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1日，日內瓦萬國宮外，蜂擁而至的記者們焦急地等候著裏麵即將傳出的曆史性消息。他們關注的焦點，是正在總統辦公室中舉行的談判。談判桌一邊坐著美國大使亞曆克西斯·約翰遜（alexis johnson）和他的3名助手：美國外交部的中國問題專家高立夫（ralph clough）和埃德溫·馬丁（edwin martin），還有美國軍方的中文翻譯羅伯特·埃克瓦爾（robert ekvall）上校。談判桌的另一側，則是中國大使王炳南和他的3名助手。會議室裏不允許攜帶錄音裝置，速記員或記者也不得列席。討論內容嚴格保密，直到30多年之後才慢慢解禁。這就是著名的“王炳南—約翰遜會談”，中美雙方就釋放朝鮮戰爭中的戰俘問題展開的一係列高層談判。
能夠坐下來談判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新中國政府占領了美國使館，逮捕各地領事官員，還以虐待中國傭人的罪名將美國駐華大使送上了法庭。195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簽訂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11月，中國軍隊出兵朝鮮，展開抗美援朝戰役。經過兩年的血戰，中美雙方都抓獲了大量戰俘。
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戰俘問題給美軍帶來眾多麻煩。美軍將中國和朝鮮戰俘關押在釜山西南20英裏外的巨濟島上，鐵絲網將這塊不毛之地圍得密不透風。戰俘營管理極其混亂，上千名戰俘擠在設計容量不足實際關押人數1/5的狹小空間裏。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的是，戰俘中還混雜了解放戰爭中被共產黨俘虜後投誠的國民黨士兵。
戰俘營迅速分裂為共產黨和反共產黨兩派。由於看守人員不足（一名看守要管理188名戰俘），一些戰俘被賦予管理權。很自然地，這些管理位置被那些反共戰俘所占據。關於他們虐待其他戰俘的傳言很快彌漫開來。沒過多久，戰俘營裏的紀律就土崩瓦解，人們相互丟擲石塊，暴動頻發，甚至發生了大規模的屠殺。1952年10月，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周年之際，看守們向揮舞紅旗慶祝的戰俘開火，5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傷。
1953年，朝韓停戰協議的簽訂標誌著朝鮮戰爭結束。當美國討論交換戰俘的可行性問題時，許多中國和朝鮮戰俘表示不願回到祖國。巨濟島上的反共戰俘如果被遣送回共產主義國家，麵臨的幾乎一定是審判和刑訊，甚至會被判處死刑。另外一些主動投降的戰俘則擔心，回國之後會遭到審查。杜魯門政府既想保護這些戰俘，又想達成自己的首要使命，也即換取美國戰俘的被釋，因此陷入兩難。最後，代號為“大交換行動”的秘密談判使75801名戰俘被放回朝鮮和中國，另外22604名戰俘被放回印度，在那裏，許多人想方設法逃到了中國台灣和韓國。與此同時，共產黨方麵將3326名聯合國軍戰俘移交給美國政府。
此次戰俘交換後，美方仍有遺留問題。大約155名美國公民仍滯留於中國，約450人在戰爭中失蹤。1954年，中方同意與美國展開戰俘問題談判。這促成了1954年6月，王炳南和約翰遜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輪會談。
談判期間，雙方都攤出了自己的底牌。美國希望釋放所有在中國受到監禁的美國人，無論是軍人還是普通公民。中國則要求美方允許留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回國。中方認為，這些當初留學美國但現在因為其技術背景而被限製離境的科學家中很多人也像囚犯一樣失去了人身自由，比如錢學森。中國人非常清楚這些科學家在建設國防力量上的價值，因此以美方限製中國科學家歸國為由，拒絕釋放美籍俘虜。談判毫無成果，隻進行了4輪就宣告結束。
然而，根據約翰遜後來的敘述，“急於獲得國際承認”的中國知道，與美國進一步的談判可以“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於是，中國找出了促使美國重返談判桌的辦法。1955年初，當美國與退守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之後，中國大陸向一江山島發起了進攻並占領該島。美國國務卿杜勒斯（dulles）因此不得不麵對一個為難的選擇：是要和中國大陸開戰，還是重啟談判——後者無疑會給中國帶來更多的國際關注。
