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封建帝國的組織
武王所肇創、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國”，維持了約莫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紀初至前五世紀末）。這期間的社會概況便是本章所要描寫的。自然在這期間，並非沒有社會變遷，而各地域的情形也不一致。這縱橫兩方麵的變異，雖然現在可能知道的很少，下文也將連帶敘及。這個時期是我國社會史中第一個有詳情可考的時期。周代的社會組織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史的基礎。從這散漫的封建的帝國到漢以後統一的郡縣的帝國，從這階級判分、特權固定的社會到漢以後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較平等的社會，這其間的曆程，是我國社會史的中心問題之一。
上麵所提到“封建”一詞常被濫用。嚴格地說封建的社會的要素是這樣：在一個王室的屬下，有寶塔式的幾級封君，每一個封君，雖然對於上級稱臣，事實上是一個區域的世襲的統治者而兼地主；在這社會裏，凡統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統治者，同時各級統治者屬下的一切農民非農奴即佃客，他們不能私有或轉賣所耕的土地。照這界說，周代的社會無疑地是封建社會。而且在中國史裏隻有周代的社會可以說是封建的社會。名義上這整個的帝國是“王土”，整個帝國裏的人都是“王臣”，但事實上周王所直接統屬的隻是王畿之地。王畿是以鎬京和洛邑為兩個焦點，其範圍現在不能確考，但可知其北不過黃河，南不到漢水流域，東不到淮水流域，西則鎬京已接近邊陲。王畿之地，在周人的估計中，是約莫一千裏左右見方。王畿之外，周室先後至少封立了一百三十個以上（確數不可考）的諸侯國，諸侯對王室的義務不過按期納貢朝覲，出兵助王征伐，及救濟畿內的災患而已。諸侯國的內政幾乎完全自主。而王室開國初年的武威過去以後，諸侯對王室的義務也成了具文，盡不盡聽憑諸侯的喜歡罷了。另一方麵，周王在畿內，諸侯在國內，各把大部分的土地，分給許多小封君。每一小封君是其封區內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世襲主人，人民對他納租稅，服力役和兵役，聽憑他生殺予奪，不過他每年對諸侯或王室有納貢的義務。
周朝的諸侯國，就其起源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開國之初，王室把新征服或取得的土地，分給宗親姻戚或功臣而建立的。前章所表列的國家皆屬此類。第二類是開國許久之後，王室劃分畿內的土地賜給子弟或功臣而建立，例如鄭、秦。鄭始祖為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時始封，在今陝西華縣。幽王之亂，鄭友寄家於鄶及東虢，因而占奪其地，別建新國（在今河南中部黃河以南新鄭一帶）。第三類是拿商朝原有的土地封給商朝後裔的，屬於此類的隻有宋。第四類是商代原有的諸侯國或獨立國，歸附於周朝的，例如陳、杞等。舊說周朝諸侯，爵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此說曾有人懷疑。但現存東周的魯國史記裏確有這五等的分別。其中所稱及的諸侯公爵的隻有宋，男爵的隻有許（今河南許昌）；屬於第一類的多數為侯，亦有為伯的；屬於第二類的秦，鄭皆為伯；屬於第四類的大抵為子。
王畿內的小封君殆全是王族。列國的小封君原初殆亦全是“公族”（國君的同族）；但至遲在前七世紀初這種清一色的局麵已打破。齊桓公（前651至前643年）有名的賢臣管仲，和景公（前547至前490年）有名的賢臣晏嬰都有封地，卻非公族，晏嬰並且據說是個東夷。晉國自從獻公（前676至前651年）把公族幾乎誅逐淨盡，後來的貴族多屬異姓，或來自別國。秦國自從它的政製有可稽考，自從穆公（前659至前621年）的時代，已大用“客卿”，公族始終在秦國沒有抬過頭。但魯、鄭和宋國，似乎終春秋之世不曾有過（至少稀有）非公族的小封君。這個差異是進取和保守的差異的背景，也是強弱的差異的背景。畿內小封君的情形，我們所知甚少，姑置不談。列國的小封君統稱為大夫。列國的大夫多數是在國君的朝廷裏任職的，其輔助國君掌理一般國政的叫做卿。卿有上下或正副之別。大國的卿至多不過六位。大夫亦有上下的等級，但其數目沒有限製。大夫的地位是世襲的，卿的地位卻照例不是世襲的，雖然也有累代為卿的巨室。大夫的家族各有特殊的氏。有以開宗大夫的官職為氏的；有以封地的首邑為氏的；若開宗大夫為國君之子，則第三世以下用開宗大夫的別字為氏。下文為敘述的便利稱大夫的世襲的家業為“氏室”，以別於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周製：列國的卿，有一兩位要由王朝任命，但此製實施之時間空間範圍不詳。）
周王和大小的封君（包括諸侯）構成這封建社會的最上層，其次的一層是他們所祿養的官吏和武士，又其次的一層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庶人，最下的一層是貴家所豢養的奴隸。 第二節奴 隸
關於奴隸階級的情形現在所知甚少。譬如在全國或某一地域奴隸和其他人中的比例是怎樣呢？天子、諸侯或大夫所直接役屬的奴隸有多少呢？我們都不得而知。幸而當時周王和列國君主賞賜奴隸的數目常見於記錄。最高的記錄是晉景公（前599至前581年）以“狄臣”（狄人做奴隸的）一千家賞給他一個新立戰功的大夫荀林父。其次是齊靈公（前581至前554年）以奴隸三百五十家賞給他的一個新受封的大夫。荀林父在這次受賜之前已做過兩朝的執政，他家中原有的奴隸，至少當可以抵得過這一次的賞賜。可見是時一個大國的闊大夫所有的奴隸會在一萬人以上。
這些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戰爭。周初克殷和東征的大戰，不用說了，此後諸夏對異族的征討，和諸侯相互的攻伐，每次在戰場內外所獲的俘虜，除了極小數有時被用來“釁鼓”（殺而取血塗鼓，以祓除不祥）或用作祭祀的犧牲外，大部分是做了勝利者的奴隸。殷亡國以後，殷人被俘虜的一定很多，但究有若幹，現在不可確考（《逸周書》所載不可靠）。此後俘數之可知者：對外的例如成王二十五年伐鬼方之役俘一萬三千八十一人，又如上說賞給荀林父的“狄臣”一千家就是當時新獲的俘虜的一部分。對內的例如前484年吳國、魯國和王師伐齊，俘齊國甲車八百乘，甲士三千人。俘虜的利益有時竟成為侵伐的動機。諸侯對天子，或小國對大國時常有獻俘的典禮。諸夏國互獲的俘虜可以贖回。魯國定規贖俘之費由國庫負擔。但有被贖的幸運的恐怕隻是顯貴的俘虜，而有時所費不貲。例如前611年，宋國向楚人贖那“晘其目、皤其腹”的華元，用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但這些禮物還未交到一半他就逃脫回來了）。奴隸的另一個來源是罪犯。犯罪的庶人和他的家屬被沒入貴家為奴的事雖然不見於記載，但我們知道，貴家因罪戾被廢，或因互爭被滅，其妻孥有被係或被俘而用作賞品的，其後裔有“降在皂隸”的。
奴隸做的是什麽事？第一，自然是在貴人左右服役。這一類的奴隸包括“小臣”（即侍役）、婢妾和管宮室、管車駕的仆豎；還有照例用被刖的罪犯充當的“閽人”；和用被“宮”的罪犯充當的“寺人”。但這些隻占小數。大部分的奴隸是被用於生產的工作。第一個貴家，自周王的以至大夫的，是一個自足的社會。穀米不用說是從采邑裏來的。此外全家穿的衣服，和用的東西，自家具以至車輿、兵器、樂器、祭器，多半是家中的奴隸製造的。這時代用車戰，兵車以馬駕，養馬和管廄又是奴隸的事。此外山林川澤是由貴家專利的。樵、蘇、漁、牧和煮鹽又是奴隸的事。女奴也有分配到外邊做工的；采桑養蠶的叫做蠶妾，做紡織或其他女紅的叫做工妾。貴家設有一官專管工人。公室的工官普通叫做工正，惟楚國的叫做工尹。王室和公室的總工官之下還有分各業的工官；例如以現在所知，周室有所謂“陶正”者，大約是管製造陶器的；魯國有所謂“匠師”者，大約是管木工的。有專長的奴隸每被用作禮物。例如前589年，魯國向楚國求和，賂以執斫、執針、織紝各百人。又例如前562年，鄭國向晉國講和，所賂有美女和工妾共三十人，女樂二隊每隊八人。
奴隸可以抵押買賣。西周銅器銘刻中有“贖茲五夫用百寽”的話。奴隸的生命自然由貴人隨意處置。例如晉獻公有一回思疑肉裏有毒，先拿給狗試試，狗死；再拿給小臣試試，這不幸的小臣便與那狗同其命運了。又例如獻公的兒子重耳出亡時，他的從臣們在桑下密謀把他騙離齊國，被一個蠶妾偷聽了；她回去告訴重耳的新婚夫人齊薑，齊薑恐怕妨礙公子的“四方之誌”，一聲不響地便把那蠶妾殺了。在周代盛行的殉葬製度底下，奴隸也是必然的犧牲。平常以百計的殉葬者當中，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是奴隸。他們的死太輕微了，史家是不會注意的。但也有一件奴隸殉葬的故事因為有趣而被保留。晉景公的一個小臣有一朝起來很高興地告訴人，他夜夢背著晉侯登天，午間他果然背著景公，但不是登天，而是“如廁”；景公本來病重，他跌落廁坑裏死了，那小臣便恰好被用來殉葬。
奴隸是以家為單位的，一個奴隸家裏不論男女老幼都是奴隸。他們的地位是世襲罔替的；除了遇著例外的解放。新俘奴隸被本國贖回也許是常見的事。此外奴隸被解放的機會似乎是很少的，曆史上隻保存著兩個例子。其一，前655年，晉滅虞，俘了虞大夫百裏奚，後來把他用作秦穆公夫人的“媵臣”（從嫁奴隸）。他從秦逃到楚，被楚人捉住。他在虞國本來以賢能知名，秦穆公想重用他，怕楚不給，於是以贖“媵臣”為名，出五張黑羊皮的很低代價，竟把他贖回了。他因此得到“五羖大夫”的綽號。其二，前550年，晉國內亂，叛臣手下的一個大力士督戎，人人聽到他的名字就懼怕。公家有一個奴隸叫做斐豹，自薦給執政道，若把他的奴籍燒了，他便殺死督戎，執政答應了他，後來他果然把督戎殺了。 第三節庶民
