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界的冉冉新星
在禁令期間，曼德拉的活動範圍受到很大限製，這讓他很不舒服，脾氣也越來越暴躁。這時，他的好朋友奧利弗建議他利用禁令期間的時間，重新拾起以前的法律知識，最好能考取律師證書。
曼德拉采納了奧利弗的建議，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在1952年12月，曼德拉取得律師證書，並與奧利弗一起開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
在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下，由於政府的某些行為，律師的名聲不是很好，人們經常將律師和“索賄”“行賄”“有知識的無賴”之類的字眼聯係在一起。然而在南非，黑人律師是少之又少，且很受人尊重。
黑人律師的數量很少，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更是屈指可數。根據庭審資料的記錄，第一個有資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師是艾爾弗雷德·曼傑拉，他的律師資格是由英國倫敦的林肯法律協會授予的，並在英國工作過。
1910年，他回到南非，在黑人被歧視的南非，他曆經挫折，申請了幾次才有資格出現在最高法院。盡管隻是初級律師，卻也代表著不小的進步。
他積極代理黑人的案子，多次成功地為非洲人辯護，因為開罪政府和一些大企業，生命多次受到威脅，但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南非黑人中很有威望。
在艾爾弗雷德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黑人律師出現在南非的法院中，前文提到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創始人塞梅也是律師，他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的，後來成為一名很有名的律師。
在南非，越來越多的黑人律師出現在法院中，他們所代理的案子多半和黑人有關。為了限製這種現象的出現，當地政府開始控製律師的數量。
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隻有極少數的黑人有機會進入律師隊伍，政府是幕後的重要操控手。
除了政府的幕後操縱之外，學習法律需要很多花費也是其中一個緣由。學習法律，除了要交納一般的學雜費外，還須交納保證金。另外，即使這些錢都能交得起，也很少有白人律師願意雇黑人法律畢業生當實習生。
更重要的是，種族歧視之下，黑人需要經過種種審查才能夠順利經營律師事務所。
可以說，曼德拉與奧利弗的合作是優劣互補，曼德拉性格開朗，奧利弗則穩重踏實；曼德拉性格暴躁，而奧利弗則相對冷靜。
在回憶與奧利弗的合作關係時，曼德拉開玩笑說：“這是上帝的旨意，把我們兩個人安排在一起！”
律師事務所的成立
在當時的南非，種族歧視非常嚴重，加上政府嚴格控製黑人律師的數量，曼德拉和奧利弗的麵前困難重重。
首先，租房子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根據政府的《集團居住法》規定，南非的白人、有色人種和非洲土著人，分別居住在不同的地區。在白人居住區內，黑人隻能作為廉價勞動力，供人使喚。
作為黑人，曼德拉隻能住在屬於黑人的居住範圍內。這些地區距離城市達10至15公裏，而且人口擁擠不堪，環境很差。
在這種髒、亂、差的環境下開設律師事務所，是無法想象的。另外，在黑人居住地開業等於丟掉了很多顧客，因為白人絕對不可能去那兒，更談不上去找事務所，這在法律業務上無異於自殺。
如果留在城區，一是違反相關的法律規定，二是不會有白人願意將房子租給兩個黑人律師。
曼德拉和奧利弗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人際關係，走了很多地方，求了很多人，曆經無數白眼之後，終於在約翰內斯堡室內找到了辦公地方：一個叫“大法官邸”的樓房，這座地產的所有者是個印度人，它也是少數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
