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雄甘地二三事
甘地全名是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出生於1869年10月，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人物，他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的“非暴力”哲學思想，影響了全世界民族主義者和爭取能以和平變革的國際運動。
1891年，甘地從英國大學取得律師資格，回到國內，到南非一家公司當法律顧問。後來，應印度富商達達·阿卜杜拉的邀請，去南非德蘭士瓦處理一起4萬英鎊的債務糾紛。這時的南非可以說是種族歧視橫行，在朋友的挽留下，他決定留在南非領導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
可以這麽說，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最後形成並開始付諸實踐的時期，就是在南非的21年。
甘地生於西印度波爾班達爾貴族家庭，年少聰慧、好學，很小就熟讀印度教經典，並把“逢惡報以善，用德報以怨”作為自己的處世格言。通過學習《聖經》和《可蘭經》，他進一步認識到，所有宗教都包含著仁愛精神，而在世俗社會中，任何政治鬥爭都應以“仁愛”為主旨。這使他逐漸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論。他認為，對於惡勢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強者的武器，強調愛和真理的統一。非暴力抵抗包含兩個內容，一方麵要堅持真理，不向惡勢力低頭，另一方麵寧願自己作出犧牲也不施暴力於敵人。
1906年8月，德蘭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規定8歲以上的印度人都必須領取登記證，以便隨時檢查，違者處以罰款或驅逐出境。麵對這種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甘地在印度人中積極組織動員，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最後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與印度人組織達成協議。協議規定：政府釋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則應自行登記。
然而，狡猾的南非政府並沒有履行承諾，取消這項法案，反而采取進一步的措施，製定了《亞洲人登記條例》。為了抗議政府的欺騙行為，甘地積極奔走，再一次發動非暴力抵抗運動。8月16日，參加反抗運動的印度人燒毀了2000多張登記證，反抗取得初步勝利。
政府為了迫害甘地，邀請甘地的家人來勸說甘地。在這種兩難境地下，為了黑人的平等與解放，甘地淨身出戶，放棄了貴族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黑人運動中去。
1913年10月，甘地在南非組織的非暴力抗議活動達到了高潮。
1913年11月初，他率領2000多名印度礦工，其中包括127名婦女和60名兒童，從納塔爾的紐卡斯爾向德蘭士瓦前進，要求政府取消印度移民法案，承認印度婚姻製度的合法性，廢除人頭稅。
隊伍井然有序，一直保持和諧的狀態。政府得到消息，組織了大量軍警前去鎮壓。
麵對大量的軍警組成的人牆，遊行隊伍毫不畏懼，依然緩緩前進，前一排的人被警棍打倒了，後一排又走上去，為了控製局麵，軍警逮捕了很多人。
在這次運動中，組織人甘地成為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之一，但抗議活動依然井然有序地進行，規模不斷擴大。
到了12月，罷工人數居然高達萬人，一直居高不下。南非政府麵對壓力，不得不釋放甘地，為即將到來的談判表示誠意。
經過雙方的多次溝通、談判，政府最終作出讓步：廢除人頭稅，承認按印度宗教儀式結婚的合法性，同時，印度移民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寬。這一勝利應歸功於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在以後的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中，南非印度人大會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鬥爭方式，因而給黑人解放運動以一定影響。
