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卡拉尼什
愛人啊，你留給我兩份遺產——
一份是愛情
若將其獻給神聖的上帝
他也必然會滿意
另一份是無邊的痛苦
它像大海那樣廣闊無垠
在永恒與稍縱即逝之間
在你的思想意識與我之間
——艾米莉·狄金森70
2015年3月9日，星期一，保羅在病床上去世。家人都陪在他身邊。離病房不到兩百米的地方，就是八個月前我們的女兒卡迪呱呱墜地的產房。從卡迪出生到保羅去世，如果你曾經看到我們一家在本地的燒烤餐廳大吃牛排，或者微笑著分享一瓶啤酒，旁邊的嬰兒車上安睡著一個睫毛長長、深色頭發的小嬰兒，你大概完全想不到保羅的生命很可能隻剩下不到一年。對於這一點，我們自己也無法理解。
卡迪降生後的第一個聖誕節前後，她剛滿五個月，保羅體內的癌症開始抗拒醫生在特羅凱之後開的第三期的藥。而這之後的化療也不再起作用了。正逢長假，一家人都團聚在保羅童年時代的家，亞利桑那的金曼。卡迪穿著印有糖果手杖的舒適睡衣，吃了第一口固體食物，是搗得爛爛的番薯泥。家裏洋溢著節日的喜慶氣氛，燭光搖曳，大家談笑風生。幾個月來，保羅的體力日益下降，就算頭上懸著痛苦的愁雲慘霧，我們仍然繼續享受著開心快樂的每一刻。我們舉辦溫馨的晚餐聚會，晚上互相擁抱偎依，凝視著女兒閃亮的雙眸，欣賞她與生俱來的平靜，感到由衷的快慰。當然，保羅一直堅持寫作，他斜倚在輪椅中，身上包裹著一條溫暖的羊毛毯。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他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全神貫注，完成了這本書。
冬去春來，周圍的一片玉蘭樹盛開出大朵大朵粉色的花，保羅的健康狀況卻急劇惡化。到2月底，他已經需要輔助供氧來進行正常呼吸了。我常常把他分毫未動的午飯扔進垃圾堆，蓋住之前分毫未動的早飯。幾個小時後，又往上麵倒了分毫未動的晚飯。他以前很愛吃我做的早餐三明治：雞蛋、香腸和奶酪，三樣一起吃。但他的胃口逐漸變差，就變成簡單的吐司和雞蛋，後來隻剩下雞蛋，一直到雞蛋也吃不下。就連我計算好熱量打的果蔬汁，以前是他最愛喝的，現在都提不起胃口了。
保羅睡得越來越早，聲音出現間歇性的含混不清，而惡心的感覺則時刻襲來。ct掃描和腦部核磁共振確診了保羅肺部的癌症在惡化，腦子裏又長了新的腫瘤，包括軟腦膜轉移癌，罕見的病，惡性腫瘤在軟腦膜發起致命性的浸潤，一般醫生都預測這樣的病人隻剩下幾個月的生命，而且神經很有可能迅速衰退。這件事對保羅打擊很大。他沒說什麽，但作為神經外科醫生，他當然很清楚自己即將麵對什麽。保羅當然早就接受了自己時日無多的事實，但神經衰退這個新的負擔令他備感沮喪。他可能喪失活著的意義，完全失去自我，變成一個廢人，光想想就讓人痛苦萬分。我們和保羅的腫瘤醫生一起製定策略，列出了保羅的當務之急：盡量保持精神敏銳度，有多久算多久。我們參加了一個臨床試驗，谘詢了一位神經腫瘤專家，還見了緩和醫療71團隊，討論臨終關懷的辦法，盡量提高他最後時光的生活質量。我努力讓自己堅強，但還是免不了心如刀割，想著他有多麽痛苦，擔心他最多隻能活幾個星期。和他十指緊扣時，我會幻想他的葬禮。那時候我都不知道，保羅隻剩下幾天時間了。
保羅在這世上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我們是在舒適的客廳裏度過的，家人都在。保羅坐在輪椅上，抱著卡迪。他父親在旁邊看顧。他母親和我坐在不遠處的沙發上。保羅給卡迪唱歌，在膝頭輕輕搖晃著她。她咧嘴大笑，目光顯然聚焦在爸爸鼻子上的輸氧管上。我拒絕了所有家人以外的探望，保羅的世界變小了，但他告訴我：“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就算我不見他們，也是愛著他們的。我珍惜與他們的友誼，少喝一杯酒也不會改變什麽。”那天他什麽也沒寫。這本書的手稿也隻完成了一部分。保羅也知道他不大可能寫完了，精力體力不支，腦子不太清楚，也沒時間了。
為了給臨床試驗做準備，保羅把一直在吃的定向治療的藥給停了。這個藥本來在控製癌症上就療效甚微，但停藥也有風險，可能導致癌症迅速擴散惡化。所以，保羅的腫瘤醫生叫我每天都給他錄像，讓他做同樣的事，觀察他的語言或體態有沒有出現缺陷。“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那個周六，保羅在客廳大聲朗讀，我在一旁錄像。他選擇了艾略特的《荒原》——“把回憶和欲望摻和在一起/又讓春雨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他還超額完成任務，把書背麵向上放在膝頭，堅持進行背誦。大家都被逗笑了。
“也就是他才做得出來！”他媽媽微笑著說。
第二天，周日，我們祈禱著能繼續平安無事地度過周末。如果保羅感覺還行，我們就去教堂，然後帶卡迪和堂哥堂姐們去山上公園裏的嬰兒秋千那邊玩。我們會繼續消化最近這些令人痛苦的消息，分擔憂傷，珍惜在一起的時光。
然而天不遂人願，時間加快了腳步。
周日清早，我摸了摸保羅的額頭，發現燒得厲害，40c。雖然他看起來好像挺舒服的，也沒有其他新症狀。幾個小時內，我們就在急救室進進出出。保羅的父親還有蘇曼都來幫忙。醫生開了抗生素預防肺炎（保羅的胸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腫瘤，有炎症可能也看不出來）之後，我們回了家，家人都等在那裏。
不過，這會不會不是肺炎，而是癌症迅速惡化的征兆呢？下午，保羅打了個盹，還算舒服，但病情顯然很嚴重。我凝視著他睡覺的模樣，突然哭了起來，於是輕輕走到客廳，發現他父親也在流淚。我已經開始想念保羅了。
周日晚上，保羅的病情突然惡化。他坐在床邊，呼吸很困難，真是讓人心驚肉跳。我叫了救護車，這次，保羅是躺在輪床上進的急救室，他的父母緊緊跟在我們身後。保羅轉頭看著我，低語道：“也許這就是結束了。”
“我一直陪著你呢。”我說。
醫院的各位像往常一樣熱情地問候保羅，但觀察了他的情況之後就迅速開始行動了。他們做了一些初步檢查，用麵罩蓋住他的鼻子和嘴，用bipap呼吸機輔助他的呼吸。這種呼吸輔助係統能在他每次吸氣時通過機械原理提供大量流通的空氣，基本上就代勞了他的呼吸活動。bipap的確有助於呼吸機能的正常運轉，但對病人來說也是不小的負擔，噪音很大，威力很強，每一次呼吸都會把兩瓣嘴唇吹得“相距甚遠”，就像那些把頭伸出車窗外的狗。我站在他身邊，斜倚著輪床，保羅握著我的手。呼吸機發出穩定均衡的“呼——呼——”聲。
保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高得嚇人，這說明他難以承受目前的呼吸活動。驗血結果表明，有些過量的二氧化碳已經累積了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這段時間他的病一直在持續惡化，肺部也在逐漸衰竭。他的大腦慢慢適應了高於普通標準的二氧化碳含量，所以人還算清醒。他能夠觀察各種症狀和現象。作為醫生，他明白這些檢查結果預示著糟糕的結局。我也明白。我跟在他身後，醫護人員推著他走向重症監護室。從前，他的很多病人在神經手術前後都在這樣的病房裏痛苦掙紮過。現在，他的家人都聚集在床邊，坐在塑料椅上。“我會需要插管嗎？”到了病房，他在bipap呼吸的間隙問我，“我應該被插管嗎？”
