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罪的尾聲
經過近4年馬拉鬆式的審判，關於叛國罪審判案的鬧劇終於要告一段落了。
當局的審訊過程於1961年3月結束，被告方開始他們的辯護。以艾伯特為首的被告方，否認曾經策劃過一場“充滿陰謀的叛變”，並駁斥了當局所說的在選舉和叛國之間沒有中間道路的觀點。
接下來的情況進入一種戲劇化。在距離辯護結束還有好幾周的時候，高級法官突然宣布審判中止一周，這是否意味著被告已經被認定為有罪了呢？
這突然的變化讓被告和其家屬們的心情越來越緊張，法庭會如何宣判呢？是判決有罪還是無罪呢？他們都不得而知。
正在苦苦等待審判結果的溫妮此時正在家照顧孩子。這天晚上，曼德拉、西蘇魯、諾克韋和另一名被告喬·莫迪塞在家中突然出現，據溫妮回憶：
他們都安靜地站在車庫外的車道上，曼德拉讓一個孩子來叫我。我去到他麵前。他隻簡單地對我說：“親愛的，幫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裝在箱子裏。我要離開很長一段時間。你不要著急，我的朋友們會照顧你。他們會隨時把我的消息告訴你。好好照看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時候，你有力量和勇氣這樣做，我知道你現在就有能力這樣做。”
我趕快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裏噙著淚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幾個月裏已經習慣不向他提任何問題。在我們分別之前，我隻祝願他一切平安，並請求非洲之神處處保佑他，請求他有空回來看看我和孩子，隻要幾分鍾。我提醒他要知道自己作為父親的責任，他卻顯得有些迷茫，還有意無意地批評了我兩句。
溫妮對曼德拉即將麵臨的危險和痛苦一無所知，她隻是注意到近期的曼德拉變得沉默了很多，而且默默地做了很多溫妮不知道的事，預付了6個月的房租，拿出一筆錢塞給溫妮。不難看出，曼德拉已經作好了最壞的打算。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亞，與其他被告一起聽候最終的審判結果。公眾旁聽席和記者席上座無虛席。法庭內非常安靜，很多人都屏住呼吸，看得出來氣氛非常緊張。
高級法官朗夫首先宣讀了調查結果：
非洲人國民大會及其盟友一直致力於“用一種強烈的、根本不同的政府形式”來取代現政府；
《行動綱領》中“預示了非法手段”，“蔑視運動”也采用了非法手段；
某些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在某些地方發表過煽動暴力的演講，但政府並不能證明非洲人國民大會實行的是暴力政策；
非洲人國民大會經常表露出“反對帝國主義、反西方和親蘇聯的態度，具有強烈的左翼傾向，但政府不能證明非洲人國民大會是共產主義組織或者證明《自由憲章》勾畫了共產主義國家的藍圖。
這些話讓曼德拉等一幹人越來越興奮，直到法官站起來說：“現宣告你們無罪釋放，你們可以走了！”
法官的一句話在人群中引起了歡呼，他們興奮地擁抱，然後高唱著《上帝保佑非洲》。
關於叛國罪的審判結束了，可沙佩維爾屠殺案的陰影還在，總得有人要為此買單——受害者的血不會白流。
對於所有遭受種族歧視的非洲人來說，沙佩維爾慘案的意義在於它向反抗種族歧視的非洲黑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解放運動還要繼續堅持非暴力手段嗎？
不。
從這個意義上說，沙佩維爾屠殺案標誌著南非民族主義曆史的一個轉折點，而在這一曆史的轉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
轉入地下
曼德拉一行人在眾人的簇擁下走出法院，但他心情卻並不輕鬆，他們的非洲人國民大會被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已經被解散。未來的路究竟在何方？
值得慶幸的是，曼德拉在1952年“蔑視運動”之後提出的m計劃派上了用場。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有朝一日非洲人國民大會失去合法地位，將進行地下活動。這一計劃為非洲人國民大會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繼續組織和領導群眾。
