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書”是按一定曆法排列年、月、日、節氣並提供有關數據的書。它反映了自然界的時間更替和氣象變化的客觀規律，對農業生產和人民日常生活有重要指導意義，在廣大百姓中得到廣泛應用已有1000多年的曆史了。
曆書，古時稱“通書”或“時憲書”。封建王朝時代，由於它是由皇帝頒布的，所以又稱“皇書”。我國古代設有專掌觀察天象、推算曆法的官職。秦漢有太史令，唐代設太史局，宋元有司天監，明清改名為欽天監。明代崇禎二年至七年（1629-1634年）在徐光啟等統領下的“曆局”組聘專業人士編纂了《崇禎曆書》。清初，傳教士又將《崇禎曆書》略作整理進呈給清帝，改書名為《西洋曆法新書》，在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它一直成為當時天文學家學習和研究西方天文學的主要著作，對我國天文學發展影響很大。
中國的陰陽合曆不僅考慮月亮的圓缺變化，而且要考慮到太陽的周年運動。據考證，中國大約從殷商時期就已經開始使用陰陽曆了。
陰陽曆的平年有6個30天的月，6個29天的月，加起來是354日，與一年的長度365日差11天。如果總是這樣安排的話，那麽，每三年就會差出一個多月。於是古人就想出了每三年加一個月的辦法，這個多加的月就叫作閏月。但是，後來人們發現三年加一個月太少，不能補上三年差出的33天；五年加兩個閏月太多，又超出了五年差出的55天，如果在19年中加上7個閏月就能得到滿意的結果。19個回歸年是6939.75日。19年有228月加7個閏月是235個月，235個月合計是6939.55日，與19個回歸年的日數6939.75隻差0.2天，也就是差不到5個小時。
陰陽曆基本上能保持月份和氣候的冷暖相一致，不會像陰曆那樣，甚至在六月也可能出現下雪的天氣。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幾塊甲骨片上，整整齊齊地刻著六十幹支表。這些甲骨片不像其他那樣有灼痕，顯然不是占卜用的，後人推測它們可能在殷商時期起著日曆的作用，是專門用來記日的。幹支記日法就是用十個天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相配，以六十為一周期。如果假設某一天為甲子日，那麽第二天就是乙醜日，第三天就是丙寅日，依此類推，循環往複。幹支記日法是中國古人的一項重要創造。關於殷代曆法，人們普遍認為它是以幹支記日、月亮的月相變化記月、太陽的周年運動記年。平年12個月，閏年13個月，閏月加在一年的年尾稱為十三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大小月間隔，有連大月。
從《春秋》一書中可以大概看出：春秋時期的一年有12個月。每個月以日月合朔那天為初一，稱為朔；最後一天稱為晦。春秋中期，古人就已經掌握了比較準確的朔望月長度，並能夠計算大致準確的朔日。春秋末期，出現了《四分曆》和19年7閏的閏周，古代曆法出現了新的進展。《四分曆》的年長為365.25日，並以19年7閏的規律置閏，也就是說235個朔望月和19年等長，從這裏我們可以推出朔望月的長度是29.53085日，比早先認識的一個朔望月長約為29.5日精確多了。
戰國初期，周天子權勢衰落，各諸侯國割據一方，不再聽命於中央，就連使用曆法都是各用各的。這一時期使用的曆法有夏、殷、周、魯、黃帝、顓頊曆，統稱古六曆。雖然名字各有千秋，但它們其實都是四分曆，隻是有的把歲首放在十一月，有的放在十二月或是一月；另外一個不同點就是曆法的起算點和曆元也不同。