那一夜，保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和他的醫生、家人進行了一係列談話，最後變成我倆單獨的對話。午夜時分，危重醫學的主治醫生，也是保羅長期以來的良師益友，進了病房，和家人討論治療方案。他說，bipap隻是暫時的緩兵之計。唯一還能再試試的就是給保羅插管——給他上那種大型的呼吸機。
保羅願不願意這樣呢？
很快大家就意識到關鍵問題：這種突然的呼吸衰竭可以逆轉嗎？
我們關心的是，保羅的病情會不會太嚴重，呼吸機一旦上去就撤不下來了。他會不會突發精神錯亂，繼而器官衰竭，先是意識喪失，最後身體也跟著消亡？都是醫生，這種令人痛苦的場景我們都曾見證過。保羅提出了另一種方案，他可以選擇不插管，接受“舒適護理”72，就算死亡也許來得更迅速，更篤定。“就算我撐過了這次，”他始終想著自己的腦癌，“未來也可能沒有任何意義。”他媽媽很絕望地打斷他：“今晚別做任何決定好嗎，保比？”她說，“咱們先好好休息。”保羅明確表示不要進行心肺複蘇，然後同意了母親的請求。
護士滿懷同情地多給了他幾條毯子。我關掉病房的日光燈。
保羅一覺睡到日出時分，他父親一直坐在旁邊守著。我到旁邊的房間小睡了一會兒，希望自己在精神上不要垮掉。因為我知道，接下來也許就是我人生最艱難的一天。早上六點，我輕手輕腳回到保羅的病房，依然是昏暗的燈光，重症監護儀斷斷續續地響著。保羅睜開眼睛。我們又談了“舒適護理”的問題，不準備采取任何特別激進的手段去阻止他病情的惡化。而且，他使勁大聲問我能不能回家。他病得這麽嚴重，我擔心這樣動來動去他會太痛苦，還可能在回家路上就會去世。但我還是說，如果他現在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回家，那我會盡一切努力帶他回去。我們互相點頭達成共識。現在的方向應該就是舒適護理了。
或者，有沒有可能把這裏變成家呢？在bipap呼吸的間隙，他給出了答案：“卡迪。”
卡迪很快就來了。我們的朋友維多利亞去家裏把她接來了。懵懂的她歡天喜地地開始“看護”爸爸，舒舒服服地躺在保羅的右臂之中，拉扯自己小小的襪子，小手拍打著爸爸身上蓋的毯子，一會兒咧嘴微笑，一會兒牙牙學語，絲毫沒受bipap的影響。而這台呼吸機繼續工作著，維持著保羅的生命。
醫療團隊一次次地來查房，在病房外討論保羅的病情，他的家人和我也加入討論。保羅的急性呼吸衰竭，應該是由癌症急劇惡化引起的。他血液的二氧化碳濃度還在上升，要救命的話，需要立刻插管。作為病人家屬的我們矛盾萬分：保羅的腫瘤醫生打電話來，滿懷希望地認為這種急性的問題能夠得到緩解，但在場的醫生就沒那麽樂觀了。我懇求他們，盡量準確地預測他從這次急性衰竭中恢複的可能。
“他不想接受隻是保命的治療，”我說，“如果他還能度過一些有意義的時光，他想把麵罩摘下來，好好抱抱卡迪。”
我回到保羅床邊。他看著我，蓋著bipap麵罩的鼻梁之上，那雙深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用輕柔而堅定的聲音，清楚明白地說：“我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他的意思是：準備好撤除呼吸輔助設備，準備好注射嗎啡，準備好去世了。
一家人都聚集在一起。保羅做了決定後，我們抓緊珍貴的分分秒秒，表達了我們的愛與尊重。保羅的眼中淚光閃爍。他感謝了父母，並且讓我們保證，他寫的東西能以某種形式出版。他最後一次對我說“我愛你”。主治醫生走進來，用盡量堅強的語氣對他說：“保羅，你去世以後，你的家人會傷心崩潰，但他們一定會振作起來，因為你給他們樹立了勇敢的榜樣。”吉旺凝視著保羅，蘇曼說：“安心地去吧，我的弟弟。”我強忍著心碎，最後一次和他同床共枕。
我想起那些年我倆一起相擁過的床。八年前，還是醫學生的我們也是這樣躺在一張單人床上，旁邊是我生命垂危的祖父。他在家裏，病入膏肓。我們沒有過完蜜月就回來分擔照顧他的重擔。每過幾個小時就起床喂他吃藥。我看著保羅俯下身子，湊近去聽祖父小聲提出的要求，對他的愛又加深了幾分。然而那時的我們又怎能想象眼前的場景，竟然在如此近的將來，我們就一起躺在保羅自己臨終的床上。
二十二個月以前，我們在同一家醫院另一層樓的一張病床上相擁而泣過，當時保羅剛剛被確診癌症。八個月以前，也是在這家醫院，我們一起躺在我的病床上。卡迪出生了。我和保羅都在睡覺，互相枕著對方的手臂，那是卡迪出生後我的第一個長長的好覺。我想起家中那張空空如也的舒服的床，想起十二年前在紐黑文與保羅墜入愛河。那時我特別驚訝，兩個人的身體四肢竟然如此契合，從那時起，我們都是互相擁抱時睡得最好。我用自己擁有的一切祈禱，願他此刻也感受到和我一樣的舒適與安心。
一個小時後，麵罩摘了，監視器也撤了，嗎啡流進保羅的靜脈輸液管。他的呼吸很穩，但也很淺，看上去挺舒服的樣子。
盡管如此，我還是問他，要不要多打點嗎啡。他點點頭，閉上雙眼。保羅的媽媽就坐在旁邊，爸爸的手放在他頭頂。最後，他陷入了昏迷。
九個多小時，保羅的父母、兄弟、弟妹、女兒和我，我們這些家人全都圍坐在身邊，看顧著不省人事的他。他的昏迷愈發加深，偶爾呼吸一兩下，眼瞼緊閉，臉上是如釋重負的表情。他長長的手指溫柔地蓋在我手上，保羅的父母先是把卡迪放在搖籃裏，接著又把她安放在病床上，搖搖她，哄哄她，讓她甜甜地入睡。病房裏彌漫著濃濃的愛，就像多年來一家人團聚的很多節日與周末。我撫摸著保羅的頭發，低語著：“你是個勇敢的聖騎士。”“聖騎士”是我對他的昵稱。接著我在他耳邊安靜地唱著一首歌謠，是我倆過去幾個月來一起編的，旋律簡單，朗朗上口，中心思想就是“謝謝你愛我”。關係很近的表親和叔叔也來了醫院，接著我們的牧師趕到了。一家人分享著特別有愛的趣事和隻有彼此才懂的笑話。接著我們相繼哭起來，憂心忡忡地端詳保羅和彼此的臉。我們沉浸在此時此刻的珍貴與痛苦中，這是與保羅最後的團聚時光。
溫暖的夕陽從病房西北向的窗戶斜斜地照進來。保羅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安靜。卡迪的睡覺時間快到了，她舉著胖胖的小拳頭揉揉眼睛。一個朋友到醫院來把她送回家。我把她的臉頰湊到保羅的臉頰前。父女倆有著一模一樣的深色頭發，都是這裏一簇那裏一簇地歪斜著。保羅的麵龐平靜安詳，卡迪有些古怪地做著鬼臉，但也很平靜。他所深愛的寶貝完全想不到，這一刻就是永別。我輕輕唱起卡迪的安眠曲，不僅是對女兒，也是對保羅。接著我鬆手把卡迪交給朋友。