轉入地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並沒有因政府的蠻橫而屈服，經過秘密聯絡、組織，新一輪的反抗活動又開始了。
1961年5月31日，南非退出英聯邦，成立南非白人共和國。長久以來，南非白人當局在國內以各種手段推行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政策，先後製定並頒布幾百條種族主義法律和法令。
非洲人國民大會這次發起的反抗活動計劃持續3天，在南非白人共和國成立之前，從29日開始，將有全國範圍內“閉門不出”運動。
針對這一反抗活動，政府將各組織的領導人和激進分子以及數以千計的非洲人當作“無業遊民”而逮捕，甚至出動了軍隊。
當29日來臨的時候，南非大街小巷的報紙頭版頭條均出現“警察嚴陣以待”“白人組成自衛隊”“無聲的武器”等字眼。
5月29日，星期一，整個約翰內斯堡的大街上幾乎不見黑人的影子。一時之間，全國出現了一種恐怖的氣氛。
當局立即采取措施，派出大量警察進入黑人居住區驅趕居民出去工作，否則將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法》進行處罰，同時還會被雇主解雇。
與此同時，總理約翰內斯發出嚴厲警告，給所謂的“動亂分子”和“普通公眾的成員”，包括一些擁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知識分子”“假知識分子”以及“某些報紙”發出警告，所有支持這個提議的人，將以《鎮壓共產主義法》進行處罰。
結局毫無疑問，結果令人失望。第二天，曼德拉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宣布取消罷工。
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曼德拉很有底氣地說：
這次的罷工不是失敗，而是成功，從政府采取的鎮壓罷工的措施來看就足以證明。政府采取的這些暴力手段，已經變得聲譽掃地。一旦人民處於絕望境地，被置之於死地的人民勢必會奮起進行反擊。
當局接二連三赤裸裸的暴力行動，已經讓曼德拉對非洲人國民大會關於非暴力政策產生了懷疑。
曼德拉和他的同事們開始分析、總結這次罷工運動的得失。曼德拉認為，這次的失敗緣於領導人對搞地下工作的經驗不足。為此，他對骨幹分子重新進行了組織和培訓。
另外，曼德拉仔細搜集人們對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的批評意見：
1.這次罷工沒有考慮到黑人們的基本生活問題；
2.這次罷工沒有考慮到善後問題。
曼德拉認真總結這些經驗，他始終覺得這些根本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政策方麵，他又回到了非暴力的問題上。
很快，他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繼續從政治上宣揚和平和非暴力，與一個以其野蠻行徑而給非洲人民帶來如此深重痛苦與不幸的政府打交道時，是不是正確的？”
1961年6月26日，這是“蔑視運動”9周年的紀念日。他秘密地發表了一份聲明，預見了和平和非暴力之外的新的鬥爭方式——非合作。在聲明中，曼德拉提出“民族之矛”的概念：“我將與你們肩並肩地抗擊政府，一寸一寸地，一英裏一英裏地奪取勝利直至最終全勝……我將繼續為自由而戰，直至我生命的最後一刻。”
“民族之矛”的誕生
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經曆一係列挫敗之後，決定改變和平和非暴力的反抗路線，轉向暴力。
當然，對於轉向暴力的決定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在大會上通過的，有一些人對暴力行動的有效性持保留態度。對於曼德拉來說，這是更大的挑戰。首先，長達20年的非暴力鬥爭經驗將從此無用武之地。其次，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議活動都遭到暴力鎮壓，而暴力運動勢必會遭受到更可怕的暴力。
非洲人國民大會從成立的第一天起，秉承的就是非暴力政策，它是不會卷入暴力衝突的。然而，如果此類暴力行動能夠得到控製，那麽它也並不反對。