漢代建立之初，各種製度都沿襲了秦的做法，曆法也不例外，仍然使用秦的顓頊曆。但顓頊曆經過一百年的積累，誤差已經相當大了，經常是初一、三十都能看見月亮，十五晚上出現缺月的情況。漢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一些天文學家測算到這年的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正好是日月合朔和發生冬至的時刻，是最理想的曆元。於是，太史令司馬遷上書漢武帝，要求下令改曆。漢武帝接受了司馬遷的建議，下詔書召集天文學家開始改曆，采用了鄧平和落下閎的改曆方案，並把元封七年改為太初元年。
《太初曆》用夏正，以寅月為正月；19年中加7個閏月，並把閏月安插在沒有中氣的月份之中。這種置閏方法能夠把月份和氣候的冷暖變化調節得更合理，被一直沿用到現在。此外，《太初曆》還給出了比較精確的五星會合周期和首次給出了交食周期。《太初曆》具備了曆法的基本要素，如二十四節氣、朔晦、閏周和置閏法則等，是中國現存第一部完整的曆法。
劉洪（約129-210年）字元卓，泰山蒙陰（今山東蒙陰）人。劉洪是東漢的王室子弟，從小對天文曆法特別感興趣。他對中國傳統曆法最傑出的貢獻就是編製了《乾象曆》。
在《乾象曆》中，劉洪取一個朔望月的長度是29.530542日，誤差從東漢四分曆的20秒降到4秒左右；回歸年長度365.246180日，誤差從660秒降到330秒。在劉洪以前的約600年中，這兩個資料的精度要麽和顓頊曆的精度差不多，要麽比顓頊曆還差。
《乾象曆》最主要的成就在月亮運動的研究上。早在劉洪之前，天文學家就認識到月亮的運動並不均勻，而是時快時慢，並且月亮軌道離地球最近點的位置也在不停地向前移動。雖然在東漢時期，天文學家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但隻有劉洪提出了近點月的概念和計算它的長度的方法。劉洪還創立了中國古代計算月亮不均勻性改正值的傳統方法，後世所有的曆算家都沿襲了劉洪的方法。月亮在白道上運行，白道與黃道的交點叫作黃白交點。劉洪不但首先發現黃白交點在沿黃道退行，並且給出了具體數值。
劉洪的《乾象曆》使傳統曆法的基本內容更加完備，它標誌著中國古代曆法體係已經形成。
祖衝之（429-500年），字文遠，範陽遒郡（今河北淶水）人，是中國南北朝時期偉大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機械製造家。很多人知道祖衝之的名字，是因為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正確地把圓周率推算到小數點後七位的人。但是，祖衝之對中國曆法的貢獻也是卓越的，這些貢獻集中體現在他編製的《大明曆》中。
《大明曆》采用的朔望月長度為29.5309日，這和利用現代天文手段測得的朔望月長度相差不到一秒鍾。在《大明曆》中，祖衝之提出了在391年插入144個閏月的新閏周。根據新的閏周和朔望月長度，我們可以求出《大明曆》的回歸年長度是365.2428日，與現代測得回歸年長度僅差萬分之六日，也就是說一年隻差46秒，這是非常精確的資料了。冬至點是製定曆法的起算點，因此測定它在天空中的位置對於編算曆法來說非常重要。可是在祖衝之之前，曆算家們一直認為冬至點的位置是固定不變的，這就使得曆法製定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誤差。為此，祖衝之把歲差概念引進曆法中之後，大大提高了曆法計算的精度。
到了隋代，劉焯在編製《皇極曆》時，重新考慮了前人的歲差概念。他發現過去人們認為歲差是由赤道不動、黃道沿著赤道向西滑動所造成的論點，其實並不正確。應該是黃道不動，赤道沿著黃道運動，因而要計算歲差應該沿著黃道進行。劉焯在歲差問題上的貢獻不亞於虞喜和祖衝之，可惜的是，《皇極曆》由於受人排擠未得頒布，劉焯提出的黃道歲差也沒有人采用。此後，歲差在中國古曆中猶如浪裏孤舟，若隱若現，唐初傅仁均在編製曆法時考慮了歲差，緊接著李淳風在編製他的《麟德曆》時又否定了歲差，直到僧一行才真正讓歲差在曆法中立住了腳。