總算是小有成就，找到了一處辦公地點。值得慶幸的是，這個地方離法院很近。他們將律師事務所設在二樓，門上的廣告牌上寫著“曼德拉和奧利弗律師事務所”。
接下來就是辦理許可證，曼德拉和奧利弗又開始跑各級相關機構。根據法律這需要得到部級批準，而在實際操作中，成功概率等於零。後來幾經努力，曼德拉和奧利弗的事務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個有限期的許可證。
然而，根據《集團居住法》，這一證件的時間很有限，一旦到期需要延長的話，會更加困難。曼德拉考慮再三，決定走一步算一步。
曼德拉後來回憶說：
那個時期，迫害和驅逐的威脅總是在我們頭上。我們的做法是公然蔑視法律。我們清楚這一點。但盡管如此，這種做法是我們不情願的，是強加於我們的。我們沒有其他辦法，隻能在服從法律和服從我們的良心之間作出選擇。
成立了律師事務所，曼德拉與奧利弗更加忙碌了。盡管成了律師，但曼德拉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他經常與奧利弗一邊吃飯一邊談政治。有的時候，也會探討一些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未來之路該怎麽走。
身為律師的曼德拉把反對種族歧視看作自己的責任，奧利弗同樣如此，這也是他們倆選擇律師行業的主要原因。
經過一次“蔑視運動”，曼德拉和奧利弗的名字進入政府的黑名單，也讓他們聲名遠播，律師事務所成立沒多久就門庭若市，很多人慕名而來。這不僅是因為南非嚴重的種族歧視的立法繁多，導致黑人動不動就遊走在違法的邊緣，同時不少人千裏迢迢來找這兩位律師辦案，因為這些非洲人認識到曼德拉和奧利弗是他們的真正代表——不僅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因此，曼德拉和奧利弗的日程極其繁忙，他們不僅受理政治案，也受理民事糾紛案和離婚案。有時一天甚至要處理超過5件案子，這讓他忙得經常顧不上家，盡管此時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曼德拉後來回憶他們的工作時，這樣說：
每天一早奧利弗和我走到辦公桌之前都要先經過耐心等待的人們，他們從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樓道裏。
南非能以世界上在押犯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而自詡……失業就是犯法，因為非洲人如不攜帶經官方批準並經雇主許可的就業執照，就難逃被捕的命運。沒有土地也是犯法。每個星期我們都與來自農村的頭發灰白、飽經風霜的農民組成的代表團座談。他們向我們訴說他們是怎樣被從世世代代耕種的一小塊土地上趕了出來。釀造非洲啤酒也是犯法，喝非洲啤酒或是用賣這種啤酒賺來的錢補充家裏微薄的收入也是犯法。這樣幹的婦女麵臨高額罰款和長期監禁。對白人失禮可能也是犯法。居住在“錯誤”地點，即被劃定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種的地區，對非洲人來說也是違法。南非的種族隔離法律將無數的無辜者變成“罪犯”。
種族隔離在人民中間傳播了仇恨與絕望的種子。本該上學念書或學門手藝的年輕人在街上東遊西蕩，拉幫結派，將他們的憤怒發泄在這個社會身上。正是這個社會把他們逼到犯罪與貧困的絕路上去。我們辦公室裏那些淺黃色卷宗裏裝著成千上萬個這樣的事例。如果說當我們合夥時我們還沒有成為種族隔離製的叛逆者的話，在事務所辦公室的這些經曆也會改變我們的態度。我們自己已從我們的社會集團中升到了專業技術階層的地位，但法院裏的每一個案例，每一次去獄中探訪委托人，都讓我們想起我們的人民正忍受著屈辱和苦難的煎熬。
忙碌中的曼德拉
盡管政府頒布了對曼德拉的禁令，但這並未限製他的革命熱情。相反，這增加了他對種族隔離製的仇恨，並堅定了消滅這個不人道製度的決心。在平時的工作中，他一麵開展律師業務，一麵秘密地做領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工作。
在曼德拉代理的案件中，大多是名目繁多的種族歧視的受害者。這讓曼德拉意識到，曼德拉和奧利弗律師事務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這是一個眾多黑皮膚的非洲人可以隨時得到同情和尊重以及不被欺騙的場所。曼德拉的工作常常讓他自己感動，覺得他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曼德拉的業務很多，經常一上午要參與辯論好幾個案子，在法院裏進進出出。
