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投身行伍[203]
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 作者：瑞·蒙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1935年7月31日寫給石裏克的信裏,維特根斯坦說那年夏天自己可能不去奧地利:
我想9月初去趟俄國,或者留在那兒,或者兩周後回英格蘭。如果回去的話,我將在英格蘭做什麽還完全不確定,但可能不繼續做哲學。
1935年的整個夏天,他都在為迫近的俄國之行作準備。他經常見他那些去過俄國或可能向他提供那裏情況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共產黨員。可能他也希望他們向他介紹能幫他和斯金納在那兒找工作的人。那些朋友有莫裏斯·多博、尼古拉斯·巴赫金、皮耶羅·斯拉法和喬治·湯姆森。他們的印象是,維特根斯坦想去俄國定居,當體力勞動者,或可能從事醫學,總之要放棄哲學。一次,跟喬治·湯姆森在三一學院的理事之家裏見麵時,他解釋說,既然要放棄哲學工作,就得決定自己的筆記本該怎麽辦。是把它們留在某處,還是銷毀之?他詳細地跟湯姆森談自己的哲學,表達對其價值的懷疑。隻是在湯姆森急切的肯求之下,他才同意不銷毀自己的筆記本,而是把它們存放在學院圖書館裏。
當時的劍橋,想到蘇聯那兒尋求——正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和大規模失業問題的威脅的——西歐國家的某種代替品的不隻是維特根斯坦。1935年夏天,對劍橋本科生而言,正是馬克思主義成為這所大學最重要智性力量的時候,也正是許多學生和教師抱著朝聖的精神造訪蘇聯的時候。正是在那時,安東尼·布朗特和邁克爾·斯特雷特作了他們有名的俄國之行,此行導致了所謂“劍橋間諜幫(cambridge spy ring)”的形成;也正是在那時,莫裏斯·多博、大衛·海登-蓋斯特和約翰·庫恩福德幾年前建立的劍橋共產主義小組擴張開來,吸納了劍橋的多數智性精英,包括許多“使徒”的年輕成員。
盡管事實上維特根斯坦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那些構成劍橋共產黨核心的學生覺得他同情他們;他們中的許多人(海登-蓋斯特、庫恩福德、莫裏斯·庫恩福斯等)聽他的課。不過,維特根斯坦想到俄國去的理由是很不同的。他對西歐國家之衰落的感覺,始終是斯賓格勒式的,而非馬克思式的;而且,如我們此前談過的,很可能凱恩斯在《俄羅斯一瞥》中描繪的蘇聯生活景象極度吸引著他——凱恩斯的描述把馬克思主義輕看為一種經濟理論,但把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實踐視為一種新宗教而喝彩,這種新宗教裏有的不是超自然的信仰,而是深深抱持的宗教態度。
也許是因為這一點,維特根斯坦覺得凱恩斯大概能理解自己。“我確定,你部分地理解我想去俄國的理由,”7月6日他寫信給凱恩斯,“我承認它們部分是糟糕的、甚至是孩子氣的理由,但這也是事實:在這一切之後有深刻的、甚至是好的理由。”實際上凱恩斯不讚同維特根斯坦的計劃;盡管如此,他盡其所能地幫助維特根斯坦打消蘇聯官方的疑心。維特根斯坦曾在俄國大使館見過一位名叫維諾格拉多夫的官員;他告訴凱恩斯,此人“在我們談話時極端謹慎……他當然和任何人一樣,知道推薦信能幫助我,但很清楚在這事上他絲毫不會幫我。”凱恩斯直接找了上層——這是他的典型做法——把寫給駐倫敦俄國大使伊萬·麥斯基的介紹信給了維特根斯坦:“請允許我鬥膽向您介紹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博士……他是一位卓越的哲學家,[還是]我的一個很老和很親密的朋友……如果你能為他做點什麽,我將極為感激。”他又說:“我必須讓他自己告訴你他想去俄國的理由。他不是共產黨員,但對於他相信俄國新政權代表著的生活方式,抱有強烈的同情。”
在和麥斯基會麵時,維特根斯坦很費勁地表現得可敬而且恭敬。凱恩斯告誡過他,雖然麥斯基是個共產主義者,但那不意味著他不希望被稱作“閣下”,也不意味著,他對儀式和禮貌的水準的尊重比任何別的高級布爾喬亞官員更少。這建議維特根斯坦聽進去了。這次會麵是他一生中難得一次係領帶,而且盡可能多地使用“閣下”這個措辭。實際上他後來告訴吉爾伯特·帕蒂森,自己如此渴望表現出對大使的尊重,結果出了個大洋相,他在擦鞋墊上擦鞋——在出房間的路上。會麵後維特根斯坦對凱恩斯報告說,麥斯基:“毫無疑問對我很好,最後,他答應寄給我一些住在俄國的人的地址,那些人可能給我有用的信息。他不覺得我想獲得在俄國定居的批準是全然無望的,雖然也不覺得那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在俄國大使館的——並不鼓舞人心的——會麵之外,維特根斯坦也嚐試通過英蘇文化關係協會(scr)[204]來聯係。scr創建於1924年,是(實際上現在也是[205])一個致力於增進英國和蘇聯之間的文化聯係的組織。它組織講座、討論和展覽,出版自己的雜誌《盎格魯-蘇維埃期刊》;20世紀30年代,這份刊物的每一期都刊載了一則蘇聯旅遊公司“蘇聯國際旅行社”[206]組織的俄國遊廣告(“一生的體驗,在蘇聯”等)。因為其目標(不像兄弟組織“蘇聯友誼協會”)的文化性勝於政治性,scr把許多非共產黨人——如查爾斯·特裏維謙、還有凱恩斯本人——算作自己的成員。不過,到1935年,把持它和友誼協會的幾乎是同一批人(海登-蓋斯特、帕特·斯隆等)。8月19日維特根斯坦到scr的辦公室見副主席希爾達·布朗寧小姐。第二天他向吉爾伯特·帕蒂森描述:
和b小姐的會談進行得比我指望的好。至少我得到了一條有用信息——若我想獲得在俄國定居的批準,唯一機會是以遊客身份前往,然後跟官員談;為了達到這目的,我能做的隻有努力獲得介紹信。b小姐還告訴我,她會為我提供兩封寫給兩個地方的這樣的信。總體上這比什麽都沒有強。不過也沒有搞定任何事,我還在一樣的黑暗裏——不僅不知道他們會允許我做什麽,也不知道我想做什麽。這是可恥的,但我的確每兩個小時就改變心意。我看到了,在根子上我是個完全的蠢貨,感覺爛到了根子上。
確定有介紹信的兩個地方是北方學會和國家少數民族學會。它們都是教育機構,宗旨是提高蘇聯少數民族的文化程度。雖然認為這“比什麽都沒有強”,但維特根斯坦不太想做教師工作。不過,正如凱恩斯告訴過他的,隻有收到某個蘇聯組織的邀請,他才有可能獲得在蘇聯定居的批準:“如果你是個可能對他們有用的合格技術員,”凱恩斯對他寫道,“那麽也許不難。不過,若沒有這類證書——醫學證書也很好——則是困難的。”維特根斯坦終其一生抱有當醫生的願望,他考慮了這種可能:帶著去俄國行醫的意圖在英格蘭學醫;他甚至讓凱恩斯承諾資助自己的醫學訓練。但他真正想要的,是獲準在俄國作為體力勞動者定居。不過,他越來越明白,他極不可能從某個蘇聯組織那兒獲得這種事的邀請。若有一種蘇聯不短缺的東西,那就是無技能的勞力。
