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華的手在我身上，借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放在布滿骸骨的山穀裏。使我繞骸骨而行：看啊，這開闊山穀中，骸骨如此之多；神啊，它們多麽幹枯。
他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可複活嗎？”
——《聖經·以西結書》11
我曾經斬釘截鐵地認為，自己永遠也不會成為醫生。陽光下，我舒展著身體，躺在一片荒涼的高原上，我家房子就在下麵。那天，我那個當醫生的叔叔和很多親戚一樣，問即將上大學的我未來想做什麽工作，但我沒好好回答這個問題。要是有誰非要逼我說出個明確的答案，我可能會說作家吧。但是坦白說，這時候想工作啊事業啊，感覺都挺荒唐的。幾個星期以後，我就要離開這個亞利桑那州的小鎮了，一點也沒有要去闖蕩事業、節節高升的感覺，反而像一個忙碌嘈雜的電子，即將達到逃逸速度，要飛向一片陌生而星光閃爍的宇宙。
我躺在塵土之中，陽光籠罩周身，回憶如潮水洶湧而來。這個隻有一萬五千人口的小鎮顯得愈發逼仄。而將近一千公裏以外，斯坦福大學，我的新宿舍，似乎充滿了閃閃發光的希望。
我對醫學的了解，大概就是“缺席”，確切地說，是從小到大父親的缺席。他每天天不亮就去上班，天黑才回家，把盤子裏已經冷了的飯菜熱一熱吃掉。之前我家住在紐約的布朗士區，就在曼哈頓北邊，一個人多熱鬧、富裕優越的郊區。我十歲的時候，和十四歲的哥哥、八歲的弟弟，一起跟著父親搬到了亞利桑那州的金曼，這個位於兩道山脈之間的沙漠穀地。外界對這個小鎮，所知最多的，也就是開車經過時，順道停下來加油的地方。吸引父親的，是這裏燦爛的陽光，當然還有很低的生活成本。不然，他如何實現夙願，把三個兒子都送到夢寐以求的大學呢？這裏還有個好機會，可以親手創建一個他自己的地區性心髒專科診所。對病人的盡心盡力與對醫學事業的執著，很快讓他成為備受尊重的社區成員。有時我們還是能見到他的，一般是深夜或者周末。他總是對我們滿含關切的父愛，同時又有嚴苛的要求。擁抱我們，親吻我們，又總是語氣嚴厲地對我們進行教育：“做第一很容易：找到那個第一名，然後比他多得一分。”他可能在內心對自己有所妥協，做父親，可以做得“短小精悍”，和孩子們相處時間雖然短，但高強度（又真誠）的爆發完全比得上……比得上其他父親做的所有事情。而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果這就是當醫生的代價，那簡直太高了。
從這個荒涼的高原，我能看到家裏的房子，就在市區邊緣，瑟巴特山脈腳下，周圍是綿延的紅岩沙漠，零星點綴著一些豆科灌木、風滾草和船槳一樣的仙人掌。在這個地方，塵土如惡魔，不知來處，騰旋而起，模糊視線，繼而又不知所終。綿延的曠野消失在無窮無盡之處。我家的兩條寵物狗，曼克斯和尼普，對這廣闊天地的自由自在從未厭倦過。每天，它們都會勇敢地出發，把沙漠新的“饋贈”帶回家，比如一條鹿腿，沒吃完的長耳野兔的殘屍，這些都是存著以後吃的，還有被陽光曬得發白的馬頭蓋骨，以及野狼的顎骨。
我和夥伴們也熱愛這裏的自由。下午的時候，我們經常四處探索、漫步，到處搜尋動物的骨頭和沙漠裏少見的溪流。生命的頭十年我都是在東北部一個綠化很好的郊區裏度過的，主街兩旁綠樹成蔭，糖果店裏甜甜蜜蜜，這風沙肆虐的狂野沙漠既奇異又誘人。十歲的我第一次出門遠足，發現了一個老舊的灌溉爐箅，用手指撬開蓋子，抬起來，就在我眼前，出現了三張網，像白絲線編織的一樣。每張網上都有黑色球狀的蟲子，邁著細長的腿前進。這些蜘蛛的外殼黑得發亮，體內似乎有個閃亮的血紅色沙漏，十分可怕。每隻蜘蛛旁邊都有一個跳動著的蒼白液囊，不斷鼓脹，馬上就將有無數“黑寡婦”幼蟲降臨世界。恐懼襲來，我猛地蓋上爐箅，踉蹌後退。恐懼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我學到的“鄉村生存知識”告訴我，被黑寡婦蜘蛛咬一口，就別想活命了。還有蜘蛛那種駭人的可怕姿態，黑亮的外殼，體內的血紅色沙漏。多年後，這個場景還不時進入我的噩夢中。
沙漠堪稱是一個“恐怖萬神殿”：毒蛛、狼蛛、提琴背蜘蛛、木蠍子、鞭尾蠍、蜈蚣、菱背響尾蛇、側進蛇、莫哈維綠蛇，等等。漸漸地，我和它們都熟悉起來，甚至習慣這些小東西的存在。我和夥伴們喜歡以此為樂子，隻要找到狼蛛的窩，就逮隻螞蟻丟在窩邊，看它在那錯綜複雜之間掙紮著逃跑，讓那綢線一般的蜘蛛絲顫抖起來，延伸到蜘蛛黑洞的中央。蜘蛛會從那空洞裏衝出來，逮住那螞蟻的下頜，後者是必死無疑。我們都很期待著緊張刺激的高潮時刻。在我心裏，“鄉村生存知識”變得跟城市裏那些傳奇差不多。一開始聽別人叮囑這些事情，那些沙漠裏的生物仿佛有無邊的魔力，讓之前在城裏聽到的什麽鬼啊怪啊相形見絀。隻有在沙漠裏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才意識到，有些話真的是危言聳聽，就像說“鹿角兔子”是真的一樣，都是當地人故意編出來騙“城裏人”，給自己找找樂子的。
我曾經費了一個小時的口舌，對一群來自柏林的交換生說，仙人掌叢中住著一種特別的野狼，會跳個將近十米去攻擊獵物（嗯，就像德國人似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然而，也沒有誰真正知道，那漫天飛沙背後的真相究竟如何。有多少荒唐無稽的鄉村知識，就有多少聽上去十分真實可信的。比如，穿鞋之前一定要看看裏麵有沒有蠍子，這聽上去就是個能保命的好習慣。
十六歲的時候，我開始負責開車送弟弟吉旺去上學。一天早上，像往常一樣，我又晚了。吉旺很不耐煩地站在門廳，大喊著說他可不想又因為我動作慢被留堂，所以問我能不能快一點。我用衝刺的速度下了樓，一把推開前門……差點踩到一條正在打盹的響尾蛇，差不多有兩米長呢。這又涉及一條“鄉村生存知識”，如果你在自己門前弄死了一條響尾蛇，它的伴侶和後代就會到原地築巢，永久紮根，就像戈蘭德爾的母親報殺子之仇12。於是我跟吉旺抽簽決定，贏的那個就拿鐵鏟，輸的那個戴上厚厚的園藝手套，再拿一個枕頭套。一陣莊嚴又搞笑的“手舞足蹈”之後，我們終於把響尾蛇弄進了枕頭套。接著，我使出奧運鏈球運動員的勁兒，把手上的東西拚命扔到沙漠裏去，還計劃好下午晚點再去把枕頭套撿回來，免得被媽媽發現了挨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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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時代眾多神秘難解的事件中，最主要的並非父親為什麽舉家遷到亞利桑那州金曼這個沙漠小鎮，反正逐漸長大的我們也越來越喜歡這裏了，最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是怎麽說服媽媽的。這兩個相愛的人躍過大半個地球，從印度南部私奔到紐約（他是基督教徒，她是印度教徒，他們的結合在兩邊都受到譴責，而且導致多年的家庭紛爭——母親的母親從未承認過我的名字“保羅”，而堅持叫我的中間名“蘇希爾”），再到亞利桑那。母親本來就特別害怕蛇，對蛇有完全克製不住的恐懼，但到這裏來就被迫要麵對。就算那種最小、最可愛、完全無毒的小紅蛇，都能讓她尖叫著衝進屋裏，鎖上所有的門，抄起手邊任何尖銳鋒利的大家夥，比如耙子、劈刀、斧頭什麽的。
經常出現的蛇總是讓她焦慮不已，但母親最擔心的，當然是孩子們的未來。搬來這裏之前，我哥哥蘇曼就快要高中畢業了，他就讀的那所中學在威徹斯特縣堪稱好大學的“直通車”。搬家到金曼不久，他就被斯坦福錄取了，於是很快就離家去讀大學了。而我們都知道，金曼不是威徹斯特。媽媽研究了一下莫哈維縣公立學校係統，四處走訪了一番，變得心煩意亂。最近，美國的人口普查將金曼定性為美國人口接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地區，高中輟學率比平均水平高出大概30%。能上大學的都是鳳毛麟角，當然肯定沒有去哈佛的了，而哈佛又恰好是我父親心中優秀的標準。媽媽打電話給自己那些居住在東海岸富裕郊區的朋友和親戚尋求意見，結果發現有的倒是真心對她表示同情，有的則很高興——卡拉尼什的孩子們突然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了，他們的孩子又少了兩個競爭對手。
晚上，媽媽經常默默流淚，獨自在床上啜泣。她害怕這裏落後的教育條件會讓她的孩子變成“廢人”，於是不知從哪裏找來了“大學學前書單”。她在印度主修的是生理學，二十三歲就結了婚，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家，生活的重心完全轉移到三個孩子身上，所以書單上很多書她自己也沒讀過。但她絕不會讓自己的孩子輸在這上麵。十歲的時候，她就讓我讀《1984》，裏麵關於性的描寫讓我震驚不已，然而，也是這樣點點滴滴的潛移默化，讓我深深地愛上了語言文字。
《1984》之後，我們按照書單，非常係統地讀了無數作家的作品：《基督山伯爵》、埃德加·愛倫·坡的作品、《魯濱孫漂流記》、《艾凡赫》13、果戈理的戲劇、《最後的莫希幹人》、狄更斯、馬克·吐溫、簡·奧斯丁、《水手比利·巴德》14……十二歲的時候，我開始自己挑書看了。哥哥蘇曼又給我寄來大學裏讀的書：《君主論》、《堂吉訶德》、《老實人》、《亞瑟之死》15、《貝奧武甫》、梭羅、薩特、加繆，等等。有的印象不深，有的則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美麗新世界》16奠定了我初期的道德哲學，還成為我申請大學時論述文的主題，我在文中提出，快樂幸福並非生命的意義。在必經的青春期煩惱中，《哈姆雷特》無數次陪伴著我走過。《致羞澀的情人》17和其他浪漫的詩歌讓我和我的朋友在整個高中生涯經曆了不少“快樂的倒黴事”。比如，晚上，我們經常偷偷溜出去，在啦啦隊隊長的窗戶下麵唱《美國派》。（我們理直氣壯地認為，她爸爸是當地一名牧師，不大可能貿然開槍。）搞完這種深夜惡作劇回去的時候，要是被抓住了，我憂心忡忡的母親就會詳細地盤問我是否吸毒，把每種青少年可能吸食的毒品都細細數過一遍。但她從未意識到，於我而言，毒品沒有吸引力，最最令人上癮的，是上周她遞給我的那套浪漫詩歌選集。書籍成為我最形影不離的密友，就像精心製作的鏡頭，為我展開新世界的大好風景。
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媽媽開車帶我們來到位於金曼北邊將近兩百公裏，也是離金曼最近的大城市拉斯維加斯，我們在那裏進行了“學業能力傾向初步測驗”（p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和“大學入學考試”（act）。她加入學校董事會，重整了教師隊伍，要求課程設置加入大學預修課程（ap）。她在這方麵實在太出色了，視改革金曼教育係統為己任，並且付諸實踐。突然間，我們那所高中就感覺視野開闊了，不再局限於那兩道山脊之間，而是翻山越嶺，向外探索。
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叫裏奧，也是畢業典禮上的學生致辭代表和我認識的家裏最窮的孩子。高中最後一年，學校輔導員建議他：“你很聰明，應該去參軍。”
之後他跟我說起這事。“去他的，”他說，“要是你會去上哈佛、耶魯或者斯坦福，我也要去。”
我去了斯坦福，裏奧去了耶魯。這兩件事帶給我的喜悅程度實在不分伯仲。
暑假過去了。斯坦福開學比其他大學都要晚一個月，所以我的朋友全都四散而去，把我一個人留了下來。很多個下午，我都獨自深入沙漠，找個地方打個小盹，等著我的女朋友艾比蓋爾從金曼唯一的咖啡館下班。沙漠是穿過山野進入城鎮的捷徑，步行也遠比駕車來得有趣。艾比蓋爾二十出頭，就讀於斯克裏普斯學院。她不想申請助學貸款，所以休學一個學期，好存點學費。她身上那種世俗氣深深吸引了我。她知道的那些秘密，隻有大學生才知道。她還上過心理學的課呢！我們經常在她下班以後見麵。她就是甜蜜愛情與美好生活的先兆，是幾個星期後我即將進入的新世界的預告。一天下午，我打盹醒來，抬頭一看，禿鷹就在我頭頂盤旋，可能錯把我當成了一具屍體。我看了看表，快三點了，要遲到了。我拍拍牛仔褲上的塵土，一路小跑著穿越沙漠，直到黃沙盡頭，抵達道路起點，建築開始映入眼簾，我跑到街角，看到艾比蓋爾手裏拿著一把掃帚，在清掃咖啡館外麵的地板。
“濃縮咖啡機我已經洗了，”她說，“所以你今天沒有冰咖啡喝啦。”
她掃完地，我們就到裏麵去了。艾比蓋爾走到收銀機那兒，拿起一本她放在那兒的平裝書。“拿著，”她朝我扔過來，“這本書你該看看的。你一直在讀那些特別有文化的破書，怎麽就不可以看看低級趣味的東西了？”
那是一本五百頁的小說，《撒旦：不幸的卡斯勒醫生的心理療法與治愈》，作者傑裏米·萊文18。我把書拿回家，一天就看完了。這書沒什麽內涵，本應該很有趣的，但真的沒什麽意思。不過裏麵倒是漫不經心地提出了一個假設：思想不過就是大腦運轉的產物。我被這個想法震撼了，甚至動搖了我對這個世界幼稚的理解。當然這個假說一定是正確的，否則要我們的大腦幹什麽用呢？盡管我們擁有自由的意誌，但仍然是有機生物體，大腦是我們的器官，也遵循一切物理定律！文學是人類的一大財富和意義，而通過某種方式實現文學價值的，就是大腦這個機器。這真是神奇的魔法。那天晚上，在自己房間裏，我打開已經翻來覆去看過好幾十遍的紅色斯坦福課程總目錄，手裏拿著一支熒光筆。之前我已經標記了很多文學課程。現在，我開始尋找生物和神經係統科學的相關課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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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我仍然沒怎麽去想工作和事業，但已經快要拿到英語文學和人體生物學的學位了。我學習的最大動力，不是成就感，而是一種求知欲，我非常認真地想要探究，是什麽讓人類的生命充滿意義？我仍然認為，文學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而神經係統科學則探索大腦最為優雅的規律。“意義”這個概念，很是讓人捉摸不定，但也難以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道德價值觀割裂開來。t.s.艾略特的《荒原》中就有令人難忘的詩句，深刻地表明了孤獨隔絕的生活沒有意義，以及對人情紐帶的強烈渴望。艾略特那些比喻也滲透進我自己的寫作語言。其他作家也讓我產生共鳴。比如納博科夫，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遭遇世事變遷之後，會對別人的遭遇麻木無情。康拉德，他堅定地認為人與人之間錯誤的交流溝通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在我眼裏，文學不僅描寫了別人的生活，還為我們提供了道德反思最豐富的資料。我幾次試圖涉足分析哲學19，但非常枯燥，沒有那種亂糟糟的興奮感，也沒有真實生活的分量。
大學生涯中，我對人生意義進行的研究，一直非常學術，如同僧侶修道。而形成這種意義的，恰恰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想要去建立和加強這種關係，就和我的研究方式發生了衝突。如果說沒有自省的人生不值得過20，那麽沒有真正活過的人生還值得自省嗎？大二的暑假快到了，我申請了兩份工作：一個是在科學氛圍濃厚的亞特蘭大國家靈長類研究中心做實習研究員；一個是在塞拉高山營廚房打下手。塞拉高山營是一個斯坦福校友的家庭度假營地，在原始高山湖落葉湖的岸邊，緊臨埃爾多拉多國家森林公園的荒蕪原野保護區，可以飽覽荒涼空曠之美。關於這個營地，有很多文學描寫，看上去我會度過一生中最棒的暑假。說實話，申請成功的時候，我真是受寵若驚。不過，我又了解到，獼猴已經有了初級的文化形式，這讓我十分想去靈長類研究中心一探生命意義的自然起源。換句話說，我要麽去研究生命的意義，要麽就去親自經曆和體驗生命的意義。
我猶豫了很久，拖延到最後時刻，才選擇了營地的工作。之後，我到生物係指導老師的辦公室去告訴他自己的決定。進門的時候，他正坐在辦公桌前，和往常一樣，埋頭於一本學術期刊。這個大眼袋的男人平時很安靜，和藹可親。不過，我跟他說了自己的暑假計劃以後，他完全變了個人：雙目圓睜，臉迅速漲紅了，開始唾沫飛濺地教訓我。
“什麽？”他說，“你以後是想當科學家還是……廚子？”
期末還是來了，我迎著山路上的風，走向營地，心裏還是有點擔心這一步是不是走錯了，走偏了。然而，我的懷疑很快就煙消雲散。營地真是名副其實，好一派年輕人暢想中的田園美景：湖、山、人都美不勝收；經曆、對話與友誼實在是豐富多彩。滿月的夜晚，月光灑滿曠野，不戴頭燈也能遠足。我們從淩晨兩點啟程，趕在日出前爬到附近的塔拉克峰。布滿星星的晴朗夜空，倒映在腳下廣闊深邃、水平如鏡的湖中。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峰，我們穿著睡袋相互偎依。有人很貼心地帶了熱咖啡，驅散了狂風帶來的刺骨寒意。接著我們就靜靜地坐著，看一抹輕微的天藍從東方地平線微微顯露，這是太陽的先遣隊，慢慢擦去了閃爍的星星。天光漸明，天空升得高遠遼闊，接著第一縷陽光便現身了。遠處南太浩湖邊的道路上，清早通勤的人們漸次增多，一日之計，生機初現。然而，轉過頭，還能看見退去一半卻依舊徘徊在空中的深藍夜幕，據守西天，不肯離去，空中依然星光閃爍，滿月還是懸掛天邊。東邊已是青天白日，陽光撲麵而來，西邊的黑夜卻毫無屈服之意。黑夜與白天的分界，這景象如此崇高偉大，大概也沒有哲學家能很好地用言語來解釋。每當此時，就仿佛上帝在說：“要有光！”在高山、大地、宇宙這無限的遼遠廣闊之中，你情不自禁地覺得自己是渺小的一粒微塵，然而還是能感覺自己的雙腳踩在大地上，確信自己存在於這莊嚴宏偉的天地之間。
這就是塞拉高山營的暑假。這裏也許和其他高山營地沒什麽不同，但我每一天都覺得充實美好，生機勃勃。我和不同的人與事物建立聯係，賦予自己生命豐富的意義。某些夜晚，我們一堆人會圍坐在餐廳桌邊，和營地的助理主管同飲威士忌。他叫莫，是斯坦福校友，暫時休學的英文博士。我們暢談文學，暢談壯年人生各種沉甸甸的責任。第二年他回去讀博士，後來寄給我自己發表的第一部短篇，寫的就是我們共度的那段時光：