經過激烈討論，最終決定，西蘇魯繼續留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組織下一次的抗議活動。而曼德拉則主動挑起“民族之矛”的重擔，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反抗開始了。
從“民族之矛”成立起，曼德拉一直在積極地組織。這期間，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女，並經常化裝去探望，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
要組織起有效的鬥爭方式，必須更好地學習。曼德拉購買了很多這方麵的資料，其中包括毛澤東的一些著作。他每次閱讀時，精神都高度集中並極力挖掘其內在的含義，以期尋找到一些有價值的線索。
經過曼德拉的精心組織，“民族之矛”有了自己的根據地——位於約翰內斯堡郊外的一套公寓，在一群附屬建築物中毫不起眼，這正是曼德拉所需要的。
在那裏，為了更好地掩護這些工作，曼德拉將自己的妻女接過來，同自己一起居住。
經過曼德拉的精心研究和梳理，“民族之矛”行動的理論已經初見其形，曼德拉提出4種暴力形式：破壞活動、遊擊戰爭、恐怖活動、公開革命。其中，遊擊戰爭是借鑒毛澤東軍事理論的精髓而提出的。
從當時南非的政治背景的角度看，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破壞活動。
在後來的解釋中，曼德拉強調：
破壞活動不會造成生命的犧牲，並且它也為未來的種族關係帶來了最光明的希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曼德拉不得不考慮的，避免將白人與黑人拖入內戰。布爾人與英國之間發生的戰爭要經過50年時間才能愈合，如果將白人與黑人拖入內戰，要消除國內種族之間的仇視可能需要更久。
經過秘密商討，曼德拉總結出將從事破壞活動的幾個步驟：
1.“民族之矛”的成員要接受嚴格指導，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允許傷害他人；
2.破壞活動的策略安排及確定目標，由以曼德拉為首的全國最高指揮部決定；
3.由於南非警察的監管，必須將整個結構分散開來，建立若幹個小分隊（這一點在m計劃中已經預見到了）。
步履維艱的行程
要組建一個軍事組織，首先要挑選合格的人才。在這方麵，曼德拉毫不放鬆，每一個人都是經過認真挑選的。
這些誌願者經過嚴格的篩選後便集體宣誓，發誓堅守秘密，即便是對最親的親人，並不斷重複“非洲是屬於我們的，自由是屬於我們的”。與此同時，誌願者被告知，在今後的活動中，不能拒絕組織分配的任何任務。這些成員閑暇之時，依舊在公開場合上自由活動，因為別人不知道他們的身份。
“民族之矛”盡管稱為軍事組織，但在開始創立時一無所有，很多成員甚至連基本的槍支使用知識都沒有。幸好，曼德拉早就預料到這一點，他招募了兩名退役的士兵，傳授起碼的軍備技術知識，如自製炸藥並用它來破壞各種設施。
當然，這一切行動會造成很大動靜，非常容易被人發現。為了躲過當局的監視和追蹤，試驗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進行。一袋袋高錳酸鉀分批次經過幾個圈幾個繞運到試驗基地，試驗人員反複研究、試驗。
“民族之矛”的指揮部設在約翰內斯堡郊區的一個農莊。最高指揮部包括曼德拉、西蘇魯、戈萬、安德魯和雷蒙德等人。為了安全起見，每個人都有一個假名，如曼德拉被稱為“大衛”，西蘇魯被叫作“阿拉”，姆貝基的假名是“德拉米尼”。為達到隱蔽的目的，最高指揮部也在此辦了一個小小的農場，不時在住宅門口向路人賣農場產品。
經過精心組織，“民族之矛”的亮劍之日終於到來了。
曼德拉將“民族之矛”行動的第一槍定在約翰內斯堡和伊麗莎白港。約翰內斯堡作為南非最大的經濟中心，一旦出現意外事故，很快就能傳遍全球，吸引很多人的關注。而伊麗莎白港是長期以來最重要的軍事基地，那裏的黑人遭受種族歧視的傷害很難被人忘記。
1961年12月16日，“民族之矛”發起第一次軍事行動。當時，阿非利卡人正在舉辦“聖約日”喜慶活動，一連串的爆炸聲讓參加慶祝活動的人四處逃散。與此同時，伊麗莎白港也發生了一連串爆炸，一些高壓電架和政府建築物被破壞。這件事立即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很多人都在關注事情的進展。事後，警方通過對現場的調查，發現這些爆炸是由一些自製炸藥和炸彈造成的。
