的從書店搬回許多書籍。隻是有時未免學得太過，大有邯鄲學步或東施效顰之態。據說因一時頭腦衝動，也為了與陳寅恪、俞大維爭勝，吳宓竟咬緊牙關，不惜血本花費60美元（時官費生每月100美元），把擺在書店連當地人都不敢問津的《莎士比亞全集》各家注釋匯編本共19巨冊拖出來，拂去上麵的塵埃，一路喘著粗氣扛回宿舍，放於床頭當作鎮室之寶。想不到歸國之時，費心盡力將這套書運回國內，日後多年未用。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吳氏攜帶此書曆盡千山萬水，每次搬遷居所，既費力又費錢，同時又無合適的存放之地，竟成為一件勞心耗力的累贅。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吳宓再也不堪此書的重負，索性再一咬牙，來個放血大甩賣，忍痛售與清華1925級畢業生孫大雨，算是去了一個累贅和一樁心事。
關於陳寅恪留學哈佛的行狀，除好友吳宓外，尚有不少中國留學生留下了記錄，同為留美學生的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我於1920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院做研究生，同學中傳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奇人陳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選功課大都是冷門，我心儀其人，但未之見。”6其實，陳寅恪的性格並不孤僻，他隻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別講究門第與家學淵源而已，對那些城市暴發戶或農村土財主，他是不屑一顧的。就當時中國的情形而言，能出國留學者，自是有錢人家的子孫，而有錢者不見得來自書香門第，因而能入陳氏眼者寥寥無幾。那些被冷落者要麽不自知，要麽肚裏清楚，但怕如實道明會丟自己的麵子，因而故作其說，以示錯在對方，給不了解內情者留下陳寅恪性格孤僻的一個錯覺。曾任教於燕京大學的名教授洪業（號煨蓮），在回憶自己留學生活時，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說的是1916年暑期到馬薩諸塞州海濱度假，途經康橋，順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學生中的英雄豪傑。在哈佛校園中見一中國人襯衣整個都露在褲子外麵。當時的美國人多把襯衣的下擺係於腰帶以內，呈貴族狀搖頭擺尾，故作瀟灑。此舉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作一種不禮貌、非常可笑的行為。但對方不管周圍投來的異樣目光，仍“在維德宿舍前大聲朗誦中國詩詞，旁若無人。再過一會兒，這人激動地站起來，在樹下踱著方步，後麵拖著在初秋風中晃著的襯衫腳”。洪業覺得這人真是怪模怪樣，不禁啞然失笑，友人陳宏振把他拉到一邊，告訴他說“這是大家最欽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國語言，但不要學位”7。這個“怪模怪樣”的人正是陳寅恪。洪業得知，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遂不再認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1920年秋，北京大學赴美同學留影。左起：羅家倫、康白情、段錫朋、汪敬熙、周炳琳
1921年，歐戰結束，硝煙散盡，各種秩序恢複正常。是年秋，陳寅恪與表弟俞大維離美結伴赴心向往之的德國柏林大學進入哲學係就讀。陳寅恪師從呂德施教授（prof.heinrich luders）主修梵文、巴利文，時年三十二歲。
當時國外的留學生，普遍的讀書趨向、治學風氣，大都是“先博後專”。但有相當一部分注重國內外熱門的工程、實業等專業，希望在短時間內博得一頂碩士、博士帽子戴在頭上，以此作為進身之階，歸國後獲得富貴榮華，過上安樂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則為學術而學術，也就是近似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學問與精神為救國經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於碩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頭上則不太在意。時在柏林大學與陳寅恪友善的中國留學生，大多屬於後者，其理想和心氣都是為學問而學問，很少顧及帽子事宜和日後升官發財之途。據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已由美國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羅家倫回憶：朋友中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維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又從曆史、法理、音樂到彈道學、戰略戰術，天才橫溢，觸手成春；毛子水初學數學，在德研究科學地理，旋又愛上希臘文，後竟把利瑪竇所譯《幾何原本》改譯一遍；而傅斯年學過實驗心理學、數學、理化學，聞聽柏林大學近代物理學、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顯赫一時，又到此處聽相對論、比較語言學，偶爾書包裏還夾厚厚一部地質學著作”8。
如羅家倫所說，傅斯年是1923年9月，由英國倫敦大學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的。如果說當年由山東官費放洋是他人生命運的一個轉折點，那麽，自英轉德則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方向。而使他做出這一重大人生抉擇的關鍵人物就是陳寅恪。
傅斯年在歐洲求學七載，回國時隻留下幾本筆記，其餘一概丟棄，致使後來的研究者很難掌握他在那七年間思想與學術曆程的演進與變化。幸而傅氏有幾封與朋友的通信和幾篇報章文字保留下來，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點線索，從而觸摸到他在那個特定時期的思想脈動。
放洋海外，是傅斯年早在北京求學時就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其使命所在，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了自己久積於心的無數困惑與探求真理的欲望而出國的。當他得知自己獲取官費放洋的消息後，於山東聊城老家給北大同窗好友的信中說道：“我向來胸中的問題多，答案少，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來，更蘊積和激出了許多問題。最近四五個月中，胸中的問題更大大加多，同時以前的一切囫圇吞棗答案一齊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學的饑，饑得要死，恨不得在這一秒鍾內，飛出中國去。”9字裏行間，除了透出傅氏直來直去的性格和迫切心情外，其遠大的人生誌向已有顯露。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告別北大同窗好友和新潮社同人，由北京起程直奔上海。
抵達上海後，傅斯年與一同赴歐的同窗俞平伯等暫居新群旅館，籌辦登船事宜。正在蘇州家中休假的北大同窗好友顧頡剛專程前來上海送行。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離開上海吳淞碼頭，向浩瀚的印度洋駛去。1月19日晚，傅氏按捺不住心中情感的湧動，提筆給新潮社諸友寫了一篇路途觀感，敘述了離京的經過和對上海的印象，文中說：
在上海住的時間很暫，沒得甚麽益處。但見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不止可以駭然，簡直可以痛哭一場。社會組織不良，才有這樣的怪現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我覺得上海有一股絕大的臭氣，便是“好摹仿”。請看上海話裏，一切名詞多是摹仿的。不直陳其事，而曲為形容，拿甲來替代乙，拿丙來比喻丁，其結果無非令人肉麻罷了。至於行動的摹仿，更不要說。從摹仿“倉聖”，以至於模仿“洋崽子”，雖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婦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婦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白情有句話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麽，都和流行病一般”。我想所以事事成流行病的緣故，有兩層：了解不了，抵當不住。漂亮是誤人的淵藪，因為他是油滑浮淺飄流的根原。我平日常想，漂亮是糊塗的別名，時髦是發昏的綽號。10
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門後，第一篇觸及社會生活的評論性文章，內中透出其獨特的觀察力與鋒芒畢露的性格，也暗含著對民族精神的憂慮與傷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號發表後，曾引起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籍男人的反感與抵製，認為傅醜化了上海人雲雲。而此時的傅斯年已顧不得這些是是非非了。
經過四十幾天的顛簸漂蕩，輪船穿越地中海與直布羅陀海峽，終於抵達英國的利物浦碼頭。傅斯年與俞平伯下得船來，於次日乘車趕赴倫敦，入倫敦大學研究院就讀。對於一路上所見到的海光山色，奇情異景，傅斯年在給好友徐彥之的一封信中不無得意地說道：“沿路四十日間，把幾個階級的文化，幾個最異樣的自然現象都經過了；幾千年的民族經曆都溫習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對象，也都有了。”11