時間久了，整個法院的人都認識他們，有些人對他們很客氣，而有些人則對他們不怎麽尊重。曼德拉明白，他們所受到的這些待遇是建立在膚色基礎之上的。甚至在法庭上，曼德拉經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白人證人常常拒絕回答作為黑人律師的曼德拉的質詢。出現這種情況時，曼德拉會第一時間向法官投訴。法官似乎並不在意，隻是象征性重複提出他們沒有回答的那個問題。
曼德拉很聰明，反應靈敏，很多時候，經過質詢，曼德拉能夠當場抓住他們說話前後不一致和撒謊，從而找出破綻，但是，這些破綻往往很難被法官采納，法官隻不過認為他們是“黑人律師”。
更為嚴重的一次，曼德拉還沒有為案子的當事人辯論一句話，就提前和法院法官打了一場官司。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種族歧視之上。
當天，曼德拉作為代理人走進法庭，一開庭法官就要求確認曼德拉的身份，這無可厚非，屬於一個慣例。
曼德拉站起來，說：“我是納爾遜·曼德拉，是當事人的辯護律師。”
這名法官看了看曼德拉，皺了皺眉，說：“我不認識你，你的執照在哪裏？”
營業執照是裝裱在框子裏並掛在牆上的證書，並不屬於律師隨身攜帶的文件。開庭時，律師可能被問及他在大學裏拿到了什麽學位，但不可能被問及營業執照。
曼德拉知道這是地方法官在故意為難他，他請求法官開庭，到時候會提交營業執照。但是，地方法官竟然拒絕聽案情，甚至讓一名在案記錄員趕他出去。
脾氣暴躁的曼德拉險些和這個記錄員發生肢體衝突，幸虧他助手控製住他。
很明顯，曼德拉之所以憤怒，是因為那法官顯然違反了法庭的有關規定。曼德拉很生氣，他沒有善罷甘休，上訴到最高法院，他的朋友喬治·畢佐斯律師出庭為他辯護。
在聽審會上，首席法官批評了那個地方法官的違規行為，並責成另一名地方法官審理那個案子。
這件事給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記得那個地方法官的嘴臉。盡管身為一名律師，但因為是黑皮膚，他無法保證不受種族歧視。
在這種種族歧視與反歧視的鬥爭中，曼德拉和奧利弗走過了一年。
年末將近，這預示著新的情況將發生——曼德拉和奧利弗律師事務所的經營場所即將到期。根據《集團居住法》，沒有政府的法令不允許在市內擁有經營場所。為了繼續營業，他們根據相關的法律，寫了一份申請，很不幸，他們的申請被拒絕。
他們翻遍所有的法律，終於從《社團區域法》中找到了相關文獻，他們申請臨時許可。可當局卻拒絕臨時許可，曼德拉不得其因，可能和他們的影響力較大有關係。政府要求他們把辦公室搬到幾英裏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區。
事實上，這已經是被曼德拉和奧利弗否定過的方案。曼德拉認為，這是當局為把他們擠出律師這個行當而耍的卑鄙伎倆。最終，政府不斷地以驅逐相威脅，並非法侵占了曼德拉的營業場所。
在這種局麵下，曼德拉和奧利弗冒著風險繼續經營，雖然可以繼續為客戶代理案子，但他們卻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成了一家“黑”律師事務所。
沒有了營業場所後，他們代理的案子也越來越多地涉及種族主義法令的受害者，這些客戶多半是以前的老客戶介紹過來的，更多的則是主動尋找他們。
曼德拉和奧利弗明白，每一件這樣的案子都是一個機會，在幫助受迫害的黑人的同時，也揭露種族主義的荒謬和凶殘。
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曼德拉說：
我把大聲疾呼反對種族歧視看成我的責任。它不僅是對我的同胞，也是對我的職業、法律的實施和對全人類正義事業的責任。種族歧視從實質上說是非正義的，完全違背對正義的基本態度。而對正義的態度是這個國家傳統的法律訓練的一部分。我相信，對這種非正義采取反對的立場，是在堅持一個崇高職業的尊嚴。
周而複始的解禁
曼德拉一邊為非洲黑人伸張正義，一邊秘密進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工作。在1953年6月，對曼德拉的禁令終於解除了。