夜幕降臨，病房暗下來，一盞低低的壁燈發出溫暖的光。保羅的呼吸更為緩慢艱難，沒有節奏。他的整個身體都很平靜，四肢也放鬆了。快到九點的時候，他的嘴唇微微張開，合上雙眼。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又長長地呼出。這是他最後一次呼吸。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呼吸化為空氣》是一本未完成的書，主要是因為保羅的病情急劇惡化了。但這種未完成，恰恰也是本書真意的一部分，反映了保羅麵臨的現實狀況。生命的最後一年，保羅筆耕不輟，完成此書成為他活著的目的，所剩無多的時日也催促他抓緊時間。他還在擔任神經外科住院總醫生時就開始寫了，常常午夜時分文思如泉湧，就在床上我的身邊打開筆記本電腦，輕輕敲擊鍵盤；後來，他利用躺椅上的午後時光寫作；在腫瘤醫生的候診室裏也不忘寫個幾段；化療輸液時就接編輯的電話，無論去哪裏都帶著他那個銀色的筆記本電腦。後來，因為化療，他的指尖出現了龜裂現象，很痛，我們就找了鑲著銀邊的無縫手套，好讓他繼續使用觸摸板和鍵盤。癌症的惡化帶來令人痛苦萬分的疲憊感，但他還是采取了一些策略，保持頭腦清醒，繼續寫作。這也是他緩和醫療的重點。他決心堅定，一直堅持。
這本書言辭懇切，本來寫的時候就在和時間賽跑，表達的也全是保羅認為重要的心聲。無論作為醫生還是病人，他一直都與死神麵對麵：檢驗、對抗和接受。他想幫助人們理解死亡，並直麵自己必死的命運。現在，三十幾歲就去世的人算是少見，但死亡並不少見。“肺癌並不是什麽天外來客，”保羅在寫給最好的朋友羅賓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得了肺癌，的確悲慘，但也可以想象。（讀者）可以讓自己身臨其境，感受一下，說：‘原來是這樣一種感覺……遲早我可能也會親自走到這一步。’這可能就是我的目的。不去嘩眾取寵地用死亡煽情，也不老生常談地勸大家‘花開堪折直須折’，而是告訴大家這一路上到底會麵對什麽。”當然，他所做的遠不止為大家描述一路的狀況，還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勇敢地在這險境中跋山涉水。
我們身處對死亡避而不談的文化，而保羅決定毫不避諱地直麵死亡，這種剛毅和勇氣正是我們所倡導和敬佩的。他的力量中有抱負和努力，但也有柔韌，有著與苦澀截然相反的味道。他的大半生都在反複思考如何度過充滿意義的一生，而這本書也對這個核心領域進行了探索。“預言者總是發言者，”愛默生寫道，“他的夢總會以某種方法公之於眾，他總會用肅穆的喜悅將其昭告天下。”寫這本書，就是保羅這個勇敢的預言者成為發言者的一個機會，教會我們坦誠地直麵死亡。
在這本書出版之前，我們的家人和朋友應該大都對保羅住院醫生生涯後期我倆之間的婚姻問題毫不知情，但我很高興保羅書中寫到了這件事。這是我們生活真相的一部分，也是對保羅與我生命的重新定義，這其中有掙紮，有救贖，也充滿意義。他被診斷出癌症，就像一把胡桃夾子夾破了我們婚姻中堅硬的隔閡，讓我們重新回到那充滿營養的柔軟內核之中。我們彼此支撐依賴，隻求他的身體安好，兩人的精神不倒，我們以完全坦誠的愛相濡以沫。我們各自都對很親密的朋友開過同樣的玩笑，說挽救婚姻關係的秘訣，就是其中一人患上絕症。相反地，我們其實是明白了，直麵絕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愛——袒露自己的脆弱，滿懷善良、慷慨與感恩。他被確診後的幾個月，我們並排站在教堂的一排座位前，一起唱著讚美詩《仆從之歌》。對於共同麵對未來的不確定與痛苦的我們來說，歌詞充滿了振聾發聵的意義：“我將分享你的喜樂與傷悲/直到這一路攜手共度。”
確診之後，保羅立刻對我說，在他過世之後一定要再婚。而他在整個與病魔抗爭的過程中，種種行動也充分體現了這句話背後的目的。他努力努力再努力，就是要保障我的未來，不遺餘力地確保我能繼續好好生活，不用擔心財務問題，安心工作奔事業，並享受一個母親的天倫之樂。與此同時，我也努力努力再努力，確保他此時此刻和剩下的時日能過得盡可能地好。我追蹤和監管他所有的症狀和醫療護理，麵麵俱到，無微不至。這大概是我醫生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我還支持他的抱負和夢想，在燈光昏暗、安全感滿滿的臥室裏與他擁抱，聽他低聲傾訴自己的恐懼，見證他的努力，肯定他的勇氣，接受眼前的現實，撫慰他的情緒。我們恢複了醫學生時代的形影不離，那時候我們連聽課都手拉著手。現在，做完化療走出醫院大門的時候，我們也在他的大衣口袋裏手拉著手。即使天氣轉暖，保羅仍然穿著厚厚的冬大衣，戴著帽子。他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孤零零一個人，永遠不會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他去世前的幾個星期，我們待在家裏，躺在床上。我問他：“我像這樣把頭靠在你胸上，你呼吸沒問題吧？”他回答：“隻有這樣我才知道怎麽呼吸。”保羅和我在彼此的生命中都有著深刻的意義，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佑之一。
我們倆也都從保羅的家人那裏汲取了力量。他們在保羅患病期間一直支持著我們，並幫助我們產下自己的孩子，讓她也成為這個家的一員。得知兒子罹患絕症，保羅的父母當然震驚而痛苦，但仍然給予了我們堅定的撫慰和安全感。他們在我們家附近租了間公寓，經常來探望。保羅的爸爸幫他揉腳，媽媽常常做美味的印度薄餅，蘸酸辣椰醬吃。保羅、吉旺和蘇曼常常懶洋洋地躺在我們家的沙發上。保羅的腿支起來好減輕背部的疼痛。他們三兄弟閑扯著橄欖球賽的排兵布陣。吉旺的妻子艾米麗和我就在一邊哈哈大笑。而卡迪則和她的堂姐伊芙、堂哥詹姆斯一同安睡。那些美好的午後，我們家的客廳就像個安寧的小村莊。後來，也是在同一個房間，保羅坐在寫字椅上，抱著卡迪，大聲朗讀羅伯特·弗羅斯特、艾略特和維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我則忙著拍照。這些簡單輕鬆的時刻洋溢著美好與福佑，甚至可以說是我們每個人的好運，如果這個世界上存在運氣這種東西的話。我們發自內心地感到幸運，充滿感恩，為我們的家人，為朋友的陪伴，為一生的機遇，為我們的女兒，為我們在關鍵時刻都能給予對方絕對的信任和接受。雖然過去這幾年我們過得很艱難，有時甚至產生走不下去的感覺，但這同時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妙、意義最深遠的歲月——每天都在生與死之間采取著行動，喜樂與痛苦平衡並存，進一步深入探索感恩與愛。
