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妮的遭遇
1977年5月16日，溫妮再一次被南非當局秘密抓捕，理由是她被指控與索韋托鎮學生暴動有關。與她一起被秘密抓捕的，還有12名婦女。
南非當局企圖將煽動1976年6月的學生暴動的罪名加到這些人身上。事實上，在這次的暴動中，由溫妮組織建立了黑人家長協會，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態惡化，組織有效的救援。
在接下來的審判中，溫妮不僅反駁了當局提供的證據，還獲得了一筆補償金。很快，包括溫妮在內的13人被釋放。
這還不是結束，當局為了名聲，對溫妮等一些人采取了更為嚴厲的措施。
此時，南非的周邊局勢開始出現危機。先是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動，導致它陷入戰爭的泥潭，同時遭到非洲周邊國家的一致譴責。與此同時，南非的鄰國莫桑比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與蘇聯簽訂了帶有軍事性質的互助合作條約。
當時，國際大形勢是美國與蘇聯的爭霸，為了聯合資本主義陣營，美國政府派大使安德魯訪問南非。南非當局為討好美國，可謂費盡心機。為了減少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以及不必要的麻煩，南非當局將一些敏感的政治犯全部控製起來。作為民主積極分子的溫妮，被轉移出索韋托，流放到奧蘭治自由邦布蘭德福特鎮。
之所以將溫妮流放，除了逃避國際輿論界的注視和追蹤，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企圖用這種難以忍受的孤寂來摧毀她的意誌。
布蘭德福特鎮是一個典型的小鎮，常住著大約1900名阿非裏卡白人居民。而真正的主人卻因為黑色皮膚，因為種族隔離政策，居住在隔離區。
可以這麽說，布蘭德福特鎮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一個袖珍型的代表——白人居住區寬敞、豪華，公共設施齊全，而黑人居住區狹窄、設施落後，鮮為人知，盡管他們的人數數倍於白人。這個小鎮上的很多公共設施，比如警察局、銀行、餐廳、旅館，甚至加油站，都有明顯的專供白人使用的標誌。
在溫妮被流放到這個小鎮之前，小鎮上的議員和警察召開了一個全鎮居民參加的會議。在會議上，人們被告知溫妮是個危險人物，和她來往是危險的，並將接受懲罰。
這種抹黑的手段在溫妮剛到小鎮時對這一地區的居民還是很有效的——進入小鎮的1個月內，溫妮非常孤獨。
警察用車將溫妮和津薺送到布蘭德福特鎮，給她們安排了一間設備簡陋、環境很差的房子，溫妮和津薺將這間小房子稱為“牢房”。
當局為了縮小溫妮的活動範圍，給她擬定很多規矩。根據規定，溫妮不準私自離開布蘭德福特鎮，而且夜間不準外出；整個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禁止接待來客，離家外出時，禁止同一個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許進學校或大學；不許進工廠；不許訪問幼兒園；不許在公眾集會上發表講話……
麵對這些蠻橫的規矩，溫妮會如何應對呢？
喚起民智
溫妮天生就具有一種叛逆的性格，當局將她流放到布蘭德福特鎮，是想降低她的影響力，不給當局添麻煩，可溫妮卻反其道而行之——抗爭和啟迪民智。
叛逆的溫妮走到哪兒都是“戰場”，這次，南非當局在自家門口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
在布蘭德福特鎮，溫妮闖進了阿非利卡人的地盤，置身於白人中間，這使她成為黑人運動的化身。她無所畏懼，走進那些黑人從來沒有進過的購物超市、銀行、餐廳、警察局及加油站等一些專供白人享用的公共設施。
經過溫妮這麽一帶頭，黑人也在這些場所出現。尤其是超市和銀行，在此之前，黑人購買商品和辦理銀行業務都是通過一種小小的專門為黑人設置的窗口完成，溫妮的舉動讓這些黑人覺得他們應該享有和白人相同的待遇。
在溫妮的啟迪下，布蘭德福特鎮黑人的民智逐漸開啟，他們開始無所顧忌地到超市購買日用品，開始使用銀行正門的入口處，開始從正門進入警察局要求得到幫助，而這些現象在溫妮到來之前，是黑人不敢想象的。
覺悟逐漸提高的黑人，開始主動接近溫妮，向她學習和取經，這樣溫妮就能更加方便地將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傳遞給他們，讓這些黑人認識到自己的價值。
例如，這些黑人先前遇到雇主時從不敢多要報酬和待遇，每次他們得到的報酬都少得可憐，而且工作條件也非常差。自從溫妮到來之後，他們開始學會爭取工作環境和報酬。
逐漸地，溫妮在鎮上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開始成為人們談論的對象，甚至一些白人也願意和她交談，還有一些人根本不屑當局的禁令，到溫妮家參加聚會。
生活環境的改善，讓津薺的性格逐漸開朗起來，她經常會給父親曼德拉寫信，在信中她聊起這些變化，並說布蘭德福特成了一個“美好的地方”。曼德拉收到信後，十分高興，也十分欣慰。