第二天早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分支“民族之矛”向南非發表了一個公開宣言。在宣言上，新成立的地下組織說：
這是由非洲人組成的一個新的、獨立的團體。它的隊伍中包括所有各族的南非人……我們希望，我們會使政府及其支持者在為時已晚之前就醒悟過來，以便在事態發展到打內戰的你死我活的階段以前，政府及其政策即能加以改變。
我們相信，我們的行動對國民黨人準備內戰和軍事統治是一個打擊。在這些行動中，我們是為這個國家的全體人民，即黑人、有色人、白人的最大利益而進行工作的，不推翻國民黨人，他們就不能獲得未來的幸福和福利。
政府曾蠻橫地將和平運動視為軟弱；將人民的非暴力政府視為對政府暴力的大開綠燈……我們正在致力於探索一條解放全國人民的新的道路。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幾乎在同時，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艾伯特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在頒獎詞中，提到“非洲人國民大會領袖艾伯特·盧圖利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非洲人國民大會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的非暴力政策受到讚賞和歡呼喝彩……”。
艾伯特很謙虛地說：“榮譽是屬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我隻是一個代表。我僅僅是繼承與堅持了可追溯到50年前的非暴力政策，我很樂意，並且一直執行這個政策。”
當艾伯特被授予諾貝爾獎宣布以後，南非當局政府氣急敗壞，認為這是對諾貝爾獎的褻瀆。但麵對輿論壓力，依舊發給他一張10天內有效的特殊護照，以便他前往奧斯陸領獎。
經過近4年馬拉鬆式的審判，關於叛國罪審判案的鬧劇終於要告一段落了。
當局的審訊過程於1961年3月結束，被告方開始他們的辯護。以艾伯特為首的被告方，否認曾經策劃過一場“充滿陰謀的叛變”，並駁斥了當局所說的在選舉和叛國之間沒有中間道路的觀點。
接下來的情況進入一種戲劇化。在距離辯護結束還有好幾周的時候，高級法官突然宣布審判中止一周，這是否意味著被告已經被認定為有罪了呢？
這突然的變化讓被告和其家屬們的心情越來越緊張，法庭會如何宣判呢？是判決有罪還是無罪呢？他們都不得而知。
正在苦苦等待審判結果的溫妮此時正在家照顧孩子。這天晚上，曼德拉、西蘇魯、諾克韋和另一名被告喬·莫迪塞在家中突然出現，據溫妮回憶：
他們都安靜地站在車庫外的車道上，曼德拉讓一個孩子來叫我。我去到他麵前。他隻簡單地對我說：“親愛的，幫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裝在箱子裏。我要離開很長一段時間。你不要著急，我的朋友們會照顧你。他們會隨時把我的消息告訴你。好好照看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時候，你有力量和勇氣這樣做，我知道你現在就有能力這樣做。”
我趕快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裏噙著淚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幾個月裏已經習慣不向他提任何問題。在我們分別之前，我隻祝願他一切平安，並請求非洲之神處處保佑他，請求他有空回來看看我和孩子，隻要幾分鍾。我提醒他要知道自己作為父親的責任，他卻顯得有些迷茫，還有意無意地批評了我兩句。
溫妮對曼德拉即將麵臨的危險和痛苦一無所知，她隻是注意到近期的曼德拉變得沉默了很多，而且默默地做了很多溫妮不知道的事，預付了6個月的房租，拿出一筆錢塞給溫妮。不難看出，曼德拉已經作好了最壞的打算。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亞，與其他被告一起聽候最終的審判結果。公眾旁聽席和記者席上座無虛席。法庭內非常安靜，很多人都屏住呼吸，看得出來氣氛非常緊張。