美國決定暫時觀望。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美國政府對100多名被限製離境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的技術背景進行了評估。1955年4月1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爾總統提交備忘錄，建議釋放這些學者，從而更有效地解決美國戰俘問題。這一年，超過一半的留學生被告知，他們可以離開美國，仍然受到離境限製的中國學者隻剩下十幾名。
1955年4月，中國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萬隆會議上再次發出希望恢複中美談判的信號，中方表示，並無意與美國再起戰端。作為修好的表示，中方於5月30日釋放了4名美軍飛行員。7月11日，為了轉移要求中國加入四強峰會的國際壓力，美國政府借助中間人英國通知中方，願意恢複大使級談判。談判開始前一天，中方又釋放了11名美軍飛行員，以示誠意。
談判被證明是一場意誌的較量。“盡管為日內瓦之行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我們還是有一種過去的經驗全都派不上用場的感覺，”約翰遜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們並不清楚北京方麵到底想怎樣解決戰俘問題……中美雙方遙遙相望，中間隔著冷漠和敵意的巨大鴻溝。”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後來評論道：“以堅忍而言，自本傑明·富蘭克林努力為美國獨立戰爭爭取到法國的財政援助以來，沒有一位美國外交人員的表現可以與約翰遜此次所為相媲美。”
表麵看起來，雙方都彬彬有禮。兩位大使都遵循著嚴格的談判禮儀。一方先宣讀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聲明，每讀一段都會加以翻譯。隨後雙方開始輪流提出反駁，針鋒相對，互不相讓，以至於翻譯竭盡全力才能跟得上辯論的速度。在王炳南和約翰遜發言或考慮接下來的行動時，他們的助手緊張地記著筆記，小聲交流意見，隨時將提供建議的紙條傳給大使本人。
在第一輪會議中，約翰遜將一份列有41名滯留在中國的美國公民名單交給了王炳南，要求立即對這些人加以釋放。作為回應，王炳南要求美國交出所有在美華人的名字和地址，並建議由印度駐美使館對他們提供保護。約翰遜對此加以拒絕，因為他深知，這將意味著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對留美華人的司法管轄權。美國方麵認為，這可能讓這些華人受到“騷擾”和“脅迫”。
1955年8月8日，出乎所有人意料，王炳南在發言中提到了錢學森——這是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提到的第一個或許也是唯一一個有名有姓的具體對象。王炳南表示，中國政府收到了一封錢學森寄來的表明他渴望返回中國的信。王炳南宣稱，這封信充分表明，在美國還有許多中國科學家渴望返回祖國，但卻無計可施。王炳南再一次要求美方提供所有留美中國公民的名單。
事實上，美國政府此時已經在決定錢學森的去留問題上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1955年6月，國防部長向總統艾森豪威爾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內容便是關於如何解決想要歸國的留美中國科學家問題的。國防部認定，在“二戰”後前往美國留學的5000多名中國留學生中，隻有110多人所擁有的技術知識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備忘錄指出，在這110人中，除了兩名中國科學家之外，其餘已經全都被允許返回中國大陸。國防部仍對這兩名科學家心存疑慮，因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均與高度保密的國防計劃有關。這兩位科學家，一是參與勝利女神導彈（nike missile）項目研究的戴維·王（david wang），另外一個就是錢學森。
美國國防部對放錢學森走這件事心存疑慮。“如果錢學森被獲準離境，帶走的不僅是他在其專業領域的卓越建樹，還有可以應用於製造武器的噴氣推進技術背景知識，以及解讀美國科技進展的非同尋常的領悟力。”備忘錄中寫道。然而，國防部官員們也承認：“他（錢學森）當時掌握的軍事機密很可能已經被後續研究所超越，或者已經為蘇聯人所知。”
最後，是否放錢學森走的最終決定權交到了艾森豪威爾手上。（幾年後，擔任尼克鬆總統首席科學顧問的李·杜布裏奇某次提及，艾森豪威爾可能從來都沒聽說過錢學森。他顯然錯了。）1955年6月12日，從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秘書米爾德裏德·奧斯伯森（mildred asbjornson）起草的一份政府備忘錄中可以看出，總統的想法是“把他們全送回去算了”。第二天，1955年6月13日，艾森豪威爾決定放錢學森和戴維·王離開。到8月3日，國防部收回了所有的反對意見，美國政府開始為遣送錢學森歸國而作各項準備。在一封日期顯示為1955年8月4日的信中，美國移民局通知錢學森，他可以自由離開。當約翰遜坐在談判桌旁的時候，對於所有這一切他都已經了然於胸。