我們在上文敘述奴隸的生活時，保留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奴隸和農業的關係是怎樣？換句話說，大多數農民的地位是怎樣的？關於這一方麵，記載很殘缺，現在可得而說的多半是間接的推論。我們可以懸想，周朝開國之初，無數戰勝的族長分批地率領子弟來到新殖民地裏，把城邑占據了，田土瓜分了，做他們的侯伯大夫，他們於所占得的田土當中留出一小部分，直接派人去管理，收入完全歸他們自己，這種田便是所謂“公田”；其餘大部分的田土，仍舊給原來的農夫耕種，卻責他們以粟米、布縷和力役的供奉；他們的佃耕權可以傳給子孫卻不能轉讓或出售給別人。這種田即所謂“私田”。大部分的公田當是由耕私田的農夫兼盡義務去耕種的。他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但也有一部分“公田”是由奴隸去耕種的。所以西周的《大克鼎》銘文裏記周王賞田七區，其中有一區注明“以厥臣妾”。但由此可見奴隸附田的製度在西周已不很普遍了。耕私田的農夫皆是所謂“庶人”。他們的地位是比奴隸稍為高貴些；但他們的生活殊不見得比奴隸好。粟米和布縷的征收固有定額，但不會很輕；什一之稅在東周末年還是可望難即的理想。除正稅外遇著貴人家有婚嫁等喜事他們還有特別供應。力役之征更是無限的。平常他們農隙的光陰大部分花在貴人的差使上。若貴人要起宮室、營台榭、修宗廟或築城郭，隨時可以把他們征調到在鞭子底下做苦工。遇著貴人要打仗，他們得供應軍需，並且供獻生命。遇著凶年饑饉，他們更不如奴隸的有依靠，多半是“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西周傳下來的《七月》一首民歌描寫豳（今陝西邠縣）地農民的生活很詳細。根據這詩，可以作一個農民的起居注如下：正月把農器修理。二月開始耕種，他的妻子送飯到田裏給他吃，督耕的“田畯”也笑嘻嘻地來了。同時他的女兒攜著竹筐到陌上采桑。八月他開始收獲，同時他的女兒忙著繅絲，繅好了，染成黑的、黃的，還有紅灑灑的預備織做公子的衣裳。十月獲稻，並釀製明春給貴人上壽的酒。農夫們把禾嫁聚攏好，便到貴人家裏做工，白天去采茅，晚上絞繩。是月酧神聚飲烹宰羔羊；大家到貴人堂上獻酒，歡呼萬歲。十一月出獵，尋覓狐狸，為著貴人的皮袍。十二月農夫們會同受軍事訓練。是月把養肥了的豬獻給貴人，又把冰鑿下，藏好，預備明年春夏天貴人需用。
《七月》這首歌是貴人用作樂章的，自然要合貴人的口味。詩中的農夫是怎樣知足安分地過著牛馬生活。但農夫和別的庶民也有不安分的時候，假如貴人太過忽略了他們的苦痛。第一章裏已經說過，周朝的第十個王，厲王，就因為久積的暴虐，被民眾驅逐出國都，失卻王位。和厲王同命運，甚至比他更不幸的封君不斷地見於記載。舉例如下：前634年，當晉、楚兩強交爭的時候，衛君因為得罪了晉國想轉而親楚。但衛國離晉較近，親楚便會時常招惹晉人的討伐。在這種當兒，首先遭殃的便是人民。他們即使幸而免於戰死，免於被俘，他們回到家中，會發現禾稼被敵人割了，樹木被砍了，廬舍被毀了，甚至井也被塞了。因此，衛君的親楚政策是和衛國人民的利益根本衝突的。他們聽到了，便大鬧起來，把衛君趕到外國去了。同類的事件有前553年蔡國的公子燮因為想背楚親晉給民眾殺了。蔡是鄰近楚的。經過這些事件的教訓，所以前577年，陳侯當外患緊急時隻好把國人召齊來，征求他們的意見，來決定外交政策。因直接殘虐人民失去地位或性命的封君，為例更多。前609年，莒君因為“多行無禮於國”被他的太子率領民眾殺了。前561年，畿內的原伯，因為詳情現在不知的暴行弄到民不聊生，被民眾趕走了。前559年，另一位莒君因為喜歡玩劍，每鑄成一把劍便拿人民來試；又因為想背叛齊國，被一位大夫率領民眾趕走了。前550年，陳國的慶氏據著首都作亂，陳侯率兵來圍，慶氏督著民眾修城。是時，城是用土築的，築時用板夾土。督工的看見一兩板倒了，便把旁邊的役人殺死。於是役人暴動起來把慶氏的族長通殺了。前484年，陳大夫某，因為陳侯嫁女，替向國人征收特稅；征收的太多，用不了，他把剩下的自己鑄了一件鍾鼎之類的“大器”。後來國人知道，便把他趕走了。他走到半路，口渴，同行的一位族人馬上把稻酒、幹糧和肉脯獻上，他高興到了不得，問為什麽這樣現成？答道：大器鑄成時已經預備著。
上述厲王以後的民變，全發生在前六世紀當中和附近。這些見於記載的暴動完全是成功的，影響到貴人的地位或生命的，其他失敗而不見於記載的恐怕還有不少。這時候民眾已漸漸抬頭，許多聰明的卿大夫已認識民眾的重要，極力施恩於他們，收為己助，以強其宗，以弱公室，甚至以得君位。例如當宋昭公（前619至前611年）昏聵無道的時候，他的庶弟公子鮑卻對民眾特別講禮貌。有一回宋國大鬧饑荒，他把自己所有的穀子都供給饑民。國中七十歲以上的人他都送給食物，有時是珍異的食物。他長得很美，連他的嫡祖母襄夫人也愛上了他，極力助他施舍。後來襄夫人把昭公謀害了，他便在國人的擁戴中繼為宋君。又例如齊國當景公（前547至前492年）的時候，當公室底下的人民以勞力的三分之二歸入公室，而僅以三分之一自給衣食的時候，陳氏卻用實惠來收買人心。齊國的量器，以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十釜為鍾。陳家特製一種新量，從升到釜皆以五進，仍以十釜為鍾，借穀子給人民的時候，用新量，收還的時候，用舊量。陳家專賣的木材，在山上和在市上一樣價，專賣的魚鹽蜃蛤，在海邊和在市上一樣價。這一來民眾自然覺得陳家比公室可愛。後來陳氏毫無阻力地篡奪了齊國。此外如魯的季氏，鄭的罕氏都以同類的手段取得政權。
上文所說參加叛變和被強家利用的民眾自然包括各種色的庶人。當中自然大部分是農人，其餘當有少數商人和工人。庶人和奴隸的重要差別在前者可以私蓄財物，可以自由遷徙。但農人實際上很少移動，除了當饑荒的時候，雖然在前六世紀時人的記憶中，有“民不遷，農不移”的古禮。這似乎不是絕對的限製，禮到底與法禁有別。 第四節都邑與商業
人民聚居的地方通稱曰邑。邑可分為兩大類，有城垣的和沒有城垣的。有城垣的邑又可分為三類，一是王都和國都（直至東周時，“國”字還是僅指國都而言）；二是畿內和列國的小封君的首邑；三是平常的城邑。周室的西都鎬京自東遷後已成為禾黍油油的廢墟，其規模不見於記載。東都洛邑（今洛陽）的城據傳說是九裏（一千六百二十丈）見方，其麵積為八十一方裏，約當現在北平城之百分之二一點七（北平城麵積是今度一百九十四方裏，周一裏當今零點七二一五裏，一方裏當今零點二零五六方裏）。城的外郭據傳說是二十七裏（四千八百六十丈）見方，其所包的麵積差不多是現在北平城的兩倍。列國的都城，連外郭計，以九百丈（五裏）見方的為平常，其麵積約為今北平城的十五分之一。一直到前三世紀初，一千丈見方的城還算是不小的。但春秋末年勃興的吳國，其所造的都城卻特別大。據後漢人的記載，那箕形的大城，周圍約為今度三十四裏，其外郭周圍約為今度五十裏（今北平城周約五十四裏）。卿大夫首邑的城照例比國都小，有小至五百丈至一百丈左右見方的，那簡直和堡寨差不多了。這些小城的基址似乎到唐、宋時還有存在。唐人封演記當時“湯陰縣北有古城，周圍可三百步，其中平實。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裏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又宋人陳師道記：“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裏，附近城有走馬台而高半之，闊五之一，上下如一。”此二人所記很像是周人的遺跡。
王城和列國都城的人口不詳。但我們知道春秋時大夫的封邑在一千戶上下的已算很大的了。平常國都的人口就算比這多十倍也不過一萬戶。我們從前686年內蛇與外蛇鬥於鄭都南門中的故事，可知當時的國都決不是人煙稠密的地方。前660年，比較細小的衛國都城被狄人攻破後，它的遺民隻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兩邑的人口，通共也隻有五千人。
我們試看列國都城在地圖上的分布很容易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它們都鄰近河流；以現在所知，幾無例外。一部分固然因為交通的便利，一部分也因為河穀的土壤比較肥沃，糧食供給比較可靠。城的作用在保衛，貴人的生命和財富和祖先神主的保衛。國都的主要居住者為國君的家庭和他的衛士、“百工”；在朝中做官的卿大夫和他們的衛士。大多數國家的朝廷，像王室的一般，內中主要的官吏有掌軍政的司馬，掌司法和警察的司寇，掌賦稅和徭役的司徒，和掌工務（如城垣、道路、宗廟的修築）的司空。國都裏的重要建築，有國君的宮殿、台榭、苑囿、倉廩、府庫、諸祖廟、祀土神的社，祀穀神的稷，卿大夫的邸第和給外國的使臣居住的客館。這些建築在城的中央外麵環著民家和墟市。墟市多半在近郭門的大道旁。郭門外有護城的小池或小河，上麵的橋大約是隨時可以移動的。城郭的入口有可以升降的懸門。城門時常有人把守，夜間關閉，守門的“擊柝”通宵。貨物通過城門要納稅，這是國君的一筆大收入。
都邑也是商業的中心。至遲在春秋下半期，一些通都裏已可以看見“金玉其車，文錯其服”的富商。他們得到闊大夫所不能得到的珍寶，他們輸納小諸侯所能輸納的賄賂。他們有時居然闖入貴族所包辦的政治舞台。舊史保存著兩個這樣的例子：（1）前597年，晉軍大將知在戰場被楚人俘了。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的，要把他藏在絲綿中間，偷偷地運走。這計策已定好，還沒實行，楚國已把知放還。後來那位商人去到晉國，知待他隻當是他救了自己一般。那商人謙遜不遑，往齊國去了。（2）前627年，秦人潛師襲鄭，行到王城和鄭商人弦高相遇。弦高探得他們的來意，便一方麵假托鄭君的名義，拿四張熟牛皮和十二隻牛去犒師，一方麵派人向鄭國告警，秦人以為鄭國已經知道防備，隻好把襲鄭的計劃取消了。這兩個故事中的商人都是鄭人。如故事所示，鄭商人的貿易範圍至少西北到了王城和晉國，東到了齊國，南到了楚國，鄭國最早的商人本是鎬京的商遺民，當鄭桓公始受封的時候，跟他們一同來到封地，幫他們斬芟蓬蒿藜霍，開辟土地的。鄭君和他們立過這樣盟誓：“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鄭當交通的中心，自東遷時便有了一群富於經驗的商人，他們又有了特定的條障，故此鄭國的商業特別發達。但這時期商人所販賣的大部分隻是絲麻布帛和五穀等農產品，加上些家庭的工藝品。以傭力或奴隸支持的農業還沒有出現。
周人的貨幣，除貝以外還有銅。西周彝器銘文中每有“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一類的記錄。也有罰罪取“金”（即銅）若幹鋝的記錄。傳說周景王（前544至前521年）已開始鑄大錢。但貝和“金”似乎到春秋時還不曾大宗地、普遍地作貨幣用，一直到春秋下半期，國際間所輸大宗或小宗的賄賂還是用田土、車馬、幣帛、彝器或玉器，而不聞用貝或用“金”，錢更不用說了。 第五節家庭
庶人的家庭狀況自然不會被貴人身邊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現在也無可講述。隻是這時代的民歌泄露一些婚姻製度的消息：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縱橫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少年男女直接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的自由在這時代已經被剝奪了。在樊籠中的少女隻得央告她的情人：
