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社會，國家隻承辦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多由民間自辦，稱為私塾。私塾（即小學）也叫作學塾、蒙館、冬校、家塾、雜字校等，是中國古代私學的一種常見方式。明清時期的蒙學就以私塾為主。
私塾一般在較大村落或大戶人家設立。各類私塾規模不等，學製因人而異。教學目的一為實用，一為做官。私塾的教師稱先生，多為當地文化、德行較高的童生、落榜秀才、貢生或是退職官員。多數塾師（先生）是窮困的讀書人，也有少數儒學名流因仕途無望而借此棲身。
私塾多在農曆十月初一開館，次年九月初九解館。此時，新生可以報名，舊生可退學或續讀，先生也可辭退或簽約續教，束修（工資）數額也可另議。外地教師多由學生家長輪流管飯，也有個別的自起爐灶。私塾學生年齡非常懸殊，小的七八歲，大的十幾歲，文化基礎也參差不齊，有的在私塾學6年便能考入縣學獲得生員資格，有的十載寒窗也背不下來《三字經》。
私塾的教學內容主要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即所謂“三、百、千、千”教材。啟蒙階段必須會背會寫，然後讀“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所選篇目要求學生讀完、背過，背熟後先生才能開講，在讀“五經”之始，便講“四書”，間或學八股文寫作。邊讀書邊寫作，講完《春秋》私塾課業便告結束。塾師水平高學生基礎好的塾館，也選學《古文觀止》《朱子家訓》《幼學瓊林》《雜學》等。
私塾的教學方法主要靠背，即所謂熟讀成誦。熟練的程度應達到凡讀過的書不管從哪裏提示一句（叫提書），學生都能隨口接下去背出來。達到這種程度的叫作“包本”，意為學深學透。私塾一般上午讀新課，中午習字，下午背誦。次日清晨，塾師檢查背誦情況，背不過指定內容的要罰跪或打戒尺。學生終日在教室非背即寫，沒有課間。授課時間學生上廁所要到先生處領出恭入敬牌，而且每次隻準一個出去。一年到頭隻有清明、春節放假，沒有星期日或其他假日。再加上教室狹小，光線昏暗，兒童身心多受摧殘。
私塾的教法雖然十分陳舊，但它遵循了知、情、行的一般法則，所學的文科基礎知識十分牢固，基本訓練相當紮實。其重視教養，以心養德的原則，成為流傳至今的良好傳統和寶貴經驗。
近代興辦普通教育之時，國家無力一切求新，對大量存在的私塾，采取改良政策，這就極大地加快了新型普通學校的發展速度，也為私塾找到了轉軌變型的最合適的道路。
清宣統元年（1909年），清學部詔令全國對私塾進行改良，強調改良過程中，對私塾“不應歧視”，指出改良私塾可以增加就學人數。從發展教育角度講，“國內多一就學之人，教育即有一分起色”。這種改良私塾的觀點和主張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既有助於兒童就學，也有助於塾師就業。為敦促改革有序有效地進行，宣統二年（1910年）學部頒布了《改良私塾章程》，提出“改良私塾以私塾教授漸期合法，並補助地方教育為宗旨”。此《章程》頒行之後，全國各地漸次對私塾進行了改良。改良的主要措施是：
首先，對私塾進行登記、調查，摸清改良的難易程度。
其次，對塾師進行勸導，並且發給學部編定的簡易課程表及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管理通則等。
再次，各學區成立私塾改良研究會，向塾師傳授新知識，尤其加強教育和教授管理法等教師必備專業知識的傳授與灌輸，給教師洗腦。
第四，對塾師開展“甄別”工作，評定其教學的優劣等級，經督學局局長核定後，對最優等、優等、中等水平的塾師張榜表揚，並酌量頒發名譽金，以示鼓勵。
第五，把合格的私塾立案，並換上私立初等小學堂的牌子，規定其畢業生享有與官立小學堂畢業生的同等待遇。
經過這次改良，近代私塾的發展出現生機，很多私塾變為私立小學，塾師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但限於人力、財力，近代私塾的改革是不徹底的，直到新中國成立，私塾在我國農村依然大量存在。比如，在偏僻落後的皖南地區，剛解放時，全區有私塾3768所，相當於正規小學總數的兩倍以上，塾生45327萬人，相當於小學生人數的1/3，塾師3768人，相當於小學教師總數的3/5.私塾的長期存在，與我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停滯不前相適應，私塾簡易省錢，一師一屋，便於深入到經濟文化落後、交通不便的地區，滿足了當地兒童受教育的需要。由於私塾具有這樣的特點，又不限定入學年齡、修業年限，所以很容易植根基層、潤物無聲，它在國家沒有足夠的財力、人力全麵普及初等教育的情況下，默默無聞地承擔起了普及教育的責任和義務，從這種意義上說，私塾所進行的普及教育的工作是應該載入史冊的。
