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中產生的愛情
曼德拉被釋放之後的第二天，就給溫妮打了一個電話。在電話中，曼德拉提出請溫妮吃頓飯，順便談談為叛國罪審判基金籌款的事。
這時的曼德拉還處於保釋之中，但他並沒有因此束手束腳。
溫妮接到曼德拉的電話後非常高興，也非常激動。用她自己的話說，一整天都心神不定，簡直無法工作下去。
溫妮是個很大方的女孩子，但在這次會麵之前，她變得感性起來。為了這次會麵，她將自己保存的每件女學生裝都翻騰出來，可沒有一件看上去比較合適。
最終，為了顯得成熟一些，她隻好向好友艾德萊迪借了一件比較體麵的衣服。
當天晚上，由於曼德拉還處於政府的嚴密“關切”下，他並未親自去接溫妮，而是委托他的朋友喬·馬修斯去接。喬·馬修斯是馬修斯的兒子，也是青年聯盟的活動家。此時的馬修斯父子倆都正在準備接受叛國罪審判。
喬很樂意幫忙，他親自開車將溫妮送到曼德拉的辦公室。剛一見麵，溫妮特別矜持，平時大方得體的她，此時特別放不開手腳，甚至都說不出話來。
但是，曼德拉已經離過一次婚，是過來人，他很快就使溫妮擺脫了窘境。曼德拉當時38歲，而溫妮年僅20歲。成熟的曼德拉迷上了這個漂亮的姑娘。
“一定要娶她！”這是曼德拉當時的決心。
簡單的溝通之後，曼德拉帶著溫妮去了一家名叫“阿紮德”的印度人餐館坐了下來。
在回憶這段甜蜜的愛情歲月時，曼德拉說：
我當時點了一份咖喱飯，我不知道溫妮不能吃太辣的東西，這盤飯辣得溫妮無所適從。我當時覺得很抱歉，對她說：“如果你覺得太辣，喝點水就會好的。”似乎溫妮並不介意。
那天晚上，我們邊吃邊談，包括募捐的事宜。我看得出來，她不是很有信心，我一直在鼓勵她。我對她說：“你會有辦法的，我知道。”同時，我在向她解釋募捐對叛國罪審判基金的重要性。讓我欣慰的是，溫妮答應了我的請求。
那天過後，兩個人的關係突飛猛進，溫妮幾乎每天都想去見曼德拉，而曼德拉也總是以各種理由去找她。開始是談募捐問題，慢慢地兩人開始暢談人生、家庭以及對社會的看法。
1957年3月，經過將近4個月的交往，曼德拉正式向溫妮求婚。
在交往的過程中，曼德拉很認真地表達對溫妮的愛慕之情，同時也對自己當前處於不利的局麵和盤托出。
當時的曼德拉正在等待叛國罪的審判，對他而言，這將是一場持久的戰鬥。如果被判無罪，他將會恢複自由身，但會繼續從事非洲的民族事業，而將來會遇到什麽樣的風險誰也無法預知；如果被判有罪，他將會失去自由，意味著要在監獄裏待上很長一段時間。
另外，他一直受到警察當局的騷擾。如果溫妮要與他結合，這種騷擾將降臨到她的頭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經將他的生命貢獻給南非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這一鬥爭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旦需要，他的個人感情也必須犧牲。
曼德拉知道，他很愛溫妮，但也必須告訴她他正在進行的事業和麵臨的危險。他是否有權利也要求溫妮來承擔這種不穩定的生活呢？這是他不能把握的。
溫妮又是如何想的呢？
溫妮在回憶與曼德拉的感情生活時，說：
當時，我愛他愛得發瘋。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熱烈地愛著我。有了這種共同的感情和理解，我們沒有什麽需要再討論的了。
當然，婚姻並不單純是兩個人的問題，有時甚至是兩個家庭的問題。當哥倫布得知自己的女兒愛上了曼德拉時，他很吃驚，他知道曼德拉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在為自己的女兒感到自豪的同時，也為她感到擔憂。
她的家鄉是傳統思想比較盛行的，人們對離過婚的人總是有一些風言風語。更關鍵的是，曼德拉還有3個孩子。
雖然曼德拉是個離過婚的男人，並且他對事業懷著至高無上的信仰，但溫妮作好了準備，她毫不退縮，也毫不畏懼。
1958年6月，處於管製禁令之下的曼德拉爭取到了4天婚期。依照溫妮的意願，他們趕到龐多蘭，也就是溫妮的家鄉，於6月14日舉行了婚禮。這是她新生活的起點。從此，溫妮走上了一條通往煉獄之路。她遭受了折磨、限製、拘留、監禁，承受了一般犯人不曾遭受的各種磨難，正如南非教會理事會主席瑪納斯·布特萊濟所稱頌的：“從極為深刻的意義上說，她無愧於‘黑人母親’的稱號。”
幾個月之後，溫妮為曼德拉生下女兒金妮。
以自由的名義
