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走到盡頭
從與伊芙琳·梅斯結婚之後，曼德拉將全部時間都投入到南非的民族事業中，工作到很晚，經常深夜來臨時他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而他妻子早已睡去。聚少離多的生活，讓兩人很快就產生了隔閡。
另外，由於曼德拉受到政府特殊的“關照”，他的家隔三岔五被警察“光顧”尋找“線索”，這讓喜歡平靜生活的伊芙琳·梅斯不堪忍受。
再者，伊芙琳·梅斯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曼德拉對她的宗教獻身精神越來越不耐煩。
盡管他們先後生育了3個孩子，維係著這段婚姻，但不可否認，他們的婚姻已經亮起了紅燈。
1955年底，政府對曼德拉的第二次管製禁令到期了，曼德拉還未來得及慶祝自己恢複自由身，警察又再一次光臨了他在奧蘭多的家，對他宣布新的禁令。更讓曼德拉無法接受的是，這次的禁令比以往都要嚴厲，他被禁令的時間延長至5年。
長期的恐懼和擔憂以及與曼德拉的聚少離多，使伊芙琳·梅斯與曼德拉越來越疏遠。
曼德拉將精力全部投入到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所得的錢財根本無法維持家庭生活的正常開支。為了以後的生活，伊芙琳·梅斯離開奧蘭多，到納塔爾去學習接生技能，家庭生活和孩子全部落在曼德拉一個人身上。
男人畢竟不適合持家，再加上非洲人國民大會煩瑣的工作，曼德拉完全顧不上家中的孩子。伊芙琳·梅斯得知之後，隻得放棄學習，回來照顧孩子。
隨著爭吵越來越多，他們在女兒馬卡基韋出生不久，婚姻關係終於破裂。伊芙琳·梅斯總是懷疑曼德拉在外麵和其他女人約會。每次曼德拉晚上回家，她都要求他解釋原因。即使這樣，她還是不放心。最後，她向曼德拉發出最後通牒：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她兩者之間選擇一個。
對曼德拉而言，非洲人國民大會事關重大，是拯救南非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結果隻能是離婚。
婚姻的破裂對伊芙琳·梅斯造成了很大傷害，而且他們的3個孩子也與曼德拉越來越疏遠，盡管當時的曼德拉盡可能地照顧他的3個孩子。
女中豪傑
正是在他的家庭生活遭受不幸時，曼德拉遇到了以後以“曼德拉夫人”而聞名世界的溫妮。
提到曼德拉，人人知曉。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站著一個偉大的女性，而溫妮就是曼德拉身後那個無私奉獻的女中豪傑。
溫妮出生於1936年9月，生在龐多蘭的一個小村莊裏，她的全名是諾姆紮莫·溫妮弗萊·瑪迪基澤拉。和曼德拉一樣，她也是一名科薩人。
龐多蘭稱得上是南非最貧窮落後的地區，人們像非洲的原始居民一樣，過著部落生活。溫妮的父親名叫哥倫布·瑪迪基澤拉，是一名教師。溫妮有11個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
在溫妮的一生中，她無數次提到自己有個很了不起的父親，正是在父親的影響下，她才有了後來的覺悟。
她的父親哥倫布身材魁梧，性格溫和，尤其是對他的孩子們和學生們。由於政府的種族歧視，哥倫布所在的學校條件十分惡劣。
有一次，政府派兩個白人監督員視察學校的安全工作。他向監督員抱怨：“你們看，我們的學生連課桌和椅子都沒有，我們唯一的教學用具就是黑板和粉筆，在這樣的條件下能搞好學習嗎？”
可這個白人監督員的態度非常傲慢，他回答：“在這麽偏遠的地區有一個學校就不錯了，不要有太高的要求了！”
這句話激怒了哥倫布。他憤怒地指責嚴重的種族歧視以及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不公平，當然，這種指責隻能使白人監督員更加反感。原本答應的教學資助一條也沒有兌現。很明顯，他們是在報複哥倫布的指責。