9月7日動身前往列寧格勒時,維特根斯坦設法搞到的所有東西是希爾達·布朗寧的介紹信和幾個住在莫斯科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吉爾伯特·帕蒂森到倫敦黑斯碼頭為他送行,弗朗西斯則病得太重,去不了了。但他們明白,此去他不隻代表自己、也代表弗朗西斯找工作。同一條船上有喬治·薩克斯醫生,他回憶,進餐時他和妻子坐在維特根斯坦對麵。靠維特根斯坦坐的是個美籍希臘人,是個東正教牧師。維特根斯坦的樣子沮喪而出神,坐在那兒盯著空處,不跟任何人說話,直到有一天他向神父介紹自己,舉著手叫出:“維特根斯坦!”對此牧師報了自己的名字作回應。旅程的剩餘時間他沉默著。
9月12日他到了列寧格勒,隨後的兩周,他的口袋日記本裏寫滿了許多人的名字和地址——他聯係那些人,爭取獲得一個雇傭許諾。在列寧格勒,除了北方學會他還拜訪了大學哲學教授塔吉亞娜·高恩斯坦女士,她答應讓他在列寧格勒大學開一門哲學課。在莫斯科他見了數理邏輯教授索菲亞·亞諾夫斯卡婭,和她建立起了一段他回英格蘭後很久還通過信件延續的友誼。她的談吐直率吸引了他。第一次見他時她驚呼:“什麽,是那個維特根斯坦?”在一次關於哲學的談話裏她很直接地告訴他:“你應該多讀一點黑格爾。”從他們的哲學討論中亞諾夫斯卡婭教授獲得了這樣的(肯定是錯誤的)印象:維特根斯坦對辯證唯物主義和蘇聯哲學思想的進展有興趣。顯然,是通過亞諾夫斯卡婭,才先許給了維特根斯坦一個喀山大學的哲學教席,再許給了他一個莫斯科大學的哲學教師崗位。
在莫斯科,維特根斯坦也同帕特·斯隆見了二三次;這位英國共產主義者當時在做蘇聯貿易聯盟的組織者(1938年的書《俄羅斯的真相》回憶了斯隆這段時期的生活)。看起來,這些見麵的中心議題很可能是維特根斯坦仍存的找到體力崗位的希望。如果是這樣,那麽他顯然不成功。喬治·薩克斯回憶,在莫斯科“我們[他和他妻子]聽說維特根斯坦想去集體農場工作,但俄國人告訴他,他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貢獻,他應該回劍橋去”。
9月17日,還在莫斯科的時候,維特根斯坦收到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極力要求他盡可能長地留在俄國,直到找到工作。“我希望我能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看那裏的事物,”他寫道,“但我覺得自己仿佛已和你在一起。”從這封信裏看,維特根斯坦和斯金納正計劃在下個學年——大概是在他們去蘇聯定居之前——為出版《棕皮書》做準備工作。這是有理由的,因為即將到來的1935—1936學年,既是斯金納三年期研究生的最後一年,也是維特根斯坦五年期的三一學院研究員的最後一年。“對於我們下一年要做的工作,我考慮了很多,”弗朗西斯告訴他,“我覺得,你去年用的方法的宗旨是如此之好。”
我感覺,一切都絕對的簡單,但全都充滿光亮。我感到,繼續寫這本書,寫成一本能出版的書,是很好的事。我感到這方法如此有價值。我很希望我們能繼續做下去。我們將做到最好。
“我願再次說,”他加上,“我希望,如果你覺得還有機會了解到更多東西,那你就要在莫斯科逗留更久的時間,比你預定的行程更久。這對我倆都很有意義。”
顯然,維特根斯坦看不到延長自己逗留的理由。他此行的作用隻是印證了人們在他動身前告訴他的:如果進入蘇聯當教師,那麽他是受歡迎的;如果想當集體農場的工人,那麽不會受歡迎。離開前的那個星期天,他寫了張明信片請帕蒂森到倫敦接自己:
我親愛的吉爾伯特!
明天晚上我將離開莫斯科(我正在拿破侖1812年到過的屋子裏)。後天我的船從列寧格勒啟航,我隻能希望海神見到我時發善心。我的船預期於[9月]29日星期天到倫敦。請你來碼頭接我,或在我的宮殿(通常稱作“河岸宮殿[207]”)給我留個信,好嗎?我確實盼望再次見到你的那張舊的和該死的臉。願永遠血腥。
路德維希
另:如果讀信的是審查員,也適用!
回到英格蘭後維特根斯坦極少談到自己的俄國之行。他請弗朗西斯把一份紀錄送給法妮亞·帕斯卡爾,在這份紀錄裏,他對法妮婭談到自己和亞諾夫斯卡婭女士的會麵,許給他的喀山的學術職位,結尾是這麽句話:“他尚未決定自己的未來。”這份紀錄一點也沒談維特根斯坦對蘇聯的印象——絲毫未提是否喜歡他之所見。在這一點上,除了一兩句孤立的議論外,他一直保持徹底的沉默。他向朋友解釋,他的沉默是因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羅素則允許自己的名字(在《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實踐》出版之後)——被用於支持反蘇宣傳。
這意味著,假如他公開自己對蘇聯的印象,那麽他描繪的將是一幅不帶恭維的畫麵。一條有關他的態度的重要線索也許在他對吉爾伯特·帕蒂森說的話裏:在俄國生活就像在軍隊裏當列兵。他告訴帕蒂森,“我們這種教養的人”在那兒生活是困難的,因為連存活下去都必須具備那種程度的低劣的不誠實。如果維特根斯坦覺得俄國的生活可以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哥普拉納的經曆相比,那麽,這次簡短之行後他表現出如此少的去那兒定居的傾向,也許就不令人驚訝了。
盡管如此,他反複表達過自己對蘇聯政權的同情,他相信,由於普通蘇聯公民的物質條件正在改善,這個政權是強大的,不太可能垮台。他讚許地說起俄國的教育係統,說從未見過有人如此渴望學習,如此專注於教給他們的東西。不過,他同情斯大林政權的最重要理由也許是俄國隻有很少的失業。“重要的事情,”他曾對洛什·裏斯說,“是人有工作。”有人提到俄國生活的軍事化管理時——有人指出,工人雖然就業了,但沒有離職或換工作的自由——維特根斯坦不覺得有什麽。“專製,”他聳了聳肩,對裏斯說,“並不使我感到憤慨。”不過,“‘官僚統治’正在俄國造成階級差異”的說法倒引起了他的憤慨:“如果有什麽能摧毀我對俄國政權的同情,那就是階級差異的增長。”
從俄國回來後的兩年裏,維特根斯坦漫不經心地把玩著這個想法:去兌現那個許給他的莫斯科的教師職位。這段時間他繼續跟索菲亞·亞諾夫斯卡婭通信;去挪威時,他安排法妮亞·帕斯卡爾把胰島素寄給患有糖尿病的亞諾夫斯卡婭。遲至1937年6月,他還在一封寫給伊格爾曼的信裏談到:“也許我該去俄國”。不過,這之後不久,俄國人收回了給他職位的許諾,因為(據皮耶羅·斯拉法說)這個時候所有在俄國的德國人(包括奧地利人)都成了嫌疑人。