正處於新婚甜蜜中的曼德拉，既沒有去度蜜月，也沒有在家享受婚姻的甜蜜，因為他即將麵臨完全叛國罪的審判。每天，他不得不往來於約翰內斯堡與比勒陀利亞之間，為叛國罪一案奔波。
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曼德拉說：
對於新成立家庭的我，生活和以前沒有什麽變化，每天都充滿著不確定性。每天早晨，我必須乘車到比勒陀利亞接受“叛國罪”的審訊。而溫妮則到奧蘭多去工作。
在比勒陀利亞，我和許多律師在一起準備辯護詞，常常忙碌到半夜。偶爾空閑的時間，我還常常到非洲人國民大會去參加執行會議。
回到家之後，我必須抓緊時間休息，以保證第二天有充足的精力來麵對新的挑戰。
早晨起床，我跳進澡盆洗澡，換衣服，衝出去，坐上車趕往“叛國罪”審訊法庭。我甚至連吃飯都顧不上。我能夠感覺到溫妮的擔心，她強迫我坐下來吃飯，而此時電話鈴又響了：有人請求我到警察局去保釋一個人……
當然，忙碌的生活不足以讓曼德拉手忙腳亂，而為了應對叛國罪的審判，則耗費他大量精力。
在法庭上，曼德拉一個人的“罪證”就占了法庭記錄的400頁。政府聘請的律師是一個堅決主張種族隔離的阿非裏卡人。
他問題犀利，提問詭異，經常讓人摸不到頭腦。在法庭上，他能言善辯，對曼德拉的盤問極具挑釁性。當然，曼德拉也是法院的常客，這個名叫貝克的律師，並沒有從曼德拉的口中得到半點有價值的線索。
經過漫長的審判階段，直到1959年1月19日，辯方律師又一次取得了勝利——法庭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書被撤銷。這樣，156名被告人中僅剩下31人繼續受審，曼德拉仍在其中。
雖然仍是被指控的身份，但曼德拉依然堅持在約翰內斯堡的城區開辦律師事務所。當然，這違反《集團居住法》的相關規定，隨時都可能被指控甚至驅逐。
果然，幾天之後，曼德拉和奧利弗的律師事務所被迫關閉。他們隻能選擇在黑人城鎮開業，這無異於讓他們放棄律師行業。不過，勇敢的曼德拉並沒有放棄，他們冒險在周末及晚上繼續開業，一來為了生存，二來為了自己的民族事業。
麵對強大的敵人，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發生了矛盾，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的兩個分支機構——非洲主義者派和自由憲章派在未來的道路上發生了路線上的錯誤，幾乎無法調和。1959年4月6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分支非洲主義者在其領袖羅伯特·索布克韋的領導下，正式宣布成為阿紮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
非洲主義者派的退出，無形中削弱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力量。
羅伯特·索布克韋生於東開普地區的一個科薩人家庭，父親是一個衛理會教徒，在其父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羅伯特也成為一個衛理會教徒，從小就樹立了遠大的誌向。
後來，他進入海爾堡大學攻讀文學。在海爾堡大學時，他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聯盟，並任青年聯盟學校支部主席。1952年時，他同樣因參加“蔑視運動”而被免去教職。
南非工會大會通過的《自由憲章》，並非所有的組織和個人都同意，羅伯特就是其中一個有意見的人。他認為，《自由憲章》眉毛胡子一把抓，將黑人和白人統稱為“在南非居住的全體人民”，並提出“不分膚色、種族”，這對非洲土著黑人來說根本不公平。除此之外，羅伯特還認為《自由憲章》關於民主方麵的一些建議並不符合非洲的具體情形，自始至終沒有提過“一人一票”問題，因為“一人一票”將使歐洲人、亞洲人和混血種人的選票變得幾乎毫無意義。
後來發生的幾次事件都讓羅伯特將矛頭指向非洲人國民大會，他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已被“白人統治階級的領導”拉攏過去了。
不難看出，羅伯特認為南非的一切財富都隻屬於生活在南非這塊土地上的原始居民，如今卻屬於全體居住在南非的人們，這等於承認南非國土上外國霸占者和本土被剝奪者、外國強盜和本土受害者所共有。
