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傅斯年家世情緣</h2>
1941年底，傅斯年決定離開重慶返李莊視事。此次李莊之行，除史語所的事務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身體狀況已糟糕得不容許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職了。傅氏身體垮得如此之快，除因自己原有的病根兒與終日的忙碌外，與他遭逢老母突然病故有很大關係。
傅氏家族在聊城崛起與飛黃騰達，肇始於傅斯年七世祖傅以漸。出生於明萬曆己酉年（1609）的傅以漸，幼值明末大亂，七歲入塾館受“四書”，稍長則攻《詩經》《易經》，習舉子業。雖家境貧寒，然聰穎好學，夜讀無燈照明，則焚香以代。為求得功名利祿，曾投師於當地名儒孫興。但直到三十五歲，頭上依然光亮如禿，未博得毫寸功名。1644年，滿族鐵騎躍出白山黑水，穿越山海關入主北京，氣脈已竭的大明王朝覆亡。為了籠絡知識分子，求得漢族地主階級的合作與支持，清廷於入關後的第二年（1645）開科納士，招攬聖賢。三十七歲的傅以漸以老童生的身份打起精神再度投身科場，結果鄉試中舉，得登賢榜。1646年入京會試，得中貢士，殿試對策時又被擢為一甲第一名，成為大清開國順治朝第一位狀元，授內弘文院修撰，1654年累遷至內秘書院大學士。次年，加太子太保銜，改為內國史院大學士。1658年，傅以漸被加少保銜。同年陰曆九月，順治帝改內三院為內閣，授傅以漸以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職銜，晉階光祿大夫，傅氏成為事實上的宰相。與此同時，順治帝又頒發誥命，追贈傅以漸的曾祖父傅諭、祖父天榮、父親思敬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加一級之勳號。自此，聊城傅氏一族榮冠當世，澤及後代，一躍成為黃河流域最為顯赫的名門望族。
盡管傅以漸權傾朝野，富貴天下，但因出身卑寒，深知民眾疾苦，時時克儉自律，名聲光鮮，頗為後人尊敬。《聊城縣誌》稱其：“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汗，與寒素無異。”又說：“每聞百姓疾苦，若切於身；閭裏有義舉，必讚成之。汲獎後進，唯恐不及。”1不過，作為後世子孫的傅斯年，從不向別人提及他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為榮。在傅斯年看來，傅以漸在明清兩代易鼎之際，為了自己博取功名富貴與清朝統治者合作，是有損民族大義、氣節和讀書人之人格精神的。如此不顧名節的所作所為，應得到痛斥和唾罵，而不能當作一種榮光，不知香臭地四處顯擺，這是傅斯年和祖上的思想與人生觀之大不同處。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中《傅以漸傳》
但在聊城的鄉黨閭巷也有一種傳說，謂傅以漸身居相位，卻並不甘心為清王朝效力。在順治朝後期，傅以漸曾與身在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暗中多有往來，並有借吳的力量圖謀推翻大清恢複明室之誌。隻是清廷有所察覺，與吳三桂交往密切的僚屬被秘密逮捕，後以罪充軍發配，傅以漸見時機不成熟，又覺吳氏不足以成事，未敢輕舉妄動。康熙四年（1665），傅以漸病逝。臨終前，傅氏以清聖祖康熙帝師傅之尊，囑其家人不得請諡請恤，與他早年的圖謀不無關係。2
繼傅以漸之後，傅氏家族在整個清王朝二百多年的曆史中，科場得意者不乏其人，在朝為郎官者有之，出任巡撫為封疆大吏者有之，任布政使、知府、知縣者更是如螞蟻做窩，數目繁多。傅氏一門的勢力，由黃河流域擴大到全國各地，為天下所重。有道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像許多曆史小說、通俗戲曲講述的豪門興衰故事一樣，到了傅斯年的祖父傅淦這一代，豪門家業便開始衰萎、窘迫了。
傅淦雖博通經史書畫，兼備文武，為聊城生員中之佼佼者，但就在他發憤圖強的十五歲那年，父親突然去世，生母張氏迫於社會和家族壓力，不得不絕食殉節，與夫共赴黃泉，留下兄弟七人相依為命。傅淦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兩個哥哥已獨立成家，四個弟弟皆在幼衝之年，兩個哥哥又在其妻的擠壓脅迫下，不肯或不敢出麵熱情照料年幼的弟弟。萬般無奈中，生性孤傲豪爽、具有俠義氣概的傅淦主動割舍學業，全力持家，撫育諸弟長大成人。到了與弟弟們分家之時，傅淦謙恭退讓，主動把12座樓房全部讓給諸位兄弟，自己一家隻要了一座馬廄整修後居住，勉強度日。傅淦的性格和為人處世的態度，對後來傅斯年性格的形成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就在十九歲那年，傅淦娶山東濰縣人、後官至江西巡撫的陳阡之女陳梅為妻。盡管陳氏給女兒的陪嫁之物甚豐，但傅淦持家理財不是內行，家業漸衰。傅淦二十二歲那年，得長子旭安，接著次子、三子又相繼出生。人增物耗，家財自減，漸趨貧困。為了一家老小的生計，傅淦不得不設法尋覓一個養家糊口的職業。傅淦的父親傅繼勳曾在安徽為官二十餘年，後升為布政使，名重一時的李鴻章、丁寶楨等巨宦皆出其門下。1883年7月，李鴻章繼曾國藩晉升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曾專程捎信讓傅淦赴天津，準備為其安排一個肥缺。傅淦接信後立即前往。想不到在天津等了幾天，李鴻章因忙於公務，未能及時接見。生性孤傲的傅淦認為這是李氏一貫玩弄的與洋人“搗糨糊”的外交伎倆與布袋戲，是對自己的怠慢和大不敬。盛怒之下，傅淦拍案而起，不辭而別，自此安居家鄉以教塾館維持生計，有時靠賣字畫換些銀兩貼補家用。幾年後，傅淦漸趨衰老，無力維係一家人的生活，隻好靠變賣夫人陳氏的嫁妝貼補度日。陳夫人的陪嫁之物雖多，有道是“萬丈布裹不住常裂”（南按：山東諸城賈悅土語）。傅家是世家豪門，根據中國特有的“虎死不落架”，死要麵子活受罪的處世哲學，盡管家道急劇衰落，傅淦仍然要裝點門麵，像一個被薺菜頭敲打著的氣歪子（南按：山東境內生長的土種小蛤蟆）——硬撐。每日的花銷如流水，不幾年便把家中值錢的物件典當一空。
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自幼勤奮好學，攻舉子業，光緒甲午（1894）鄉試中舉，但未能步入仕途。隨著家境日窘，為全家生活計，傅旭安於1899年離開家鄉，到山東東平縣龍山書院教書，並以舉人的身份出任山長，靠學生們供給的學費維係一家人的生活。傅旭安在東平執教六年，誨教殊勤，頗得學生和家長的尊敬，社會聲譽日隆。不意突染重疾，1904年死於任所，年僅三十九歲。其時，傅斯年隻有九歲，其弟傅斯嚴剛出生七個月。而這個時候，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已入花甲之秋，家庭重荷全落在傅斯年之母李夫人肩上。喪事過後，親友們念其一家老小生活無依無著，相與饋贈一些錢財，托周祖瀾、範玉波二鄉紳為之代存生息，供其一家人支用。傅旭安生前龍山書院的弟子深懷恩師教誨之情，每年舊曆年前，總要派一人為代表前來聊城，給師母送來春節所需食物用品。盡管此時傅宅依然如昔日那般宏闊，大門上方昭示著昔日榮光的“相府”及“狀元府第”兩塊金字匾額依然高懸，二重門上“聖朝元老”的橫書金匾及楹柱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對聯“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在夕陽餘暉的殘照中閃著斑駁的亮色，但衰敗的氣象隨著瘋長的野草在傅氏家族彌漫開來，大門外那立於天地之間，最具華夏子民夢想與光榮的旗杆已經腐朽倒掉，院內的樓房瓦舍在歲月的磨洗中殘舊破損，枝頭的喜鵲也似乎失了往日的歡笑，不時發出幾聲淒涼的哀鳴。一切跡象表明，傅氏家族的好年景過去了。
位於聊城東關街路北，建於清代的傅氏宗祠（台灣“中研院”王汎森提供）
李夫人奉老撫孤，盡管持家勤儉，終因全家人無生財之道，生活仍難以維持。如有急事用錢，不得不忍心含淚命人從頹垣斷壁上拆一些磚瓦變賣。自己的住房破損，因無錢修理，每逢風雨來臨，屋頂漏水，李夫人隻好懷中抱著幼子孟博，頭上撐一把布傘遮風擋雨。傅斯年外婆一家在聊城縣城西南的賀海村，斯年小時，經常隨母親去外祖母家小住，使他得以目睹當時魯西農民的生產、生活情形，粗略地了解了鄉間習俗、風尚及思想狀況。許多年之後，傅斯年於北大求學時，寫出了著名的《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一文3，此文與他少時的生活體驗有極大關聯。
正值盛年的父親撒手歸天，年幼的傅斯年與弟弟傅斯嚴隻有靠祖父與母親撫養教育。傅淦雖淡泊功名，不求仕進，卻不願把自己不入世的思想傳染給他的長孫斯年。像晚明遺老、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晚年仍渴望他的孫子入仕清朝一樣，經過新朝政治文化的洗腦與現實生活的脅迫，把自己的命運與大清政權視為興衰相連的傅淦，同樣希望自己的孫子刻苦攻讀，擔負起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任，重振傅氏門庭偉業，光宗耀祖。於是，晚年的傅淦把課教孫子視為生活與精神的全部寄托。而傅斯年天生聰慧敏捷，是難得的少年才俊，老人為此感到極大的欣慰。自此，這一老一少開始了重振傅門雄風的攻讀生活。據傅斯年的同鄉加同學聶湘溪晚年回憶：“孟真四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天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曆史故事。從盤古開天辟地係統地講到明朝，曆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了。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就埋下了研究曆史的興趣，其後能成為曆史學家，委以曆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所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4
1901年春，傅斯年尚未度過五周歲生日，祖父便迫不及待地將他送入私塾上學。在塾師與祖父的“內外夾擊”下，傅斯年剛滿十歲，便熟讀“十三經”，許多段落能背誦。未久，進入東昌府立小學讀書，學業大進，其刻苦攻讀的情景，作為佳話一直在聊城坊間流傳，並成為激勵後學長久不衰的精神力量。
1908年冬，十三歲的傅斯年被他父親的一位高足、得中進士的侯延爽帶到天津進洋學堂學習。第二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就讀，其間備嚐人間艱辛。許多年後，當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何茲全問傅斯年何以懂得那麽多人情世故時，傅不無感慨地引用孔子的話答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5一語道出了自己的辛酸經曆與內心的悲涼。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從此，這個從魯西土地走出來的破落戶子弟，伴著迷蒙的京華煙雲，開始了生命中“牧野鷹揚唱大風”的求學搏擊時代。
1929年，脫離中山大學專職教書生涯的傅斯年率史語所由廣州遷往北平北海靜心齋，在繼續擔任史語所所長職務的同時，開始兼任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念及家中族人之辛苦，陸續把他的侄子傅樂成、傅樂德，以及堂侄傅樂煥、侄女傅樂淑等接到北平，或直接送進學堂讀書，或令其半工半讀，在生活上給予接濟照料。後來傅樂煥、傅樂成、傅樂淑等兄弟姐妹，相繼考取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學有所成，皆為著名曆史學家。
傅斯年父親早逝，他身為長子，十六歲在天津讀中學時，由祖父和母親做主，把聊城縣紳士丁理臣之女丁馥萃姑娘一頂花轎抬到家中拜堂成親。丁家為聊城當地名門望族，明代聊城第一位進士丁誌方為其先祖。丁理臣從事鹽務有年，此時家境日衰，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仍能算得上小康之家。年輕的丁姑娘雖略通文墨，號稱聊城第一美女兼才女，但由於長期生活在高牆大院之中的商人之家，處世態度和生活方式與自幼爭強好勝、性格剛烈又脾氣暴躁的傅斯年反差極大，二人一經接觸，就搞得這位聊城傅少腳輕頭大，心中頗為不快。因一時難以擺脫家庭倫理觀念的製約，隻好像胡適與魯迅等人一樣聽之任之，隨這位婆姨打狗或打雞，或是上牆爬屋皆視而不見。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係統接受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的另類教育，傅斯年對自己的婚姻越來越感到不快，他在抨擊此類家庭時，對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深惡痛絕，他說：
中國人是為他兒子的緣故造就他兒子嗎？我答道，不是的，他還是為他自己。胡適之先生曾有句很妙的形容語，說“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兒子”。我前年也對一位朋友說過一句發笑的話：“中國做父母的給兒子娶親，並不是為子娶婦，是為自己娶兒媳婦兒。”這雖然近於滑稽，卻是中國家庭實在情形。咳！這樣的奴隸生活，還有什麽埋沒不了的？6