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及親朋好友們的支持，保羅以優雅的姿態麵對病痛的每一個階段——他沒有故作勇敢，也沒有懷著虛妄的信念，認為可以“克服”或者“戰勝”癌症。他坦然真誠，自己本來規劃好的未來變得無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時又創造了一個新的未來。確診那天，他哭了。看著浴室鏡子上我們畫的畫，寫的字——“我餘生每一天都想和你一起待在這裏”，他哭了。在手術室的最後一天，他哭了。他允許自己敞開心扉，展露脆弱，接受別人的安慰。就算身患絕症，保羅也活得非常充實。就算身體已然垮掉，他還是精力充沛，開朗大方，充滿希望，當然不是奢望能病愈，而是希望充實地度過目標明確、意義深遠的每一天。
保羅在《當呼吸化為空氣》中所傳遞的信息，很強烈，也很獨特，但也有些孤獨。和這個故事並行的，是圍繞在他身邊的愛與溫暖，當然也有適度給予的空間和放任。在時間與空間中，我們都有著不同的自我。這其中的他是個醫生，也是個病患，並處於醫患關係當中。他在字裏行間的個性非常鮮明，顯然他時日無多，顯然他是個永無止境的奮鬥者，當然還有其他的自我，是書中沒有充分展現的。比如保羅的幽默感，他是個很調皮很有趣的人；還有他的體貼和溫柔，他對朋友家人的重視。但這就是他寫的書，是他在這段時間裏想要發出的聲音，傳遞的信息。需要寫下來的時候，他就寫下來了。說心裏話，我最想念的那個保羅，竟然不是與我初墜愛河、風度翩翩、身強體健的保羅，而是生命最後一年那個全神貫注、散發著人性光輝的男人，是那個寫下這本書的保羅——身體病弱，但精神不倒。
保羅很為這本書自豪，這算是充分體現了他對文學的熱愛。他曾經說過，比起《聖經》，詩歌更能給他心靈的撫慰。這本書也展現了他的能力，能夠從自己的生活出發，講述一個與死神同行的故事，扣人心弦，充滿力量。2013年5月1日，保羅給最好的朋友寫郵件，告訴他自己得了癌症。郵件裏寫道：“好消息是，我已經比勃朗特三姐妹中的兩個73，還有濟慈74和斯蒂芬·克萊恩75都活得長了。壞消息是，我還什麽都沒寫呢。”那之後他就走上了“轉型之旅”，滿懷激情地從過去的事業投入新的事業，從丈夫的角色轉變為一個父親，當然，最終也完成由生到死的轉變。這是我們所有人都將麵對的終極轉變。我很驕傲，在這整個過程中充當他的伴侶，包括陪伴他寫這本書。寫作令他滿懷希望地活著，就像他以美妙的文采在書中寫的：人的特性和機遇，有著一種魔力。也是這種魔力賦予了他希望，一直寫下去，直到生命的盡頭。
保羅被安放進一個柳木棺槨，葬在聖克魯斯山上一片田野的邊緣，可以俯瞰太平洋和海岸線。沿途充滿了回憶——步履輕快的遠足、海鮮大餐、慶生的雞尾酒。兩個月前的一月份，一個和暖的周末，我們在山下一個沙灘上，把卡迪胖乎乎的小腳浸入鹹鹹的海水中。保羅對於自己死後肉身的去向並不在意，讓我們代表他做決定。我想我們這個選擇還不錯。保羅的墳塋朝西，越過大約八公裏翠綠的山巔，與大海遙遙相望。他周圍的山丘野草叢生，針葉樹木繁茂，黃色大戟屬漫山遍野。在墳前坐下，你能聽到風在吹拂，鳥在啁啾，還有花栗鼠窸窸窣窣匆忙的腳步。一路走到這裏，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他的墳塚也充滿了堅強與榮耀，他值得擁有這樣一塊安眠之地——我們都值得擁有這樣一塊安眠之地。這個地方讓我想起祖父從前很喜歡的一句禱告：“我們會在不知不覺間徐徐上升，來到永恒的山巔，那裏的風多麽涼爽，那裏的景色多麽輝煌。”
但總是待在這裏也並非易事。山頂的天氣變化多端，而保羅被埋在山的迎風麵，我來看他的時候，分別遭遇過烈日、濃霧和刺骨的冷雨。平常的日子這裏有多寧靜，天氣差起來就有多不舒服——既孤獨靜謐，又飽受外界環境的影響，正如死亡，正如悲痛。但這一切當中都蘊含了美，我覺得這樣很好，很恰如其分。
我常常去看他，拿著一小瓶馬德拉群島產的酒。我倆是在那裏度的蜜月。每次我都會倒一點在草地上給保羅喝。保羅的父母兄弟和我一起來看他時，我一邊和他們聊天，一邊揉著那些青草，仿佛那是保羅的頭發。卡迪也會在小睡前來看爸爸，躺在一塊毯子上，注視著頭頂的雲卷雲舒，抓著我們放在那裏的鮮花。
保羅的追悼會前夜，家裏的兄弟姐妹和我，還有保羅最親密的二十個老朋友一起聚在這裏。有那麽短暫的一瞬間，我擔心墳前的草會不會被我們給破壞了，因為倒了太多威士忌給保羅喝。
我給他帶去各種各樣的鮮花，鬱金香、百合、康乃馨……常常在下次去的時候發現花頭都被小鹿吃了。這些花兒真是物盡其用，太棒了，保羅對此也應該是樂見的。周圍的土地很快被蟲兒翻了一遍，自然的進程一刻不停，讓我想起保羅過去的所見，也是如今深入我骨髓的記憶：生與死，誰都逃不掉，看不透，但我們有適應和處理的能力；就算無法掌控，也能因為對生與死的探尋，去尋找人生的意義。保羅的遭遇令人悲傷，但他自己，卻不是一個悲劇。
我本以為，保羅去世後，我隻會覺得空虛和心碎，卻從未想過即使一個人去了，你還是能夠一如既往地愛他；從未想過我會在強烈的悲傷之餘，一直感受到濃烈的愛意與感恩。有時悲傷很沉重，壓得我渾身顫抖，呻吟嗚咽。保羅走了，而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強烈地思念他。但不知怎麽，我還是感覺仍然在過著兩人一起創造的人生。“喪親之痛並不能阻斷婚姻之愛，”c.s.劉易斯76曾經寫道，“這隻是婚姻中必經的階段——就像蜜月。這個階段的婚姻，也要誠心誠意，好好經營。”我撫養我們的女兒，與家人培養感情，去保羅墓前看他，為他悲痛，也為他驕傲，堅強地活下去……我對他的愛沒有停歇，仍然鮮活，這是我萬萬沒有料到的。
每次看見保羅曾經作為醫生和病人工作、生活和去世的那家醫院，我都會想，如果他活下來了，一定會在神經外科和神經係統科學領域做出傑出的貢獻。他可能會幫助無數的病人與家屬度過他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這本來也是他投身神經外科的初衷。他曾經是，也會繼續做一個好人，一個深刻的思考者。如今他雖死去，這本書卻成為幫助別人的新渠道，也隻有他能做出這樣的貢獻。這當然沒有減輕我們失去他的痛苦。但在奮筆疾書的過程中，他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他在書中寫道：“你永遠無法到達完美的境地，但通過不懈的努力奮鬥和追求，你能看見那無限接近完美的漸進曲線。”寫作這本書對那時的他來說，實在是很艱巨、很辛苦的工作，但他從未有一絲一毫的懈怠。上天賜予他這樣的生命，他就用這樣的生命創造出豐碩的成果。《當呼吸化為空氣》是一部非常完整的作品。
保羅去世後兩天，我寫了一篇名為“致卡迪”的日記：“一個人死去時，大家都會說好話讚頌他。那你要記住，人們現在所說的關於你爸爸的好話，都千真萬確。他真的那麽好，那麽勇敢。”回想他人生的意義，我腦海裏總會浮現出那首衍生於《朝聖者的行進》的讚美詩：“誰是真正的勇士/請他來到近前……/一切虛妄過眼/他會在意他人所言/他會晝夜不停勞作/成為朝聖者不斷向前。”保羅決定正視死亡，不僅體現了他在生命最後時光的精神，更說明了他一直以來的為人。保羅的大半生都在對死亡進行探索和思考，並拷問自己是否能坦然誠實地麵對死亡。最後，他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我是他的妻子，也是見證人。