曼德拉與羅伯特的關係很不錯，他們同是青年聯盟的創始人，且領導過幾次比較大的行動，他很理解羅伯特的選擇。
羅伯特的行為使曼德拉也清醒地認識到，在大規模的運動中，激進的口號比溫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一旦羅伯特脫離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會吸引走其大批成員。
為了阻止這種局麵，曼德拉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們對以羅伯特為首的非洲主義者進行了長時間的說服工作，希望他們能夠摒棄成見，將種族主義者和普通白人區別開來。
可惜的是，羅伯特心意已決，這場分裂運動最終還是發生了。
結局正如曼德拉所料，泛非主義者大會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眾。1959年8月2日，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全國執委會宣布，他們已在全國建立了101個支部，擁有正式成員2.5萬人。這對一個剛成立4個月的組織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白色恐怖
盡管非洲人國民大會發生了分裂，但組織之間還有著共同的利益和敵人，在共同的敵人麵前，必須聯起手來，並肩作戰。
1960年，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先後組織了一係列運動，一種危機感在全國彌漫。
羅伯特勇敢地站出來，組織反對《通行證法》的抗議活動。在演講時，他希望大家將通行證丟在家裏，一起走上街頭，發起和平抗議，並接受逮捕和坐牢。
羅伯特希望這一行動能夠帶動起全國所有的人，加入抗議的行列。如果這樣，南非的監獄將人滿為患，所有的工廠和商店將停業，整個社會將會陷入癱瘓，南非政府當局最終將不得不讓步，廢除通行證製度。
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證的運動以平靜而嚴肅的方式開始了。在德蘭士瓦郊外的沙佩維爾，很多人故意不帶通行證，在警察局門前集會示威。
這種方式引起很多人的圍觀，人群越來越多。羅伯特認為這種抗議方式很“和善”，但當局則不這麽認為，他們居然向警察傳達“遣散否則開槍”的命令。
當警察一次次地遣散失敗後，75名警察向人群開了700多槍，殺死了69名非洲人，傷了至少180人，其中有很多兒童和婦女。這就是著名的沙佩維爾屠殺案。
沙佩維爾屠殺案發生後的幾個小時內，由於信息溝通不暢，在南方很遠的開普敦郊區蘭加的群眾對此並不知情。他們和德蘭士瓦的抗議行為一樣，當警察大聲要求他們遣散時，由於人數太多，很多人都沒有聽到這個命令。隨後，警察揮舞著警棍毆打集會人群。人們用石頭還擊，然後警察下令開槍。這一次衝突，有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傷，憤怒的人群幾乎失去了理智。
默默無聞的沙佩維爾和蘭加因為這兩起慘案，迅速成為南非各地以及世界關注的焦點。
南非當地人們對種族歧視製度怨恨已深，再加上南非政府長期鎮壓堅持非暴力運動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如今又以更嚴厲的手段鎮壓泛非主義者大會舉行的示威活動，一時之間，南非政府麵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此時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做什麽呢？
在約翰內斯堡，曼德拉、西蘇魯及艾伯特等領導人，整夜開會討論，商討非洲人國民大會應該作出怎樣的反應。
事實上，在此之前，非洲人國民大會已聯合了其他13個不同種族的組織，正在籌備發起反通行證運動，並計劃在5月和6月連續發動波及全國的示威遊行。但泛非主義者大會這次行動打亂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計劃。
為了支持泛非主義者大會，非洲人國民大會隻能十分被動地替泛非主義者大會收拾殘局，失去主動。
3月26日深夜，經過討論，最終的方案出爐，然後他們將方案傳達給艾伯特。此時的艾伯特正在比勒陀利亞，為叛國罪審判作證。艾伯特同意這一建議並於當晚焚燒了他的通行證，號召其他人仿效。