溫妮的母親是一個善良的母親，也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她在教會受過很好的教育，後來成為比讚納地區的第一個家政學教師。盡管她自己年輕時是當地的美人，喜愛打扮；但與哥倫布結婚後，她成了一名虔誠的教徒，她也用這種虔誠去要求她的孩子們。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溫妮從小就有很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過，最讓溫妮記憶深刻的，是爸爸給她講的故事。哥倫布是一名曆史教師，他對科薩人的9次抗英戰爭記憶深刻，這些曆史永遠是他課程的主題。每當一些重要的日子，他總要將孩子們召集到教室旁邊的一棵無花果樹下，用他那激昂的聲音講述祖先的英雄事跡。他有時激動不已，以致聲音嘶啞了不得不放下講稿，而到一邊去控製自己的感情。
得益於父親，和曼德拉一樣，溫妮從小就知道了自己民族的曆史，她暗自下定決心：作為科薩人的一員，就要從科薩人撤出的地方開始，去奪回科薩人的土地。
慢慢地，溫妮長大了。
1953年9月，溫妮來到約翰內斯堡從事社會工作的學習。當時，非洲人國民大會剛剛領導了“蔑視運動”，溫妮對這一切了如指掌。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也非常敬佩，希望有機會能夠見到他們。
在當時，根據學校的相關規定，作為社會工作係的學生，溫妮是不能公開參加政治活動的。在第一學年裏，她所參加的社會工作是參加一些代表會議。在那裏，女孩子們常常掛在嘴上的是艾伯特、曼德拉和奧利弗。
溫妮參加社會實踐期間，住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館裏。巧合的是，與溫妮住在一起的艾德萊迪·圖庫杜是奧利弗的未婚妻，當時任總醫院的護士長。
兩個人很快就熟悉了，而且關係很不錯。艾德萊迪是個熱心腸的人，為了讓溫妮熟悉環境，她經常帶溫妮到約翰內斯堡各處去遊玩。
盡管在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下，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些重要領導人都受到禁令管製，但由於“蔑視運動”喚醒了黑人民眾，使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影響力大增。同時，曼德拉領導的m計劃正在執行，因而工會運動相當活躍。通過與非洲人國民大會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奧利弗的接觸，加上艾德萊迪的引導，溫妮開始接觸政治了。
與曼德拉的接觸
在與艾德萊迪接觸的過程中，她知道了更多關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情以及曼德拉的經曆。事實上，在剛入學的時候，她就聽同學談起黑人律師曼德拉，說他頭腦靈活，口才犀利，經常在法庭上為黑人討回公道，辯得對手無話可說。
這一天，溫妮申請到了一次旁聽的機會，是關於警察毆打一個黑人的案件，被毆打的黑人是溫妮的同事，而這名同事的代理律師就曼德拉。
溫妮和幾個朋友對警察的這種野蠻行徑很氣憤。早早就來到了法院，坐在觀眾席上，等待法院的審判。
開庭的時候，溫妮看到了一個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的青年人，他衣著工整，看上去非常威嚴。這是溫妮第一次遇見曼德拉。第一次相見，曼德拉留給她的印象很不錯，身材魁梧，反應敏捷，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1955年12月，溫妮從社會工作係畢業，進入巴拉格瓦納斯醫院工作。由於她對待工作認真負責，且能力突出，在進入醫院半個月之後，就被正式任命為該醫院的第一個黑人衛生工作者。
當時有兩家雜誌社到巴拉格瓦納斯醫院采訪時注意到溫妮，拍了她的照片，並將照片登上了《班圖世界》和《鼓》這兩本雜誌。
巧合的是，那段時間，曼德拉的好友凱澤到約翰內斯堡來玩，此時的凱澤，事業有成，非常優秀。他馬上注意到了溫妮，並決定向她表白。