暴風雨來臨之前
曼德拉當選為這次運動的總負責人，他借鑒了甘地的經驗，這多虧了他的助手馬爾維·卡切裏亞，馬爾維的父親在1907年曾經是與甘地齊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
為了更好地組織活動，曼德拉接受了助手馬爾維的建議，走訪了德蘭士瓦、納塔爾等周邊幾個城市，向工人們詳細講解自己的計劃，由於活動範圍有限，很多時候一講就是一整夜。他的目標很明確：喚起更多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氣，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戰，推翻壓迫。有的時候奧利弗和他一起早出晚歸。
曼德拉的行為已經引起馬蘭政府的注意，政府開始派人嚴密監視曼德拉、奧利弗幾個年輕人，並給他們製造了各種各樣的麻煩，甚至要求一些旅館不接待他們，要求出租車不能載他們，還提前告訴工人們，曼德拉和奧利弗這幾個年輕人是一群瘋子，要提防他們。
麵對當局的蓄意破壞，青年聯盟的年輕人可謂吃盡了苦頭。在這個時候，莫羅拉寫信給馬蘭總理，指出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致力於為南非人民謀取福利，通過合法手段爭取合法權利，政府不應該阻止並打壓這種行為。
在信中，莫羅拉說：作為合法的社會團體，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合理要求一直不被重視，反而政府多年來不斷加大鎮壓大會的力度，導致事情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
對合法的社會團體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保持沉默就等於背叛使命，《通行證法》《班圖權利法》《鎮壓共產主義法》都加劇了緊張的局勢。如果政府不取消這些“不人道”的法律，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會在4月6日組織示威遊行，作為“蔑視”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動。
所謂“蔑視”，是指“有意識地用不服從的方式對權威進行挑戰”。
莫羅拉的信言辭懇切，但從總理那裏傳來的答複卻是顧左右而言他，其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不顧事實情況，“一意孤行”，破壞政府頒布的“嚴肅謹慎”的法律。總理在信中著重強調，不打算取消這些法律，而且還威脅非洲人國民大會，一旦“一意孤行”，政府將充分利用手中所控製的國家暴力機關處理策劃顛覆活動的人。
麵對政府的蠻橫態度，莫羅拉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寫信給馬蘭總理：
“我們授權通知閣下，南非印度人大會完全同意非洲人國民大會向政府提出的呼籲。我們毫不含糊並極其嚴肅地聲明：我們進行的鬥爭不是反對某個民族，我們對任何人都毫無敵意，我們隻反對不公正的法律。”
這樣，非洲人國民大會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也阻止了政府妄圖利用種族之間的矛盾挑撥離間的陰謀。
既然“和平”的方式無法解決訴求，莫羅拉、西蘇魯和曼德拉決定采用群眾運動的鬥爭形式。
“蔑視運動”
1952年4月6日，“蔑視運動”正式進入熱身階段。當天，白人們慶祝荷蘭人在開普敦登陸300周年。幾乎在同一時間，非洲人也開始在各個中心地區集會。
在約翰內斯堡，莫羅拉博士站在自由廣場上對群眾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講，號召人們團結起來，牢牢抱在一起，早日結束目前這種被歧視、被壓迫的命運。
在東開普敦，西蘇魯和數萬群眾集會，高喊“人人都有選舉權”“消滅通行證”等口號。
曼德拉與助手馬爾維·卡切裏亞一起擔負著極其重要的組織工作，分別負責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傳工作，主要區域則是南非的二、三線城市及黑人受壓迫比較嚴重的地區。
在這些地區，有條件的，曼德拉就會召集會議，宣傳非暴力抵抗的內容，沒條件的則要困難得多。為了動員更多的人，曼德拉甚至會一家家去敲開陌生人的門。他耐心地告訴他們，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戰，以達到推翻壓迫的目的。在戰鬥中，一定要遵守紀律，這種非暴力比真刀真槍更需要決心和紀律。
在服裝廠，曼德拉麵對大約200名黑皮膚的非洲人、印度人發表演講，他說：