巧合的是，由於國內外的輿論壓力，政府決定暫停實施《通行證法》。艾伯特接著又呼籲全國在3月28日為死難者默哀一天。
由於泛非主義者大會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共同努力，這次罷工在約翰內斯堡、伊麗莎白港和德班取得初步成功。
政府暫停實施《通行證法》，讓很多人天真地以為這是政府向抗議運動低頭，認為是政府在傳達結束這一法律的跡象。殊不知，更嚴厲的鎮壓措施即將在全國實行。
法西斯下的犧牲品
由於罷工、示威遊行和騷亂此起彼伏，政府陷入嚴重的被動局麵。為了重新控製局勢，政府在3月30日突然宣布實行《緊急狀態法》，並開始搜捕活躍分子。
政府的行為再一次激起人們的不滿，他們遊行示威，決心向開普敦警察局提出抗議。可惜的是，新進入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年輕領導人菲利普被白人高級警察所欺騙，他悄悄地解散了人群，導致這一次的抗議活動半途夭折。
根據《緊急狀態法》，曼德拉和其他30餘名組織者以叛國罪審判，又重新被關進監獄。作為律師的艾伯特同樣遭到囚禁。一時間，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全部被抓。沒有了領導人，就無法組織有效的抗議活動，終於，大約有2000名積極分子遭到拘禁，成千上萬所謂的遊民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4月8日，當局宣布重新實行《通行證法》。與此同時，當局議會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法》，以128票讚成16票反對的結果，宣布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為非法組織，即日解散，並規定繼續從事該組織活動的人將被判處10年以下徒刑。
走過近50年風風雨雨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居然像新生兒一樣突然夭折，一時之間，這成為很多人議論的焦點。
接下來的事情就太幽默了，被關進監獄的曼德拉居然在獄中當起了辯護律師，並兼職被告辯護律師。在獄中，他代表犯人，就監獄的夥食、待遇和衛生條件多次與監獄當局溝通，有時甚至在法庭上提出抗議。經過他據理力爭，犯人在監獄裏的處境大大改善。
1960年8月2日，曼德拉出庭為叛國罪辯護。聰明的曼德拉抓住所有機會，陳述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立場、政策和活動情況。
在法庭上，麵對法官，曼德拉說：
我們（非洲人國民大會）要求實現成人普選權，為此，我們準備施加經濟壓力；我們將發動“蔑視運動”和待在家裏運動。我們將采取個人行動或集體行動，直到政府說“先生們，我們再也不能容忍這種蔑視法律的事態和待在家裏運動所造成的局麵。讓我們談判吧”……我們已經采取措施，保證暴力不會首先來自我們方麵。
審判叛國罪的鬧劇持續了很長時間，審訊到最後仍然一無所獲，還被曼德拉狠狠羞辱了一番。當局隻好退而求其次，尋找能夠證明非洲人國民大會推行暴力政策的證據，但這一企圖也失敗了。最終，當局想到了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極力證明這些被告已經預見到他們的行動會跟政府發生暴力衝突，並以此為契機，實施進一步的顛覆活動。
隻是，政府的如意算盤在法庭上失敗了，莫須有根本無法作為證據使用，最終，當局知趣地停止了這場鬧劇。
再談一下艾伯特，艾伯特響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號召，親自燒毀了通行證，遭到逮捕。他本來的身體就不太好，這一次監獄的生活使他身患重病。
但當局仍沒有放棄對他的指控。曼德拉又以辯護律師的身份，出現在法庭上。
曼德拉憑借自己的智慧，又一次讓對手啞口無言。
無聊的審判鬧劇持續了1個月，最終不了了之。
1960年8月底，政府宣布取消緊急狀態，並釋放了大量被囚禁者。在這段時間內，曼德拉奔波忙碌，而溫妮又為他生了一個女兒。但忙碌的曼德拉根本沒有時間照顧。這讓他一直都充滿愧疚。
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曼德拉說：
那個時候唯一能夠令我感到慰藉的是，我的生活中幾乎沒有時間去思考那些內疚。