盡管如此,即便在1936年的公審秀[208]之後,即便在1939年俄國和西方的關係惡化、納粹-蘇聯協定簽訂之後,維特根斯坦仍繼續表達自己對蘇聯政權的同情——結果他的一些劍橋學生把他看作“斯大林主義者”。這個標簽當然是胡說。不過,在多數人隻看到斯大林統治的暴政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強調了斯大林不得不應付的問題,以及在應付這些問題時取得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對德魯利斷言,英格蘭和法國合力也不能擊敗希特勒的德國;它們需要俄國的支持。他告訴德魯利:“人們控訴斯大林背叛了俄國革命。但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斯大林不得不應付的問題;也不知道斯大林看到的威脅著俄國的危險。”他立即又說,仿佛這兩者有所關聯:“我看著一張英國內閣的照片,對自己說,‘好多富有的老人’。”這一評論令人想起凱恩斯對俄國的刻畫:“歐洲家族的美麗和愚蠢的最小兒子俄國,頭上有頭發,比起西方的禿頂哥哥,離大地和天空都更近。”我認為,維特根斯坦想去俄國生活的理由——既是“糟糕的甚至孩子氣的”理由、也是“深刻的甚至好的”理由——跟他的這個願望有很大關係:他想跟西方的老人、跟西歐的瓦解和衰退中的文化脫開幹係。
這當然也是他“投身行伍”的持久願望的另一種體現。和1915年的奧地利官方一樣,蘇聯官方知道他當軍官比當列兵對他們更有用;維特根斯坦自己也認識到,他並不能真正忍受普通士兵“低劣的不誠實”的生活。但他仍希望能不是那樣。
1935年秋天,維特根斯坦當三一學院研究員的最後一年開始了,此時他還不大知道研究員到期之後自己要做什麽。也許到俄國去——也許和羅蘭德·赫特一樣到“普通人”中間找個工作;也許如斯金納願望的那樣,專心準備《棕皮書》的出版。看上去,隻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不會繼續在劍橋教書。
他最後一年講座的中心議題是“感覺與料和私有經驗”。在這門課裏,他努力與哲學家受到的一種誘惑作戰:哲學家傾向於認為,當我們有所經驗(看到某種東西、感覺到疼等等)時,某個東西是我們經驗的主要內容,即感覺與料。不過,他舉的例子不是取自哲學家,而是取自日常對話。引用文獻時,他引用的不是哲學著作,不是哲學期刊《心智》,而是“史特裏特和史密斯[209]” 的《偵探故事雜誌》。
有一次講座,他先讀了“史特裏特和史密斯”裏的一個段落;敘述者——一個偵探——午夜獨自呆在船的甲板上,萬籟俱寂,隻聽見船上時鍾的滴答聲。偵探自個兒沉思:“時鍾是一種最令人困惑的工具:測量無限的一個片段:測量某種或許不存在的東西。”維特根斯坦在班上說,這種混亂出現在“一個傻偵探故事裏”時,其揭示性和重要性比它出現在“一個傻哲學家”嘴裏時多得多:
這兒你也許會說“顯然時鍾根本不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工具”。——如果在某種情形下你突然覺得它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工具”,然後你清醒了過來,說它當然不令人困惑——這就是解決一個哲學問題的方式。
這兒時鍾成了一種令人困惑的工具,因為他說“它測量無限的一個片段,測量某種或許不存在的東西”。時鍾令人困惑,因為他引入了一種他當時看不到的、像是一種精怪的實體。
這事與我們對感覺與料的談論之間的聯係是:令人困惑的地方是對某種我們會稱為“不可感知物”的東西的引入。仿佛是,椅子或桌子沒什麽不可感知的地方,飛逝的個人經驗則有。
維特根斯坦那一年的課上反複出現一個主題,即他想跟哲學家對著幹,支持我們對世界的日常感覺。哲學家就時間或精神狀態提出普通人沒有的懷疑,但這不是因為哲學家比常人更有洞見,而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他的洞見更少;他屈服於誤解的誘惑,非哲學家則不:
我們有這種感覺:普通人談到“善”、“數”等等,但並不真的理解自己說的話。我看到了“感覺”當中的某種古怪的東西,而普通人談論“感覺”,仿佛其中毫無古怪之處。我們該說普通人知道自己在談什麽呢,還是說他們不知道?
你可以兩者都說。假設人們在下棋。當我瀏覽規則、細細核查時,看到了古怪的問題。但史密斯和布朗毫無困難地下著棋。他們理解這遊戲嗎?唔,他們玩它。
讀這段話時,我們聯想到,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哲學家身份的疑慮,他對“看出古怪問題”的厭倦,他想去玩遊戲而非細查其規則的願望。他再次考慮接受醫生訓練。那時德魯利正在都柏林準備第一次醫學學士考試;維特根斯坦寫信請德魯利谘詢自己到那兒上醫科學校的可能性;他的受訓費用預計由凱恩斯負擔。他向德魯利提出,他倆一起當精神病醫生,一起行醫。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在醫學的這一分支裏可能具備特殊的天賦,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尤感興趣。那一年,他把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當生日禮物寄給德魯利;他告訴德魯利,第一次讀這書時他對自己說:“總算有了一個言之有物的心理學家。”
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會是一個好精神病醫生,看上去,這種感覺的根據是,他相信他那種風格的哲學工作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需要某種相似的才能。當然,這不是說它們是同一種技術。有人把他的哲學方法封為“治療的實證主義”、把它比作心理分析時,他的反應是憤怒的。例如,a.j.艾耶爾發表在《傾聽者》[210]上的一篇文章作出這一比較時,維特根斯坦寄給艾耶爾一封措辭強烈的指責信。不過,維特根斯坦
傾向於在自己和弗洛伊德的工作之間看出某種聯係。他曾對裏斯說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弟子”,並多次用甚為相似的措辭概括自己和弗洛伊德的成就。“全是卓越的比喻”,他在一次談弗洛伊德著作的講座裏說;至於他自己對哲學的貢獻:“我發明的是新的比喻。”看上去,他希望貢獻給精神病學的是這麽一種能力:通過構造啟發性的比喻和隱喻而獲得概觀。