禁令剛剛解除，曼德拉和西蘇魯就在一家大電影院內向群眾發表演講，抗議強行驅逐索菲亞鎮居民的蠻橫行為。根據頒布不久的《團體住區法》規定，郊區的黑人須全部遷出去，這一數量將達到5.8萬人的規模，前所未見。
與其他地區相比較，索菲亞地區的黑人有很多權利，允許自由擁有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土地，而且這一地區相較於其他黑人居住地來說，經濟繁榮，商業氣息濃，發展生機勃勃。這一地區的發展潛力引起了很多白人投資商的注意，他們想將這片土地作為他們的後院，想奪走這片土地。
曼德拉的演講慷慨激昂，看電影的人紛紛駐足，人群中不時爆發出掌聲。這時，全副武裝的警察趕到，蠻橫地打斷了這次合法的和平集會，要求他們盡快散去，否則將采取強製措施。
蠻橫的警察引起很多人的憤怒，西蘇魯明白，一旦發生衝突，他和曼德拉難辭其咎，他努力讓憤怒的人平靜下來，然後心平氣和地與警察溝通，警察警告他不要多管閑事。
在回憶當天發生的事情時，曼德拉說：
我看到了極權主義和暴政的影子，這促使我下定決心要向世人公布真相。幸運的是，經過西蘇魯的溝通，聽眾們都冷靜下來，遵守紀律，不再受警察的幹擾，都歡快地唱起了《上帝保佑非洲》，歌聲很快就蓋過了警察的叫罵聲。
曼德拉和西蘇魯沒有改變索菲亞鎮居民被趕走的命運。經過政府的強製措施，索菲亞鎮的居民成了犧牲品。那些遷移後來引發了很嚴重的後果，隨後在這片廢墟上修建起來的白人郊區叫“特萊歐弗”，意味深遠。
在遷移的過程中，引發了很多官司，作為律師的曼德拉一時間又陷入眾多官司中。他不知疲憊，積極奔走，忙碌於各大法院，為他的當事人解決困難，伸張正義。
在當時，甚至出現了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走在約翰內斯堡的大街上，詢問任何一個黑人，問他最喜歡的黑人律師是誰，他的回答很大可能會是“曼德拉”。如果你問其原因，答案可能各式各樣，但總會有這麽一句：“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黑人！”
從代理案子到進入法院，曼德拉一直對種族隔離法令持挑戰態度。進入法庭時，他總愛走標有“僅限歐洲人使用”的入口，而且，他總愛使用那些專供歐洲人使用的座位。這在他還隻是個法律實習生的時候就試過多次。
有一次，他通過了一個標有“僅限歐洲人使用”的走廊，一個白皮膚的門衛對他的舉動十分惱火，大聲嗬斥：“你在這兒幹什麽？”
曼德拉的反應則很幽默，他不慌不忙，因為他早已從那個門衛的麵部結構判斷出對方是一個混血種人的後代。他從桌子旁將頭靠過去，眼睛死死盯住那可憐的門衛的雙眼，然後平靜地吐出一句話：“你在這兒幹什麽？”
經過很多曆練，曼德拉在法庭上遊刃有餘，尤其是關於白人政權和種族歧視法令方麵，更是非常出色，讓對方啞口無言。甚至到後來，一旦有他出庭辯護的消息傳出，約翰內斯堡附近的黑人都奔走相告，提前到達法庭，期待曼德拉的精彩表演。
更為難得的是，曼德拉很少讓他們失望，總是在不經意間抓住某個細節部分，讓對方徹底失語，由此贏得了官司。
有一次，一個非洲女傭被指控盜竊女主人的衣服，曼德拉受邀為她辯護。經過了解，這名女主人的丈夫因為生意失敗，身無分文，這名女主人想辭掉家中的女傭卻又不想支付不菲的違約金，便利用這個方法，讓女傭知難而退。
曼德拉了解了事情的經過後，在法庭上，他掃了一眼擺在起訴人桌上的一大堆作為“證據”的衣物，不慌不忙地揀起一雙長筒襪，先是向法官和觀眾展示一周，然後字正腔圓地問那名女主人：“請問這是你的嗎？”
曼德拉知道，這名女主人非常愛麵子，而且在非洲，穿著長筒襪的女人，常被認為是蕩婦。這抓住了女主人的死穴，她實在不好意思承認是她的，漲紅著臉拚命搖頭否認。
這時，從觀眾席上傳來一陣開心的笑聲，此案也因此了結。
曼德拉的聲望越來越高，讓政府感覺到頭疼，覺得任由曼德拉繼續下去，他將來會成為一大對手。因此，他們經過周密調查，決定再次對曼德拉動手。
1953年6月，政府以“多次無視政府法律法規”為由，對曼德拉恢複了禁令，和解除禁令的間隔時間僅僅3個月。這次的禁令規定，2年之內不準參加公眾集會，並且要求他辭去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其他組織中的職務。
很明顯，白人政權是以法律的名義對曼德拉的生活、工作設置各種障礙。不可否認，這的確阻礙了曼德拉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但這種蠻橫和不講理的措施，使白人政權失去了人心。