在學校選擇的問題上，傅斯年解釋了自己選擇倫敦大學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牛津或劍橋的原因，主要是官費不甚充足，而倫敦大學在學費和花銷上要比前兩校便宜許多。讓傅斯年意想不到的是，剛進校兩個星期，一同前來的俞平伯便不辭而別。傅俞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個宿舍的好友，俞是受了傅的鼓動而專程來英留學的，如今突然離去，令傅斯年驚慌失措，急忙外出尋找。聽人說俞已趕往法國要乘船回國，傅斯年疑心俞氏得了精神病，急忙追至馬賽攔截，果然在一艘輪船上找到了俞。一問方知，俞不是什麽神經病，而是想家想得忍受不了，欲溜之乎也。傅斯年聞聽大怒，心想此事甚為荒唐，乃強壓怒氣苦苦勸說，讓其咬牙挺住，回英繼續學習。無奈俞平伯去意已決，死不回頭，傅斯年知道此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事理，無可挽回，乃長歎一聲，黯然作罷。後來傅在致胡適的信中頗有些垂頭喪氣地說道：“他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之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於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長歎。但望此後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象就好了。”12
傅斯年出國前，蔡元培贈送的一副對聯：山平水遠蒼茫外，地闊天開指顧中
威爾斯（h.g.wells）撰寫《世界通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書影。傅斯年到英國的第一年，曾幫助威爾斯撰寫該書中有關中國中古史的部分。該書於1920年出版後，洛陽紙貴，12年內賣出150萬本之多（王汎森提供並解說）
在這封信中，傅斯年告訴胡適“自己在大學時六年，一誤於預科一部，再誤於文科國學門，言之可歎”，從此下決心跟隨倫敦大學著名教授史培曼學習研究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課程，做一種真學問，不像有些留學生一樣求速效，急名利，欺世盜名，做回國升官發財之迷夢。對於這一取舍的最終結果如何，傅斯年心中並無清晰的把握，正如他給徐彥之等幾位新潮社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13這是傅斯年的決心，也是其性格的寫照，通觀傅氏一生，似乎都與這個最初的理想與信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隻是傅斯年沒有想到，這一匡時濟世的理想與做法，一度受到他心愛並尊崇的老師胡適的誤解，並發出了“大失望”的慨歎。按照胡適的想法，留學放洋就要有一個結果，而最好、最明顯的結果是取得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否則便是失敗的象征。從這一點上看，早年暴得大名的胡適，的確有些人未老而心已衰了。當時留德的羅家倫等一幫有誌青年深知傅斯年用心之良苦，羅氏後來曾對傅這一選擇解釋說：他“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種舉動，就得要明白當新文化運動時代那一班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於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裏麵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裏麵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這是孟真要治實驗心理學的原因”14。羅家倫所言，顯然比胡適在這個問題上的識見要深遠了一步，也更切中當時的現實要害，畢竟五四之前與之後，中國人的思想已大不相同了。五四時代的青年對自然科學興趣大增，而心理學正是一個熱門，如北大畢業生汪敬熙、吳康等出國留學後，專攻的方向就是心理學。傅斯年在倫敦大學選擇心理學的另一個原因，羅家倫認為是早年受章士釗演講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學的影響，並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頗感興趣。另據台灣史語所研究員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書中發現，他在留英時期曾購買了大量弗洛伊德（freud）的著作，歸國後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對人說過當年他“醉心心理學”，後來章士釗曾說傅斯年是全中國最懂弗氏理論學說的人。15正因為傅在這方麵的成就與聲名，當中央研究院創辦時，他被聘為心理學所的籌備委員。
胡適不明就裏，妄下論斷，他哪裏知道抵達英國的傅斯年，視野不僅限於自然科學，同時對英國的文學、曆史、政治、哲學等著作也多有涉獵，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是每部必看。正是懷揣這樣一種超凡脫俗的理想與抱負，以及“先博後專”的宏闊視野與思想戰略，傅氏在學術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終成就了一番輝煌事業並超越了他的老師胡適。
1923年9月，傅斯年離開學習生活了三年多的倫敦大學，背著沉甸甸的收獲與一堆同樣沉甸甸的困惑，來到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開始了新的求學曆程。 <h2>◎柏林日夜</h2>
傅斯年由英轉德前後，除陳寅恪、俞大維幾人，原在北大的同學羅家倫、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後從歐美各地轉到柏林求學，同時還有金嶽霖、姚從吾、段錫朋、周炳琳、宗白華、曾慕韓、徐誌摩等會聚在柏林街頭巷尾，形成了一個頗為壯觀的中國留學生部落。這個群體中的人回國後，大多成為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釋放的能量，對中國近現代學術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確切地說，傅斯年由英轉德，主要原因還是柏林大學良好的學術環境與氛圍。當時德國的近代物理學為世界所矚目，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力學，都是轟動一時的學說。而社會科學中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則是柏林大學傳統的、久負盛名的學科。渴望在自然科學領域搞出點名堂的傅斯年，自是心向往之，欲親身前往領教一番。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與陳寅恪有關。此時，傅斯年與俞大維並不熟悉，即使見過麵也沒有多深的交往，因而羅家倫所說傅到柏林大學是受陳俞二人吸引並不準確。據可考的資料顯示，傅對俞真正了解並與之密切交往，是他轉入柏林大學之後的事，且是因了陳寅恪的關係才與俞大維逐漸密切交往並成為好友的。後來毛子水進入柏林大學就讀，傅向這位北大同窗介紹情況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又據毛子水在台灣時回憶說：“後來我的認識這兩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紹的。……平日得益於這班直、諒、多聞的朋友不少。（趙元任夫婦遊柏林時，寅恪也遠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維、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學問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國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樂！）”16
陳寅恪與傅斯年在柏林大學的重逢，有意或無意地改變了傅斯年的治學追求，並最終使傅的興趣轉到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這一學術領域。可惜的是，陳傅二人在這一時期留下的資料非常稀少，為他們作年譜或傳記的作者，在記述二人交往史事時，往往一筆帶過，從而為後世留下了一堆糾纏不清的謎團。
畢竟龍行有影，虎行有風，通過二人留下的點滴資料與他人的回憶，陳、傅在柏林的留學思想、生活與學術追求，還是給後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線索。
據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王森通過傅斯年藏書分析，盡管當時的柏林大學物理學與語言文字方麵的比較考據學均名冠一時，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時主要興趣是物理學，尤其是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同時對自然科學方麵的其他門類仍保持濃厚的興趣，對各種書籍也廣泛涉獵。有一天，羅家倫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約定到柏林康德街二十四號中國餐館吃晚飯，傅斯年來時，夾了一個很大的書包，眾人不知其為何物，待翻出來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冊的地質學方麵的書。向來不善言辭，更不愛開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這部書是‘博而寡約’，傅孟真讀它是‘勞而無功’！”一句話說得傅斯年暴跳如雷。17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國學子可謂人才薈萃，濟濟一堂，其間相互往來，訪談遊玩，時而講文論學，時而高談國是。陳寅恪常與幾個朋友下午相約去某同學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館把酒清談，酒酣耳熱時分，群露激昂之狀。俞大維因醉心德國歌劇，常用竹筷頻做指揮音樂狀；陳寅恪則能講到國家將來政治問題，對教育、民生等大綱細節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征兵製來訓練鄉愚大眾，民生須盡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等。