幾天之後，他通過奧利弗聯係上溫妮，提出和溫妮單獨溝通。溫妮對凱澤的印象並不好，但礙於曼德拉的麵子，隻好答應。
當曼德拉聽到奧利弗的介紹時，很不經意地點了點頭。實際上，他早就從雜誌上看到過這個漂亮的姑娘，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奧利弗的介紹下，曼德拉結識了溫妮。
最折磨非洲人的法律
新上任的南非總理約翰內斯是個瘋狂的種族主義者，他決定徹底清除社會團體對政府形成的壓力，因此加強實施《通行證法》《班圖權利法》《鎮壓共產主義法》等。除此之外，他還擴大了《通行證法》的範圍，規定非洲黑人婦女也必須攜帶通行證，這比以前的《通行證法》更讓人無法接受，更限製非洲人。
由於男性的活動受限製，黑人婦女的抗議行動就多起來了，甚至其他種族的婦女也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運動中。約翰內斯為了限製非洲黑人婦女的行動，擴大了《通行證法》的範圍。
一石激起千層浪，出生於英國的社會工作者海倫·約瑟夫率先發起抗議，她這樣說：“男人們生來就要接受這項製度，似乎他們攜帶通行證是天經地義的一樣。作為婦女的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丈夫如何被人看待。當他們早晨離開家時，我們沒有把握他們能不能回來。對於婦女也必須攜帶通行證，我們非常憤怒。如果丈夫被逮捕，我們也被逮捕了，我們的孩子該怎麽辦？我們的家該怎麽辦？”
1955年10月，來自全國2000多名婦女聚集在比勒陀利亞，向政府表示抗議。婦女們的影響力比較有限，政府隻是派出一部分警察維持抗議現場的秩序，並沒有與這些婦女發起衝突。
這時，被限製禁令的曼德拉、西蘇魯等人，悄悄地組織了更多的婦女發起抗議，短短1個月的時間，遊行人數居然激增到2萬人，數量之多是當局政府遠遠沒有料到的。
當局政府為了限製抗議活動，禁止遊行穿過街道，否則將會麵臨懲罰。婦女們表現得很不錯，她們三三兩兩地分批到達新任總理約翰內斯的辦公室，這些婦女有的穿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定製服裝，有的則穿著紗禮服，有的婦女則更加搞笑，直接帶著小孩或者是提著裝有食品的籃子走進去。她們走進總理的辦公室，隻是大聲喊出一大串抗議口號，便安靜地站在政府的門口，直到有警察出來驅趕她們。
麵對這種形式新穎的抗議方式，當局政府終於坐不住了。他們開始增派間諜混入這些遊行的婦女之間，到處打聽抗議活動的發起人。一旦打聽到，政府將會派人進行突擊搜查。
就這樣，警察連續進行了1000多次突擊搜查，查獲了不計其數的文件，當然，活躍分子曼德拉位列其中。1956年12月6日深夜，住在奧蘭多的曼德拉再次被警察光臨。與此同時，在全國各地幾十名男人和19名婦女也同樣被驚醒，他們被捕並被指控犯有叛國罪。
警察將西蘇魯、曼德拉、奧利弗等人押送到約翰內斯堡古老的監獄中。與此同時，南非的軍用飛機從全國各地把不同種族的男男女女也送到這座監獄中並囚禁起來。這些人中有來自納塔爾省的艾伯特酋長、達杜和伊斯梅爾，還有來自東開普的馬修斯。
除了這些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之外，其餘被指控的人大部分是公司職員、律師、礦工、教師和家庭主婦，他們的共同點是在抗議活動中表現得特別積極、主動。
除了非洲人之外，被捕的還有一些有色人種和白人，他們在監獄裏被分為歐洲人和非歐洲人，當然，待遇也是不一樣的。
一些領導人被逮捕了，抗議運動會如政府所想象的那樣終止嗎？
不需要英雄的南非
真正正常的國度，不需要英雄。南非同樣如此。
在曼德拉、西蘇魯等人被逮捕後，一場“支持我們的領袖”的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很多人捐錢捐物，積極營救被逮捕的領導們。裏夫斯主教、議員阿曆克斯、工黨領導阿蘭·佩頓發起了“叛國罪審判辯護基金”，同時，“基督教行動”領導人加農、約翰、科林斯在倫敦設立一筆基金，提供國際援助。
一時間，南非政府抓捕各組織領導的蠻橫行為引起聯合國的關注。
