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發表一篇文章，從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與刀》談到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文章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須製定戰後對德、日的政策。對德國，政策很明確，即武裝占領，直接管製。對日本，當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進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麵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這本書就是受美國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結果。她根據文化模式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時在美國被拘禁的日本人1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寫成報告2。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文化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一樣。3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誌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還出版了特集。4
“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製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製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曆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曆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評價雖然不同，影響很大則是事實。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36次。1967年改版後至1980年又重印達53次。另有統計說，截至1996年，此書日譯本重印逾百次，印數逾230萬冊（參閱本書301頁注2）。按人口平均，每四十多個日本人即可擁有一冊。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讚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5。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6。近年，美國的《領袖周刊》有文章把這本書列為“領袖必讀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
顯然，把這本書譯成中文是值得的。經了解我國解放前後均無此書中譯本，7乃決定動手翻譯。所據英文原著版本是：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y ruth benedict, the riverside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 1946；並參照了長穀川鬆治譯日譯本《菊と刀》，社會思想社，《現代教養文庫第16種》，昭和三十八年第36次印刷。英文原著者注照譯或照錄，日譯本注及中譯者的補注則分別加“日譯者”或“譯者”字樣。原著有鳴謝及索引，中譯本從略。
現在，國際上出現“日本文化研究熱”，諸說並陳，頗有令人眼花繚亂之感。我國一位學者舉出六種主要學說並加以評論，本尼迪克特的“恥感文化”被列為第一種8。關於這本書的評價，自應留給讀者研究。這裏我們想提出的是：所謂“文化”，其含義既有廣義、狹義之分，也有觀點不同之別。從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文化屬於上層建築，其核心是社會意識形態，它反映經濟基礎並受經濟基礎的製約。但文化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曆史形成的特點並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金克木先生說：文化就是“國情”，就是“國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國社會，不僅要“找尋決定性的物質因素”，而且要“探討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隻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發現“具體典型”。9這段話很有啟發。實際情況表明，同是封建主義，不僅東西有別，而且中日也不同；同是資本主義，也各有其特色。這種差異就是民族特征，其形成有曆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現則為特殊的文化形態。如果這樣理解不錯，那麽對民族文化的研究自應從曆史背景上考察，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連接上下工夫，其結果也必將大大豐富和加深曆史唯物主義的內容，推進對各國曆史和現狀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是在日美交戰情況下研究日本的，她隻能憑借間接資料進行“遙研”。中國人對日本實感最深，關係最密，兩國文化又有悠久的曆史淵源，當然更有條件，也更有必要研究日本文化，這正是我們翻譯此書的動機。至於翻譯質量，限於水平和精力，難免舛誤，敬希指正。
譯者
1986年6月8日寫定，2007年11月15日稍作修改
補記
參加校譯此書之時，正是我的伴侶和合作者崔樹菊同誌（天津師範大學世界近代史講師）以殘肢之身臥床百餘日，與癌症惡魔最後搏鬥之時。我日守病床，抽暇工作。她也以我尚能工作為慰，忍耐病痛，不斷詢問進度。交談此書，幾乎成為我們相濡以沫、互潤愁腸的一種慰藉。定稿之後，她日漸腹脹如鼓，飲食藥物均難服用。幸賴老友劉肅然同誌（原天津第二南開中學英文教師）組織同道，謄清譯稿，認真核閱，訂補疏誤。現在，我最後複閱清稿，樹菊已閉目辭世五十日矣！謹補數語，以托哀思。
呂萬和
1986年9月1日
注釋：
1指“日本人隔離收容所”（the japanese relocation camp 1942—1946）：珍珠港事變（1941.12.8）後，在美日本人均被強製遷入隔離收容所，共約11萬多人，其中約半數是美國公民。由於被收容者的揭發鬥爭和戰後日美關係的改變，美國政府於1948年對少數被收容者給予賠償，1988年全部賠償、書麵道歉，並曾公開展出此項錯誤。
2金克木：《記〈菊與刀〉——兼談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讀書》1981年第6期），後收於作者的《比較文化論集》，三聯書店，1984年。
3同上。
4《知性》雜誌昭和二十四年四月號；《民族學研究》，昭和二十五年五月，第14卷第4號；《展望》昭和二十六年五月號等。
5《世界的日本人觀·日本學總解說》，自由國民社，1982年，第260頁。
6《日本人的自畫像》1986年2月2日號，副田義也的文章。轉引自《國外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