諸生聞聽，大感分析透徹，鞭辟入裏，對陳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當此之時，與傅斯年友善的德國留學生，各自的想法與求學的興趣、路數、門徑雖有不同，但理想還是大體一致，確實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誌。因了這些雄心壯誌的誘惑，在德國乃至歐洲求學的中國學生，除了官費與自費，還有所謂勤工儉學等五花八門的方式。因而留學人員可謂是魚龍混雜，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歐洲大陸顯著神通。抗戰時期，執教於成都燕京大學的陳寅恪對他的研究生石泉說過一則留學時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陳寅恪走進柏林一家華僑開的飯館，無意中和周恩來與曹穀冰等幾人相遇，打過招呼，同在一桌吃飯，由於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曹氏等人都說不過他，遂惱羞成怒，放下麵包，掄拳便打，順便把陳寅恪也掄了幾拳。周恩來自感力不能敵，與陳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誤入了老板娘的房間。多虧老板娘此時正在外麵張羅客人的飯菜，未鬧出更大的亂子。周與陳二人急忙把門關上，並用肩膀拚命抵住，任憑外麵如何叫陣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無趣退走後方才出來。為此，陳寅恪曾笑著對石泉說道：“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作了共產黨。其實我那天什麽也沒有講，隻是聽他們辯論。”18
此段逸聞，陳寅恪隻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時，當作一個笑話偶爾說起，未有炫耀之意。幾年後，當國共兩黨在炮火中徹底易位，共產黨勝利後，周恩來官至一國總理時，陳氏再也沒有提起這件陳年舊事。其理與魯迅的交往一樣，怕被誤認為“謬托知己”。不過對方似乎一直沒有忘記陳氏的存在和當年結下的情誼，1954年，周恩來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在政務院所做報告，於總結時特別強調：“……要團結一切愛國分子，如陳寅恪，要考慮科學家待遇。”19而當“文化大革命”爆發，陳寅恪落難嶺南之際，周恩來曾經對廣州學生串聯進京的造反派頭目們說過“你們可請教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20，“陳寅恪教授是善於古為今用的學者”，21意在對陳給予保護。此點除了周“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說與在德國期間二人的交往有些關係——盡管在飯桌上陳氏什麽也沒有說。
門第與家學淵源連同個人的才氣誌向，注定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在心靈上的溝通並漸漸成為同路人。來到德國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歐考察路經德國，由傅斯年、羅家倫等原北大弟子陪同遊覽波茨坦（potsdam）無憂宮（schloss sanssouci），宮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爾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見後，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因此落在了眾人的後邊。羅家倫走至半道發現此情，隻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羅對眾人說道，隻見傅斯年站在伏爾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詞地背起李義山（南按：應為溫庭筠，羅氏誤）的兩句詩：“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實憐君。”22羅家倫此語雖含調侃的意味，並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當時傅氏的誌向與心境。
到了歸國前的最後一兩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漸轉向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而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就是19世紀被推崇為德國近代史學之父、西歐“科學的史學”的奠基者的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按蘭克的理論，一切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曆史真相，隻有窮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資料。其曆史觀點的核心是：史料高於一切，要把曆史學變成史料學。蘭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1494年至1514年間羅馬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寫道：“人們一向認為曆史學的任務是判斷過去並且為了將來的世代利益而教導現在，本著作不指望這樣崇高的任務，它僅僅希望說明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此書出版後轟動了整個歐洲，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卡爾（e.h.carr）對此評論說：蘭克那句“並不怎麽深刻的格言卻得到驚人的成功。德國、英國甚至法國的三代的曆史學家在走入戰鬥行列時，就是這樣像念咒文似的高唱這個富有魔力的短句。”23由於蘭克強調“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事實或許是偶然的枯燥無味的——也無疑是曆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律”，後世史家又把蘭克的理論與他創立的學派稱為“實證主義”。這個學派在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風靡一時，幾乎壟斷了歐洲史學界。當傅斯年來到柏林大學時，蘭克學派依然雄風不減。傅氏在求學的道路上經過幾年的搖擺晃動，最終選擇了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並作為重點研習對象和安身立命之托，與當時歐洲的學術大氣候自然有著密切關係。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沒有想到，正是他的這一抉擇，引發了一場對中國史學影響久遠的輝煌的革命。
在柏林大學就讀時的傅斯年
通過陳傅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漸漸匯入同一大海的曆史脈絡。許多年後，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著名史家王汎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語所保存的傅斯年檔案時，發現了傅氏當年的手稿、筆記和他與民國學人來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筆記本記錄於柏林大學求學後期。把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對照，竟發現二者授課的教授相同，從而可知二人上過同一教授的課程。已知的是陳寅恪對梵文大師呂德施極為推崇，而據傅斯年檔案中所見，在他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中有呂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份記載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授課內容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開承認他是受了陳寅恪的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的。王汎森根據這些材料，結合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判斷，認為傅斯年這一時期開始大量購買比較語言學方麵的書籍，進一步“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24。王氏這一推斷當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從後來陳傅二人的學術交往與思想溝通中亦可見出。
傅斯年1926年9月間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其中提到他於1896年5月26日出生於中國聊城（按：傅斯年正確的生日是3月26日），在柏林大學讀到1926年夏季學期為止，是作為哲學學生。其中提到傅先生修過，但在上課冊中未被證明的課有人類學、梵文文法、普通語音學。梵文文法課的老師luders是梵文泰鬥，也是陳寅恪的老師。這份文件中注明普魯士州教育部通知大學允許傅先生入大學的日期是1923年3月10日（證明書原件由台灣“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提供並說明）