傅斯年與丁氏媳婦長期分居，既已失了共同的誌趣，感情更是無從談起。他為此悲憤滿腔，想擺脫這種困境，又如同老虎吃天無處下口，轉來轉去總不得要領，苦惱之極，遂憤然道：“我們現在已經掉在網裏了，沒法辦了。想個不得已的辦法，隻有力減家庭的負累，盡力發揮個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責難，總是得一意孤行，服從良心上的支配。其餘都可不顧慮，並且可以犧牲的。”7
這是傅斯年當時對社會家庭的認識，也是他個人內心的表白。當他留學歐洲歸來，以一隻全身散發著海腥味的學術“大鱷”重新爬上遠東之岸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他挾西洋之學以自重，再也不管中國社會瘟疫一樣繁衍盛行的那一套亂七八糟的“吃人”禮教了，遂下定決心要與母親娶的那位“兒媳婦兒”一刀兩斷。於是，在1934年那個酷熱的夏季，傅斯年擦著滿頭大汗，咬牙掏出了一筆“青春損失費”，總算與丁氏媳婦在濟南協議離婚。同年8月5日，與俞大維之小妹俞大綵在北平共結百年之好。
傅斯年與妻子俞大綵（左）、母親李夫人、侄子傅樂成攝於北平
出身名門官宦之家的俞大綵，幼衝之年即受新式教育，及長，求學於上海滬江大學，長於文學，尤善英文，且寫得一筆好字，做得一手絕妙的小品文章。得益於傅斯年留德同學俞大維從中牽線搭橋，傅氏與比自己年輕近十歲的俞大綵締結連理。1935年9月，兒子傅仁軌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親接到北平與自己一起生活。傅斯年平時對母親十分孝順，雖已成為學界、政界呼風喚雨的人物，且霸氣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但偶遇母親發脾氣，乃立即長跪不起，聽任母親斥責，直到老太太發完脾氣，讓他起來方才站起，或是對母親解釋，或是好言安慰。因傅的母親患高血壓病，忌吃豬肉，作為兒媳的俞大綵為照顧婆母身體，不敢給她食肉，而傅母卻偏喜好這一口，且極愛好吃肥肉，於是矛盾不可避免。晚年的俞大綵曾回憶說：
孟真侍母至孝，對子侄輩，也無不愛護備至。太夫人體胖，因患高血壓症，不宜吃肥肉。記得有幾次因我不敢進肥肉觸怒阿姑，太夫人發怒時，孟真輒長跪不起。他竊語我雲：“以後你給母親吃少許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對患高血壓症的人，控製情緒，比忌飲食更重要，母親年紀大了，別無嗜好，隻愛吃肉，讓她吃少許，不比惹她生氣好麽？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含辛，撫育我兄弟二人，我隻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8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南京空襲日頻，危在旦夕。傅斯年由於領導中央研究院各所搬遷事宜，無暇顧及家庭，更無力陪侍老太太避難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屬和兩個侄兒負責保護母親轉移至安徽和縣暫住。南京淪陷，傅氏輾轉來到重慶後不久，兩個侄兒來見，傅斯年以為家人順利脫險，十分高興，當侄兒述說祖母沒有逃出來時，傅斯年大怒，當場打了侄兒兩個耳光，又各自踹了兩腳。隨後，他千方百計令人把母親於戰禍連綿的安徽接了出來，輾轉20餘天由陸路逃至漢口，最後抵達長沙。斯時老太太年已七十餘歲高齡，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難事，總懷歉疚之情，他曾對同事說：“老母幸能平安至後方，否則將何以麵對祖先？”9殷殷孝心蒼天可鑒。後來，史語所由長沙遷昆明，傅斯年把母親接到重慶，安置在歌樂山下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與弟弟傅斯嚴（孟博）一起生活，費用全部由傅斯年負擔。
傅氏老母體胖，加之為躲避戰火長年奔走勞累，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時好時重。到了1941年春，傅斯年又一病不起，此病緣於他身體過於肥胖，又患有高血壓症，整日奔波操勞，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進重慶中央醫院救治。傅斯年患病的消息傳出，遠在美國的胡適曾專門致函表達了真摯的關切之情：
昨晚得你四月三十日的飛郵，才知道你病了，我真十分擔心，因為你是病不得的，你的“公權”是“剝奪”不得的！你是天才最高，又挑得起擔子的領袖人才，國家在這時候最少你不得。故我讀你病了的消息，比我自己前年生病時還更擔心。……你的病也必須休息靜養。若能如來書所雲，“六個月內絕對休息”，我可以包你恢複健康。但不可憂慮氣惱，也不可貪吃肥肉！你的興致好，和我一樣，我想你一定可以恢複健康的。10
不管是“天才”還是“領袖”，或者是真龍天子，作為人難免是要生病的，上帝不會單獨照顧這位“黃河流域第一才子”。胡適的手足之情，還是在傅氏精神上給予一些慰藉，使他增加了同病魔抗爭的信心和勇氣。幾個月後，傅斯年終於出院，回到重慶郊外的家中休養。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卻死在了醫院。
關於其母去世的情形，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以極其傷感的心情做了如下稟報：
先報告先生一件大事：家母在去年（1941）10月21日在重慶中央醫院去世矣！七十五歲，不為不壽，但照她的身體，應當活到八十五乃至九十以上。她去世前兩個星期還與小孩們玩，每日做飯做衣，非此不樂。……過雙十節，瘧子又犯，以寓在衛生署左近，請了金署長找的衛生署之醫生，先上來甚好，忽然沉重，送入中央醫院（未早入者，因此院亦簡陋，髒甚），即不起矣。致死之病狀難定，遍身發黃，醫斷為obstructive jaundice，於是作一小autopsy，則十二指腸上之通管為一大塊石頭所塞住。然則在南京時已鬧起之“急性胃炎”，實即此事之誤斷也……設若不是我去年至今這一場大病，也或者早到醫院去也。11
傅斯年在給好友羅家倫的信中，再次提及老母病逝之經過：
家母之逝世，直是怪事！其體質之佳，理必登大耄者，乃突然而病，遂爾不起，蓋一塊膽石杜大mon duct，一向皆認為胃病者也。在南京誤診，然彼時未必有此石，在仁濟醫院誤診，設非弟病，抑或不至於此。此則至今念之，倍覺罪惡者也。弟之一病，除此事外，皆有益處。例如借病逃院會，在此讀書不休，然有此一事，一切蕩盡矣！七十五之高年，不為不壽，然以其體質論之，固當達期頤耳。12
據一直在病房服侍的傅門故舊朱仲輝說，傅家老太太病逝後，傅斯年因不知病情，醫院方麵的專家又拿不出一個確切的結論，為此雙方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院方提出解剖，以驗證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猶豫再三，最後同意解剖，其結果確為膽結石所致。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頭號醫院醫藥設備及醫療技術是怎樣的落後與糟糕，亦知傅斯年之心情是如何的悲憤交集又徒感哀傷了。 <h2>◎辭別重慶</h2>
傅母去世後，傅斯年得到了許多親朋故舊及同事的關懷慰問。正在香港的陳寅恪通過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得到消息，當即發來唁函，以真摯的情感勸慰正處於悲痛中的傅斯年。函中說道：
孟真吾兄苫次：
頃得毅侯先生函，驚悉堂上於本月廿一日病逝，曷勝悲悼。伏念姻伯母大人一世慈勤，六親景式，訓子獲通學之稱，弄孫有含飴之樂，優遊晚歲，足慰生平。不幸國難遽興，崎嶇轉徙，未竟期頤之養，不無微憾之遺，然值此神州之巨劫，億兆莫能免於犧牲，斯實時運為之，未可奈何者也。
吾兄孝思純摯，愴懷家國，大病之後將何以堪，務懇節哀行事，庶幾舊恙不致複發，區區下悃，至希鑒納是幸。專此奉唁，敬請
禮安
寅恪頓首十月廿六日
懷妹均此，令弟處恕未另函。13
陳傅二人緣於姻親關係，陳寅恪才在信中稱傅母為“姻伯母大人”。而今斯人已去，作為孝子的傅斯年能夠做的就是盡其所能料理後事。國難當頭，喪事又須從簡。傅斯年身體尚在休養階段，不能為此奔波操勞，隻好由妻子俞大綵出麵請其兄、時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的俞大維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選在歌樂山附近中研院數學所辦公處旁的一個小山頂上，由兵工署人員在岩石中鑽一洞穴，下葬時用吊車將棺木放入，用水泥製成七八寸厚預製板三塊，用吊車吊起蓋在墓穴上方，整體看上去如同一個應用於戰爭的碉堡，極為堅固。為此，傅斯年致信胡適說：“家母葬於歌樂山風景絕佳處，作成一水泥之壙，甚堅，欲移亦可，未開吊，未發訃，事後登報耳。”14短短幾言，透出傅斯年得意與寬慰之情。隻是他沒有想到，當1966年“文化大革命”風潮興起後，這個寄托著自己緬懷之情的“水泥之壙”，作為“地主妖婆”和“蔣幫特務的後台老板”之窩點，被紅衛兵和造反派以“摧枯拉朽”之勢，用炸藥炸開，拋骨揚屍，蕩滌殆盡。據說傅母的人頭骨被一革命小將拿去作為輝煌戰果公開展覽後，倒上洋油，掛於一棵大樹之上點了天燈。此時傅斯年在台灣孤島去世已15年，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卻說傅斯年安葬了老母，懷著哀痛與悲壯的雙重心境，拖著病體，堅持出席了11月中旬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僅出席了一半議程就因體力不支回到家中繼續養病。此時的傅斯年心灰意冷，無意再參政議政，搞什麽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大計，隻想盡快找個地方躲起來“修身齊家”，過幾天安靜的日子。他艱難地支撐病體參加會議，對所謂的“參政”已沒了興趣，主要是因為他的老對頭孔祥熙，在前一段時間曾到處散布流言，謂：“聽說傅斯年病得要不行了！”言外之意是馬上就要斷氣死掉了。傅斯年聞知後怒不可遏，大罵孔氏混賬王八蛋，等等。這次出場亮相，完全是為了反擊幸災樂禍的孔祥熙，正如他在給胡適的信中所言：“蓋證明我未死也。”15
傅斯年確實有點兒撐不下去了，對於他的生活與身體狀況，俞大綵曾有過一段回憶：
孟真屢年來，因為公務奔波勞碌，感時憂國，多年的血壓高症暴發，頭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嚴重。不得已，在（重慶）郊區山中，借屋暫居，借以養病。那時，他奄奄在床，瀕臨危境，悲身憂世，心境極壞，看不見他常掛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窮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兒食不果腹。晴時，天空常有成群的敵機，投下無數的炸彈。廊外偶爾細雨紛飛，又怕看遠樹含煙，愁雲慘淡，我不敢獨自憑欄。
記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顧路途遙遠，上山探疾。孟真囑我留客便餐，但廚房中除存半缸米外，隻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樓，向水利會韓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與韓君，素不相識，隻知他曾在北京大學與孟真同學，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錢。
事隔一月，我已還清債務，漫不經心地將此事當笑話說與孟真聽。不料他長歎一聲，苦笑著說：“這真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拚命寫文章，多賺些稿費，決不讓你再靦顏向人借錢了。我好慚愧！”我很後悔失言，不料一句戲言，竟引起他的感慨萬千，因為他常為國家多難而擔憂，但他於個人生活事，從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們即遷李莊。16
1941年12月3日，已辭去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幹事之職的傅斯年，攜家眷乘長豐輪船沿長江趕赴李莊。
就在傅斯年一家乘船溯江而上，艱難前行之時，美國西部時間12月7日淩晨，龐大的日本艦隊已悄然抵達夏威夷群島，並進入預定作戰位置。1時16分，漆黑冰冷的太平洋瓦胡島海底，隨著“哢嚓”一聲輕微響動，牽縛5艘日本潛水母艦的固定帶迅速斷開，隨著暗流巨濤驟然滾動，5艘特種潛水母艦如脫韁野馬，向位於夏威夷群島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駛去。
傅斯年夫婦與兒子傅仁軌於李莊合影
夏威夷時間7日早6時15分，從6艘航空母艦甲板上起飛的183架日機，在黎明的夜空中編好隊形，組成了第一輪衝擊波，發瘋般向珍珠港撲去，偷襲珍珠港的軍事行動正式打響。