高級法官朗夫首先宣讀了調查結果：
非洲人國民大會及其盟友一直致力於“用一種強烈的、根本不同的政府形式”來取代現政府；
《行動綱領》中“預示了非法手段”，“蔑視運動”也采用了非法手段；
某些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在某些地方發表過煽動暴力的演講，但政府並不能證明非洲人國民大會實行的是暴力政策；
非洲人國民大會經常表露出“反對帝國主義、反西方和親蘇聯的態度，具有強烈的左翼傾向，但政府不能證明非洲人國民大會是共產主義組織或者證明《自由憲章》勾畫了共產主義國家的藍圖。
這些話讓曼德拉等一幹人越來越興奮，直到法官站起來說：“現宣告你們無罪釋放，你們可以走了！”
法官的一句話在人群中引起了歡呼，他們興奮地擁抱，然後高唱著《上帝保佑非洲》。
關於叛國罪的審判結束了，可沙佩維爾屠殺案的陰影還在，總得有人要為此買單——受害者的血不會白流。
對於所有遭受種族歧視的非洲人來說，沙佩維爾慘案的意義在於它向反抗種族歧視的非洲黑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解放運動還要繼續堅持非暴力手段嗎？
不。
從這個意義上說，沙佩維爾屠殺案標誌著南非民族主義曆史的一個轉折點，而在這一曆史的轉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
轉入地下
曼德拉一行人在眾人的簇擁下走出法院，但他心情卻並不輕鬆，他們的非洲人國民大會被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已經被解散。未來的路究竟在何方？
值得慶幸的是，曼德拉在1952年“蔑視運動”之後提出的m計劃派上了用場。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有朝一日非洲人國民大會失去合法地位，將進行地下活動。這一計劃為非洲人國民大會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繼續組織和領導群眾。
轉入地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並沒有因政府的蠻橫而屈服，經過秘密聯絡、組織，新一輪的反抗活動又開始了。
1961年5月31日，南非退出英聯邦，成立南非白人共和國。長久以來，南非白人當局在國內以各種手段推行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政策，先後製定並頒布幾百條種族主義法律和法令。
非洲人國民大會這次發起的反抗活動計劃持續3天，在南非白人共和國成立之前，從29日開始，將有全國範圍內“閉門不出”運動。
針對這一反抗活動，政府將各組織的領導人和激進分子以及數以千計的非洲人當作“無業遊民”而逮捕，甚至出動了軍隊。
當29日來臨的時候，南非大街小巷的報紙頭版頭條均出現“警察嚴陣以待”“白人組成自衛隊”“無聲的武器”等字眼。
5月29日，星期一，整個約翰內斯堡的大街上幾乎不見黑人的影子。一時之間，全國出現了一種恐怖的氣氛。
當局立即采取措施，派出大量警察進入黑人居住區驅趕居民出去工作，否則將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法》進行處罰，同時還會被雇主解雇。
與此同時，總理約翰內斯發出嚴厲警告，給所謂的“動亂分子”和“普通公眾的成員”，包括一些擁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知識分子”“假知識分子”以及“某些報紙”發出警告，所有支持這個提議的人，將以《鎮壓共產主義法》進行處罰。
結局毫無疑問，結果令人失望。第二天，曼德拉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宣布取消罷工。
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曼德拉很有底氣地說：
這次的罷工不是失敗，而是成功，從政府采取的鎮壓罷工的措施來看就足以證明。政府采取的這些暴力手段，已經變得聲譽掃地。一旦人民處於絕望境地，被置之於死地的人民勢必會奮起進行反擊。
當局接二連三赤裸裸的暴力行動，已經讓曼德拉對非洲人國民大會關於非暴力政策產生了懷疑。