在1955年8～9月間舉行的無數次會談後，美國和中國達成正式協議，遣返對方公民。美國政府不接受王炳南提出的交出所有在美中國公民名單的要求，但表示，任何希望回到新中國的留美中國學生，都可以通過華盛頓的印度駐美使館得到妥善安排。直到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這份協議是中美兩國幾十年中唯一的一份正式外交協議。
當錢學森獲準離境的消息被公之於眾後，媒體上紛紛猜測，這是否是一項交換條件。9月份，中國宣布再釋放12名美國人，而錢學森的離境許可也正式生效。美國報紙在頭版刊發社論，猜測整件事都不過是一場交易，可以想象，美國政府馬上予以公開否認。在接受《洛杉磯時報》記者采訪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我注意到了報紙上關於錢學森博士是釋放11名美國空軍飛行員的交換條件之一的報道，這與我們的原則完全相違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美國政府都不會以人作為交換條件。”
幾十年後，在接受本書作者電話采訪時，約翰遜自己也承認，錢學森的離開的確是一場交易的一部分。他指出，錢學森和其他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是用來交換美國在華滯留人員的“關鍵籌碼”。
當錢學森整裝待發之際，依然有人在暗中運作，努力想讓他留下來。據皮爾斯回憶，馮·卡門曾經向他提過，有人告訴錢學森，如果他願意到國會作證的話，他仍可留在美國。“但那對錢學森來說太丟臉了，他拒絕了。”皮爾斯寫道。
最後，雙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結果。數十年後，在回憶錄中，約翰遜寫道：“在1955年8月，中國境內共關押了76名美國人，其中包括41名普通公民，35名軍人。到1957年9月，除了13人之外，所有人員均得以歸國。”中方則最終贏回了94名留美科學家。後來將中國帶入核武器時代的關鍵科學家中，這些歸國學者占據了將近半數。幾年後，周恩來評價王炳南—約翰遜會談的結果說：“中美大使級會議……要回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一件事情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會談也是有價值的。”
能夠坐下來談判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新中國政府占領了美國使館，逮捕各地領事官員，還以虐待中國傭人的罪名將美國駐華大使送上了法庭。195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簽訂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11月，中國軍隊出兵朝鮮，展開抗美援朝戰役。經過兩年的血戰，中美雙方都抓獲了大量戰俘。
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戰俘問題給美軍帶來眾多麻煩。美軍將中國和朝鮮戰俘關押在釜山西南20英裏外的巨濟島上，鐵絲網將這塊不毛之地圍得密不透風。戰俘營管理極其混亂，上千名戰俘擠在設計容量不足實際關押人數1/5的狹小空間裏。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的是，戰俘中還混雜了解放戰爭中被共產黨俘虜後投誠的國民黨士兵。
戰俘營迅速分裂為共產黨和反共產黨兩派。由於看守人員不足（一名看守要管理188名戰俘），一些戰俘被賦予管理權。很自然地，這些管理位置被那些反共戰俘所占據。關於他們虐待其他戰俘的傳言很快彌漫開來。沒過多久，戰俘營裏的紀律就土崩瓦解，人們相互丟擲石塊，暴動頻發，甚至發生了大規模的屠殺。1952年10月，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周年之際，看守們向揮舞紅旗慶祝的戰俘開火，5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傷。
1953年，朝韓停戰協議的簽訂標誌著朝鮮戰爭結束。當美國討論交換戰俘的可行性問題時，許多中國和朝鮮戰俘表示不願回到祖國。巨濟島上的反共戰俘如果被遣送回共產主義國家，麵臨的幾乎一定是審判和刑訊，甚至會被判處死刑。另外一些主動投降的戰俘則擔心，回國之後會遭到審查。杜魯門政府既想保護這些戰俘，又想達成自己的首要使命，也即換取美國戰俘的被釋，因此陷入兩難。最後，代號為“大交換行動”的秘密談判使75801名戰俘被放回朝鮮和中國，另外22604名戰俘被放回印度，在那裏，許多人想方設法逃到了中國台灣和韓國。與此同時，共產黨方麵將3326名聯合國軍戰俘移交給美國政府。