日本轟炸機群對珍珠港先後實施兩輪攻擊後迅速撤離，總計炸沉、炸壞美太平洋艦隊各種艦船40餘艘，炸毀、炸壞美飛機450架，有4500多名美軍官兵傷亡。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美國時間12月8日，羅斯福總統身披深藍色海軍鬥篷，登上國會大廈講壇，發表了令全世界為之震撼並注定要流傳後世的演說。羅斯福同時要求國會宣布：“自12月7日星期天無端發動這場卑鄙的進攻之時起，美國和日本帝國之間處於戰爭狀態！”
在羅斯福總統發表講話的同一天，中國政府對德、意、日等三國宣戰！
隨後，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新西蘭、自由法國、波蘭等20多個國家，相繼對德、意、日宣戰。驚心動魄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世界反法西斯聯盟業已形成，危機四伏的中國戰局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h2>◎營救陳寅恪</h2>
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一家抵達李莊，爬過500級台階，住進了板栗坳一個叫桂花坳的院落。
因冬季上水行船，行駛緩慢，連續五天的顛簸，傅斯年到達李莊板栗坳之後，頭暈目眩，全身無力，幾不能行步。一量血壓，水銀柱忽忽上躥，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紀錄，高血壓症再度複發，傅隻得大把吃藥，迷迷糊糊地昏睡。三天之後，當傅斯年在昏睡中得知日本偷襲了珍珠港，戰火已在太平洋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的消息後，他立即意識到被困在香港的陳寅恪一家性命堪憂，必須立即設法促其離港，於是強撐病體，接連拍發了三封加急電報。
（款）重慶杭立武兄：
務盼設法助陳寅恪兄來渝，電複宜賓轉李莊。
斯年灰
三十年十二月十日
重慶王毅侯兄：
祈電丁巽甫兄，設法助寅恪離港，先墊款，弟負責料理此事，並陳院長。再此間無存款，前說四千元，均為同人墊借，乞速匯。
斯年灰
香港九龍太子道三六九號三樓陳寅恪：
已電杭及丁巽甫助兄，速飛渝。
斯年灰17
1940年暑假，聽說歐洲方麵戰況稍有好轉，陳寅恪由昆明西南聯大再返香港等候赴英講學的機會。其理由如致傅斯年函中所言：“英國如能去，則弟必須去，因弟複牛津函言去，故必須踐約也。”18想不到這次又出了差錯，剛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國駐英大使郭複初發來電報，謂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陳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聯大，恰在此時，日軍為切斷廣西與越南之間的國際交通線，出兵攻占南寧，陷落昆侖關，滇越交通中斷，致使陳寅恪無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髒病外又患子宮病，陳氏走投無路，一麵寫信請傅斯年“如本所及聯大有遷地之消息，乞速示知”19，一麵做攜家眷遷川之打算，並通過許地山在香港大學暫時謀得一客座教授職位，以換取微薄的薪金維持生計。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遷往四川南溪李莊，傅斯年致信陳寅恪，告之消息，並雲西南聯大也即將遷川，其時已在四川敘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撐，可攜家眷由香港轉赴四川李莊，專任史語所研究員兼曆史組主任一職。但此時陳家已一貧如洗，根本無資遷川，處在兩難中的陳氏在走與留問題上搖擺不定，“蓋居港地，進退維穀”。1941年2月12日晚，幾近陷入絕境的陳寅恪在答傅斯年的信中寫道：
現除飛機外，尚有由廣州灣至桂林一道勉強可通（亦須經過無窮苦難）。內人及小孩等不計其生死存亡，令其遷至廣西居住，通計載運人身及搬運行李，據最近車船夫轎之價，約近四五千元國幣，若此能設法籌出，或者於五六月，敝眷及弟全部可由港至廣西，弟一人赴川而置家於廣西，以免多費川資及免再跋涉之苦。但又不知彼時此道能通與否耳！總之，於今年暑假將屆時，即五月間，能設法為弟借貸國幣五千元或英金百磅（與朱、杭諸公商之如何）以為移家至內地之費，則弟或不致愁憂而死，否則恐與兄無見之機矣！
又近六月來，內子與弟無日不病，隻得輪班診治服藥，以二人不能同時治病也，因此病又時發，未能全恢複健康也。所幸近已努力作成《唐代政治史略》一部，約七八萬言，又考證唐人小說二篇（《會真記》、《東城老父傳》）約一二萬言，現因無人謄抄故，尚未能一時寫清寄上求教，約暑假前總可謄清也。20
2月28日，陳寅恪再致函傅斯年，作為前封信的補充。
……遷內地既決定，則廣州灣亦有製限行李之事，衣被不能多帶，故乘天氣尚寒時，將皮袍棉袍盡量穿在身上帶渝，以為過冬禦寒及當作被蓋之用。（四）如有暇則赴李莊一看情形，以為遷居之預備。大約昆明地太高，心髒不能堪。如不能去李莊，敘永不知如何？敘永情形在渝可詳問楊金甫兄一切也。
廣州灣現尚有人去，須乘轎數日始有公路車，且廣西廣東邊界有匪，不論廣州灣上岸之檢查限製也。（因是唯一較廉且可略帶衣被之路，其餘隻餘航空鳥道矣。）……21
陳寅恪在信中專門叮囑傅斯年，“此函請並交大維一閱，因到渝須住其家，恐須預備被蓋等，此行不帶被也”。
傅斯年接信後，知道陳氏赴川的決心已定，便想方設法為其籌集川資，但來回奔波幾圈，幾無所獲，最後不得不與西南聯大的楊振聲（金甫）協商，先從北大文科研究所借支3000元以解燃眉之急。款尚未寄至香港，通往桂林的路又被日軍截斷，陳寅恪欲轉上海等處，又深感不妥。恰在此時，一直關懷著陳家生活的許地山又不幸去世，陳寅恪失去了在香港唯一的依靠，情形越發令人心焦，他於8月26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解釋說：“上海即一間房亦須頂費，且未覓得亦不能去，近更不妥故也，幾於無地可去，而香港隻餘一月糧，不能久住。飛機則港渝票六百四十元港幣，港昆票八百二十元港幣，故即得北大三千元之助，亦須取道公路，作一月餘之旅行。總此諸端，其難可想。無怪三舅母、大綱、若農又徐森玉及諸親友之為弟焦急也。近因許地山逝世，其所遺之中國曆史課二門（共八點鍾）由弟暫代，其餘行政事務一概不管，大約月可得港幣四百元，以近一年港地物價計（每月漸漲），想可敷衍（近一年來每月約費三百六十元上下），惟求其不生大病，則大幸矣。”22
任憑陳寅恪捶胸頓足，仰天大呼自己身家性命如此之苦，但蒼天卻板著麵孔，未有半點兒憐憫之意，陳氏一家隻有在水深火熱中備受煎熬而無法自拔。在給史語所助理研究員鄧廣銘並轉呈傅斯年的信中，陳寅恪再次強調道：“弟居港下半年，即六月以後便無辦法，行止兩難，進退維穀，頗如待決之死囚，故半年來白發又添無數莖矣！”同時明確表示：“弟一人至川，而將家眷由廣州灣赴廣西居住，因路短費省，且可略帶行李（運費極昂）。”最後，陳寅恪特地囑鄧廣銘說：“弟到李莊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須帶，何物不必帶之類，以便有所預備也。”23
1941年夏，陳寅恪夫婦與三個女兒攝於香港九龍太子道三六九號樓下（摘自《陳寅恪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
當陳寅恪在勢如牢籠的港島左衝右撞，總是突不出重圍之時，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發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發的同日上午8時30分，日軍空襲英軍守衛的香港並以第三十八師團數萬人之兵力進攻港島。13日，九龍半島淪陷，25日港島失守。英國守軍僅經18天抵抗便告崩潰，香港總督楊慕琦打著白旗親到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司令酒井隆投降，15000名駐港英軍被俘，整個港島為日軍占領。隨後，日本在香港設立了大本營直轄的占領地總督部，以陸軍中將磯穀廉介為“港督”，受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節製。
當身處李莊的傅斯年為陳寅恪一家的命運憂心忡忡，焦慮不安，並拖著病體連續拍發電報，請求中英庚款負責人杭立武等人設法營救之時，鑒於港島已被日軍團團圍住且即將淪陷的危局，重慶國民政府火速派出飛機抵達香港，接應、搶運在戰前滯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員與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12月18日，國民政府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此時英港督楊慕琦已經通過廣播公開宣布向日本投降。整個港島事實上已在日軍的控製之下，那些尚未來得及離港的政府要員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難臨頭，到了生死攸關的最後一刻。
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議，被傅斯年譽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教授的教授”、國學大師陳寅恪，當之無愧地被排在了“搶運”之列。此前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已拍發密電通知陳寅恪，令其做好準備，萬勿錯過這最後一線生機。
1941年12月12日，北平《晨報》報道
但當陳寅恪於兵荒馬亂中攜家帶口匆忙趕到機場時，卻被無情地擋在了圈外。與陳寅恪一道被擋在圈外的還有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國民政府監察院副院長許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時還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長蔡元培的夫人等。阻擋者乃是蔣介石的姻親、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女兒、隨從和豢養的一大批保鏢。
1941年12月14日，北平《晨報》報道
當時素有“南天王”之稱的國民黨中央常委、陸軍一級上將陳濟棠，已搶先一步登上飛機。然而，孔家的二小姐、時常裝扮成半男不女模樣的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條寵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陳濟棠入座。昔日不可一世的粵軍統帥、“南天王”陳濟棠見對方如此無理，竟不把自己這位黨國大員、陸軍一級上將放在眼裏，怒不可遏，當場對孔二小姐的無恥行徑大加痛斥。想不到孔二小姐仗著孔家隨從人多勢眾，幾十名保鏢如狼似虎，比這位一級上將更加凶悍驕狂。隻見孔二小姐從腰間嗖地拔出精製的左輪手槍，敲點著陳濟棠的額頭，喝令對方立即滾下機艙，否則就地槍決。陳濟棠所帶的一個衛兵眼看主子命懸一線，立即掏槍護衛。於是雙方保鏢在機艙內持槍對峙，各不相讓。無奈陳濟棠一方人單勢孤，根本無力與孔家保鏢爭雄鬥勇，陳夫人一看眼前凶惡的局勢，怕丈夫遭到不測，不明不白地吃了孔二小姐贈送的“花生米”，乃流著眼淚示意身邊人員服軟認輸。最後的結果是，陳氏的衛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強行繳械，連同陳濟棠與夫人一起被轟下了飛機舷梯。可憐這位昔日手握重兵、縱橫疆場、稱霸一方的“南天王”，竟因少帶了幾個保鏢而遭此奇恥大辱，還差點兒把老命送掉。
重量級軍閥陳濟棠尚且如此，其他幾十位黨國大員、文化名流，麵對如此驕悍的孔家主奴，更是無力登上飛機舷梯。所有的人隻能兩眼冒火，情緒激昂，高聲疾呼“國法何在，黨紀何在，公道何在，天理何在”等口號以示抗議。
此時，從天空落下的炸彈已在機場四周爆炸，濺起的塵土直撲機身，滾滾濃煙伴著火星籠罩了整個機場，所有的人都明白，這是逃離港島的最後一刻了。此時隻知有四大家族、蔣家王朝，不知有黨紀國法的孔二小姐，從容地指揮她的隨從保鏢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過的馬桶全部裝入機艙，強行下令開拔。飛機挪動笨重的軀體緩緩滑過跑道，在眾人的痛罵與呼叫聲中騰空而起，直插煙霧彌漫的天空。身後，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於淒雨寒風中悲憤交加、捶胸頓足，徒歎“奈何！奈何！”的黨國大員與文化學術界名流。
被孔家強占的飛機剛起飛兩個小時，日軍便進駐了這座當時香港唯一可堪使用的機場。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孔家“惡少”把持的飛機抵達重慶機場時，國民黨中央正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為了抑製黨內日甚一日的腐敗行為，迎接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戰爭並早日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會議通過了一個名為《增進行政效能，厲行法製製度以修明政治》的決議案。聽到赴香港飛機返回的消息，參加會議的黨國要員按捺不住心中興奮，紛紛趕往機場迎接。然而，從飛機舷梯走下來的不是國民黨中央常委“南天王”陳濟棠，也不是許崇智、何香凝，更不是陳寅恪、郭沫若或蔡元培的夫人，而是孔祥熙家的惡少連同攜帶的老媽子與洋狗、馬桶和香料床板。見此情景，接機者一個個目瞪口呆。 <h2>◎“殺孔祥熙以謝天下”</h2>