當局會試圖恐嚇人們，並且會對首批誌願者特別殘酷。無論出現什麽樣的挑釁，我們都絕不能還手，不能出現任何騷動。誌願者必須保持尊嚴，昂首挺胸，提高警惕。總之，最重要的原則是遵守紀律。
在這次的組織動員過程中，曼德拉接觸了各個種族的人，這使他真正認識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誌願者日”，曼德拉麵對成千上萬的參加者激情地進行演講，他說：“這個國內黑人的大團結已經成為現實……”
這一切活動，都讓人感覺到新的曆史即將到來。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扮演者不能忽略，這就是強大的敵人——馬蘭政府。
政府的反應非常靈敏，它拿出不久前新頒布的法律《鎮壓共產主義法》，列出一張500人的名單，這些人都是最近一段時間頻頻出現的，而且活動比較頻繁的，並信誓旦旦地說，根據法律的規定，凡是在名單上的人，如果組織集會或者發表演講，就屬於違反法律，政府有權逮捕他，並要求共產黨成員馬克斯和達杜辭去現有職務，不許參與公眾集會。
為了表示抗議和蔑視，馬克斯和達杜立即進行集會並發表演講，但政府也毫不含糊，隨後就發布逮捕令，將他們關押了幾個星期。
盡管兩人被逮捕，但共產黨人的行動為整個蔑視活動掀起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第一次入獄
6月26日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在1950年號召全國大罷工兩周年的紀念日，根據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計劃，“蔑視運動”正式開始。
南非的6月是冬季，寒風刺骨，但遊行的民眾冒著嚴寒，大聲呼喊著口號，走向街頭。他們從新布萊頓出發步行到伊麗莎白港，遊行群眾戴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臂章，大聲呼喊“我的祖國！阿非利加（非洲的全名是阿非利加洲）！”的口號，穿過標有“隻準歐洲人使用”字眼的火車站入口。
當然，神經質的馬蘭政府早已得到消息，等候在那裏。警察一擁而上，逮捕了他們，並將他們帶到車站另一側。這樣，載著他們的列車不得不通過一座標有“隻準歐洲人進入”的橋梁。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特別有戲劇性，當載著他們的列車通過時，全車廂的非洲人高聲喝彩。這看起來不像是被逮捕，而是他們戲耍了這些警察。
第一批的誌願者被逮捕，組織這次行動的人，被判30天的監禁，參與者則被關了15天。
在德蘭士瓦，西蘇魯組織的52名“蔑視運動”的誌願者進入一塊“未經允許黑人不得進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逮捕了。
當天，曼德拉和馬爾維·卡切裏亞留在總部召集會議。當會議結束時，已經是晚上11點了，這時正是宵禁時間，非洲人必須持有“通行證”才可以。
為了表達對“蔑視運動”的支持，曼德拉主動走到警察麵前，要求巡警給自己戴上手銬。接著，曼德拉高唱著《上帝保佑非洲》，登上囚車，被送進了位於馬歇爾廣場的警察局。
這是曼德拉第一次入獄，在後來回憶這件事時，曼德拉說：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們一點也不緊張，相反，我們還開起了玩笑。我問馬爾維·卡切裏亞：“大家真是好戰友，連進監獄都要一起！”
卡切裏亞笑了笑，問我：“喂，你覺得我們倆有可能關在一間牢房嗎？”
馬爾維·卡切裏亞是印度人，而當時的牢房也有嚴格的種族規定。
我眨了一下眼睛：“讓我試試吧，我得奉承一下這家夥。”
我指著押送我們的警察說：“先生，可否請你幫忙將我的朋友和我關到一起，他不願意住到監獄的印度人牢房去。”
這名警官像沒有感情的冷血動物一樣，嘴上念叨著“規定紀律”等。當所有的手續辦完後，這個警察將我們帶到同一間牢房，命令我們進去。
後來，由於警察逮捕了太多人，警察局裏已經沒有牢房關我們，最後，他們把我們押進操場裏。就這樣，我們一大群人當天晚上睡在了操場上麵，還不錯，那裏的環境不像我想象的那麽糟糕，起碼不是很冷。
在這個操場上，警察們的態度非常粗暴，這讓曼德拉至今依然記憶猶新。他描繪道：
我們被押進操場，當中的一個人被一個年輕的歐洲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幾級台階，折斷了踝骨。我提出抗議。這時一個年輕的警衛員像個十足的牛仔那樣照我腿上踢了一腳。我們都怒不可遏。我便開始示威。我們讓他們看那些受傷的人，要求給他們治療，很不幸的是，我們得到的回答是粗暴的、無禮的，讓我們改天再提要求。就這樣，這名年輕人在監獄裏度過了可怕的一夜，不斷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醫院。