此時此刻，電光石火，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麽。我希望這裏的工作人員能堆起柴堆……讓我的骨灰在風中飄落，與沙塵混雜；讓我的屍骨隨浮木一起漂流；讓我的牙齒消隱在沙土之間……我不相信孩子或長者的智慧。當下便是風口浪尖，人生積累的經驗，被生存的細節磨損消耗。我們智慧的高峰，便是生活的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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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校園以後，我也沒有過多思念山中的歲月。校園生活豐富充實，接下來的兩年我也一直堅持探索，致力於更深入地了解精神世界。我學習文學與哲學，探究生活的意義；我學習神經科學，在一個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實驗室工作，了解大腦的運行機製，比如如何賦予一個有機探索世界深意的能力，如何讓我和一群親密的朋友通過惡作劇加深友情。我們打扮成蒙古人，突襲學校食堂；我們建立了一個完全虛假的兄弟會，找了間房子，開展了一係列裝模作樣的開學活動；我們裝扮成大猩猩，在白金漢宮門前搔首弄姿；我們午夜闖入大學紀念教堂，躺在地上，聽我們的聲音在拱頂之間回蕩……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不過，接著我就讀到弗吉尼亞·伍爾夫曾經喬裝成阿比西亞皇室登上一艘軍艦的軼事，再加上旁人的斥責，也就停止大肆吹噓我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把戲了。）
大學最後一年，神經學課程快上完了，有一堂課講神經科學與道德，我們去了一所療養院，專門接收遭受過重度腦損傷的人。一走進接待區，就聽到一陣憂傷的哭號。女導覽三十多歲，親切友好，向大家做了自我介紹。但我一直在搜尋哭號的來源。接待處的櫃台後麵有一台大屏幕電視，放著肥皂劇，但電視是靜音狀態。屏幕上有個藍眼睛、淺黑膚色的女人，她的頭發精心修飾過，有些激動地晃著頭，哀求著畫麵外的某個人。鏡頭拉遠，原來是她的情人，大大的下巴，一看就是那種聲音沙啞粗重的男人。他們激情相擁。哭號聲更大了。我走到近旁，往櫃台下麵看，電視機前鋪著一塊藍色墊子，上麵坐著個年輕女人，穿著家常的印花裙子，二十歲左右，雙手握拳，壓在眼睛上，身子劇烈地來回搖晃，哭啊哭啊哭啊。隨著她的搖晃，我瞥見她的後腦勺，那裏沒有頭發，隻剩下一大片光禿禿的蒼白頭皮。
大家要去參觀療養院的其他地方了，我趕緊歸隊。和導覽談起來，我才知道，住在這裏的很多人小時候都有過差點被淹死的經曆。我環視四周，發現除了我們沒有其他外人來訪。我問導覽是不是通常都如此。
導覽解釋說，病人剛送來的時候，家人會經常來，有的每天都來，有的甚至一天兩次。然後可能慢慢變成隔天來一次。後來就隻有周末才來了。時間長了，過幾個月才來，甚至幾年才來看一次。反正次數是逐漸減少的，可能每年就是在病人的生日和聖誕節，象征性地來探望一下。最後，大多數家人都搬家了，似乎離得越遠越好。
“我不怪他們，”導覽說，“照顧這些孩子很難的。”
我胸中怒氣翻滾。難？當然很難啊，但那些做父母的，怎麽能拋棄這些孩子呢？一間房裏，病人們都躺在簡易床上，幾乎一動不動，整整齊齊躺成一排，像營房裏的士兵。我順著一排小床走，突然和其中一個病人四目相對。她大概十幾歲，快滿二十的樣子，一頭黑發蓬亂糾結。我停下來，努力朝她微笑，想告訴她我是關心他們的。我拿起她的一隻手，軟塌塌的，原來有殘疾。但她喉嚨裏咕嚕一聲，直視著我，露出微笑。
“我覺得她笑了。”我問看護。
“可能是，”她說，“有時候也說不清楚。”
但我很肯定，她是在笑。
回到學校，大家都走了，教室裏隻剩下我和教授。“嗯，你有什麽想法？”他問。
我一股腦兒地把心裏想的全說出來了，說我完全無法相信那些父母就這樣把可憐的孩子拋棄了，也無法相信有個孩子竟然朝我笑了。
這位教授是一位良師益友，他對於科學和道德之間的聯係，有很深邃的思考。我滿心以為他和我想法一致。
“是啊，”他說，“很好，你這麽想很好。但有時候，嗯，我覺得他們死了倒還好些。”
我抓起書包，揚長而去。
她明明笑了啊，是不是？
到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次參觀讓我對大腦作用的理解又增添了一個新的維度。是的，大腦可以賦予我們建立關係，讓生命充滿意義的能力。但有時候，大腦也會破壞這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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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要畢業了，我卻有種坐立不安的感覺，似乎有很多東西還沒解決，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我申請了斯坦福的英語文學碩士，被錄取了。我已經把語言視作一種幾乎超自然的力量，存在於人與人之間，讓我們那一厘米厚頭蓋骨下隱藏的大腦溝通共享。隻有在人與人之間，一個單詞才有意義。而生命是否有意義，某種程度上要看我們建立的關係的深度。就是人類的關聯性加強了生命的意義。不過，不知怎麽地，這個過程存在於大腦和身體裏，也受生理原因的驅使，可能被打破，可能會失敗。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所經曆的人生的“語言”，比如激情、饑餓與愛，一定通過某種方式，與神經元、消化道和心髒的跳動產生聯係，不管這聯係多麽錯綜複雜。
在斯坦福，我很幸運地師從理查德·羅蒂21，他大概是同時代在世哲學家中最偉大的一位。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看清構建語匯係統的所有原則，並掌握一係列工具，能從特定的方法和角度去理解人類的生命。偉大的文學作品能提供屬於它本身的工具，吸引和催促讀者去運用它們的語匯係統。我的論文研究的是沃爾特·惠特曼的作品。一個世紀前，這位詩人也和我一樣，被同樣的問題纏繞困擾，上下求索，努力去理解和描述他所說的“生理與精神共存之人”。
論文收尾，我隻得出一個結論：和我們一樣，惠特曼也沒能建立一個連貫完整的“生理與精神共存”的語匯係統。不過，至少他失敗的各種方式都很有啟發性。我也越來越確定，自己已經不想繼續文學研究了，因為我猛然意識到，文學研究主要關注的很多東西，都太政治化，而且反科學。我的一位論文導師說，我想在文學界為自己找到一個圈子是很難的，因為，大多數英語文學博士對科學的反應，“就像猿猴看到火，特別恐懼”。我有點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了。我的論文《惠特曼和人格的醫療化》收獲了好評，但太“異端”了，精神病學與神經學曆史的內容和文學批評所占比例一樣多。這篇文章在英語係顯得格格不入，我也是。
我大學裏最好的一些朋友準備前往紐約，開始混藝術圈，有的去演喜劇，有的去做記者、搞電視。我也曾簡單考慮過和他們一起，從頭開始新生活。但我還是放不下那個問題：生理、道德、文學和哲學，在什麽地方相融交會？一天下午，橄欖球比賽後，我步行回家，秋日的微風中，任由思緒飄散。花園裏的奧古斯丁22教導我們手不釋卷，“捧起書本閱讀”，但我聽到的聲音卻發出完全相悖的召喚：“放下書，棄文從醫。”突然間，一切都明朗起來。雖然（或者說因為）我父親、叔叔和哥哥都是醫生，但我從來沒認真考慮過從醫的可能。但惠特曼本人不是也寫過，隻有醫師才能真正理解“生理與精神並存的人”嗎？
第二天，我找到醫學預科班的指導老師，詢問了一下必要的流程。上醫學院之前，需要大概一年高強度的學習來準備，再加上申請的時間，又多了十八個月。那就意味著，我的朋友們都去紐約了，繼續去加強各種各樣的關係，而我不在其中；也意味著，要把文學放置一旁。但這也給了我新的機會，可以找到書裏找不到的答案，尋覓另一種方式的崇高，和那些備受煎熬的人建立聯係，在直麵死亡與衰弱的同時，繼續追尋“什麽讓人生有意義”的問題。
我開始學習必修的醫學院預科課程，惡補化學和物理。我不想去做兼職，這樣會拖慢學習的速度，但又付不起帕洛阿爾托23的房租，於是找了間窗戶開著的空宿舍，爬了進去。蝸居幾個星期後，我被管理員發現了，她居然是我的一個朋友。她給了我房間鑰匙，還提供了相當有用的信息，比如高中女啦啦隊員們什麽時候會來參加夏令營之類的。我當然不想留性犯罪的案底。時間一到，我就帶上一個帳篷，幾本書和早餐麥片，來到太浩湖，等安全了再回去。
醫學院的申請流程要持續十八個月。課一上完，我就有了一年空閑的時間。好幾個教授都建議我，在完全脫離學術界之前，可以再讀一個科學醫藥曆史與哲學的學位。於是我就申請了劍橋的科學史與哲學專業，也被錄取了。接下來的一年，我都在英倫鄉間的教室裏度過。我越來越強烈地認為，要對生與死的問題有實質性的道德意見，關鍵在於對其有直接體驗。我開始覺得言語和說出言語時的空氣一樣，輕飄飄的。一番審視和反省之後，我意識到，自己僅僅是在確認已經明確的事實：我想要直接的體驗。隻有從醫，我才能追尋嚴肅的生理哲學。從道德的角度來講，比起行動，思考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完成學位，回到美國。我要去耶魯醫學院了。
*
你也許會覺得，第一次解剖屍體，大概會有點滑稽。然而，奇怪的是，我覺得一切都特別正常和自然。明晃晃的手術燈，不鏽鋼的解剖台和戴著領結的教授們都帶著一種莊嚴的禮節。即便如此，從頸背一直割到腰背的第一刀，也是永生難忘的。
手術刀很鋒利，感覺不是割開皮膚，隻是拉開一個順滑的拉鏈，皮囊包裹之下本無從得見的筋骨展露在眼前。就算之前做了很多準備，你仍然會有種出其不意的感覺，羞愧與興奮並存。屍體解剖是醫學生的重大儀式，但也侵犯了聖潔的神明，令人刹那間百感交集：嫌惡、愉悅、惡心、沮喪與敬畏。然而時日長久之後，這隻不過是枯燥沉悶的課堂練習。一切都仿佛在蹺蹺板上忽高忽低，有時悲痛感傷到無以複加，有時又想些瑣碎平常的小事。你看看你，違反著最基本的社會禁忌，但手術室裏的甲醛24能讓人胃口大開，所以又特別想吃個玉米卷餅。最終，當你解剖了正中神經，把骨盆鋸成兩半，割開心髒，完成任務之後，心裏想的就完全是那些小事了：侵犯聖潔的神明又如何？這就是醫學院課堂的常態啊。班上也有書呆子，有開心果，有和常人別無二致的同學。很多人認為，正是屍體解剖，將有著正常人悲歡情緒與恭敬禮貌的學生，轉變成冷酷無情、傲慢自大的醫生。
醫學這種“罪大惡極”的道德使命，讓我這個滿懷崇高理想的醫學院新生經曆了一個急速下墜的過程。屍體解剖之前，第一天是心肺複蘇訓練，也是我的第二次訓練。第一次是在本科的時候，當時場麵很滑稽，很不嚴肅，大家都嬉皮笑臉的。教學視頻粗製濫造，用來練習的塑料模特連手腳都沒有，真是假得不能再假了。然而，現在，這些東西我們某一天可能真的用得上，氣氛完全變了，人人都躍躍欲試。我不斷用手掌按壓著一個塑料小孩的胸，耳邊是同學們有一搭沒一搭的笑話，但仿佛還是聽到這個孩子的肋骨被我一個不小心弄斷了。
屍體解剖則恰恰相反。心肺複蘇用的假模特，你假裝那是真的，而屍體解剖用的真屍體，你卻要假裝是假的。但第一天的時候，你完全做不到。我麵對的屬於自己的那具屍體，有點發青，有點腫脹，但他曾經是個活生生的人，已經死亡，這樣的事實無可否認。一想到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將用一把鋼鋸給這男人的腦袋做個對角線平分，我就覺得良心受到深深的譴責。
這就輪到解剖學教授出場了。他們建議我們，好好看一眼屍體的臉，然後用布蓋上，這樣更容易下手。我們不斷深呼吸，眼神裏帶著認真與熱切，準備割開屍體的頭。恰好一個外科醫生過來聊天，他斜著身子，手肘就撐在屍體的臉上。他指著光溜溜的屍體軀幹上好幾處瘢痕和傷疤，為我們構建了屍體的病史。這條傷疤，來自腹股溝疝氣手術；這條是頸動脈內膜切除手術；這些瘢痕，是他不斷抓撓留下的；病人生前可能有黃疸，膽紅素很高；他可能是得了胰腺癌去世的，不過沒有相關手術的傷疤，也許還沒來得及動手術就死了。他滔滔不絕地講著，我的眼睛卻離不開他的手肘。每說一條新的醫學假設，教一點新的醫學詞匯，他的手肘就在屍體被遮住的臉上挪來挪去。我在心裏默念：臉盲症，一種神經障礙疾病，患者對人臉會失去辨別能力。很快我也會得這種病，手裏拿著鋼鋸，心裏輕鬆無比。
因為，幾個星期後，情緒上的大起大落就逐漸消散了。我發現，跟非醫學生聊天，講有關屍體的事情時，我會強調這事有多怪異，多可怕，多荒謬可笑，好像要明白無誤地告訴他們：看，雖然我每周六個小時都在切割屍體，但我是正常人。有時候我會跟他們講，有一次上課，我回過身，看到一個平時用的馬克杯上都會有大團大團彩漆的女同學，正開開心心地用錘子和鑿子鑿進一具女屍的脊椎骨，碎片在空中四處飛濺。我講這個故事，就是想和這樣的人劃清界限。但我身在其中，無處可逃。畢竟，我剛剛不是才拿一對斷線鉗拆解了一個男人的胸腔嗎？就算切的是死人，臉也蒙上了，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你還是會感覺他們身為人的特性撲麵而來。我打開屍體的胃，發現兩片還未消化的嗎啡，這說明他是在痛苦中死去的。也許當時正孤身一人，手忙腳亂地抓著藥瓶。
當然，活著的時候，這些病人是自願免費捐獻遺體的——我們麵對這些屍體，用詞也很快變成這種現實的反映。教授告訴我們，不要再“屍體屍體”地叫，最好說“捐獻者”。當然，如今的解剖課堂比過去那些黑暗的年代進步很多了。（首先，現在的學生不用像十九世紀那樣，自己帶屍體來。醫學院也不再支持去挖人家的墳找屍體。不過挖墳的行為本身，相比直接謀殺已經是巨大進步了。後者曾經特別流行，甚至有個詞應運而生，“burke”，《牛津英語詞典》上的解釋是：“用勒頸或使人窒息的方式秘密殺人，或為了將受害者屍體賣為解剖之用而秘密殺人。”）然而，知道個中細節最多的人，也就是醫生們，幾乎很少捐獻自己的遺體。那捐獻者們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一位解剖學教授對我說：“如果血淋淋的過程細節會讓病人不同意手術，那你一個字都不能說。”
不過這隻是一個解剖學教授說的話，捐獻者們知道的信息應該還是足夠多的。不過就算他們知道了，真正感到屈辱的，不是這些最終被解剖的人，而是他們的親屬。你想想，你的母親、你的父親、你的祖父母，被一群插科打諢的二十二歲醫學生給大卸八塊。每次我讀實驗前的計劃，看到“骨鋸”這一類的詞匯，都會想，這堂課上我是不是最終會吐出來。然而，真正走進實驗室，我卻很少煩惱，就算發現此前令我坐立不安的“骨鋸”不過就是一把生鏽的普通木頭鋸子。有一次我真的快吐了，但離實驗室很遠，是祖母去世二十周年，我去紐約給她掃墓時的事。當時我情不自禁地彎下腰，幾乎要哭了，不停地道歉，不是對我曾經解剖過的屍體，而是對那具屍體的孫輩。事實上，就在我們實驗的過程中，有位兒子就希望把她母親解剖到一半的屍體要回去。是的，母親是簽了同意書的，但兒子接受不了。我覺得我也和他一樣。（屍體最後還給他了。）
解剖實驗中，死者被具體化，真正被分解成器官、組織、神經、肌肉。第一天，你的確無法否認屍體身上的人性。然而，等到你給他們的手腳剝了皮，割開礙事的肌肉，拿出肺髒，剖開心髒，摘除一片肺葉，你很難再說這一堆東西是“人”了。最終，你會覺得，與其說解剖實驗是對神明的冒犯，倒不如說這是歡樂時光中一件不那麽愉快的事情。這種意識令人產生挫敗感。很偶爾地，我們可能會反思，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屍體道歉，並非出於罪惡感，而是出於我們沒有罪惡感。
然而，這也不是簡單的罪惡。不僅屍體解剖，醫學的一切，都是對神聖的冒犯。醫生們以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入侵人體。他們看到的，都是人們最脆弱、最恐懼、最私密的時候。他們治愈病人，護送他們重新回到滾滾紅塵，自己卻轉身離開。將屍體看作平常的物體和機器，恰恰是為了緩解人類最深的痛苦。同樣地，人類最深的痛苦，也僅僅是一種教學工具。解剖學教授大概是這種關係的最終端，然而他們仍然與屍體保持著割不斷的聯係。剛開始不久，我在我的捐贈者橫膈膜上劃了長長的一刀，就為了快點找到脾動脈，搞得在場的學監既生氣又驚駭。不是因為我破壞了重要的組織結構，沒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或者搞砸了未來的解剖，而是因為我做這一切時如此漫不經心。他臉上那種表情，那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憂傷，比任何講座都更深刻地讓我理解到醫學的真諦。我解釋說，是一個解剖學教授讓我這麽做的，學監的悲傷變成狂怒，一些教授突然漲紅了臉，被學監拖到走廊上去了。
其他時候，這種割舍不下的聯係要簡單很多。一次，教授給我們展示捐獻者罹患胰腺癌之後留下的滿目瘡痍，問：“這人多大年紀？”
“七十四。”我們回答。
“我也是。”他說著，放下激光筆，走開了。
醫學院的經曆，讓我加深了對意義、生命與死亡三者關係的理解，變得更為敏銳。我親眼見證了自己讀本科時寫下的那些與人性關聯的文字，在醫患關係中變成了現實。作為醫學生，我們要直麵死亡與痛苦，我們以後的工作就是照顧病患，同時又暫不會感受到責任帶來的真正衝擊，這些充其量隻是冰山一角而已。醫學院的頭兩年，基本就是上課、社交、學習和閱讀，就是在繼續本科的生活而已。然而，我在醫學院的第一年認識了女友露西（就是我後來的妻子），她能看透學術生活究竟意味著什麽。她內心的愛幾乎無窮無盡，這也教會了我一些東西。有一天，她在我公寓的沙發上，研究著心電圖的那些波動起伏，經過冥思苦想後，她正確地指出了其中致命的心律不齊的狀況。然後她忽然明白過來了，並在一瞬間流下了眼淚：從這張不知從何而來的“練習用”心電圖可以看出，這位病人已經不在人世了。紙上這些彎彎曲曲的線條，不隻是簡單的線條，而是從心顫再到心跳停止的全過程，這些會讓看懂的人心痛落淚。
