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聖”指唐代詩人杜甫。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又稱杜少陵、杜工部。祖籍襄陽（今湖北襄陽）。杜甫出生在一個有文學傳統的家庭，7歲開始學詩，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期著名詩人。杜甫20歲出遊，先在江南一帶，到過金陵、姑蘇、浙江天姥山。四年後回洛陽考進士，沒被錄取，之後漫遊於山東等地，並在洛陽和李白相識，共遊齊魯，訪道尋友，談詩論文，結下深厚的友誼。唐玄宗天寶五年（746年），杜甫到長安求職，前後10年，由於權臣當道一直沒被錄用，最後得到一個參軍的職務。生活窘迫，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充當“賓客”，陪他們作詩飲酒以取得資助；回家探視，卻得到幼子餓死的噩耗。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經曆了許多磨難：流亡、被俘、脫險、貶官、辭官、漂泊。直到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以後，得到好友嚴武的資助，才在成都浣花溪畔築起草堂，過了一段相對安定的生活。安史之亂平息後，嚴武舉薦杜甫為節度使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稱杜工部。不久嚴武突然去世，杜甫失去依靠，舉家遷往夔州，不到兩年又輾轉於公安、嶽陽、長沙、衡陽、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漂流。唐代宗大曆五年冬，杜甫病逝於長沙與嶽陽之間的湘江上。
杜甫是唐代最有名的詩人之一，一生創作了幾千首詩歌，後人常以“李杜”並稱。他的詩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記載了他一生走過的路程，使讀者“知其人”、“論其世”，因此被稱為“詩史”，杜甫則被尊為“詩聖”。作為“詩史”的杜詩並不是客觀地敘事，用詩體去寫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通過獨特的風格來表達詩人的思想感情。杜甫的詩大部分涉及唐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其中處處滲透著詩人的真情實感。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詩中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於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衝突，有政治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人民的災難和對於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內容豐富，詩人的情感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兩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和統一。
唐玄宗天寶後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有的陳述政見，如《洗兵馬》；有的揭露統治者的殘暴，如《麗人行》；有的借寓言諷刺現狀，如《鳳凰台》《病桔》；有的是對窮苦百姓的同情關懷，如《又呈吳郎》等，都是個人的情感與史實相結合。還有不少長篇，或記載國家大事，如《夔州書懷》；或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或回憶往事，如《壯遊》《遣懷》等，都有著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的比重。著名的《前出塞》《後出塞》兩組組詩，敘述戰士在從軍過程中心情的變化，實際上是從不同角度反映詩人對於戰爭的看法。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士兵的不幸命運，歌頌了戰場上的壯烈場麵和將士的英勇善戰，同時譴責了統治者的窮兵黷武。還有“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更加細致地刻畫了詩人內心的衝突：控訴戰爭，譴責差吏把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都強征入伍；卻又想到大敵當前，戰場急需補充新的力量，內心很是痛苦。
杜甫
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既聯係自己也聯係時事，在情景交融的同時，又不忘自己所處的幹戈擾攘、國破家亡的時代，如被困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四川時寫的《劍門》等，都很有代表性。“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寫花寫鳥，卻將它們與自己所處的環境及心情結合起來，情景呼應，真實感人。
杜甫在詩歌的內容和形式上都大大拓展了抒懷的領域。“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胡震亨《唐音癸簽》）。雖然在杜甫之前也有以時事入詩的，但是像杜甫這樣深入民間，洞察時弊，把富有社會意義的重大問題都融入詩句裏是很少見的。杜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杜甫善於駕馭詩的各種形式，並使其得到新的發展。他善於用五言古體詩記述艱苦的旅程、世間萬象和人民的疾苦，十分生動，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製，而是語調的自然。他在七言古體詩中擅長抒寫豪放或沉鬱的情感，表達對政治和社會的見解。杜甫的五言、七言律詩功力很深，取得很高的成就，數量占杜詩的一半以上。他還將民歌的精華融入絕句中，用來即景抒情，論詩懷友，對絕句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
杜甫把寫詩看作自己終生的事業，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歲學詩，到死都沒有停止創作。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充滿愛國憂民的熱情，善於把社會現實與個人生活緊密結合，又有嚴肅的創作態度，“語不驚人死不休”，“新詩改罷常自吟”，語言千錘百煉，技法精益求精。這些都使杜詩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達到完美的統一，杜甫因此成為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對後世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盧月）
杜甫是唐代最有名的詩人之一，一生創作了幾千首詩歌，後人常以“李杜”並稱。他的詩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記載了他一生走過的路程，使讀者“知其人”、“論其世”，因此被稱為“詩史”，杜甫則被尊為“詩聖”。作為“詩史”的杜詩並不是客觀地敘事，用詩體去寫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通過獨特的風格來表達詩人的思想感情。杜甫的詩大部分涉及唐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其中處處滲透著詩人的真情實感。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詩中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於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衝突，有政治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人民的災難和對於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內容豐富，詩人的情感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兩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和統一。
唐玄宗天寶後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有的陳述政見，如《洗兵馬》；有的揭露統治者的殘暴，如《麗人行》；有的借寓言諷刺現狀，如《鳳凰台》《病桔》；有的是對窮苦百姓的同情關懷，如《又呈吳郎》等，都是個人的情感與史實相結合。還有不少長篇，或記載國家大事，如《夔州書懷》；或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或回憶往事，如《壯遊》《遣懷》等，都有著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的比重。著名的《前出塞》《後出塞》兩組組詩，敘述戰士在從軍過程中心情的變化，實際上是從不同角度反映詩人對於戰爭的看法。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士兵的不幸命運，歌頌了戰場上的壯烈場麵和將士的英勇善戰，同時譴責了統治者的窮兵黷武。還有“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更加細致地刻畫了詩人內心的衝突：控訴戰爭，譴責差吏把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都強征入伍；卻又想到大敵當前，戰場急需補充新的力量，內心很是痛苦。
杜甫
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既聯係自己也聯係時事，在情景交融的同時，又不忘自己所處的幹戈擾攘、國破家亡的時代，如被困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四川時寫的《劍門》等，都很有代表性。“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寫花寫鳥，卻將它們與自己所處的環境及心情結合起來，情景呼應，真實感人。
杜甫在詩歌的內容和形式上都大大拓展了抒懷的領域。“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胡震亨《唐音癸簽》）。雖然在杜甫之前也有以時事入詩的，但是像杜甫這樣深入民間，洞察時弊，把富有社會意義的重大問題都融入詩句裏是很少見的。杜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杜甫善於駕馭詩的各種形式，並使其得到新的發展。他善於用五言古體詩記述艱苦的旅程、世間萬象和人民的疾苦，十分生動，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製，而是語調的自然。他在七言古體詩中擅長抒寫豪放或沉鬱的情感，表達對政治和社會的見解。杜甫的五言、七言律詩功力很深，取得很高的成就，數量占杜詩的一半以上。他還將民歌的精華融入絕句中，用來即景抒情，論詩懷友，對絕句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
杜甫把寫詩看作自己終生的事業，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歲學詩，到死都沒有停止創作。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充滿愛國憂民的熱情，善於把社會現實與個人生活緊密結合，又有嚴肅的創作態度，“語不驚人死不休”，“新詩改罷常自吟”，語言千錘百煉，技法精益求精。這些都使杜詩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達到完美的統一，杜甫因此成為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對後世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盧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