愛人啊，你留給我兩份遺產——
一份是愛情
若將其獻給神聖的上帝
他也必然會滿意
另一份是無邊的痛苦
它像大海那樣廣闊無垠
在永恒與稍縱即逝之間
在你的思想意識與我之間
——艾米莉·狄金森70
2015年3月9日，星期一，保羅在病床上去世。家人都陪在他身邊。離病房不到兩百米的地方，就是八個月前我們的女兒卡迪呱呱墜地的產房。從卡迪出生到保羅去世，如果你曾經看到我們一家在本地的燒烤餐廳大吃牛排，或者微笑著分享一瓶啤酒，旁邊的嬰兒車上安睡著一個睫毛長長、深色頭發的小嬰兒，你大概完全想不到保羅的生命很可能隻剩下不到一年。對於這一點，我們自己也無法理解。
卡迪降生後的第一個聖誕節前後，她剛滿五個月，保羅體內的癌症開始抗拒醫生在特羅凱之後開的第三期的藥。而這之後的化療也不再起作用了。正逢長假，一家人都團聚在保羅童年時代的家，亞利桑那的金曼。卡迪穿著印有糖果手杖的舒適睡衣，吃了第一口固體食物，是搗得爛爛的番薯泥。家裏洋溢著節日的喜慶氣氛，燭光搖曳，大家談笑風生。幾個月來，保羅的體力日益下降，就算頭上懸著痛苦的愁雲慘霧，我們仍然繼續享受著開心快樂的每一刻。我們舉辦溫馨的晚餐聚會，晚上互相擁抱偎依，凝視著女兒閃亮的雙眸，欣賞她與生俱來的平靜，感到由衷的快慰。當然，保羅一直堅持寫作，他斜倚在輪椅中，身上包裹著一條溫暖的羊毛毯。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他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全神貫注，完成了這本書。
冬去春來，周圍的一片玉蘭樹盛開出大朵大朵粉色的花，保羅的健康狀況卻急劇惡化。到2月底，他已經需要輔助供氧來進行正常呼吸了。我常常把他分毫未動的午飯扔進垃圾堆，蓋住之前分毫未動的早飯。幾個小時後，又往上麵倒了分毫未動的晚飯。他以前很愛吃我做的早餐三明治：雞蛋、香腸和奶酪，三樣一起吃。但他的胃口逐漸變差，就變成簡單的吐司和雞蛋，後來隻剩下雞蛋，一直到雞蛋也吃不下。就連我計算好熱量打的果蔬汁，以前是他最愛喝的，現在都提不起胃口了。
保羅睡得越來越早，聲音出現間歇性的含混不清，而惡心的感覺則時刻襲來。ct掃描和腦部核磁共振確診了保羅肺部的癌症在惡化，腦子裏又長了新的腫瘤，包括軟腦膜轉移癌，罕見的病，惡性腫瘤在軟腦膜發起致命性的浸潤，一般醫生都預測這樣的病人隻剩下幾個月的生命，而且神經很有可能迅速衰退。這件事對保羅打擊很大。他沒說什麽，但作為神經外科醫生，他當然很清楚自己即將麵對什麽。保羅當然早就接受了自己時日無多的事實，但神經衰退這個新的負擔令他備感沮喪。他可能喪失活著的意義，完全失去自我，變成一個廢人，光想想就讓人痛苦萬分。我們和保羅的腫瘤醫生一起製定策略，列出了保羅的當務之急：盡量保持精神敏銳度，有多久算多久。我們參加了一個臨床試驗，谘詢了一位神經腫瘤專家，還見了緩和醫療71團隊，討論臨終關懷的辦法，盡量提高他最後時光的生活質量。我努力讓自己堅強，但還是免不了心如刀割，想著他有多麽痛苦，擔心他最多隻能活幾個星期。和他十指緊扣時，我會幻想他的葬禮。那時候我都不知道，保羅隻剩下幾天時間了。
保羅在這世上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我們是在舒適的客廳裏度過的，家人都在。保羅坐在輪椅上，抱著卡迪。他父親在旁邊看顧。他母親和我坐在不遠處的沙發上。保羅給卡迪唱歌，在膝頭輕輕搖晃著她。她咧嘴大笑，目光顯然聚焦在爸爸鼻子上的輸氧管上。我拒絕了所有家人以外的探望，保羅的世界變小了，但他告訴我：“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就算我不見他們，也是愛著他們的。我珍惜與他們的友誼，少喝一杯酒也不會改變什麽。”那天他什麽也沒寫。這本書的手稿也隻完成了一部分。保羅也知道他不大可能寫完了，精力體力不支，腦子不太清楚，也沒時間了。
為了給臨床試驗做準備，保羅把一直在吃的定向治療的藥給停了。這個藥本來在控製癌症上就療效甚微，但停藥也有風險，可能導致癌症迅速擴散惡化。所以，保羅的腫瘤醫生叫我每天都給他錄像，讓他做同樣的事，觀察他的語言或體態有沒有出現缺陷。“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那個周六，保羅在客廳大聲朗讀，我在一旁錄像。他選擇了艾略特的《荒原》——“把回憶和欲望摻和在一起/又讓春雨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他還超額完成任務，把書背麵向上放在膝頭，堅持進行背誦。大家都被逗笑了。
“也就是他才做得出來！”他媽媽微笑著說。
第二天，周日，我們祈禱著能繼續平安無事地度過周末。如果保羅感覺還行，我們就去教堂，然後帶卡迪和堂哥堂姐們去山上公園裏的嬰兒秋千那邊玩。我們會繼續消化最近這些令人痛苦的消息，分擔憂傷，珍惜在一起的時光。
然而天不遂人願，時間加快了腳步。
周日清早，我摸了摸保羅的額頭，發現燒得厲害，40c。雖然他看起來好像挺舒服的，也沒有其他新症狀。幾個小時內，我們就在急救室進進出出。保羅的父親還有蘇曼都來幫忙。醫生開了抗生素預防肺炎（保羅的胸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腫瘤，有炎症可能也看不出來）之後，我們回了家，家人都等在那裏。
不過，這會不會不是肺炎，而是癌症迅速惡化的征兆呢？下午，保羅打了個盹，還算舒服，但病情顯然很嚴重。我凝視著他睡覺的模樣，突然哭了起來，於是輕輕走到客廳，發現他父親也在流淚。我已經開始想念保羅了。
周日晚上，保羅的病情突然惡化。他坐在床邊，呼吸很困難，真是讓人心驚肉跳。我叫了救護車，這次，保羅是躺在輪床上進的急救室，他的父母緊緊跟在我們身後。保羅轉頭看著我，低語道：“也許這就是結束了。”
“我一直陪著你呢。”我說。
醫院的各位像往常一樣熱情地問候保羅，但觀察了他的情況之後就迅速開始行動了。他們做了一些初步檢查，用麵罩蓋住他的鼻子和嘴，用bipap呼吸機輔助他的呼吸。這種呼吸輔助係統能在他每次吸氣時通過機械原理提供大量流通的空氣，基本上就代勞了他的呼吸活動。bipap的確有助於呼吸機能的正常運轉，但對病人來說也是不小的負擔，噪音很大，威力很強，每一次呼吸都會把兩瓣嘴唇吹得“相距甚遠”，就像那些把頭伸出車窗外的狗。我站在他身邊，斜倚著輪床，保羅握著我的手。呼吸機發出穩定均衡的“呼——呼——”聲。
保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高得嚇人，這說明他難以承受目前的呼吸活動。驗血結果表明，有些過量的二氧化碳已經累積了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這段時間他的病一直在持續惡化，肺部也在逐漸衰竭。他的大腦慢慢適應了高於普通標準的二氧化碳含量，所以人還算清醒。他能夠觀察各種症狀和現象。作為醫生，他明白這些檢查結果預示著糟糕的結局。我也明白。我跟在他身後，醫護人員推著他走向重症監護室。從前，他的很多病人在神經手術前後都在這樣的病房裏痛苦掙紮過。現在，他的家人都聚集在床邊，坐在塑料椅上。“我會需要插管嗎？”到了病房，他在bipap呼吸的間隙問我，“我應該被插管嗎？”