《大衍曆》共有七章：《步氣朔》討論如何推算二十四節氣和朔望弦晦的時刻；《步發斂》內容包括七十二侯、六十四卦以及置閏法則等；《步日躔》討論如何計算太陽位置；《步月離》討論如何推算月亮位置；《步晷露》計算表影和晝夜漏刻的長度；《步交會》討論如何計算日月食；《步五星》介紹的是五大行星的位置計算。這七章編次結構合理、邏輯嚴密，成為後世曆法編次的經典模式。
人在地麵上觀測天體位置和在地心觀測天體位置是不同的，兩者的差就是視差。對北半球的觀測者來說，當月亮在黃道北時，視差使月亮更加靠近黃道，從而更容易發生交食；而在黃道南時，情況則相反。這個現象南北朝時期北齊的張子信就發現了，但是曆算家們還不知道怎樣把它考慮到交食計算中。僧一行在編算《大衍曆》時發現視差對交食的影響同地理緯度、太陽和月亮在天空中的視位置有關係。他針對不同的地理緯度和太陽、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創立了計算公式，雖然這些公式都是經驗性的，卻使日月食的推算向前邁了一大步。
《授時曆》是中國古代最優秀的曆法，也是行用時間最長的曆法。從元代頒布開始，曆經整個明代，一直到清初的360多年中，使用的曆法實際上都是《授時曆》，隻是名稱有所變化而已。
《授時曆》之所以沿用這麽長時間，和它的計算精度非常高有很大關係。首先，它使用了當時世界上最為精確的天文資料，如它的回歸年的長度365.2425日，這和現行的西曆所采用的數值是一樣的；其次，它吸收了《統天曆》首先發現回歸年的長度在逐漸變小的觀點，規定一百年中回歸年的長度減小0.0001日，雖然這個數值有點大，但它與《統天曆》相比，還是要精確一些。
我國最早的曆書是裝裱成軸，用毛筆書寫，大約到唐太和九年（835年）已有木板刻印的曆書出現了。曆書發展演變至今，遠不能與昔日的曆書相提並論，它以完全嶄新的麵貌呈現在人們麵前，就其種類而言，就有年曆、月曆、日曆、農曆、懷曆、台曆、掛曆、萬年曆等多種；隨著社會信息、科技文化不斷進步，其內容更是無所不涉，豐富多彩；設計形式不僅多樣化，且更富有文化藝術氣息，帶有名人書法、詩畫的曆書、年曆品種，往往就是一件收藏品，因此，時下重視收藏各類曆書、年曆的人愈來愈多。
曆書，古時稱“通書”或“時憲書”。封建王朝時代，由於它是由皇帝頒布的，所以又稱“皇書”。我國古代設有專掌觀察天象、推算曆法的官職。秦漢有太史令，唐代設太史局，宋元有司天監，明清改名為欽天監。明代崇禎二年至七年（1629-1634年）在徐光啟等統領下的“曆局”組聘專業人士編纂了《崇禎曆書》。清初，傳教士又將《崇禎曆書》略作整理進呈給清帝，改書名為《西洋曆法新書》，在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它一直成為當時天文學家學習和研究西方天文學的主要著作，對我國天文學發展影響很大。
中國的陰陽合曆不僅考慮月亮的圓缺變化，而且要考慮到太陽的周年運動。據考證，中國大約從殷商時期就已經開始使用陰陽曆了。
陰陽曆的平年有6個30天的月，6個29天的月，加起來是354日，與一年的長度365日差11天。如果總是這樣安排的話，那麽，每三年就會差出一個多月。於是古人就想出了每三年加一個月的辦法，這個多加的月就叫作閏月。但是，後來人們發現三年加一個月太少，不能補上三年差出的33天；五年加兩個閏月太多，又超出了五年差出的55天，如果在19年中加上7個閏月就能得到滿意的結果。19個回歸年是6939.75日。19年有228月加7個閏月是235個月，235個月合計是6939.55日，與19個回歸年的日數6939.75隻差0.2天，也就是差不到5個小時。