將仲子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甚至在悲憤中嚷著：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隻！不諒人隻！
這種婚姻製度的背景應當是男女在社會上的隔離。詩人隻管歌詠著城隅桑間的密會幽期，野外水邊的軟語雅謔，男女間的堤防至少在貴族社會當中已高高地築起了。說一件故事為例：前506年，吳人攻入楚國都城的時候，楚王帶著兩個妹妹出走，半路遇盜，險些送了性命。幸運落在他的一個從臣鍾建身上，他把王妹季羋救出，背起來跟著楚王一路跑。後來楚王複國，要替季羋找丈夫，她謝絕，說道：處女是親近男子不得的，鍾建已背過我了。楚王會意，便把她嫁給鍾建；並且授鍾建以“樂尹”的官，大約因為他是一個音樂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禮製，但東周的貴族還沒有普遍遵行，庶民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貴族家庭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多妻。至少在周王和諸侯的婚姻裏有這樣的一種奇異製度：一個未來的王後或國君夫人出嫁的時候，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姬妾，同時跟去的婢女還不少，這些遲早也是有機會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陪嫁的妾婢都叫做媵。更可異的，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在前550年，齊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把晉國的一位叛臣當做媵女的仆隸送到晉國去，興起內亂，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這次變亂中的事。
媵女而仆，王侯還隨時可以把別的心愛的女子收在宮中。他們的姬妾之多也就可想。多妻家庭裏最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在春秋時代真是史不絕書。舉一例如下：衛宣公（前718至前700年）和他的庶母夷薑私通，生了急子。後來急子長大，宣公給他齊國娶了一個媳婦來，看見是很美，便收為己用，叫做宣薑。子通庶母，父奪子妻，在春秋時代並不是稀奇的事。這時代男女禮防之嚴和男女風紀之亂，恰成對照。宣公收了宣薑後，夷薑氣憤不過，上吊死了。宣薑生了兩個兒子，壽和朔。宣薑和朔在宣公麵前傾陷急子，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的。宣公於是派急子出使到齊國去，同時買通一些強盜要在半路暗殺他。壽子知道這秘密，跑去告訴急子，勸他逃走。他要全孝道，執意不肯。當他起程的時候，壽子給他餞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強盜殺了。急子醒來，趕上前去，對強盜說：衛君要殺的是我，幹壽子甚事？他們不客氣地又把他殺了。 第六節士
有兩種事情打破封建社會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二者同是被認為關係國家的生存的。先說戰爭。
周室的分封本來是一種武裝殖民的事業。所有周朝新建的國家大都是以少數外來的貴族（包括國君、公子、公孫、卿大夫及其子孫）立在多數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這些貴族的領主地位要靠堅強的武力來維持。而直至春秋時代，所有諸夏的國家若不是與戎狄蠻夷雜錯而居，便是與這些外族相當的接近，致時有受其侵襲的危險。再者至遲入東周以後，國際間的武裝衝突和侵略戰爭成了旦暮可遇的事。因為這三種原因，軍事成了任何國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貴族生活的中心。貴族一方麵是行政的首腦，一方麵也是軍事的首腦。農民每年於農隙講武，每逢國家打仗都受征調的義務。此外有一班受貴族祿養著專門替貴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戰場上鬥爭的主力，那叫做“士”，即武士。
到底每一國的“士”有多少呢？這不能一概而論。據說周朝的製度，王室有六軍，大國三軍（《齊侯鎛鍾》：“餘命汝政於朕三軍”；又“穆和三軍”），中國二軍，小國一軍。周朝行車戰，軍力以乘計。大約一軍有車一千乘，每乘有甲胃之“士”十人。事實自然與製度有出入。例如周室東遷後六十三年，周桓王合陳、蔡、衛的兵還打不過鄭國，此時的周室決不能“張皇六師”。又例如在春秋末葉（約前562至前482年）頭等的大國如晉、秦、楚等其兵力總在四五千乘以上。
士字原初指執幹（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後卻漸漸變成專指讀書，議論的文人。為什麽同一個字其先後的意義恰恰對極地相反？懂得此中的原因，便懂得春秋以前和以後的社會一大差別。在前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後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士字始終是指特別受教育的人，但因為教育的內容改變，它的涵義也就改變了。
“士”的主要訓練是裸著臂腿習射禦幹戈。此外他的學科有舞樂和禮儀。音樂對於他們並不是等閑的玩藝，“士無故不徹琴瑟”。而且較射和會舞都有音樂相伴。“士”的生活可以說是浸潤在音樂的空氣中的。樂曲的歌詞，即所謂“詩”。詩的記誦，大約是武士的唯一的文字教育。這些詩，到了春秋末葉積有三百多篇，即現存的《詩經》。內中有的是祭祀用的頌神歌，有的是詩人抒情的作品，大部分卻是各國流行的民歌。較射和會舞都是兼有娛樂、交際、德育和體育作用的。較射是很隆重的典禮，由周王或國君召集卿大夫舉行的叫做大射，由大夫士約集賓客舉行的叫做鄉射。較射的前後奏樂稱觴。預射的人揖讓而升，揖讓而下。這是孔子所讚為“君子之爭”的。會舞多半是在祭祀和宴享的時候舉行（不像西方的習俗，其中沒有女子參加的）。舞時協以種種的樂曲，視乎集會的性質而異。這時期中著名的樂曲，如相傳為舜作的“韶”，相傳為禹作的“大夏”和武王所作的“大武”等，都是舞曲。大武的舞姿，現在猶可仿佛一二，全部分為六節，每一節謂之一成。第一成象“北出”，舞者“總幹（持盾）山立”；第二成象“滅商”，舞容是“發揚蹈厲”；第三成象南向出師；第四成象奠定南國；第五成象周公召公左右分治（周初曾把王畿分為兩部，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陝西省之得名由此），舞者分夾而進；第六成象軍隊集合登高，最後舞者同時坐下。六成各有相配的歌詞，皆存於《詩經》中，茲引錄如下。
一成 二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昊天有成命，
二後受之。
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密。
放緝熙，
單厥心，
肆其靖之。
於皇武王，
無競維烈。
允文文王，
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
耆定爾功。
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
時純熙矣，
是用大介。
我龍受之，
王之造，
載用有嗣，
實維爾公允師。 綏萬邦，
屢豐年，
天命匪懈。
桓桓武王，
保有厥土。
於以四方，
克定厥家。
於昭於天，
皇以閑之。 文王既勤止，
我應受之。
敷時繹思，
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
於繹思。
於皇時周，
陟其高山。
隋山喬嶽，
允猶翕河。
敷天之下，
裒時之對，
時周之命。
六成不必全用，第二成單行叫做武，第三成叫做勺，第四五六成各叫做象，幼童學舞，初習勺次習象。大武是周代的國樂，是創業的紀念，垂教的典型，武威的象征，其壯烈蓋非韶夏可比。舞者必有所執，在大武中舞者執幹戈，此外或執雉羽，或鷺羽，或斧鉞，或弓矢。執羽的舞叫做“萬”，這種舞，加上講究的姿式和伴奏，一定是很迷人的，可以一段故事為證。楚文王（前689至前677年）死後，遺下一個美麗的夫人，公子元想勾引她，卻沒門徑，於是在她的宮室旁邊，起了一所別館，天天在那裏舉行萬舞，希望把她引誘出來。她卻哭道：“先君舉行萬舞原是為修武備的，現在令尹（楚國執政官名，公子元所居之職）不拿它來對付敵人，卻拿它用在未亡人的身邊，那可奇了！”子元聽了，羞慚無地，馬上帶了六百乘車去打鄭國。
理想的武士不僅有技，並且能忠。把榮譽看得重過安全，把責任看得重過生命，知危不避，臨難不驚；甚至以藐然之身與揭地掀天的命運相抵拒；這種悲劇的、壯偉的精神，古代的武士是有的，雖然他們所效忠的多半是一姓一人。舉兩例如下：（1）前684年，魯國和宋國交戰，縣賁父給一個將官禦車。他的馬忽然驚慌起來，魯軍因而敗績。魯公也跌落車下，縣賁父上前相助。魯公說道：這是未曾占卜之故（照例打仗前選擇禦士須經占卜）。縣賁父道：別的日子不打敗，今日偏打敗了，總是我沒勇力。說完便衝入陣地戰死。後來國人洗馬發現那匹馬的肉裏有一枝流矢。（2）前480年衛國內亂，大臣孔悝被圍禁在自己的家中。他的家臣季路（孔子的一位弟子），聽到這消息，便單身匹馬地跑去救應，半路遇著一位僚友勸他不必。他說，既然食著人家的飯，就得救人家的禍。到了孔家，門已關閉，他嚷著要放火。裏頭放出兩位力士來和他鬥，他腦袋上中了一戈，冠纓也斷了。他說：“君子死，冠不免。”把冠纓結好才死。
王公大夫的子弟至少在原則上都得受武士的教育。王室有“學宮”，王子和他的近侍在內中學射，周王和他的臣工也有時在內中比射；又別有“射盧”，周王在內中習射，作樂舞。公室也當有同類的設備。
武士的地位僅次於大夫。他們雖然沒有封邑，卻有食田。出戰時“士”是穿著甲胄坐在車上的主要戰鬥力。但他們底下還有許多役徒小卒，這些多半是臨時征發農民充當的。 第七節宗教