那一夜，保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和他的醫生、家人進行了一係列談話，最後變成我倆單獨的對話。午夜時分，危重醫學的主治醫生，也是保羅長期以來的良師益友，進了病房，和家人討論治療方案。他說，bipap隻是暫時的緩兵之計。唯一還能再試試的就是給保羅插管——給他上那種大型的呼吸機。
保羅願不願意這樣呢？
很快大家就意識到關鍵問題：這種突然的呼吸衰竭可以逆轉嗎？
我們關心的是，保羅的病情會不會太嚴重，呼吸機一旦上去就撤不下來了。他會不會突發精神錯亂，繼而器官衰竭，先是意識喪失，最後身體也跟著消亡？都是醫生，這種令人痛苦的場景我們都曾見證過。保羅提出了另一種方案，他可以選擇不插管，接受“舒適護理”72，就算死亡也許來得更迅速，更篤定。“就算我撐過了這次，”他始終想著自己的腦癌，“未來也可能沒有任何意義。”他媽媽很絕望地打斷他：“今晚別做任何決定好嗎，保比？”她說，“咱們先好好休息。”保羅明確表示不要進行心肺複蘇，然後同意了母親的請求。
護士滿懷同情地多給了他幾條毯子。我關掉病房的日光燈。
保羅一覺睡到日出時分，他父親一直坐在旁邊守著。我到旁邊的房間小睡了一會兒，希望自己在精神上不要垮掉。因為我知道，接下來也許就是我人生最艱難的一天。早上六點，我輕手輕腳回到保羅的病房，依然是昏暗的燈光，重症監護儀斷斷續續地響著。保羅睜開眼睛。我們又談了“舒適護理”的問題，不準備采取任何特別激進的手段去阻止他病情的惡化。而且，他使勁大聲問我能不能回家。他病得這麽嚴重，我擔心這樣動來動去他會太痛苦，還可能在回家路上就會去世。但我還是說，如果他現在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回家，那我會盡一切努力帶他回去。我們互相點頭達成共識。現在的方向應該就是舒適護理了。
或者，有沒有可能把這裏變成家呢？在bipap呼吸的間隙，他給出了答案：“卡迪。”
卡迪很快就來了。我們的朋友維多利亞去家裏把她接來了。懵懂的她歡天喜地地開始“看護”爸爸，舒舒服服地躺在保羅的右臂之中，拉扯自己小小的襪子，小手拍打著爸爸身上蓋的毯子，一會兒咧嘴微笑，一會兒牙牙學語，絲毫沒受bipap的影響。而這台呼吸機繼續工作著，維持著保羅的生命。
醫療團隊一次次地來查房，在病房外討論保羅的病情，他的家人和我也加入討論。保羅的急性呼吸衰竭，應該是由癌症急劇惡化引起的。他血液的二氧化碳濃度還在上升，要救命的話，需要立刻插管。作為病人家屬的我們矛盾萬分：保羅的腫瘤醫生打電話來，滿懷希望地認為這種急性的問題能夠得到緩解，但在場的醫生就沒那麽樂觀了。我懇求他們，盡量準確地預測他從這次急性衰竭中恢複的可能。
“他不想接受隻是保命的治療，”我說，“如果他還能度過一些有意義的時光，他想把麵罩摘下來，好好抱抱卡迪。”
我回到保羅床邊。他看著我，蓋著bipap麵罩的鼻梁之上，那雙深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用輕柔而堅定的聲音，清楚明白地說：“我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他的意思是：準備好撤除呼吸輔助設備，準備好注射嗎啡，準備好去世了。
一家人都聚集在一起。保羅做了決定後，我們抓緊珍貴的分分秒秒，表達了我們的愛與尊重。保羅的眼中淚光閃爍。他感謝了父母，並且讓我們保證，他寫的東西能以某種形式出版。他最後一次對我說“我愛你”。主治醫生走進來，用盡量堅強的語氣對他說：“保羅，你去世以後，你的家人會傷心崩潰，但他們一定會振作起來，因為你給他們樹立了勇敢的榜樣。”吉旺凝視著保羅，蘇曼說：“安心地去吧，我的弟弟。”我強忍著心碎，最後一次和他同床共枕。
我想起那些年我倆一起相擁過的床。八年前，還是醫學生的我們也是這樣躺在一張單人床上，旁邊是我生命垂危的祖父。他在家裏，病入膏肓。我們沒有過完蜜月就回來分擔照顧他的重擔。每過幾個小時就起床喂他吃藥。我看著保羅俯下身子，湊近去聽祖父小聲提出的要求，對他的愛又加深了幾分。然而那時的我們又怎能想象眼前的場景，竟然在如此近的將來，我們就一起躺在保羅自己臨終的床上。
二十二個月以前，我們在同一家醫院另一層樓的一張病床上相擁而泣過，當時保羅剛剛被確診癌症。八個月以前，也是在這家醫院，我們一起躺在我的病床上。卡迪出生了。我和保羅都在睡覺，互相枕著對方的手臂，那是卡迪出生後我的第一個長長的好覺。我想起家中那張空空如也的舒服的床，想起十二年前在紐黑文與保羅墜入愛河。那時我特別驚訝，兩個人的身體四肢竟然如此契合，從那時起，我們都是互相擁抱時睡得最好。我用自己擁有的一切祈禱，願他此刻也感受到和我一樣的舒適與安心。
一個小時後，麵罩摘了，監視器也撤了，嗎啡流進保羅的靜脈輸液管。他的呼吸很穩，但也很淺，看上去挺舒服的樣子。
盡管如此，我還是問他，要不要多打點嗎啡。他點點頭，閉上雙眼。保羅的媽媽就坐在旁邊，爸爸的手放在他頭頂。最後，他陷入了昏迷。
九個多小時，保羅的父母、兄弟、弟妹、女兒和我，我們這些家人全都圍坐在身邊，看顧著不省人事的他。他的昏迷愈發加深，偶爾呼吸一兩下，眼瞼緊閉，臉上是如釋重負的表情。他長長的手指溫柔地蓋在我手上，保羅的父母先是把卡迪放在搖籃裏，接著又把她安放在病床上，搖搖她，哄哄她，讓她甜甜地入睡。病房裏彌漫著濃濃的愛，就像多年來一家人團聚的很多節日與周末。我撫摸著保羅的頭發，低語著：“你是個勇敢的聖騎士。”“聖騎士”是我對他的昵稱。接著我在他耳邊安靜地唱著一首歌謠，是我倆過去幾個月來一起編的，旋律簡單，朗朗上口，中心思想就是“謝謝你愛我”。關係很近的表親和叔叔也來了醫院，接著我們的牧師趕到了。一家人分享著特別有愛的趣事和隻有彼此才懂的笑話。接著我們相繼哭起來，憂心忡忡地端詳保羅和彼此的臉。我們沉浸在此時此刻的珍貴與痛苦中，這是與保羅最後的團聚時光。
溫暖的夕陽從病房西北向的窗戶斜斜地照進來。保羅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安靜。卡迪的睡覺時間快到了，她舉著胖胖的小拳頭揉揉眼睛。一個朋友到醫院來把她送回家。我把她的臉頰湊到保羅的臉頰前。父女倆有著一模一樣的深色頭發，都是這裏一簇那裏一簇地歪斜著。保羅的麵龐平靜安詳，卡迪有些古怪地做著鬼臉，但也很平靜。他所深愛的寶貝完全想不到，這一刻就是永別。我輕輕唱起卡迪的安眠曲，不僅是對女兒，也是對保羅。接著我鬆手把卡迪交給朋友。