溫妮的行為和影響力越來越大，讓當局有點沉不住氣了，他們開始想各種各樣的辦法去對付溫妮。1980年5月，溫妮因在布蘭德福特家中讓人留宿而被指控違反禁令，麵臨當局的指控。
在這個危險時刻，多虧一名叫德瓦爾的白人律師，他是阿非裏卡人，是布蘭德福特鎮唯一的辯護律師。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德瓦爾無數次地幫助溫妮，遊走於法院和政府部門，又很多次為她出庭辯護。為此，他遭到當局的打擊報複，被從白人圈子裏趕了出來，幾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斷絕了來往。
南非當局的卑劣行徑，使更多的人覺醒，同時也使體製內的一些基層工作人員感到內疚、心虛。比較有代表性的當數一個年輕的白人警察，他曾寫信給溫妮，表明自己的心跡。他在信中承認自己的很多行為並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而是“身不由己”，他在信中寫道：
常人根本無法想象，甚至我的父母私下裏都無法接受他們的孩子會成為一個向學生開槍的人——隻因為他們的皮膚是另一種顏色。我自己也難以置信，當我接到“瞄準射擊”的命令時，我的大腦是空白的，這和我在軍校裏學習到的命令根本無法兼容——我不知道該怎麽做，看得出來，我的戰友們也和我一樣迷茫，他們甚至還嘀咕：“這個世界瘋了嗎？”
盡管在布蘭德福特鎮的生活不再孤單，但溫妮仍然很孤獨，尤其是津薺離開了她去讀書之後。她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有津薺陪在身邊時，她尚且感覺到快樂，生活有所寄托，痛苦的壓力也得到了緩解，可津薺離開她之後，她感覺到了死一般的寂寞。
在津薺離開她的那段時間裏，唯一能夠讓她安慰的就是去羅本島探視曼德拉了。這種生活讓她的脾氣越變越壞，為了排解孤獨，她學會了酗酒。
然而，當局為了控製輿論，對溫妮探視曼德拉的請求作出了很複雜的規定：前往羅本島探監的時間有明確的規定；離開布蘭德福特鎮的時間有具體的規定；前往羅本島和回到布蘭德福特鎮必須前往政府部門報告；出發和歸來期間，不準接受任何記者的采訪；來往羅本島的路線必須經過當局的安排。
因此，每次探視之前，溫妮總是要在半個月之前提出申請，然後經布蘭德福特地方法官批準，才能匆匆忙忙地作準備。
幸運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國際上掀起了一個“釋放曼德拉”的運動，這一運動很快影響了南非的國內政治，使南非當局再次陷入巨大的輿論漩渦之中。
1977年5月16日，溫妮再一次被南非當局秘密抓捕，理由是她被指控與索韋托鎮學生暴動有關。與她一起被秘密抓捕的，還有12名婦女。
南非當局企圖將煽動1976年6月的學生暴動的罪名加到這些人身上。事實上，在這次的暴動中，由溫妮組織建立了黑人家長協會，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態惡化，組織有效的救援。
在接下來的審判中，溫妮不僅反駁了當局提供的證據，還獲得了一筆補償金。很快，包括溫妮在內的13人被釋放。
這還不是結束，當局為了名聲，對溫妮等一些人采取了更為嚴厲的措施。
此時，南非的周邊局勢開始出現危機。先是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動，導致它陷入戰爭的泥潭，同時遭到非洲周邊國家的一致譴責。與此同時，南非的鄰國莫桑比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與蘇聯簽訂了帶有軍事性質的互助合作條約。
當時，國際大形勢是美國與蘇聯的爭霸，為了聯合資本主義陣營，美國政府派大使安德魯訪問南非。南非當局為討好美國，可謂費盡心機。為了減少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以及不必要的麻煩，南非當局將一些敏感的政治犯全部控製起來。作為民主積極分子的溫妮，被轉移出索韋托，流放到奧蘭治自由邦布蘭德福特鎮。
之所以將溫妮流放，除了逃避國際輿論界的注視和追蹤，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企圖用這種難以忍受的孤寂來摧毀她的意誌。
布蘭德福特鎮是一個典型的小鎮，常住著大約1900名阿非裏卡白人居民。而真正的主人卻因為黑色皮膚，因為種族隔離政策，居住在隔離區。
可以這麽說，布蘭德福特鎮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一個袖珍型的代表——白人居住區寬敞、豪華，公共設施齊全，而黑人居住區狹窄、設施落後，鮮為人知，盡管他們的人數數倍於白人。這個小鎮上的很多公共設施，比如警察局、銀行、餐廳、旅館，甚至加油站，都有明顯的專供白人使用的標誌。
在溫妮被流放到這個小鎮之前，小鎮上的議員和警察召開了一個全鎮居民參加的會議。在會議上，人們被告知溫妮是個危險人物，和她來往是危險的，並將接受懲罰。
這種抹黑的手段在溫妮剛到小鎮時對這一地區的居民還是很有效的——進入小鎮的1個月內，溫妮非常孤獨。