此次戰俘交換後，美方仍有遺留問題。大約155名美國公民仍滯留於中國，約450人在戰爭中失蹤。1954年，中方同意與美國展開戰俘問題談判。這促成了1954年6月，王炳南和約翰遜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輪會談。
談判期間，雙方都攤出了自己的底牌。美國希望釋放所有在中國受到監禁的美國人，無論是軍人還是普通公民。中國則要求美方允許留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回國。中方認為，這些當初留學美國但現在因為其技術背景而被限製離境的科學家中很多人也像囚犯一樣失去了人身自由，比如錢學森。中國人非常清楚這些科學家在建設國防力量上的價值，因此以美方限製中國科學家歸國為由，拒絕釋放美籍俘虜。談判毫無成果，隻進行了4輪就宣告結束。
然而，根據約翰遜後來的敘述，“急於獲得國際承認”的中國知道，與美國進一步的談判可以“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於是，中國找出了促使美國重返談判桌的辦法。1955年初，當美國與退守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之後，中國大陸向一江山島發起了進攻並占領該島。美國國務卿杜勒斯（dulles）因此不得不麵對一個為難的選擇：是要和中國大陸開戰，還是重啟談判——後者無疑會給中國帶來更多的國際關注。
美國決定暫時觀望。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美國政府對100多名被限製離境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的技術背景進行了評估。1955年4月1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爾總統提交備忘錄，建議釋放這些學者，從而更有效地解決美國戰俘問題。這一年，超過一半的留學生被告知，他們可以離開美國，仍然受到離境限製的中國學者隻剩下十幾名。
1955年4月，中國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萬隆會議上再次發出希望恢複中美談判的信號，中方表示，並無意與美國再起戰端。作為修好的表示，中方於5月30日釋放了4名美軍飛行員。7月11日，為了轉移要求中國加入四強峰會的國際壓力，美國政府借助中間人英國通知中方，願意恢複大使級談判。談判開始前一天，中方又釋放了11名美軍飛行員，以示誠意。
談判被證明是一場意誌的較量。“盡管為日內瓦之行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我們還是有一種過去的經驗全都派不上用場的感覺，”約翰遜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們並不清楚北京方麵到底想怎樣解決戰俘問題……中美雙方遙遙相望，中間隔著冷漠和敵意的巨大鴻溝。”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後來評論道：“以堅忍而言，自本傑明·富蘭克林努力為美國獨立戰爭爭取到法國的財政援助以來，沒有一位美國外交人員的表現可以與約翰遜此次所為相媲美。”
表麵看起來，雙方都彬彬有禮。兩位大使都遵循著嚴格的談判禮儀。一方先宣讀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聲明，每讀一段都會加以翻譯。隨後雙方開始輪流提出反駁，針鋒相對，互不相讓，以至於翻譯竭盡全力才能跟得上辯論的速度。在王炳南和約翰遜發言或考慮接下來的行動時，他們的助手緊張地記著筆記，小聲交流意見，隨時將提供建議的紙條傳給大使本人。
在第一輪會議中，約翰遜將一份列有41名滯留在中國的美國公民名單交給了王炳南，要求立即對這些人加以釋放。作為回應，王炳南要求美國交出所有在美華人的名字和地址，並建議由印度駐美使館對他們提供保護。約翰遜對此加以拒絕，因為他深知，這將意味著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對留美華人的司法管轄權。美國方麵認為，這可能讓這些華人受到“騷擾”和“脅迫”。
1955年8月8日，出乎所有人意料，王炳南在發言中提到了錢學森——這是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提到的第一個或許也是唯一一個有名有姓的具體對象。王炳南表示，中國政府收到了一封錢學森寄來的表明他渴望返回中國的信。王炳南宣稱，這封信充分表明，在美國還有許多中國科學家渴望返回祖國，但卻無計可施。王炳南再一次要求美方提供所有留美中國公民的名單。