露西和我在耶魯醫學院上學時，謝普·紐蘭德25還在開課，但當時我隻是拜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紐蘭德是著名的外科醫生兼哲學家，寫了一本極具開創性的書，探討死亡，名為《我們如何死去》，在我讀高中時出版。但一直到進了醫學院，我才得以捧讀此書。在我讀過的書裏，少有像這本一樣，能直接而全麵地指出生存的基本事實：一切生物，不管是金魚，還是可愛的小孩，都難逃一死。晚上，我在房間裏聚精會神地拜讀這本書，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祖母病情的描述，一件事情竟然能如此淋漓盡致地展現身體上、醫學上和精神上的混雜糾葛。紐蘭德回憶起孩提時代常常玩的一個遊戲——伸出手指去戳祖母的皮膚，看什麽時候才能恢複原狀。這是她慢慢變老的一個征兆。後來祖母又新添了呼吸急促的毛病，這些都說明她“逐漸走向充血性心力衰竭……老化的血液從老化的肺老化的組織中能運送的氧氣大大減少”。但“最明顯的是”，他接著寫道，“是她慢慢失去了生命力……祖母停止了禱告，也基本上停止了其他所有事情”。祖母因為中風最終去世時，紐蘭德想起托馬斯·布朗的《一個醫生的信仰》：“我們無從得知降生世上將遭遇怎樣的衝突與痛苦，但通常來說我們很難脫身其外。”
我花了那麽多時間，在斯坦福研究文學，在劍橋探索醫學史，想要對死亡的特性有更好的了解，結果卻更覺疏離，始終懵懵懂懂，不得其道。而紐蘭德的描述，才讓我“絕知此事要躬行”。我轉而學醫，就是想去探尋死亡的雙重神秘。死亡既帶著濃烈的個人色彩，同時又絲毫不帶個人色彩。這種截然相反的特性，無論從死亡的體驗，還是從其生理表現上，都表現得很充分。
我記得，紐蘭德在《我們如何死去》的開頭，寫了一個年輕的醫學生，獨自待在手術室，麵對一個心跳停止的病人。絕望之下，他為病人開胸，試圖人工恢複他的心跳，那可真的是要起死回生。病人最終撒手人寰，最後紐蘭德的導師找到了他，發現他渾身是血，垂頭喪氣。
我進醫學院的時候，情況已然不同。上述的場景完全不可想象。我們這些醫學生根本連碰都不準碰病人，更別說給他們開胸了。不過，沒有改變的，是在鮮血和沮喪之間極富英雄主義精神的責任感。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醫生真正的形象。
我第一次見證出生，也是第一次見證死亡。當時我剛剛通過醫師認證的第一階段考試，整整兩年，高強度的學習，埋在書山之中，在圖書館獨坐到深夜，在咖啡館聚精會神地看課堂筆記，躺在床上也不忘看自製的學習卡。而接下來的兩年，我將奔波在醫院和診所，終於可以把那些理論知識付諸實踐，去緩解真正的病痛。我的首要關注對象，終於要變成病人，而不是那些抽象的知識了。我的實習從婦產科開始，會經常上大夜班，在病房目睹產婦分娩、孩子出生。
日落時分，我走進醫院大樓，努力回憶分娩的各個階段和相應的子宮頸擴張程度，孩子在往外鑽時各個位置的名字，反正隻要關鍵時刻能派得上用場的，我都要想個遍。我這個醫學生的任務就是觀察學習，不要礙手礙腳。我的老師們，主要是那些已經讀完醫學院，並且選好專業、完成培訓的住院醫生，以及有著多年臨床經驗的護士。但我心中仍有恐懼如影隨形，如同不安分的小鳥撲閃著翅膀。我害怕萬一有什麽意外情況，或者誰滿懷期待地讓我自己去接生，然後我失敗了。
我來到醫生休息室，見指導我的住院醫生。走進去後，看到一個深色頭發的年輕女人，躺在沙發上，大嚼著一塊三明治，同時一邊看電視，一邊讀著期刊上的文章。我做了個自我介紹。
“哦，好，”她說，“我是梅麗莎。需要我的話，到這兒或者值班室來找我。嗯，你最好注意一下那個叫加西亞的病人，二十二歲，早產宮縮，懷的還是雙胞胎。其他人都還挺正常的。”
梅麗莎一邊大口咬著三明治，一邊向我簡要介紹了一下情況，信息真是很密集：雙胞胎還隻有二十三周半大；希望能盡量幫她保胎，不管能保多久，以便讓胎兒發育得更成熟一些；至少要超過二十四周，這是培養胎兒生存能力的關鍵時期，之後的每一天都會好很多；病人在吃很多控製宮縮的藥物。這時，梅麗莎的呼機響了。
“好，”她雙腿晃蕩著從沙發上落了地，“我要走了。你要是願意，就在這兒待會兒。能收到很多不錯的有線電視頻道。要麽你就跟我來。”
我跟著梅麗莎來到護士站。一麵牆上全是顯示器，顯示著密密麻麻的遙測曲線。
“那是什麽？”我問。
“子宮分娩力計輸出的圖像和胎兒的心率。我帶你去看看病人。她聽不懂英語。你會說西班牙語嗎？”
我搖搖頭。梅麗莎把我帶到病房，很昏暗。準媽媽躺在床上休息，很安靜，肚子上纏著各種各樣的監控帶，檢測她的宮縮情況和雙胞胎的心率，將信號傳輸到我剛才在護士站看到的屏幕上。準爸爸站在窗邊，握著妻子的手，憂慮地緊皺著眉頭。梅麗莎用西班牙語朝他們小聲說了幾句話，然後拉著我出去了。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天下太平，一切順利。梅麗莎在休息室睡著了。我努力辨認加西亞病曆上那些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跟讀天書似的。我最終還是看明白了，她全名叫艾琳娜·加西亞，這是第二次懷孕，沒有做產前保健，也沒有醫療保險。我寫下她正在服的藥，提醒自己待會兒要去查一下。我在醫生休息室找到一本課本，了解了一點早產的知識。早產兒如果活了下來，還是有很大概率會遭遇腦溢血和腦癱。不過，三十年前，我哥哥蘇曼早產八周，現在已經正式成為一名神經內科醫師了。我走到護士身邊，請她教我看顯示器上那些彎彎曲曲的圖像。在我眼裏，這跟醫生寫在病曆上的字一樣難以辨認，但顯然可以預測接下來是平安無事還是大難臨頭。她點點頭，開始指導我看宮縮數據和胎兒心跳對宮縮做出的反應：“這邊，仔細看看，就能看到——”
她停下來，神情非常憂慮，一言不發地站起來，衝進艾琳娜的病房，然後又衝出來，抓起電話，呼叫了梅麗莎。一分鍾後，梅麗莎趕到了，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圖表，也衝進了病房。我急匆匆地跟在她後麵。她打開翻蓋手機，給主治醫生打電話，連珠炮似的說著各種術語，我隻能聽懂一部分，也大概了解了情況：雙胞胎情況很危險，唯一能保住的辦法，就是緊急剖腹產。
我不由自主地跟著一大群心急火燎的人進了手術室。他們讓艾琳娜仰臥在手術台上，藥物注入她的血管。一個護士手忙腳亂地往她隆起的腹部抹了抗菌溶液，主治醫生、住院醫生和我用酒精衝洗了手和前臂。我模仿著他們迅速的動作，默默地聽著他們低聲咒罵。麻醉師給病人插管，而主刀的主治醫生則煩躁不安。“快點，”他說，“我們時間不多，動作要更快！”
我站在主治醫生旁邊，看他用手術刀劃開那女人的肚子，在她的肚臍下麵留下一道彎彎曲曲的長切口，就在她那隆起的子宮頂端的下麵。我努力跟上每一個步驟，迅速在腦子裏搜索課本上的解剖示意圖。手術刀所到之處，皮開肉綻。醫生滿懷信心地切開韌性很足、包裹著肌肉的白色腹直肌筋膜，接著用雙手掰開筋膜和下麵的肌肉，甜瓜一樣的子宮開始出現在視野裏。他把子宮也割開，一張小小的臉蛋出現了，接著又被淹沒在血泊中。醫生伸手進去，拉出一個，又拉出另一個。兩個嬰兒渾身發紫，幾乎一動不動，雙目緊閉，像過早掉出窩的小鳥。他們的皮膚是半透明的，能看到下麵的骨頭，似乎不是兩個真正的孩子，更像誰信筆畫的素描。他們太小了，比醫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被交給在一邊待命的新生兒重症監護醫生，迅速進了新生兒重症監護室。
燃眉之急算是解決了，手術的步調慢了下來，大家都趨於平靜，沒剛才那麽混亂了。電刀燒灼切口，止住了小規模噴濺的鮮血，皮肉燒焦的味道緩緩飄散開來。子宮縫合，縫起來的傷口如同一排牙齒，咬合在一起。
“教授，腹膜需要閉合嗎？”梅麗莎說，“我最近讀到資料說不用閉合。”
“上帝造物時閉合的，不要人為去分開，”主治醫生說，“至少隻能暫時分開。我喜歡把東西恢複到原來的樣子——我們還是把它縫合了吧。”
腹膜是包覆腹腔的一層薄膜。不知道為什麽，我完全錯過了剛才腹膜被切開的過程，現在也完全找不到它在哪裏。在我眼裏，這傷口就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組織，然而在外科醫生看來，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如同雕塑家看一塊未經雕琢的大理石。
梅麗莎要了腹膜縫線，把鉗子伸進傷口，扯出肌肉和組織之間一層透明的組織。突然間，腹膜和上麵的大洞就這樣清晰地展現在我的眼前。她縫合了腹膜，繼續處理肌肉和筋膜，把它們用一根粗針和套環縫法縫合起來。主治醫生走了。最後，皮膚也做了縫合處理。梅麗莎問我想不想來縫最後兩針。
我顫抖著雙手，將針穿過皮下組織。拉緊縫線時，我看到針有微微的彎曲。皮膚被扯到一邊，一團脂肪擠了出來。梅麗莎歎了口氣。“不平整，”她說，“你弄到皮層了——看到這條薄薄的白色東西沒？”
我看到了。看來亟待訓練的不僅是我的頭腦，還有雙眼。
“剪刀！”梅麗莎剪開我笨手笨腳打的結，重新縫合了傷口，貼上帶有傷口敷料的膠貼。病人被帶去了康複病房。
梅麗莎之前跟我講過，在子宮內存活到二十四周，是培養胎兒生存能力的關鍵。雙胞胎堅持了二十三周零六天。他們的器官已經形成，但也許還不足以負擔起維持生命的責任。他們本應該再在子宮的保護下安穩地發育將近四個月，接受臍帶運送來的含氧血和營養素。現在，他們必須靠脆弱的肺部吸入氧氣，而小小的肺還無法進行複雜的擴張和氣體轉移，也就是呼吸。我到新生兒重症監護室去看他們，兩個雙胞胎各自待在一個透明的塑料保溫箱中，周圍巨大的機器嘟嘟響著，顯得他們那麽小，幾乎淹沒在纏繞糾結的線和管子裏。保溫箱邊上開了個小小的窗口，父母可以伸手進去輕輕摸摸他們的腿或者胳膊。對於小寶貝們來說，這種來自真人的觸碰，是生死攸關的。
太陽升起，我的輪班結束了。我可以回家了，但雙胞胎被從子宮中取出的畫麵讓我難以成眠。我感覺自己也有點像一個未發育完全的肺髒，還沒做好維係生命的準備。
那天晚上我去上班，被派給一個新的準媽媽。大家都覺得這個孕婦沒什麽問題。一切都按常規來，而且今天剛好就是她確定的預產期。我和護士一起跟進這個媽媽四平八穩的生產過程，宮縮頻率穩定上升。護士不時報告子宮頸張開的狀況，從三厘米到五厘米再到十厘米。
“好，現在可以開始了。”護士轉身看著我，“別擔心，快生了我們呼你。”
我在醫生休息室找到梅麗莎，過了一會兒，婦產團隊被召集到產房：要生了。梅麗莎在門外遞給我一件長大褂、一雙手套和一雙很長的靴套。
“很髒的。”她說。
我們走進產房，我一直有點尷尬地站在旁邊，直到梅麗莎把我推到產婦的兩腿之間，主治醫生的前麵。
“使勁！”護士鼓勵產婦，“再來一遍，就像剛才那樣，不過不要尖叫了。”
尖叫當然停不下來，很快血和其他不明液體也隨著尖叫一起噴薄而出。清晰整齊的醫學圖表完全無法表現自然的天性，不僅尖牙利爪會見血26，生命的誕生也是一樣。（這可不是安妮·哥蒂斯27的照片。）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在病房裏真刀真槍地學做醫生，和在教室裏做醫學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讀書和做選擇題，完全不像身負重任采取行動。你也許很明白，自己要頭腦清醒，往外拉孩子的頭，好讓肩膀一起出來，但真正幹起來又是另一回事了。萬一我拉得太狠了呢？（我腦子裏響起一聲咆哮：那會造成無可挽回的神經損傷！）產婦每使勁一次，寶寶的頭就出現一點，但歇口氣的間隙，又縮回去了。每次往外三步，縮回兩步。我等待著。人類的大腦承擔了這個生物體最基礎的任務，而生育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就是這樣的大腦，想出了陣痛和分娩部門、子宮分娩和心率監測、硬脊膜外麻醉和緊急剖腹產這樣的主意；同時，也是因為這樣的大腦，以上這些都有必要進行。
我一動不動地站著，不確定該幹些什麽。主治醫生口頭指導我，伸手抓住露出的頭，接著產婦再次使勁時，我輕輕扶住寶寶慢慢鑽出來的肩膀。是個個頭挺大的女孩，胖乎乎的，渾身濕透了，至少是昨天晚上那兩個小鳥一樣的寶寶的三倍大。梅麗莎夾住臍帶，我伸手剪斷。
寶寶睜開眼睛，張嘴哇哇大哭。我又抱了她一會兒，感覺到她實實在在的存在，接著把她抱給護士。護士把她抱到媽媽身邊。
我走到等候室，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產婦的家人。聚集在那兒的一大家子，十幾口人，全都歡呼雀躍，一陣紛亂的握手和互相擁抱。我就像個偉大的先知，從山頂帶回新契約28的歡樂消息！
生產帶來的一切肮髒與混亂消失了。站在這裏的我，剛剛抱過這個家庭的最新成員。她是這個男人的侄女，那個女孩的表妹。
回到產房，我興高采烈地跑到梅麗莎身邊。
“嘿，昨晚的雙胞胎怎麽樣了，你知道嗎？”我問。
她的臉色瞬間黯淡下來。昨天下午a寶寶去世了，b寶寶堅持了不到二十四小時，在我接生剛才那個寶寶的時候也走了。那一刻我滿腦子都是塞繆爾·貝克特29的隱喻，正與這對走到生命盡頭的雙胞胎相合：“有一天我們誕生，有一天我們死去，同樣的一天，同樣的一秒鍾……他們讓新的生命誕生在墳墓上，光明隻閃現了一刹那，跟著又是黑夜。”30我現在就站在“掘墓人”的旁邊，他的工具是醫用的鉗子。這些生命究竟有什麽意義呢？
“這你就接受不了了？”她說，“很多母親明知胎死腹中，還是要經曆分娩和生產。你想象得到嗎？這些人至少還有過希望。”
就像火柴閃動微光，卻沒有燃燒起來。543號病房裏，母親在飲泣，父親眼眶通紅，淚水默默滑落：這真是和那邊的歡樂形成鮮明對比；出乎意料的死亡，是那麽不公平，令人無法忍受……你能去勸他們什麽呢？你能說得出什麽安慰的話呢？
“緊急剖腹產是正確的選擇嗎？”我問。
“絕對是，”她說，“是他們唯一的機會。”
“如果不做，有什麽後果？”
“他們會死。胎心追蹤的圖表顯示，胎兒正遭遇酸血症。不知道是臍帶出了什麽問題，還是其他地方出現了很糟糕的情況。”
“但你怎麽知道追蹤圖表的糟糕程度呢？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個更糟糕？”
“要自己判斷了。”
這個判斷也太難了。我這小半輩子，最艱難的決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醬還是魯賓蘸醬。而這樣的判斷，我什麽時候才能做，又怎麽可能安心做呢？醫學實踐方麵，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但在生與死懸而未決之時，單憑這些知識夠嗎？光靠腦子聰明顯然行不通，道義上也需要明確的思考。
不知何故，我必須堅信，這個過程中，我收獲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智慧。畢竟，一天前我剛剛邁入醫院大門時，生與死還不過是抽象的概念而已。現在，我已經近距離地直麵二者。也許貝克特筆下的波卓31說得對，生命就是轉瞬即逝，太短暫，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須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過程中。我就是拿著鉗子的掘墓人。
不久，我在婦產科的輪轉結束了，立刻就轉到腫瘤外科。同期的醫學生瑪麗和我一起輪班。輪班了幾個星期，在一個無眠的夜晚之後，她被分配去協助一台“惠普爾手術”。這是很複雜的手術，需要調整腹部的很多器官，以便切除胰腺癌。在這種手術裏，醫學生一般都要連續站上九個小時，通常隻是旁觀，頂多幫忙拉拉勾。被選中去協助這種手術，是醫學生夢寐以求的事情，因為過程極度複雜，能夠主刀的至少也要住院總醫生的級別。但這也是會累垮人的手術，是對普外科醫生技能的終極測試。手術開始後十五分鍾，我看到瑪麗站在走廊裏哭。惠普爾手術開始時，醫生要從小小的切口放進一個小小的攝像頭，看有沒有轉移瘤。因為如果癌細胞大麵積擴散，那手術就沒用了，需要取消。瑪麗站在手術室裏，想著要站上整整九個小時，心裏一直在默默地祈禱：“我太累了——上帝啊，一定要有轉移啊。”的確有。病人被重新縫合，手術取消。瑪麗先是鬆了口氣，接著心靈就不斷被愧疚侵蝕，越來越深，痛苦不堪。瑪麗衝出手術室，她需要一個傾訴的對象，而我恰好出現在那裏。
*
醫學院的第四年，我看著很多同學一個個選了要求不那麽高的專業（比如放射科或皮膚科），並申請了住院醫生。我對此困惑不已，搜集了好幾個頂尖醫學院的數據，發現趨勢都一樣：讀完醫學院之後，大多數學生都傾向於選擇有利於“高品質生活方式”的專業，上班時間比較人性化，工資比較高，壓力比較小。他們在申請醫學院時寫就的雄心壯誌，要麽打了折扣，要麽消失得無影無蹤。臨近畢業，我們按照耶魯的傳統，坐下來，修改我們畢業典禮上要說的誓言。總之就是希波克拉底32、邁蒙尼德33、奧斯勒和其他幾個偉大醫學界前輩名言的合集。有幾個同學爭論說，應該去掉把病人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的句子。（其他人不允許，討論沒能持續很長時間。這些話沒有去掉。在我看來，這種自我中心論是完全與醫學精神相悖的，但話說回來，也是完全合理的。的確，這世上99%的人選工作都是這樣的：薪水、工作環境、工作時間。事實本來就是如此，選擇工作的時候，當然要把生活方式放在第一位，哪管什麽使命的召喚。）
而我呢，會選神經外科。這個選擇我已經考慮了一段時間了。究其發端，是一天晚上，剛剛走出手術室，在一間病房裏，我帶著默默的敬畏，聽一個兒童神經外科醫生與病人父母的談話。他們的孩子長了個很大的腦瘤，那天晚上剛送到醫院，說是頭痛。醫生不僅跟他們詳細講述了臨床上的一些信息，也充滿人情味地表達了對這種不幸的同情，並為他們提供了指導。恰巧，孩子的媽媽是一名放射科醫生。腫瘤看上去是惡性的，媽媽已經研究了掃描結果，現在她坐在日光燈下的塑料椅上，完全崩潰了。
“好了，克萊爾。”醫生輕輕開了口。
“有看上去那麽糟糕嗎？”母親打斷了他，“你覺得是癌症嗎？”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就是你的生活即將改變——已經改變了。這是一場長途旅行，你明白嗎？你們必須相互陪伴支持，但需要的時候你也要好好休息。這種病要麽讓你們更團結親密，要麽讓你們徹底決裂。所以，現在你們要給彼此前所未有的支持和陪伴。我不希望你們中任何一個整夜待在床前或者守在醫院不走，好嗎？”