陳寅恪常謂“讀書須先識字”25，要研究曆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曆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隻有如此才能揭示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專門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功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習，當時他在給羅家倫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這一個半月中，看來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馬克餘之房錢，像前者，又有火爐子費，又交學費，故實是十分減省，每日吃飯在二馬克與三馬克之間，未曾看戲一次。書是買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漢）的語言學（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課，下一是為寫書用。”26
傅斯年最終決定轉向實證主義史學，很快便顯示了他過人的聰明才智，學業大進的程度出乎諸生意料。麵對傅氏咄咄逼人的銳氣，俞大維曾對人說：“搞文史的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27五短身材卻聰明絕頂的俞大維遂調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避免了與傅胖子的直接對壘交鋒。學成歸國之後的俞大維於1933年再度重返德國，進入柏林工業大學，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製造、戰役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對彈道學的學習研究更是精進，終成著名的兵工製造與彈道專家，回國後曾任國民黨政府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等要職。
1924年5月，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哲學係的趙元任，偕夫人楊步偉到柏林準備轉道回國，此前在辭卻哈佛大學教職時，特致函陳寅恪，希望陳氏重返哈佛代其職位。陳寅恪自感學業未成，複信婉辭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隻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28雖為一句戲言，趙元任見信，深感其人誌不在此，遂不再提及。後來楊步偉寫了一本叫作《雜記趙家》的書，這位婦產科出身的醫生，在寫作上盡管不是內行，但總算為後人留下了一點史料，多少彌補了行文中的缺憾。據楊氏回憶，她與趙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大些中國在德的留學生來看我們，也是現在很多的名人在內，我們多數是聞名沒有見過麵的，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費留學生，大戰後因德國馬克正低，這些書呆子就轉到德國去，大買德國的各種書籍，有的終日連飯都不好好地吃，隻想買書，傅斯年大約是其中的第一個。大家見麵後越談越高興，有時間到中國飯館去吃飯，看見有中國學生總是各付各的聚攏一道來吃。有時他們到我們住的地方來談到半夜兩三點鍾才回去”。又說：“那時還有一個風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勵離婚，幾個人無事幹，幫這個離婚，幫那個離婚，首當其衝的是陳翰笙和他太太顧淑型及徐誌摩和他太太張幼儀，張其時還正有孕呢。朱騮先夫婦已離開德國，以後在巴黎見到的。這些做鼓勵人的說法，我一到就有所聞，並且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批評，說陳寅恪和傅斯年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幹淨的。有一天羅誌希來說有人看見趙元任和他的母親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來挑撥，我的歲數，人人知道的。（誌希！你還記得嗎？我想你回想到那時真是你們的黃金時代。）”29
楊步偉所說的朱騮先，即後來出任過中華民國教育部長和中央研究院代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等高官的朱家驊；羅誌希就是羅家倫。羅氏這位與傅斯年齊名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此時正與一位在歐洲的中國女人（名字不詳）狗扯羊皮地來回折騰，並陪其自柏林到巴黎遊覽。據說在陪其看戲時，曾“看得她頭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兩座尚可聽得”30。號稱寧國府“石獅子”的傅斯年聞之不爽並大起疑心，曾致信羅加以嘲諷說：“心跳而能使隔座者聞之，絕無此理……想是使君之心與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聞焉。”又說，“她自巴黎歸，聽說甚不喜巴黎，大維謂是你（羅）領他（她）看博物院之過。我當時想起《聊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時送其七品補服於其所識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對不起朋友者，然當時此想油然而來，非由我召也。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擇路則不可。”31
可能此時羅家倫被那位交際花式的風騷女人和傅斯年的嘲諷與批評弄得暈頭轉向，不辨牛馬，才跑到趙楊夫婦下榻的旅館說了這一番昏話。此時，自視出身名門，才貌超群，舉世無雙，完全可與西施、王昭君、貂蟬、楊玉環等古代四大美女有一拚的楊步偉，居然被眾人當作趙元任的親娘而不是太太來看待，其夫婦相貌與年齡在諸方麵的反差之大可想而知。楊步偉聞聽後的心情與騰起的怒火也就不言自明。若不是趙楊夫婦初來乍到，各方麵還需拿捏客氣一點，依楊步偉向來愛好教訓別人和說一不二的火暴脾氣，羅家倫此番不識輕重好歹地貿然透露事實真相，定被罵個狗血淋頭，或者吃一記響亮的耳光也未可知。好在楊步偉沒有這樣做，這是羅家倫的幸運。
在談到柏林大學中國留學生中最可堪造就和令眾人服膺的“三巨頭”時，楊步偉說：“俞大維最難見到，因為他是日當夜，夜當日地過，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見他的，寅恪和孟真來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陳三立先生與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時和哥哥還是弟弟也住過我們家一些時，並且他也是被約到清華研究院之一，以後在清華和我們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結婚後才搬開。）”又說，“孟真和元任最談得來，他走後元任總和我說此人不但學問廣博，而辦事才幹和見解也深切得很，將來必有大用，所以以後凡有機會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總推薦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變遷，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則亡矣。”32
傅斯年之才學，不隻受到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等北大派名流的賞識，就連過往並不深的趙元任都深感其才高八鬥，自愧弗如。或許這就是幾年後趙元任甘願以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身價，屈尊於傅斯年手下做個史語所語言組組長的緣由吧。
對於傅斯年與陳寅恪、俞大維等人的日常生活，楊步偉曾有深切的體會，她說道：“有一天大家想請我們吃茶點，但定的下午三點，我們剛吃完午飯，以為到那兒（是孟真的房東家）照例地一點點心和茶，豈知到了那兒一看，除點心外，滿桌的冷腸子肉等等一大些，我們雖喜歡，沒有能多吃，看他們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說德國吃茶真講究，這一大些東西，在美國吃茶隻一點糕什麽連三名（明）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東部東西多）。孟真不憤地回我：趙太太！你知道這都是我們給中飯省下湊起來地請你們，你們不大吃所以我們大家現在才來吃午飯。”楊聞聽此言，為這些書呆子的處境與精神感動得差點流下淚來。日後她回想此事，仍不免心痛地說：“他們這一班人在德國有點錢都買了書了，有時常常地吃兩個小幹麵包就算一頓飯，聞說俞大維夜裏才起來也是為減省日裏的開銷，不知確不確？”33
一天，陳寅恪和俞大維兩個人突然要請趙楊夫婦看一次德國的歌劇。戲名叫《自由射手》（der freischutz），是由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作曲。陳俞二人把趙楊夫婦送到戲園門口就要走，楊步偉好奇地問：“你們不看嗎？”心中暗想這二人如此不懂規矩，對自己這樣輕看，真是豈有此理。俞大維笑笑沒有吭聲，陳寅恪有點歉意地說道：“我們兩個人隻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幹麵包。”楊步偉在回憶中說：“我們心裏又感激又難受，若是我們說買票請他們又覺得我們太小氣，不領他們這個情，所以隻得我們自己進去看了。大維！不知你還記得這一回事嗎？”34
趙楊夫婦此次在德國逗留了40天，除了陳寅恪、傅斯年、俞大維、羅家倫等人到訪外，童冠賢、毛子水、何思源、張幼儀等也多有交流。時徐誌摩正為追求心中的聖女林徽因，不惜與他的結發之妻張幼儀在柏林大鬧離婚。在張幼儀尋死覓活不願離異之時，留德的中國學生在好事者的帶領下，紛紛圍將上來，拉著徐誌摩要他到中國飯館請客，以便獻上錦囊妙計。深感走投無路，欲以頭撞牆的徐氏信以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筆款子，請了七八人到飯館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熱之際，有一號稱“鬼穀子”的留學生終於獻出奇計，認為最可行的一條就是令徐誌摩把張氏像捐麻袋一樣捐獻出來，移交給未婚的金嶽霖為妻，眾人聞聽齊聲喝彩。想不到此時金嶽霖正在另一間用薄木板隔開的房中與朋友吃飯，聽到一幫中國學生於酒瓶碗筷的碰撞聲中大呼小叫地喊著自己的名字，忙走近聽個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便輕輕地把屏風推開，站在他們的飯桌前麵叫了一聲：“嘿！”35眾人見狀，大驚，徐誌摩那白白的臉頰頓時紅了半截。