曼德拉被釋放之後的第二天，就給溫妮打了一個電話。在電話中，曼德拉提出請溫妮吃頓飯，順便談談為叛國罪審判基金籌款的事。
這時的曼德拉還處於保釋之中，但他並沒有因此束手束腳。
溫妮接到曼德拉的電話後非常高興，也非常激動。用她自己的話說，一整天都心神不定，簡直無法工作下去。
溫妮是個很大方的女孩子，但在這次會麵之前，她變得感性起來。為了這次會麵，她將自己保存的每件女學生裝都翻騰出來，可沒有一件看上去比較合適。
最終，為了顯得成熟一些，她隻好向好友艾德萊迪借了一件比較體麵的衣服。
當天晚上，由於曼德拉還處於政府的嚴密“關切”下，他並未親自去接溫妮，而是委托他的朋友喬·馬修斯去接。喬·馬修斯是馬修斯的兒子，也是青年聯盟的活動家。此時的馬修斯父子倆都正在準備接受叛國罪審判。
喬很樂意幫忙，他親自開車將溫妮送到曼德拉的辦公室。剛一見麵，溫妮特別矜持，平時大方得體的她，此時特別放不開手腳，甚至都說不出話來。
但是，曼德拉已經離過一次婚，是過來人，他很快就使溫妮擺脫了窘境。曼德拉當時38歲，而溫妮年僅20歲。成熟的曼德拉迷上了這個漂亮的姑娘。
“一定要娶她！”這是曼德拉當時的決心。
簡單的溝通之後，曼德拉帶著溫妮去了一家名叫“阿紮德”的印度人餐館坐了下來。
在回憶這段甜蜜的愛情歲月時，曼德拉說：
我當時點了一份咖喱飯，我不知道溫妮不能吃太辣的東西，這盤飯辣得溫妮無所適從。我當時覺得很抱歉，對她說：“如果你覺得太辣，喝點水就會好的。”似乎溫妮並不介意。
那天晚上，我們邊吃邊談，包括募捐的事宜。我看得出來，她不是很有信心，我一直在鼓勵她。我對她說：“你會有辦法的，我知道。”同時，我在向她解釋募捐對叛國罪審判基金的重要性。讓我欣慰的是，溫妮答應了我的請求。
那天過後，兩個人的關係突飛猛進，溫妮幾乎每天都想去見曼德拉，而曼德拉也總是以各種理由去找她。開始是談募捐問題，慢慢地兩人開始暢談人生、家庭以及對社會的看法。
1957年3月，經過將近4個月的交往，曼德拉正式向溫妮求婚。
在交往的過程中，曼德拉很認真地表達對溫妮的愛慕之情，同時也對自己當前處於不利的局麵和盤托出。
當時的曼德拉正在等待叛國罪的審判，對他而言，這將是一場持久的戰鬥。如果被判無罪，他將會恢複自由身，但會繼續從事非洲的民族事業，而將來會遇到什麽樣的風險誰也無法預知；如果被判有罪，他將會失去自由，意味著要在監獄裏待上很長一段時間。
另外，他一直受到警察當局的騷擾。如果溫妮要與他結合，這種騷擾將降臨到她的頭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經將他的生命貢獻給南非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這一鬥爭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旦需要，他的個人感情也必須犧牲。
曼德拉知道，他很愛溫妮，但也必須告訴她他正在進行的事業和麵臨的危險。他是否有權利也要求溫妮來承擔這種不穩定的生活呢？這是他不能把握的。
溫妮又是如何想的呢？
溫妮在回憶與曼德拉的感情生活時，說：
當時，我愛他愛得發瘋。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熱烈地愛著我。有了這種共同的感情和理解，我們沒有什麽需要再討論的了。
當然，婚姻並不單純是兩個人的問題，有時甚至是兩個家庭的問題。當哥倫布得知自己的女兒愛上了曼德拉時，他很吃驚，他知道曼德拉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在為自己的女兒感到自豪的同時，也為她感到擔憂。
她的家鄉是傳統思想比較盛行的，人們對離過婚的人總是有一些風言風語。更關鍵的是，曼德拉還有3個孩子。
雖然曼德拉是個離過婚的男人，並且他對事業懷著至高無上的信仰，但溫妮作好了準備，她毫不退縮，也毫不畏懼。
1958年6月，處於管製禁令之下的曼德拉爭取到了4天婚期。依照溫妮的意願，他們趕到龐多蘭，也就是溫妮的家鄉，於6月14日舉行了婚禮。這是她新生活的起點。從此，溫妮走上了一條通往煉獄之路。她遭受了折磨、限製、拘留、監禁，承受了一般犯人不曾遭受的各種磨難，正如南非教會理事會主席瑪納斯·布特萊濟所稱頌的：“從極為深刻的意義上說，她無愧於‘黑人母親’的稱號。”
幾個月之後，溫妮為曼德拉生下女兒金妮。
以自由的名義
正處於新婚甜蜜中的曼德拉，既沒有去度蜜月，也沒有在家享受婚姻的甜蜜，因為他即將麵臨完全叛國罪的審判。每天，他不得不往來於約翰內斯堡與比勒陀利亞之間，為叛國罪一案奔波。