不過,隨著這一年的流逝,接受醫生訓練或找其他類型工作的興趣減弱了,他的興趣轉向寫完自己的書。那年年末,他的研究員職位快到期時,維特根斯坦跟許多自己喜歡的學生談到自己未來的可能性。這些人裏的最新一個是研究生洛什·裏斯。1935年9月裏斯到劍橋在g.e.摩爾門下學習,此前則在愛丁堡、哥廷根和因斯布魯克學習哲學。起初,看到維特根斯坦學生的做派後他不想上維特根斯坦的課;但1936年2月他克服了疑慮,聽了那一年餘下的所有講座。他成了維特根斯坦的一個最親密的朋友,一直延續到維特根斯坦去世。1936年6月,維特根斯坦請裏斯喝茶,討論自己該嚐試找某種工作,還是該獨自到某地寫自己的書。他告訴裏斯:“我還有一點錢。隻要那錢還能維持,我就能自個生活和工作。”
後一種想法占了上風;那年6月,維特根斯坦和斯金納到都柏林看德魯利,他沒跟德魯利提接受精神病醫生訓練的事。莫裏茨·石裏克的死訊也許令他下定了決心。維特根斯坦在都柏林聽說石裏克被謀殺了——一個狂性大發的學生在維也納大學的台階上槍殺了他。這個學生後來成了納粹黨成員,因此有傳言說謀殺帶有政治動機,盡管從證據上看,這個學生對石裏克抱有一種更為個人的忌恨:石裏克否決了他的博士論文。聽到這消息,維特根斯坦立刻寫信給弗裏德裏希·魏斯曼:
親愛的魏斯曼先生,
石裏克的死確實是一樁巨大的不幸。對你和我都是重大的損失。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對他妻兒的同情,你知道我真的感到同情。如果有可能的話,請代我聯係石裏克夫人或某個孩子,告訴他們我抱著溫暖的同情之心想著他們,但我不知道該寫信對他們說什麽。若你(出於外部的或內部的原因)不能傳這個信,請讓我知道。
致以友愛的同情和問候
你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石裏克的死最後徹底終止了這種想法:繼續實施1929年定下的魏斯曼和維特根斯坦合作寫一本書的計劃。維特根斯坦老是改變主意,對此魏斯曼感到惱怒,維特根斯坦則不相信魏斯曼理解他;隻是由於他們對石裏克共同的尊重,由於石裏克鼓勵他們堅持這項工作,這項工作的完成才有一點點微弱的希望。石裏克死後魏斯曼決定繞開維特根斯坦自己幹;他簽了份合同,要自己寫完這書,在自己的名下出版。1939年這本書到了長條校樣的階段,但隨後就撤銷了。
與此同時,維特根斯坦決定做自己1913年做過的事——到挪威去;在那兒他可以毫不分心地獨自生活,做完自己的工作。他的這個決定可能是隨著石裏克的去世而作出的,但也可能是出於一個更私人的原因,即他需要避免自己和弗朗西斯的友情導致的“分心”,弗朗西斯的三年期研究生和維特根斯坦的研究員職位將同時到期。
1936年夏天之前,似乎不言自明的是,無論維特根斯坦和弗朗西斯做什麽——接受醫生訓練、到俄國去,和“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寫維特根斯坦的書——他們都會一起做。至少弗朗西斯是這麽想的。不過,維特根斯坦是否曾認真地將弗朗西斯視作哲學上的合作者,是可疑的;弗朗西斯在口述想法時是有用的,尤其用英語口述時,如口述《藍皮書和棕皮書》時。但在討論想法、澄清思想上,弗朗西斯沒有用;對維特根斯坦的敬畏令他的思考癱瘓了,妨礙他作出任何有用的貢獻。“有時,”維特根斯坦告訴德魯利,“他的沉默激怒了我,我對他喊,‘說點什麽,弗朗西斯!’”“但是,”他加上,“弗朗西斯不是思想者。你知道羅丹的名為‘思想者’的雕像;有一天我猛地想到,我不能想像弗朗西斯擺出那個姿勢。”
出於類似的理由,維特根斯坦勸阻弗朗西斯繼續從事學術工作。他斷定“在學術生活中他永不會快樂”,弗朗西斯則一如既往地認可他的斷定。不過弗朗西斯的家人不這麽看,他的許多朋友也不這麽看。例如路易斯·古德斯坦,他是弗朗西斯在聖保羅和劍橋兩地的同輩,後來當了萊切斯特大學的數理邏輯教授;古德斯坦認為,若當職業數學家,弗朗西斯有光明的前途。古德斯坦是最早聽到弗朗西斯宣布自己放棄數學的決定的幾個人之一,他強烈反對,在這個決定裏,他隻看到維特根斯坦自己對學術生活的厭惡在弗朗西斯身上的不幸影響。弗朗西斯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的母親尤其深深厭惡維特根斯坦對自己兒子的影響。到俄國定居的計劃,放棄原本前途光明的學術生涯的想法,都令她大為驚恐。他的姐姐普裏西拉·特魯斯科特同樣無法置信。“為什麽?”她要求解釋。“為什麽?”
不過,弗朗西斯唯一在意的是維特根斯坦的看法,也堅決地遵照維特根斯坦的決定去做,即便這意味著,要離開維特根斯坦生活,到一個很少用到他天賦的、令他覺得自己受到剝削的職位上工作。斯金納離開了大學,不是去接受醫生訓練,而是當工廠技工,不是在維特根斯坦身邊,而是自己一個人。接受醫生訓練的想法不現實:他的父母無法負擔、扶持他的醫科學習,而凱恩斯資助醫科訓練的承諾隻是對維特根斯坦,並不涵蓋他。弗朗西斯誌願加入國際縱隊,投身西班牙內戰,但由於身體殘疾而被刷了下去。(弗朗西斯的健康狀況一直不穩定,他的一條腿是跛的,那是兒時患骨髓炎的結果,他一直遭受這病的複發之苦。)
醫學之外,維特根斯坦的第二職業選擇是技工(所以斯金納的第二選擇也是技工)。這樣,1936年夏天,劍橋器械公司接受斯金納當兩年期的技工學徒。他的工作大部分時候是做主螺旋槳,那是個重複性的、累人的活,他不喜歡,也一點兒不覺得有趣;這個活完全就是他為了維特根斯坦而忍受的苦工。不過法妮亞·帕斯卡爾相信斯金納在工人中間比在自己階層的人中間更快樂。她說,工人較友善、較不做作。這也許是真的,但在工廠的頭幾年,弗朗西斯沒怎麽花時間和同事交往。他的夜晚或是自己度過,或是和大學的朋友在一起——巴赫金一家、羅蘭德·赫特和帕斯卡爾本人。比起其他的一切,他最想要的是和維特根斯坦一起生活和工作,但維特根斯坦本人已拒絕了他。
弗朗西斯沒有魏寧格式的愛的觀念;他不相信愛需要分離、需要某種距離來保持。另一方麵,維特根斯坦很可能持有魏寧格的看法。在挪威時,他在日記裏寫道,隻有離開弗朗西斯時自己才認識到他多麽獨一無二——自己真的在意他。因此,他決定去挪威,也許正是為了離開弗朗西斯。
動身去挪威前,維特根斯坦和吉爾伯特·帕蒂森到法國度了次假,兩人乘小汽車一起遊覽了波爾多地區。帕蒂森是相對少有的維特根斯坦與之在一起能放鬆和享樂的人。不過,在帕蒂森這方麵,維特根斯坦的相伴可能稍過沉重了。相應地,如此前在1931年那樣,他堅持,度假行程中起碼得有幾個晚上,自己要離開維特根斯坦到某個流行的勝地去,在那種地方他可以放縱自己無拘無束地奢華一番——喝酒、進餐和賭博。有一次,維特根斯坦陪帕蒂森賭博作樂,顯出自己是這種浪費錢的藝術的新手。他們一起去了魯瓦錫賭場玩輪盤賭,顯然維特根斯坦沒玩過這遊戲。他細心地研究了這種遊戲,然後用懷疑的口吻對帕蒂森說:“我看不出你怎麽能贏!”看來有時核查規則比玩遊戲更有意思。