他繼續說起手術計劃，可能的結果和預後，現在需要做什麽決定，需要開始考慮但不用立刻就做的決定，還有他們暫時完全不需要擔心的決定。談話結束時，一家人並不輕鬆，但看起來似乎可以麵對未來了。我一直注意著兩夫妻的臉，一開始毫無血色、呆滯遲鈍，幾乎是神遊天外，後來神情越來越振作和集中。坐在那兒的我突然意識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與意義的問題，那些所有人在某個時候都必須要麵對的問題，通常都發生在醫院裏。當一個人真正遇到這些問題，這就變成了實踐，有著哲學和生物學上的雙重意義。人類是生命體，遵循自然法則，很遺憾的是，這些法則就包括一條：熵總是在增大的，生命是無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順序打亂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陳代謝，而死亡，就是新陳代謝的終止。
所有的醫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經外科醫生則在為病人保命與保住個性之間備受煎熬：每一次腦科手術，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們對自身本質的一次操控；每一次和經曆腦科手術的病人談話，也都迫使我們直麵這個現實。另外，對於病人和家屬來說，腦科手術應該是他們一生中最戲劇化的事情了，是一件會對人生產生重要影響的大事。如此的緊要關頭，問題不僅僅局限於生存還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樣的人生才值得一活。你願意用失去說話的能力，來交換多幾個月的生命，默默無聲地度過餘生嗎（也許你要替自己的母親做這個決定）？你願意冒著喪失視力的危險，來排除致命腦出血的哪怕一點點可能嗎？你願意右手喪失行動能力，來停止抽搐嗎？你到底要讓孩子的神經承受多少痛苦，才會更願意選擇死亡呢？因為腦部控製著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和經曆，任何神經上的問題都迫使病人和家屬去思考（理想的狀況是，有醫生指導他們）：到底是什麽，才賦予生命以意義，從而值得一活？
神經外科令我不由自主地折服，這裏沒有寬宥，必須追求完美。我想，這就像古希臘“arete”這個概念，是一種道德、情感、思維和身體上都至臻卓越的美德。神經外科似乎提供了最艱難的挑戰，也最為直觀地麵對意義、個性和死亡。神經外科醫生的肩膀上負擔著沉重的責任，同時也是精通各個領域的“多麵手”：神經外科、重症醫學、神經內科、放射學。我意識到，不僅要訓練思維和雙手，還有眼睛，也許還有其他器官。這想法來勢洶洶，令我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也許，我也能像那些博學通才一樣，跋涉在情感、科學和精神難題最茂密的荊棘叢中，找到出口，或者殺出一條血路。
醫學院畢業後，我們這對新婚夫婦去加利福尼亞開始住院生涯。我在斯坦福，露西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正式成為過去，我們要真正承擔起責任了。我很快在醫院交了幾個好朋友，特別是和我同期的住院醫生維多利亞，還有比我們早來幾年的血管外科住院醫生傑夫。接下來七年的訓練生涯中，我們將一起成長，一開始隻是見證醫院裏戲劇化的一幕幕，到後來自己開始擔任其中的主角。
第一年的住院醫生，在生命與死亡這樣厚重的背景下，真可謂卑微如螻蟻。不過，就算這樣，工作強度也是巨大的。第一天到醫院，住院總醫生就對我說：“神經外科的住院醫生不僅僅是最好的外科醫生，我們也是整個醫院最好的醫生。這就是你的目標。讓我們為你驕傲吧。”科主任經過病房時說：“吃飯的時候記得用左手。你要學會左右開弓。”年資比較高的一位住院醫生說：“給你小小提醒一下，總醫生正在鬧離婚，別跟他聊閑天。”帶我的是個很開朗的醫生，本來應該給我一些說明和指導，卻隻是交給我一份四十三個病人的名單：“我隻需要跟你說一件事：他們永遠可以給你帶來更多傷害，但他們無法讓時間停止向前。”說完他就走了。
接下來的兩天我都沒離開醫院，但不久以後，這些堆積如山、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文件工作，隻需要花一個小時就能輕鬆解決了。不過，醫院工作中，你歸檔的文件可不僅僅是文件，而是各種各樣充滿風險與勝利的病例。比如，八歲的馬修，有一天因為頭痛來看醫生，結果發現下丘腦附近有個腫瘤。下丘腦控製著我們的基本需求：睡眠、饑餓、口渴和性需求……那附近的任何腫瘤如果不及時徹底地處理，都會讓馬修的餘生生活在化療和更多的手術之中，頭上還需要插著導管過活……簡單來說，會毀了他的童年。完全切除腫瘤就能避免上述情況，但可能有損傷下丘腦的風險，讓他染上暴飲暴食之類的毛病。手術開始，醫生從馬修的鼻腔裏伸進一個內窺鏡，鑽開他的顱骨。進去以後就看到一個清晰的平麵，切除了腫瘤。幾天後，馬修就在病房裏活蹦亂跳了，還從護士那裏偷糖吃。他準備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很開心地填著他那似乎永遠也填不完的出院手續。
我的第一個死亡病例，發生在一個周二。
八十二歲的一個老太太，身材嬌小，自己收拾得很整潔，是普外科最健康的人。而我在普外科實習了一個月。（驗屍的時候，病理醫師得知她的年齡很是震驚：“她的器官年齡隻有五十歲啊！”）她住院是因為輕微腸梗阻導致的便秘。我們等了六天，希望她的腸子能自行恢複。希望落空後，我們做了個小手術來進行治療。周一晚上八點左右，我去病房查看，她神誌清醒，狀態良好。我一邊和她聊天，一邊從口袋裏掏出一日工作計劃，把最後一項（“術後檢查，哈維太太”）劃掉。我該回家休息一下了。
午夜過後的某個時間，電話響了。病人不行了。幾個小時前那種略帶官僚主義的誌得意滿突然被撕得粉碎，我從床上猛地坐起來，連珠炮似的發布指令：“一升鹽水靜脈輸液、心電圖、照胸片，馬上行動——我在去的路上了。”我給住院總醫生打了電話，她告訴我還要多做一些檢查，等我把情況搞得更清楚一些，再給她打電話。我衝到醫院，看見哈維太太呼吸困難，心跳加快，血壓陡降。無論我做什麽，她也不見好轉。而當時我是唯一在值班的普外實習生，呼機一直在震，有些信息可以忽略（病人需要安眠藥物），有些沒法不管（急診室病人主動脈瘤斷裂）。我手忙腳亂，如同溺水的人，萬事纏身，黔驢技窮。哈維太太仍然沒有起色。我安排把她轉到重症監護室，拚命給她灌藥輸液來保命。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就狂奔在急診室那個麵臨死亡威脅的病人和重症監護室那個生命垂危的病人之間。淩晨5：45，急診室的病人被推往手術室，哈維太太的情況也相對穩定下來。我們動用了十二升點滴、兩個單位的血、一台呼吸機、三個血壓增壓器，才得以維持她的生命。
等我終於走出醫院，已經是周二下午五點。哈維太太仍然不見好轉，也沒有惡化。晚上七點，電話又響了，哈維太太昏迷了，重症監護團隊正在嚐試心肺複蘇。我又狂奔回醫院，她再次死裏逃生，真是命懸一線。這次我沒有回家，隻是到醫院附近去吃了晚飯，以防萬一。
八點，手機響了：哈維太太去世了。
我回家去睡覺。
我的情緒介於憤怒和悲傷之間。不管怎麽說，哈維太太是從那一摞厚厚的文件中“脫穎而出”，才成為我的病人。第二天，我參加了她的屍檢，看著病理醫師把她開膛破肚，移走各種器官。我親自檢查那些器官，用雙手去撫摸，檢查我在她腸道上縫針打的結。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簡單看作病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曆都當作真正的病人來看待。
那一年，我算是見證了很多死亡。有時候是站在角落窺視，有時候則和死神在病房裏狹路相逢，感覺非常尷尬。下麵是一些我親眼看著死去的病人：
1.一個酗酒的人。他的血液再也凝結不起來了，血一直流進他的關節和皮下，直到他慢慢走向死亡。每天，淤血的範圍都會擴散。陷入神誌昏迷之前，他抬頭看著我說：“這不公平——我喝的酒都是加水稀釋過的。”
2.一位病理醫師，患了肺炎，病入膏肓，臨終時哮喘不斷，最後被送去屍檢——這是她最後一次去病理實驗室，而她曾在這裏度過了很多歲月。
3.一個男人，做了個神經外科的小手術，治療常常突如其來的麵部驚痛。醫生在有“嫌疑”的神經上放了一小滴膠液，免得被血管壓迫。一周後，他遭遇了劇烈的頭痛。什麽檢查都做過了，但無法做出任何診斷。
4.頭部創傷的很多病例：自殺、槍擊、酒吧鬥毆、摩托車事故、撞車，還有被麋鹿攻擊。
有時候，這種沉重感非常明顯。壓力與沮喪彌漫在空氣中。一般情況下你都注意不到，隻是將這愁雲慘霧呼吸進去。但在某些時候，比如悶熱潮濕的日子裏，它本身的力量就能讓你窒息。有些日子，我在醫院的感覺，就像酷暑之中被困在沒有盡頭的叢林，大汗淋漓，渾身濕透，死者家屬們的眼淚就像大雨，傾盆而下。
到了培訓的第二年，突發事件時你必須第一個到場。有的病人你救不了，有的卻可以妙手回春：當我第一次將昏迷不醒的病人從急診室帶到手術室，從他頭顱中抽出積血，看著他醒過來，跟他的家人談話，抱怨他頭上的切口時，我突然陷入一陣愉悅的眩暈。淩晨兩點的時候，我步履輕快地在醫院裏漫步，直到不知自己身處何方，花了整整四十五分鍾才找到出去的路。
高強度的工作安排當然有負麵影響。雖然官方規定的最長工作時間不超過每周八十八小時，但我們每周基本上要工作一百個小時。事情總是做不完的。我累得眼眶泛淚，腦袋生疼，淩晨兩點還在牛飲能量飲料。工作的時候我倒是精神百倍，但一走出醫院，筋疲力盡的感覺立刻就會擊中我。我踉踉蹌蹌地穿過停車場，總要先在車裏打一會兒盹，然後再開十五分鍾的車回家，癱倒在床。
不是所有住院醫生都能承受住這種壓力。有一個就接受不了別人的指責，也承擔不起這麽重的責任。他是個相當有天賦的外科醫生，但一犯了錯誤就難以麵對、無法承認。一天，我和他坐在休息室裏，他哀求我挽救他的事業。
“你唯一需要做的，”我說，“就是直視我的眼睛，說：‘我很抱歉。剛剛發生的事情是我的錯。我不會再讓它發生了。’”
“但是是護士——”
“不。你必須說出來，發自內心地說。再試試。”
“但是——”
“不。說出來。”
我們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小時，我終於知道，他完了。
沉重的壓力讓另一個住院醫生也出局了。她選擇離開，找了份不那麽繁重的谘詢工作。
其他人甚至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隨著我的技術日益精進，我的責任也重大起來。我學習如何判斷哪些病人的命救得了，哪些難逃一死，哪些不能僅憑我的判斷來決定。我也會犯錯誤。我把一個病人緊急送往手術室，隻來得及保住他的心跳，但他再也說不出話來了，要通過管道進食，過上了自己決不接受的生活……我覺得這是比病人死亡更可怕的失敗。衰退的機能、無意識的新陳代謝，雖然存在，但已經成為不可承受的重擔，一般都要被送往某個機構，無法接受也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人，探望得越來越少，直到褥瘡或肺炎無可避免地奪走他的生命。有些人堅守在此生，睜大雙眼想活下去，探索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但很多人沒有這樣做，或者說做不到。而神經外科醫生必須學會去裁決。
我選擇醫療事業，部分原因是想追尋死神：抓住他，掀開他神秘的鬥篷，與他堅定地四目相對。神經外科對於我的吸引力，不僅僅在於大腦與意識的交纏，更在於生與死的糾葛。我以為，在生與死的空間中，我一定能找到一個舞台，不僅能憑憐憫和同情來采取行動，自身還能得到升華，盡可能地遠離所謂的物質追求，遠離自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直達生命的核心，直麵生死的抉擇與掙紮……在那裏，一定能找到某種超然卓越的存在吧？
但住院醫生的生涯中，別的什麽東西漸漸在我眼前展現。腦部損傷如同永不停歇的密集炮火將我包圍，我開始懷疑，離探索的前沿如此之近，這些時刻熾熱強烈的光也許會讓我對它們自然的特性視而不見，如同為了學習天文學直接凝視太陽。在病人們的關鍵時刻，我還沒有達到與他們同在的境界，隻能說是這些關鍵時刻的參與者。我看過了太多的痛苦，更糟糕的是，我開始習以為常。一個溺水，或者說“溺血”的人，會努力去調整自己，學會漂浮，學會遊泳，甚至開始享受人生，和醫生護士交心，因為他們和你綁在同一條船上，陷在同樣的風浪中。
我的住院醫同事傑夫和我一起合作治療創傷。每次創傷室那邊有並發的腦損傷，他就叫我過去，我倆的行動一向很默契。他檢查腹部，然後問我對病人的認知功能有什麽判斷。“嗯，他要是想還是可以做參議員的，”有一次我如此回答，“不過隻能去個比較小的州了。”傑夫大笑，從那時起，一個州的人口就成為我們描述腦損傷嚴重程度的指標。“他是懷俄明還是加利福尼亞？”傑夫這麽問，決定給病人製訂什麽程度的治療方案。或者我可能會說：“傑夫，我知道他的血壓還很正常，但我要給他做手術，不然他就要從華盛頓變成愛達荷了，你能把他穩一穩嗎？”
一天，我在餐廳吃著常吃的午餐，健怡可樂加冰激淩三明治。突然呼機響了，說馬上要來一個重傷病人。我跑到創傷室，剛把冰激淩三明治藏在一台電腦後麵，急救車就到了，急救員們推著輪床，連珠炮似的交代情況：“二十二歲，男性，摩托車事故，時速四十英裏，鼻孔流出液體，疑似腦漿……”
我立刻開始工作，叫人給我拿了個插管托盤，檢查其他的體征。安全插管之後，我檢查了他身體多處的創傷：臉部淤青，皮肉擦傷，瞳孔放大。我們給他注射了很多甘露醇，減輕腦腫脹，急急忙忙地推他去照片子：顱骨碎裂，活動性大出血。我心裏已經在規劃開顱手術了，該怎麽鑽開顱骨，把血抽出來。他的血壓突然下降了。我們又迅速把他推回創傷室。創傷團隊的其他人剛剛趕到，他的心跳就停止了。在他周圍，各種各樣旋風般的行動迅速進行：很多導管插入他的股動脈，深入他的胸腔，靜脈上注射著藥物；與此同時，醫生的拳頭捶打著他的心髒部位，保持血液流通。三十分鍾後，我們停了手，任他完成死亡的過程。大家都意見一致地低語：腦部受這麽重的傷，死了其實更好。
我溜出創傷室，他的家人正好被領進去認屍。我突然想起來，我的健怡可樂，我的冰激淩三明治……創傷室又那麽悶熱。急診室一個住院醫生幫我打了掩護，我像個幽靈似的溜了回去，從那個我救不了的病人的屍體前，把冰激淩三明治“救”了出去。
在冰箱裏凍了三十分鍾，三明治算是“滿血複活”了。我一邊想，挺好吃的，一邊把卡在牙縫裏的巧克力碎屑給弄出來。而死者的家人正在那邊做最後的道別。我在想，短暫的從醫生涯以來，我的道德觀，是後退了，還是進步了？
幾天後，我聽說醫學院的一個朋友勞裏被車撞了，一個神經科醫生做了手術，試圖救她的命。她昏迷過去，又醒了過來，第二天去世了。我不想再往下聽了。以前聽這種事情，總是一句簡單的“車禍喪生”就不會再去想其他的，現在那樣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現在聽到一句“車禍喪生”，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各種各樣的畫麵一起湧上來：輪床急速向前，創傷室的地上鮮血淋漓，導管插入她的喉嚨，拳頭不斷捶打她的胸腔。我仿佛看見一雙手，我的手，剃著勞裏的頭皮，手術刀割開她的頭顱；耳邊有鑽子的嗡嗡聲，骨頭的焦糊味，鑽開時飛揚的微塵，撬開她一小塊頭骨時那裂開的聲音。她的頭發被剃掉了一半，她的頭部完全被拆解了。她再也無法變成完整的自己了，她的朋友和家人都認不出她了。也許她身上還插了胸管，一條腿上做了牽引……
我沒有詢問細節。畢竟已經見過太多了。
那一刻，我心裏突然湧現出自己毫無同情心的一幕又一幕：我對病人萬分擔憂的心情不管不顧，急著勸他們出院；別的事情忙不過來的時候，我忽略病人的痛苦；我觀察病人的病狀，記下來，做出自以為準確的各種診斷，卻並沒有看到深層的病因——後來這些病人總是不斷出現在我的回憶中，滿懷複仇的怒火，不屈不撓。
我怕自己即將成為托爾斯泰筆下那種很典型的醫生，沉浸於空洞的形式主義，診斷時隻會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義。（“醫生們來看她，有時各人單獨地來，有時大家舉行會診，用法語、德語、拉丁語說很多的話，他們互相批評，按照他們看得出來的病症開出各種各樣的藥方，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想到那個簡單的道理，就是他們完全不能夠了解娜塔莎病中的痛苦。”34）一位剛被診斷出腦瘤的母親來找我。她很困惑，很恐懼，完全不知所措。當時的我筋疲力盡，全然不把她放在心上。我匆忙地回答了她的問題，向她保證手術一定會很成功，也安慰自己說沒時間詳細地解答她所有的問題。但我為什麽沒有抽出時間呢？曾經有個脾氣特別暴的獸醫病人，拒絕眾多醫生、護士和理療師的勸告，結果，他背上的傷口破裂了，正如我們警告的那樣。我當時在手術室，被叫了出去，幫他縫好裂開的傷口。他痛得嗷嗷大叫，我心想：他活該。
沒人是活該的。
我知道，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35和理查德·塞澤爾36曾經承認他們幹過比我更壞的事情，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安慰。我發誓要做得更好。滿目的人間悲劇與痛苦失敗，我真怕自己已經看不見人類關係最非凡的重要性了，不是病人和家屬之間的關係，而是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專業技術出色是不夠的。人人終有一死，作為一名住院醫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導病人或家屬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個病人腦出血，救不了了，送到醫院來，神經外科醫生與家人的第一次談話，可能將永久決定他們對這場死亡的感覺，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許他該走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遺憾（“那些醫生根本不聽我們說！他們都沒努力去救他！”）。要是手術刀沒有用武之地，外科醫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語。