趙元任與楊步偉結婚不久後合影
由於老金不願接受徐的捐贈，此事未能談攏，張幼儀也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樣在留學生圈子內被轉來捏去，最後成為一堆令人厭惡的稀湯的羞辱與麻煩，但最終還是在好事的中國留學生與徐誌摩本人的內外夾擊下，同意離婚。金嶽霖以見證人的角色在徐、張的離婚書上簽字畫押，以為憑證。徐、張的離婚風波，搞得雞飛狗跳，四鄰不安，身在異國他鄉又身懷六甲的張幼儀，一時陷入淒苦無助的悲涼境地。趙楊夫婦準備離開柏林的那天晚上，羅家倫匆匆忙忙趕來，楊步偉原以為羅是專為送行前來探望，交談中頗為客氣，更不再為羅說自己是趙元任他娘之事計較。話談到一半，羅家倫話題一轉，吞吞吐吐地問楊步偉手邊錢多不多，楊以為對方除了送行還要送錢，心中猛地泛起一股感激之情，為表客氣，楊說不多可是夠用了，剛要說不勞你們幫忙之類的客氣話，想不到羅家倫猛地接話道：“可不可以借幾十元出來，我們大家欠張幼儀的家用，應到期的錢還沒到，暫挪我們一點還賬。”楊步偉一聽，頓時冷了半截，沉著臉說手中的錢隻夠用到回法國，隻要一到法國，由美國匯來的錢大約就可收到，意思是等自己回到法國再說吧。羅家倫知道隻要眼前這兩個小財神一離開柏林，便是黃鶴一去杳無消息了，於是死纏硬磨，與趙楊夫婦在旅館打起了陣地守衛戰。眼看快到深夜，趙、楊體力不支，表示繳械投降，掏出40元拱手交給對方。羅家倫錢一到手，立即打道回府杳無音信。楊步偉撰寫回憶錄的時候，對此情此景仍記憶頗深，並對羅氏借錢幾十年不還的做法，含有調侃意味地再度提起：“誌希你還沒還我們呢吧？”36此語表麵上是提及40元錢，實則楊步偉仍對當年羅氏的冒失與不明事理地“喊娘”之事耿耿於懷。
又是多少年後，周作人對羅家倫曾做過一個小小評價，謂羅“雖是文化運動出身，可是很有點鄙陋，錢玄同見過他的西文名片，寫作羅斯福羅，每相見的時候，常要叫這個名字”。又說：“羅家倫不失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偽君子來，還要好一點。”37周說這話的時間是1950年6月，自己剛因漢奸罪從監獄放出來不久，傅羅二人皆隨國民黨退守台灣，大陸山河改色。且周作人與傅斯年素有個人恩怨，因而此評是否公允，隻能看各人的理解了。但就傅、羅留學時期的總體情形看，似乎並不像周氏所說的那樣鄙陋與齷齪，特別是在錢財的交往上，盡管有羅家倫借楊步偉債款幾十年不還的情形，但在中國留學生之間，尚沒有露出真小人與偽君子的做派，倒是有點同舟共濟，“有錢大家花”的共產味道。 <h2>◎羅家倫信件披露的隱秘</h2>
1998年，羅家倫的女兒羅久芳將保存的傅斯年、羅家倫於1923年冬至1926年底留學歐洲時期的九封通信整理公布。此舉令有關傅、羅及其同代留學生群體，甚至五四運動的研究者為之一振。1926年之前，有關兩人的文字資料實在太少。就傅斯年而言，除了胡適保存的兩封通信和幾次在巴黎的談話記錄外，其他資料再未見到。羅家倫個人資料的流傳情形類似，其他的如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包括金嶽霖、何思源等，學習筆記類的資料倒有一些，但涉及個人生活的書信資料則鳳毛麟角，難以尋覓。鑒於這一情形，後世研究者與傳記作者在描述他們的留學生活時，不得不一筆帶過。事隔七十多年，傅、羅通信突然現世，且是一連九封通信的公布，這對研究者來說，機會之難得、價值之珍貴是不言而喻的。
兩人通信所涉內容大多都是些生活瑣事，其間不少插科打諢、臧否人物的精彩段落。另有不少涉及留學生之間私生活，或曰性生活的敏感片段。據任教於美國大學的羅久芳說，因為這些信件是傾訴彼此間真情的私函，作者提筆時並未考慮到原件會長久存留或有朝一日會公之於眾，所以寫得酣暢淋漓，可謂無話不談。但當情緒盡情傾瀉之後，又往往理性地特別注明“切勿對任何人言之”的警示密語。正是因了這樣的情形，保存者羅久芳左右為難，遲遲不肯公布。在秘藏了七十多年之後，因編輯出版《羅家倫先生文存》的需要，在眾多前賢舊好與研究者的期盼呼籲聲中，羅久芳才鼓起勇氣，一咬牙提前把這九封私函公之於眾，算是圓了期盼者的心願。至於信中特別注明的一條條警示，無論在九泉之下的傅斯年同意與否，作為後輩也就顧不得那麽多了，反正傅氏是絕不會再從地下那幽深黑暗的洞窟裏蹦將出來，像當年一樣嗷嗷怪叫著跟羅久芳這位侄女拚命的。
九封信有短有長，格式不一，且字跡潦草，有一部分用鉛筆寫在薄紙正反兩麵，但未經過修改。因有八封信未注明日期，隻能據內容辨認順序和時間，其中最初的兩封是傅、羅同在柏林的兩年間所寫，以後的六封是羅家倫轉赴法國巴黎大學時所書，當時羅與北大同學何思源合住巴黎一處公寓，傅在信中時常是羅、何並提。因未見到原件和影印件，已公布的信件內容是否被羅女士做過刪節不得而知，但從總體上看，不太方便告人，或者公布之後會使信中的當事者感到臉紅或不太好意思之處（假如傅、羅仍活在世上），占極少的比例。而絕大部分則是人人羨慕人人恨的金錢的問題。通過一件件關於英鎊、馬克或者法郎的愛恨情仇，世人透過曆史煙塵，真切地領略到包括陳寅恪、俞大維等在內的留學生真實情形與令人心酸的往事。
第一封信內容就帶有悲中含酸的情趣。說的是羅家倫於1923年冬日不慎遭竊，衣物盡失，幾乎到了要“裸體歸天”的悲慘境地。剛到德國近半年的傅斯年聞訊，以近似現代網絡名的“山外魔生”寫信與羅，有些調侃地勸慰道：“昨晤姬公，聞真人道心時有不周，衣冠而往，裸體而歸，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奪之幹淨也。聞真人劫後不改笑貌，興致一如恒日，故慕仰無極。進此兒，若戲謔，實出心肺之言。”又說：“此事如在小生當死矣。失色猶可，盡失色則不提色。失書則從此不念書。若失去衣冠，將何以為中國之人，而度此嚴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當年精衛投海，亦但為失竊耳。今寫此信，是告訴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時如無解決之術，則請拿去。雖大，容或可對付一時。帽子，我也有一個，但恐太小耳。近聞學費限下星期交，為之大急。羅真人法覽！”38
1926年春，羅家倫於巴黎大學留影
信中的羅真人，乃傅斯年為羅家倫起的綽號，同樣相當於後世泛濫成災的網名。未久，傅斯年又以damned libraryman（受詛咒的書蠹）為筆名，致信羅家倫，道出了自己窮困潦倒的淒慘之相：“星期一我在林中，未曾睡著，但失迎總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費在即，一文無著，十分著急或者死去。”信中看出，傅氏的經費來源已有不祥之兆，且幾乎到了《易經》卦辭所言“主大凶”的地步了。
1924年，可能因傅、羅皆在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而見麵機會較多，這一時期沒有信函往來。第三封通信的時間已是1925年，羅家倫已轉入巴黎大學就讀，這一時期的通信幾乎全部圍繞一個“錢”字與一個“愁”字，但事情又往往不是一個“愁”字了得的。
隨著國內軍閥混戰不息，形勢混亂不堪，山東政府方麵的官費籌措已極困難，無法及時向海外留學生匯寄。這個時候國內的紡織大王穆氏企業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羅家倫的經濟來源中斷。為了繼續在英法兩國收集近代史資料，以便完成最後一年的研究計劃，羅氏除了譯書寫稿掙點小錢補貼外，通過老校長蔡元培介紹，向商務印書館監理張元濟借得國幣1500元。這筆款項於1925年下半年分兩次匯至倫敦及巴黎，羅家倫得此巨款，除償還債務外，手頭還有部分餘額。此事被傅斯年偵知，借這年秋到巴黎短期訪學之機，向羅氏借了一筆小款以為急用。到了秋後算賬時，手頭已不寬裕的羅家倫致快信向傅“討債”。已是窮困潦倒的傅斯年大窘，立即修書一封，敘述自己“挖東牆補西牆”的艱難處境，其中一段寫道：“弟在巴黎最後接到朱寄之二十，換了後，還債等已精光，末日隻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馬克尚是從吾（南按：姚從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員外尚有幾文，故用到11月，過了初十，朱寄來二十鎊，交了2月房錢去其過半，所餘的月底還完了員外怎麽辦呢？幸與老陳（南按：陳寅恪）定了一約，他先把二十鎊之馬克給我，我交了學費及他種零費，借給一位更窮的朋友三十馬克，交了這月房錢，今天隻剩了四個半馬克，愁得這兩天無以為計也。”又說：“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鎊，大約此星期可寄來。但此是老陳的了，有約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國，故更無從通融起。那麽怎麽辦呢？上星期一向朱寫信時，說有二十方可過年節，當時尚未計算得清楚，信發覺‘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始意覺得這月總可勉強到底，但陳走甚急，姚錢不來。前昨兩日，整日思法子。昨天開了一個書單子，擇其或有人要者於hirschwald，未知下文如何？此時滿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辭，且甚無效耳……要是老陳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錢為郭才子陳津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著急無對。此時柏林的環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國，更窮。幾乎等於不能借分文之局麵。這兩月，子水、從吾、大維都是賴老陳維持。老陳大苦，老陳走後，更不了矣。”
1925年4月，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
因傅信均無日期，故無法判斷確切時日，但從信的內容推斷，此信大約寫於1925年秋冬時分。信中提及的“老朱”或朱某，乃中國駐英公使朱兆莘，歐洲留學生的經費一直由朱氏作為代理人具體操辦。但此時國內政局混亂，經費匯不出，朱氏無能為力。為了應付不斷前來“討債”的書呆子，朱氏迫不得已，隻好從公使館的其他款項中轉借幾個小錢予以應付救急，傅斯年所得20英鎊即是此例。
信中涉及有債務關係者多達八人，那個神秘的“員外”不知是指何人，但提及的“老陳”，是指即將歸國的陳寅恪。言語中可以看出，這批留學生的錢財除了相互借來借去外，作為老大哥的“老陳”，於此間顯示了舉足輕重的分量，同時也透出他對眾位難兄難弟的關切之情。