我想9月初去趟俄國,或者留在那兒,或者兩周後回英格蘭。如果回去的話,我將在英格蘭做什麽還完全不確定,但可能不繼續做哲學。
1935年的整個夏天,他都在為迫近的俄國之行作準備。他經常見他那些去過俄國或可能向他提供那裏情況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共產黨員。可能他也希望他們向他介紹能幫他和斯金納在那兒找工作的人。那些朋友有莫裏斯·多博、尼古拉斯·巴赫金、皮耶羅·斯拉法和喬治·湯姆森。他們的印象是,維特根斯坦想去俄國定居,當體力勞動者,或可能從事醫學,總之要放棄哲學。一次,跟喬治·湯姆森在三一學院的理事之家裏見麵時,他解釋說,既然要放棄哲學工作,就得決定自己的筆記本該怎麽辦。是把它們留在某處,還是銷毀之?他詳細地跟湯姆森談自己的哲學,表達對其價值的懷疑。隻是在湯姆森急切的肯求之下,他才同意不銷毀自己的筆記本,而是把它們存放在學院圖書館裏。
當時的劍橋,想到蘇聯那兒尋求——正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和大規模失業問題的威脅的——西歐國家的某種代替品的不隻是維特根斯坦。1935年夏天,對劍橋本科生而言,正是馬克思主義成為這所大學最重要智性力量的時候,也正是許多學生和教師抱著朝聖的精神造訪蘇聯的時候。正是在那時,安東尼·布朗特和邁克爾·斯特雷特作了他們有名的俄國之行,此行導致了所謂“劍橋間諜幫(cambridge spy ring)”的形成;也正是在那時,莫裏斯·多博、大衛·海登-蓋斯特和約翰·庫恩福德幾年前建立的劍橋共產主義小組擴張開來,吸納了劍橋的多數智性精英,包括許多“使徒”的年輕成員。
盡管事實上維特根斯坦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那些構成劍橋共產黨核心的學生覺得他同情他們;他們中的許多人(海登-蓋斯特、庫恩福德、莫裏斯·庫恩福斯等)聽他的課。不過,維特根斯坦想到俄國去的理由是很不同的。他對西歐國家之衰落的感覺,始終是斯賓格勒式的,而非馬克思式的;而且,如我們此前談過的,很可能凱恩斯在《俄羅斯一瞥》中描繪的蘇聯生活景象極度吸引著他——凱恩斯的描述把馬克思主義輕看為一種經濟理論,但把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實踐視為一種新宗教而喝彩,這種新宗教裏有的不是超自然的信仰,而是深深抱持的宗教態度。
也許是因為這一點,維特根斯坦覺得凱恩斯大概能理解自己。“我確定,你部分地理解我想去俄國的理由,”7月6日他寫信給凱恩斯,“我承認它們部分是糟糕的、甚至是孩子氣的理由,但這也是事實:在這一切之後有深刻的、甚至是好的理由。”實際上凱恩斯不讚同維特根斯坦的計劃;盡管如此,他盡其所能地幫助維特根斯坦打消蘇聯官方的疑心。維特根斯坦曾在俄國大使館見過一位名叫維諾格拉多夫的官員;他告訴凱恩斯,此人“在我們談話時極端謹慎……他當然和任何人一樣,知道推薦信能幫助我,但很清楚在這事上他絲毫不會幫我。”凱恩斯直接找了上層——這是他的典型做法——把寫給駐倫敦俄國大使伊萬·麥斯基的介紹信給了維特根斯坦:“請允許我鬥膽向您介紹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博士……他是一位卓越的哲學家,[還是]我的一個很老和很親密的朋友……如果你能為他做點什麽,我將極為感激。”他又說:“我必須讓他自己告訴你他想去俄國的理由。他不是共產黨員,但對於他相信俄國新政權代表著的生活方式,抱有強烈的同情。”
在和麥斯基會麵時,維特根斯坦很費勁地表現得可敬而且恭敬。凱恩斯告誡過他,雖然麥斯基是個共產主義者,但那不意味著他不希望被稱作“閣下”,也不意味著,他對儀式和禮貌的水準的尊重比任何別的高級布爾喬亞官員更少。這建議維特根斯坦聽進去了。這次會麵是他一生中難得一次係領帶,而且盡可能多地使用“閣下”這個措辭。實際上他後來告訴吉爾伯特·帕蒂森,自己如此渴望表現出對大使的尊重,結果出了個大洋相,他在擦鞋墊上擦鞋——在出房間的路上。會麵後維特根斯坦對凱恩斯報告說,麥斯基:“毫無疑問對我很好,最後,他答應寄給我一些住在俄國的人的地址,那些人可能給我有用的信息。他不覺得我想獲得在俄國定居的批準是全然無望的,雖然也不覺得那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在俄國大使館的——並不鼓舞人心的——會麵之外,維特根斯坦也嚐試通過英蘇文化關係協會(scr)[204]來聯係。scr創建於1924年,是(實際上現在也是[205])一個致力於增進英國和蘇聯之間的文化聯係的組織。它組織講座、討論和展覽,出版自己的雜誌《盎格魯-蘇維埃期刊》;20世紀30年代,這份刊物的每一期都刊載了一則蘇聯旅遊公司“蘇聯國際旅行社”[206]組織的俄國遊廣告(“一生的體驗,在蘇聯”等)。因為其目標(不像兄弟組織“蘇聯友誼協會”)的文化性勝於政治性,scr把許多非共產黨人——如查爾斯·特裏維謙、還有凱恩斯本人——算作自己的成員。不過,到1935年,把持它和友誼協會的幾乎是同一批人(海登-蓋斯特、帕特·斯隆等)。8月19日維特根斯坦到scr的辦公室見副主席希爾達·布朗寧小姐。第二天他向吉爾伯特·帕蒂森描述:
和b小姐的會談進行得比我指望的好。至少我得到了一條有用信息——若我想獲得在俄國定居的批準,唯一機會是以遊客身份前往,然後跟官員談;為了達到這目的,我能做的隻有努力獲得介紹信。b小姐還告訴我,她會為我提供兩封寫給兩個地方的這樣的信。總體上這比什麽都沒有強。不過也沒有搞定任何事,我還在一樣的黑暗裏——不僅不知道他們會允許我做什麽,也不知道我想做什麽。這是可恥的,但我的確每兩個小時就改變心意。我看到了,在根子上我是個完全的蠢貨,感覺爛到了根子上。
確定有介紹信的兩個地方是北方學會和國家少數民族學會。它們都是教育機構,宗旨是提高蘇聯少數民族的文化程度。雖然認為這“比什麽都沒有強”,但維特根斯坦不太想做教師工作。不過,正如凱恩斯告訴過他的,隻有收到某個蘇聯組織的邀請,他才有可能獲得在蘇聯定居的批準:“如果你是個可能對他們有用的合格技術員,”凱恩斯對他寫道,“那麽也許不難。不過,若沒有這類證書——醫學證書也很好——則是困難的。”維特根斯坦終其一生抱有當醫生的願望,他考慮了這種可能:帶著去俄國行醫的意圖在英格蘭學醫;他甚至讓凱恩斯承諾資助自己的醫學訓練。但他真正想要的,是獲準在俄國作為體力勞動者定居。不過,他越來越明白,他極不可能從某個蘇聯組織那兒獲得這種事的邀請。若有一種蘇聯不短缺的東西,那就是無技能的勞力。