1956年12月19日，預審開幕時的氣氛非常詭異，和平時的莊嚴肅穆的環境截然不同，居然有些喧鬧。大批群眾聚集在法院門口，高唱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歌。聲音高亢嘹亮，囚車裏等待審判的“犯人”也跟著高聲歌唱。
當150多名被告齊刷刷地出現在審判大會上時，大家一擁而上，警察和審判官們驚慌失措，顯得特別緊張。反而是等待審判的人根本不像參加審判大會，反倒像是在參加什麽大會的代表團。法官猶豫了很久，終於發聲示意會場安靜下來，一講話才發現麥克風出了問題，什麽也聽不見，在一片哄笑聲中，尷尬的法官宣布休庭。
第二天，審判鬧劇繼續上演，警察直接將150多名被告關在鐵絲籠子裏。一個辯護律師站起來，說：“我拒絕為遭受‘野生動物一般對待’的人們進行辯護！”
辯護律師的一句話讓法官更加尷尬，他隻好下令撤走鐵籠子。
在鐵籠子被撤走時，人們聽到了槍響。原來，審判大廳外麵，有個警察由於太緊張，向高聲唱歌的群眾開了槍。一發不可收拾，群眾立即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更大的鬧劇上演了。最終，22人被打傷。
在如此大的壓力之下，當局政府隻好下令陸續釋放這些工會的領導人。每一天的審判大會都非常有意思，政府的代理人每次都被辯得啞口無言。更嚴重的一次，政府的代理律師直接爆了粗口，辱罵對手是肮髒的生殖器，被法官趕出法庭。
無味的審判大會千篇一律，像中國封建社會中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幸運的是，因為有辯護基金的支持，所以盡管這些被告人大多數都背井離鄉，但他們的家庭都得到了保護。相比其他人，曼德拉和奧利弗非常幸運，他們至少能夠住在家裏，並有部分時間進行工作。
政府這一次的行動讓其陷入萬人所指的境地。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政府不得不通過一項法律——要求雇主們為雇工提供交通費津貼，而且票價也回到之前的水平——雖然是遲來的勝利，卻也預示是一個好的兆頭。
從與伊芙琳·梅斯結婚之後，曼德拉將全部時間都投入到南非的民族事業中，工作到很晚，經常深夜來臨時他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而他妻子早已睡去。聚少離多的生活，讓兩人很快就產生了隔閡。
另外，由於曼德拉受到政府特殊的“關照”，他的家隔三岔五被警察“光顧”尋找“線索”，這讓喜歡平靜生活的伊芙琳·梅斯不堪忍受。
再者，伊芙琳·梅斯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曼德拉對她的宗教獻身精神越來越不耐煩。
盡管他們先後生育了3個孩子，維係著這段婚姻，但不可否認，他們的婚姻已經亮起了紅燈。
1955年底，政府對曼德拉的第二次管製禁令到期了，曼德拉還未來得及慶祝自己恢複自由身，警察又再一次光臨了他在奧蘭多的家，對他宣布新的禁令。更讓曼德拉無法接受的是，這次的禁令比以往都要嚴厲，他被禁令的時間延長至5年。
長期的恐懼和擔憂以及與曼德拉的聚少離多，使伊芙琳·梅斯與曼德拉越來越疏遠。
曼德拉將精力全部投入到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所得的錢財根本無法維持家庭生活的正常開支。為了以後的生活，伊芙琳·梅斯離開奧蘭多，到納塔爾去學習接生技能，家庭生活和孩子全部落在曼德拉一個人身上。
男人畢竟不適合持家，再加上非洲人國民大會煩瑣的工作，曼德拉完全顧不上家中的孩子。伊芙琳·梅斯得知之後，隻得放棄學習，回來照顧孩子。
隨著爭吵越來越多，他們在女兒馬卡基韋出生不久，婚姻關係終於破裂。伊芙琳·梅斯總是懷疑曼德拉在外麵和其他女人約會。每次曼德拉晚上回家，她都要求他解釋原因。即使這樣，她還是不放心。最後，她向曼德拉發出最後通牒：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她兩者之間選擇一個。
對曼德拉而言，非洲人國民大會事關重大，是拯救南非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結果隻能是離婚。