嚴重的腦損傷會帶來超乎尋常的痛苦，而家人的痛苦往往要勝於病患，看不到完整意義的，不僅僅是醫生而已。圍繞在床邊的家人，看著他們親愛的人頭部麵目全非，腦子完全傷成一團糨糊，他們通常也看不到完整的意義。他們看到的是過去，是點點滴滴累積起來的回憶，因為當下遭遇而感受到的更深的愛，全都由眼前這具軀體所代表。我看到的是病人可能麵對的未來，通過手術在脖子上開個口子，和呼吸機連在一起；肚子上開個洞，黏糊糊的液體一滴滴流進去；可能要經曆很長很痛苦的恢複過程，還不一定能完全恢複；有時候，更有可能的是，根本變不回他們記憶中的那個人了。在那樣的時刻，我拋棄了平時最常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死神的敵人，而是使者。我必須幫助這些家人明白，他們所熟知的那個人，那個充滿活力的完整的人，現在隻存在於過去了，我需要他們的幫助，來決定他/她想要的未來：輕鬆地一死百了，還是一袋袋的液體這邊進，那邊出，盡管無力掙紮，也要堅持活下去。
他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可複活嗎？”
——《聖經·以西結書》11
我曾經斬釘截鐵地認為，自己永遠也不會成為醫生。陽光下，我舒展著身體，躺在一片荒涼的高原上，我家房子就在下麵。那天，我那個當醫生的叔叔和很多親戚一樣，問即將上大學的我未來想做什麽工作，但我沒好好回答這個問題。要是有誰非要逼我說出個明確的答案，我可能會說作家吧。但是坦白說，這時候想工作啊事業啊，感覺都挺荒唐的。幾個星期以後，我就要離開這個亞利桑那州的小鎮了，一點也沒有要去闖蕩事業、節節高升的感覺，反而像一個忙碌嘈雜的電子，即將達到逃逸速度，要飛向一片陌生而星光閃爍的宇宙。
我躺在塵土之中，陽光籠罩周身，回憶如潮水洶湧而來。這個隻有一萬五千人口的小鎮顯得愈發逼仄。而將近一千公裏以外，斯坦福大學，我的新宿舍，似乎充滿了閃閃發光的希望。
我對醫學的了解，大概就是“缺席”，確切地說，是從小到大父親的缺席。他每天天不亮就去上班，天黑才回家，把盤子裏已經冷了的飯菜熱一熱吃掉。之前我家住在紐約的布朗士區，就在曼哈頓北邊，一個人多熱鬧、富裕優越的郊區。我十歲的時候，和十四歲的哥哥、八歲的弟弟，一起跟著父親搬到了亞利桑那州的金曼，這個位於兩道山脈之間的沙漠穀地。外界對這個小鎮，所知最多的，也就是開車經過時，順道停下來加油的地方。吸引父親的，是這裏燦爛的陽光，當然還有很低的生活成本。不然，他如何實現夙願，把三個兒子都送到夢寐以求的大學呢？這裏還有個好機會，可以親手創建一個他自己的地區性心髒專科診所。對病人的盡心盡力與對醫學事業的執著，很快讓他成為備受尊重的社區成員。有時我們還是能見到他的，一般是深夜或者周末。他總是對我們滿含關切的父愛，同時又有嚴苛的要求。擁抱我們，親吻我們，又總是語氣嚴厲地對我們進行教育：“做第一很容易：找到那個第一名，然後比他多得一分。”他可能在內心對自己有所妥協，做父親，可以做得“短小精悍”，和孩子們相處時間雖然短，但高強度（又真誠）的爆發完全比得上……比得上其他父親做的所有事情。而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果這就是當醫生的代價，那簡直太高了。
從這個荒涼的高原，我能看到家裏的房子，就在市區邊緣，瑟巴特山脈腳下，周圍是綿延的紅岩沙漠，零星點綴著一些豆科灌木、風滾草和船槳一樣的仙人掌。在這個地方，塵土如惡魔，不知來處，騰旋而起，模糊視線，繼而又不知所終。綿延的曠野消失在無窮無盡之處。我家的兩條寵物狗，曼克斯和尼普，對這廣闊天地的自由自在從未厭倦過。每天，它們都會勇敢地出發，把沙漠新的“饋贈”帶回家，比如一條鹿腿，沒吃完的長耳野兔的殘屍，這些都是存著以後吃的，還有被陽光曬得發白的馬頭蓋骨，以及野狼的顎骨。
我和夥伴們也熱愛這裏的自由。下午的時候，我們經常四處探索、漫步，到處搜尋動物的骨頭和沙漠裏少見的溪流。生命的頭十年我都是在東北部一個綠化很好的郊區裏度過的，主街兩旁綠樹成蔭，糖果店裏甜甜蜜蜜，這風沙肆虐的狂野沙漠既奇異又誘人。十歲的我第一次出門遠足，發現了一個老舊的灌溉爐箅，用手指撬開蓋子，抬起來，就在我眼前，出現了三張網，像白絲線編織的一樣。每張網上都有黑色球狀的蟲子，邁著細長的腿前進。這些蜘蛛的外殼黑得發亮，體內似乎有個閃亮的血紅色沙漏，十分可怕。每隻蜘蛛旁邊都有一個跳動著的蒼白液囊，不斷鼓脹，馬上就將有無數“黑寡婦”幼蟲降臨世界。恐懼襲來，我猛地蓋上爐箅，踉蹌後退。恐懼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我學到的“鄉村生存知識”告訴我，被黑寡婦蜘蛛咬一口，就別想活命了。還有蜘蛛那種駭人的可怕姿態，黑亮的外殼，體內的血紅色沙漏。多年後，這個場景還不時進入我的噩夢中。
沙漠堪稱是一個“恐怖萬神殿”：毒蛛、狼蛛、提琴背蜘蛛、木蠍子、鞭尾蠍、蜈蚣、菱背響尾蛇、側進蛇、莫哈維綠蛇，等等。漸漸地，我和它們都熟悉起來，甚至習慣這些小東西的存在。我和夥伴們喜歡以此為樂子，隻要找到狼蛛的窩，就逮隻螞蟻丟在窩邊，看它在那錯綜複雜之間掙紮著逃跑，讓那綢線一般的蜘蛛絲顫抖起來，延伸到蜘蛛黑洞的中央。蜘蛛會從那空洞裏衝出來，逮住那螞蟻的下頜，後者是必死無疑。我們都很期待著緊張刺激的高潮時刻。在我心裏，“鄉村生存知識”變得跟城市裏那些傳奇差不多。一開始聽別人叮囑這些事情，那些沙漠裏的生物仿佛有無邊的魔力，讓之前在城裏聽到的什麽鬼啊怪啊相形見絀。隻有在沙漠裏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才意識到，有些話真的是危言聳聽，就像說“鹿角兔子”是真的一樣，都是當地人故意編出來騙“城裏人”，給自己找找樂子的。
我曾經費了一個小時的口舌，對一群來自柏林的交換生說，仙人掌叢中住著一種特別的野狼，會跳個將近十米去攻擊獵物（嗯，就像德國人似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然而，也沒有誰真正知道，那漫天飛沙背後的真相究竟如何。有多少荒唐無稽的鄉村知識，就有多少聽上去十分真實可信的。比如，穿鞋之前一定要看看裏麵有沒有蠍子，這聽上去就是個能保命的好習慣。
十六歲的時候，我開始負責開車送弟弟吉旺去上學。一天早上，像往常一樣，我又晚了。吉旺很不耐煩地站在門廳，大喊著說他可不想又因為我動作慢被留堂，所以問我能不能快一點。我用衝刺的速度下了樓，一把推開前門……差點踩到一條正在打盹的響尾蛇，差不多有兩米長呢。這又涉及一條“鄉村生存知識”，如果你在自己門前弄死了一條響尾蛇，它的伴侶和後代就會到原地築巢，永久紮根，就像戈蘭德爾的母親報殺子之仇12。於是我跟吉旺抽簽決定，贏的那個就拿鐵鏟，輸的那個戴上厚厚的園藝手套，再拿一個枕頭套。一陣莊嚴又搞笑的“手舞足蹈”之後，我們終於把響尾蛇弄進了枕頭套。接著，我使出奧運鏈球運動員的勁兒，把手上的東西拚命扔到沙漠裏去，還計劃好下午晚點再去把枕頭套撿回來，免得被媽媽發現了挨罵。
*
童年時代眾多神秘難解的事件中，最主要的並非父親為什麽舉家遷到亞利桑那州金曼這個沙漠小鎮，反正逐漸長大的我們也越來越喜歡這裏了，最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是怎麽說服媽媽的。這兩個相愛的人躍過大半個地球，從印度南部私奔到紐約（他是基督教徒，她是印度教徒，他們的結合在兩邊都受到譴責，而且導致多年的家庭紛爭——母親的母親從未承認過我的名字“保羅”，而堅持叫我的中間名“蘇希爾”），再到亞利桑那。母親本來就特別害怕蛇，對蛇有完全克製不住的恐懼，但到這裏來就被迫要麵對。就算那種最小、最可愛、完全無毒的小紅蛇，都能讓她尖叫著衝進屋裏，鎖上所有的門，抄起手邊任何尖銳鋒利的大家夥，比如耙子、劈刀、斧頭什麽的。
經常出現的蛇總是讓她焦慮不已，但母親最擔心的，當然是孩子們的未來。搬來這裏之前，我哥哥蘇曼就快要高中畢業了，他就讀的那所中學在威徹斯特縣堪稱好大學的“直通車”。搬家到金曼不久，他就被斯坦福錄取了，於是很快就離家去讀大學了。而我們都知道，金曼不是威徹斯特。媽媽研究了一下莫哈維縣公立學校係統，四處走訪了一番，變得心煩意亂。最近，美國的人口普查將金曼定性為美國人口接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地區，高中輟學率比平均水平高出大概30%。能上大學的都是鳳毛麟角，當然肯定沒有去哈佛的了，而哈佛又恰好是我父親心中優秀的標準。媽媽打電話給自己那些居住在東海岸富裕郊區的朋友和親戚尋求意見，結果發現有的倒是真心對她表示同情，有的則很高興——卡拉尼什的孩子們突然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了，他們的孩子又少了兩個競爭對手。
晚上，媽媽經常默默流淚，獨自在床上啜泣。她害怕這裏落後的教育條件會讓她的孩子變成“廢人”，於是不知從哪裏找來了“大學學前書單”。她在印度主修的是生理學，二十三歲就結了婚，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家，生活的重心完全轉移到三個孩子身上，所以書單上很多書她自己也沒讀過。但她絕不會讓自己的孩子輸在這上麵。十歲的時候，她就讓我讀《1984》，裏麵關於性的描寫讓我震驚不已，然而，也是這樣點點滴滴的潛移默化，讓我深深地愛上了語言文字。
《1984》之後，我們按照書單，非常係統地讀了無數作家的作品：《基督山伯爵》、埃德加·愛倫·坡的作品、《魯濱孫漂流記》、《艾凡赫》13、果戈理的戲劇、《最後的莫希幹人》、狄更斯、馬克·吐溫、簡·奧斯丁、《水手比利·巴德》14……十二歲的時候，我開始自己挑書看了。哥哥蘇曼又給我寄來大學裏讀的書：《君主論》、《堂吉訶德》、《老實人》、《亞瑟之死》15、《貝奧武甫》、梭羅、薩特、加繆，等等。有的印象不深，有的則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美麗新世界》16奠定了我初期的道德哲學，還成為我申請大學時論述文的主題，我在文中提出，快樂幸福並非生命的意義。在必經的青春期煩惱中，《哈姆雷特》無數次陪伴著我走過。《致羞澀的情人》17和其他浪漫的詩歌讓我和我的朋友在整個高中生涯經曆了不少“快樂的倒黴事”。比如，晚上，我們經常偷偷溜出去，在啦啦隊隊長的窗戶下麵唱《美國派》。（我們理直氣壯地認為，她爸爸是當地一名牧師，不大可能貿然開槍。）搞完這種深夜惡作劇回去的時候，要是被抓住了，我憂心忡忡的母親就會詳細地盤問我是否吸毒，把每種青少年可能吸食的毒品都細細數過一遍。但她從未意識到，於我而言，毒品沒有吸引力，最最令人上癮的，是上周她遞給我的那套浪漫詩歌選集。書籍成為我最形影不離的密友，就像精心製作的鏡頭，為我展開新世界的大好風景。
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媽媽開車帶我們來到位於金曼北邊將近兩百公裏，也是離金曼最近的大城市拉斯維加斯，我們在那裏進行了“學業能力傾向初步測驗”（p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和“大學入學考試”（act）。她加入學校董事會，重整了教師隊伍，要求課程設置加入大學預修課程（ap）。她在這方麵實在太出色了，視改革金曼教育係統為己任，並且付諸實踐。突然間，我們那所高中就感覺視野開闊了，不再局限於那兩道山脊之間，而是翻山越嶺，向外探索。
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叫裏奧，也是畢業典禮上的學生致辭代表和我認識的家裏最窮的孩子。高中最後一年，學校輔導員建議他：“你很聰明，應該去參軍。”
之後他跟我說起這事。“去他的，”他說，“要是你會去上哈佛、耶魯或者斯坦福，我也要去。”
我去了斯坦福，裏奧去了耶魯。這兩件事帶給我的喜悅程度實在不分伯仲。
暑假過去了。斯坦福開學比其他大學都要晚一個月，所以我的朋友全都四散而去，把我一個人留了下來。很多個下午，我都獨自深入沙漠，找個地方打個小盹，等著我的女朋友艾比蓋爾從金曼唯一的咖啡館下班。沙漠是穿過山野進入城鎮的捷徑，步行也遠比駕車來得有趣。艾比蓋爾二十出頭，就讀於斯克裏普斯學院。她不想申請助學貸款，所以休學一個學期，好存點學費。她身上那種世俗氣深深吸引了我。她知道的那些秘密，隻有大學生才知道。她還上過心理學的課呢！我們經常在她下班以後見麵。她就是甜蜜愛情與美好生活的先兆，是幾個星期後我即將進入的新世界的預告。一天下午，我打盹醒來，抬頭一看，禿鷹就在我頭頂盤旋，可能錯把我當成了一具屍體。我看了看表，快三點了，要遲到了。我拍拍牛仔褲上的塵土，一路小跑著穿越沙漠，直到黃沙盡頭，抵達道路起點，建築開始映入眼簾，我跑到街角，看到艾比蓋爾手裏拿著一把掃帚，在清掃咖啡館外麵的地板。
“濃縮咖啡機我已經洗了，”她說，“所以你今天沒有冰咖啡喝啦。”
她掃完地，我們就到裏麵去了。艾比蓋爾走到收銀機那兒，拿起一本她放在那兒的平裝書。“拿著，”她朝我扔過來，“這本書你該看看的。你一直在讀那些特別有文化的破書，怎麽就不可以看看低級趣味的東西了？”
那是一本五百頁的小說，《撒旦：不幸的卡斯勒醫生的心理療法與治愈》，作者傑裏米·萊文18。我把書拿回家，一天就看完了。這書沒什麽內涵，本應該很有趣的，但真的沒什麽意思。不過裏麵倒是漫不經心地提出了一個假設：思想不過就是大腦運轉的產物。我被這個想法震撼了，甚至動搖了我對這個世界幼稚的理解。當然這個假說一定是正確的，否則要我們的大腦幹什麽用呢？盡管我們擁有自由的意誌，但仍然是有機生物體，大腦是我們的器官，也遵循一切物理定律！文學是人類的一大財富和意義，而通過某種方式實現文學價值的，就是大腦這個機器。這真是神奇的魔法。那天晚上，在自己房間裏，我打開已經翻來覆去看過好幾十遍的紅色斯坦福課程總目錄，手裏拿著一支熒光筆。之前我已經標記了很多文學課程。現在，我開始尋找生物和神經係統科學的相關課程了。
*
幾年後，我仍然沒怎麽去想工作和事業，但已經快要拿到英語文學和人體生物學的學位了。我學習的最大動力，不是成就感，而是一種求知欲，我非常認真地想要探究，是什麽讓人類的生命充滿意義？我仍然認為，文學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而神經係統科學則探索大腦最為優雅的規律。“意義”這個概念，很是讓人捉摸不定，但也難以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道德價值觀割裂開來。t.s.艾略特的《荒原》中就有令人難忘的詩句，深刻地表明了孤獨隔絕的生活沒有意義，以及對人情紐帶的強烈渴望。艾略特那些比喻也滲透進我自己的寫作語言。其他作家也讓我產生共鳴。比如納博科夫，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遭遇世事變遷之後，會對別人的遭遇麻木無情。康拉德，他堅定地認為人與人之間錯誤的交流溝通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在我眼裏，文學不僅描寫了別人的生活，還為我們提供了道德反思最豐富的資料。我幾次試圖涉足分析哲學19，但非常枯燥，沒有那種亂糟糟的興奮感，也沒有真實生活的分量。
大學生涯中，我對人生意義進行的研究，一直非常學術，如同僧侶修道。而形成這種意義的，恰恰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想要去建立和加強這種關係，就和我的研究方式發生了衝突。如果說沒有自省的人生不值得過20，那麽沒有真正活過的人生還值得自省嗎？大二的暑假快到了，我申請了兩份工作：一個是在科學氛圍濃厚的亞特蘭大國家靈長類研究中心做實習研究員；一個是在塞拉高山營廚房打下手。塞拉高山營是一個斯坦福校友的家庭度假營地，在原始高山湖落葉湖的岸邊，緊臨埃爾多拉多國家森林公園的荒蕪原野保護區，可以飽覽荒涼空曠之美。關於這個營地，有很多文學描寫，看上去我會度過一生中最棒的暑假。說實話，申請成功的時候，我真是受寵若驚。不過，我又了解到，獼猴已經有了初級的文化形式，這讓我十分想去靈長類研究中心一探生命意義的自然起源。換句話說，我要麽去研究生命的意義，要麽就去親自經曆和體驗生命的意義。
我猶豫了很久，拖延到最後時刻，才選擇了營地的工作。之後，我到生物係指導老師的辦公室去告訴他自己的決定。進門的時候，他正坐在辦公桌前，和往常一樣，埋頭於一本學術期刊。這個大眼袋的男人平時很安靜，和藹可親。不過，我跟他說了自己的暑假計劃以後，他完全變了個人：雙目圓睜，臉迅速漲紅了，開始唾沫飛濺地教訓我。
“什麽？”他說，“你以後是想當科學家還是……廚子？”
期末還是來了，我迎著山路上的風，走向營地，心裏還是有點擔心這一步是不是走錯了，走偏了。然而，我的懷疑很快就煙消雲散。營地真是名副其實，好一派年輕人暢想中的田園美景：湖、山、人都美不勝收；經曆、對話與友誼實在是豐富多彩。滿月的夜晚，月光灑滿曠野，不戴頭燈也能遠足。我們從淩晨兩點啟程，趕在日出前爬到附近的塔拉克峰。布滿星星的晴朗夜空，倒映在腳下廣闊深邃、水平如鏡的湖中。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峰，我們穿著睡袋相互偎依。有人很貼心地帶了熱咖啡，驅散了狂風帶來的刺骨寒意。接著我們就靜靜地坐著，看一抹輕微的天藍從東方地平線微微顯露，這是太陽的先遣隊，慢慢擦去了閃爍的星星。天光漸明，天空升得高遠遼闊，接著第一縷陽光便現身了。遠處南太浩湖邊的道路上，清早通勤的人們漸次增多，一日之計，生機初現。然而，轉過頭，還能看見退去一半卻依舊徘徊在空中的深藍夜幕，據守西天，不肯離去，空中依然星光閃爍，滿月還是懸掛天邊。東邊已是青天白日，陽光撲麵而來，西邊的黑夜卻毫無屈服之意。黑夜與白天的分界，這景象如此崇高偉大，大概也沒有哲學家能很好地用言語來解釋。每當此時，就仿佛上帝在說：“要有光！”在高山、大地、宇宙這無限的遼遠廣闊之中，你情不自禁地覺得自己是渺小的一粒微塵，然而還是能感覺自己的雙腳踩在大地上，確信自己存在於這莊嚴宏偉的天地之間。
這就是塞拉高山營的暑假。這裏也許和其他高山營地沒什麽不同，但我每一天都覺得充實美好，生機勃勃。我和不同的人與事物建立聯係，賦予自己生命豐富的意義。某些夜晚，我們一堆人會圍坐在餐廳桌邊，和營地的助理主管同飲威士忌。他叫莫，是斯坦福校友，暫時休學的英文博士。我們暢談文學，暢談壯年人生各種沉甸甸的責任。第二年他回去讀博士，後來寄給我自己發表的第一部短篇，寫的就是我們共度的那段時光：
此時此刻，電光石火，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麽。我希望這裏的工作人員能堆起柴堆……讓我的骨灰在風中飄落，與沙塵混雜；讓我的屍骨隨浮木一起漂流；讓我的牙齒消隱在沙土之間……我不相信孩子或長者的智慧。當下便是風口浪尖，人生積累的經驗，被生存的細節磨損消耗。我們智慧的高峰，便是生活的當下。