事實上，美國政府此時已經在決定錢學森的去留問題上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1955年6月，國防部長向總統艾森豪威爾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內容便是關於如何解決想要歸國的留美中國科學家問題的。國防部認定，在“二戰”後前往美國留學的5000多名中國留學生中，隻有110多人所擁有的技術知識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備忘錄指出，在這110人中，除了兩名中國科學家之外，其餘已經全都被允許返回中國大陸。國防部仍對這兩名科學家心存疑慮，因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均與高度保密的國防計劃有關。這兩位科學家，一是參與勝利女神導彈（nike missile）項目研究的戴維·王（david wang），另外一個就是錢學森。
美國國防部對放錢學森走這件事心存疑慮。“如果錢學森被獲準離境，帶走的不僅是他在其專業領域的卓越建樹，還有可以應用於製造武器的噴氣推進技術背景知識，以及解讀美國科技進展的非同尋常的領悟力。”備忘錄中寫道。然而，國防部官員們也承認：“他（錢學森）當時掌握的軍事機密很可能已經被後續研究所超越，或者已經為蘇聯人所知。”
最後，是否放錢學森走的最終決定權交到了艾森豪威爾手上。（幾年後，擔任尼克鬆總統首席科學顧問的李·杜布裏奇某次提及，艾森豪威爾可能從來都沒聽說過錢學森。他顯然錯了。）1955年6月12日，從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秘書米爾德裏德·奧斯伯森（mildred asbjornson）起草的一份政府備忘錄中可以看出，總統的想法是“把他們全送回去算了”。第二天，1955年6月13日，艾森豪威爾決定放錢學森和戴維·王離開。到8月3日，國防部收回了所有的反對意見，美國政府開始為遣送錢學森歸國而作各項準備。在一封日期顯示為1955年8月4日的信中，美國移民局通知錢學森，他可以自由離開。當約翰遜坐在談判桌旁的時候，對於所有這一切他都已經了然於胸。
在1955年8～9月間舉行的無數次會談後，美國和中國達成正式協議，遣返對方公民。美國政府不接受王炳南提出的交出所有在美中國公民名單的要求，但表示，任何希望回到新中國的留美中國學生，都可以通過華盛頓的印度駐美使館得到妥善安排。直到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這份協議是中美兩國幾十年中唯一的一份正式外交協議。
當錢學森獲準離境的消息被公之於眾後，媒體上紛紛猜測，這是否是一項交換條件。9月份，中國宣布再釋放12名美國人，而錢學森的離境許可也正式生效。美國報紙在頭版刊發社論，猜測整件事都不過是一場交易，可以想象，美國政府馬上予以公開否認。在接受《洛杉磯時報》記者采訪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我注意到了報紙上關於錢學森博士是釋放11名美國空軍飛行員的交換條件之一的報道，這與我們的原則完全相違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美國政府都不會以人作為交換條件。”
幾十年後，在接受本書作者電話采訪時，約翰遜自己也承認，錢學森的離開的確是一場交易的一部分。他指出，錢學森和其他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是用來交換美國在華滯留人員的“關鍵籌碼”。
當錢學森整裝待發之際，依然有人在暗中運作，努力想讓他留下來。據皮爾斯回憶，馮·卡門曾經向他提過，有人告訴錢學森，如果他願意到國會作證的話，他仍可留在美國。“但那對錢學森來說太丟臉了，他拒絕了。”皮爾斯寫道。
最後，雙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結果。數十年後，在回憶錄中，約翰遜寫道：“在1955年8月，中國境內共關押了76名美國人，其中包括41名普通公民，35名軍人。到1957年9月，除了13人之外，所有人員均得以歸國。”中方則最終贏回了94名留美科學家。後來將中國帶入核武器時代的關鍵科學家中，這些歸國學者占據了將近半數。幾年後，周恩來評價王炳南—約翰遜會談的結果說：“中美大使級會議……要回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一件事情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會談也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