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曼德拉說：
對於新成立家庭的我，生活和以前沒有什麽變化，每天都充滿著不確定性。每天早晨，我必須乘車到比勒陀利亞接受“叛國罪”的審訊。而溫妮則到奧蘭多去工作。
在比勒陀利亞，我和許多律師在一起準備辯護詞，常常忙碌到半夜。偶爾空閑的時間，我還常常到非洲人國民大會去參加執行會議。
回到家之後，我必須抓緊時間休息，以保證第二天有充足的精力來麵對新的挑戰。
早晨起床，我跳進澡盆洗澡，換衣服，衝出去，坐上車趕往“叛國罪”審訊法庭。我甚至連吃飯都顧不上。我能夠感覺到溫妮的擔心，她強迫我坐下來吃飯，而此時電話鈴又響了：有人請求我到警察局去保釋一個人……
當然，忙碌的生活不足以讓曼德拉手忙腳亂，而為了應對叛國罪的審判，則耗費他大量精力。
在法庭上，曼德拉一個人的“罪證”就占了法庭記錄的400頁。政府聘請的律師是一個堅決主張種族隔離的阿非裏卡人。
他問題犀利，提問詭異，經常讓人摸不到頭腦。在法庭上，他能言善辯，對曼德拉的盤問極具挑釁性。當然，曼德拉也是法院的常客，這個名叫貝克的律師，並沒有從曼德拉的口中得到半點有價值的線索。
經過漫長的審判階段，直到1959年1月19日，辯方律師又一次取得了勝利——法庭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書被撤銷。這樣，156名被告人中僅剩下31人繼續受審，曼德拉仍在其中。
雖然仍是被指控的身份，但曼德拉依然堅持在約翰內斯堡的城區開辦律師事務所。當然，這違反《集團居住法》的相關規定，隨時都可能被指控甚至驅逐。
果然，幾天之後，曼德拉和奧利弗的律師事務所被迫關閉。他們隻能選擇在黑人城鎮開業，這無異於讓他們放棄律師行業。不過，勇敢的曼德拉並沒有放棄，他們冒險在周末及晚上繼續開業，一來為了生存，二來為了自己的民族事業。
麵對強大的敵人，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發生了矛盾，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的兩個分支機構——非洲主義者派和自由憲章派在未來的道路上發生了路線上的錯誤，幾乎無法調和。1959年4月6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分支非洲主義者在其領袖羅伯特·索布克韋的領導下，正式宣布成為阿紮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
非洲主義者派的退出，無形中削弱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力量。
羅伯特·索布克韋生於東開普地區的一個科薩人家庭，父親是一個衛理會教徒，在其父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羅伯特也成為一個衛理會教徒，從小就樹立了遠大的誌向。
後來，他進入海爾堡大學攻讀文學。在海爾堡大學時，他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聯盟，並任青年聯盟學校支部主席。1952年時，他同樣因參加“蔑視運動”而被免去教職。
南非工會大會通過的《自由憲章》，並非所有的組織和個人都同意，羅伯特就是其中一個有意見的人。他認為，《自由憲章》眉毛胡子一把抓，將黑人和白人統稱為“在南非居住的全體人民”，並提出“不分膚色、種族”，這對非洲土著黑人來說根本不公平。除此之外，羅伯特還認為《自由憲章》關於民主方麵的一些建議並不符合非洲的具體情形，自始至終沒有提過“一人一票”問題，因為“一人一票”將使歐洲人、亞洲人和混血種人的選票變得幾乎毫無意義。
後來發生的幾次事件都讓羅伯特將矛頭指向非洲人國民大會，他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已被“白人統治階級的領導”拉攏過去了。
不難看出，羅伯特認為南非的一切財富都隻屬於生活在南非這塊土地上的原始居民，如今卻屬於全體居住在南非的人們，這等於承認南非國土上外國霸占者和本土被剝奪者、外國強盜和本土受害者所共有。
曼德拉與羅伯特的關係很不錯，他們同是青年聯盟的創始人，且領導過幾次比較大的行動，他很理解羅伯特的選擇。