在禁令期間，曼德拉的活動範圍受到很大限製，這讓他很不舒服，脾氣也越來越暴躁。這時，他的好朋友奧利弗建議他利用禁令期間的時間，重新拾起以前的法律知識，最好能考取律師證書。
曼德拉采納了奧利弗的建議，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在1952年12月，曼德拉取得律師證書，並與奧利弗一起開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
在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下，由於政府的某些行為，律師的名聲不是很好，人們經常將律師和“索賄”“行賄”“有知識的無賴”之類的字眼聯係在一起。然而在南非，黑人律師是少之又少，且很受人尊重。
黑人律師的數量很少，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更是屈指可數。根據庭審資料的記錄，第一個有資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師是艾爾弗雷德·曼傑拉，他的律師資格是由英國倫敦的林肯法律協會授予的，並在英國工作過。
1910年，他回到南非，在黑人被歧視的南非，他曆經挫折，申請了幾次才有資格出現在最高法院。盡管隻是初級律師，卻也代表著不小的進步。
他積極代理黑人的案子，多次成功地為非洲人辯護，因為開罪政府和一些大企業，生命多次受到威脅，但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南非黑人中很有威望。
在艾爾弗雷德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黑人律師出現在南非的法院中，前文提到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創始人塞梅也是律師，他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的，後來成為一名很有名的律師。
在南非，越來越多的黑人律師出現在法院中，他們所代理的案子多半和黑人有關。為了限製這種現象的出現，當地政府開始控製律師的數量。
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隻有極少數的黑人有機會進入律師隊伍，政府是幕後的重要操控手。
除了政府的幕後操縱之外，學習法律需要很多花費也是其中一個緣由。學習法律，除了要交納一般的學雜費外，還須交納保證金。另外，即使這些錢都能交得起，也很少有白人律師願意雇黑人法律畢業生當實習生。
更重要的是，種族歧視之下，黑人需要經過種種審查才能夠順利經營律師事務所。
可以說，曼德拉與奧利弗的合作是優劣互補，曼德拉性格開朗，奧利弗則穩重踏實；曼德拉性格暴躁，而奧利弗則相對冷靜。
在回憶與奧利弗的合作關係時，曼德拉開玩笑說：“這是上帝的旨意，把我們兩個人安排在一起！”
律師事務所的成立
在當時的南非，種族歧視非常嚴重，加上政府嚴格控製黑人律師的數量，曼德拉和奧利弗的麵前困難重重。
首先，租房子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根據政府的《集團居住法》規定，南非的白人、有色人種和非洲土著人，分別居住在不同的地區。在白人居住區內，黑人隻能作為廉價勞動力，供人使喚。
作為黑人，曼德拉隻能住在屬於黑人的居住範圍內。這些地區距離城市達10至15公裏，而且人口擁擠不堪，環境很差。
在這種髒、亂、差的環境下開設律師事務所，是無法想象的。另外，在黑人居住地開業等於丟掉了很多顧客，因為白人絕對不可能去那兒，更談不上去找事務所，這在法律業務上無異於自殺。
如果留在城區，一是違反相關的法律規定，二是不會有白人願意將房子租給兩個黑人律師。
曼德拉和奧利弗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人際關係，走了很多地方，求了很多人，曆經無數白眼之後，終於在約翰內斯堡室內找到了辦公地方：一個叫“大法官邸”的樓房，這座地產的所有者是個印度人，它也是少數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
總算是小有成就，找到了一處辦公地點。值得慶幸的是，這個地方離法院很近。他們將律師事務所設在二樓，門上的廣告牌上寫著“曼德拉和奧利弗律師事務所”。