陰陽曆基本上能保持月份和氣候的冷暖相一致，不會像陰曆那樣，甚至在六月也可能出現下雪的天氣。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幾塊甲骨片上，整整齊齊地刻著六十幹支表。這些甲骨片不像其他那樣有灼痕，顯然不是占卜用的，後人推測它們可能在殷商時期起著日曆的作用，是專門用來記日的。幹支記日法就是用十個天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相配，以六十為一周期。如果假設某一天為甲子日，那麽第二天就是乙醜日，第三天就是丙寅日，依此類推，循環往複。幹支記日法是中國古人的一項重要創造。關於殷代曆法，人們普遍認為它是以幹支記日、月亮的月相變化記月、太陽的周年運動記年。平年12個月，閏年13個月，閏月加在一年的年尾稱為十三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大小月間隔，有連大月。
從《春秋》一書中可以大概看出：春秋時期的一年有12個月。每個月以日月合朔那天為初一，稱為朔；最後一天稱為晦。春秋中期，古人就已經掌握了比較準確的朔望月長度，並能夠計算大致準確的朔日。春秋末期，出現了《四分曆》和19年7閏的閏周，古代曆法出現了新的進展。《四分曆》的年長為365.25日，並以19年7閏的規律置閏，也就是說235個朔望月和19年等長，從這裏我們可以推出朔望月的長度是29.53085日，比早先認識的一個朔望月長約為29.5日精確多了。
戰國初期，周天子權勢衰落，各諸侯國割據一方，不再聽命於中央，就連使用曆法都是各用各的。這一時期使用的曆法有夏、殷、周、魯、黃帝、顓頊曆，統稱古六曆。雖然名字各有千秋，但它們其實都是四分曆，隻是有的把歲首放在十一月，有的放在十二月或是一月；另外一個不同點就是曆法的起算點和曆元也不同。
漢代建立之初，各種製度都沿襲了秦的做法，曆法也不例外，仍然使用秦的顓頊曆。但顓頊曆經過一百年的積累，誤差已經相當大了，經常是初一、三十都能看見月亮，十五晚上出現缺月的情況。漢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一些天文學家測算到這年的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正好是日月合朔和發生冬至的時刻，是最理想的曆元。於是，太史令司馬遷上書漢武帝，要求下令改曆。漢武帝接受了司馬遷的建議，下詔書召集天文學家開始改曆，采用了鄧平和落下閎的改曆方案，並把元封七年改為太初元年。
《太初曆》用夏正，以寅月為正月；19年中加7個閏月，並把閏月安插在沒有中氣的月份之中。這種置閏方法能夠把月份和氣候的冷暖變化調節得更合理，被一直沿用到現在。此外，《太初曆》還給出了比較精確的五星會合周期和首次給出了交食周期。《太初曆》具備了曆法的基本要素，如二十四節氣、朔晦、閏周和置閏法則等，是中國現存第一部完整的曆法。
劉洪（約129-210年）字元卓，泰山蒙陰（今山東蒙陰）人。劉洪是東漢的王室子弟，從小對天文曆法特別感興趣。他對中國傳統曆法最傑出的貢獻就是編製了《乾象曆》。
在《乾象曆》中，劉洪取一個朔望月的長度是29.530542日，誤差從東漢四分曆的20秒降到4秒左右；回歸年長度365.246180日，誤差從660秒降到330秒。在劉洪以前的約600年中，這兩個資料的精度要麽和顓頊曆的精度差不多，要麽比顓頊曆還差。
《乾象曆》最主要的成就在月亮運動的研究上。早在劉洪之前，天文學家就認識到月亮的運動並不均勻，而是時快時慢，並且月亮軌道離地球最近點的位置也在不停地向前移動。雖然在東漢時期，天文學家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但隻有劉洪提出了近點月的概念和計算它的長度的方法。劉洪還創立了中國古代計算月亮不均勻性改正值的傳統方法，後世所有的曆算家都沿襲了劉洪的方法。月亮在白道上運行，白道與黃道的交點叫作黃白交點。劉洪不但首先發現黃白交點在沿黃道退行，並且給出了具體數值。
劉洪的《乾象曆》使傳統曆法的基本內容更加完備，它標誌著中國古代曆法體係已經形成。