婚姻的破裂對伊芙琳·梅斯造成了很大傷害，而且他們的3個孩子也與曼德拉越來越疏遠，盡管當時的曼德拉盡可能地照顧他的3個孩子。
女中豪傑
正是在他的家庭生活遭受不幸時，曼德拉遇到了以後以“曼德拉夫人”而聞名世界的溫妮。
提到曼德拉，人人知曉。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站著一個偉大的女性，而溫妮就是曼德拉身後那個無私奉獻的女中豪傑。
溫妮出生於1936年9月，生在龐多蘭的一個小村莊裏，她的全名是諾姆紮莫·溫妮弗萊·瑪迪基澤拉。和曼德拉一樣，她也是一名科薩人。
龐多蘭稱得上是南非最貧窮落後的地區，人們像非洲的原始居民一樣，過著部落生活。溫妮的父親名叫哥倫布·瑪迪基澤拉，是一名教師。溫妮有11個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
在溫妮的一生中，她無數次提到自己有個很了不起的父親，正是在父親的影響下，她才有了後來的覺悟。
她的父親哥倫布身材魁梧，性格溫和，尤其是對他的孩子們和學生們。由於政府的種族歧視，哥倫布所在的學校條件十分惡劣。
有一次，政府派兩個白人監督員視察學校的安全工作。他向監督員抱怨：“你們看，我們的學生連課桌和椅子都沒有，我們唯一的教學用具就是黑板和粉筆，在這樣的條件下能搞好學習嗎？”
可這個白人監督員的態度非常傲慢，他回答：“在這麽偏遠的地區有一個學校就不錯了，不要有太高的要求了！”
這句話激怒了哥倫布。他憤怒地指責嚴重的種族歧視以及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不公平，當然，這種指責隻能使白人監督員更加反感。原本答應的教學資助一條也沒有兌現。很明顯，他們是在報複哥倫布的指責。
溫妮的母親是一個善良的母親，也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她在教會受過很好的教育，後來成為比讚納地區的第一個家政學教師。盡管她自己年輕時是當地的美人，喜愛打扮；但與哥倫布結婚後，她成了一名虔誠的教徒，她也用這種虔誠去要求她的孩子們。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溫妮從小就有很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過，最讓溫妮記憶深刻的，是爸爸給她講的故事。哥倫布是一名曆史教師，他對科薩人的9次抗英戰爭記憶深刻，這些曆史永遠是他課程的主題。每當一些重要的日子，他總要將孩子們召集到教室旁邊的一棵無花果樹下，用他那激昂的聲音講述祖先的英雄事跡。他有時激動不已，以致聲音嘶啞了不得不放下講稿，而到一邊去控製自己的感情。
得益於父親，和曼德拉一樣，溫妮從小就知道了自己民族的曆史，她暗自下定決心：作為科薩人的一員，就要從科薩人撤出的地方開始，去奪回科薩人的土地。
慢慢地，溫妮長大了。
1953年9月，溫妮來到約翰內斯堡從事社會工作的學習。當時，非洲人國民大會剛剛領導了“蔑視運動”，溫妮對這一切了如指掌。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也非常敬佩，希望有機會能夠見到他們。
在當時，根據學校的相關規定，作為社會工作係的學生，溫妮是不能公開參加政治活動的。在第一學年裏，她所參加的社會工作是參加一些代表會議。在那裏，女孩子們常常掛在嘴上的是艾伯特、曼德拉和奧利弗。
溫妮參加社會實踐期間，住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館裏。巧合的是，與溫妮住在一起的艾德萊迪·圖庫杜是奧利弗的未婚妻，當時任總醫院的護士長。
兩個人很快就熟悉了，而且關係很不錯。艾德萊迪是個熱心腸的人，為了讓溫妮熟悉環境，她經常帶溫妮到約翰內斯堡各處去遊玩。