羅伯特的行為使曼德拉也清醒地認識到，在大規模的運動中，激進的口號比溫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一旦羅伯特脫離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會吸引走其大批成員。
為了阻止這種局麵，曼德拉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們對以羅伯特為首的非洲主義者進行了長時間的說服工作，希望他們能夠摒棄成見，將種族主義者和普通白人區別開來。
可惜的是，羅伯特心意已決，這場分裂運動最終還是發生了。
結局正如曼德拉所料，泛非主義者大會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眾。1959年8月2日，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全國執委會宣布，他們已在全國建立了101個支部，擁有正式成員2.5萬人。這對一個剛成立4個月的組織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白色恐怖
盡管非洲人國民大會發生了分裂，但組織之間還有著共同的利益和敵人，在共同的敵人麵前，必須聯起手來，並肩作戰。
1960年，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先後組織了一係列運動，一種危機感在全國彌漫。
羅伯特勇敢地站出來，組織反對《通行證法》的抗議活動。在演講時，他希望大家將通行證丟在家裏，一起走上街頭，發起和平抗議，並接受逮捕和坐牢。
羅伯特希望這一行動能夠帶動起全國所有的人，加入抗議的行列。如果這樣，南非的監獄將人滿為患，所有的工廠和商店將停業，整個社會將會陷入癱瘓，南非政府當局最終將不得不讓步，廢除通行證製度。
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證的運動以平靜而嚴肅的方式開始了。在德蘭士瓦郊外的沙佩維爾，很多人故意不帶通行證，在警察局門前集會示威。
這種方式引起很多人的圍觀，人群越來越多。羅伯特認為這種抗議方式很“和善”，但當局則不這麽認為，他們居然向警察傳達“遣散否則開槍”的命令。
當警察一次次地遣散失敗後，75名警察向人群開了700多槍，殺死了69名非洲人，傷了至少180人，其中有很多兒童和婦女。這就是著名的沙佩維爾屠殺案。
沙佩維爾屠殺案發生後的幾個小時內，由於信息溝通不暢，在南方很遠的開普敦郊區蘭加的群眾對此並不知情。他們和德蘭士瓦的抗議行為一樣，當警察大聲要求他們遣散時，由於人數太多，很多人都沒有聽到這個命令。隨後，警察揮舞著警棍毆打集會人群。人們用石頭還擊，然後警察下令開槍。這一次衝突，有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傷，憤怒的人群幾乎失去了理智。
默默無聞的沙佩維爾和蘭加因為這兩起慘案，迅速成為南非各地以及世界關注的焦點。
南非當地人們對種族歧視製度怨恨已深，再加上南非政府長期鎮壓堅持非暴力運動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如今又以更嚴厲的手段鎮壓泛非主義者大會舉行的示威活動，一時之間，南非政府麵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此時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做什麽呢？
在約翰內斯堡，曼德拉、西蘇魯及艾伯特等領導人，整夜開會討論，商討非洲人國民大會應該作出怎樣的反應。
事實上，在此之前，非洲人國民大會已聯合了其他13個不同種族的組織，正在籌備發起反通行證運動，並計劃在5月和6月連續發動波及全國的示威遊行。但泛非主義者大會這次行動打亂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計劃。
為了支持泛非主義者大會，非洲人國民大會隻能十分被動地替泛非主義者大會收拾殘局，失去主動。
3月26日深夜，經過討論，最終的方案出爐，然後他們將方案傳達給艾伯特。此時的艾伯特正在比勒陀利亞，為叛國罪審判作證。艾伯特同意這一建議並於當晚焚燒了他的通行證，號召其他人仿效。
巧合的是，由於國內外的輿論壓力，政府決定暫停實施《通行證法》。艾伯特接著又呼籲全國在3月28日為死難者默哀一天。