夜幕降臨，病房暗下來，一盞低低的壁燈發出溫暖的光。保羅的呼吸更為緩慢艱難，沒有節奏。他的整個身體都很平靜，四肢也放鬆了。快到九點的時候，他的嘴唇微微張開，合上雙眼。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又長長地呼出。這是他最後一次呼吸。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呼吸化為空氣》是一本未完成的書，主要是因為保羅的病情急劇惡化了。但這種未完成，恰恰也是本書真意的一部分，反映了保羅麵臨的現實狀況。生命的最後一年，保羅筆耕不輟，完成此書成為他活著的目的，所剩無多的時日也催促他抓緊時間。他還在擔任神經外科住院總醫生時就開始寫了，常常午夜時分文思如泉湧，就在床上我的身邊打開筆記本電腦，輕輕敲擊鍵盤；後來，他利用躺椅上的午後時光寫作；在腫瘤醫生的候診室裏也不忘寫個幾段；化療輸液時就接編輯的電話，無論去哪裏都帶著他那個銀色的筆記本電腦。後來，因為化療，他的指尖出現了龜裂現象，很痛，我們就找了鑲著銀邊的無縫手套，好讓他繼續使用觸摸板和鍵盤。癌症的惡化帶來令人痛苦萬分的疲憊感，但他還是采取了一些策略，保持頭腦清醒，繼續寫作。這也是他緩和醫療的重點。他決心堅定，一直堅持。
這本書言辭懇切，本來寫的時候就在和時間賽跑，表達的也全是保羅認為重要的心聲。無論作為醫生還是病人，他一直都與死神麵對麵：檢驗、對抗和接受。他想幫助人們理解死亡，並直麵自己必死的命運。現在，三十幾歲就去世的人算是少見，但死亡並不少見。“肺癌並不是什麽天外來客，”保羅在寫給最好的朋友羅賓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得了肺癌，的確悲慘，但也可以想象。（讀者）可以讓自己身臨其境，感受一下，說：‘原來是這樣一種感覺……遲早我可能也會親自走到這一步。’這可能就是我的目的。不去嘩眾取寵地用死亡煽情，也不老生常談地勸大家‘花開堪折直須折’，而是告訴大家這一路上到底會麵對什麽。”當然，他所做的遠不止為大家描述一路的狀況，還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勇敢地在這險境中跋山涉水。
我們身處對死亡避而不談的文化，而保羅決定毫不避諱地直麵死亡，這種剛毅和勇氣正是我們所倡導和敬佩的。他的力量中有抱負和努力，但也有柔韌，有著與苦澀截然相反的味道。他的大半生都在反複思考如何度過充滿意義的一生，而這本書也對這個核心領域進行了探索。“預言者總是發言者，”愛默生寫道，“他的夢總會以某種方法公之於眾，他總會用肅穆的喜悅將其昭告天下。”寫這本書，就是保羅這個勇敢的預言者成為發言者的一個機會，教會我們坦誠地直麵死亡。
在這本書出版之前，我們的家人和朋友應該大都對保羅住院醫生生涯後期我倆之間的婚姻問題毫不知情，但我很高興保羅書中寫到了這件事。這是我們生活真相的一部分，也是對保羅與我生命的重新定義，這其中有掙紮，有救贖，也充滿意義。他被診斷出癌症，就像一把胡桃夾子夾破了我們婚姻中堅硬的隔閡，讓我們重新回到那充滿營養的柔軟內核之中。我們彼此支撐依賴，隻求他的身體安好，兩人的精神不倒，我們以完全坦誠的愛相濡以沫。我們各自都對很親密的朋友開過同樣的玩笑，說挽救婚姻關係的秘訣，就是其中一人患上絕症。相反地，我們其實是明白了，直麵絕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愛——袒露自己的脆弱，滿懷善良、慷慨與感恩。他被確診後的幾個月，我們並排站在教堂的一排座位前，一起唱著讚美詩《仆從之歌》。對於共同麵對未來的不確定與痛苦的我們來說，歌詞充滿了振聾發聵的意義：“我將分享你的喜樂與傷悲/直到這一路攜手共度。”
確診之後，保羅立刻對我說，在他過世之後一定要再婚。而他在整個與病魔抗爭的過程中，種種行動也充分體現了這句話背後的目的。他努力努力再努力，就是要保障我的未來，不遺餘力地確保我能繼續好好生活，不用擔心財務問題，安心工作奔事業，並享受一個母親的天倫之樂。與此同時，我也努力努力再努力，確保他此時此刻和剩下的時日能過得盡可能地好。我追蹤和監管他所有的症狀和醫療護理，麵麵俱到，無微不至。這大概是我醫生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我還支持他的抱負和夢想，在燈光昏暗、安全感滿滿的臥室裏與他擁抱，聽他低聲傾訴自己的恐懼，見證他的努力，肯定他的勇氣，接受眼前的現實，撫慰他的情緒。我們恢複了醫學生時代的形影不離，那時候我們連聽課都手拉著手。現在，做完化療走出醫院大門的時候，我們也在他的大衣口袋裏手拉著手。即使天氣轉暖，保羅仍然穿著厚厚的冬大衣，戴著帽子。他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孤零零一個人，永遠不會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他去世前的幾個星期，我們待在家裏，躺在床上。我問他：“我像這樣把頭靠在你胸上，你呼吸沒問題吧？”他回答：“隻有這樣我才知道怎麽呼吸。”保羅和我在彼此的生命中都有著深刻的意義，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佑之一。
我們倆也都從保羅的家人那裏汲取了力量。他們在保羅患病期間一直支持著我們，並幫助我們產下自己的孩子，讓她也成為這個家的一員。得知兒子罹患絕症，保羅的父母當然震驚而痛苦，但仍然給予了我們堅定的撫慰和安全感。他們在我們家附近租了間公寓，經常來探望。保羅的爸爸幫他揉腳，媽媽常常做美味的印度薄餅，蘸酸辣椰醬吃。保羅、吉旺和蘇曼常常懶洋洋地躺在我們家的沙發上。保羅的腿支起來好減輕背部的疼痛。他們三兄弟閑扯著橄欖球賽的排兵布陣。吉旺的妻子艾米麗和我就在一邊哈哈大笑。而卡迪則和她的堂姐伊芙、堂哥詹姆斯一同安睡。那些美好的午後，我們家的客廳就像個安寧的小村莊。後來，也是在同一個房間，保羅坐在寫字椅上，抱著卡迪，大聲朗讀羅伯特·弗羅斯特、艾略特和維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我則忙著拍照。這些簡單輕鬆的時刻洋溢著美好與福佑，甚至可以說是我們每個人的好運，如果這個世界上存在運氣這種東西的話。我們發自內心地感到幸運，充滿感恩，為我們的家人，為朋友的陪伴，為一生的機遇，為我們的女兒，為我們在關鍵時刻都能給予對方絕對的信任和接受。雖然過去這幾年我們過得很艱難，有時甚至產生走不下去的感覺，但這同時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妙、意義最深遠的歲月——每天都在生與死之間采取著行動，喜樂與痛苦平衡並存，進一步深入探索感恩與愛。
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及親朋好友們的支持，保羅以優雅的姿態麵對病痛的每一個階段——他沒有故作勇敢，也沒有懷著虛妄的信念，認為可以“克服”或者“戰勝”癌症。他坦然真誠，自己本來規劃好的未來變得無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時又創造了一個新的未來。確診那天，他哭了。看著浴室鏡子上我們畫的畫，寫的字——“我餘生每一天都想和你一起待在這裏”，他哭了。在手術室的最後一天，他哭了。他允許自己敞開心扉，展露脆弱，接受別人的安慰。就算身患絕症，保羅也活得非常充實。就算身體已然垮掉，他還是精力充沛，開朗大方，充滿希望，當然不是奢望能病愈，而是希望充實地度過目標明確、意義深遠的每一天。