周人的神鬼世界我們知道得比較殷人的詳細些。這其中除了各家的祖先外，有日月星辰的神，他們是主使雪霜風雨合時或不合時的；有山川的神，他們是水旱癘疫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人們生存所賴的，還是土神和穀神。前者關係土壤的肥瘠，後者關係五穀的豐歉。土神叫做社，或後土，穀神叫做稷，或後稷。供奉社稷的地方，也叫做社稷。稷隻是穀的一種，而以名穀神，以名“田祖”，這裏似乎泄露一件久被遺忘的史實：最初被人工培植的是叫野種的稷。
像封建社會之上有一個天王，主宰百神的有一個上帝。他是很關心人們的道德的，會賞善罰惡。但他也像天王一般，地位雖尊，實權卻有限，他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很少發生關係，人們也用不著為他破費。祀上帝的典禮叫做郊祀。舉行郊祀禮的隻有周王和魯君。上帝的由來不知周人曾涉想到否。至於自然界各部分的神祗，在周人的信仰中，多半有原始可稽的。他們多半是由人鬼出身；而且，像封君一般，他們的地位是上帝所封的。例如汾水的神，傳說是一位古帝金天氏的兒子，他生時做治水的官，疏通汾、洮二水有功，因而受封。又例如永遠不相會麵的參、商兩個星座，其神的曆史是這樣的：古帝高辛氏有兩個不肖的兒子，他們死了，住在荒林裏還是整天打架。上帝看不過，便把大的遷到商丘，做商星的神，把小的遷到大夏，做參星的神。這段神話的曆史背景是商人拿商星做定時節的標準星，故此它名為商星。古人在沒有日曆之前，看一座恒星的位置的移動來定時節的早晚，這叫做“觀象授時”。被選作目標的恒星叫做辰。
周人的稷神是一位農業的發明者，同時又是本朝的祖先。但到底稷神是周人的創造呢？抑或周室不過搬舊有的稷神做祖先呢？現在不得而知。社神卻確是在周代以前已經有的。周人稱殷人的社為亳社。至少在魯國的都城同時有亳社和周社。朝廷的建築，就在兩社之間。大約原初魯國被統治的民眾大部分是殷的遺民，新來的統治者顧忌他們的反感，隻好讓他們保留原來的宗教，而別立自己的新社，叫做周社。一直到前五世紀初，魯國大夫尚有盟國君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的故事。社神的來曆現在不得而知了。祀社的地方照例種著一棵大樹，據說夏代的社用鬆，殷代用栢，周代用粟。
從天子到士都有宗廟。天子和封君的廟分兩種，合祀眾祖的太廟，和分祀一祖的專廟。除太祖外，每一祖的專廟，經過若幹代之後，便“親盡”被毀，否則都城之內便有廟滿之患了。宗廟社稷是每一個都會的三大聖地。它們年中除了臨時的祈報外都有定期的供祭。宗廟的供祭尤其頻數。其他的神祗則隻當被需求的時候，才得到饋賂。但他們可不用愁。這樣的機會是很多的。雖然水旱癘疫和風雨失調是比較的不常，雖然眾神各有各的領域，但任何神鬼在任何時候，都能給任何人以禍難，尤其是疾病。在這些當兒犧牲和玉帛是不會被人們吝惜的，疾病的原因都推到鬼神。他們的歡心勝過醫藥，巫祝就是醫生。周人事神似乎不像殷人的煩瀆，但也和殷人一樣認真。祭祀之前主祭的人要離開家庭到廟旁清淨的地方齋戒幾天；祭某祖的時候要找一個人扮成他的模樣來做供奉的具體對象，這叫做“屍”。祭宗廟社稷的犧牲，雖然也照後世的辦法，隻給鬼神嗅嗅味道而“祭肉”由預祭的人瓜分，但在其餘的祭典中也有時把整隻的牛、羊、豬或狗焚化了，埋了或沉在水裏給鬼神著實受用的。焚給一切鬼神的布帛，也通是真的而不是紙做的。獻給鬼神的玉，不能擺一下就算了，要捶碎了，或拋入河中。但鬼神也像小孩子一般，可以用“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不許我，我仍屏璧與珪”一類的話（這是周公對祖先說的話）來試誘的。盛大的祭典是一種壯觀，在丹柱刻椽的宗廟裏，陳列著傳為國寶鼎彝，趨蹌著黼黻皇華的縉紳，舞著羽翰翩躚的萬舞，奏著表現民族精神的音樂，排演著繁複到非專家不能記憶的禮儀（周朝始避諱祖先之名，因而王侯有諡，大夫、士有別字）。
諸神中最與民眾接近的是社。每年春間有一次社祭的賽會。這時候鼓樂歌舞、優技、酒肉和鄉下的俏姑娘引誘得舉國若狂。在齊國，也許因為民庶物豐，禮教的束縛又較輕，社祭特別使人迷戀，連輕易不出都城的魯君有時也忍不住要去看看。每逢打仗之前，全軍要祭一回社，祭畢把祭肉和酒分給兵士，叫做受。釁鼓就在這時候舉行。這以壯軍威的餉宴，這拚命之前的酗醉，這震地的喧囂，是全國緊張的開始。得勝回來的軍隊要到社前獻俘，有時並且把高貴的俘虜當場宰了用作祭品。此外遇著水災和日蝕，則在社前擊鼓搶救，同時用幣或獻牲；火災之後，也要祭社，以除凶氣。遇著訟獄中兩造的證據不能確定，也可以令他們到社裏奉牲發誓，而等候將來的奇跡。
除了上說列在祀典的鬼神而外，還偶然會有陌生的精靈或是神話上的英雄，或是被遺棄了舊鬼新鬼，或是來曆不明的妖魅，降附在巫覡（巫是女的，覡是男的）身上。巫覡是神靈所鍾愛的。他們能和降附的神靈說話，因此人們若有求於這些神靈得先求他們。王侯大夫都有供奉巫神的。被人驅逐去位的周厲王有使衛巫監謗的故事，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魯君隱公就是一位佞巫者。他未即位之前曾做過鄭國的俘虜，被囚在尹氏家中。這家有一個著名靈驗的鍾巫。他貫通尹氏私去祈禱。後來鄭人把他放歸，他便把鍾巫都帶到魯國來。他被他的兄弟派人暗殺就在他出外齋宿預備祭鍾巫的時候。
巫覡是某些鬼神的喉舌，所以能直接知道這些鬼神的意旨，和未來的吉凶。但其餘的人，要知道鬼神的意旨和未來的吉凶，除問巫覡外，隻有憑間接的占測方法。周代的占測方法，除了沿襲自商代的龜卜（獸骨卜在周代似已不通行）外，還有周人所發明（約在商末周初）的筮。要說明筮法，得先說明筮時所用的一部書，即《周易》。這部書包涵六十四個符號和他們的解釋。這些符號叫做封。每一封有六層即所謂六爻。每一層是一橫畫，或一橫畫中斷為二，前者可說是奇的，後者可說是偶的。卦各有專名，例如六爻皆奇的（）名為乾，六爻皆偶的（）名為坤，六爻中第二五爻為偶（從底數起）餘皆為奇的（）名為離。每卦的解釋分兩種，解釋全卦的叫做卦辭，解釋各爻的叫做爻辭。筮的時候取五十莖蓍草，加以撮弄（有一定方法，這裏從略）以得到某一卦，再加以撮弄，看這一卦中那些爻有“變”；例如筮得乾卦而第二五爻有變則為“遇乾之離”。筮者應用卦辭及變爻的爻辭而作預言。至於怎樣應用法，那就有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卦爻辭包涵許多關於人事的教訓，有些是很深刻的；例如說“無平不陂，無往不複”。那是說明“物極必反”，教人不要趨極端的。
巫覡的神通隻限於降附他們的神靈的勢力範圍，他們並不掌管宗廟社稷等有常典的祭祀。他們即使被王侯供養的，也不是正常的職官。
王侯的朝廷中管理和鬼神打交涉的正常職官有諸祝、宗、卜、史。祝的主要任務在代表祭者向鬼神致辭，因此他特別要知道鬼神的曆史和性情。宗是管理宗廟的司祭祀的程度，祭壇的布置，祭品的選擇、保存等等。卜是掌卜筮的，但有些國家於卜之外別置筮官。史的主職在掌管文書，記錄大事，占察天象，但也兼理卜筮和祭祀的事。這四種職官的首長，在王朝分別名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在列國大抵如之；惟楚國名卜長為卜尹，又有左史右史而似乎無太史。祝、宗、卜、史等長官的地位史無明文，但我們從下麵兩件故事，可以推想。楚平王（前528至前517年）即位之初曾把他所尊敬的敵人觀起叫來，要給他官做，說唯汝所欲。因為他的先人曾掌卜，便使他做卜尹。可見卜長的地位是很高的。衛獻公（前576至前559年）出奔歸國，要頒邑給從臣而後入。從臣有太史柳莊者，恐其偏賞私近致失人心，力加諫阻。獻公從之，以為他是社稷之臣，等他臨死之時，終於給他田邑，並寫明“世世萬（萬世）子孫毋變”的約言放在他的棺中。可見太史得世有田邑，宗長、祝長等當亦如之。至於低級的祝、宗、卜、史等官則皆有食田，而且有時多至值得王室或世室搶奪的食田。但擁有強力的大夫很少出身於祝、宗、卜、史或同時充任著這些官職的。
這時候的國家大事，上文已說過，不外打仗和祭祀。而打仗之前，照例要“受命於（宗）廟，受於社”，照例要來一番卜筮。故此沒一次國家大事沒有上說的四種專家參預。他們又是世業的，承受者愈積愈豐的傳說。因此他們都是多識前言往行的。史官因為職在典藏與記載尤熟於掌故和掌故所給人的教訓，他們成為王侯時常探索的智囊。周初有一位史佚，著過一部書。後人稱為《史佚之誌》的。這大約是夾著論斷的曆史記載。春秋時有知識的人常常稱引這書，可惜後來佚了，但至今還保存著其中一些名句，如“動莫若敬，居莫若險，德莫若讓，事莫若諮”。 第八節卿大夫
封君當中，不用說以大夫占多數。他們是地主而兼統治者的階級的主體。雖然各國在任何時期的氏室總數，無可稽考；但我們知道，在魯國單是出自桓公的氏室已有三桓，在鄭國單是出自穆公的氏室已有七穆，宋國在前609年左右至少有十二氏，晉國的一小部分在前537年左右已有十一個氏室。
氏室的領地，或以邑計，或以縣計。言邑自然包括其附近的田土。縣本來是田土的一種單位，但言縣也自然包括其中的都邑。
一個氏室的封邑有多少？這不能一概而論。前546年，衛君拿六十邑賞給一位大夫，他辭卻，說道：“唯卿備百邑，臣六十邑矣。”這恐怕隻能代表小國的情形。我們知道，在齊國，管仲曾“奪伯氏駢邑三百”；又現存一個春秋以前的齊國銅器（子仲薑寶鎛），上麵的刻辭記著齊侯以二百九十九邑為賞。
縣的名稱一直沿到現在。在春秋時似乎還隻秦、晉、齊、楚等國有之。最初秦、楚兩強以新滅的小國或新占領的地方為縣，直屬於國君，由他派官去治理。這種官吏在楚國叫做縣公或縣尹。他們在縣裏隻替國君征收賦稅，判斷訟獄。他們即使有封邑，也在所治縣之外。這種製度是後世郡縣製度的萌芽。秦在前687年滅邽冀戎，以其地為縣，次年以杜鄭為縣。楚國在前597年左右，至少已設有九縣，第一縣即舊時為一小國。晉、齊的縣製較後起，它們的縣不盡是取自它國的土地，也不盡屬於公室。晉國在前537年左右有四十九縣，其中九縣有十一個氏室；直屬公室的縣各設縣大夫去管，如楚國的縣尹。前514年，晉滅祁氏和羊舌氏，把他們的田邑沒歸公室；分祁氏的田為七縣，羊舌氏的田為三縣，各置縣大夫。在晉國，縣肥於郡。前493年，晉國伐鄭，軍中曾出過這樣的賞格：“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田（下田字原作萬，蓋誤），庶人工商遂（得仕進），人臣隸圉免（免奴籍）。”齊國在春秋時有縣的唯一證據乃在靈公時代一件遺器（《齊侯鎛鍾》）的銘文，內記靈公以三百縣的土地為賞。顯然齊國的縣比晉、楚等國的縣小得多。
縣郡的區分在春秋時代還不普遍。在沒有縣郡的國裏，公室和較大的氏室都給所屬的邑設宰。邑宰的性質和縣尹縣大夫相同，不過邑宰所管轄的範圍較小罷了。
上文有點離開敘述的幹路，讓我們回到列國的氏室，它們的土地原初都是受自國君。國君名義上依舊是這些土地的主人。雖然氏室屬下的人民隻對氏室負租稅和力役的義務，氏室對於國君年中卻有定額的“貢”賦，所以有“公食貢”的話。國君或執政者可以增加貢額。舉一例如下：魯國著名聖哲臧武仲有一次奉使去晉國（前551年），半路下雨，到一位大夫家裏暫避。那位大夫正要喝酒，看見他來，說道：“聖人有什麽用？我喝喝酒就夠了！下雨天還要出行，做什麽聖人！”這話給一位執政者聽到了，以為那位大夫自己不能出使，卻傲慢使人，是國家的大蠹，下令把他的貢賦加倍，以作懲罰。