祖衝之（429-500年），字文遠，範陽遒郡（今河北淶水）人，是中國南北朝時期偉大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機械製造家。很多人知道祖衝之的名字，是因為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正確地把圓周率推算到小數點後七位的人。但是，祖衝之對中國曆法的貢獻也是卓越的，這些貢獻集中體現在他編製的《大明曆》中。
《大明曆》采用的朔望月長度為29.5309日，這和利用現代天文手段測得的朔望月長度相差不到一秒鍾。在《大明曆》中，祖衝之提出了在391年插入144個閏月的新閏周。根據新的閏周和朔望月長度，我們可以求出《大明曆》的回歸年長度是365.2428日，與現代測得回歸年長度僅差萬分之六日，也就是說一年隻差46秒，這是非常精確的資料了。冬至點是製定曆法的起算點，因此測定它在天空中的位置對於編算曆法來說非常重要。可是在祖衝之之前，曆算家們一直認為冬至點的位置是固定不變的，這就使得曆法製定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誤差。為此，祖衝之把歲差概念引進曆法中之後，大大提高了曆法計算的精度。
到了隋代，劉焯在編製《皇極曆》時，重新考慮了前人的歲差概念。他發現過去人們認為歲差是由赤道不動、黃道沿著赤道向西滑動所造成的論點，其實並不正確。應該是黃道不動，赤道沿著黃道運動，因而要計算歲差應該沿著黃道進行。劉焯在歲差問題上的貢獻不亞於虞喜和祖衝之，可惜的是，《皇極曆》由於受人排擠未得頒布，劉焯提出的黃道歲差也沒有人采用。此後，歲差在中國古曆中猶如浪裏孤舟，若隱若現，唐初傅仁均在編製曆法時考慮了歲差，緊接著李淳風在編製他的《麟德曆》時又否定了歲差，直到僧一行才真正讓歲差在曆法中立住了腳。
《大衍曆》共有七章：《步氣朔》討論如何推算二十四節氣和朔望弦晦的時刻；《步發斂》內容包括七十二侯、六十四卦以及置閏法則等；《步日躔》討論如何計算太陽位置；《步月離》討論如何推算月亮位置；《步晷露》計算表影和晝夜漏刻的長度；《步交會》討論如何計算日月食；《步五星》介紹的是五大行星的位置計算。這七章編次結構合理、邏輯嚴密，成為後世曆法編次的經典模式。
人在地麵上觀測天體位置和在地心觀測天體位置是不同的，兩者的差就是視差。對北半球的觀測者來說，當月亮在黃道北時，視差使月亮更加靠近黃道，從而更容易發生交食；而在黃道南時，情況則相反。這個現象南北朝時期北齊的張子信就發現了，但是曆算家們還不知道怎樣把它考慮到交食計算中。僧一行在編算《大衍曆》時發現視差對交食的影響同地理緯度、太陽和月亮在天空中的視位置有關係。他針對不同的地理緯度和太陽、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創立了計算公式，雖然這些公式都是經驗性的，卻使日月食的推算向前邁了一大步。
《授時曆》是中國古代最優秀的曆法，也是行用時間最長的曆法。從元代頒布開始，曆經整個明代，一直到清初的360多年中，使用的曆法實際上都是《授時曆》，隻是名稱有所變化而已。
《授時曆》之所以沿用這麽長時間，和它的計算精度非常高有很大關係。首先，它使用了當時世界上最為精確的天文資料，如它的回歸年的長度365.2425日，這和現行的西曆所采用的數值是一樣的；其次，它吸收了《統天曆》首先發現回歸年的長度在逐漸變小的觀點，規定一百年中回歸年的長度減小0.0001日，雖然這個數值有點大，但它與《統天曆》相比，還是要精確一些。
我國最早的曆書是裝裱成軸，用毛筆書寫，大約到唐太和九年（835年）已有木板刻印的曆書出現了。曆書發展演變至今，遠不能與昔日的曆書相提並論，它以完全嶄新的麵貌呈現在人們麵前，就其種類而言，就有年曆、月曆、日曆、農曆、懷曆、台曆、掛曆、萬年曆等多種；隨著社會信息、科技文化不斷進步，其內容更是無所不涉，豐富多彩；設計形式不僅多樣化，且更富有文化藝術氣息，帶有名人書法、詩畫的曆書、年曆品種，往往就是一件收藏品，因此，時下重視收藏各類曆書、年曆的人愈來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