當年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時，北洋軍閥及其一幫禦用策士於盛怒中，曾指斥新興的士風為“洪水猛獸”。對此，“北大之父”蔡元培曾專門著文反擊道：“不錯，今日之士風，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軍閥，正是猛獸，即非用洪水淹此猛獸不可。”傅斯年進一步著文補充道：“洪水過了，留下些好的肥土，猛獸卻不見了。”24此時，正躺在李莊板栗坳泥屋土炕上，強撐病體遙望西南雲天的傅斯年沒有想到，距當年掀起的那場洪水巨浪早已有許多年，而猛獸與猛獸的徒子徒孫們卻依然如故地在大地上興風作浪。假使死在港島的蔡元培地下有知，麵對孤苦伶仃淪落於港島的夫人與陳寅恪等文化大師們，不知做何感想。25
日軍占領香港機場
1941年12月22日，重慶《大公報》發表《擁護修明政治案》社評，借題發揮，巧妙地披露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的孔氏家族醜聞，同時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買私人豪宅的黑幕。內中說道：“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肅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善於持盈保泰者，本應該斂鋒謙退，現竟這樣不識大體。又如某部長在重慶已有幾處住宅，最近竟用65萬元公款買了一所公館。國家升平時代，為壯觀瞻，原不妨為一部之長置備漂亮的宿舍，現當國家如此艱難之時，他的衙門還是箕踞辨公，而個人如此排場享受，於心怎安？……”
社評一經發表，輿論大嘩，各地報紙相繼轉載，社會各界正義之士紛紛譴責孔氏家族的飛機裝洋狗行徑。12月24日，昆明的《朝報》以《從修明政治說到飛機運洋狗》為標題，轉載了《大公報》社評並對孔家的劣跡給予了尖銳抨擊，文中指出：“香港戰事爆發，有人把飛機裝運沙發和洋狗到重慶，大公報前幾天以社論原題為《擁護修明政治案》，痛砭此事，今將原文介紹如下……”《大公報》社評的轉載，立即引起了西南聯大與昆明各校師生的義憤，校園內外立即沸騰起來。當西南聯大師生們得知教育部與中央研究院圈定的陳寅恪本該在“搶運”之列，而由於“飛狗院長”家中的主子與奴才從中作梗而未返回時，悲憤交加。許多師生都以為陳寅恪此次在劫難逃，已經在亂槍流彈中死去了。於是幾位曆史係學生在一個名叫《論壇》的壁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悼陳師寅恪》的文章，以哀惋、悲憤的語調追懷香港淪陷後生死與下落皆不明的陳寅恪教授及其家人，文中以悲愴的語氣說道：“著名的史學教授陳寅恪導師，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飛機離港，命運似不如一條洋狗……”26
文章刊出，整個西南聯大師生沉浸在莫大的悲痛與激憤中，積壓在心中的怒火如電石碰撞，瞬間爆發。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吳晗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南宋亡國前有個蟋蟀宰相（南按：指賈似道），今天又出了一個飛狗院長，真是無獨有偶嗬！”他力主師生起來反抗。27激於義憤，聯大學生鄒文靖等26人立即用毛筆大字起草了“討孔宣言”，張貼在校門口的牆壁上。宣言雲：
“國家之敗，多由官邪。……今日，我國貪汙官吏有如恒河沙數，而其罪大惡極者莫如國賊孔祥熙。孔賊貪汙中飽，驕奢恣睢，已為國人所共憤，為法理所難容，而此次風聞由香港以飛機運狗者，又係孔賊之婦！致使抗戰物資、國家碩老，困於港九，淪於敵手而不得救。嗟夫！銅臭衝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貽舉國之害。此賊不除，貽害無窮；國事危急，奚容緘默！……”
“呼籲我校學生自治會立即召開全校同學大會，群策群力，共商大計，並通電全國，同聲誅討。通過學運，掀起高潮，期樹討賊之大纛，倡除奸之首義。剪彼凶頑，以維國本。是為國民之天職，尤為我輩之責。”28
宣言貼出，在學生自治會的組織下，全校師生立即響應，於校本部廣場組成了聲勢浩大的“討孔”隊伍。隊伍的前鋒是一幅用床單製成、上畫脖頸上套一巨大銅錢作枷的孔祥熙頭像。學生們在短暫集會後，高呼“打倒孔祥熙，鏟除貪官汙吏”的口號，浩浩蕩蕩地走出校園示威遊行。沿途有雲南大學、昆華師範學校、南菁中學等十多所大中學校師生陸續加入，匯合成數千人的遊行隊伍。西南聯大當時在校主持日常事務的蔣夢麟、梅貽琦二常委出於對孔氏一家惡行的義憤，不但對學生的義舉未予勸阻，還暗中準備了應變措施，並乘車尾隨遊行隊伍之後，以備萬一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好及時出麵加以調解。
遊行過後，聯大與昆明市眾多大中學校學生紛紛宣布罷課，並向全國各地高校拍發“討孔”通電，以期通過這一運動，給國民黨政府和孔祥熙之流的貪官汙吏予以警告和懲戒。
西南聯大的通電發出，遠在李莊的同濟大學師生立即響應，相機而動，高舉旗幟和標語，湧向大街小巷，高喊“打倒孔祥熙”的口號，並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借住的張家祠門前、史語所居住的板栗坳、中國營造學社所在的上壩月亮田等地，背誦詩詞，以悼念被“‘飛狗院長’孔祥熙的狗兒女害死的陳寅恪教授”。在李莊的陶孟和、李濟、董作賓、梁思成、林徽因及其所屬機構的同事，聽到陳寅恪“死去”的消息，大為震驚，紛紛向傅斯年詢問詳情。傅斯年聞聽更是驚恐萬狀，立即急電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探詢實情。重慶方麵的回電稱同樣聽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卻無法確定真偽。於是，整個李莊的科研人員與同濟大學師生，沉浸在一片巨大的激憤與憂傷之中。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殺‘飛狗院長’孔祥熙以謝天下”。
日軍全麵占領、封鎖香港
此時的陳寅恪並沒有死去。就在國內群情激憤，四處聲討“飛狗院長”之時，他與家人已顧不得“國法”與“公理”何在的是非之爭了。在整個港島大混亂、大失控的槍炮與硝煙之中，他需要盡快設法找到一條逃亡之路。但此時，香港與內地之間，無論是陸地、海上還是空中，所有的交通、書信、電傳、票匯等全部斷絕。香港大庫的存糧全部被日軍封存，以供軍需。伴隨而來的是學校停課，商店關門，糧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著滿地的垃圾和在寒風中飄舞的廢舊報紙。昔日港島歌舞升平的繁榮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間全麵崩潰，霎時籠罩在一片蕭條破敗之中，整個香港已成為一座墳墓式的孤城。在這種混亂危局中，要想在短時間內逃出孤島，幾無可能。無奈中的陳寅恪一家老小，隻有伴隨著這座孤城和孤城中幾近絕望的人群，開始在日軍的鐵蹄下痛苦地呻吟。陳氏的弟子蔣天樞後來在記述這段“事輯”的按語中寫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陳寅恪）赴英倫之舉或終能成行。先生離北平時，右眼視網膜已發現剝離現象，若得至英倫，眼疾當可醫治痊複，不致終於失明。”走筆至此，蔣氏慨歎曰：“天歟，際遇之不幸歟？”29
陷入港島的陳寅恪確是遭到了天命與際遇雙重的不幸。由於學校關門，糧庫封鎖，錢糧來源皆已斷絕，隻靠一點兒存糧維持一家人的生命。陳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終日。為節省口糧，唐筼開始強行控製家人進食，孩子們吃到紅薯根、皮，竟覺得味美無窮。忽一日，日軍又要征用陳寅恪家所租住的樓房作為軍營，勒令所有住戶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閉，日軍在路口架設鐵絲網，動輒開槍殺人，常有過路者無故中彈倒地而亡。聞知將遭驅逐的消息，全樓人驚惶失措，皆感大禍臨頭又莫知如何應對。陳家女兒流求清楚地記得：“那天早晨母親含著眼淚，拿一塊淡色布，用毛筆寫上家長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親友住址，縫在四歲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萬一被迫出走後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僅全家人眼眶濕潤，連正要告辭返鄉的保姆也哭了。”30危難之中，陳寅恪決定不再顧及個人安危，豁出性命與日軍一搏，遂毅然下樓與凶悍的日軍交涉，終使對方同意延長時日，以留出居民搬遷的空隙。後因這支軍隊突然奉命開往新的戰場，全樓才得以幸免。陳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氣的房東自此對這位在日軍麵前大義凜然，且能用日語交涉的窮教授刮目相看，尊禮有加。
剛剛躲過被驅逐的厄運，夜幕沉沉中，對麵樓上忽又傳來陣陣淒慘的哭叫聲與廝打聲，睡夢中的陳家驚恐而起，緊張地聽著外麵的動靜，直到天將大亮哭叫聲才漸漸平息。次日有鄰居轉告，說是昨夜前方樓上一家五個女孩遭到日本大兵的強奸侮辱。此時陳家大女兒流求已上初中，母親唐筼聽罷打了個寒戰，立即從身旁摸過剪刀，一把拉過流求，不由分說，把她頭上的長發剪掉，又找出陳寅恪的舊衣讓其穿上，女扮男裝，以躲避可能的不測。恰在此時，又傳來蔡元培的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陳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錢物被洗劫一空，據說是當地一夥不法之徒趁亂所為。蔡夫人悲慟不已，幾次昏死，陳寅恪欲助其難，但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不保，隻好空言勸慰，以減輕對方精神之苦痛。
春節過後，有位自稱陳寅恪舊日學生的人來訪，謂奉命請其到淪陷區廣州或上海任教，並撥一筆巨款讓陳寅恪籌建文化學院。陳氏辭卻對方，意識到自己有被日偽漢奸強行利用的危險，想要不與狼共舞，就必須冒死逃離港島。於是，經過一番苦心孤詣的秘密籌劃，終於在1942年5月5日突出重圍，攜家登船離開了墳墓般的孤島，取道廣州灣（即湛江）返回內地，一路艱苦跋涉，終於同年6月抵達桂林。
關於逃難經過與顛沛流離之苦，陳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信中有一段泣淚滴血的敘述，信中道：
此次九死一生，攜家返國，其艱苦不可一言盡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個月之久未脫鞋睡覺，因日兵叩門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遷四次；至於數月食不飽，已不肉食者，曆數月之久，得一鴨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此猶物質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則有汪偽之誘迫，陳璧君之凶惡，北平“北京大學”之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托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雖均已拒絕，而無旅費可以離港，甚為可憂，當時內地書問斷絕，滬及廣州灣亦不能通匯，幾陷入絕境，忽於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數百港元，遂買舟至廣州灣，但尚有必須償還之債務，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須自攜，弟與內子俱久患心髒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見矣，幸冒險將二年來在港大講稿攜出，將來整理或可作一紀念也。31
同一日，陳寅恪在致朱家驊、葉企孫、王毅侯和傅斯年四人的信中補充寫道：“弟於疾病勞頓九死一生之餘，始於六月十八日攜眷安抵桂林。”又說：“當時實已食粥不飽，臥床難起……其苦悶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底忽奉騮公密電，如死複生，感奮至極。”32
脫離虎口流亡到桂林後，陳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給好友劉永濟的信中所言：“扶病就道，一時脫離淪陷區域，獲返故國，精神興奮，勉強尚能成行。”33遠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的其兄陳隆恪得知陳寅恪尚活在人間，並擺脫了倭督及汪偽漢奸的糾纏，攜家安全脫險的消息後，在《聞六弟攜眷自香港脫險至桂林》詩中，有“辛苦識君來”“正氣吞狂賊”兩句，34以示對這位富有民族氣節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稱讚與嘉賞。