7此稿譯成後始見台灣黃道琳先生譯本，書名譯作《菊花與劍》，著者姓名譯作潘乃德，桂冠圖書公司，1974年初版，1985年第8版。定稿時曾稍加參閱。
8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高增傑同誌所著《國外日本文化研究概況》一文，六種主要學說是：（1）“恥感文化”說（本尼迪克特）；（2）“縱式社會”說（中根千枝）；（3）“集團性”說（〔澳〕g. 克拉克）；（4）“雜交文化”說（加藤周一）；（5）“壺狀文化”說（丸山真男）；（6）“感情文化”說（堀一郎）。
9金克木：《日本外交史讀後感》，《比較文化論集》，第185、187頁。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誌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還出版了特集。4
“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製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製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曆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曆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評價雖然不同，影響很大則是事實。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36次。1967年改版後至1980年又重印達53次。另有統計說，截至1996年，此書日譯本重印逾百次，印數逾230萬冊（參閱本書301頁注2）。按人口平均，每四十多個日本人即可擁有一冊。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讚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5。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6。近年，美國的《領袖周刊》有文章把這本書列為“領袖必讀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
顯然，把這本書譯成中文是值得的。經了解我國解放前後均無此書中譯本，7乃決定動手翻譯。所據英文原著版本是：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y ruth benedict, the riverside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 1946；並參照了長穀川鬆治譯日譯本《菊と刀》，社會思想社，《現代教養文庫第16種》，昭和三十八年第36次印刷。英文原著者注照譯或照錄，日譯本注及中譯者的補注則分別加“日譯者”或“譯者”字樣。原著有鳴謝及索引，中譯本從略。
現在，國際上出現“日本文化研究熱”，諸說並陳，頗有令人眼花繚亂之感。我國一位學者舉出六種主要學說並加以評論，本尼迪克特的“恥感文化”被列為第一種8。關於這本書的評價，自應留給讀者研究。這裏我們想提出的是：所謂“文化”，其含義既有廣義、狹義之分，也有觀點不同之別。從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文化屬於上層建築，其核心是社會意識形態，它反映經濟基礎並受經濟基礎的製約。但文化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曆史形成的特點並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金克木先生說：文化就是“國情”，就是“國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國社會，不僅要“找尋決定性的物質因素”，而且要“探討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隻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發現“具體典型”。9這段話很有啟發。實際情況表明，同是封建主義，不僅東西有別，而且中日也不同；同是資本主義，也各有其特色。這種差異就是民族特征，其形成有曆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現則為特殊的文化形態。如果這樣理解不錯，那麽對民族文化的研究自應從曆史背景上考察，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連接上下工夫，其結果也必將大大豐富和加深曆史唯物主義的內容，推進對各國曆史和現狀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是在日美交戰情況下研究日本的，她隻能憑借間接資料進行“遙研”。中國人對日本實感最深，關係最密，兩國文化又有悠久的曆史淵源，當然更有條件，也更有必要研究日本文化，這正是我們翻譯此書的動機。至於翻譯質量，限於水平和精力，難免舛誤，敬希指正。
譯者
1986年6月8日寫定，2007年11月15日稍作修改
補記
參加校譯此書之時，正是我的伴侶和合作者崔樹菊同誌（天津師範大學世界近代史講師）以殘肢之身臥床百餘日，與癌症惡魔最後搏鬥之時。我日守病床，抽暇工作。她也以我尚能工作為慰，忍耐病痛，不斷詢問進度。交談此書，幾乎成為我們相濡以沫、互潤愁腸的一種慰藉。定稿之後，她日漸腹脹如鼓，飲食藥物均難服用。幸賴老友劉肅然同誌（原天津第二南開中學英文教師）組織同道，謄清譯稿，認真核閱，訂補疏誤。現在，我最後複閱清稿，樹菊已閉目辭世五十日矣！謹補數語，以托哀思。
呂萬和
1986年9月1日
注釋：
1指“日本人隔離收容所”（the japanese relocation camp 1942—1946）：珍珠港事變（1941.12.8）後，在美日本人均被強製遷入隔離收容所，共約11萬多人，其中約半數是美國公民。由於被收容者的揭發鬥爭和戰後日美關係的改變，美國政府於1948年對少數被收容者給予賠償，1988年全部賠償、書麵道歉，並曾公開展出此項錯誤。
2金克木：《記〈菊與刀〉——兼談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讀書》1981年第6期），後收於作者的《比較文化論集》，三聯書店，1984年。
3同上。
4《知性》雜誌昭和二十四年四月號；《民族學研究》，昭和二十五年五月，第14卷第4號；《展望》昭和二十六年五月號等。
5《世界的日本人觀·日本學總解說》，自由國民社，1982年，第260頁。
6《日本人的自畫像》1986年2月2日號，副田義也的文章。轉引自《國外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
7此稿譯成後始見台灣黃道琳先生譯本，書名譯作《菊花與劍》，著者姓名譯作潘乃德，桂冠圖書公司，1974年初版，1985年第8版。定稿時曾稍加參閱。
8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高增傑同誌所著《國外日本文化研究概況》一文，六種主要學說是：（1）“恥感文化”說（本尼迪克特）；（2）“縱式社會”說（中根千枝）；（3）“集團性”說（〔澳〕g. 克拉克）；（4）“雜交文化”說（加藤周一）；（5）“壺狀文化”說（丸山真男）；（6）“感情文化”說（堀一郎）。
9金克木：《日本外交史讀後感》，《比較文化論集》，第185、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