9月7日動身前往列寧格勒時,維特根斯坦設法搞到的所有東西是希爾達·布朗寧的介紹信和幾個住在莫斯科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吉爾伯特·帕蒂森到倫敦黑斯碼頭為他送行,弗朗西斯則病得太重,去不了了。但他們明白,此去他不隻代表自己、也代表弗朗西斯找工作。同一條船上有喬治·薩克斯醫生,他回憶,進餐時他和妻子坐在維特根斯坦對麵。靠維特根斯坦坐的是個美籍希臘人,是個東正教牧師。維特根斯坦的樣子沮喪而出神,坐在那兒盯著空處,不跟任何人說話,直到有一天他向神父介紹自己,舉著手叫出:“維特根斯坦!”對此牧師報了自己的名字作回應。旅程的剩餘時間他沉默著。
9月12日他到了列寧格勒,隨後的兩周,他的口袋日記本裏寫滿了許多人的名字和地址——他聯係那些人,爭取獲得一個雇傭許諾。在列寧格勒,除了北方學會他還拜訪了大學哲學教授塔吉亞娜·高恩斯坦女士,她答應讓他在列寧格勒大學開一門哲學課。在莫斯科他見了數理邏輯教授索菲亞·亞諾夫斯卡婭,和她建立起了一段他回英格蘭後很久還通過信件延續的友誼。她的談吐直率吸引了他。第一次見他時她驚呼:“什麽,是那個維特根斯坦?”在一次關於哲學的談話裏她很直接地告訴他:“你應該多讀一點黑格爾。”從他們的哲學討論中亞諾夫斯卡婭教授獲得了這樣的(肯定是錯誤的)印象:維特根斯坦對辯證唯物主義和蘇聯哲學思想的進展有興趣。顯然,是通過亞諾夫斯卡婭,才先許給了維特根斯坦一個喀山大學的哲學教席,再許給了他一個莫斯科大學的哲學教師崗位。
在莫斯科,維特根斯坦也同帕特·斯隆見了二三次;這位英國共產主義者當時在做蘇聯貿易聯盟的組織者(1938年的書《俄羅斯的真相》回憶了斯隆這段時期的生活)。看起來,這些見麵的中心議題很可能是維特根斯坦仍存的找到體力崗位的希望。如果是這樣,那麽他顯然不成功。喬治·薩克斯回憶,在莫斯科“我們[他和他妻子]聽說維特根斯坦想去集體農場工作,但俄國人告訴他,他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貢獻,他應該回劍橋去”。
9月17日,還在莫斯科的時候,維特根斯坦收到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極力要求他盡可能長地留在俄國,直到找到工作。“我希望我能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看那裏的事物,”他寫道,“但我覺得自己仿佛已和你在一起。”從這封信裏看,維特根斯坦和斯金納正計劃在下個學年——大概是在他們去蘇聯定居之前——為出版《棕皮書》做準備工作。這是有理由的,因為即將到來的1935—1936學年,既是斯金納三年期研究生的最後一年,也是維特根斯坦五年期的三一學院研究員的最後一年。“對於我們下一年要做的工作,我考慮了很多,”弗朗西斯告訴他,“我覺得,你去年用的方法的宗旨是如此之好。”
我感覺,一切都絕對的簡單,但全都充滿光亮。我感到,繼續寫這本書,寫成一本能出版的書,是很好的事。我感到這方法如此有價值。我很希望我們能繼續做下去。我們將做到最好。
“我願再次說,”他加上,“我希望,如果你覺得還有機會了解到更多東西,那你就要在莫斯科逗留更久的時間,比你預定的行程更久。這對我倆都很有意義。”
顯然,維特根斯坦看不到延長自己逗留的理由。他此行的作用隻是印證了人們在他動身前告訴他的:如果進入蘇聯當教師,那麽他是受歡迎的;如果想當集體農場的工人,那麽不會受歡迎。離開前的那個星期天,他寫了張明信片請帕蒂森到倫敦接自己:
我親愛的吉爾伯特!
明天晚上我將離開莫斯科(我正在拿破侖1812年到過的屋子裏)。後天我的船從列寧格勒啟航,我隻能希望海神見到我時發善心。我的船預期於[9月]29日星期天到倫敦。請你來碼頭接我,或在我的宮殿(通常稱作“河岸宮殿[207]”)給我留個信,好嗎?我確實盼望再次見到你的那張舊的和該死的臉。願永遠血腥。
路德維希
另:如果讀信的是審查員,也適用!
回到英格蘭後維特根斯坦極少談到自己的俄國之行。他請弗朗西斯把一份紀錄送給法妮亞·帕斯卡爾,在這份紀錄裏,他對法妮婭談到自己和亞諾夫斯卡婭女士的會麵,許給他的喀山的學術職位,結尾是這麽句話:“他尚未決定自己的未來。”這份紀錄一點也沒談維特根斯坦對蘇聯的印象——絲毫未提是否喜歡他之所見。在這一點上,除了一兩句孤立的議論外,他一直保持徹底的沉默。他向朋友解釋,他的沉默是因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羅素則允許自己的名字(在《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實踐》出版之後)——被用於支持反蘇宣傳。
這意味著,假如他公開自己對蘇聯的印象,那麽他描繪的將是一幅不帶恭維的畫麵。一條有關他的態度的重要線索也許在他對吉爾伯特·帕蒂森說的話裏:在俄國生活就像在軍隊裏當列兵。他告訴帕蒂森,“我們這種教養的人”在那兒生活是困難的,因為連存活下去都必須具備那種程度的低劣的不誠實。如果維特根斯坦覺得俄國的生活可以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哥普拉納的經曆相比,那麽,這次簡短之行後他表現出如此少的去那兒定居的傾向,也許就不令人驚訝了。
盡管如此,他反複表達過自己對蘇聯政權的同情,他相信,由於普通蘇聯公民的物質條件正在改善,這個政權是強大的,不太可能垮台。他讚許地說起俄國的教育係統,說從未見過有人如此渴望學習,如此專注於教給他們的東西。不過,他同情斯大林政權的最重要理由也許是俄國隻有很少的失業。“重要的事情,”他曾對洛什·裏斯說,“是人有工作。”有人提到俄國生活的軍事化管理時——有人指出,工人雖然就業了,但沒有離職或換工作的自由——維特根斯坦不覺得有什麽。“專製,”他聳了聳肩,對裏斯說,“並不使我感到憤慨。”不過,“‘官僚統治’正在俄國造成階級差異”的說法倒引起了他的憤慨:“如果有什麽能摧毀我對俄國政權的同情,那就是階級差異的增長。”
從俄國回來後的兩年裏,維特根斯坦漫不經心地把玩著這個想法:去兌現那個許給他的莫斯科的教師職位。這段時間他繼續跟索菲亞·亞諾夫斯卡婭通信;去挪威時,他安排法妮亞·帕斯卡爾把胰島素寄給患有糖尿病的亞諾夫斯卡婭。遲至1937年6月,他還在一封寫給伊格爾曼的信裏談到:“也許我該去俄國”。不過,這之後不久,俄國人收回了給他職位的許諾,因為(據皮耶羅·斯拉法說)這個時候所有在俄國的德國人(包括奧地利人)都成了嫌疑人。