保羅在《當呼吸化為空氣》中所傳遞的信息，很強烈，也很獨特，但也有些孤獨。和這個故事並行的，是圍繞在他身邊的愛與溫暖，當然也有適度給予的空間和放任。在時間與空間中，我們都有著不同的自我。這其中的他是個醫生，也是個病患，並處於醫患關係當中。他在字裏行間的個性非常鮮明，顯然他時日無多，顯然他是個永無止境的奮鬥者，當然還有其他的自我，是書中沒有充分展現的。比如保羅的幽默感，他是個很調皮很有趣的人；還有他的體貼和溫柔，他對朋友家人的重視。但這就是他寫的書，是他在這段時間裏想要發出的聲音，傳遞的信息。需要寫下來的時候，他就寫下來了。說心裏話，我最想念的那個保羅，竟然不是與我初墜愛河、風度翩翩、身強體健的保羅，而是生命最後一年那個全神貫注、散發著人性光輝的男人，是那個寫下這本書的保羅——身體病弱，但精神不倒。
保羅很為這本書自豪，這算是充分體現了他對文學的熱愛。他曾經說過，比起《聖經》，詩歌更能給他心靈的撫慰。這本書也展現了他的能力，能夠從自己的生活出發，講述一個與死神同行的故事，扣人心弦，充滿力量。2013年5月1日，保羅給最好的朋友寫郵件，告訴他自己得了癌症。郵件裏寫道：“好消息是，我已經比勃朗特三姐妹中的兩個73，還有濟慈74和斯蒂芬·克萊恩75都活得長了。壞消息是，我還什麽都沒寫呢。”那之後他就走上了“轉型之旅”，滿懷激情地從過去的事業投入新的事業，從丈夫的角色轉變為一個父親，當然，最終也完成由生到死的轉變。這是我們所有人都將麵對的終極轉變。我很驕傲，在這整個過程中充當他的伴侶，包括陪伴他寫這本書。寫作令他滿懷希望地活著，就像他以美妙的文采在書中寫的：人的特性和機遇，有著一種魔力。也是這種魔力賦予了他希望，一直寫下去，直到生命的盡頭。
保羅被安放進一個柳木棺槨，葬在聖克魯斯山上一片田野的邊緣，可以俯瞰太平洋和海岸線。沿途充滿了回憶——步履輕快的遠足、海鮮大餐、慶生的雞尾酒。兩個月前的一月份，一個和暖的周末，我們在山下一個沙灘上，把卡迪胖乎乎的小腳浸入鹹鹹的海水中。保羅對於自己死後肉身的去向並不在意，讓我們代表他做決定。我想我們這個選擇還不錯。保羅的墳塋朝西，越過大約八公裏翠綠的山巔，與大海遙遙相望。他周圍的山丘野草叢生，針葉樹木繁茂，黃色大戟屬漫山遍野。在墳前坐下，你能聽到風在吹拂，鳥在啁啾，還有花栗鼠窸窸窣窣匆忙的腳步。一路走到這裏，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他的墳塚也充滿了堅強與榮耀，他值得擁有這樣一塊安眠之地——我們都值得擁有這樣一塊安眠之地。這個地方讓我想起祖父從前很喜歡的一句禱告：“我們會在不知不覺間徐徐上升，來到永恒的山巔，那裏的風多麽涼爽，那裏的景色多麽輝煌。”
但總是待在這裏也並非易事。山頂的天氣變化多端，而保羅被埋在山的迎風麵，我來看他的時候，分別遭遇過烈日、濃霧和刺骨的冷雨。平常的日子這裏有多寧靜，天氣差起來就有多不舒服——既孤獨靜謐，又飽受外界環境的影響，正如死亡，正如悲痛。但這一切當中都蘊含了美，我覺得這樣很好，很恰如其分。
我常常去看他，拿著一小瓶馬德拉群島產的酒。我倆是在那裏度的蜜月。每次我都會倒一點在草地上給保羅喝。保羅的父母兄弟和我一起來看他時，我一邊和他們聊天，一邊揉著那些青草，仿佛那是保羅的頭發。卡迪也會在小睡前來看爸爸，躺在一塊毯子上，注視著頭頂的雲卷雲舒，抓著我們放在那裏的鮮花。
保羅的追悼會前夜，家裏的兄弟姐妹和我，還有保羅最親密的二十個老朋友一起聚在這裏。有那麽短暫的一瞬間，我擔心墳前的草會不會被我們給破壞了，因為倒了太多威士忌給保羅喝。
我給他帶去各種各樣的鮮花，鬱金香、百合、康乃馨……常常在下次去的時候發現花頭都被小鹿吃了。這些花兒真是物盡其用，太棒了，保羅對此也應該是樂見的。周圍的土地很快被蟲兒翻了一遍，自然的進程一刻不停，讓我想起保羅過去的所見，也是如今深入我骨髓的記憶：生與死，誰都逃不掉，看不透，但我們有適應和處理的能力；就算無法掌控，也能因為對生與死的探尋，去尋找人生的意義。保羅的遭遇令人悲傷，但他自己，卻不是一個悲劇。
我本以為，保羅去世後，我隻會覺得空虛和心碎，卻從未想過即使一個人去了，你還是能夠一如既往地愛他；從未想過我會在強烈的悲傷之餘，一直感受到濃烈的愛意與感恩。有時悲傷很沉重，壓得我渾身顫抖，呻吟嗚咽。保羅走了，而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強烈地思念他。但不知怎麽，我還是感覺仍然在過著兩人一起創造的人生。“喪親之痛並不能阻斷婚姻之愛，”c.s.劉易斯76曾經寫道，“這隻是婚姻中必經的階段——就像蜜月。這個階段的婚姻，也要誠心誠意，好好經營。”我撫養我們的女兒，與家人培養感情，去保羅墓前看他，為他悲痛，也為他驕傲，堅強地活下去……我對他的愛沒有停歇，仍然鮮活，這是我萬萬沒有料到的。
每次看見保羅曾經作為醫生和病人工作、生活和去世的那家醫院，我都會想，如果他活下來了，一定會在神經外科和神經係統科學領域做出傑出的貢獻。他可能會幫助無數的病人與家屬度過他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這本來也是他投身神經外科的初衷。他曾經是，也會繼續做一個好人，一個深刻的思考者。如今他雖死去，這本書卻成為幫助別人的新渠道，也隻有他能做出這樣的貢獻。這當然沒有減輕我們失去他的痛苦。但在奮筆疾書的過程中，他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他在書中寫道：“你永遠無法到達完美的境地，但通過不懈的努力奮鬥和追求，你能看見那無限接近完美的漸進曲線。”寫作這本書對那時的他來說，實在是很艱巨、很辛苦的工作，但他從未有一絲一毫的懈怠。上天賜予他這樣的生命，他就用這樣的生命創造出豐碩的成果。《當呼吸化為空氣》是一部非常完整的作品。
保羅去世後兩天，我寫了一篇名為“致卡迪”的日記：“一個人死去時，大家都會說好話讚頌他。那你要記住，人們現在所說的關於你爸爸的好話，都千真萬確。他真的那麽好，那麽勇敢。”回想他人生的意義，我腦海裏總會浮現出那首衍生於《朝聖者的行進》的讚美詩：“誰是真正的勇士/請他來到近前……/一切虛妄過眼/他會在意他人所言/他會晝夜不停勞作/成為朝聖者不斷向前。”保羅決定正視死亡，不僅體現了他在生命最後時光的精神，更說明了他一直以來的為人。保羅的大半生都在對死亡進行探索和思考，並拷問自己是否能坦然誠實地麵對死亡。最後，他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我是他的妻子，也是見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