（張雨）
私塾一般在較大村落或大戶人家設立。各類私塾規模不等，學製因人而異。教學目的一為實用，一為做官。私塾的教師稱先生，多為當地文化、德行較高的童生、落榜秀才、貢生或是退職官員。多數塾師（先生）是窮困的讀書人，也有少數儒學名流因仕途無望而借此棲身。
私塾多在農曆十月初一開館，次年九月初九解館。此時，新生可以報名，舊生可退學或續讀，先生也可辭退或簽約續教，束修（工資）數額也可另議。外地教師多由學生家長輪流管飯，也有個別的自起爐灶。私塾學生年齡非常懸殊，小的七八歲，大的十幾歲，文化基礎也參差不齊，有的在私塾學6年便能考入縣學獲得生員資格，有的十載寒窗也背不下來《三字經》。
私塾的教學內容主要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即所謂“三、百、千、千”教材。啟蒙階段必須會背會寫，然後讀“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所選篇目要求學生讀完、背過，背熟後先生才能開講，在讀“五經”之始，便講“四書”，間或學八股文寫作。邊讀書邊寫作，講完《春秋》私塾課業便告結束。塾師水平高學生基礎好的塾館，也選學《古文觀止》《朱子家訓》《幼學瓊林》《雜學》等。
私塾的教學方法主要靠背，即所謂熟讀成誦。熟練的程度應達到凡讀過的書不管從哪裏提示一句（叫提書），學生都能隨口接下去背出來。達到這種程度的叫作“包本”，意為學深學透。私塾一般上午讀新課，中午習字，下午背誦。次日清晨，塾師檢查背誦情況，背不過指定內容的要罰跪或打戒尺。學生終日在教室非背即寫，沒有課間。授課時間學生上廁所要到先生處領出恭入敬牌，而且每次隻準一個出去。一年到頭隻有清明、春節放假，沒有星期日或其他假日。再加上教室狹小，光線昏暗，兒童身心多受摧殘。
私塾的教法雖然十分陳舊，但它遵循了知、情、行的一般法則，所學的文科基礎知識十分牢固，基本訓練相當紮實。其重視教養，以心養德的原則，成為流傳至今的良好傳統和寶貴經驗。
近代興辦普通教育之時，國家無力一切求新，對大量存在的私塾，采取改良政策，這就極大地加快了新型普通學校的發展速度，也為私塾找到了轉軌變型的最合適的道路。
清宣統元年（1909年），清學部詔令全國對私塾進行改良，強調改良過程中，對私塾“不應歧視”，指出改良私塾可以增加就學人數。從發展教育角度講，“國內多一就學之人，教育即有一分起色”。這種改良私塾的觀點和主張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既有助於兒童就學，也有助於塾師就業。為敦促改革有序有效地進行，宣統二年（1910年）學部頒布了《改良私塾章程》，提出“改良私塾以私塾教授漸期合法，並補助地方教育為宗旨”。此《章程》頒行之後，全國各地漸次對私塾進行了改良。改良的主要措施是：
首先，對私塾進行登記、調查，摸清改良的難易程度。
其次，對塾師進行勸導，並且發給學部編定的簡易課程表及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管理通則等。
再次，各學區成立私塾改良研究會，向塾師傳授新知識，尤其加強教育和教授管理法等教師必備專業知識的傳授與灌輸，給教師洗腦。
第四，對塾師開展“甄別”工作，評定其教學的優劣等級，經督學局局長核定後，對最優等、優等、中等水平的塾師張榜表揚，並酌量頒發名譽金，以示鼓勵。
第五，把合格的私塾立案，並換上私立初等小學堂的牌子，規定其畢業生享有與官立小學堂畢業生的同等待遇。
經過這次改良，近代私塾的發展出現生機，很多私塾變為私立小學，塾師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但限於人力、財力，近代私塾的改革是不徹底的，直到新中國成立，私塾在我國農村依然大量存在。比如，在偏僻落後的皖南地區，剛解放時，全區有私塾3768所，相當於正規小學總數的兩倍以上，塾生45327萬人，相當於小學生人數的1/3，塾師3768人，相當於小學教師總數的3/5.私塾的長期存在，與我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停滯不前相適應，私塾簡易省錢，一師一屋，便於深入到經濟文化落後、交通不便的地區，滿足了當地兒童受教育的需要。由於私塾具有這樣的特點，又不限定入學年齡、修業年限，所以很容易植根基層、潤物無聲，它在國家沒有足夠的財力、人力全麵普及初等教育的情況下，默默無聞地承擔起了普及教育的責任和義務，從這種意義上說，私塾所進行的普及教育的工作是應該載入史冊的。
（張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