到了1926年初，傅斯年終於從朱氏處領到了十英鎊的匯票，於是致信羅家倫說：“本是想就此寄你四鎊、寄仙槎（南按：何思源字）二鎊的。但換現鎊待了三天，此三天中又為人借去了幾文，自己也實沒辦法了。現隻寄你二鎊，仙槎一鎊。朱既許我下月設法，到時弟必再寄。月中窮不可言，特別糟者是今後全無辦法，山東學費已全無望矣……”傅斯年寫信時，國內軍閥混戰加劇，整個中國大地彈片橫飛，血流遍野，大小官吏爭相苟全性命，已無人再去管這批海外學子是死還是活的事了。傅氏與何思源屬山東同鄉，何思源來自水泊梁山的發源地菏澤，著名的鄆城縣、曹縣等皆從屬於菏澤地區，當地流傳有“梁山一百單八將，七十二名出鄆城”之語；傅來自梁山腳下的聊城，武鬆打虎的陽穀縣屬其轄地，因而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有小同鄉之誼。眼看山東方麵的官費沒有希望，其他款項又無從進取，麵臨斷炊的何思源，能得到傅斯年借予的一個英鎊也算是不幸之中的萬幸。此等情形很能令人想起當年劉備在販賣草鞋的途中，饑餓難耐又無錢購買一個燒餅那“一文錢難倒英雄漢”的故事。十幾年之後，歸國的何思源在相繼登上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與北平市市長寶座之後，不知對這一文大錢的艱難來曆還記得否。
楊步偉說因為大戰後德國的馬克走低，物價便宜，中國的留學生們才紛紛從四麵八方轉到柏林，此說有點道理，但不能說全對。事實上，當時德國的物品並不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物美價廉，而專等這幫孔乙己的弟子門生前去占便宜。在傅斯年即將結束學業回國的前夕，生活更是到了無依無靠的絕境，他在致羅家倫與何思源的信中道：“總之，去年我以領了下一月（款），我方能自巴黎歸，今則倒欠下兩月，此外無絲毫進款。德國生活程度貴得無比，此間熟人一致呼窮，故弟不欠此間任何一人、任何一文，而此間欠我小數者，積起來已經不少了。5月中旬連吃四日幹麵包，實在不免於夜間流涕。大維尚好，而毛、姚窮得出世涅槃……”
德國的生活程度傅斯年說得已很清楚，正是在如此生活環境與經濟條件的高壓之下，他才在致羅家倫的信中，發出了“心緒如焚”“飲食不常，一切狀態如瘋如狂”的悲鳴。未久，傅斯年突然從《德國匯報》聞知駐英公使館的老朱將要去職的消息，大驚，急忙寫信致英使館向老朱本人催要學費。本來老朱對此等事項早已厭煩不堪，如今奉命歸國，正好順水推舟，將這個棘手的皮球踢給了繼任者。而繼任者年輕氣盛，根本不把傅斯年等留學生放在眼裏，對連連上書催款視而不見，遲遲不做答複。眼看就要成喪家之犬狀餓斃於柏林街頭的傅斯年大怒，立即表示“老傅窮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氣”。按傅氏的推斷，繼任者如此對待留學生，一定是克扣和挪用了國內寄來的官費。而對方如此無理與霸道，正是留學生們“拚命之機會也”。於是，傅斯年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立即蹦將起來，欲像當年五四運動一樣，發動並親自統率整個歐洲中國留學生，肩扛大旗，揮拳弄棒再展示一回少年壯誌，前往駐英公使館門前示威遊行，不惜與使館人員開打宣戰，然後來個火燒趙家樓的模擬演示，將公使館一把火燒個精光。
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過去的老皇曆如今翻不得，對於傅斯年而言，一呼百應的五四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接受新的文明洗禮並逐漸理性的羅家倫、何思源、俞大維、毛子水等人，認為以暴力的方式方法來處理此事萬萬不可。倫敦比不得當年的北京，若真的鬧將起來，很可能被當作過街老鼠捉將起來關入大牢，成為天下笑柄。在眾人勸說阻止下，傅斯年火氣漸消，最終打消了一把火燒掉公使館的念頭。當然，駐英公使館的官僚們並不知有此一幕險情發生，否則，應該早抱頭鼠竄了——看來傅斯年當年考取官費留學生時，山東教育廳一幫官員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盡管羅浮宮與白金漢宮沒有被點燃，事實上中國駐英公使館卻差點葬身火海。
既然公使館不能燒掉，日子還得設法苦撐下去，如同一位外國作家所說的那句名言：“活下去，而且要記住。”留學生們除了圍繞一個“錢”字與一個“愁”字來回打轉、相互借債外，自然有苦中求樂的另一個側麵。而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年輕遊子，又少不了與過往的女人拉拉扯扯，生發出一些風流韻事。當時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小秘密，在傅斯年致羅家倫的信中有所披露。如在第八封信中，傅斯年對羅家倫說：“聽說你和mlle jemmes很好，不知仙槎吃醋否？一笑！”
jemmes乃何思源找的法國女人，傅斯年在巴黎與其見麵後，便在信中笑其“中文名字極俗，不知誰的大作”雲雲。未久，羅家倫為了籌措回國的川資，再次向張元濟求援，張以私人名義慷慨借貸600元。一年前，當羅家倫首次通過蔡元培向國內尋求經濟援助並找到張元濟時，張正為女兒擇婿，回信中同時拜托蔡在海外留學生中直接物色，並表示願意資助未婚女婿的留學費用。蔡元培接信後曾向羅氏探詢，但未全部挑明內情。羅家倫經過一番思考，寫信向蔡表示：“無論與何人訂婚，皆願於訂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誼。……最好於友誼發生時不必定有婚姻觀念當先，以免反而拘束。”蔡元培意識到此事難成，便將原信有關部分剪下轉給張元濟。張氏當然不是糊塗人，見對方如此，並不強求，此樁“婚事”算是告吹，但借貸的事還照樣進行。39想不到這次傅斯年聞聽羅家倫又向張元濟借貸，便以調侃的語氣說道：“聽到你做了日禮服、晚禮服、夜禮服等。日服為利見大人，夜禮服為霓裳歌舞之用（話是聽到的，典故是我加），恭喜恭喜。”傅所說的“為利見大人”，即指張元濟，因為張氏托蔡元培在海外為其女兒擇婿之事，早已在留學生中傳開，而羅家倫正是眾人矚目和議論的焦點。
在一頓調侃後，傅斯年又用詼諧的語言向羅家倫講述了近期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幾件“大事”：
說點笑話罷！（一）老陳回去，坐二等艙，帶著俞大維那個生龍活虎一般的兒子，just think of it。
（二）萬燦的braut（南按：未婚妻）聽說甚有德行，萬燦與她日日見，自然想幹一回，而她拒絕（其理由不可得知）。故萬燦更佩服她的德行。
此間朋友如常，毛子水連罵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最後大吵一回。員外此時也無不（？）買書。
你應來信勸大維去法國。他在此甚無意思。有次我向他房東雲herr dr.明年去法國。她雲：ach, nein, herr doktor wi nie von uns weggehn！……etc……（南按：“嗬，不會的，博士先生不會離開我們的！……”）
或者這房東為他保全令德不少，但他卻是應該到法國享福去了。40
傅氏所說的這位萬燦，與他未婚妻最後的結局如何，好事是幹得成，還是沒幹成，或者介於二者之間，皆不得而知。而老陳帶俞大維兒子一同歸國之事，卻含有一個不太為外人所知的故事。
許多年後的1970年，已進入古稀之年的俞大維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說：本人“與陳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寅恪先生的母親是本人唯一嫡親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內人。他的父親陳三立（號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詩人；他的祖父陳寶箴（號右銘）先生是戊戌湖南維新時期的巡撫。右銘先生有才氣，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辦團練時，即為曾國藩先生所器重，數次邀請加入他的幕府，並送右銘先生一副對聯，以表仰慕。上聯寅恪先生不複記憶，下聯為：‘半杯旨（卮？）酒待君溫’，其推重右銘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與陳右銘（寶箴）太守論文書，此文收入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中。我的母親是文正公的孫女，我的伯父俞明震（字恪士）先生、舅父曾廣鈞（字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與三位先生（陳氏父子祖孫）皆是好友。本人與寅恪先生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學了。”41
在德國留學時期的俞大維
文中所說的三代世交是指俞的曾外祖父曾國藩一家與陳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撫陳寶箴；俞的父輩俞明震與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俞本人與陳寅恪兄弟等三代的密切關係。兩代姻親是指俞陳兩家與曾國藩一家都有至親，而俞大維與陳寅恪既是姑表兄弟，又是郎舅之親。俞大維的姑母是陳寅恪的母親，俞的妻子陳新午又是陳寅恪的胞妹。七年同學則是指美國哈佛與德國柏林大學同窗共讀的七年時光。
當然，俞大維說這話時，已隨國民黨退居台灣多年，在德國求學時代，這個格局尚未形成。俞大維是先有了一個“生龍活虎一般的兒子”之後，才與陳寅恪之妹陳新午締結伉儷，借此與陳家成為“兩代姻親”的。
曾國藩的兩個兒子紀澤、紀鴻皆是清代有名的人物。曾紀澤出任過清朝駐英、法、德、俄公使，為收複新疆伊犁，曾與“麵冷詞橫”的沙俄大臣據理力爭，算是一位對中華民族做出過貢獻的外交家。曾紀鴻與夫人郭筠，生五子一女。分別是：廣鈞、廣釗（殤）、廣鎔、廣銓、廣鍾五子；女廣珊。長子廣鈞乃“湖南四公子”之一，著有數學研究專著。女兒曾廣珊，善於詩文，嫁給俞明頤，婚後生十三個兒女。除了三個早夭外，其餘十人為：大維、大綸、大紱、大絜、大綱五子；大緗、大絢、大縝、大、大綵五女。按俞家大排行，俞明頤之兄明震、明觀已先有三子，因而俞大維排行第四，成為這個家族的“四哥”。