盡管在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下，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些重要領導人都受到禁令管製，但由於“蔑視運動”喚醒了黑人民眾，使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影響力大增。同時，曼德拉領導的m計劃正在執行，因而工會運動相當活躍。通過與非洲人國民大會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奧利弗的接觸，加上艾德萊迪的引導，溫妮開始接觸政治了。
與曼德拉的接觸
在與艾德萊迪接觸的過程中，她知道了更多關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情以及曼德拉的經曆。事實上，在剛入學的時候，她就聽同學談起黑人律師曼德拉，說他頭腦靈活，口才犀利，經常在法庭上為黑人討回公道，辯得對手無話可說。
這一天，溫妮申請到了一次旁聽的機會，是關於警察毆打一個黑人的案件，被毆打的黑人是溫妮的同事，而這名同事的代理律師就曼德拉。
溫妮和幾個朋友對警察的這種野蠻行徑很氣憤。早早就來到了法院，坐在觀眾席上，等待法院的審判。
開庭的時候，溫妮看到了一個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的青年人，他衣著工整，看上去非常威嚴。這是溫妮第一次遇見曼德拉。第一次相見，曼德拉留給她的印象很不錯，身材魁梧，反應敏捷，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1955年12月，溫妮從社會工作係畢業，進入巴拉格瓦納斯醫院工作。由於她對待工作認真負責，且能力突出，在進入醫院半個月之後，就被正式任命為該醫院的第一個黑人衛生工作者。
當時有兩家雜誌社到巴拉格瓦納斯醫院采訪時注意到溫妮，拍了她的照片，並將照片登上了《班圖世界》和《鼓》這兩本雜誌。
巧合的是，那段時間，曼德拉的好友凱澤到約翰內斯堡來玩，此時的凱澤，事業有成，非常優秀。他馬上注意到了溫妮，並決定向她表白。
幾天之後，他通過奧利弗聯係上溫妮，提出和溫妮單獨溝通。溫妮對凱澤的印象並不好，但礙於曼德拉的麵子，隻好答應。
當曼德拉聽到奧利弗的介紹時，很不經意地點了點頭。實際上，他早就從雜誌上看到過這個漂亮的姑娘，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奧利弗的介紹下，曼德拉結識了溫妮。
最折磨非洲人的法律
新上任的南非總理約翰內斯是個瘋狂的種族主義者，他決定徹底清除社會團體對政府形成的壓力，因此加強實施《通行證法》《班圖權利法》《鎮壓共產主義法》等。除此之外，他還擴大了《通行證法》的範圍，規定非洲黑人婦女也必須攜帶通行證，這比以前的《通行證法》更讓人無法接受，更限製非洲人。
由於男性的活動受限製，黑人婦女的抗議行動就多起來了，甚至其他種族的婦女也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運動中。約翰內斯為了限製非洲黑人婦女的行動，擴大了《通行證法》的範圍。
一石激起千層浪，出生於英國的社會工作者海倫·約瑟夫率先發起抗議，她這樣說：“男人們生來就要接受這項製度，似乎他們攜帶通行證是天經地義的一樣。作為婦女的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丈夫如何被人看待。當他們早晨離開家時，我們沒有把握他們能不能回來。對於婦女也必須攜帶通行證，我們非常憤怒。如果丈夫被逮捕，我們也被逮捕了，我們的孩子該怎麽辦？我們的家該怎麽辦？”
1955年10月，來自全國2000多名婦女聚集在比勒陀利亞，向政府表示抗議。婦女們的影響力比較有限，政府隻是派出一部分警察維持抗議現場的秩序，並沒有與這些婦女發起衝突。
這時，被限製禁令的曼德拉、西蘇魯等人，悄悄地組織了更多的婦女發起抗議，短短1個月的時間，遊行人數居然激增到2萬人，數量之多是當局政府遠遠沒有料到的。
當局政府為了限製抗議活動，禁止遊行穿過街道，否則將會麵臨懲罰。婦女們表現得很不錯，她們三三兩兩地分批到達新任總理約翰內斯的辦公室，這些婦女有的穿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定製服裝，有的則穿著紗禮服，有的婦女則更加搞笑，直接帶著小孩或者是提著裝有食品的籃子走進去。她們走進總理的辦公室，隻是大聲喊出一大串抗議口號，便安靜地站在政府的門口，直到有警察出來驅趕她們。