*
回到校園以後，我也沒有過多思念山中的歲月。校園生活豐富充實，接下來的兩年我也一直堅持探索，致力於更深入地了解精神世界。我學習文學與哲學，探究生活的意義；我學習神經科學，在一個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實驗室工作，了解大腦的運行機製，比如如何賦予一個有機探索世界深意的能力，如何讓我和一群親密的朋友通過惡作劇加深友情。我們打扮成蒙古人，突襲學校食堂；我們建立了一個完全虛假的兄弟會，找了間房子，開展了一係列裝模作樣的開學活動；我們裝扮成大猩猩，在白金漢宮門前搔首弄姿；我們午夜闖入大學紀念教堂，躺在地上，聽我們的聲音在拱頂之間回蕩……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不過，接著我就讀到弗吉尼亞·伍爾夫曾經喬裝成阿比西亞皇室登上一艘軍艦的軼事，再加上旁人的斥責，也就停止大肆吹噓我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把戲了。）
大學最後一年，神經學課程快上完了，有一堂課講神經科學與道德，我們去了一所療養院，專門接收遭受過重度腦損傷的人。一走進接待區，就聽到一陣憂傷的哭號。女導覽三十多歲，親切友好，向大家做了自我介紹。但我一直在搜尋哭號的來源。接待處的櫃台後麵有一台大屏幕電視，放著肥皂劇，但電視是靜音狀態。屏幕上有個藍眼睛、淺黑膚色的女人，她的頭發精心修飾過，有些激動地晃著頭，哀求著畫麵外的某個人。鏡頭拉遠，原來是她的情人，大大的下巴，一看就是那種聲音沙啞粗重的男人。他們激情相擁。哭號聲更大了。我走到近旁，往櫃台下麵看，電視機前鋪著一塊藍色墊子，上麵坐著個年輕女人，穿著家常的印花裙子，二十歲左右，雙手握拳，壓在眼睛上，身子劇烈地來回搖晃，哭啊哭啊哭啊。隨著她的搖晃，我瞥見她的後腦勺，那裏沒有頭發，隻剩下一大片光禿禿的蒼白頭皮。
大家要去參觀療養院的其他地方了，我趕緊歸隊。和導覽談起來，我才知道，住在這裏的很多人小時候都有過差點被淹死的經曆。我環視四周，發現除了我們沒有其他外人來訪。我問導覽是不是通常都如此。
導覽解釋說，病人剛送來的時候，家人會經常來，有的每天都來，有的甚至一天兩次。然後可能慢慢變成隔天來一次。後來就隻有周末才來了。時間長了，過幾個月才來，甚至幾年才來看一次。反正次數是逐漸減少的，可能每年就是在病人的生日和聖誕節，象征性地來探望一下。最後，大多數家人都搬家了，似乎離得越遠越好。
“我不怪他們，”導覽說，“照顧這些孩子很難的。”
我胸中怒氣翻滾。難？當然很難啊，但那些做父母的，怎麽能拋棄這些孩子呢？一間房裏，病人們都躺在簡易床上，幾乎一動不動，整整齊齊躺成一排，像營房裏的士兵。我順著一排小床走，突然和其中一個病人四目相對。她大概十幾歲，快滿二十的樣子，一頭黑發蓬亂糾結。我停下來，努力朝她微笑，想告訴她我是關心他們的。我拿起她的一隻手，軟塌塌的，原來有殘疾。但她喉嚨裏咕嚕一聲，直視著我，露出微笑。
“我覺得她笑了。”我問看護。
“可能是，”她說，“有時候也說不清楚。”
但我很肯定，她是在笑。
回到學校，大家都走了，教室裏隻剩下我和教授。“嗯，你有什麽想法？”他問。
我一股腦兒地把心裏想的全說出來了，說我完全無法相信那些父母就這樣把可憐的孩子拋棄了，也無法相信有個孩子竟然朝我笑了。
這位教授是一位良師益友，他對於科學和道德之間的聯係，有很深邃的思考。我滿心以為他和我想法一致。
“是啊，”他說，“很好，你這麽想很好。但有時候，嗯，我覺得他們死了倒還好些。”
我抓起書包，揚長而去。
她明明笑了啊，是不是？
到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次參觀讓我對大腦作用的理解又增添了一個新的維度。是的，大腦可以賦予我們建立關係，讓生命充滿意義的能力。但有時候，大腦也會破壞這種能力。
*
不久就要畢業了，我卻有種坐立不安的感覺，似乎有很多東西還沒解決，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我申請了斯坦福的英語文學碩士，被錄取了。我已經把語言視作一種幾乎超自然的力量，存在於人與人之間，讓我們那一厘米厚頭蓋骨下隱藏的大腦溝通共享。隻有在人與人之間，一個單詞才有意義。而生命是否有意義，某種程度上要看我們建立的關係的深度。就是人類的關聯性加強了生命的意義。不過，不知怎麽地，這個過程存在於大腦和身體裏，也受生理原因的驅使，可能被打破，可能會失敗。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所經曆的人生的“語言”，比如激情、饑餓與愛，一定通過某種方式，與神經元、消化道和心髒的跳動產生聯係，不管這聯係多麽錯綜複雜。
在斯坦福，我很幸運地師從理查德·羅蒂21，他大概是同時代在世哲學家中最偉大的一位。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看清構建語匯係統的所有原則，並掌握一係列工具，能從特定的方法和角度去理解人類的生命。偉大的文學作品能提供屬於它本身的工具，吸引和催促讀者去運用它們的語匯係統。我的論文研究的是沃爾特·惠特曼的作品。一個世紀前，這位詩人也和我一樣，被同樣的問題纏繞困擾，上下求索，努力去理解和描述他所說的“生理與精神共存之人”。
論文收尾，我隻得出一個結論：和我們一樣，惠特曼也沒能建立一個連貫完整的“生理與精神共存”的語匯係統。不過，至少他失敗的各種方式都很有啟發性。我也越來越確定，自己已經不想繼續文學研究了，因為我猛然意識到，文學研究主要關注的很多東西，都太政治化，而且反科學。我的一位論文導師說，我想在文學界為自己找到一個圈子是很難的，因為，大多數英語文學博士對科學的反應，“就像猿猴看到火，特別恐懼”。我有點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了。我的論文《惠特曼和人格的醫療化》收獲了好評，但太“異端”了，精神病學與神經學曆史的內容和文學批評所占比例一樣多。這篇文章在英語係顯得格格不入，我也是。
我大學裏最好的一些朋友準備前往紐約，開始混藝術圈，有的去演喜劇，有的去做記者、搞電視。我也曾簡單考慮過和他們一起，從頭開始新生活。但我還是放不下那個問題：生理、道德、文學和哲學，在什麽地方相融交會？一天下午，橄欖球比賽後，我步行回家，秋日的微風中，任由思緒飄散。花園裏的奧古斯丁22教導我們手不釋卷，“捧起書本閱讀”，但我聽到的聲音卻發出完全相悖的召喚：“放下書，棄文從醫。”突然間，一切都明朗起來。雖然（或者說因為）我父親、叔叔和哥哥都是醫生，但我從來沒認真考慮過從醫的可能。但惠特曼本人不是也寫過，隻有醫師才能真正理解“生理與精神並存的人”嗎？
第二天，我找到醫學預科班的指導老師，詢問了一下必要的流程。上醫學院之前，需要大概一年高強度的學習來準備，再加上申請的時間，又多了十八個月。那就意味著，我的朋友們都去紐約了，繼續去加強各種各樣的關係，而我不在其中；也意味著，要把文學放置一旁。但這也給了我新的機會，可以找到書裏找不到的答案，尋覓另一種方式的崇高，和那些備受煎熬的人建立聯係，在直麵死亡與衰弱的同時，繼續追尋“什麽讓人生有意義”的問題。
我開始學習必修的醫學院預科課程，惡補化學和物理。我不想去做兼職，這樣會拖慢學習的速度，但又付不起帕洛阿爾托23的房租，於是找了間窗戶開著的空宿舍，爬了進去。蝸居幾個星期後，我被管理員發現了，她居然是我的一個朋友。她給了我房間鑰匙，還提供了相當有用的信息，比如高中女啦啦隊員們什麽時候會來參加夏令營之類的。我當然不想留性犯罪的案底。時間一到，我就帶上一個帳篷，幾本書和早餐麥片，來到太浩湖，等安全了再回去。
醫學院的申請流程要持續十八個月。課一上完，我就有了一年空閑的時間。好幾個教授都建議我，在完全脫離學術界之前，可以再讀一個科學醫藥曆史與哲學的學位。於是我就申請了劍橋的科學史與哲學專業，也被錄取了。接下來的一年，我都在英倫鄉間的教室裏度過。我越來越強烈地認為，要對生與死的問題有實質性的道德意見，關鍵在於對其有直接體驗。我開始覺得言語和說出言語時的空氣一樣，輕飄飄的。一番審視和反省之後，我意識到，自己僅僅是在確認已經明確的事實：我想要直接的體驗。隻有從醫，我才能追尋嚴肅的生理哲學。從道德的角度來講，比起行動，思考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完成學位，回到美國。我要去耶魯醫學院了。
*
你也許會覺得，第一次解剖屍體，大概會有點滑稽。然而，奇怪的是，我覺得一切都特別正常和自然。明晃晃的手術燈，不鏽鋼的解剖台和戴著領結的教授們都帶著一種莊嚴的禮節。即便如此，從頸背一直割到腰背的第一刀，也是永生難忘的。
手術刀很鋒利，感覺不是割開皮膚，隻是拉開一個順滑的拉鏈，皮囊包裹之下本無從得見的筋骨展露在眼前。就算之前做了很多準備，你仍然會有種出其不意的感覺，羞愧與興奮並存。屍體解剖是醫學生的重大儀式，但也侵犯了聖潔的神明，令人刹那間百感交集：嫌惡、愉悅、惡心、沮喪與敬畏。然而時日長久之後，這隻不過是枯燥沉悶的課堂練習。一切都仿佛在蹺蹺板上忽高忽低，有時悲痛感傷到無以複加，有時又想些瑣碎平常的小事。你看看你，違反著最基本的社會禁忌，但手術室裏的甲醛24能讓人胃口大開，所以又特別想吃個玉米卷餅。最終，當你解剖了正中神經，把骨盆鋸成兩半，割開心髒，完成任務之後，心裏想的就完全是那些小事了：侵犯聖潔的神明又如何？這就是醫學院課堂的常態啊。班上也有書呆子，有開心果，有和常人別無二致的同學。很多人認為，正是屍體解剖，將有著正常人悲歡情緒與恭敬禮貌的學生，轉變成冷酷無情、傲慢自大的醫生。
醫學這種“罪大惡極”的道德使命，讓我這個滿懷崇高理想的醫學院新生經曆了一個急速下墜的過程。屍體解剖之前，第一天是心肺複蘇訓練，也是我的第二次訓練。第一次是在本科的時候，當時場麵很滑稽，很不嚴肅，大家都嬉皮笑臉的。教學視頻粗製濫造，用來練習的塑料模特連手腳都沒有，真是假得不能再假了。然而，現在，這些東西我們某一天可能真的用得上，氣氛完全變了，人人都躍躍欲試。我不斷用手掌按壓著一個塑料小孩的胸，耳邊是同學們有一搭沒一搭的笑話，但仿佛還是聽到這個孩子的肋骨被我一個不小心弄斷了。
屍體解剖則恰恰相反。心肺複蘇用的假模特，你假裝那是真的，而屍體解剖用的真屍體，你卻要假裝是假的。但第一天的時候，你完全做不到。我麵對的屬於自己的那具屍體，有點發青，有點腫脹，但他曾經是個活生生的人，已經死亡，這樣的事實無可否認。一想到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將用一把鋼鋸給這男人的腦袋做個對角線平分，我就覺得良心受到深深的譴責。
這就輪到解剖學教授出場了。他們建議我們，好好看一眼屍體的臉，然後用布蓋上，這樣更容易下手。我們不斷深呼吸，眼神裏帶著認真與熱切，準備割開屍體的頭。恰好一個外科醫生過來聊天，他斜著身子，手肘就撐在屍體的臉上。他指著光溜溜的屍體軀幹上好幾處瘢痕和傷疤，為我們構建了屍體的病史。這條傷疤，來自腹股溝疝氣手術；這條是頸動脈內膜切除手術；這些瘢痕，是他不斷抓撓留下的；病人生前可能有黃疸，膽紅素很高；他可能是得了胰腺癌去世的，不過沒有相關手術的傷疤，也許還沒來得及動手術就死了。他滔滔不絕地講著，我的眼睛卻離不開他的手肘。每說一條新的醫學假設，教一點新的醫學詞匯，他的手肘就在屍體被遮住的臉上挪來挪去。我在心裏默念：臉盲症，一種神經障礙疾病，患者對人臉會失去辨別能力。很快我也會得這種病，手裏拿著鋼鋸，心裏輕鬆無比。
因為，幾個星期後，情緒上的大起大落就逐漸消散了。我發現，跟非醫學生聊天，講有關屍體的事情時，我會強調這事有多怪異，多可怕，多荒謬可笑，好像要明白無誤地告訴他們：看，雖然我每周六個小時都在切割屍體，但我是正常人。有時候我會跟他們講，有一次上課，我回過身，看到一個平時用的馬克杯上都會有大團大團彩漆的女同學，正開開心心地用錘子和鑿子鑿進一具女屍的脊椎骨，碎片在空中四處飛濺。我講這個故事，就是想和這樣的人劃清界限。但我身在其中，無處可逃。畢竟，我剛剛不是才拿一對斷線鉗拆解了一個男人的胸腔嗎？就算切的是死人，臉也蒙上了，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你還是會感覺他們身為人的特性撲麵而來。我打開屍體的胃，發現兩片還未消化的嗎啡，這說明他是在痛苦中死去的。也許當時正孤身一人，手忙腳亂地抓著藥瓶。
當然，活著的時候，這些病人是自願免費捐獻遺體的——我們麵對這些屍體，用詞也很快變成這種現實的反映。教授告訴我們，不要再“屍體屍體”地叫，最好說“捐獻者”。當然，如今的解剖課堂比過去那些黑暗的年代進步很多了。（首先，現在的學生不用像十九世紀那樣，自己帶屍體來。醫學院也不再支持去挖人家的墳找屍體。不過挖墳的行為本身，相比直接謀殺已經是巨大進步了。後者曾經特別流行，甚至有個詞應運而生，“burke”，《牛津英語詞典》上的解釋是：“用勒頸或使人窒息的方式秘密殺人，或為了將受害者屍體賣為解剖之用而秘密殺人。”）然而，知道個中細節最多的人，也就是醫生們，幾乎很少捐獻自己的遺體。那捐獻者們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一位解剖學教授對我說：“如果血淋淋的過程細節會讓病人不同意手術，那你一個字都不能說。”
不過這隻是一個解剖學教授說的話，捐獻者們知道的信息應該還是足夠多的。不過就算他們知道了，真正感到屈辱的，不是這些最終被解剖的人，而是他們的親屬。你想想，你的母親、你的父親、你的祖父母，被一群插科打諢的二十二歲醫學生給大卸八塊。每次我讀實驗前的計劃，看到“骨鋸”這一類的詞匯，都會想，這堂課上我是不是最終會吐出來。然而，真正走進實驗室，我卻很少煩惱，就算發現此前令我坐立不安的“骨鋸”不過就是一把生鏽的普通木頭鋸子。有一次我真的快吐了，但離實驗室很遠，是祖母去世二十周年，我去紐約給她掃墓時的事。當時我情不自禁地彎下腰，幾乎要哭了，不停地道歉，不是對我曾經解剖過的屍體，而是對那具屍體的孫輩。事實上，就在我們實驗的過程中，有位兒子就希望把她母親解剖到一半的屍體要回去。是的，母親是簽了同意書的，但兒子接受不了。我覺得我也和他一樣。（屍體最後還給他了。）
解剖實驗中，死者被具體化，真正被分解成器官、組織、神經、肌肉。第一天，你的確無法否認屍體身上的人性。然而，等到你給他們的手腳剝了皮，割開礙事的肌肉，拿出肺髒，剖開心髒，摘除一片肺葉，你很難再說這一堆東西是“人”了。最終，你會覺得，與其說解剖實驗是對神明的冒犯，倒不如說這是歡樂時光中一件不那麽愉快的事情。這種意識令人產生挫敗感。很偶爾地，我們可能會反思，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屍體道歉，並非出於罪惡感，而是出於我們沒有罪惡感。
然而，這也不是簡單的罪惡。不僅屍體解剖，醫學的一切，都是對神聖的冒犯。醫生們以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入侵人體。他們看到的，都是人們最脆弱、最恐懼、最私密的時候。他們治愈病人，護送他們重新回到滾滾紅塵，自己卻轉身離開。將屍體看作平常的物體和機器，恰恰是為了緩解人類最深的痛苦。同樣地，人類最深的痛苦，也僅僅是一種教學工具。解剖學教授大概是這種關係的最終端，然而他們仍然與屍體保持著割不斷的聯係。剛開始不久，我在我的捐贈者橫膈膜上劃了長長的一刀，就為了快點找到脾動脈，搞得在場的學監既生氣又驚駭。不是因為我破壞了重要的組織結構，沒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或者搞砸了未來的解剖，而是因為我做這一切時如此漫不經心。他臉上那種表情，那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憂傷，比任何講座都更深刻地讓我理解到醫學的真諦。我解釋說，是一個解剖學教授讓我這麽做的，學監的悲傷變成狂怒，一些教授突然漲紅了臉，被學監拖到走廊上去了。
其他時候，這種割舍不下的聯係要簡單很多。一次，教授給我們展示捐獻者罹患胰腺癌之後留下的滿目瘡痍，問：“這人多大年紀？”
“七十四。”我們回答。
“我也是。”他說著，放下激光筆，走開了。
醫學院的經曆，讓我加深了對意義、生命與死亡三者關係的理解，變得更為敏銳。我親眼見證了自己讀本科時寫下的那些與人性關聯的文字，在醫患關係中變成了現實。作為醫學生，我們要直麵死亡與痛苦，我們以後的工作就是照顧病患，同時又暫不會感受到責任帶來的真正衝擊，這些充其量隻是冰山一角而已。醫學院的頭兩年，基本就是上課、社交、學習和閱讀，就是在繼續本科的生活而已。然而，我在醫學院的第一年認識了女友露西（就是我後來的妻子），她能看透學術生活究竟意味著什麽。她內心的愛幾乎無窮無盡，這也教會了我一些東西。有一天，她在我公寓的沙發上，研究著心電圖的那些波動起伏，經過冥思苦想後，她正確地指出了其中致命的心律不齊的狀況。然後她忽然明白過來了，並在一瞬間流下了眼淚：從這張不知從何而來的“練習用”心電圖可以看出，這位病人已經不在人世了。紙上這些彎彎曲曲的線條，不隻是簡單的線條，而是從心顫再到心跳停止的全過程，這些會讓看懂的人心痛落淚。
露西和我在耶魯醫學院上學時，謝普·紐蘭德25還在開課，但當時我隻是拜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紐蘭德是著名的外科醫生兼哲學家，寫了一本極具開創性的書，探討死亡，名為《我們如何死去》，在我讀高中時出版。但一直到進了醫學院，我才得以捧讀此書。在我讀過的書裏，少有像這本一樣，能直接而全麵地指出生存的基本事實：一切生物，不管是金魚，還是可愛的小孩，都難逃一死。晚上，我在房間裏聚精會神地拜讀這本書，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祖母病情的描述，一件事情竟然能如此淋漓盡致地展現身體上、醫學上和精神上的混雜糾葛。紐蘭德回憶起孩提時代常常玩的一個遊戲——伸出手指去戳祖母的皮膚，看什麽時候才能恢複原狀。這是她慢慢變老的一個征兆。後來祖母又新添了呼吸急促的毛病，這些都說明她“逐漸走向充血性心力衰竭……老化的血液從老化的肺老化的組織中能運送的氧氣大大減少”。但“最明顯的是”，他接著寫道，“是她慢慢失去了生命力……祖母停止了禱告，也基本上停止了其他所有事情”。祖母因為中風最終去世時，紐蘭德想起托馬斯·布朗的《一個醫生的信仰》：“我們無從得知降生世上將遭遇怎樣的衝突與痛苦，但通常來說我們很難脫身其外。”