甘地全名是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出生於1869年10月，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人物，他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的“非暴力”哲學思想，影響了全世界民族主義者和爭取能以和平變革的國際運動。
1891年，甘地從英國大學取得律師資格，回到國內，到南非一家公司當法律顧問。後來，應印度富商達達·阿卜杜拉的邀請，去南非德蘭士瓦處理一起4萬英鎊的債務糾紛。這時的南非可以說是種族歧視橫行，在朋友的挽留下，他決定留在南非領導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
可以這麽說，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最後形成並開始付諸實踐的時期，就是在南非的21年。
甘地生於西印度波爾班達爾貴族家庭，年少聰慧、好學，很小就熟讀印度教經典，並把“逢惡報以善，用德報以怨”作為自己的處世格言。通過學習《聖經》和《可蘭經》，他進一步認識到，所有宗教都包含著仁愛精神，而在世俗社會中，任何政治鬥爭都應以“仁愛”為主旨。這使他逐漸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論。他認為，對於惡勢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強者的武器，強調愛和真理的統一。非暴力抵抗包含兩個內容，一方麵要堅持真理，不向惡勢力低頭，另一方麵寧願自己作出犧牲也不施暴力於敵人。
1906年8月，德蘭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規定8歲以上的印度人都必須領取登記證，以便隨時檢查，違者處以罰款或驅逐出境。麵對這種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甘地在印度人中積極組織動員，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最後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與印度人組織達成協議。協議規定：政府釋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則應自行登記。
然而，狡猾的南非政府並沒有履行承諾，取消這項法案，反而采取進一步的措施，製定了《亞洲人登記條例》。為了抗議政府的欺騙行為，甘地積極奔走，再一次發動非暴力抵抗運動。8月16日，參加反抗運動的印度人燒毀了2000多張登記證，反抗取得初步勝利。
政府為了迫害甘地，邀請甘地的家人來勸說甘地。在這種兩難境地下，為了黑人的平等與解放，甘地淨身出戶，放棄了貴族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黑人運動中去。
1913年10月，甘地在南非組織的非暴力抗議活動達到了高潮。
1913年11月初，他率領2000多名印度礦工，其中包括127名婦女和60名兒童，從納塔爾的紐卡斯爾向德蘭士瓦前進，要求政府取消印度移民法案，承認印度婚姻製度的合法性，廢除人頭稅。
隊伍井然有序，一直保持和諧的狀態。政府得到消息，組織了大量軍警前去鎮壓。
麵對大量的軍警組成的人牆，遊行隊伍毫不畏懼，依然緩緩前進，前一排的人被警棍打倒了，後一排又走上去，為了控製局麵，軍警逮捕了很多人。
在這次運動中，組織人甘地成為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之一，但抗議活動依然井然有序地進行，規模不斷擴大。
到了12月，罷工人數居然高達萬人，一直居高不下。南非政府麵對壓力，不得不釋放甘地，為即將到來的談判表示誠意。
經過雙方的多次溝通、談判，政府最終作出讓步：廢除人頭稅，承認按印度宗教儀式結婚的合法性，同時，印度移民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寬。這一勝利應歸功於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在以後的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中，南非印度人大會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鬥爭方式，因而給黑人解放運動以一定影響。
暴風雨來臨之前