接下來就是辦理許可證，曼德拉和奧利弗又開始跑各級相關機構。根據法律這需要得到部級批準，而在實際操作中，成功概率等於零。後來幾經努力，曼德拉和奧利弗的事務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個有限期的許可證。
然而，根據《集團居住法》，這一證件的時間很有限，一旦到期需要延長的話，會更加困難。曼德拉考慮再三，決定走一步算一步。
曼德拉後來回憶說：
那個時期，迫害和驅逐的威脅總是在我們頭上。我們的做法是公然蔑視法律。我們清楚這一點。但盡管如此，這種做法是我們不情願的，是強加於我們的。我們沒有其他辦法，隻能在服從法律和服從我們的良心之間作出選擇。
成立了律師事務所，曼德拉與奧利弗更加忙碌了。盡管成了律師，但曼德拉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他經常與奧利弗一邊吃飯一邊談政治。有的時候，也會探討一些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未來之路該怎麽走。
身為律師的曼德拉把反對種族歧視看作自己的責任，奧利弗同樣如此，這也是他們倆選擇律師行業的主要原因。
經過一次“蔑視運動”，曼德拉和奧利弗的名字進入政府的黑名單，也讓他們聲名遠播，律師事務所成立沒多久就門庭若市，很多人慕名而來。這不僅是因為南非嚴重的種族歧視的立法繁多，導致黑人動不動就遊走在違法的邊緣，同時不少人千裏迢迢來找這兩位律師辦案，因為這些非洲人認識到曼德拉和奧利弗是他們的真正代表——不僅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因此，曼德拉和奧利弗的日程極其繁忙，他們不僅受理政治案，也受理民事糾紛案和離婚案。有時一天甚至要處理超過5件案子，這讓他忙得經常顧不上家，盡管此時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曼德拉後來回憶他們的工作時，這樣說：
每天一早奧利弗和我走到辦公桌之前都要先經過耐心等待的人們，他們從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樓道裏。
南非能以世界上在押犯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而自詡……失業就是犯法，因為非洲人如不攜帶經官方批準並經雇主許可的就業執照，就難逃被捕的命運。沒有土地也是犯法。每個星期我們都與來自農村的頭發灰白、飽經風霜的農民組成的代表團座談。他們向我們訴說他們是怎樣被從世世代代耕種的一小塊土地上趕了出來。釀造非洲啤酒也是犯法，喝非洲啤酒或是用賣這種啤酒賺來的錢補充家裏微薄的收入也是犯法。這樣幹的婦女麵臨高額罰款和長期監禁。對白人失禮可能也是犯法。居住在“錯誤”地點，即被劃定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種的地區，對非洲人來說也是違法。南非的種族隔離法律將無數的無辜者變成“罪犯”。
種族隔離在人民中間傳播了仇恨與絕望的種子。本該上學念書或學門手藝的年輕人在街上東遊西蕩，拉幫結派，將他們的憤怒發泄在這個社會身上。正是這個社會把他們逼到犯罪與貧困的絕路上去。我們辦公室裏那些淺黃色卷宗裏裝著成千上萬個這樣的事例。如果說當我們合夥時我們還沒有成為種族隔離製的叛逆者的話，在事務所辦公室的這些經曆也會改變我們的態度。我們自己已從我們的社會集團中升到了專業技術階層的地位，但法院裏的每一個案例，每一次去獄中探訪委托人，都讓我們想起我們的人民正忍受著屈辱和苦難的煎熬。
忙碌中的曼德拉
盡管政府頒布了對曼德拉的禁令，但這並未限製他的革命熱情。相反，這增加了他對種族隔離製的仇恨，並堅定了消滅這個不人道製度的決心。在平時的工作中，他一麵開展律師業務，一麵秘密地做領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工作。
在曼德拉代理的案件中，大多是名目繁多的種族歧視的受害者。這讓曼德拉意識到，曼德拉和奧利弗律師事務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這是一個眾多黑皮膚的非洲人可以隨時得到同情和尊重以及不被欺騙的場所。曼德拉的工作常常讓他自己感動，覺得他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曼德拉的業務很多，經常一上午要參與辯論好幾個案子，在法院裏進進出出。