警察用車將溫妮和津薺送到布蘭德福特鎮，給她們安排了一間設備簡陋、環境很差的房子，溫妮和津薺將這間小房子稱為“牢房”。
當局為了縮小溫妮的活動範圍，給她擬定很多規矩。根據規定，溫妮不準私自離開布蘭德福特鎮，而且夜間不準外出；整個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禁止接待來客，離家外出時，禁止同一個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許進學校或大學；不許進工廠；不許訪問幼兒園；不許在公眾集會上發表講話……
麵對這些蠻橫的規矩，溫妮會如何應對呢？
喚起民智
溫妮天生就具有一種叛逆的性格，當局將她流放到布蘭德福特鎮，是想降低她的影響力，不給當局添麻煩，可溫妮卻反其道而行之——抗爭和啟迪民智。
叛逆的溫妮走到哪兒都是“戰場”，這次，南非當局在自家門口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
在布蘭德福特鎮，溫妮闖進了阿非利卡人的地盤，置身於白人中間，這使她成為黑人運動的化身。她無所畏懼，走進那些黑人從來沒有進過的購物超市、銀行、餐廳、警察局及加油站等一些專供白人享用的公共設施。
經過溫妮這麽一帶頭，黑人也在這些場所出現。尤其是超市和銀行，在此之前，黑人購買商品和辦理銀行業務都是通過一種小小的專門為黑人設置的窗口完成，溫妮的舉動讓這些黑人覺得他們應該享有和白人相同的待遇。
在溫妮的啟迪下，布蘭德福特鎮黑人的民智逐漸開啟，他們開始無所顧忌地到超市購買日用品，開始使用銀行正門的入口處，開始從正門進入警察局要求得到幫助，而這些現象在溫妮到來之前，是黑人不敢想象的。
覺悟逐漸提高的黑人，開始主動接近溫妮，向她學習和取經，這樣溫妮就能更加方便地將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傳遞給他們，讓這些黑人認識到自己的價值。
例如，這些黑人先前遇到雇主時從不敢多要報酬和待遇，每次他們得到的報酬都少得可憐，而且工作條件也非常差。自從溫妮到來之後，他們開始學會爭取工作環境和報酬。
逐漸地，溫妮在鎮上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開始成為人們談論的對象，甚至一些白人也願意和她交談，還有一些人根本不屑當局的禁令，到溫妮家參加聚會。
生活環境的改善，讓津薺的性格逐漸開朗起來，她經常會給父親曼德拉寫信，在信中她聊起這些變化，並說布蘭德福特成了一個“美好的地方”。曼德拉收到信後，十分高興，也十分欣慰。
溫妮的行為和影響力越來越大，讓當局有點沉不住氣了，他們開始想各種各樣的辦法去對付溫妮。1980年5月，溫妮因在布蘭德福特家中讓人留宿而被指控違反禁令，麵臨當局的指控。
在這個危險時刻，多虧一名叫德瓦爾的白人律師，他是阿非裏卡人，是布蘭德福特鎮唯一的辯護律師。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德瓦爾無數次地幫助溫妮，遊走於法院和政府部門，又很多次為她出庭辯護。為此，他遭到當局的打擊報複，被從白人圈子裏趕了出來，幾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斷絕了來往。
南非當局的卑劣行徑，使更多的人覺醒，同時也使體製內的一些基層工作人員感到內疚、心虛。比較有代表性的當數一個年輕的白人警察，他曾寫信給溫妮，表明自己的心跡。他在信中承認自己的很多行為並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而是“身不由己”，他在信中寫道：
常人根本無法想象，甚至我的父母私下裏都無法接受他們的孩子會成為一個向學生開槍的人——隻因為他們的皮膚是另一種顏色。我自己也難以置信，當我接到“瞄準射擊”的命令時，我的大腦是空白的，這和我在軍校裏學習到的命令根本無法兼容——我不知道該怎麽做，看得出來，我的戰友們也和我一樣迷茫，他們甚至還嘀咕：“這個世界瘋了嗎？”
盡管在布蘭德福特鎮的生活不再孤單，但溫妮仍然很孤獨，尤其是津薺離開了她去讀書之後。她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有津薺陪在身邊時，她尚且感覺到快樂，生活有所寄托，痛苦的壓力也得到了緩解，可津薺離開她之後，她感覺到了死一般的寂寞。
在津薺離開她的那段時間裏，唯一能夠讓她安慰的就是去羅本島探視曼德拉了。這種生活讓她的脾氣越變越壞，為了排解孤獨，她學會了酗酒。
然而，當局為了控製輿論，對溫妮探視曼德拉的請求作出了很複雜的規定：前往羅本島探監的時間有明確的規定；離開布蘭德福特鎮的時間有具體的規定；前往羅本島和回到布蘭德福特鎮必須前往政府部門報告；出發和歸來期間，不準接受任何記者的采訪；來往羅本島的路線必須經過當局的安排。
因此，每次探視之前，溫妮總是要在半個月之前提出申請，然後經布蘭德福特地方法官批準，才能匆匆忙忙地作準備。
幸運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國際上掀起了一個“釋放曼德拉”的運動，這一運動很快影響了南非的國內政治，使南非當局再次陷入巨大的輿論漩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