1941年底，傅斯年決定離開重慶返李莊視事。此次李莊之行，除史語所的事務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身體狀況已糟糕得不容許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職了。傅氏身體垮得如此之快，除因自己原有的病根兒與終日的忙碌外，與他遭逢老母突然病故有很大關係。
傅氏家族在聊城崛起與飛黃騰達，肇始於傅斯年七世祖傅以漸。出生於明萬曆己酉年（1609）的傅以漸，幼值明末大亂，七歲入塾館受“四書”，稍長則攻《詩經》《易經》，習舉子業。雖家境貧寒，然聰穎好學，夜讀無燈照明，則焚香以代。為求得功名利祿，曾投師於當地名儒孫興。但直到三十五歲，頭上依然光亮如禿，未博得毫寸功名。1644年，滿族鐵騎躍出白山黑水，穿越山海關入主北京，氣脈已竭的大明王朝覆亡。為了籠絡知識分子，求得漢族地主階級的合作與支持，清廷於入關後的第二年（1645）開科納士，招攬聖賢。三十七歲的傅以漸以老童生的身份打起精神再度投身科場，結果鄉試中舉，得登賢榜。1646年入京會試，得中貢士，殿試對策時又被擢為一甲第一名，成為大清開國順治朝第一位狀元，授內弘文院修撰，1654年累遷至內秘書院大學士。次年，加太子太保銜，改為內國史院大學士。1658年，傅以漸被加少保銜。同年陰曆九月，順治帝改內三院為內閣，授傅以漸以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職銜，晉階光祿大夫，傅氏成為事實上的宰相。與此同時，順治帝又頒發誥命，追贈傅以漸的曾祖父傅諭、祖父天榮、父親思敬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加一級之勳號。自此，聊城傅氏一族榮冠當世，澤及後代，一躍成為黃河流域最為顯赫的名門望族。
盡管傅以漸權傾朝野，富貴天下，但因出身卑寒，深知民眾疾苦，時時克儉自律，名聲光鮮，頗為後人尊敬。《聊城縣誌》稱其：“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汗，與寒素無異。”又說：“每聞百姓疾苦，若切於身；閭裏有義舉，必讚成之。汲獎後進，唯恐不及。”1不過，作為後世子孫的傅斯年，從不向別人提及他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為榮。在傅斯年看來，傅以漸在明清兩代易鼎之際，為了自己博取功名富貴與清朝統治者合作，是有損民族大義、氣節和讀書人之人格精神的。如此不顧名節的所作所為，應得到痛斥和唾罵，而不能當作一種榮光，不知香臭地四處顯擺，這是傅斯年和祖上的思想與人生觀之大不同處。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中《傅以漸傳》
但在聊城的鄉黨閭巷也有一種傳說，謂傅以漸身居相位，卻並不甘心為清王朝效力。在順治朝後期，傅以漸曾與身在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暗中多有往來，並有借吳的力量圖謀推翻大清恢複明室之誌。隻是清廷有所察覺，與吳三桂交往密切的僚屬被秘密逮捕，後以罪充軍發配，傅以漸見時機不成熟，又覺吳氏不足以成事，未敢輕舉妄動。康熙四年（1665），傅以漸病逝。臨終前，傅氏以清聖祖康熙帝師傅之尊，囑其家人不得請諡請恤，與他早年的圖謀不無關係。2
繼傅以漸之後，傅氏家族在整個清王朝二百多年的曆史中，科場得意者不乏其人，在朝為郎官者有之，出任巡撫為封疆大吏者有之，任布政使、知府、知縣者更是如螞蟻做窩，數目繁多。傅氏一門的勢力，由黃河流域擴大到全國各地，為天下所重。有道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像許多曆史小說、通俗戲曲講述的豪門興衰故事一樣，到了傅斯年的祖父傅淦這一代，豪門家業便開始衰萎、窘迫了。
傅淦雖博通經史書畫，兼備文武，為聊城生員中之佼佼者，但就在他發憤圖強的十五歲那年，父親突然去世，生母張氏迫於社會和家族壓力，不得不絕食殉節，與夫共赴黃泉，留下兄弟七人相依為命。傅淦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兩個哥哥已獨立成家，四個弟弟皆在幼衝之年，兩個哥哥又在其妻的擠壓脅迫下，不肯或不敢出麵熱情照料年幼的弟弟。萬般無奈中，生性孤傲豪爽、具有俠義氣概的傅淦主動割舍學業，全力持家，撫育諸弟長大成人。到了與弟弟們分家之時，傅淦謙恭退讓，主動把12座樓房全部讓給諸位兄弟，自己一家隻要了一座馬廄整修後居住，勉強度日。傅淦的性格和為人處世的態度，對後來傅斯年性格的形成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就在十九歲那年，傅淦娶山東濰縣人、後官至江西巡撫的陳阡之女陳梅為妻。盡管陳氏給女兒的陪嫁之物甚豐，但傅淦持家理財不是內行，家業漸衰。傅淦二十二歲那年，得長子旭安，接著次子、三子又相繼出生。人增物耗，家財自減，漸趨貧困。為了一家老小的生計，傅淦不得不設法尋覓一個養家糊口的職業。傅淦的父親傅繼勳曾在安徽為官二十餘年，後升為布政使，名重一時的李鴻章、丁寶楨等巨宦皆出其門下。1883年7月，李鴻章繼曾國藩晉升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曾專程捎信讓傅淦赴天津，準備為其安排一個肥缺。傅淦接信後立即前往。想不到在天津等了幾天，李鴻章因忙於公務，未能及時接見。生性孤傲的傅淦認為這是李氏一貫玩弄的與洋人“搗糨糊”的外交伎倆與布袋戲，是對自己的怠慢和大不敬。盛怒之下，傅淦拍案而起，不辭而別，自此安居家鄉以教塾館維持生計，有時靠賣字畫換些銀兩貼補家用。幾年後，傅淦漸趨衰老，無力維係一家人的生活，隻好靠變賣夫人陳氏的嫁妝貼補度日。陳夫人的陪嫁之物雖多，有道是“萬丈布裹不住常裂”（南按：山東諸城賈悅土語）。傅家是世家豪門，根據中國特有的“虎死不落架”，死要麵子活受罪的處世哲學，盡管家道急劇衰落，傅淦仍然要裝點門麵，像一個被薺菜頭敲打著的氣歪子（南按：山東境內生長的土種小蛤蟆）——硬撐。每日的花銷如流水，不幾年便把家中值錢的物件典當一空。
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自幼勤奮好學，攻舉子業，光緒甲午（1894）鄉試中舉，但未能步入仕途。隨著家境日窘，為全家生活計，傅旭安於1899年離開家鄉，到山東東平縣龍山書院教書，並以舉人的身份出任山長，靠學生們供給的學費維係一家人的生活。傅旭安在東平執教六年，誨教殊勤，頗得學生和家長的尊敬，社會聲譽日隆。不意突染重疾，1904年死於任所，年僅三十九歲。其時，傅斯年隻有九歲，其弟傅斯嚴剛出生七個月。而這個時候，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已入花甲之秋，家庭重荷全落在傅斯年之母李夫人肩上。喪事過後，親友們念其一家老小生活無依無著，相與饋贈一些錢財，托周祖瀾、範玉波二鄉紳為之代存生息，供其一家人支用。傅旭安生前龍山書院的弟子深懷恩師教誨之情，每年舊曆年前，總要派一人為代表前來聊城，給師母送來春節所需食物用品。盡管此時傅宅依然如昔日那般宏闊，大門上方昭示著昔日榮光的“相府”及“狀元府第”兩塊金字匾額依然高懸，二重門上“聖朝元老”的橫書金匾及楹柱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對聯“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在夕陽餘暉的殘照中閃著斑駁的亮色，但衰敗的氣象隨著瘋長的野草在傅氏家族彌漫開來，大門外那立於天地之間，最具華夏子民夢想與光榮的旗杆已經腐朽倒掉，院內的樓房瓦舍在歲月的磨洗中殘舊破損，枝頭的喜鵲也似乎失了往日的歡笑，不時發出幾聲淒涼的哀鳴。一切跡象表明，傅氏家族的好年景過去了。
位於聊城東關街路北，建於清代的傅氏宗祠（台灣“中研院”王汎森提供）
李夫人奉老撫孤，盡管持家勤儉，終因全家人無生財之道，生活仍難以維持。如有急事用錢，不得不忍心含淚命人從頹垣斷壁上拆一些磚瓦變賣。自己的住房破損，因無錢修理，每逢風雨來臨，屋頂漏水，李夫人隻好懷中抱著幼子孟博，頭上撐一把布傘遮風擋雨。傅斯年外婆一家在聊城縣城西南的賀海村，斯年小時，經常隨母親去外祖母家小住，使他得以目睹當時魯西農民的生產、生活情形，粗略地了解了鄉間習俗、風尚及思想狀況。許多年之後，傅斯年於北大求學時，寫出了著名的《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一文3，此文與他少時的生活體驗有極大關聯。
正值盛年的父親撒手歸天，年幼的傅斯年與弟弟傅斯嚴隻有靠祖父與母親撫養教育。傅淦雖淡泊功名，不求仕進，卻不願把自己不入世的思想傳染給他的長孫斯年。像晚明遺老、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晚年仍渴望他的孫子入仕清朝一樣，經過新朝政治文化的洗腦與現實生活的脅迫，把自己的命運與大清政權視為興衰相連的傅淦，同樣希望自己的孫子刻苦攻讀，擔負起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任，重振傅氏門庭偉業，光宗耀祖。於是，晚年的傅淦把課教孫子視為生活與精神的全部寄托。而傅斯年天生聰慧敏捷，是難得的少年才俊，老人為此感到極大的欣慰。自此，這一老一少開始了重振傅門雄風的攻讀生活。據傅斯年的同鄉加同學聶湘溪晚年回憶：“孟真四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天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曆史故事。從盤古開天辟地係統地講到明朝，曆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了。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就埋下了研究曆史的興趣，其後能成為曆史學家，委以曆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所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4
1901年春，傅斯年尚未度過五周歲生日，祖父便迫不及待地將他送入私塾上學。在塾師與祖父的“內外夾擊”下，傅斯年剛滿十歲，便熟讀“十三經”，許多段落能背誦。未久，進入東昌府立小學讀書，學業大進，其刻苦攻讀的情景，作為佳話一直在聊城坊間流傳，並成為激勵後學長久不衰的精神力量。
1908年冬，十三歲的傅斯年被他父親的一位高足、得中進士的侯延爽帶到天津進洋學堂學習。第二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就讀，其間備嚐人間艱辛。許多年後，當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何茲全問傅斯年何以懂得那麽多人情世故時，傅不無感慨地引用孔子的話答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5一語道出了自己的辛酸經曆與內心的悲涼。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從此，這個從魯西土地走出來的破落戶子弟，伴著迷蒙的京華煙雲，開始了生命中“牧野鷹揚唱大風”的求學搏擊時代。
1929年，脫離中山大學專職教書生涯的傅斯年率史語所由廣州遷往北平北海靜心齋，在繼續擔任史語所所長職務的同時，開始兼任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念及家中族人之辛苦，陸續把他的侄子傅樂成、傅樂德，以及堂侄傅樂煥、侄女傅樂淑等接到北平，或直接送進學堂讀書，或令其半工半讀，在生活上給予接濟照料。後來傅樂煥、傅樂成、傅樂淑等兄弟姐妹，相繼考取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學有所成，皆為著名曆史學家。
傅斯年父親早逝，他身為長子，十六歲在天津讀中學時，由祖父和母親做主，把聊城縣紳士丁理臣之女丁馥萃姑娘一頂花轎抬到家中拜堂成親。丁家為聊城當地名門望族，明代聊城第一位進士丁誌方為其先祖。丁理臣從事鹽務有年，此時家境日衰，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仍能算得上小康之家。年輕的丁姑娘雖略通文墨，號稱聊城第一美女兼才女，但由於長期生活在高牆大院之中的商人之家，處世態度和生活方式與自幼爭強好勝、性格剛烈又脾氣暴躁的傅斯年反差極大，二人一經接觸，就搞得這位聊城傅少腳輕頭大，心中頗為不快。因一時難以擺脫家庭倫理觀念的製約，隻好像胡適與魯迅等人一樣聽之任之，隨這位婆姨打狗或打雞，或是上牆爬屋皆視而不見。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係統接受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的另類教育，傅斯年對自己的婚姻越來越感到不快，他在抨擊此類家庭時，對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深惡痛絕，他說：
中國人是為他兒子的緣故造就他兒子嗎？我答道，不是的，他還是為他自己。胡適之先生曾有句很妙的形容語，說“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兒子”。我前年也對一位朋友說過一句發笑的話：“中國做父母的給兒子娶親，並不是為子娶婦，是為自己娶兒媳婦兒。”這雖然近於滑稽，卻是中國家庭實在情形。咳！這樣的奴隸生活，還有什麽埋沒不了的？6