時間久了，整個法院的人都認識他們，有些人對他們很客氣，而有些人則對他們不怎麽尊重。曼德拉明白，他們所受到的這些待遇是建立在膚色基礎之上的。甚至在法庭上，曼德拉經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白人證人常常拒絕回答作為黑人律師的曼德拉的質詢。出現這種情況時，曼德拉會第一時間向法官投訴。法官似乎並不在意，隻是象征性重複提出他們沒有回答的那個問題。
曼德拉很聰明，反應靈敏，很多時候，經過質詢，曼德拉能夠當場抓住他們說話前後不一致和撒謊，從而找出破綻，但是，這些破綻往往很難被法官采納，法官隻不過認為他們是“黑人律師”。
更為嚴重的一次，曼德拉還沒有為案子的當事人辯論一句話，就提前和法院法官打了一場官司。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種族歧視之上。
當天，曼德拉作為代理人走進法庭，一開庭法官就要求確認曼德拉的身份，這無可厚非，屬於一個慣例。
曼德拉站起來，說：“我是納爾遜·曼德拉，是當事人的辯護律師。”
這名法官看了看曼德拉，皺了皺眉，說：“我不認識你，你的執照在哪裏？”
營業執照是裝裱在框子裏並掛在牆上的證書，並不屬於律師隨身攜帶的文件。開庭時，律師可能被問及他在大學裏拿到了什麽學位，但不可能被問及營業執照。
曼德拉知道這是地方法官在故意為難他，他請求法官開庭，到時候會提交營業執照。但是，地方法官竟然拒絕聽案情，甚至讓一名在案記錄員趕他出去。
脾氣暴躁的曼德拉險些和這個記錄員發生肢體衝突，幸虧他助手控製住他。
很明顯，曼德拉之所以憤怒，是因為那法官顯然違反了法庭的有關規定。曼德拉很生氣，他沒有善罷甘休，上訴到最高法院，他的朋友喬治·畢佐斯律師出庭為他辯護。
在聽審會上，首席法官批評了那個地方法官的違規行為，並責成另一名地方法官審理那個案子。
這件事給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記得那個地方法官的嘴臉。盡管身為一名律師，但因為是黑皮膚，他無法保證不受種族歧視。
在這種種族歧視與反歧視的鬥爭中，曼德拉和奧利弗走過了一年。
年末將近，這預示著新的情況將發生——曼德拉和奧利弗律師事務所的經營場所即將到期。根據《集團居住法》，沒有政府的法令不允許在市內擁有經營場所。為了繼續營業，他們根據相關的法律，寫了一份申請，很不幸，他們的申請被拒絕。
他們翻遍所有的法律，終於從《社團區域法》中找到了相關文獻，他們申請臨時許可。可當局卻拒絕臨時許可，曼德拉不得其因，可能和他們的影響力較大有關係。政府要求他們把辦公室搬到幾英裏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區。
事實上，這已經是被曼德拉和奧利弗否定過的方案。曼德拉認為，這是當局為把他們擠出律師這個行當而耍的卑鄙伎倆。最終，政府不斷地以驅逐相威脅，並非法侵占了曼德拉的營業場所。
在這種局麵下，曼德拉和奧利弗冒著風險繼續經營，雖然可以繼續為客戶代理案子，但他們卻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成了一家“黑”律師事務所。
沒有了營業場所後，他們代理的案子也越來越多地涉及種族主義法令的受害者，這些客戶多半是以前的老客戶介紹過來的，更多的則是主動尋找他們。
曼德拉和奧利弗明白，每一件這樣的案子都是一個機會，在幫助受迫害的黑人的同時，也揭露種族主義的荒謬和凶殘。
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曼德拉說：
我把大聲疾呼反對種族歧視看成我的責任。它不僅是對我的同胞，也是對我的職業、法律的實施和對全人類正義事業的責任。種族歧視從實質上說是非正義的，完全違背對正義的基本態度。而對正義的態度是這個國家傳統的法律訓練的一部分。我相信，對這種非正義采取反對的立場，是在堅持一個崇高職業的尊嚴。
周而複始的解禁
曼德拉一邊為非洲黑人伸張正義，一邊秘密進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工作。在1953年6月，對曼德拉的禁令終於解除了。
禁令剛剛解除，曼德拉和西蘇魯就在一家大電影院內向群眾發表演講，抗議強行驅逐索菲亞鎮居民的蠻橫行為。根據頒布不久的《團體住區法》規定，郊區的黑人須全部遷出去，這一數量將達到5.8萬人的規模，前所未見。