大夫可以自由處分自己的土地。至少有些闊大夫把食邑的一部分撥給一個庶子，另立一個世家，叫做“側室”或“貳宗”。別的被大夫寵幸的人也可受他賞邑或求他賞邑。例如前500年，宋公子地拿自己食邑的十一分之五賞給一個嬖人。又前486年，鄭大夫某的嬖人某向他求邑，他沒得給，許他往別的國裏取，因此鄭軍圍宋雍丘，結果全軍覆沒。大夫也可以受異國君主的賜邑，例如前656年，齊桓公會諸侯伐楚，師還，一位鄭大夫獻計改道，為桓公所喜，賜以鄭的虎牢；又例如前657年，魯大夫某出使晉國，晉人要聯絡他，給他田邑，他不受；又例如前654年晉會諸侯滅偪陽國，以與向戌，向戌也辭卻。大夫又有挾其食邑，投奔外國的，例如前547年齊大夫某以廩丘奔晉，前541年，莒大夫某以大厖及常儀奔魯，前511年邾大夫某以濫奔魯。
大夫私屬的官吏，除邑宰外，以現在所知，有總管家務的家宰，這相當於王室和公室的太宰；有祝、有史、有管商業的賈正，有掌兵的司馬。這些官吏都受大夫祿養。家宰在職時有食邑，去職則把邑還給大夫，或交給繼任的人。氏室的官吏有其特殊的道德意識：“家臣不敢知國”；“家臣而張公室罪莫大焉”。
氏室和公室的比較兵力沒有一個時代可以詳考。現在所知者：春秋初年鄭莊公消滅國內最強的氏室，用車不過二百乘。當春秋中葉，在魯、衛等國，“百乘之家”已算是不小的了。但大國的巨室，其兵力有時足與另一大國開戰。例如前592年，晉郤克奉使齊國，受了婦人在帷後窺視竊笑的侮辱，歸來請晉侯伐齊，不許，便請以私屬出征。而郤克的族侄卻至則“富半公室，家半三軍”。魯國的季氏從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後，私屬的甲士已在七千以上。
具有土地人民和軍隊的氏室和公室名分上雖有尊卑之殊，事實上每成為對峙的勢力。強橫的氏室儼然一個自主的國。原則上國君的特權在（1）代表全國主祭，（2）受國內各氏室的貢賦，（3）出征時指揮全國的軍隊，（4）予奪封爵和任免朝廷的官吏。但至遲入東周後，在多數的國家如齊、魯、晉、宋、衛、鄭等，末兩種權柄漸漸落在強大的氏室，甚至國君的廢立也由大夫操縱。 第九節封建組織的崩潰
我們對於商朝的政治組織，所知甚少，所以無法拿商、周兩朝的政治組織作詳細的比較。但其間有一重大的差異點是可以確知的。商朝創建之初並沒有把王子分封於外，以建立諸侯國。商朝王位的繼承，是以兄終弟及（不分嫡庶）為原則的。但到了無弟可傳的時候，並不是由所有的伯叔兄弟以次繼承（由末弟諸子抑或由其先兄諸子以次繼承亦無一定）。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二世以後的王子總有許多不得為王的。這些不得為王的王子是否有的被封在外建國？這問題無法確答。但周朝的舊國當中，從沒聽說是商朝後裔的。而唯一奉殷祀的宋國，卻是周人所建。可知王子分封的事在商朝若不是絕無，亦稀有。但在周朝，則不然了；王位是以嫡長子繼承的；王的庶子，除在少數例外的情形之下（如王後無出，或嫡長子前死），都沒有為王的資格；所以文王、武王的庶子都受封建國，或被封在畿內立家。這商、周間的一大差異有兩種重大的結果。第一，因為王族的向外分封，周朝王族的地盤，比之商朝大大地擴張了。王室的勢力，至少在開國初年大大地加強了；同時王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周王正式的名號是“天王”，通俗的稱號是“天子”，那就是說，上帝在人間的代表。第二，王族的向外分封也就是周人的向外移殖，這促進民族間的同化，也就助成“諸夏”範圍的拓展。
嫡長繼承製把王庶子的後裔逐漸推向社會的下層去，而助成平民（即所謂庶人）地位的提高。周王的庶子也許就都有機會去做畿外的諸侯或畿內的小封君；他的庶子的庶子也許還都有機會做畿內的封君；但他的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則不必然了。越往下去，他的後裔胙土受封的機會越小，而終有儕於平民的。所以至遲在前七世紀的末年畿內原邑的人民，便會以“夫誰非王之姻親”自誇。隨著貴族後裔的投入平民階級裏，本來貴族所專有的教育和知識也漸漸滲入民間。
周朝諸侯和大夫的傳世也是用嫡長繼承製（以現在所知諸侯位之傳襲曾不依此例者有吳、越、秦、楚。楚初行少子承襲製，至前63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製；秦行兄終弟及製，至前62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製；吳亡於前473年，其前半世紀還行兄終弟及製）。在嫡長繼承製下，卿大夫的親屬的貴族地位最難長久維持。大夫的諸兒子當中隻有一個繼承他的爵位，其餘的也許有一個被立為“貳宗”或“側室”，也許有一兩個被國君賞拔而成為大夫；但就久遠而論，這兩種機會是不多的。一個“多男子”的大夫總有些兒子得不到封邑，他的孫曾更不用說了。這些卿大夫的旁支後裔當中，和氏室的嫡係稍親的多半做了氏室的官吏或武士，疏遠的就做他屬下的庶民。故一個大夫和他私家的僚屬戰士，每每構成一大家族：他出征的時候領著同族出征，他作亂的時候領著整族作亂，他和另一個大夫作對就是兩族作對，他出走的時候，或者領著整族出走，他失敗的時候或者累得整族被滅。
氏室屬下的庶民也許就是氏室的宗族，否則也是集族而居的。氏室上麵的一層是國君和同姓卿大夫構成的大家族，更上的一層是周王和同姓諸侯構成的大家族。其天子和異姓諸侯間，或異姓諸侯彼此間，則多半有姻戚關係。這整個封建帝國的組織大體上是以家族為經，家族為緯的。
因此這個大帝國的命運也就和一個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差不多。設想一個精明強幹的始祖督率著幾個少子，在艱苦中協力治產，造成一個富足而親熱的，人人羨慕的家庭。等到這些兒子各各娶妻生子之後，他們對於父母，和他們彼此間，就難免形跡稍為疏隔。到了第三代，祖孫叔侄或堂兄弟之間，就會有背後的閑話。家口愈增加，良莠愈不齊。到了第四五代，這大家庭的分子間就會有愁怨、有爭奪、有傾軋，他們也許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鬧起官司來。至遲在東周的初期，整個帝國裏已有與此相類似的情形，充滿了這時代的曆史的是王室和諸侯間的衝突，諸侯彼此間的衝突，公室和氏室間的衝突，氏室彼此間的衝突。但親者不失其為親，宗族或姻戚間的鬩爭，總容易調停，總留點餘地。例如前705年，周桓王帶兵去打鄭國，打個大敗，並且被射中了肩膊。有人勸鄭莊公正好乘勝追上去，莊公不答應，夜間卻派一位大員去慰勞恒王，並且探問傷狀。又例如前634年，齊君帶兵侵入魯境。魯君知道不敵，隻得派人去犒師，並叫使者預備好一番辭令，希望把齊師說退。齊君見了魯使問道；魯人怕嗎？答道：小百姓怕了，但上頭的人卻不怕。問：你們家裏空空的，田野上沒一根青草，憑什麽不怕？魯使答道：憑著先王的命令。隨後他追溯從前魯國的始祖周公，和齊國的始祖薑太公怎樣同心協力，輔助成王，成王怎樣感謝他們，給他們立過“世世子孫無相害”的盟誓；後來齊桓公怎樣複修舊職，糾合諸侯，給他們排解紛爭，拯救災難。最後魯使作大意如下的陳說：您即位的時候，諸侯都盼望您繼續桓公的事業，敝國所以不敢設防，以為難道您繼桓公的位才九年，就會改變他的政策嗎？這樣怎對得住令先君？我們相信你一定不會的，靠著這一點，我們所以不怕。齊君聽了這番話，便命退兵。又例如前554年，晉師侵齊，半路聽說齊侯死了，便退還。這種顧念舊情、不為己甚的心理加上畏懼名分、雖幹犯而不敢過度幹犯的矛盾心理，使得周室東遷後三百年間的中國尚不致成為弱肉強食的世界；這兩種心理是春秋時代之所以異於後來戰國時代的地方。不錯，在春秋時代滅國在六十以上，但其中大部分是以夷滅夏和以夏滅夷；諸夏國相滅隻占極少數，姬姓國相滅的例尤少。而這少數的例中，晉國做侵略者的占去大半。再看列國的內部，大夫固然有時逐君弑君，卻還要找一個比較合法的繼承者來做傀儡。許多國的君主的權柄固然是永遠落在強大的氏室，但以非公室至親的大夫而篡奪或僭登君位的事，在前403年晉國的韓、趙、魏三家稱侯以前，尚未有所聞。故此我們把這一年作為本章所述的時代的下限。
宗族和姻戚的情誼經過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君臣上下的名分，最初靠權力造成，名分背後的權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紙老虎，必被戳穿，它的窟窿愈多，則威嚴愈減。光靠親族的情誼和君臣的名分去維持的組織必不能長久。何況姬周帝國之外本來就有不受這兩種鏈索拘束的勢力。
武王所肇創、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國”，維持了約莫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紀初至前五世紀末）。這期間的社會概況便是本章所要描寫的。自然在這期間，並非沒有社會變遷，而各地域的情形也不一致。這縱橫兩方麵的變異，雖然現在可能知道的很少，下文也將連帶敘及。這個時期是我國社會史中第一個有詳情可考的時期。周代的社會組織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史的基礎。從這散漫的封建的帝國到漢以後統一的郡縣的帝國，從這階級判分、特權固定的社會到漢以後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較平等的社會，這其間的曆程，是我國社會史的中心問題之一。
上麵所提到“封建”一詞常被濫用。嚴格地說封建的社會的要素是這樣：在一個王室的屬下，有寶塔式的幾級封君，每一個封君，雖然對於上級稱臣，事實上是一個區域的世襲的統治者而兼地主；在這社會裏，凡統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統治者，同時各級統治者屬下的一切農民非農奴即佃客，他們不能私有或轉賣所耕的土地。照這界說，周代的社會無疑地是封建社會。而且在中國史裏隻有周代的社會可以說是封建的社會。名義上這整個的帝國是“王土”，整個帝國裏的人都是“王臣”，但事實上周王所直接統屬的隻是王畿之地。王畿是以鎬京和洛邑為兩個焦點，其範圍現在不能確考，但可知其北不過黃河，南不到漢水流域，東不到淮水流域，西則鎬京已接近邊陲。王畿之地，在周人的估計中，是約莫一千裏左右見方。王畿之外，周室先後至少封立了一百三十個以上（確數不可考）的諸侯國，諸侯對王室的義務不過按期納貢朝覲，出兵助王征伐，及救濟畿內的災患而已。諸侯國的內政幾乎完全自主。而王室開國初年的武威過去以後，諸侯對王室的義務也成了具文，盡不盡聽憑諸侯的喜歡罷了。另一方麵，周王在畿內，諸侯在國內，各把大部分的土地，分給許多小封君。每一小封君是其封區內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世襲主人，人民對他納租稅，服力役和兵役，聽憑他生殺予奪，不過他每年對諸侯或王室有納貢的義務。