盡管如此,即便在1936年的公審秀[208]之後,即便在1939年俄國和西方的關係惡化、納粹-蘇聯協定簽訂之後,維特根斯坦仍繼續表達自己對蘇聯政權的同情——結果他的一些劍橋學生把他看作“斯大林主義者”。這個標簽當然是胡說。不過,在多數人隻看到斯大林統治的暴政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強調了斯大林不得不應付的問題,以及在應付這些問題時取得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對德魯利斷言,英格蘭和法國合力也不能擊敗希特勒的德國;它們需要俄國的支持。他告訴德魯利:“人們控訴斯大林背叛了俄國革命。但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斯大林不得不應付的問題;也不知道斯大林看到的威脅著俄國的危險。”他立即又說,仿佛這兩者有所關聯:“我看著一張英國內閣的照片,對自己說,‘好多富有的老人’。”這一評論令人想起凱恩斯對俄國的刻畫:“歐洲家族的美麗和愚蠢的最小兒子俄國,頭上有頭發,比起西方的禿頂哥哥,離大地和天空都更近。”我認為,維特根斯坦想去俄國生活的理由——既是“糟糕的甚至孩子氣的”理由、也是“深刻的甚至好的”理由——跟他的這個願望有很大關係:他想跟西方的老人、跟西歐的瓦解和衰退中的文化脫開幹係。
這當然也是他“投身行伍”的持久願望的另一種體現。和1915年的奧地利官方一樣,蘇聯官方知道他當軍官比當列兵對他們更有用;維特根斯坦自己也認識到,他並不能真正忍受普通士兵“低劣的不誠實”的生活。但他仍希望能不是那樣。
1935年秋天,維特根斯坦當三一學院研究員的最後一年開始了,此時他還不大知道研究員到期之後自己要做什麽。也許到俄國去——也許和羅蘭德·赫特一樣到“普通人”中間找個工作;也許如斯金納願望的那樣,專心準備《棕皮書》的出版。看上去,隻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不會繼續在劍橋教書。
他最後一年講座的中心議題是“感覺與料和私有經驗”。在這門課裏,他努力與哲學家受到的一種誘惑作戰:哲學家傾向於認為,當我們有所經驗(看到某種東西、感覺到疼等等)時,某個東西是我們經驗的主要內容,即感覺與料。不過,他舉的例子不是取自哲學家,而是取自日常對話。引用文獻時,他引用的不是哲學著作,不是哲學期刊《心智》,而是“史特裏特和史密斯[209]” 的《偵探故事雜誌》。
有一次講座,他先讀了“史特裏特和史密斯”裏的一個段落;敘述者——一個偵探——午夜獨自呆在船的甲板上,萬籟俱寂,隻聽見船上時鍾的滴答聲。偵探自個兒沉思:“時鍾是一種最令人困惑的工具:測量無限的一個片段:測量某種或許不存在的東西。”維特根斯坦在班上說,這種混亂出現在“一個傻偵探故事裏”時,其揭示性和重要性比它出現在“一個傻哲學家”嘴裏時多得多:
這兒你也許會說“顯然時鍾根本不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工具”。——如果在某種情形下你突然覺得它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工具”,然後你清醒了過來,說它當然不令人困惑——這就是解決一個哲學問題的方式。
這兒時鍾成了一種令人困惑的工具,因為他說“它測量無限的一個片段,測量某種或許不存在的東西”。時鍾令人困惑,因為他引入了一種他當時看不到的、像是一種精怪的實體。
這事與我們對感覺與料的談論之間的聯係是:令人困惑的地方是對某種我們會稱為“不可感知物”的東西的引入。仿佛是,椅子或桌子沒什麽不可感知的地方,飛逝的個人經驗則有。
維特根斯坦那一年的課上反複出現一個主題,即他想跟哲學家對著幹,支持我們對世界的日常感覺。哲學家就時間或精神狀態提出普通人沒有的懷疑,但這不是因為哲學家比常人更有洞見,而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他的洞見更少;他屈服於誤解的誘惑,非哲學家則不:
我們有這種感覺:普通人談到“善”、“數”等等,但並不真的理解自己說的話。我看到了“感覺”當中的某種古怪的東西,而普通人談論“感覺”,仿佛其中毫無古怪之處。我們該說普通人知道自己在談什麽呢,還是說他們不知道?
你可以兩者都說。假設人們在下棋。當我瀏覽規則、細細核查時,看到了古怪的問題。但史密斯和布朗毫無困難地下著棋。他們理解這遊戲嗎?唔,他們玩它。
讀這段話時,我們聯想到,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哲學家身份的疑慮,他對“看出古怪問題”的厭倦,他想去玩遊戲而非細查其規則的願望。他再次考慮接受醫生訓練。那時德魯利正在都柏林準備第一次醫學學士考試;維特根斯坦寫信請德魯利谘詢自己到那兒上醫科學校的可能性;他的受訓費用預計由凱恩斯負擔。他向德魯利提出,他倆一起當精神病醫生,一起行醫。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在醫學的這一分支裏可能具備特殊的天賦,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尤感興趣。那一年,他把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當生日禮物寄給德魯利;他告訴德魯利,第一次讀這書時他對自己說:“總算有了一個言之有物的心理學家。”
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會是一個好精神病醫生,看上去,這種感覺的根據是,他相信他那種風格的哲學工作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需要某種相似的才能。當然,這不是說它們是同一種技術。有人把他的哲學方法封為“治療的實證主義”、把它比作心理分析時,他的反應是憤怒的。例如,a.j.艾耶爾發表在《傾聽者》[210]上的一篇文章作出這一比較時,維特根斯坦寄給艾耶爾一封措辭強烈的指責信。不過,維特根斯坦
傾向於在自己和弗洛伊德的工作之間看出某種聯係。他曾對裏斯說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弟子”,並多次用甚為相似的措辭概括自己和弗洛伊德的成就。“全是卓越的比喻”,他在一次談弗洛伊德著作的講座裏說;至於他自己對哲學的貢獻:“我發明的是新的比喻。”看上去,他希望貢獻給精神病學的是這麽一種能力:通過構造啟發性的比喻和隱喻而獲得概觀。