與其他地區相比較，索菲亞地區的黑人有很多權利，允許自由擁有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土地，而且這一地區相較於其他黑人居住地來說，經濟繁榮，商業氣息濃，發展生機勃勃。這一地區的發展潛力引起了很多白人投資商的注意，他們想將這片土地作為他們的後院，想奪走這片土地。
曼德拉的演講慷慨激昂，看電影的人紛紛駐足，人群中不時爆發出掌聲。這時，全副武裝的警察趕到，蠻橫地打斷了這次合法的和平集會，要求他們盡快散去，否則將采取強製措施。
蠻橫的警察引起很多人的憤怒，西蘇魯明白，一旦發生衝突，他和曼德拉難辭其咎，他努力讓憤怒的人平靜下來，然後心平氣和地與警察溝通，警察警告他不要多管閑事。
在回憶當天發生的事情時，曼德拉說：
我看到了極權主義和暴政的影子，這促使我下定決心要向世人公布真相。幸運的是，經過西蘇魯的溝通，聽眾們都冷靜下來，遵守紀律，不再受警察的幹擾，都歡快地唱起了《上帝保佑非洲》，歌聲很快就蓋過了警察的叫罵聲。
曼德拉和西蘇魯沒有改變索菲亞鎮居民被趕走的命運。經過政府的強製措施，索菲亞鎮的居民成了犧牲品。那些遷移後來引發了很嚴重的後果，隨後在這片廢墟上修建起來的白人郊區叫“特萊歐弗”，意味深遠。
在遷移的過程中，引發了很多官司，作為律師的曼德拉一時間又陷入眾多官司中。他不知疲憊，積極奔走，忙碌於各大法院，為他的當事人解決困難，伸張正義。
在當時，甚至出現了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走在約翰內斯堡的大街上，詢問任何一個黑人，問他最喜歡的黑人律師是誰，他的回答很大可能會是“曼德拉”。如果你問其原因，答案可能各式各樣，但總會有這麽一句：“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黑人！”
從代理案子到進入法院，曼德拉一直對種族隔離法令持挑戰態度。進入法庭時，他總愛走標有“僅限歐洲人使用”的入口，而且，他總愛使用那些專供歐洲人使用的座位。這在他還隻是個法律實習生的時候就試過多次。
有一次，他通過了一個標有“僅限歐洲人使用”的走廊，一個白皮膚的門衛對他的舉動十分惱火，大聲嗬斥：“你在這兒幹什麽？”
曼德拉的反應則很幽默，他不慌不忙，因為他早已從那個門衛的麵部結構判斷出對方是一個混血種人的後代。他從桌子旁將頭靠過去，眼睛死死盯住那可憐的門衛的雙眼，然後平靜地吐出一句話：“你在這兒幹什麽？”
經過很多曆練，曼德拉在法庭上遊刃有餘，尤其是關於白人政權和種族歧視法令方麵，更是非常出色，讓對方啞口無言。甚至到後來，一旦有他出庭辯護的消息傳出，約翰內斯堡附近的黑人都奔走相告，提前到達法庭，期待曼德拉的精彩表演。
更為難得的是，曼德拉很少讓他們失望，總是在不經意間抓住某個細節部分，讓對方徹底失語，由此贏得了官司。
有一次，一個非洲女傭被指控盜竊女主人的衣服，曼德拉受邀為她辯護。經過了解，這名女主人的丈夫因為生意失敗，身無分文，這名女主人想辭掉家中的女傭卻又不想支付不菲的違約金，便利用這個方法，讓女傭知難而退。
曼德拉了解了事情的經過後，在法庭上，他掃了一眼擺在起訴人桌上的一大堆作為“證據”的衣物，不慌不忙地揀起一雙長筒襪，先是向法官和觀眾展示一周，然後字正腔圓地問那名女主人：“請問這是你的嗎？”
曼德拉知道，這名女主人非常愛麵子，而且在非洲，穿著長筒襪的女人，常被認為是蕩婦。這抓住了女主人的死穴，她實在不好意思承認是她的，漲紅著臉拚命搖頭否認。
這時，從觀眾席上傳來一陣開心的笑聲，此案也因此了結。
曼德拉的聲望越來越高，讓政府感覺到頭疼，覺得任由曼德拉繼續下去，他將來會成為一大對手。因此，他們經過周密調查，決定再次對曼德拉動手。
1953年6月，政府以“多次無視政府法律法規”為由，對曼德拉恢複了禁令，和解除禁令的間隔時間僅僅3個月。這次的禁令規定，2年之內不準參加公眾集會，並且要求他辭去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其他組織中的職務。
很明顯，白人政權是以法律的名義對曼德拉的生活、工作設置各種障礙。不可否認，這的確阻礙了曼德拉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但這種蠻橫和不講理的措施，使白人政權失去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