周朝的諸侯國，就其起源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開國之初，王室把新征服或取得的土地，分給宗親姻戚或功臣而建立的。前章所表列的國家皆屬此類。第二類是開國許久之後，王室劃分畿內的土地賜給子弟或功臣而建立，例如鄭、秦。鄭始祖為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時始封，在今陝西華縣。幽王之亂，鄭友寄家於鄶及東虢，因而占奪其地，別建新國（在今河南中部黃河以南新鄭一帶）。第三類是拿商朝原有的土地封給商朝後裔的，屬於此類的隻有宋。第四類是商代原有的諸侯國或獨立國，歸附於周朝的，例如陳、杞等。舊說周朝諸侯，爵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此說曾有人懷疑。但現存東周的魯國史記裏確有這五等的分別。其中所稱及的諸侯公爵的隻有宋，男爵的隻有許（今河南許昌）；屬於第一類的多數為侯，亦有為伯的；屬於第二類的秦，鄭皆為伯；屬於第四類的大抵為子。
王畿內的小封君殆全是王族。列國的小封君原初殆亦全是“公族”（國君的同族）；但至遲在前七世紀初這種清一色的局麵已打破。齊桓公（前651至前643年）有名的賢臣管仲，和景公（前547至前490年）有名的賢臣晏嬰都有封地，卻非公族，晏嬰並且據說是個東夷。晉國自從獻公（前676至前651年）把公族幾乎誅逐淨盡，後來的貴族多屬異姓，或來自別國。秦國自從它的政製有可稽考，自從穆公（前659至前621年）的時代，已大用“客卿”，公族始終在秦國沒有抬過頭。但魯、鄭和宋國，似乎終春秋之世不曾有過（至少稀有）非公族的小封君。這個差異是進取和保守的差異的背景，也是強弱的差異的背景。畿內小封君的情形，我們所知甚少，姑置不談。列國的小封君統稱為大夫。列國的大夫多數是在國君的朝廷裏任職的，其輔助國君掌理一般國政的叫做卿。卿有上下或正副之別。大國的卿至多不過六位。大夫亦有上下的等級，但其數目沒有限製。大夫的地位是世襲的，卿的地位卻照例不是世襲的，雖然也有累代為卿的巨室。大夫的家族各有特殊的氏。有以開宗大夫的官職為氏的；有以封地的首邑為氏的；若開宗大夫為國君之子，則第三世以下用開宗大夫的別字為氏。下文為敘述的便利稱大夫的世襲的家業為“氏室”，以別於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周製：列國的卿，有一兩位要由王朝任命，但此製實施之時間空間範圍不詳。）
周王和大小的封君（包括諸侯）構成這封建社會的最上層，其次的一層是他們所祿養的官吏和武士，又其次的一層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庶人，最下的一層是貴家所豢養的奴隸。 第二節奴 隸
關於奴隸階級的情形現在所知甚少。譬如在全國或某一地域奴隸和其他人中的比例是怎樣呢？天子、諸侯或大夫所直接役屬的奴隸有多少呢？我們都不得而知。幸而當時周王和列國君主賞賜奴隸的數目常見於記錄。最高的記錄是晉景公（前599至前581年）以“狄臣”（狄人做奴隸的）一千家賞給他一個新立戰功的大夫荀林父。其次是齊靈公（前581至前554年）以奴隸三百五十家賞給他的一個新受封的大夫。荀林父在這次受賜之前已做過兩朝的執政，他家中原有的奴隸，至少當可以抵得過這一次的賞賜。可見是時一個大國的闊大夫所有的奴隸會在一萬人以上。
這些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戰爭。周初克殷和東征的大戰，不用說了，此後諸夏對異族的征討，和諸侯相互的攻伐，每次在戰場內外所獲的俘虜，除了極小數有時被用來“釁鼓”（殺而取血塗鼓，以祓除不祥）或用作祭祀的犧牲外，大部分是做了勝利者的奴隸。殷亡國以後，殷人被俘虜的一定很多，但究有若幹，現在不可確考（《逸周書》所載不可靠）。此後俘數之可知者：對外的例如成王二十五年伐鬼方之役俘一萬三千八十一人，又如上說賞給荀林父的“狄臣”一千家就是當時新獲的俘虜的一部分。對內的例如前484年吳國、魯國和王師伐齊，俘齊國甲車八百乘，甲士三千人。俘虜的利益有時竟成為侵伐的動機。諸侯對天子，或小國對大國時常有獻俘的典禮。諸夏國互獲的俘虜可以贖回。魯國定規贖俘之費由國庫負擔。但有被贖的幸運的恐怕隻是顯貴的俘虜，而有時所費不貲。例如前611年，宋國向楚人贖那“晘其目、皤其腹”的華元，用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但這些禮物還未交到一半他就逃脫回來了）。奴隸的另一個來源是罪犯。犯罪的庶人和他的家屬被沒入貴家為奴的事雖然不見於記載，但我們知道，貴家因罪戾被廢，或因互爭被滅，其妻孥有被係或被俘而用作賞品的，其後裔有“降在皂隸”的。
奴隸做的是什麽事？第一，自然是在貴人左右服役。這一類的奴隸包括“小臣”（即侍役）、婢妾和管宮室、管車駕的仆豎；還有照例用被刖的罪犯充當的“閽人”；和用被“宮”的罪犯充當的“寺人”。但這些隻占小數。大部分的奴隸是被用於生產的工作。第一個貴家，自周王的以至大夫的，是一個自足的社會。穀米不用說是從采邑裏來的。此外全家穿的衣服，和用的東西，自家具以至車輿、兵器、樂器、祭器，多半是家中的奴隸製造的。這時代用車戰，兵車以馬駕，養馬和管廄又是奴隸的事。此外山林川澤是由貴家專利的。樵、蘇、漁、牧和煮鹽又是奴隸的事。女奴也有分配到外邊做工的；采桑養蠶的叫做蠶妾，做紡織或其他女紅的叫做工妾。貴家設有一官專管工人。公室的工官普通叫做工正，惟楚國的叫做工尹。王室和公室的總工官之下還有分各業的工官；例如以現在所知，周室有所謂“陶正”者，大約是管製造陶器的；魯國有所謂“匠師”者，大約是管木工的。有專長的奴隸每被用作禮物。例如前589年，魯國向楚國求和，賂以執斫、執針、織紝各百人。又例如前562年，鄭國向晉國講和，所賂有美女和工妾共三十人，女樂二隊每隊八人。
奴隸可以抵押買賣。西周銅器銘刻中有“贖茲五夫用百寽”的話。奴隸的生命自然由貴人隨意處置。例如晉獻公有一回思疑肉裏有毒，先拿給狗試試，狗死；再拿給小臣試試，這不幸的小臣便與那狗同其命運了。又例如獻公的兒子重耳出亡時，他的從臣們在桑下密謀把他騙離齊國，被一個蠶妾偷聽了；她回去告訴重耳的新婚夫人齊薑，齊薑恐怕妨礙公子的“四方之誌”，一聲不響地便把那蠶妾殺了。在周代盛行的殉葬製度底下，奴隸也是必然的犧牲。平常以百計的殉葬者當中，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是奴隸。他們的死太輕微了，史家是不會注意的。但也有一件奴隸殉葬的故事因為有趣而被保留。晉景公的一個小臣有一朝起來很高興地告訴人，他夜夢背著晉侯登天，午間他果然背著景公，但不是登天，而是“如廁”；景公本來病重，他跌落廁坑裏死了，那小臣便恰好被用來殉葬。
奴隸是以家為單位的，一個奴隸家裏不論男女老幼都是奴隸。他們的地位是世襲罔替的；除了遇著例外的解放。新俘奴隸被本國贖回也許是常見的事。此外奴隸被解放的機會似乎是很少的，曆史上隻保存著兩個例子。其一，前655年，晉滅虞，俘了虞大夫百裏奚，後來把他用作秦穆公夫人的“媵臣”（從嫁奴隸）。他從秦逃到楚，被楚人捉住。他在虞國本來以賢能知名，秦穆公想重用他，怕楚不給，於是以贖“媵臣”為名，出五張黑羊皮的很低代價，竟把他贖回了。他因此得到“五羖大夫”的綽號。其二，前550年，晉國內亂，叛臣手下的一個大力士督戎，人人聽到他的名字就懼怕。公家有一個奴隸叫做斐豹，自薦給執政道，若把他的奴籍燒了，他便殺死督戎，執政答應了他，後來他果然把督戎殺了。 第三節庶民
我們在上文敘述奴隸的生活時，保留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奴隸和農業的關係是怎樣？換句話說，大多數農民的地位是怎樣的？關於這一方麵，記載很殘缺，現在可得而說的多半是間接的推論。我們可以懸想，周朝開國之初，無數戰勝的族長分批地率領子弟來到新殖民地裏，把城邑占據了，田土瓜分了，做他們的侯伯大夫，他們於所占得的田土當中留出一小部分，直接派人去管理，收入完全歸他們自己，這種田便是所謂“公田”；其餘大部分的田土，仍舊給原來的農夫耕種，卻責他們以粟米、布縷和力役的供奉；他們的佃耕權可以傳給子孫卻不能轉讓或出售給別人。這種田即所謂“私田”。大部分的公田當是由耕私田的農夫兼盡義務去耕種的。他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但也有一部分“公田”是由奴隸去耕種的。所以西周的《大克鼎》銘文裏記周王賞田七區，其中有一區注明“以厥臣妾”。但由此可見奴隸附田的製度在西周已不很普遍了。耕私田的農夫皆是所謂“庶人”。他們的地位是比奴隸稍為高貴些；但他們的生活殊不見得比奴隸好。粟米和布縷的征收固有定額，但不會很輕；什一之稅在東周末年還是可望難即的理想。除正稅外遇著貴人家有婚嫁等喜事他們還有特別供應。力役之征更是無限的。平常他們農隙的光陰大部分花在貴人的差使上。若貴人要起宮室、營台榭、修宗廟或築城郭，隨時可以把他們征調到在鞭子底下做苦工。遇著貴人要打仗，他們得供應軍需，並且供獻生命。遇著凶年饑饉，他們更不如奴隸的有依靠，多半是“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西周傳下來的《七月》一首民歌描寫豳（今陝西邠縣）地農民的生活很詳細。根據這詩，可以作一個農民的起居注如下：正月把農器修理。二月開始耕種，他的妻子送飯到田裏給他吃，督耕的“田畯”也笑嘻嘻地來了。同時他的女兒攜著竹筐到陌上采桑。八月他開始收獲，同時他的女兒忙著繅絲，繅好了，染成黑的、黃的，還有紅灑灑的預備織做公子的衣裳。十月獲稻，並釀製明春給貴人上壽的酒。農夫們把禾嫁聚攏好，便到貴人家裏做工，白天去采茅，晚上絞繩。是月酧神聚飲烹宰羔羊；大家到貴人堂上獻酒，歡呼萬歲。十一月出獵，尋覓狐狸，為著貴人的皮袍。十二月農夫們會同受軍事訓練。是月把養肥了的豬獻給貴人，又把冰鑿下，藏好，預備明年春夏天貴人需用。