俞大維在德國柏林留學期間，陰錯陽差地與一位德國原裝的鋼琴女教師相愛，兩位幹柴烈火般的青年一不小心，那位德國美女便珠胎暗結，大喜即將來臨。想不到對方那傲慢的父母卻沒把身材矮小、貌不出眾的俞大維放在眼裏，死活不允許女兒嫁給這個來自東方的中國青年。就在雙方你來我往叫板的過程中，一個男娃從德國美女的母體裏呱呱墜地，此為1923年間事。俞大維根據德文名字的發音，為孩子取名為揚和。又依照俞家家族輩分取名俞啟德。其意是，一方麵紀念他的德國母親，一方麵希望兒子德才兼備。揚和出生後，放在俞大維租住的房東家撫養。俞的房東是位閑居多年的寡婦，盡管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與俞大維友善。正當這位風流寡婦紅顏漸衰，美人即將遲暮之際，見俞大維突然抱回家一個幼兒，自是歡喜，便主動承擔了部分撫養義務。如此這般，遲暮的寡婦與俞大維也就有了進一步的情誼。——這就是傅斯年在致羅家倫的信中所說那位房東為俞大維“保全令德不少”的緣由。盡管如此，一個立誌在學業上創造出一番成就的留學生，整日帶一個哇哇亂叫的小兒自然不便。於是，即將回國的陳寅恪建議把揚和帶回國內，交給自己的妹妹陳新午撫養。俞大維聞聽自是求之不得，便有了傅斯年向羅家倫報告老陳坐船帶俞大維兒子回國之事。本著開篇所述陳寅恪歸國在馬賽港登船攜一幼兒，即俞揚和。
婚後的陳新午懷抱周歲兒子俞方濟留影
當陳寅恪輾轉萬裏把孩子帶回家鄉後，以能幹潑辣著稱，在陳氏家族中最為漂亮聰明的小女子陳新午，對揚和極其喜歡，遂以未嫁之身毅然擔負起撫養孩子的責任。後來俞大維歸國，自是少不了到姑家探親，一來二往，就水到渠成地娶了大自己三歲的表姐陳新午為妻。至此，俞陳兩家才形成了俞大維所說“兩代姻親”的格局。因為是嫡親表姐弟結婚，大維與新午生的第一個兒子俞方濟天生弱智，後來一直跟父親俞大維一起生活。另一兒子俞小濟智體尚好，長大後赴美國定居，雖已成家，卻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曾曆任國民黨高官但兩袖清風的俞大維，在晚年不得不變賣多枚勳章為這個小兒子補貼家用。
蔣經國夫婦與女兒蔣孝章（左）在台北留影
老陳從德國帶回的混血小子俞揚和長大成人後，隨著抗戰爆發，先是考入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第十六期學員班受訓，二十歲時赴美國鹿克戰鬥機飛行學校接受高級飛行訓練，後回國參加中美聯合飛行大隊對日作戰。戰鬥基地在湖南醴陵，俞揚和的英文尚好，給隊友們的相互溝通帶來很大方便。抗戰後期，俞揚和在參加空戰30多次後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為醴陵地區遊擊隊抓獲。遊擊隊員一看俞揚和那相貌，以為是日本人雇用的外國飛行員，當即捆綁起來欲大刑伺候。俞揚和一看眼前的陣勢，知道大事不好，靈機一動，與對方講起湖南話來，說自己是被日軍擊落的國軍飛行員，並大喊冤枉。遊擊隊員聞聽此言，似信非信，大眼瞪小眼地不知如何是好。俞揚和進一步解釋說：“難道有會講湖南話的日本人，或其他外國鬼子嗎？”待對方弄清他的真實身份，趕忙將其鬆綁，裝入籮筐，抬到山外醫院治療。可惜揚和因傷殘已不能繼續服役，傷愈後不得不離開空軍，轉到民航任駕駛員。1948年底，俞揚和與不會說中文的華僑妻子離婚後獨自赴美定居，未久又續娶一房太太。十年後與正在美國讀書的蔣經國之女蔣孝章在華盛頓邂逅並一見鍾情。1960年5月，離婚後的俞揚和與比自己小十幾歲的蔣孝章在美國一個小教堂秘密舉行婚禮，次年生有一子。俞大維按照俞家的輩分為孫子取名俞祖聲，與俞大維侄子俞啟威（後改名黃敬，1949年之後出任天津市市長）之子俞正聲（第18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為“聲”字輩。盡管結婚之前，二人婚事在蔣家引起過軒然大波和世人的猜測議論，但俞祖聲誕生後，不僅得到祖父母的歡心，也得到外祖父蔣經國、曾外祖父蔣介石的寵愛。台北中正紀念堂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大照片，蔣介石端坐當中，懷裏抱著的嬰兒便是俞祖聲。蔣俞兩家就這樣成了一代姻親。當然，這是後話。
接著上文敘述。當傅斯年在信中興致勃勃地向羅家倫講述老陳與俞大維兒子俞揚和一同乘船歸國的故事之時，他沒有想到，一年之後，俞大維的妹妹俞大會重返曾家，與曾國藩的侄曾孫、著名化學家曾昭掄（1949年後曾出任高教部副部長）結婚。更沒想到的是，幾年之後，自己會娶俞大維最小的妹妹俞大綵為妻，與俞大維成為郎舅關係。從此，傅斯年與俞家、陳家、曾家結成了扯不斷、理還亂的親友圈。而這一姻緣，皆得益於德國柏林的風雲際會。自此之後、傅斯年與陳、俞、曾三家世子名流風雨與共，共同度過了一段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艱難歲月，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寫下了風雲激蕩、光輝燦爛的壯麗篇章。
陳寅恪家族世係簡表及關係圖示
1926年9月，傅斯年結束了留德生活，帶著一肚子洋墨水和一堆待解的複雜難題，由馬賽揚帆起程，穿越地中海的驚濤駭浪，向闊別七年的東方故國駛來。 <h2>◎傅斯年歸國</h2>
與一年前陳寅恪歸國大不同的是，直到輪船穿越了地中海與印度洋，以及海盜出沒的馬六甲海峽，即將到達東方故土時，傅斯年的前途仍像大海滾動的波濤，籠罩在渾渾茫茫的霧靄之中。
就在歸國的兩個多月前，傅斯年在給羅家倫的信中，以低沉的語調再次談到了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同時哀婉地說道：“北大事大約是散板了……至於回國做事，至今未定。”又說：“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麵去也。”42
此前，傅斯年是準備受聘北大的，而像他這樣威風八麵的才子受聘北大，也是順理成章的事。1922年，北大教務長蔣夢麟到歐洲考察，與正就讀於倫敦大學的傅斯年謀麵並做了推心置腹的交談。在傅出國之前，蔣並未與其深交，但通過這次交談，傅的言行給蔣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蔣視傅為世間少有的通才與天才，並發出了“孟真之學，是通學，其才則天才，古今為學，專學易，通學難，所謂通學就是古今所說之通才”的慨歎。蔣夢麟認為，正是由於傅斯年博古通今，求知興趣廣泛，故他於抒發議論的時候，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他於觀察國內外大勢，溯源別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結論，往往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所以稱“孟真真是中國的通才。但通才之源，出於天才，天才是天之賦，不可以僥幸而致”43雲雲。作為師輩人物，學界名流大腕，對一個正在茅廬中做功修煉的後生小子如此高規格評價，絕不是出於麵子的需要和相互的利害關係，或政客的花言巧語與玩花槍之類的折子戲，實出於蔣氏之摯誠。
二人分別不久，蔣夢麟在德國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勸蔣此次考察不要無目的地在德、奧、法、意各國亂跑，有兩個問題要特別注意：第一是比較各國大學行政製度，第二是觀察各國大學學術的重心和學生的訓練。蔣閱畢，不僅驚歎傅氏在學業上的精湛造詣，同時還發現他有極強的視事與處事能力，如果自己不是師輩人物，蔣極有可能要五體投地地折服跪倒在傅斯年麵前，並高呼“吾師萬歲”。1923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因不堪忍受軍閥政府與教育部官僚的壓迫憤然辭職，旋赴歐洲考察，北大校長一職由蔣夢麟代理。此時已轉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的傅斯年，與北大的實力派人物蔣夢麟、胡適等書信往來不斷。而作為胡適得意弟子的傅斯年一旦學成歸國，到北大任教已成必然。
想不到世事難測，人算不如天算，傅斯年準備歸國的這一年，正是北洋軍閥執政最黑暗，也是即將全麵崩潰的前夜。亂象叢生的中國亂上加亂，各路軍閥縱橫中原，開始了新一輪的相互傾軋與混戰。
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學生因為日本軍隊派軍艦炮擊天津大沽口，對中國公然侵略挑釁之行為，紛紛組織起來向段祺瑞執政府請願。當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來到執政府門口時，遭到槍擊和暴力毆打，當場死傷數百人，其中北大、北京女師大死傷最多，後來魯迅那篇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記述的就是此次事件中遇難的年僅二十二歲的劉和珍與楊德群等女師大學生。44
劉和珍
慘案發生後，北洋軍閥政府曾計劃“掃除三個半學校”，分別是中俄大學、中法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之一部，並擬定了一張通緝當時北京教育界、文學界包括魯迅、李大釗等在內的50餘人的名單。北京大學等幾所高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就在這個時候，魯迅被迫離京到廈門大學任教。北大教授如劉半農、馬敘倫、周覽、高一涵、陳翰笙、顧孟餘、馬寅初、王世傑等，先後離京另謀生路，留下者也多銷聲匿跡，深自韜晦。一時不能離京的教授大多考慮如何應變，或者轉到形勢較為平穩的清華、燕京；或者暫時蟄伏下來，不再伸頭露麵。整個北大從一院到三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
1926年4月15日，奉係軍閥張宗昌作為張作霖的馬前卒，統率大軍衝出山海關殺奔京城，段祺瑞執政府“哢嘣”一下垮台斷氣，北京政權落入奉張集團之手。狼去虎來，而虎比狼還要威猛凶狠。按張作霖這隻東北大字號老虎的意旨，張宗昌立即下令封閉報館，鉗製輿論，捕殺報人。一時間，北京城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京報》主筆邵飄萍（振青）不幸被捕，於4月26日淩晨1時許，被“提至督戰執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同時被判處死刑，其“罪行”為：“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以照炯戒。此令。”45當日4時20分，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槍擊斃命，時年四十二歲。
就在邵飄萍被槍殺的當天晚上，北京政府前總理孫寶琦匆忙來到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寓所，密告蔣氏的名字已經上了張宗昌的黑名單，說不定今夜就要被捕砍頭。蔣夢麟聞聽大駭，驚恐與大不情願中急尋出逃辦法。恰在這時，有高官大員王寵惠來訪，蔣夢麟一見如得救星，立即對王說：“你閉嘴，一句話都不要講，趕快拉我走，否則我的頭就要掉了。”王氏心領神會，立即示意蔣爬上了自己那輛軍警不會盤查的紅牌汽車，直駛東交民巷使館界的六國飯店。蔣夢麟下車後立即鑽進飯店，屏息靜氣地貓了起來。第二天敞開門縫探頭一打聽，北大地質係教授兼德文係主任朱家驊等幾位名流也為躲避奉軍的緝捕，於昨夜通過各種渠道和門路悄悄溜進飯店中躲避。後來得知，凡進入六國飯店者皆保全了性命，而在奉軍緝捕中，避入使館界舊東清鐵路辦事處躲避的北大教授李大釗、女生張挹蘭等人，後來被張作霖派兵捕去，處絞刑而死。
