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曾與同學錢友同論“格天下之物”。程朱理學主張：“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脫然自有貫通處。”換言之，每天專心地參究一種事物，達到心與物的界線消失、天地人一體的境界，進而產生對天理的感悟。於是，王陽明和錢友同決定用這種辦法修身。兩人都曾到庭院去“格竹子”，即麵對竹子仔細地參究，以體會其中的道理，結果，兩人均以失敗告終。《王陽明全集》卷三《傳習錄》有關於此的記載：“眾人隻說‘格物’要依晦翁（朱熹），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箬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隻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格竹失敗，一方麵，使王陽明對朱熹的格物論充滿了失望和懷疑情緒，對朱熹學說產生質疑和挑戰；另一方麵，又順理成章地成為王陽明在精神探索過程中尋求新的格物方式的一次機遇，王陽明格竹後來轉化為他探求和選擇新的精神方向時的動力源泉。
龍場頓悟是陽明心學思想宗旨確立的重要標誌。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陽明因得罪宦官劉瑾，被貶謫貴州龍場（今貴州修文縣城）任驛丞。在龍場期間，他常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並“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年譜》）這就是後人盛稱的“龍場頓悟”。
王陽明頓悟之“道”，即吾心之道，意謂聖人之道先天地固存於吾心，不必外求，所以吾心即道。這便否定了朱熹“求理於事物”的認識途徑，肯定了“吾性自足”，而“求理於吾心”，就是“聖人之道”。從此王陽明開始發明“心即理”的心學命題，為其“知行合一”說的創立準備了理論基礎。“龍場頓悟”，正是王陽明由否定朱程理學而飛躍到建立自己的學術思想體係之關鍵，為他大步邁進明代新儒學的巍巍殿堂開辟了道路。
（單春梅）
格竹失敗，一方麵，使王陽明對朱熹的格物論充滿了失望和懷疑情緒，對朱熹學說產生質疑和挑戰；另一方麵，又順理成章地成為王陽明在精神探索過程中尋求新的格物方式的一次機遇，王陽明格竹後來轉化為他探求和選擇新的精神方向時的動力源泉。
龍場頓悟是陽明心學思想宗旨確立的重要標誌。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陽明因得罪宦官劉瑾，被貶謫貴州龍場（今貴州修文縣城）任驛丞。在龍場期間，他常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並“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年譜》）這就是後人盛稱的“龍場頓悟”。
王陽明頓悟之“道”，即吾心之道，意謂聖人之道先天地固存於吾心，不必外求，所以吾心即道。這便否定了朱熹“求理於事物”的認識途徑，肯定了“吾性自足”，而“求理於吾心”，就是“聖人之道”。從此王陽明開始發明“心即理”的心學命題，為其“知行合一”說的創立準備了理論基礎。“龍場頓悟”，正是王陽明由否定朱程理學而飛躍到建立自己的學術思想體係之關鍵，為他大步邁進明代新儒學的巍巍殿堂開辟了道路。
（單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