《七月》這首歌是貴人用作樂章的，自然要合貴人的口味。詩中的農夫是怎樣知足安分地過著牛馬生活。但農夫和別的庶民也有不安分的時候，假如貴人太過忽略了他們的苦痛。第一章裏已經說過，周朝的第十個王，厲王，就因為久積的暴虐，被民眾驅逐出國都，失卻王位。和厲王同命運，甚至比他更不幸的封君不斷地見於記載。舉例如下：前634年，當晉、楚兩強交爭的時候，衛君因為得罪了晉國想轉而親楚。但衛國離晉較近，親楚便會時常招惹晉人的討伐。在這種當兒，首先遭殃的便是人民。他們即使幸而免於戰死，免於被俘，他們回到家中，會發現禾稼被敵人割了，樹木被砍了，廬舍被毀了，甚至井也被塞了。因此，衛君的親楚政策是和衛國人民的利益根本衝突的。他們聽到了，便大鬧起來，把衛君趕到外國去了。同類的事件有前553年蔡國的公子燮因為想背楚親晉給民眾殺了。蔡是鄰近楚的。經過這些事件的教訓，所以前577年，陳侯當外患緊急時隻好把國人召齊來，征求他們的意見，來決定外交政策。因直接殘虐人民失去地位或性命的封君，為例更多。前609年，莒君因為“多行無禮於國”被他的太子率領民眾殺了。前561年，畿內的原伯，因為詳情現在不知的暴行弄到民不聊生，被民眾趕走了。前559年，另一位莒君因為喜歡玩劍，每鑄成一把劍便拿人民來試；又因為想背叛齊國，被一位大夫率領民眾趕走了。前550年，陳國的慶氏據著首都作亂，陳侯率兵來圍，慶氏督著民眾修城。是時，城是用土築的，築時用板夾土。督工的看見一兩板倒了，便把旁邊的役人殺死。於是役人暴動起來把慶氏的族長通殺了。前484年，陳大夫某，因為陳侯嫁女，替向國人征收特稅；征收的太多，用不了，他把剩下的自己鑄了一件鍾鼎之類的“大器”。後來國人知道，便把他趕走了。他走到半路，口渴，同行的一位族人馬上把稻酒、幹糧和肉脯獻上，他高興到了不得，問為什麽這樣現成？答道：大器鑄成時已經預備著。
上述厲王以後的民變，全發生在前六世紀當中和附近。這些見於記載的暴動完全是成功的，影響到貴人的地位或生命的，其他失敗而不見於記載的恐怕還有不少。這時候民眾已漸漸抬頭，許多聰明的卿大夫已認識民眾的重要，極力施恩於他們，收為己助，以強其宗，以弱公室，甚至以得君位。例如當宋昭公（前619至前611年）昏聵無道的時候，他的庶弟公子鮑卻對民眾特別講禮貌。有一回宋國大鬧饑荒，他把自己所有的穀子都供給饑民。國中七十歲以上的人他都送給食物，有時是珍異的食物。他長得很美，連他的嫡祖母襄夫人也愛上了他，極力助他施舍。後來襄夫人把昭公謀害了，他便在國人的擁戴中繼為宋君。又例如齊國當景公（前547至前492年）的時候，當公室底下的人民以勞力的三分之二歸入公室，而僅以三分之一自給衣食的時候，陳氏卻用實惠來收買人心。齊國的量器，以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十釜為鍾。陳家特製一種新量，從升到釜皆以五進，仍以十釜為鍾，借穀子給人民的時候，用新量，收還的時候，用舊量。陳家專賣的木材，在山上和在市上一樣價，專賣的魚鹽蜃蛤，在海邊和在市上一樣價。這一來民眾自然覺得陳家比公室可愛。後來陳氏毫無阻力地篡奪了齊國。此外如魯的季氏，鄭的罕氏都以同類的手段取得政權。
上文所說參加叛變和被強家利用的民眾自然包括各種色的庶人。當中自然大部分是農人，其餘當有少數商人和工人。庶人和奴隸的重要差別在前者可以私蓄財物，可以自由遷徙。但農人實際上很少移動，除了當饑荒的時候，雖然在前六世紀時人的記憶中，有“民不遷，農不移”的古禮。這似乎不是絕對的限製，禮到底與法禁有別。 第四節都邑與商業
人民聚居的地方通稱曰邑。邑可分為兩大類，有城垣的和沒有城垣的。有城垣的邑又可分為三類，一是王都和國都（直至東周時，“國”字還是僅指國都而言）；二是畿內和列國的小封君的首邑；三是平常的城邑。周室的西都鎬京自東遷後已成為禾黍油油的廢墟，其規模不見於記載。東都洛邑（今洛陽）的城據傳說是九裏（一千六百二十丈）見方，其麵積為八十一方裏，約當現在北平城之百分之二一點七（北平城麵積是今度一百九十四方裏，周一裏當今零點七二一五裏，一方裏當今零點二零五六方裏）。城的外郭據傳說是二十七裏（四千八百六十丈）見方，其所包的麵積差不多是現在北平城的兩倍。列國的都城，連外郭計，以九百丈（五裏）見方的為平常，其麵積約為今北平城的十五分之一。一直到前三世紀初，一千丈見方的城還算是不小的。但春秋末年勃興的吳國，其所造的都城卻特別大。據後漢人的記載，那箕形的大城，周圍約為今度三十四裏，其外郭周圍約為今度五十裏（今北平城周約五十四裏）。卿大夫首邑的城照例比國都小，有小至五百丈至一百丈左右見方的，那簡直和堡寨差不多了。這些小城的基址似乎到唐、宋時還有存在。唐人封演記當時“湯陰縣北有古城，周圍可三百步，其中平實。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裏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又宋人陳師道記：“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裏，附近城有走馬台而高半之，闊五之一，上下如一。”此二人所記很像是周人的遺跡。
王城和列國都城的人口不詳。但我們知道春秋時大夫的封邑在一千戶上下的已算很大的了。平常國都的人口就算比這多十倍也不過一萬戶。我們從前686年內蛇與外蛇鬥於鄭都南門中的故事，可知當時的國都決不是人煙稠密的地方。前660年，比較細小的衛國都城被狄人攻破後，它的遺民隻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兩邑的人口，通共也隻有五千人。
我們試看列國都城在地圖上的分布很容易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它們都鄰近河流；以現在所知，幾無例外。一部分固然因為交通的便利，一部分也因為河穀的土壤比較肥沃，糧食供給比較可靠。城的作用在保衛，貴人的生命和財富和祖先神主的保衛。國都的主要居住者為國君的家庭和他的衛士、“百工”；在朝中做官的卿大夫和他們的衛士。大多數國家的朝廷，像王室的一般，內中主要的官吏有掌軍政的司馬，掌司法和警察的司寇，掌賦稅和徭役的司徒，和掌工務（如城垣、道路、宗廟的修築）的司空。國都裏的重要建築，有國君的宮殿、台榭、苑囿、倉廩、府庫、諸祖廟、祀土神的社，祀穀神的稷，卿大夫的邸第和給外國的使臣居住的客館。這些建築在城的中央外麵環著民家和墟市。墟市多半在近郭門的大道旁。郭門外有護城的小池或小河，上麵的橋大約是隨時可以移動的。城郭的入口有可以升降的懸門。城門時常有人把守，夜間關閉，守門的“擊柝”通宵。貨物通過城門要納稅，這是國君的一筆大收入。
都邑也是商業的中心。至遲在春秋下半期，一些通都裏已可以看見“金玉其車，文錯其服”的富商。他們得到闊大夫所不能得到的珍寶，他們輸納小諸侯所能輸納的賄賂。他們有時居然闖入貴族所包辦的政治舞台。舊史保存著兩個這樣的例子：（1）前597年，晉軍大將知在戰場被楚人俘了。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的，要把他藏在絲綿中間，偷偷地運走。這計策已定好，還沒實行，楚國已把知放還。後來那位商人去到晉國，知待他隻當是他救了自己一般。那商人謙遜不遑，往齊國去了。（2）前627年，秦人潛師襲鄭，行到王城和鄭商人弦高相遇。弦高探得他們的來意，便一方麵假托鄭君的名義，拿四張熟牛皮和十二隻牛去犒師，一方麵派人向鄭國告警，秦人以為鄭國已經知道防備，隻好把襲鄭的計劃取消了。這兩個故事中的商人都是鄭人。如故事所示，鄭商人的貿易範圍至少西北到了王城和晉國，東到了齊國，南到了楚國，鄭國最早的商人本是鎬京的商遺民，當鄭桓公始受封的時候，跟他們一同來到封地，幫他們斬芟蓬蒿藜霍，開辟土地的。鄭君和他們立過這樣盟誓：“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鄭當交通的中心，自東遷時便有了一群富於經驗的商人，他們又有了特定的條障，故此鄭國的商業特別發達。但這時期商人所販賣的大部分隻是絲麻布帛和五穀等農產品，加上些家庭的工藝品。以傭力或奴隸支持的農業還沒有出現。
周人的貨幣，除貝以外還有銅。西周彝器銘文中每有“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一類的記錄。也有罰罪取“金”（即銅）若幹鋝的記錄。傳說周景王（前544至前521年）已開始鑄大錢。但貝和“金”似乎到春秋時還不曾大宗地、普遍地作貨幣用，一直到春秋下半期，國際間所輸大宗或小宗的賄賂還是用田土、車馬、幣帛、彝器或玉器，而不聞用貝或用“金”，錢更不用說了。 第五節家庭
庶人的家庭狀況自然不會被貴人身邊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現在也無可講述。隻是這時代的民歌泄露一些婚姻製度的消息：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縱橫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少年男女直接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的自由在這時代已經被剝奪了。在樊籠中的少女隻得央告她的情人：
將仲子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甚至在悲憤中嚷著：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隻！不諒人隻！
這種婚姻製度的背景應當是男女在社會上的隔離。詩人隻管歌詠著城隅桑間的密會幽期，野外水邊的軟語雅謔，男女間的堤防至少在貴族社會當中已高高地築起了。說一件故事為例：前506年，吳人攻入楚國都城的時候，楚王帶著兩個妹妹出走，半路遇盜，險些送了性命。幸運落在他的一個從臣鍾建身上，他把王妹季羋救出，背起來跟著楚王一路跑。後來楚王複國，要替季羋找丈夫，她謝絕，說道：處女是親近男子不得的，鍾建已背過我了。楚王會意，便把她嫁給鍾建；並且授鍾建以“樂尹”的官，大約因為他是一個音樂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禮製，但東周的貴族還沒有普遍遵行，庶民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貴族家庭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多妻。至少在周王和諸侯的婚姻裏有這樣的一種奇異製度：一個未來的王後或國君夫人出嫁的時候，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姬妾，同時跟去的婢女還不少，這些遲早也是有機會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陪嫁的妾婢都叫做媵。更可異的，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在前550年，齊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把晉國的一位叛臣當做媵女的仆隸送到晉國去，興起內亂，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這次變亂中的事。