由於泛非主義者大會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共同努力，這次罷工在約翰內斯堡、伊麗莎白港和德班取得初步成功。
政府暫停實施《通行證法》，讓很多人天真地以為這是政府向抗議運動低頭，認為是政府在傳達結束這一法律的跡象。殊不知，更嚴厲的鎮壓措施即將在全國實行。
法西斯下的犧牲品
由於罷工、示威遊行和騷亂此起彼伏，政府陷入嚴重的被動局麵。為了重新控製局勢，政府在3月30日突然宣布實行《緊急狀態法》，並開始搜捕活躍分子。
政府的行為再一次激起人們的不滿，他們遊行示威，決心向開普敦警察局提出抗議。可惜的是，新進入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年輕領導人菲利普被白人高級警察所欺騙，他悄悄地解散了人群，導致這一次的抗議活動半途夭折。
根據《緊急狀態法》，曼德拉和其他30餘名組織者以叛國罪審判，又重新被關進監獄。作為律師的艾伯特同樣遭到囚禁。一時間，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全部被抓。沒有了領導人，就無法組織有效的抗議活動，終於，大約有2000名積極分子遭到拘禁，成千上萬所謂的遊民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4月8日，當局宣布重新實行《通行證法》。與此同時，當局議會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法》，以128票讚成16票反對的結果，宣布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為非法組織，即日解散，並規定繼續從事該組織活動的人將被判處10年以下徒刑。
走過近50年風風雨雨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居然像新生兒一樣突然夭折，一時之間，這成為很多人議論的焦點。
接下來的事情就太幽默了，被關進監獄的曼德拉居然在獄中當起了辯護律師，並兼職被告辯護律師。在獄中，他代表犯人，就監獄的夥食、待遇和衛生條件多次與監獄當局溝通，有時甚至在法庭上提出抗議。經過他據理力爭，犯人在監獄裏的處境大大改善。
1960年8月2日，曼德拉出庭為叛國罪辯護。聰明的曼德拉抓住所有機會，陳述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立場、政策和活動情況。
在法庭上，麵對法官，曼德拉說：
我們（非洲人國民大會）要求實現成人普選權，為此，我們準備施加經濟壓力；我們將發動“蔑視運動”和待在家裏運動。我們將采取個人行動或集體行動，直到政府說“先生們，我們再也不能容忍這種蔑視法律的事態和待在家裏運動所造成的局麵。讓我們談判吧”……我們已經采取措施，保證暴力不會首先來自我們方麵。
審判叛國罪的鬧劇持續了很長時間，審訊到最後仍然一無所獲，還被曼德拉狠狠羞辱了一番。當局隻好退而求其次，尋找能夠證明非洲人國民大會推行暴力政策的證據，但這一企圖也失敗了。最終，當局想到了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極力證明這些被告已經預見到他們的行動會跟政府發生暴力衝突，並以此為契機，實施進一步的顛覆活動。
隻是，政府的如意算盤在法庭上失敗了，莫須有根本無法作為證據使用，最終，當局知趣地停止了這場鬧劇。
再談一下艾伯特，艾伯特響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號召，親自燒毀了通行證，遭到逮捕。他本來的身體就不太好，這一次監獄的生活使他身患重病。
但當局仍沒有放棄對他的指控。曼德拉又以辯護律師的身份，出現在法庭上。
曼德拉憑借自己的智慧，又一次讓對手啞口無言。
無聊的審判鬧劇持續了1個月，最終不了了之。
1960年8月底，政府宣布取消緊急狀態，並釋放了大量被囚禁者。在這段時間內，曼德拉奔波忙碌，而溫妮又為他生了一個女兒。但忙碌的曼德拉根本沒有時間照顧。這讓他一直都充滿愧疚。
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曼德拉說：
那個時候唯一能夠令我感到慰藉的是，我的生活中幾乎沒有時間去思考那些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