不過,隨著這一年的流逝,接受醫生訓練或找其他類型工作的興趣減弱了,他的興趣轉向寫完自己的書。那年年末,他的研究員職位快到期時,維特根斯坦跟許多自己喜歡的學生談到自己未來的可能性。這些人裏的最新一個是研究生洛什·裏斯。1935年9月裏斯到劍橋在g.e.摩爾門下學習,此前則在愛丁堡、哥廷根和因斯布魯克學習哲學。起初,看到維特根斯坦學生的做派後他不想上維特根斯坦的課;但1936年2月他克服了疑慮,聽了那一年餘下的所有講座。他成了維特根斯坦的一個最親密的朋友,一直延續到維特根斯坦去世。1936年6月,維特根斯坦請裏斯喝茶,討論自己該嚐試找某種工作,還是該獨自到某地寫自己的書。他告訴裏斯:“我還有一點錢。隻要那錢還能維持,我就能自個生活和工作。”
後一種想法占了上風;那年6月,維特根斯坦和斯金納到都柏林看德魯利,他沒跟德魯利提接受精神病醫生訓練的事。莫裏茨·石裏克的死訊也許令他下定了決心。維特根斯坦在都柏林聽說石裏克被謀殺了——一個狂性大發的學生在維也納大學的台階上槍殺了他。這個學生後來成了納粹黨成員,因此有傳言說謀殺帶有政治動機,盡管從證據上看,這個學生對石裏克抱有一種更為個人的忌恨:石裏克否決了他的博士論文。聽到這消息,維特根斯坦立刻寫信給弗裏德裏希·魏斯曼:
親愛的魏斯曼先生,
石裏克的死確實是一樁巨大的不幸。對你和我都是重大的損失。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對他妻兒的同情,你知道我真的感到同情。如果有可能的話,請代我聯係石裏克夫人或某個孩子,告訴他們我抱著溫暖的同情之心想著他們,但我不知道該寫信對他們說什麽。若你(出於外部的或內部的原因)不能傳這個信,請讓我知道。
致以友愛的同情和問候
你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石裏克的死最後徹底終止了這種想法:繼續實施1929年定下的魏斯曼和維特根斯坦合作寫一本書的計劃。維特根斯坦老是改變主意,對此魏斯曼感到惱怒,維特根斯坦則不相信魏斯曼理解他;隻是由於他們對石裏克共同的尊重,由於石裏克鼓勵他們堅持這項工作,這項工作的完成才有一點點微弱的希望。石裏克死後魏斯曼決定繞開維特根斯坦自己幹;他簽了份合同,要自己寫完這書,在自己的名下出版。1939年這本書到了長條校樣的階段,但隨後就撤銷了。
與此同時,維特根斯坦決定做自己1913年做過的事——到挪威去;在那兒他可以毫不分心地獨自生活,做完自己的工作。他的這個決定可能是隨著石裏克的去世而作出的,但也可能是出於一個更私人的原因,即他需要避免自己和弗朗西斯的友情導致的“分心”,弗朗西斯的三年期研究生和維特根斯坦的研究員職位將同時到期。
1936年夏天之前,似乎不言自明的是,無論維特根斯坦和弗朗西斯做什麽——接受醫生訓練、到俄國去,和“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寫維特根斯坦的書——他們都會一起做。至少弗朗西斯是這麽想的。不過,維特根斯坦是否曾認真地將弗朗西斯視作哲學上的合作者,是可疑的;弗朗西斯在口述想法時是有用的,尤其用英語口述時,如口述《藍皮書和棕皮書》時。但在討論想法、澄清思想上,弗朗西斯沒有用;對維特根斯坦的敬畏令他的思考癱瘓了,妨礙他作出任何有用的貢獻。“有時,”維特根斯坦告訴德魯利,“他的沉默激怒了我,我對他喊,‘說點什麽,弗朗西斯!’”“但是,”他加上,“弗朗西斯不是思想者。你知道羅丹的名為‘思想者’的雕像;有一天我猛地想到,我不能想像弗朗西斯擺出那個姿勢。”
出於類似的理由,維特根斯坦勸阻弗朗西斯繼續從事學術工作。他斷定“在學術生活中他永不會快樂”,弗朗西斯則一如既往地認可他的斷定。不過弗朗西斯的家人不這麽看,他的許多朋友也不這麽看。例如路易斯·古德斯坦,他是弗朗西斯在聖保羅和劍橋兩地的同輩,後來當了萊切斯特大學的數理邏輯教授;古德斯坦認為,若當職業數學家,弗朗西斯有光明的前途。古德斯坦是最早聽到弗朗西斯宣布自己放棄數學的決定的幾個人之一,他強烈反對,在這個決定裏,他隻看到維特根斯坦自己對學術生活的厭惡在弗朗西斯身上的不幸影響。弗朗西斯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的母親尤其深深厭惡維特根斯坦對自己兒子的影響。到俄國定居的計劃,放棄原本前途光明的學術生涯的想法,都令她大為驚恐。他的姐姐普裏西拉·特魯斯科特同樣無法置信。“為什麽?”她要求解釋。“為什麽?”
不過,弗朗西斯唯一在意的是維特根斯坦的看法,也堅決地遵照維特根斯坦的決定去做,即便這意味著,要離開維特根斯坦生活,到一個很少用到他天賦的、令他覺得自己受到剝削的職位上工作。斯金納離開了大學,不是去接受醫生訓練,而是當工廠技工,不是在維特根斯坦身邊,而是自己一個人。接受醫生訓練的想法不現實:他的父母無法負擔、扶持他的醫科學習,而凱恩斯資助醫科訓練的承諾隻是對維特根斯坦,並不涵蓋他。弗朗西斯誌願加入國際縱隊,投身西班牙內戰,但由於身體殘疾而被刷了下去。(弗朗西斯的健康狀況一直不穩定,他的一條腿是跛的,那是兒時患骨髓炎的結果,他一直遭受這病的複發之苦。)
醫學之外,維特根斯坦的第二職業選擇是技工(所以斯金納的第二選擇也是技工)。這樣,1936年夏天,劍橋器械公司接受斯金納當兩年期的技工學徒。他的工作大部分時候是做主螺旋槳,那是個重複性的、累人的活,他不喜歡,也一點兒不覺得有趣;這個活完全就是他為了維特根斯坦而忍受的苦工。不過法妮亞·帕斯卡爾相信斯金納在工人中間比在自己階層的人中間更快樂。她說,工人較友善、較不做作。這也許是真的,但在工廠的頭幾年,弗朗西斯沒怎麽花時間和同事交往。他的夜晚或是自己度過,或是和大學的朋友在一起——巴赫金一家、羅蘭德·赫特和帕斯卡爾本人。比起其他的一切,他最想要的是和維特根斯坦一起生活和工作,但維特根斯坦本人已拒絕了他。
弗朗西斯沒有魏寧格式的愛的觀念;他不相信愛需要分離、需要某種距離來保持。另一方麵,維特根斯坦很可能持有魏寧格的看法。在挪威時,他在日記裏寫道,隻有離開弗朗西斯時自己才認識到他多麽獨一無二——自己真的在意他。因此,他決定去挪威,也許正是為了離開弗朗西斯。
動身去挪威前,維特根斯坦和吉爾伯特·帕蒂森到法國度了次假,兩人乘小汽車一起遊覽了波爾多地區。帕蒂森是相對少有的維特根斯坦與之在一起能放鬆和享樂的人。不過,在帕蒂森這方麵,維特根斯坦的相伴可能稍過沉重了。相應地,如此前在1931年那樣,他堅持,度假行程中起碼得有幾個晚上,自己要離開維特根斯坦到某個流行的勝地去,在那種地方他可以放縱自己無拘無束地奢華一番——喝酒、進餐和賭博。有一次,維特根斯坦陪帕蒂森賭博作樂,顯出自己是這種浪費錢的藝術的新手。他們一起去了魯瓦錫賭場玩輪盤賭,顯然維特根斯坦沒玩過這遊戲。他細心地研究了這種遊戲,然後用懷疑的口吻對帕蒂森說:“我看不出你怎麽能贏!”看來有時核查規則比玩遊戲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