曼德拉當選為這次運動的總負責人，他借鑒了甘地的經驗，這多虧了他的助手馬爾維·卡切裏亞，馬爾維的父親在1907年曾經是與甘地齊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
為了更好地組織活動，曼德拉接受了助手馬爾維的建議，走訪了德蘭士瓦、納塔爾等周邊幾個城市，向工人們詳細講解自己的計劃，由於活動範圍有限，很多時候一講就是一整夜。他的目標很明確：喚起更多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氣，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戰，推翻壓迫。有的時候奧利弗和他一起早出晚歸。
曼德拉的行為已經引起馬蘭政府的注意，政府開始派人嚴密監視曼德拉、奧利弗幾個年輕人，並給他們製造了各種各樣的麻煩，甚至要求一些旅館不接待他們，要求出租車不能載他們，還提前告訴工人們，曼德拉和奧利弗這幾個年輕人是一群瘋子，要提防他們。
麵對當局的蓄意破壞，青年聯盟的年輕人可謂吃盡了苦頭。在這個時候，莫羅拉寫信給馬蘭總理，指出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致力於為南非人民謀取福利，通過合法手段爭取合法權利，政府不應該阻止並打壓這種行為。
在信中，莫羅拉說：作為合法的社會團體，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合理要求一直不被重視，反而政府多年來不斷加大鎮壓大會的力度，導致事情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
對合法的社會團體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保持沉默就等於背叛使命，《通行證法》《班圖權利法》《鎮壓共產主義法》都加劇了緊張的局勢。如果政府不取消這些“不人道”的法律，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會在4月6日組織示威遊行，作為“蔑視”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動。
所謂“蔑視”，是指“有意識地用不服從的方式對權威進行挑戰”。
莫羅拉的信言辭懇切，但從總理那裏傳來的答複卻是顧左右而言他，其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不顧事實情況，“一意孤行”，破壞政府頒布的“嚴肅謹慎”的法律。總理在信中著重強調，不打算取消這些法律，而且還威脅非洲人國民大會，一旦“一意孤行”，政府將充分利用手中所控製的國家暴力機關處理策劃顛覆活動的人。
麵對政府的蠻橫態度，莫羅拉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寫信給馬蘭總理：
“我們授權通知閣下，南非印度人大會完全同意非洲人國民大會向政府提出的呼籲。我們毫不含糊並極其嚴肅地聲明：我們進行的鬥爭不是反對某個民族，我們對任何人都毫無敵意，我們隻反對不公正的法律。”
這樣，非洲人國民大會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也阻止了政府妄圖利用種族之間的矛盾挑撥離間的陰謀。
既然“和平”的方式無法解決訴求，莫羅拉、西蘇魯和曼德拉決定采用群眾運動的鬥爭形式。
“蔑視運動”
1952年4月6日，“蔑視運動”正式進入熱身階段。當天，白人們慶祝荷蘭人在開普敦登陸300周年。幾乎在同一時間，非洲人也開始在各個中心地區集會。
在約翰內斯堡，莫羅拉博士站在自由廣場上對群眾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講，號召人們團結起來，牢牢抱在一起，早日結束目前這種被歧視、被壓迫的命運。
在東開普敦，西蘇魯和數萬群眾集會，高喊“人人都有選舉權”“消滅通行證”等口號。
曼德拉與助手馬爾維·卡切裏亞一起擔負著極其重要的組織工作，分別負責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傳工作，主要區域則是南非的二、三線城市及黑人受壓迫比較嚴重的地區。
在這些地區，有條件的，曼德拉就會召集會議，宣傳非暴力抵抗的內容，沒條件的則要困難得多。為了動員更多的人，曼德拉甚至會一家家去敲開陌生人的門。他耐心地告訴他們，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戰，以達到推翻壓迫的目的。在戰鬥中，一定要遵守紀律，這種非暴力比真刀真槍更需要決心和紀律。
在服裝廠，曼德拉麵對大約200名黑皮膚的非洲人、印度人發表演講，他說：