我花了那麽多時間，在斯坦福研究文學，在劍橋探索醫學史，想要對死亡的特性有更好的了解，結果卻更覺疏離，始終懵懵懂懂，不得其道。而紐蘭德的描述，才讓我“絕知此事要躬行”。我轉而學醫，就是想去探尋死亡的雙重神秘。死亡既帶著濃烈的個人色彩，同時又絲毫不帶個人色彩。這種截然相反的特性，無論從死亡的體驗，還是從其生理表現上，都表現得很充分。
我記得，紐蘭德在《我們如何死去》的開頭，寫了一個年輕的醫學生，獨自待在手術室，麵對一個心跳停止的病人。絕望之下，他為病人開胸，試圖人工恢複他的心跳，那可真的是要起死回生。病人最終撒手人寰，最後紐蘭德的導師找到了他，發現他渾身是血，垂頭喪氣。
我進醫學院的時候，情況已然不同。上述的場景完全不可想象。我們這些醫學生根本連碰都不準碰病人，更別說給他們開胸了。不過，沒有改變的，是在鮮血和沮喪之間極富英雄主義精神的責任感。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醫生真正的形象。
我第一次見證出生，也是第一次見證死亡。當時我剛剛通過醫師認證的第一階段考試，整整兩年，高強度的學習，埋在書山之中，在圖書館獨坐到深夜，在咖啡館聚精會神地看課堂筆記，躺在床上也不忘看自製的學習卡。而接下來的兩年，我將奔波在醫院和診所，終於可以把那些理論知識付諸實踐，去緩解真正的病痛。我的首要關注對象，終於要變成病人，而不是那些抽象的知識了。我的實習從婦產科開始，會經常上大夜班，在病房目睹產婦分娩、孩子出生。
日落時分，我走進醫院大樓，努力回憶分娩的各個階段和相應的子宮頸擴張程度，孩子在往外鑽時各個位置的名字，反正隻要關鍵時刻能派得上用場的，我都要想個遍。我這個醫學生的任務就是觀察學習，不要礙手礙腳。我的老師們，主要是那些已經讀完醫學院，並且選好專業、完成培訓的住院醫生，以及有著多年臨床經驗的護士。但我心中仍有恐懼如影隨形，如同不安分的小鳥撲閃著翅膀。我害怕萬一有什麽意外情況，或者誰滿懷期待地讓我自己去接生，然後我失敗了。
我來到醫生休息室，見指導我的住院醫生。走進去後，看到一個深色頭發的年輕女人，躺在沙發上，大嚼著一塊三明治，同時一邊看電視，一邊讀著期刊上的文章。我做了個自我介紹。
“哦，好，”她說，“我是梅麗莎。需要我的話，到這兒或者值班室來找我。嗯，你最好注意一下那個叫加西亞的病人，二十二歲，早產宮縮，懷的還是雙胞胎。其他人都還挺正常的。”
梅麗莎一邊大口咬著三明治，一邊向我簡要介紹了一下情況，信息真是很密集：雙胞胎還隻有二十三周半大；希望能盡量幫她保胎，不管能保多久，以便讓胎兒發育得更成熟一些；至少要超過二十四周，這是培養胎兒生存能力的關鍵時期，之後的每一天都會好很多；病人在吃很多控製宮縮的藥物。這時，梅麗莎的呼機響了。
“好，”她雙腿晃蕩著從沙發上落了地，“我要走了。你要是願意，就在這兒待會兒。能收到很多不錯的有線電視頻道。要麽你就跟我來。”
我跟著梅麗莎來到護士站。一麵牆上全是顯示器，顯示著密密麻麻的遙測曲線。
“那是什麽？”我問。
“子宮分娩力計輸出的圖像和胎兒的心率。我帶你去看看病人。她聽不懂英語。你會說西班牙語嗎？”
我搖搖頭。梅麗莎把我帶到病房，很昏暗。準媽媽躺在床上休息，很安靜，肚子上纏著各種各樣的監控帶，檢測她的宮縮情況和雙胞胎的心率，將信號傳輸到我剛才在護士站看到的屏幕上。準爸爸站在窗邊，握著妻子的手，憂慮地緊皺著眉頭。梅麗莎用西班牙語朝他們小聲說了幾句話，然後拉著我出去了。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天下太平，一切順利。梅麗莎在休息室睡著了。我努力辨認加西亞病曆上那些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跟讀天書似的。我最終還是看明白了，她全名叫艾琳娜·加西亞，這是第二次懷孕，沒有做產前保健，也沒有醫療保險。我寫下她正在服的藥，提醒自己待會兒要去查一下。我在醫生休息室找到一本課本，了解了一點早產的知識。早產兒如果活了下來，還是有很大概率會遭遇腦溢血和腦癱。不過，三十年前，我哥哥蘇曼早產八周，現在已經正式成為一名神經內科醫師了。我走到護士身邊，請她教我看顯示器上那些彎彎曲曲的圖像。在我眼裏，這跟醫生寫在病曆上的字一樣難以辨認，但顯然可以預測接下來是平安無事還是大難臨頭。她點點頭，開始指導我看宮縮數據和胎兒心跳對宮縮做出的反應：“這邊，仔細看看，就能看到——”
她停下來，神情非常憂慮，一言不發地站起來，衝進艾琳娜的病房，然後又衝出來，抓起電話，呼叫了梅麗莎。一分鍾後，梅麗莎趕到了，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圖表，也衝進了病房。我急匆匆地跟在她後麵。她打開翻蓋手機，給主治醫生打電話，連珠炮似的說著各種術語，我隻能聽懂一部分，也大概了解了情況：雙胞胎情況很危險，唯一能保住的辦法，就是緊急剖腹產。
我不由自主地跟著一大群心急火燎的人進了手術室。他們讓艾琳娜仰臥在手術台上，藥物注入她的血管。一個護士手忙腳亂地往她隆起的腹部抹了抗菌溶液，主治醫生、住院醫生和我用酒精衝洗了手和前臂。我模仿著他們迅速的動作，默默地聽著他們低聲咒罵。麻醉師給病人插管，而主刀的主治醫生則煩躁不安。“快點，”他說，“我們時間不多，動作要更快！”
我站在主治醫生旁邊，看他用手術刀劃開那女人的肚子，在她的肚臍下麵留下一道彎彎曲曲的長切口，就在她那隆起的子宮頂端的下麵。我努力跟上每一個步驟，迅速在腦子裏搜索課本上的解剖示意圖。手術刀所到之處，皮開肉綻。醫生滿懷信心地切開韌性很足、包裹著肌肉的白色腹直肌筋膜，接著用雙手掰開筋膜和下麵的肌肉，甜瓜一樣的子宮開始出現在視野裏。他把子宮也割開，一張小小的臉蛋出現了，接著又被淹沒在血泊中。醫生伸手進去，拉出一個，又拉出另一個。兩個嬰兒渾身發紫，幾乎一動不動，雙目緊閉，像過早掉出窩的小鳥。他們的皮膚是半透明的，能看到下麵的骨頭，似乎不是兩個真正的孩子，更像誰信筆畫的素描。他們太小了，比醫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被交給在一邊待命的新生兒重症監護醫生，迅速進了新生兒重症監護室。
燃眉之急算是解決了，手術的步調慢了下來，大家都趨於平靜，沒剛才那麽混亂了。電刀燒灼切口，止住了小規模噴濺的鮮血，皮肉燒焦的味道緩緩飄散開來。子宮縫合，縫起來的傷口如同一排牙齒，咬合在一起。
“教授，腹膜需要閉合嗎？”梅麗莎說，“我最近讀到資料說不用閉合。”
“上帝造物時閉合的，不要人為去分開，”主治醫生說，“至少隻能暫時分開。我喜歡把東西恢複到原來的樣子——我們還是把它縫合了吧。”
腹膜是包覆腹腔的一層薄膜。不知道為什麽，我完全錯過了剛才腹膜被切開的過程，現在也完全找不到它在哪裏。在我眼裏，這傷口就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組織，然而在外科醫生看來，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如同雕塑家看一塊未經雕琢的大理石。
梅麗莎要了腹膜縫線，把鉗子伸進傷口，扯出肌肉和組織之間一層透明的組織。突然間，腹膜和上麵的大洞就這樣清晰地展現在我的眼前。她縫合了腹膜，繼續處理肌肉和筋膜，把它們用一根粗針和套環縫法縫合起來。主治醫生走了。最後，皮膚也做了縫合處理。梅麗莎問我想不想來縫最後兩針。
我顫抖著雙手，將針穿過皮下組織。拉緊縫線時，我看到針有微微的彎曲。皮膚被扯到一邊，一團脂肪擠了出來。梅麗莎歎了口氣。“不平整，”她說，“你弄到皮層了——看到這條薄薄的白色東西沒？”
我看到了。看來亟待訓練的不僅是我的頭腦，還有雙眼。
“剪刀！”梅麗莎剪開我笨手笨腳打的結，重新縫合了傷口，貼上帶有傷口敷料的膠貼。病人被帶去了康複病房。
梅麗莎之前跟我講過，在子宮內存活到二十四周，是培養胎兒生存能力的關鍵。雙胞胎堅持了二十三周零六天。他們的器官已經形成，但也許還不足以負擔起維持生命的責任。他們本應該再在子宮的保護下安穩地發育將近四個月，接受臍帶運送來的含氧血和營養素。現在，他們必須靠脆弱的肺部吸入氧氣，而小小的肺還無法進行複雜的擴張和氣體轉移，也就是呼吸。我到新生兒重症監護室去看他們，兩個雙胞胎各自待在一個透明的塑料保溫箱中，周圍巨大的機器嘟嘟響著，顯得他們那麽小，幾乎淹沒在纏繞糾結的線和管子裏。保溫箱邊上開了個小小的窗口，父母可以伸手進去輕輕摸摸他們的腿或者胳膊。對於小寶貝們來說，這種來自真人的觸碰，是生死攸關的。
太陽升起，我的輪班結束了。我可以回家了，但雙胞胎被從子宮中取出的畫麵讓我難以成眠。我感覺自己也有點像一個未發育完全的肺髒，還沒做好維係生命的準備。
那天晚上我去上班，被派給一個新的準媽媽。大家都覺得這個孕婦沒什麽問題。一切都按常規來，而且今天剛好就是她確定的預產期。我和護士一起跟進這個媽媽四平八穩的生產過程，宮縮頻率穩定上升。護士不時報告子宮頸張開的狀況，從三厘米到五厘米再到十厘米。
“好，現在可以開始了。”護士轉身看著我，“別擔心，快生了我們呼你。”
我在醫生休息室找到梅麗莎，過了一會兒，婦產團隊被召集到產房：要生了。梅麗莎在門外遞給我一件長大褂、一雙手套和一雙很長的靴套。
“很髒的。”她說。
我們走進產房，我一直有點尷尬地站在旁邊，直到梅麗莎把我推到產婦的兩腿之間，主治醫生的前麵。
“使勁！”護士鼓勵產婦，“再來一遍，就像剛才那樣，不過不要尖叫了。”
尖叫當然停不下來，很快血和其他不明液體也隨著尖叫一起噴薄而出。清晰整齊的醫學圖表完全無法表現自然的天性，不僅尖牙利爪會見血26，生命的誕生也是一樣。（這可不是安妮·哥蒂斯27的照片。）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在病房裏真刀真槍地學做醫生，和在教室裏做醫學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讀書和做選擇題，完全不像身負重任采取行動。你也許很明白，自己要頭腦清醒，往外拉孩子的頭，好讓肩膀一起出來，但真正幹起來又是另一回事了。萬一我拉得太狠了呢？（我腦子裏響起一聲咆哮：那會造成無可挽回的神經損傷！）產婦每使勁一次，寶寶的頭就出現一點，但歇口氣的間隙，又縮回去了。每次往外三步，縮回兩步。我等待著。人類的大腦承擔了這個生物體最基礎的任務，而生育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就是這樣的大腦，想出了陣痛和分娩部門、子宮分娩和心率監測、硬脊膜外麻醉和緊急剖腹產這樣的主意；同時，也是因為這樣的大腦，以上這些都有必要進行。
我一動不動地站著，不確定該幹些什麽。主治醫生口頭指導我，伸手抓住露出的頭，接著產婦再次使勁時，我輕輕扶住寶寶慢慢鑽出來的肩膀。是個個頭挺大的女孩，胖乎乎的，渾身濕透了，至少是昨天晚上那兩個小鳥一樣的寶寶的三倍大。梅麗莎夾住臍帶，我伸手剪斷。
寶寶睜開眼睛，張嘴哇哇大哭。我又抱了她一會兒，感覺到她實實在在的存在，接著把她抱給護士。護士把她抱到媽媽身邊。
我走到等候室，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產婦的家人。聚集在那兒的一大家子，十幾口人，全都歡呼雀躍，一陣紛亂的握手和互相擁抱。我就像個偉大的先知，從山頂帶回新契約28的歡樂消息！
生產帶來的一切肮髒與混亂消失了。站在這裏的我，剛剛抱過這個家庭的最新成員。她是這個男人的侄女，那個女孩的表妹。
回到產房，我興高采烈地跑到梅麗莎身邊。
“嘿，昨晚的雙胞胎怎麽樣了，你知道嗎？”我問。
她的臉色瞬間黯淡下來。昨天下午a寶寶去世了，b寶寶堅持了不到二十四小時，在我接生剛才那個寶寶的時候也走了。那一刻我滿腦子都是塞繆爾·貝克特29的隱喻，正與這對走到生命盡頭的雙胞胎相合：“有一天我們誕生，有一天我們死去，同樣的一天，同樣的一秒鍾……他們讓新的生命誕生在墳墓上，光明隻閃現了一刹那，跟著又是黑夜。”30我現在就站在“掘墓人”的旁邊，他的工具是醫用的鉗子。這些生命究竟有什麽意義呢？
“這你就接受不了了？”她說，“很多母親明知胎死腹中，還是要經曆分娩和生產。你想象得到嗎？這些人至少還有過希望。”
就像火柴閃動微光，卻沒有燃燒起來。543號病房裏，母親在飲泣，父親眼眶通紅，淚水默默滑落：這真是和那邊的歡樂形成鮮明對比；出乎意料的死亡，是那麽不公平，令人無法忍受……你能去勸他們什麽呢？你能說得出什麽安慰的話呢？
“緊急剖腹產是正確的選擇嗎？”我問。
“絕對是，”她說，“是他們唯一的機會。”
“如果不做，有什麽後果？”
“他們會死。胎心追蹤的圖表顯示，胎兒正遭遇酸血症。不知道是臍帶出了什麽問題，還是其他地方出現了很糟糕的情況。”
“但你怎麽知道追蹤圖表的糟糕程度呢？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個更糟糕？”
“要自己判斷了。”
這個判斷也太難了。我這小半輩子，最艱難的決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醬還是魯賓蘸醬。而這樣的判斷，我什麽時候才能做，又怎麽可能安心做呢？醫學實踐方麵，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但在生與死懸而未決之時，單憑這些知識夠嗎？光靠腦子聰明顯然行不通，道義上也需要明確的思考。
不知何故，我必須堅信，這個過程中，我收獲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智慧。畢竟，一天前我剛剛邁入醫院大門時，生與死還不過是抽象的概念而已。現在，我已經近距離地直麵二者。也許貝克特筆下的波卓31說得對，生命就是轉瞬即逝，太短暫，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須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過程中。我就是拿著鉗子的掘墓人。
不久，我在婦產科的輪轉結束了，立刻就轉到腫瘤外科。同期的醫學生瑪麗和我一起輪班。輪班了幾個星期，在一個無眠的夜晚之後，她被分配去協助一台“惠普爾手術”。這是很複雜的手術，需要調整腹部的很多器官，以便切除胰腺癌。在這種手術裏，醫學生一般都要連續站上九個小時，通常隻是旁觀，頂多幫忙拉拉勾。被選中去協助這種手術，是醫學生夢寐以求的事情，因為過程極度複雜，能夠主刀的至少也要住院總醫生的級別。但這也是會累垮人的手術，是對普外科醫生技能的終極測試。手術開始後十五分鍾，我看到瑪麗站在走廊裏哭。惠普爾手術開始時，醫生要從小小的切口放進一個小小的攝像頭，看有沒有轉移瘤。因為如果癌細胞大麵積擴散，那手術就沒用了，需要取消。瑪麗站在手術室裏，想著要站上整整九個小時，心裏一直在默默地祈禱：“我太累了——上帝啊，一定要有轉移啊。”的確有。病人被重新縫合，手術取消。瑪麗先是鬆了口氣，接著心靈就不斷被愧疚侵蝕，越來越深，痛苦不堪。瑪麗衝出手術室，她需要一個傾訴的對象，而我恰好出現在那裏。
*
醫學院的第四年，我看著很多同學一個個選了要求不那麽高的專業（比如放射科或皮膚科），並申請了住院醫生。我對此困惑不已，搜集了好幾個頂尖醫學院的數據，發現趨勢都一樣：讀完醫學院之後，大多數學生都傾向於選擇有利於“高品質生活方式”的專業，上班時間比較人性化，工資比較高，壓力比較小。他們在申請醫學院時寫就的雄心壯誌，要麽打了折扣，要麽消失得無影無蹤。臨近畢業，我們按照耶魯的傳統，坐下來，修改我們畢業典禮上要說的誓言。總之就是希波克拉底32、邁蒙尼德33、奧斯勒和其他幾個偉大醫學界前輩名言的合集。有幾個同學爭論說，應該去掉把病人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的句子。（其他人不允許，討論沒能持續很長時間。這些話沒有去掉。在我看來，這種自我中心論是完全與醫學精神相悖的，但話說回來，也是完全合理的。的確，這世上99%的人選工作都是這樣的：薪水、工作環境、工作時間。事實本來就是如此，選擇工作的時候，當然要把生活方式放在第一位，哪管什麽使命的召喚。）
而我呢，會選神經外科。這個選擇我已經考慮了一段時間了。究其發端，是一天晚上，剛剛走出手術室，在一間病房裏，我帶著默默的敬畏，聽一個兒童神經外科醫生與病人父母的談話。他們的孩子長了個很大的腦瘤，那天晚上剛送到醫院，說是頭痛。醫生不僅跟他們詳細講述了臨床上的一些信息，也充滿人情味地表達了對這種不幸的同情，並為他們提供了指導。恰巧，孩子的媽媽是一名放射科醫生。腫瘤看上去是惡性的，媽媽已經研究了掃描結果，現在她坐在日光燈下的塑料椅上，完全崩潰了。
“好了，克萊爾。”醫生輕輕開了口。
“有看上去那麽糟糕嗎？”母親打斷了他，“你覺得是癌症嗎？”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就是你的生活即將改變——已經改變了。這是一場長途旅行，你明白嗎？你們必須相互陪伴支持，但需要的時候你也要好好休息。這種病要麽讓你們更團結親密，要麽讓你們徹底決裂。所以，現在你們要給彼此前所未有的支持和陪伴。我不希望你們中任何一個整夜待在床前或者守在醫院不走，好嗎？”
他繼續說起手術計劃，可能的結果和預後，現在需要做什麽決定，需要開始考慮但不用立刻就做的決定，還有他們暫時完全不需要擔心的決定。談話結束時，一家人並不輕鬆，但看起來似乎可以麵對未來了。我一直注意著兩夫妻的臉，一開始毫無血色、呆滯遲鈍，幾乎是神遊天外，後來神情越來越振作和集中。坐在那兒的我突然意識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與意義的問題，那些所有人在某個時候都必須要麵對的問題，通常都發生在醫院裏。當一個人真正遇到這些問題，這就變成了實踐，有著哲學和生物學上的雙重意義。人類是生命體，遵循自然法則，很遺憾的是，這些法則就包括一條：熵總是在增大的，生命是無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順序打亂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陳代謝，而死亡，就是新陳代謝的終止。