對於此段情形，被蔣夢麟稱為“紹興土老兒”和“一副紹興師爺的態度”46的魯迅，在他的《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三》中說：“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之概了。”47所謂“圓穩的大學校長”，即被魯迅稱作“賤相未脫而遽大擺其架子”的“暴發戶”蔣夢麟。48
蔣氏與朱家驊等北大同人在“帝國主義懷抱”（蔣夢麟語）庇護中的六國飯店這座豪華的“監獄”裏，悄無聲息地像老鼠一樣連續貓了四個月之久，直到8月底才化裝打扮，躲過軍警的耳目陸續逃出。蔣夢麟出逃後來到天津，在一艘前往上海的英國商船上又遇到了前幾天才逃出來的朱家驊，二人在如此險惡的場合見麵，自是百感交集，皆為北大前途憂心忡忡。船至上海，二人黯然作別。朱家驊轉道廣州進入了中山大學，未久即主持校務；蔣夢麟轉道浙江老家隱居。未久，北伐軍克杭州，蔣氏被任命為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教育廳廳長。
就在北京城血雨腥風，蔣夢麟、朱家驊、李大釗等北大名流紛紛出逃之時，胡適也感到了來自外界的威脅與壓力，深感北大勢如危卵，說不定哪一天就要散板完蛋，自己若不識時務，勢必將落個鳥蛋碰刺刀——爆裂完命的悲慘下場，必須設法離開這塊是非之地。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終於謀到了一份英國庚款谘詢委員會中國委員的差使，以此身份於7月17日匆忙離京赴英參加庚款谘詢委員會會議，算是體麵地躲過了一劫。北大最後一根重要支柱與“定海神針”——胡適的出走，昭示著這所“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魯迅語）大學校，從此走向凋零暗淡。正如大洋那邊翹首以待的傅斯年所估計的那樣，旦夕間哢嚓一聲“散板了”。
散板後的北大已沒有人再顧及傅斯年的死活與歸國後的去向了。有道是福人自有天相，1926年10月底，當傅斯年乘坐的輪船穿過汪洋大海，搖搖晃晃地抵達香港時，命運之神突然降臨到他的麵前，一封來自中山大學的聘書悄然出現在傅斯年下榻的旅館，邀請者乃是兩個月前才剛剛從北京六國飯店逃往廣州的朱家驊。
自左至右：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1920年3月14日於北京西山臥佛寺留影
朱家驊，字騮先，浙江吳興人，出生於一個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養。祥生在巨賈張靜江創設的“兩浙鹽務公司”當賬房，以此因緣，十六歲的朱家驊於1908年赴上海，在通運公司結識了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蔣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張靜江。是年9月，考取同濟德文醫學堂。1910年，因受曹礪金、沈士遠、沈尹默諸位學術界名流的影響，朱氏萌生了造反鬧革命的念想。當他聞見報載汪兆銘（精衛）謀刺攝政王消息後，大受感動，反意更興，乃於6月赴南京，欲謀刺兩江總督張人駿，未果。第二年，聞知一批革命黨人在黃花崗舉事的消息，神情為之大振，立即與同學徐霽生等發起組織中國青年敢死團，準備暴動。10月，武昌起義，敢死團秘密籌備在滬舉事，朱家驊懷著滿腔熱血，從校園跳將出來，參加了上海商團組織的暴亂行動，並親率青年敢死團對江南製造局進行了攻擊。當時張靜江與國民黨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陳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動與斬首行動，四處抓捕朝廷命官進行斬首。一時間，整個上海灘刀光劍影，血氣飄揚，人頭亂滾。朱家驊在一連串的活動中所顯示的才氣、血氣與組織能力，得到了戴季陶的賞識。時張靜江為了配合南京政府誓師北伐，想組織一支能打善戰的“青年軍”投入戰鬥，朱得知後自告奮勇要為張效鞍馬之勞，並很快聚集青年學生及年輕軍官百餘眾嚴守待命。後因南北講和，計劃擱淺。盡管如此，朱家驊與張、戴之間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在以後的歲月裏，朱氏憑借張靜江與戴季陶等要人的關係步入仕途，一路攀升跳躍，飛黃騰達，官至中華民國的教育部長、省主席、中央組織部長、中央研究院代院長、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終成一代政治巨擘。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卻說於同濟畢業後的朱家驊，在張靜江的資助下，於1914年自費赴德國留學，攻讀地質學專業。1917年初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兼德文係主任。1918年，教育部決定每年選派各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男女教授若幹名赴歐美各國留學，當年選派劉複、朱家驊、鄧萃英、楊蔭榆等七人，於8月14日由滬乘船赴美，此舉乃中國教授留學之始。與其同船的有李濟、葉企孫、徐誌摩等初出茅廬的留學生若幹名。
朱家驊抵美後不久即轉赴瑞士，後再赴德國柏林大學與工科大學深造，1924年獲地質學博士學位歸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兼德文係主任。1925年因參加北京學生聲援“五卅運動”等愛國運動，又參加國民黨的翠花胡同派（與右派有所區別），遭北洋政府通緝。眼望革命形勢陷入低潮，朱家驊采取韜晦之計，暫時不再吭聲，默默教書，但暗中依然進行革命活動。直到奉係軍閥張宗昌率部入京，被列入緝捕名單，才慌忙棄卻北大教職，於月黑風高之夜潛往六國飯店避難。就在朱氏與蔣夢麟等人躲在六國飯店，經日密謀籌劃如何逃脫的時候，中國曆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在廣州市東校場舉行聲勢浩大的北伐誓師大會，中國現代史上具有深遠影響和重大轉折意義的北伐革命拉開了序幕。北伐大軍走出廣州，一路勢如破竹，盤踞在南方的北洋軍閥頓時呈山崩地陷狀，從此踏上了萬劫不複的毀滅之途。
朱家驊從六國飯店逃出後，與正在南方的張靜江、戴季陶等人秘密取得了聯係，時張、戴等人正在廣東組織參與國民黨北伐，而蔣介石正以戴季陶為主要幕僚，並視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以壯聲威，戴乃秘密通知朱家驊前去任事，朱應召前往。戴季陶見朱家驊應邀前來，積極拉攏，並竭力為其步入仕途鋪路搭橋。此前的1926年7月，原孫中山創立的廣東大學正式改名為中山大學，以示對這位民國創建人的紀念。更名後的中山大學為國民黨所操控，力主整頓改革，並改校長製為校務委員會負責製。在黃埔軍校校長任上嚐到甜頭的蔣介石，深知辦學的門道及其對黨內勢力擴充的重要性，任命他的鐵哥們兒戴季陶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長、顧孟餘為副委員長。朱家驊到來後，在戴的薦舉下，順利入主中山大學，與徐謙、丁惟汾並列校務委員會委員，兼地質係主任、教授。因其他幾位大佬皆在國民黨內任要職，由朱主持日常校務工作。未久，朱家驊又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命改組學校，自此，朱家驊正式踏上了“風險與機遇共存”的仕途。
此時，朱傅二人相互間隻聞其名，不見其人。 <h2>◎中山大學的暗流</h2>
朱家驊最初知道傅斯年的名字，是1917年的冬天，傅時為北大國文門二年級的一名學生。首次從德國留學歸來並執教北大的朱家驊，偶爾聽他的朋友、北大教授沈尹默談起：“傅孟真這個人才氣非凡！”49這句話對朱家驊而言，如風過耳，一閃即過，並未放在心上。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北京大學有一個極其強大的浙江派或稱為法日派群體，除了聲名顯赫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務長馬寅初，僅文科方麵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馬加二周”，即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馬裕藻、馬衡兄弟，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將。在蔡元培之前，任職時間不長的校長胡任源是浙江吳興人，蔡執掌北大後，取消了分科製，全校改設15個係，係主任有一多半是浙江同鄉。如數學係主任馮祖荀，浙江杭縣人；物理係主任夏元瑮，浙江杭縣人；化學係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質係主任王烈，浙江蕭山人；哲學係主任陳大齊，浙江海鹽人；德文係主任朱家驊，浙江吳興人，等等。當然還有一代通儒、國學大師、浙江人章太炎的門下弟子，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許壽裳、汪東、曾通、馬宗薌、馬宗霍，外加周氏兄弟、沈兼士、馬裕藻等等，大多數為浙江人，整個北大幾乎被浙江同鄉所籠罩，外籍教授則戲稱北大是個“浙江村”。其“村”人數眾多，地盤廣博，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聲威赫赫的浙江集團。這個團體在北大漸漸達到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點石成金的盛況，充分向世人顯示了江南浙江“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優勢。
當時在北大唯一能與浙江派或稱法日派抗衡的，是以胡適、陳源等人為首的英美派，不過此派一直處於劣勢，一旦雙方衝突起來，英美派隻有招架之功，幾無還手之力。山東盡管有“一山一水一聖人”（南按：五嶽之首——泰山，母親河——黃河，萬世師表——孔子）的美言，但近代以來，真正的文史大家，特別是具有科學頭腦與知識的人才比之江南卻要遜色得多。當時山東籍的北大教授和學生未成氣候，基本屬於各派係的末流，能稍顯鋒芒的便是以傅斯年為首的新潮社中汪敬熙等幾個青年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