曼德拉和他的同事們開始分析、總結這次罷工運動的得失。曼德拉認為，這次的失敗緣於領導人對搞地下工作的經驗不足。為此，他對骨幹分子重新進行了組織和培訓。
另外，曼德拉仔細搜集人們對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的批評意見：
1.這次罷工沒有考慮到黑人們的基本生活問題；
2.這次罷工沒有考慮到善後問題。
曼德拉認真總結這些經驗，他始終覺得這些根本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政策方麵，他又回到了非暴力的問題上。
很快，他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繼續從政治上宣揚和平和非暴力，與一個以其野蠻行徑而給非洲人民帶來如此深重痛苦與不幸的政府打交道時，是不是正確的？”
1961年6月26日，這是“蔑視運動”9周年的紀念日。他秘密地發表了一份聲明，預見了和平和非暴力之外的新的鬥爭方式——非合作。在聲明中，曼德拉提出“民族之矛”的概念：“我將與你們肩並肩地抗擊政府，一寸一寸地，一英裏一英裏地奪取勝利直至最終全勝……我將繼續為自由而戰，直至我生命的最後一刻。”
“民族之矛”的誕生
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經曆一係列挫敗之後，決定改變和平和非暴力的反抗路線，轉向暴力。
當然，對於轉向暴力的決定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在大會上通過的，有一些人對暴力行動的有效性持保留態度。對於曼德拉來說，這是更大的挑戰。首先，長達20年的非暴力鬥爭經驗將從此無用武之地。其次，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議活動都遭到暴力鎮壓，而暴力運動勢必會遭受到更可怕的暴力。
非洲人國民大會從成立的第一天起，秉承的就是非暴力政策，它是不會卷入暴力衝突的。然而，如果此類暴力行動能夠得到控製，那麽它也並不反對。
經過激烈討論，最終決定，西蘇魯繼續留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組織下一次的抗議活動。而曼德拉則主動挑起“民族之矛”的重擔，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反抗開始了。
從“民族之矛”成立起，曼德拉一直在積極地組織。這期間，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女，並經常化裝去探望，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
要組織起有效的鬥爭方式，必須更好地學習。曼德拉購買了很多這方麵的資料，其中包括毛澤東的一些著作。他每次閱讀時，精神都高度集中並極力挖掘其內在的含義，以期尋找到一些有價值的線索。
經過曼德拉的精心組織，“民族之矛”有了自己的根據地——位於約翰內斯堡郊外的一套公寓，在一群附屬建築物中毫不起眼，這正是曼德拉所需要的。
在那裏，為了更好地掩護這些工作，曼德拉將自己的妻女接過來，同自己一起居住。
經過曼德拉的精心研究和梳理，“民族之矛”行動的理論已經初見其形，曼德拉提出4種暴力形式：破壞活動、遊擊戰爭、恐怖活動、公開革命。其中，遊擊戰爭是借鑒毛澤東軍事理論的精髓而提出的。
從當時南非的政治背景的角度看，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破壞活動。
在後來的解釋中，曼德拉強調：
破壞活動不會造成生命的犧牲，並且它也為未來的種族關係帶來了最光明的希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曼德拉不得不考慮的，避免將白人與黑人拖入內戰。布爾人與英國之間發生的戰爭要經過50年時間才能愈合，如果將白人與黑人拖入內戰，要消除國內種族之間的仇視可能需要更久。
經過秘密商討，曼德拉總結出將從事破壞活動的幾個步驟：
1.“民族之矛”的成員要接受嚴格指導，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允許傷害他人；
2.破壞活動的策略安排及確定目標，由以曼德拉為首的全國最高指揮部決定；