所有的醫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經外科醫生則在為病人保命與保住個性之間備受煎熬：每一次腦科手術，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們對自身本質的一次操控；每一次和經曆腦科手術的病人談話，也都迫使我們直麵這個現實。另外，對於病人和家屬來說，腦科手術應該是他們一生中最戲劇化的事情了，是一件會對人生產生重要影響的大事。如此的緊要關頭，問題不僅僅局限於生存還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樣的人生才值得一活。你願意用失去說話的能力，來交換多幾個月的生命，默默無聲地度過餘生嗎（也許你要替自己的母親做這個決定）？你願意冒著喪失視力的危險，來排除致命腦出血的哪怕一點點可能嗎？你願意右手喪失行動能力，來停止抽搐嗎？你到底要讓孩子的神經承受多少痛苦，才會更願意選擇死亡呢？因為腦部控製著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和經曆，任何神經上的問題都迫使病人和家屬去思考（理想的狀況是，有醫生指導他們）：到底是什麽，才賦予生命以意義，從而值得一活？
神經外科令我不由自主地折服，這裏沒有寬宥，必須追求完美。我想，這就像古希臘“arete”這個概念，是一種道德、情感、思維和身體上都至臻卓越的美德。神經外科似乎提供了最艱難的挑戰，也最為直觀地麵對意義、個性和死亡。神經外科醫生的肩膀上負擔著沉重的責任，同時也是精通各個領域的“多麵手”：神經外科、重症醫學、神經內科、放射學。我意識到，不僅要訓練思維和雙手，還有眼睛，也許還有其他器官。這想法來勢洶洶，令我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也許，我也能像那些博學通才一樣，跋涉在情感、科學和精神難題最茂密的荊棘叢中，找到出口，或者殺出一條血路。
醫學院畢業後，我們這對新婚夫婦去加利福尼亞開始住院生涯。我在斯坦福，露西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正式成為過去，我們要真正承擔起責任了。我很快在醫院交了幾個好朋友，特別是和我同期的住院醫生維多利亞，還有比我們早來幾年的血管外科住院醫生傑夫。接下來七年的訓練生涯中，我們將一起成長，一開始隻是見證醫院裏戲劇化的一幕幕，到後來自己開始擔任其中的主角。
第一年的住院醫生，在生命與死亡這樣厚重的背景下，真可謂卑微如螻蟻。不過，就算這樣，工作強度也是巨大的。第一天到醫院，住院總醫生就對我說：“神經外科的住院醫生不僅僅是最好的外科醫生，我們也是整個醫院最好的醫生。這就是你的目標。讓我們為你驕傲吧。”科主任經過病房時說：“吃飯的時候記得用左手。你要學會左右開弓。”年資比較高的一位住院醫生說：“給你小小提醒一下，總醫生正在鬧離婚，別跟他聊閑天。”帶我的是個很開朗的醫生，本來應該給我一些說明和指導，卻隻是交給我一份四十三個病人的名單：“我隻需要跟你說一件事：他們永遠可以給你帶來更多傷害，但他們無法讓時間停止向前。”說完他就走了。
接下來的兩天我都沒離開醫院，但不久以後，這些堆積如山、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文件工作，隻需要花一個小時就能輕鬆解決了。不過，醫院工作中，你歸檔的文件可不僅僅是文件，而是各種各樣充滿風險與勝利的病例。比如，八歲的馬修，有一天因為頭痛來看醫生，結果發現下丘腦附近有個腫瘤。下丘腦控製著我們的基本需求：睡眠、饑餓、口渴和性需求……那附近的任何腫瘤如果不及時徹底地處理，都會讓馬修的餘生生活在化療和更多的手術之中，頭上還需要插著導管過活……簡單來說，會毀了他的童年。完全切除腫瘤就能避免上述情況，但可能有損傷下丘腦的風險，讓他染上暴飲暴食之類的毛病。手術開始，醫生從馬修的鼻腔裏伸進一個內窺鏡，鑽開他的顱骨。進去以後就看到一個清晰的平麵，切除了腫瘤。幾天後，馬修就在病房裏活蹦亂跳了，還從護士那裏偷糖吃。他準備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很開心地填著他那似乎永遠也填不完的出院手續。
我的第一個死亡病例，發生在一個周二。
八十二歲的一個老太太，身材嬌小，自己收拾得很整潔，是普外科最健康的人。而我在普外科實習了一個月。（驗屍的時候，病理醫師得知她的年齡很是震驚：“她的器官年齡隻有五十歲啊！”）她住院是因為輕微腸梗阻導致的便秘。我們等了六天，希望她的腸子能自行恢複。希望落空後，我們做了個小手術來進行治療。周一晚上八點左右，我去病房查看，她神誌清醒，狀態良好。我一邊和她聊天，一邊從口袋裏掏出一日工作計劃，把最後一項（“術後檢查，哈維太太”）劃掉。我該回家休息一下了。
午夜過後的某個時間，電話響了。病人不行了。幾個小時前那種略帶官僚主義的誌得意滿突然被撕得粉碎，我從床上猛地坐起來，連珠炮似的發布指令：“一升鹽水靜脈輸液、心電圖、照胸片，馬上行動——我在去的路上了。”我給住院總醫生打了電話，她告訴我還要多做一些檢查，等我把情況搞得更清楚一些，再給她打電話。我衝到醫院，看見哈維太太呼吸困難，心跳加快，血壓陡降。無論我做什麽，她也不見好轉。而當時我是唯一在值班的普外實習生，呼機一直在震，有些信息可以忽略（病人需要安眠藥物），有些沒法不管（急診室病人主動脈瘤斷裂）。我手忙腳亂，如同溺水的人，萬事纏身，黔驢技窮。哈維太太仍然沒有起色。我安排把她轉到重症監護室，拚命給她灌藥輸液來保命。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就狂奔在急診室那個麵臨死亡威脅的病人和重症監護室那個生命垂危的病人之間。淩晨5：45，急診室的病人被推往手術室，哈維太太的情況也相對穩定下來。我們動用了十二升點滴、兩個單位的血、一台呼吸機、三個血壓增壓器，才得以維持她的生命。
等我終於走出醫院，已經是周二下午五點。哈維太太仍然不見好轉，也沒有惡化。晚上七點，電話又響了，哈維太太昏迷了，重症監護團隊正在嚐試心肺複蘇。我又狂奔回醫院，她再次死裏逃生，真是命懸一線。這次我沒有回家，隻是到醫院附近去吃了晚飯，以防萬一。
八點，手機響了：哈維太太去世了。
我回家去睡覺。
我的情緒介於憤怒和悲傷之間。不管怎麽說，哈維太太是從那一摞厚厚的文件中“脫穎而出”，才成為我的病人。第二天，我參加了她的屍檢，看著病理醫師把她開膛破肚，移走各種器官。我親自檢查那些器官，用雙手去撫摸，檢查我在她腸道上縫針打的結。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簡單看作病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曆都當作真正的病人來看待。
那一年，我算是見證了很多死亡。有時候是站在角落窺視，有時候則和死神在病房裏狹路相逢，感覺非常尷尬。下麵是一些我親眼看著死去的病人：
1.一個酗酒的人。他的血液再也凝結不起來了，血一直流進他的關節和皮下，直到他慢慢走向死亡。每天，淤血的範圍都會擴散。陷入神誌昏迷之前，他抬頭看著我說：“這不公平——我喝的酒都是加水稀釋過的。”
2.一位病理醫師，患了肺炎，病入膏肓，臨終時哮喘不斷，最後被送去屍檢——這是她最後一次去病理實驗室，而她曾在這裏度過了很多歲月。
3.一個男人，做了個神經外科的小手術，治療常常突如其來的麵部驚痛。醫生在有“嫌疑”的神經上放了一小滴膠液，免得被血管壓迫。一周後，他遭遇了劇烈的頭痛。什麽檢查都做過了，但無法做出任何診斷。
4.頭部創傷的很多病例：自殺、槍擊、酒吧鬥毆、摩托車事故、撞車，還有被麋鹿攻擊。
有時候，這種沉重感非常明顯。壓力與沮喪彌漫在空氣中。一般情況下你都注意不到，隻是將這愁雲慘霧呼吸進去。但在某些時候，比如悶熱潮濕的日子裏，它本身的力量就能讓你窒息。有些日子，我在醫院的感覺，就像酷暑之中被困在沒有盡頭的叢林，大汗淋漓，渾身濕透，死者家屬們的眼淚就像大雨，傾盆而下。
到了培訓的第二年，突發事件時你必須第一個到場。有的病人你救不了，有的卻可以妙手回春：當我第一次將昏迷不醒的病人從急診室帶到手術室，從他頭顱中抽出積血，看著他醒過來，跟他的家人談話，抱怨他頭上的切口時，我突然陷入一陣愉悅的眩暈。淩晨兩點的時候，我步履輕快地在醫院裏漫步，直到不知自己身處何方，花了整整四十五分鍾才找到出去的路。
高強度的工作安排當然有負麵影響。雖然官方規定的最長工作時間不超過每周八十八小時，但我們每周基本上要工作一百個小時。事情總是做不完的。我累得眼眶泛淚，腦袋生疼，淩晨兩點還在牛飲能量飲料。工作的時候我倒是精神百倍，但一走出醫院，筋疲力盡的感覺立刻就會擊中我。我踉踉蹌蹌地穿過停車場，總要先在車裏打一會兒盹，然後再開十五分鍾的車回家，癱倒在床。
不是所有住院醫生都能承受住這種壓力。有一個就接受不了別人的指責，也承擔不起這麽重的責任。他是個相當有天賦的外科醫生，但一犯了錯誤就難以麵對、無法承認。一天，我和他坐在休息室裏，他哀求我挽救他的事業。
“你唯一需要做的，”我說，“就是直視我的眼睛，說：‘我很抱歉。剛剛發生的事情是我的錯。我不會再讓它發生了。’”
“但是是護士——”
“不。你必須說出來，發自內心地說。再試試。”
“但是——”
“不。說出來。”
我們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小時，我終於知道，他完了。
沉重的壓力讓另一個住院醫生也出局了。她選擇離開，找了份不那麽繁重的谘詢工作。
其他人甚至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隨著我的技術日益精進，我的責任也重大起來。我學習如何判斷哪些病人的命救得了，哪些難逃一死，哪些不能僅憑我的判斷來決定。我也會犯錯誤。我把一個病人緊急送往手術室，隻來得及保住他的心跳，但他再也說不出話來了，要通過管道進食，過上了自己決不接受的生活……我覺得這是比病人死亡更可怕的失敗。衰退的機能、無意識的新陳代謝，雖然存在，但已經成為不可承受的重擔，一般都要被送往某個機構，無法接受也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人，探望得越來越少，直到褥瘡或肺炎無可避免地奪走他的生命。有些人堅守在此生，睜大雙眼想活下去，探索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但很多人沒有這樣做，或者說做不到。而神經外科醫生必須學會去裁決。
我選擇醫療事業，部分原因是想追尋死神：抓住他，掀開他神秘的鬥篷，與他堅定地四目相對。神經外科對於我的吸引力，不僅僅在於大腦與意識的交纏，更在於生與死的糾葛。我以為，在生與死的空間中，我一定能找到一個舞台，不僅能憑憐憫和同情來采取行動，自身還能得到升華，盡可能地遠離所謂的物質追求，遠離自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直達生命的核心，直麵生死的抉擇與掙紮……在那裏，一定能找到某種超然卓越的存在吧？
但住院醫生的生涯中，別的什麽東西漸漸在我眼前展現。腦部損傷如同永不停歇的密集炮火將我包圍，我開始懷疑，離探索的前沿如此之近，這些時刻熾熱強烈的光也許會讓我對它們自然的特性視而不見，如同為了學習天文學直接凝視太陽。在病人們的關鍵時刻，我還沒有達到與他們同在的境界，隻能說是這些關鍵時刻的參與者。我看過了太多的痛苦，更糟糕的是，我開始習以為常。一個溺水，或者說“溺血”的人，會努力去調整自己，學會漂浮，學會遊泳，甚至開始享受人生，和醫生護士交心，因為他們和你綁在同一條船上，陷在同樣的風浪中。
我的住院醫同事傑夫和我一起合作治療創傷。每次創傷室那邊有並發的腦損傷，他就叫我過去，我倆的行動一向很默契。他檢查腹部，然後問我對病人的認知功能有什麽判斷。“嗯，他要是想還是可以做參議員的，”有一次我如此回答，“不過隻能去個比較小的州了。”傑夫大笑，從那時起，一個州的人口就成為我們描述腦損傷嚴重程度的指標。“他是懷俄明還是加利福尼亞？”傑夫這麽問，決定給病人製訂什麽程度的治療方案。或者我可能會說：“傑夫，我知道他的血壓還很正常，但我要給他做手術，不然他就要從華盛頓變成愛達荷了，你能把他穩一穩嗎？”
一天，我在餐廳吃著常吃的午餐，健怡可樂加冰激淩三明治。突然呼機響了，說馬上要來一個重傷病人。我跑到創傷室，剛把冰激淩三明治藏在一台電腦後麵，急救車就到了，急救員們推著輪床，連珠炮似的交代情況：“二十二歲，男性，摩托車事故，時速四十英裏，鼻孔流出液體，疑似腦漿……”
我立刻開始工作，叫人給我拿了個插管托盤，檢查其他的體征。安全插管之後，我檢查了他身體多處的創傷：臉部淤青，皮肉擦傷，瞳孔放大。我們給他注射了很多甘露醇，減輕腦腫脹，急急忙忙地推他去照片子：顱骨碎裂，活動性大出血。我心裏已經在規劃開顱手術了，該怎麽鑽開顱骨，把血抽出來。他的血壓突然下降了。我們又迅速把他推回創傷室。創傷團隊的其他人剛剛趕到，他的心跳就停止了。在他周圍，各種各樣旋風般的行動迅速進行：很多導管插入他的股動脈，深入他的胸腔，靜脈上注射著藥物；與此同時，醫生的拳頭捶打著他的心髒部位，保持血液流通。三十分鍾後，我們停了手，任他完成死亡的過程。大家都意見一致地低語：腦部受這麽重的傷，死了其實更好。
我溜出創傷室，他的家人正好被領進去認屍。我突然想起來，我的健怡可樂，我的冰激淩三明治……創傷室又那麽悶熱。急診室一個住院醫生幫我打了掩護，我像個幽靈似的溜了回去，從那個我救不了的病人的屍體前，把冰激淩三明治“救”了出去。
在冰箱裏凍了三十分鍾，三明治算是“滿血複活”了。我一邊想，挺好吃的，一邊把卡在牙縫裏的巧克力碎屑給弄出來。而死者的家人正在那邊做最後的道別。我在想，短暫的從醫生涯以來，我的道德觀，是後退了，還是進步了？
幾天後，我聽說醫學院的一個朋友勞裏被車撞了，一個神經科醫生做了手術，試圖救她的命。她昏迷過去，又醒了過來，第二天去世了。我不想再往下聽了。以前聽這種事情，總是一句簡單的“車禍喪生”就不會再去想其他的，現在那樣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現在聽到一句“車禍喪生”，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各種各樣的畫麵一起湧上來：輪床急速向前，創傷室的地上鮮血淋漓，導管插入她的喉嚨，拳頭不斷捶打她的胸腔。我仿佛看見一雙手，我的手，剃著勞裏的頭皮，手術刀割開她的頭顱；耳邊有鑽子的嗡嗡聲，骨頭的焦糊味，鑽開時飛揚的微塵，撬開她一小塊頭骨時那裂開的聲音。她的頭發被剃掉了一半，她的頭部完全被拆解了。她再也無法變成完整的自己了，她的朋友和家人都認不出她了。也許她身上還插了胸管，一條腿上做了牽引……
我沒有詢問細節。畢竟已經見過太多了。
那一刻，我心裏突然湧現出自己毫無同情心的一幕又一幕：我對病人萬分擔憂的心情不管不顧，急著勸他們出院；別的事情忙不過來的時候，我忽略病人的痛苦；我觀察病人的病狀，記下來，做出自以為準確的各種診斷，卻並沒有看到深層的病因——後來這些病人總是不斷出現在我的回憶中，滿懷複仇的怒火，不屈不撓。
我怕自己即將成為托爾斯泰筆下那種很典型的醫生，沉浸於空洞的形式主義，診斷時隻會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義。（“醫生們來看她，有時各人單獨地來，有時大家舉行會診，用法語、德語、拉丁語說很多的話，他們互相批評，按照他們看得出來的病症開出各種各樣的藥方，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想到那個簡單的道理，就是他們完全不能夠了解娜塔莎病中的痛苦。”34）一位剛被診斷出腦瘤的母親來找我。她很困惑，很恐懼，完全不知所措。當時的我筋疲力盡，全然不把她放在心上。我匆忙地回答了她的問題，向她保證手術一定會很成功，也安慰自己說沒時間詳細地解答她所有的問題。但我為什麽沒有抽出時間呢？曾經有個脾氣特別暴的獸醫病人，拒絕眾多醫生、護士和理療師的勸告，結果，他背上的傷口破裂了，正如我們警告的那樣。我當時在手術室，被叫了出去，幫他縫好裂開的傷口。他痛得嗷嗷大叫，我心想：他活該。
沒人是活該的。
我知道，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35和理查德·塞澤爾36曾經承認他們幹過比我更壞的事情，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安慰。我發誓要做得更好。滿目的人間悲劇與痛苦失敗，我真怕自己已經看不見人類關係最非凡的重要性了，不是病人和家屬之間的關係，而是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專業技術出色是不夠的。人人終有一死，作為一名住院醫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導病人或家屬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個病人腦出血，救不了了，送到醫院來，神經外科醫生與家人的第一次談話，可能將永久決定他們對這場死亡的感覺，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許他該走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遺憾（“那些醫生根本不聽我們說！他們都沒努力去救他！”）。要是手術刀沒有用武之地，外科醫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語。
嚴重的腦損傷會帶來超乎尋常的痛苦，而家人的痛苦往往要勝於病患，看不到完整意義的，不僅僅是醫生而已。圍繞在床邊的家人，看著他們親愛的人頭部麵目全非，腦子完全傷成一團糨糊，他們通常也看不到完整的意義。他們看到的是過去，是點點滴滴累積起來的回憶，因為當下遭遇而感受到的更深的愛，全都由眼前這具軀體所代表。我看到的是病人可能麵對的未來，通過手術在脖子上開個口子，和呼吸機連在一起；肚子上開個洞，黏糊糊的液體一滴滴流進去；可能要經曆很長很痛苦的恢複過程，還不一定能完全恢複；有時候，更有可能的是，根本變不回他們記憶中的那個人了。在那樣的時刻，我拋棄了平時最常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死神的敵人，而是使者。我必須幫助這些家人明白，他們所熟知的那個人，那個充滿活力的完整的人，現在隻存在於過去了，我需要他們的幫助，來決定他/她想要的未來：輕鬆地一死百了，還是一袋袋的液體這邊進，那邊出，盡管無力掙紮，也要堅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