傅斯年與丁氏媳婦長期分居，既已失了共同的誌趣，感情更是無從談起。他為此悲憤滿腔，想擺脫這種困境，又如同老虎吃天無處下口，轉來轉去總不得要領，苦惱之極，遂憤然道：“我們現在已經掉在網裏了，沒法辦了。想個不得已的辦法，隻有力減家庭的負累，盡力發揮個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責難，總是得一意孤行，服從良心上的支配。其餘都可不顧慮，並且可以犧牲的。”7
這是傅斯年當時對社會家庭的認識，也是他個人內心的表白。當他留學歐洲歸來，以一隻全身散發著海腥味的學術“大鱷”重新爬上遠東之岸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他挾西洋之學以自重，再也不管中國社會瘟疫一樣繁衍盛行的那一套亂七八糟的“吃人”禮教了，遂下定決心要與母親娶的那位“兒媳婦兒”一刀兩斷。於是，在1934年那個酷熱的夏季，傅斯年擦著滿頭大汗，咬牙掏出了一筆“青春損失費”，總算與丁氏媳婦在濟南協議離婚。同年8月5日，與俞大維之小妹俞大綵在北平共結百年之好。
傅斯年與妻子俞大綵（左）、母親李夫人、侄子傅樂成攝於北平
出身名門官宦之家的俞大綵，幼衝之年即受新式教育，及長，求學於上海滬江大學，長於文學，尤善英文，且寫得一筆好字，做得一手絕妙的小品文章。得益於傅斯年留德同學俞大維從中牽線搭橋，傅氏與比自己年輕近十歲的俞大綵締結連理。1935年9月，兒子傅仁軌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親接到北平與自己一起生活。傅斯年平時對母親十分孝順，雖已成為學界、政界呼風喚雨的人物，且霸氣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但偶遇母親發脾氣，乃立即長跪不起，聽任母親斥責，直到老太太發完脾氣，讓他起來方才站起，或是對母親解釋，或是好言安慰。因傅的母親患高血壓病，忌吃豬肉，作為兒媳的俞大綵為照顧婆母身體，不敢給她食肉，而傅母卻偏喜好這一口，且極愛好吃肥肉，於是矛盾不可避免。晚年的俞大綵曾回憶說：
孟真侍母至孝，對子侄輩，也無不愛護備至。太夫人體胖，因患高血壓症，不宜吃肥肉。記得有幾次因我不敢進肥肉觸怒阿姑，太夫人發怒時，孟真輒長跪不起。他竊語我雲：“以後你給母親吃少許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對患高血壓症的人，控製情緒，比忌飲食更重要，母親年紀大了，別無嗜好，隻愛吃肉，讓她吃少許，不比惹她生氣好麽？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含辛，撫育我兄弟二人，我隻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8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南京空襲日頻，危在旦夕。傅斯年由於領導中央研究院各所搬遷事宜，無暇顧及家庭，更無力陪侍老太太避難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屬和兩個侄兒負責保護母親轉移至安徽和縣暫住。南京淪陷，傅氏輾轉來到重慶後不久，兩個侄兒來見，傅斯年以為家人順利脫險，十分高興，當侄兒述說祖母沒有逃出來時，傅斯年大怒，當場打了侄兒兩個耳光，又各自踹了兩腳。隨後，他千方百計令人把母親於戰禍連綿的安徽接了出來，輾轉20餘天由陸路逃至漢口，最後抵達長沙。斯時老太太年已七十餘歲高齡，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難事，總懷歉疚之情，他曾對同事說：“老母幸能平安至後方，否則將何以麵對祖先？”9殷殷孝心蒼天可鑒。後來，史語所由長沙遷昆明，傅斯年把母親接到重慶，安置在歌樂山下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與弟弟傅斯嚴（孟博）一起生活，費用全部由傅斯年負擔。
傅氏老母體胖，加之為躲避戰火長年奔走勞累，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時好時重。到了1941年春，傅斯年又一病不起，此病緣於他身體過於肥胖，又患有高血壓症，整日奔波操勞，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進重慶中央醫院救治。傅斯年患病的消息傳出，遠在美國的胡適曾專門致函表達了真摯的關切之情：
昨晚得你四月三十日的飛郵，才知道你病了，我真十分擔心，因為你是病不得的，你的“公權”是“剝奪”不得的！你是天才最高，又挑得起擔子的領袖人才，國家在這時候最少你不得。故我讀你病了的消息，比我自己前年生病時還更擔心。……你的病也必須休息靜養。若能如來書所雲，“六個月內絕對休息”，我可以包你恢複健康。但不可憂慮氣惱，也不可貪吃肥肉！你的興致好，和我一樣，我想你一定可以恢複健康的。10
不管是“天才”還是“領袖”，或者是真龍天子，作為人難免是要生病的，上帝不會單獨照顧這位“黃河流域第一才子”。胡適的手足之情，還是在傅氏精神上給予一些慰藉，使他增加了同病魔抗爭的信心和勇氣。幾個月後，傅斯年終於出院，回到重慶郊外的家中休養。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卻死在了醫院。
關於其母去世的情形，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以極其傷感的心情做了如下稟報：
先報告先生一件大事：家母在去年（1941）10月21日在重慶中央醫院去世矣！七十五歲，不為不壽，但照她的身體，應當活到八十五乃至九十以上。她去世前兩個星期還與小孩們玩，每日做飯做衣，非此不樂。……過雙十節，瘧子又犯，以寓在衛生署左近，請了金署長找的衛生署之醫生，先上來甚好，忽然沉重，送入中央醫院（未早入者，因此院亦簡陋，髒甚），即不起矣。致死之病狀難定，遍身發黃，醫斷為obstructive jaundice，於是作一小autopsy，則十二指腸上之通管為一大塊石頭所塞住。然則在南京時已鬧起之“急性胃炎”，實即此事之誤斷也……設若不是我去年至今這一場大病，也或者早到醫院去也。11
傅斯年在給好友羅家倫的信中，再次提及老母病逝之經過：
家母之逝世，直是怪事！其體質之佳，理必登大耄者，乃突然而病，遂爾不起，蓋一塊膽石杜大mon duct，一向皆認為胃病者也。在南京誤診，然彼時未必有此石，在仁濟醫院誤診，設非弟病，抑或不至於此。此則至今念之，倍覺罪惡者也。弟之一病，除此事外，皆有益處。例如借病逃院會，在此讀書不休，然有此一事，一切蕩盡矣！七十五之高年，不為不壽，然以其體質論之，固當達期頤耳。12
據一直在病房服侍的傅門故舊朱仲輝說，傅家老太太病逝後，傅斯年因不知病情，醫院方麵的專家又拿不出一個確切的結論，為此雙方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院方提出解剖，以驗證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猶豫再三，最後同意解剖，其結果確為膽結石所致。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頭號醫院醫藥設備及醫療技術是怎樣的落後與糟糕，亦知傅斯年之心情是如何的悲憤交集又徒感哀傷了。 <h2>◎辭別重慶</h2>
傅母去世後，傅斯年得到了許多親朋故舊及同事的關懷慰問。正在香港的陳寅恪通過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得到消息，當即發來唁函，以真摯的情感勸慰正處於悲痛中的傅斯年。函中說道：
孟真吾兄苫次：
頃得毅侯先生函，驚悉堂上於本月廿一日病逝，曷勝悲悼。伏念姻伯母大人一世慈勤，六親景式，訓子獲通學之稱，弄孫有含飴之樂，優遊晚歲，足慰生平。不幸國難遽興，崎嶇轉徙，未竟期頤之養，不無微憾之遺，然值此神州之巨劫，億兆莫能免於犧牲，斯實時運為之，未可奈何者也。
吾兄孝思純摯，愴懷家國，大病之後將何以堪，務懇節哀行事，庶幾舊恙不致複發，區區下悃，至希鑒納是幸。專此奉唁，敬請
禮安
寅恪頓首十月廿六日
懷妹均此，令弟處恕未另函。13
陳傅二人緣於姻親關係，陳寅恪才在信中稱傅母為“姻伯母大人”。而今斯人已去，作為孝子的傅斯年能夠做的就是盡其所能料理後事。國難當頭，喪事又須從簡。傅斯年身體尚在休養階段，不能為此奔波操勞，隻好由妻子俞大綵出麵請其兄、時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的俞大維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選在歌樂山附近中研院數學所辦公處旁的一個小山頂上，由兵工署人員在岩石中鑽一洞穴，下葬時用吊車將棺木放入，用水泥製成七八寸厚預製板三塊，用吊車吊起蓋在墓穴上方，整體看上去如同一個應用於戰爭的碉堡，極為堅固。為此，傅斯年致信胡適說：“家母葬於歌樂山風景絕佳處，作成一水泥之壙，甚堅，欲移亦可，未開吊，未發訃，事後登報耳。”14短短幾言，透出傅斯年得意與寬慰之情。隻是他沒有想到，當1966年“文化大革命”風潮興起後，這個寄托著自己緬懷之情的“水泥之壙”，作為“地主妖婆”和“蔣幫特務的後台老板”之窩點，被紅衛兵和造反派以“摧枯拉朽”之勢，用炸藥炸開，拋骨揚屍，蕩滌殆盡。據說傅母的人頭骨被一革命小將拿去作為輝煌戰果公開展覽後，倒上洋油，掛於一棵大樹之上點了天燈。此時傅斯年在台灣孤島去世已15年，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卻說傅斯年安葬了老母，懷著哀痛與悲壯的雙重心境，拖著病體，堅持出席了11月中旬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僅出席了一半議程就因體力不支回到家中繼續養病。此時的傅斯年心灰意冷，無意再參政議政，搞什麽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大計，隻想盡快找個地方躲起來“修身齊家”，過幾天安靜的日子。他艱難地支撐病體參加會議，對所謂的“參政”已沒了興趣，主要是因為他的老對頭孔祥熙，在前一段時間曾到處散布流言，謂：“聽說傅斯年病得要不行了！”言外之意是馬上就要斷氣死掉了。傅斯年聞知後怒不可遏，大罵孔氏混賬王八蛋，等等。這次出場亮相，完全是為了反擊幸災樂禍的孔祥熙，正如他在給胡適的信中所言：“蓋證明我未死也。”15
傅斯年確實有點兒撐不下去了，對於他的生活與身體狀況，俞大綵曾有過一段回憶：
孟真屢年來，因為公務奔波勞碌，感時憂國，多年的血壓高症暴發，頭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嚴重。不得已，在（重慶）郊區山中，借屋暫居，借以養病。那時，他奄奄在床，瀕臨危境，悲身憂世，心境極壞，看不見他常掛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窮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兒食不果腹。晴時，天空常有成群的敵機，投下無數的炸彈。廊外偶爾細雨紛飛，又怕看遠樹含煙，愁雲慘淡，我不敢獨自憑欄。
記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顧路途遙遠，上山探疾。孟真囑我留客便餐，但廚房中除存半缸米外，隻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樓，向水利會韓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與韓君，素不相識，隻知他曾在北京大學與孟真同學，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錢。
事隔一月，我已還清債務，漫不經心地將此事當笑話說與孟真聽。不料他長歎一聲，苦笑著說：“這真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拚命寫文章，多賺些稿費，決不讓你再靦顏向人借錢了。我好慚愧！”我很後悔失言，不料一句戲言，竟引起他的感慨萬千，因為他常為國家多難而擔憂，但他於個人生活事，從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們即遷李莊。16
1941年12月3日，已辭去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幹事之職的傅斯年，攜家眷乘長豐輪船沿長江趕赴李莊。
就在傅斯年一家乘船溯江而上，艱難前行之時，美國西部時間12月7日淩晨，龐大的日本艦隊已悄然抵達夏威夷群島，並進入預定作戰位置。1時16分，漆黑冰冷的太平洋瓦胡島海底，隨著“哢嚓”一聲輕微響動，牽縛5艘日本潛水母艦的固定帶迅速斷開，隨著暗流巨濤驟然滾動，5艘特種潛水母艦如脫韁野馬，向位於夏威夷群島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駛去。
傅斯年夫婦與兒子傅仁軌於李莊合影
夏威夷時間7日早6時15分，從6艘航空母艦甲板上起飛的183架日機，在黎明的夜空中編好隊形，組成了第一輪衝擊波，發瘋般向珍珠港撲去，偷襲珍珠港的軍事行動正式打響。
日本轟炸機群對珍珠港先後實施兩輪攻擊後迅速撤離，總計炸沉、炸壞美太平洋艦隊各種艦船40餘艘，炸毀、炸壞美飛機450架，有4500多名美軍官兵傷亡。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美國時間12月8日，羅斯福總統身披深藍色海軍鬥篷，登上國會大廈講壇，發表了令全世界為之震撼並注定要流傳後世的演說。羅斯福同時要求國會宣布：“自12月7日星期天無端發動這場卑鄙的進攻之時起，美國和日本帝國之間處於戰爭狀態！”