當局會試圖恐嚇人們，並且會對首批誌願者特別殘酷。無論出現什麽樣的挑釁，我們都絕不能還手，不能出現任何騷動。誌願者必須保持尊嚴，昂首挺胸，提高警惕。總之，最重要的原則是遵守紀律。
在這次的組織動員過程中，曼德拉接觸了各個種族的人，這使他真正認識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誌願者日”，曼德拉麵對成千上萬的參加者激情地進行演講，他說：“這個國內黑人的大團結已經成為現實……”
這一切活動，都讓人感覺到新的曆史即將到來。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扮演者不能忽略，這就是強大的敵人——馬蘭政府。
政府的反應非常靈敏，它拿出不久前新頒布的法律《鎮壓共產主義法》，列出一張500人的名單，這些人都是最近一段時間頻頻出現的，而且活動比較頻繁的，並信誓旦旦地說，根據法律的規定，凡是在名單上的人，如果組織集會或者發表演講，就屬於違反法律，政府有權逮捕他，並要求共產黨成員馬克斯和達杜辭去現有職務，不許參與公眾集會。
為了表示抗議和蔑視，馬克斯和達杜立即進行集會並發表演講，但政府也毫不含糊，隨後就發布逮捕令，將他們關押了幾個星期。
盡管兩人被逮捕，但共產黨人的行動為整個蔑視活動掀起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第一次入獄
6月26日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在1950年號召全國大罷工兩周年的紀念日，根據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計劃，“蔑視運動”正式開始。
南非的6月是冬季，寒風刺骨，但遊行的民眾冒著嚴寒，大聲呼喊著口號，走向街頭。他們從新布萊頓出發步行到伊麗莎白港，遊行群眾戴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臂章，大聲呼喊“我的祖國！阿非利加（非洲的全名是阿非利加洲）！”的口號，穿過標有“隻準歐洲人使用”字眼的火車站入口。
當然，神經質的馬蘭政府早已得到消息，等候在那裏。警察一擁而上，逮捕了他們，並將他們帶到車站另一側。這樣，載著他們的列車不得不通過一座標有“隻準歐洲人進入”的橋梁。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特別有戲劇性，當載著他們的列車通過時，全車廂的非洲人高聲喝彩。這看起來不像是被逮捕，而是他們戲耍了這些警察。
第一批的誌願者被逮捕，組織這次行動的人，被判30天的監禁，參與者則被關了15天。
在德蘭士瓦，西蘇魯組織的52名“蔑視運動”的誌願者進入一塊“未經允許黑人不得進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逮捕了。
當天，曼德拉和馬爾維·卡切裏亞留在總部召集會議。當會議結束時，已經是晚上11點了，這時正是宵禁時間，非洲人必須持有“通行證”才可以。
為了表達對“蔑視運動”的支持，曼德拉主動走到警察麵前，要求巡警給自己戴上手銬。接著，曼德拉高唱著《上帝保佑非洲》，登上囚車，被送進了位於馬歇爾廣場的警察局。
這是曼德拉第一次入獄，在後來回憶這件事時，曼德拉說：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們一點也不緊張，相反，我們還開起了玩笑。我問馬爾維·卡切裏亞：“大家真是好戰友，連進監獄都要一起！”
卡切裏亞笑了笑，問我：“喂，你覺得我們倆有可能關在一間牢房嗎？”
馬爾維·卡切裏亞是印度人，而當時的牢房也有嚴格的種族規定。
我眨了一下眼睛：“讓我試試吧，我得奉承一下這家夥。”
我指著押送我們的警察說：“先生，可否請你幫忙將我的朋友和我關到一起，他不願意住到監獄的印度人牢房去。”
這名警官像沒有感情的冷血動物一樣，嘴上念叨著“規定紀律”等。當所有的手續辦完後，這個警察將我們帶到同一間牢房，命令我們進去。
後來，由於警察逮捕了太多人，警察局裏已經沒有牢房關我們，最後，他們把我們押進操場裏。就這樣，我們一大群人當天晚上睡在了操場上麵，還不錯，那裏的環境不像我想象的那麽糟糕，起碼不是很冷。
在這個操場上，警察們的態度非常粗暴，這讓曼德拉至今依然記憶猶新。他描繪道：
我們被押進操場，當中的一個人被一個年輕的歐洲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幾級台階，折斷了踝骨。我提出抗議。這時一個年輕的警衛員像個十足的牛仔那樣照我腿上踢了一腳。我們都怒不可遏。我便開始示威。我們讓他們看那些受傷的人，要求給他們治療，很不幸的是，我們得到的回答是粗暴的、無禮的，讓我們改天再提要求。就這樣，這名年輕人在監獄裏度過了可怕的一夜，不斷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