3.由於南非警察的監管，必須將整個結構分散開來，建立若幹個小分隊（這一點在m計劃中已經預見到了）。
步履維艱的行程
要組建一個軍事組織，首先要挑選合格的人才。在這方麵，曼德拉毫不放鬆，每一個人都是經過認真挑選的。
這些誌願者經過嚴格的篩選後便集體宣誓，發誓堅守秘密，即便是對最親的親人，並不斷重複“非洲是屬於我們的，自由是屬於我們的”。與此同時，誌願者被告知，在今後的活動中，不能拒絕組織分配的任何任務。這些成員閑暇之時，依舊在公開場合上自由活動，因為別人不知道他們的身份。
“民族之矛”盡管稱為軍事組織，但在開始創立時一無所有，很多成員甚至連基本的槍支使用知識都沒有。幸好，曼德拉早就預料到這一點，他招募了兩名退役的士兵，傳授起碼的軍備技術知識，如自製炸藥並用它來破壞各種設施。
當然，這一切行動會造成很大動靜，非常容易被人發現。為了躲過當局的監視和追蹤，試驗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進行。一袋袋高錳酸鉀分批次經過幾個圈幾個繞運到試驗基地，試驗人員反複研究、試驗。
“民族之矛”的指揮部設在約翰內斯堡郊區的一個農莊。最高指揮部包括曼德拉、西蘇魯、戈萬、安德魯和雷蒙德等人。為了安全起見，每個人都有一個假名，如曼德拉被稱為“大衛”，西蘇魯被叫作“阿拉”，姆貝基的假名是“德拉米尼”。為達到隱蔽的目的，最高指揮部也在此辦了一個小小的農場，不時在住宅門口向路人賣農場產品。
經過精心組織，“民族之矛”的亮劍之日終於到來了。
曼德拉將“民族之矛”行動的第一槍定在約翰內斯堡和伊麗莎白港。約翰內斯堡作為南非最大的經濟中心，一旦出現意外事故，很快就能傳遍全球，吸引很多人的關注。而伊麗莎白港是長期以來最重要的軍事基地，那裏的黑人遭受種族歧視的傷害很難被人忘記。
1961年12月16日，“民族之矛”發起第一次軍事行動。當時，阿非利卡人正在舉辦“聖約日”喜慶活動，一連串的爆炸聲讓參加慶祝活動的人四處逃散。與此同時，伊麗莎白港也發生了一連串爆炸，一些高壓電架和政府建築物被破壞。這件事立即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很多人都在關注事情的進展。事後，警方通過對現場的調查，發現這些爆炸是由一些自製炸藥和炸彈造成的。
第二天早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分支“民族之矛”向南非發表了一個公開宣言。在宣言上，新成立的地下組織說：
這是由非洲人組成的一個新的、獨立的團體。它的隊伍中包括所有各族的南非人……我們希望，我們會使政府及其支持者在為時已晚之前就醒悟過來，以便在事態發展到打內戰的你死我活的階段以前，政府及其政策即能加以改變。
我們相信，我們的行動對國民黨人準備內戰和軍事統治是一個打擊。在這些行動中，我們是為這個國家的全體人民，即黑人、有色人、白人的最大利益而進行工作的，不推翻國民黨人，他們就不能獲得未來的幸福和福利。
政府曾蠻橫地將和平運動視為軟弱；將人民的非暴力政府視為對政府暴力的大開綠燈……我們正在致力於探索一條解放全國人民的新的道路。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幾乎在同時，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艾伯特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在頒獎詞中，提到“非洲人國民大會領袖艾伯特·盧圖利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非洲人國民大會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的非暴力政策受到讚賞和歡呼喝彩……”。
艾伯特很謙虛地說：“榮譽是屬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我隻是一個代表。我僅僅是繼承與堅持了可追溯到50年前的非暴力政策，我很樂意，並且一直執行這個政策。”
當艾伯特被授予諾貝爾獎宣布以後，南非當局政府氣急敗壞，認為這是對諾貝爾獎的褻瀆。但麵對輿論壓力，依舊發給他一張10天內有效的特殊護照，以便他前往奧斯陸領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