在羅斯福總統發表講話的同一天，中國政府對德、意、日等三國宣戰！
隨後，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新西蘭、自由法國、波蘭等20多個國家，相繼對德、意、日宣戰。驚心動魄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世界反法西斯聯盟業已形成，危機四伏的中國戰局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h2>◎營救陳寅恪</h2>
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一家抵達李莊，爬過500級台階，住進了板栗坳一個叫桂花坳的院落。
因冬季上水行船，行駛緩慢，連續五天的顛簸，傅斯年到達李莊板栗坳之後，頭暈目眩，全身無力，幾不能行步。一量血壓，水銀柱忽忽上躥，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紀錄，高血壓症再度複發，傅隻得大把吃藥，迷迷糊糊地昏睡。三天之後，當傅斯年在昏睡中得知日本偷襲了珍珠港，戰火已在太平洋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的消息後，他立即意識到被困在香港的陳寅恪一家性命堪憂，必須立即設法促其離港，於是強撐病體，接連拍發了三封加急電報。
（款）重慶杭立武兄：
務盼設法助陳寅恪兄來渝，電複宜賓轉李莊。
斯年灰
三十年十二月十日
重慶王毅侯兄：
祈電丁巽甫兄，設法助寅恪離港，先墊款，弟負責料理此事，並陳院長。再此間無存款，前說四千元，均為同人墊借，乞速匯。
斯年灰
香港九龍太子道三六九號三樓陳寅恪：
已電杭及丁巽甫助兄，速飛渝。
斯年灰17
1940年暑假，聽說歐洲方麵戰況稍有好轉，陳寅恪由昆明西南聯大再返香港等候赴英講學的機會。其理由如致傅斯年函中所言：“英國如能去，則弟必須去，因弟複牛津函言去，故必須踐約也。”18想不到這次又出了差錯，剛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國駐英大使郭複初發來電報，謂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陳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聯大，恰在此時，日軍為切斷廣西與越南之間的國際交通線，出兵攻占南寧，陷落昆侖關，滇越交通中斷，致使陳寅恪無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髒病外又患子宮病，陳氏走投無路，一麵寫信請傅斯年“如本所及聯大有遷地之消息，乞速示知”19，一麵做攜家眷遷川之打算，並通過許地山在香港大學暫時謀得一客座教授職位，以換取微薄的薪金維持生計。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遷往四川南溪李莊，傅斯年致信陳寅恪，告之消息，並雲西南聯大也即將遷川，其時已在四川敘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撐，可攜家眷由香港轉赴四川李莊，專任史語所研究員兼曆史組主任一職。但此時陳家已一貧如洗，根本無資遷川，處在兩難中的陳氏在走與留問題上搖擺不定，“蓋居港地，進退維穀”。1941年2月12日晚，幾近陷入絕境的陳寅恪在答傅斯年的信中寫道：
現除飛機外，尚有由廣州灣至桂林一道勉強可通（亦須經過無窮苦難）。內人及小孩等不計其生死存亡，令其遷至廣西居住，通計載運人身及搬運行李，據最近車船夫轎之價，約近四五千元國幣，若此能設法籌出，或者於五六月，敝眷及弟全部可由港至廣西，弟一人赴川而置家於廣西，以免多費川資及免再跋涉之苦。但又不知彼時此道能通與否耳！總之，於今年暑假將屆時，即五月間，能設法為弟借貸國幣五千元或英金百磅（與朱、杭諸公商之如何）以為移家至內地之費，則弟或不致愁憂而死，否則恐與兄無見之機矣！
又近六月來，內子與弟無日不病，隻得輪班診治服藥，以二人不能同時治病也，因此病又時發，未能全恢複健康也。所幸近已努力作成《唐代政治史略》一部，約七八萬言，又考證唐人小說二篇（《會真記》、《東城老父傳》）約一二萬言，現因無人謄抄故，尚未能一時寫清寄上求教，約暑假前總可謄清也。20
2月28日，陳寅恪再致函傅斯年，作為前封信的補充。
……遷內地既決定，則廣州灣亦有製限行李之事，衣被不能多帶，故乘天氣尚寒時，將皮袍棉袍盡量穿在身上帶渝，以為過冬禦寒及當作被蓋之用。（四）如有暇則赴李莊一看情形，以為遷居之預備。大約昆明地太高，心髒不能堪。如不能去李莊，敘永不知如何？敘永情形在渝可詳問楊金甫兄一切也。
廣州灣現尚有人去，須乘轎數日始有公路車，且廣西廣東邊界有匪，不論廣州灣上岸之檢查限製也。（因是唯一較廉且可略帶衣被之路，其餘隻餘航空鳥道矣。）……21
陳寅恪在信中專門叮囑傅斯年，“此函請並交大維一閱，因到渝須住其家，恐須預備被蓋等，此行不帶被也”。
傅斯年接信後，知道陳氏赴川的決心已定，便想方設法為其籌集川資，但來回奔波幾圈，幾無所獲，最後不得不與西南聯大的楊振聲（金甫）協商，先從北大文科研究所借支3000元以解燃眉之急。款尚未寄至香港，通往桂林的路又被日軍截斷，陳寅恪欲轉上海等處，又深感不妥。恰在此時，一直關懷著陳家生活的許地山又不幸去世，陳寅恪失去了在香港唯一的依靠，情形越發令人心焦，他於8月26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解釋說：“上海即一間房亦須頂費，且未覓得亦不能去，近更不妥故也，幾於無地可去，而香港隻餘一月糧，不能久住。飛機則港渝票六百四十元港幣，港昆票八百二十元港幣，故即得北大三千元之助，亦須取道公路，作一月餘之旅行。總此諸端，其難可想。無怪三舅母、大綱、若農又徐森玉及諸親友之為弟焦急也。近因許地山逝世，其所遺之中國曆史課二門（共八點鍾）由弟暫代，其餘行政事務一概不管，大約月可得港幣四百元，以近一年港地物價計（每月漸漲），想可敷衍（近一年來每月約費三百六十元上下），惟求其不生大病，則大幸矣。”22
任憑陳寅恪捶胸頓足，仰天大呼自己身家性命如此之苦，但蒼天卻板著麵孔，未有半點兒憐憫之意，陳氏一家隻有在水深火熱中備受煎熬而無法自拔。在給史語所助理研究員鄧廣銘並轉呈傅斯年的信中，陳寅恪再次強調道：“弟居港下半年，即六月以後便無辦法，行止兩難，進退維穀，頗如待決之死囚，故半年來白發又添無數莖矣！”同時明確表示：“弟一人至川，而將家眷由廣州灣赴廣西居住，因路短費省，且可略帶行李（運費極昂）。”最後，陳寅恪特地囑鄧廣銘說：“弟到李莊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須帶，何物不必帶之類，以便有所預備也。”23
1941年夏，陳寅恪夫婦與三個女兒攝於香港九龍太子道三六九號樓下（摘自《陳寅恪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
當陳寅恪在勢如牢籠的港島左衝右撞，總是突不出重圍之時，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發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發的同日上午8時30分，日軍空襲英軍守衛的香港並以第三十八師團數萬人之兵力進攻港島。13日，九龍半島淪陷，25日港島失守。英國守軍僅經18天抵抗便告崩潰，香港總督楊慕琦打著白旗親到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司令酒井隆投降，15000名駐港英軍被俘，整個港島為日軍占領。隨後，日本在香港設立了大本營直轄的占領地總督部，以陸軍中將磯穀廉介為“港督”，受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節製。
當身處李莊的傅斯年為陳寅恪一家的命運憂心忡忡，焦慮不安，並拖著病體連續拍發電報，請求中英庚款負責人杭立武等人設法營救之時，鑒於港島已被日軍團團圍住且即將淪陷的危局，重慶國民政府火速派出飛機抵達香港，接應、搶運在戰前滯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員與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12月18日，國民政府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此時英港督楊慕琦已經通過廣播公開宣布向日本投降。整個港島事實上已在日軍的控製之下，那些尚未來得及離港的政府要員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難臨頭，到了生死攸關的最後一刻。
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議，被傅斯年譽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教授的教授”、國學大師陳寅恪，當之無愧地被排在了“搶運”之列。此前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已拍發密電通知陳寅恪，令其做好準備，萬勿錯過這最後一線生機。
1941年12月12日，北平《晨報》報道
但當陳寅恪於兵荒馬亂中攜家帶口匆忙趕到機場時，卻被無情地擋在了圈外。與陳寅恪一道被擋在圈外的還有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國民政府監察院副院長許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時還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長蔡元培的夫人等。阻擋者乃是蔣介石的姻親、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女兒、隨從和豢養的一大批保鏢。
1941年12月14日，北平《晨報》報道
當時素有“南天王”之稱的國民黨中央常委、陸軍一級上將陳濟棠，已搶先一步登上飛機。然而，孔家的二小姐、時常裝扮成半男不女模樣的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條寵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陳濟棠入座。昔日不可一世的粵軍統帥、“南天王”陳濟棠見對方如此無理，竟不把自己這位黨國大員、陸軍一級上將放在眼裏，怒不可遏，當場對孔二小姐的無恥行徑大加痛斥。想不到孔二小姐仗著孔家隨從人多勢眾，幾十名保鏢如狼似虎，比這位一級上將更加凶悍驕狂。隻見孔二小姐從腰間嗖地拔出精製的左輪手槍，敲點著陳濟棠的額頭，喝令對方立即滾下機艙，否則就地槍決。陳濟棠所帶的一個衛兵眼看主子命懸一線，立即掏槍護衛。於是雙方保鏢在機艙內持槍對峙，各不相讓。無奈陳濟棠一方人單勢孤，根本無力與孔家保鏢爭雄鬥勇，陳夫人一看眼前凶惡的局勢，怕丈夫遭到不測，不明不白地吃了孔二小姐贈送的“花生米”，乃流著眼淚示意身邊人員服軟認輸。最後的結果是，陳氏的衛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強行繳械，連同陳濟棠與夫人一起被轟下了飛機舷梯。可憐這位昔日手握重兵、縱橫疆場、稱霸一方的“南天王”，竟因少帶了幾個保鏢而遭此奇恥大辱，還差點兒把老命送掉。
重量級軍閥陳濟棠尚且如此，其他幾十位黨國大員、文化名流，麵對如此驕悍的孔家主奴，更是無力登上飛機舷梯。所有的人隻能兩眼冒火，情緒激昂，高聲疾呼“國法何在，黨紀何在，公道何在，天理何在”等口號以示抗議。
此時，從天空落下的炸彈已在機場四周爆炸，濺起的塵土直撲機身，滾滾濃煙伴著火星籠罩了整個機場，所有的人都明白，這是逃離港島的最後一刻了。此時隻知有四大家族、蔣家王朝，不知有黨紀國法的孔二小姐，從容地指揮她的隨從保鏢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過的馬桶全部裝入機艙，強行下令開拔。飛機挪動笨重的軀體緩緩滑過跑道，在眾人的痛罵與呼叫聲中騰空而起，直插煙霧彌漫的天空。身後，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於淒雨寒風中悲憤交加、捶胸頓足，徒歎“奈何！奈何！”的黨國大員與文化學術界名流。
被孔家強占的飛機剛起飛兩個小時，日軍便進駐了這座當時香港唯一可堪使用的機場。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孔家“惡少”把持的飛機抵達重慶機場時，國民黨中央正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為了抑製黨內日甚一日的腐敗行為，迎接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戰爭並早日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會議通過了一個名為《增進行政效能，厲行法製製度以修明政治》的決議案。聽到赴香港飛機返回的消息，參加會議的黨國要員按捺不住心中興奮，紛紛趕往機場迎接。然而，從飛機舷梯走下來的不是國民黨中央常委“南天王”陳濟棠，也不是許崇智、何香凝，更不是陳寅恪、郭沫若或蔡元培的夫人，而是孔祥熙家的惡少連同攜帶的老媽子與洋狗、馬桶和香料床板。見此情景，接機者一個個目瞪口呆。 <h2>◎“殺孔祥熙以謝天下”</h2>