麵對這種形式新穎的抗議方式，當局政府終於坐不住了。他們開始增派間諜混入這些遊行的婦女之間，到處打聽抗議活動的發起人。一旦打聽到，政府將會派人進行突擊搜查。
就這樣，警察連續進行了1000多次突擊搜查，查獲了不計其數的文件，當然，活躍分子曼德拉位列其中。1956年12月6日深夜，住在奧蘭多的曼德拉再次被警察光臨。與此同時，在全國各地幾十名男人和19名婦女也同樣被驚醒，他們被捕並被指控犯有叛國罪。
警察將西蘇魯、曼德拉、奧利弗等人押送到約翰內斯堡古老的監獄中。與此同時，南非的軍用飛機從全國各地把不同種族的男男女女也送到這座監獄中並囚禁起來。這些人中有來自納塔爾省的艾伯特酋長、達杜和伊斯梅爾，還有來自東開普的馬修斯。
除了這些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之外，其餘被指控的人大部分是公司職員、律師、礦工、教師和家庭主婦，他們的共同點是在抗議活動中表現得特別積極、主動。
除了非洲人之外，被捕的還有一些有色人種和白人，他們在監獄裏被分為歐洲人和非歐洲人，當然，待遇也是不一樣的。
一些領導人被逮捕了，抗議運動會如政府所想象的那樣終止嗎？
不需要英雄的南非
真正正常的國度，不需要英雄。南非同樣如此。
在曼德拉、西蘇魯等人被逮捕後，一場“支持我們的領袖”的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很多人捐錢捐物，積極營救被逮捕的領導們。裏夫斯主教、議員阿曆克斯、工黨領導阿蘭·佩頓發起了“叛國罪審判辯護基金”，同時，“基督教行動”領導人加農、約翰、科林斯在倫敦設立一筆基金，提供國際援助。
一時間，南非政府抓捕各組織領導的蠻橫行為引起聯合國的關注。
1956年12月19日，預審開幕時的氣氛非常詭異，和平時的莊嚴肅穆的環境截然不同，居然有些喧鬧。大批群眾聚集在法院門口，高唱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歌。聲音高亢嘹亮，囚車裏等待審判的“犯人”也跟著高聲歌唱。
當150多名被告齊刷刷地出現在審判大會上時，大家一擁而上，警察和審判官們驚慌失措，顯得特別緊張。反而是等待審判的人根本不像參加審判大會，反倒像是在參加什麽大會的代表團。法官猶豫了很久，終於發聲示意會場安靜下來，一講話才發現麥克風出了問題，什麽也聽不見，在一片哄笑聲中，尷尬的法官宣布休庭。
第二天，審判鬧劇繼續上演，警察直接將150多名被告關在鐵絲籠子裏。一個辯護律師站起來，說：“我拒絕為遭受‘野生動物一般對待’的人們進行辯護！”
辯護律師的一句話讓法官更加尷尬，他隻好下令撤走鐵籠子。
在鐵籠子被撤走時，人們聽到了槍響。原來，審判大廳外麵，有個警察由於太緊張，向高聲唱歌的群眾開了槍。一發不可收拾，群眾立即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更大的鬧劇上演了。最終，22人被打傷。
在如此大的壓力之下，當局政府隻好下令陸續釋放這些工會的領導人。每一天的審判大會都非常有意思，政府的代理人每次都被辯得啞口無言。更嚴重的一次，政府的代理律師直接爆了粗口，辱罵對手是肮髒的生殖器，被法官趕出法庭。
無味的審判大會千篇一律，像中國封建社會中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幸運的是，因為有辯護基金的支持，所以盡管這些被告人大多數都背井離鄉，但他們的家庭都得到了保護。相比其他人，曼德拉和奧利弗非常幸運，他們至少能夠住在家裏，並有部分時間進行工作。
政府這一次的行動讓其陷入萬人所指的境地。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政府不得不通過一項法律——要求雇主們為雇工提供交通費津貼，而且票價也回到之前的水平——雖然是遲來的勝利，卻也預示是一個好的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