當年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時，北洋軍閥及其一幫禦用策士於盛怒中，曾指斥新興的士風為“洪水猛獸”。對此，“北大之父”蔡元培曾專門著文反擊道：“不錯，今日之士風，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軍閥，正是猛獸，即非用洪水淹此猛獸不可。”傅斯年進一步著文補充道：“洪水過了，留下些好的肥土，猛獸卻不見了。”24此時，正躺在李莊板栗坳泥屋土炕上，強撐病體遙望西南雲天的傅斯年沒有想到，距當年掀起的那場洪水巨浪早已有許多年，而猛獸與猛獸的徒子徒孫們卻依然如故地在大地上興風作浪。假使死在港島的蔡元培地下有知，麵對孤苦伶仃淪落於港島的夫人與陳寅恪等文化大師們，不知做何感想。25
日軍占領香港機場
1941年12月22日，重慶《大公報》發表《擁護修明政治案》社評，借題發揮，巧妙地披露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的孔氏家族醜聞，同時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買私人豪宅的黑幕。內中說道：“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肅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善於持盈保泰者，本應該斂鋒謙退，現竟這樣不識大體。又如某部長在重慶已有幾處住宅，最近竟用65萬元公款買了一所公館。國家升平時代，為壯觀瞻，原不妨為一部之長置備漂亮的宿舍，現當國家如此艱難之時，他的衙門還是箕踞辨公，而個人如此排場享受，於心怎安？……”
社評一經發表，輿論大嘩，各地報紙相繼轉載，社會各界正義之士紛紛譴責孔氏家族的飛機裝洋狗行徑。12月24日，昆明的《朝報》以《從修明政治說到飛機運洋狗》為標題，轉載了《大公報》社評並對孔家的劣跡給予了尖銳抨擊，文中指出：“香港戰事爆發，有人把飛機裝運沙發和洋狗到重慶，大公報前幾天以社論原題為《擁護修明政治案》，痛砭此事，今將原文介紹如下……”《大公報》社評的轉載，立即引起了西南聯大與昆明各校師生的義憤，校園內外立即沸騰起來。當西南聯大師生們得知教育部與中央研究院圈定的陳寅恪本該在“搶運”之列，而由於“飛狗院長”家中的主子與奴才從中作梗而未返回時，悲憤交加。許多師生都以為陳寅恪此次在劫難逃，已經在亂槍流彈中死去了。於是幾位曆史係學生在一個名叫《論壇》的壁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悼陳師寅恪》的文章，以哀惋、悲憤的語調追懷香港淪陷後生死與下落皆不明的陳寅恪教授及其家人，文中以悲愴的語氣說道：“著名的史學教授陳寅恪導師，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飛機離港，命運似不如一條洋狗……”26
文章刊出，整個西南聯大師生沉浸在莫大的悲痛與激憤中，積壓在心中的怒火如電石碰撞，瞬間爆發。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吳晗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南宋亡國前有個蟋蟀宰相（南按：指賈似道），今天又出了一個飛狗院長，真是無獨有偶嗬！”他力主師生起來反抗。27激於義憤，聯大學生鄒文靖等26人立即用毛筆大字起草了“討孔宣言”，張貼在校門口的牆壁上。宣言雲：
“國家之敗，多由官邪。……今日，我國貪汙官吏有如恒河沙數，而其罪大惡極者莫如國賊孔祥熙。孔賊貪汙中飽，驕奢恣睢，已為國人所共憤，為法理所難容，而此次風聞由香港以飛機運狗者，又係孔賊之婦！致使抗戰物資、國家碩老，困於港九，淪於敵手而不得救。嗟夫！銅臭衝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貽舉國之害。此賊不除，貽害無窮；國事危急，奚容緘默！……”
“呼籲我校學生自治會立即召開全校同學大會，群策群力，共商大計，並通電全國，同聲誅討。通過學運，掀起高潮，期樹討賊之大纛，倡除奸之首義。剪彼凶頑，以維國本。是為國民之天職，尤為我輩之責。”28
宣言貼出，在學生自治會的組織下，全校師生立即響應，於校本部廣場組成了聲勢浩大的“討孔”隊伍。隊伍的前鋒是一幅用床單製成、上畫脖頸上套一巨大銅錢作枷的孔祥熙頭像。學生們在短暫集會後，高呼“打倒孔祥熙，鏟除貪官汙吏”的口號，浩浩蕩蕩地走出校園示威遊行。沿途有雲南大學、昆華師範學校、南菁中學等十多所大中學校師生陸續加入，匯合成數千人的遊行隊伍。西南聯大當時在校主持日常事務的蔣夢麟、梅貽琦二常委出於對孔氏一家惡行的義憤，不但對學生的義舉未予勸阻，還暗中準備了應變措施，並乘車尾隨遊行隊伍之後，以備萬一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好及時出麵加以調解。
遊行過後，聯大與昆明市眾多大中學校學生紛紛宣布罷課，並向全國各地高校拍發“討孔”通電，以期通過這一運動，給國民黨政府和孔祥熙之流的貪官汙吏予以警告和懲戒。
西南聯大的通電發出，遠在李莊的同濟大學師生立即響應，相機而動，高舉旗幟和標語，湧向大街小巷，高喊“打倒孔祥熙”的口號，並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借住的張家祠門前、史語所居住的板栗坳、中國營造學社所在的上壩月亮田等地，背誦詩詞，以悼念被“‘飛狗院長’孔祥熙的狗兒女害死的陳寅恪教授”。在李莊的陶孟和、李濟、董作賓、梁思成、林徽因及其所屬機構的同事，聽到陳寅恪“死去”的消息，大為震驚，紛紛向傅斯年詢問詳情。傅斯年聞聽更是驚恐萬狀，立即急電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探詢實情。重慶方麵的回電稱同樣聽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卻無法確定真偽。於是，整個李莊的科研人員與同濟大學師生，沉浸在一片巨大的激憤與憂傷之中。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殺‘飛狗院長’孔祥熙以謝天下”。
日軍全麵占領、封鎖香港
此時的陳寅恪並沒有死去。就在國內群情激憤，四處聲討“飛狗院長”之時，他與家人已顧不得“國法”與“公理”何在的是非之爭了。在整個港島大混亂、大失控的槍炮與硝煙之中，他需要盡快設法找到一條逃亡之路。但此時，香港與內地之間，無論是陸地、海上還是空中，所有的交通、書信、電傳、票匯等全部斷絕。香港大庫的存糧全部被日軍封存，以供軍需。伴隨而來的是學校停課，商店關門，糧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著滿地的垃圾和在寒風中飄舞的廢舊報紙。昔日港島歌舞升平的繁榮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間全麵崩潰，霎時籠罩在一片蕭條破敗之中，整個香港已成為一座墳墓式的孤城。在這種混亂危局中，要想在短時間內逃出孤島，幾無可能。無奈中的陳寅恪一家老小，隻有伴隨著這座孤城和孤城中幾近絕望的人群，開始在日軍的鐵蹄下痛苦地呻吟。陳氏的弟子蔣天樞後來在記述這段“事輯”的按語中寫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陳寅恪）赴英倫之舉或終能成行。先生離北平時，右眼視網膜已發現剝離現象，若得至英倫，眼疾當可醫治痊複，不致終於失明。”走筆至此，蔣氏慨歎曰：“天歟，際遇之不幸歟？”29
陷入港島的陳寅恪確是遭到了天命與際遇雙重的不幸。由於學校關門，糧庫封鎖，錢糧來源皆已斷絕，隻靠一點兒存糧維持一家人的生命。陳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終日。為節省口糧，唐筼開始強行控製家人進食，孩子們吃到紅薯根、皮，竟覺得味美無窮。忽一日，日軍又要征用陳寅恪家所租住的樓房作為軍營，勒令所有住戶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閉，日軍在路口架設鐵絲網，動輒開槍殺人，常有過路者無故中彈倒地而亡。聞知將遭驅逐的消息，全樓人驚惶失措，皆感大禍臨頭又莫知如何應對。陳家女兒流求清楚地記得：“那天早晨母親含著眼淚，拿一塊淡色布，用毛筆寫上家長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親友住址，縫在四歲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萬一被迫出走後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僅全家人眼眶濕潤，連正要告辭返鄉的保姆也哭了。”30危難之中，陳寅恪決定不再顧及個人安危，豁出性命與日軍一搏，遂毅然下樓與凶悍的日軍交涉，終使對方同意延長時日，以留出居民搬遷的空隙。後因這支軍隊突然奉命開往新的戰場，全樓才得以幸免。陳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氣的房東自此對這位在日軍麵前大義凜然，且能用日語交涉的窮教授刮目相看，尊禮有加。
剛剛躲過被驅逐的厄運，夜幕沉沉中，對麵樓上忽又傳來陣陣淒慘的哭叫聲與廝打聲，睡夢中的陳家驚恐而起，緊張地聽著外麵的動靜，直到天將大亮哭叫聲才漸漸平息。次日有鄰居轉告，說是昨夜前方樓上一家五個女孩遭到日本大兵的強奸侮辱。此時陳家大女兒流求已上初中，母親唐筼聽罷打了個寒戰，立即從身旁摸過剪刀，一把拉過流求，不由分說，把她頭上的長發剪掉，又找出陳寅恪的舊衣讓其穿上，女扮男裝，以躲避可能的不測。恰在此時，又傳來蔡元培的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陳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錢物被洗劫一空，據說是當地一夥不法之徒趁亂所為。蔡夫人悲慟不已，幾次昏死，陳寅恪欲助其難，但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不保，隻好空言勸慰，以減輕對方精神之苦痛。
春節過後，有位自稱陳寅恪舊日學生的人來訪，謂奉命請其到淪陷區廣州或上海任教，並撥一筆巨款讓陳寅恪籌建文化學院。陳氏辭卻對方，意識到自己有被日偽漢奸強行利用的危險，想要不與狼共舞，就必須冒死逃離港島。於是，經過一番苦心孤詣的秘密籌劃，終於在1942年5月5日突出重圍，攜家登船離開了墳墓般的孤島，取道廣州灣（即湛江）返回內地，一路艱苦跋涉，終於同年6月抵達桂林。
關於逃難經過與顛沛流離之苦，陳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信中有一段泣淚滴血的敘述，信中道：
此次九死一生，攜家返國，其艱苦不可一言盡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個月之久未脫鞋睡覺，因日兵叩門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遷四次；至於數月食不飽，已不肉食者，曆數月之久，得一鴨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此猶物質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則有汪偽之誘迫，陳璧君之凶惡，北平“北京大學”之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托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雖均已拒絕，而無旅費可以離港，甚為可憂，當時內地書問斷絕，滬及廣州灣亦不能通匯，幾陷入絕境，忽於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數百港元，遂買舟至廣州灣，但尚有必須償還之債務，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須自攜，弟與內子俱久患心髒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見矣，幸冒險將二年來在港大講稿攜出，將來整理或可作一紀念也。31
同一日，陳寅恪在致朱家驊、葉企孫、王毅侯和傅斯年四人的信中補充寫道：“弟於疾病勞頓九死一生之餘，始於六月十八日攜眷安抵桂林。”又說：“當時實已食粥不飽，臥床難起……其苦悶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底忽奉騮公密電，如死複生，感奮至極。”32
脫離虎口流亡到桂林後，陳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給好友劉永濟的信中所言：“扶病就道，一時脫離淪陷區域，獲返故國，精神興奮，勉強尚能成行。”33遠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的其兄陳隆恪得知陳寅恪尚活在人間，並擺脫了倭督及汪偽漢奸的糾纏，攜家安全脫險的消息後，在《聞六弟攜眷自香港脫險至桂林》詩中，有“辛苦識君來”“正氣吞狂賊”兩句，34以示對這位富有民族氣節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稱讚與嘉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