媵女而仆，王侯還隨時可以把別的心愛的女子收在宮中。他們的姬妾之多也就可想。多妻家庭裏最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在春秋時代真是史不絕書。舉一例如下：衛宣公（前718至前700年）和他的庶母夷薑私通，生了急子。後來急子長大，宣公給他齊國娶了一個媳婦來，看見是很美，便收為己用，叫做宣薑。子通庶母，父奪子妻，在春秋時代並不是稀奇的事。這時代男女禮防之嚴和男女風紀之亂，恰成對照。宣公收了宣薑後，夷薑氣憤不過，上吊死了。宣薑生了兩個兒子，壽和朔。宣薑和朔在宣公麵前傾陷急子，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的。宣公於是派急子出使到齊國去，同時買通一些強盜要在半路暗殺他。壽子知道這秘密，跑去告訴急子，勸他逃走。他要全孝道，執意不肯。當他起程的時候，壽子給他餞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強盜殺了。急子醒來，趕上前去，對強盜說：衛君要殺的是我，幹壽子甚事？他們不客氣地又把他殺了。 第六節士
有兩種事情打破封建社會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二者同是被認為關係國家的生存的。先說戰爭。
周室的分封本來是一種武裝殖民的事業。所有周朝新建的國家大都是以少數外來的貴族（包括國君、公子、公孫、卿大夫及其子孫）立在多數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這些貴族的領主地位要靠堅強的武力來維持。而直至春秋時代，所有諸夏的國家若不是與戎狄蠻夷雜錯而居，便是與這些外族相當的接近，致時有受其侵襲的危險。再者至遲入東周以後，國際間的武裝衝突和侵略戰爭成了旦暮可遇的事。因為這三種原因，軍事成了任何國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貴族生活的中心。貴族一方麵是行政的首腦，一方麵也是軍事的首腦。農民每年於農隙講武，每逢國家打仗都受征調的義務。此外有一班受貴族祿養著專門替貴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戰場上鬥爭的主力，那叫做“士”，即武士。
到底每一國的“士”有多少呢？這不能一概而論。據說周朝的製度，王室有六軍，大國三軍（《齊侯鎛鍾》：“餘命汝政於朕三軍”；又“穆和三軍”），中國二軍，小國一軍。周朝行車戰，軍力以乘計。大約一軍有車一千乘，每乘有甲胃之“士”十人。事實自然與製度有出入。例如周室東遷後六十三年，周桓王合陳、蔡、衛的兵還打不過鄭國，此時的周室決不能“張皇六師”。又例如在春秋末葉（約前562至前482年）頭等的大國如晉、秦、楚等其兵力總在四五千乘以上。
士字原初指執幹（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後卻漸漸變成專指讀書，議論的文人。為什麽同一個字其先後的意義恰恰對極地相反？懂得此中的原因，便懂得春秋以前和以後的社會一大差別。在前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後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士字始終是指特別受教育的人，但因為教育的內容改變，它的涵義也就改變了。
“士”的主要訓練是裸著臂腿習射禦幹戈。此外他的學科有舞樂和禮儀。音樂對於他們並不是等閑的玩藝，“士無故不徹琴瑟”。而且較射和會舞都有音樂相伴。“士”的生活可以說是浸潤在音樂的空氣中的。樂曲的歌詞，即所謂“詩”。詩的記誦，大約是武士的唯一的文字教育。這些詩，到了春秋末葉積有三百多篇，即現存的《詩經》。內中有的是祭祀用的頌神歌，有的是詩人抒情的作品，大部分卻是各國流行的民歌。較射和會舞都是兼有娛樂、交際、德育和體育作用的。較射是很隆重的典禮，由周王或國君召集卿大夫舉行的叫做大射，由大夫士約集賓客舉行的叫做鄉射。較射的前後奏樂稱觴。預射的人揖讓而升，揖讓而下。這是孔子所讚為“君子之爭”的。會舞多半是在祭祀和宴享的時候舉行（不像西方的習俗，其中沒有女子參加的）。舞時協以種種的樂曲，視乎集會的性質而異。這時期中著名的樂曲，如相傳為舜作的“韶”，相傳為禹作的“大夏”和武王所作的“大武”等，都是舞曲。大武的舞姿，現在猶可仿佛一二，全部分為六節，每一節謂之一成。第一成象“北出”，舞者“總幹（持盾）山立”；第二成象“滅商”，舞容是“發揚蹈厲”；第三成象南向出師；第四成象奠定南國；第五成象周公召公左右分治（周初曾把王畿分為兩部，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陝西省之得名由此），舞者分夾而進；第六成象軍隊集合登高，最後舞者同時坐下。六成各有相配的歌詞，皆存於《詩經》中，茲引錄如下。
一成 二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昊天有成命，
二後受之。
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密。
放緝熙，
單厥心，
肆其靖之。
於皇武王，
無競維烈。
允文文王，
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
耆定爾功。
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
時純熙矣，
是用大介。
我龍受之，
王之造，
載用有嗣，
實維爾公允師。 綏萬邦，
屢豐年，
天命匪懈。
桓桓武王，
保有厥土。
於以四方，
克定厥家。
於昭於天，
皇以閑之。 文王既勤止，
我應受之。
敷時繹思，
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
於繹思。
於皇時周，
陟其高山。
隋山喬嶽，
允猶翕河。
敷天之下，
裒時之對，
時周之命。
六成不必全用，第二成單行叫做武，第三成叫做勺，第四五六成各叫做象，幼童學舞，初習勺次習象。大武是周代的國樂，是創業的紀念，垂教的典型，武威的象征，其壯烈蓋非韶夏可比。舞者必有所執，在大武中舞者執幹戈，此外或執雉羽，或鷺羽，或斧鉞，或弓矢。執羽的舞叫做“萬”，這種舞，加上講究的姿式和伴奏，一定是很迷人的，可以一段故事為證。楚文王（前689至前677年）死後，遺下一個美麗的夫人，公子元想勾引她，卻沒門徑，於是在她的宮室旁邊，起了一所別館，天天在那裏舉行萬舞，希望把她引誘出來。她卻哭道：“先君舉行萬舞原是為修武備的，現在令尹（楚國執政官名，公子元所居之職）不拿它來對付敵人，卻拿它用在未亡人的身邊，那可奇了！”子元聽了，羞慚無地，馬上帶了六百乘車去打鄭國。
理想的武士不僅有技，並且能忠。把榮譽看得重過安全，把責任看得重過生命，知危不避，臨難不驚；甚至以藐然之身與揭地掀天的命運相抵拒；這種悲劇的、壯偉的精神，古代的武士是有的，雖然他們所效忠的多半是一姓一人。舉兩例如下：（1）前684年，魯國和宋國交戰，縣賁父給一個將官禦車。他的馬忽然驚慌起來，魯軍因而敗績。魯公也跌落車下，縣賁父上前相助。魯公說道：這是未曾占卜之故（照例打仗前選擇禦士須經占卜）。縣賁父道：別的日子不打敗，今日偏打敗了，總是我沒勇力。說完便衝入陣地戰死。後來國人洗馬發現那匹馬的肉裏有一枝流矢。（2）前480年衛國內亂，大臣孔悝被圍禁在自己的家中。他的家臣季路（孔子的一位弟子），聽到這消息，便單身匹馬地跑去救應，半路遇著一位僚友勸他不必。他說，既然食著人家的飯，就得救人家的禍。到了孔家，門已關閉，他嚷著要放火。裏頭放出兩位力士來和他鬥，他腦袋上中了一戈，冠纓也斷了。他說：“君子死，冠不免。”把冠纓結好才死。
王公大夫的子弟至少在原則上都得受武士的教育。王室有“學宮”，王子和他的近侍在內中學射，周王和他的臣工也有時在內中比射；又別有“射盧”，周王在內中習射，作樂舞。公室也當有同類的設備。
武士的地位僅次於大夫。他們雖然沒有封邑，卻有食田。出戰時“士”是穿著甲胄坐在車上的主要戰鬥力。但他們底下還有許多役徒小卒，這些多半是臨時征發農民充當的。 第七節宗教
周人的神鬼世界我們知道得比較殷人的詳細些。這其中除了各家的祖先外，有日月星辰的神，他們是主使雪霜風雨合時或不合時的；有山川的神，他們是水旱癘疫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人們生存所賴的，還是土神和穀神。前者關係土壤的肥瘠，後者關係五穀的豐歉。土神叫做社，或後土，穀神叫做稷，或後稷。供奉社稷的地方，也叫做社稷。稷隻是穀的一種，而以名穀神，以名“田祖”，這裏似乎泄露一件久被遺忘的史實：最初被人工培植的是叫野種的稷。
像封建社會之上有一個天王，主宰百神的有一個上帝。他是很關心人們的道德的，會賞善罰惡。但他也像天王一般，地位雖尊，實權卻有限，他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很少發生關係，人們也用不著為他破費。祀上帝的典禮叫做郊祀。舉行郊祀禮的隻有周王和魯君。上帝的由來不知周人曾涉想到否。至於自然界各部分的神祗，在周人的信仰中，多半有原始可稽的。他們多半是由人鬼出身；而且，像封君一般，他們的地位是上帝所封的。例如汾水的神，傳說是一位古帝金天氏的兒子，他生時做治水的官，疏通汾、洮二水有功，因而受封。又例如永遠不相會麵的參、商兩個星座，其神的曆史是這樣的：古帝高辛氏有兩個不肖的兒子，他們死了，住在荒林裏還是整天打架。上帝看不過，便把大的遷到商丘，做商星的神，把小的遷到大夏，做參星的神。這段神話的曆史背景是商人拿商星做定時節的標準星，故此它名為商星。古人在沒有日曆之前，看一座恒星的位置的移動來定時節的早晚，這叫做“觀象授時”。被選作目標的恒星叫做辰。
周人的稷神是一位農業的發明者，同時又是本朝的祖先。但到底稷神是周人的創造呢？抑或周室不過搬舊有的稷神做祖先呢？現在不得而知。社神卻確是在周代以前已經有的。周人稱殷人的社為亳社。至少在魯國的都城同時有亳社和周社。朝廷的建築，就在兩社之間。大約原初魯國被統治的民眾大部分是殷的遺民，新來的統治者顧忌他們的反感，隻好讓他們保留原來的宗教，而別立自己的新社，叫做周社。一直到前五世紀初，魯國大夫尚有盟國君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的故事。社神的來曆現在不得而知了。祀社的地方照例種著一棵大樹，據說夏代的社用鬆，殷代用栢，周代用粟。
從天子到士都有宗廟。天子和封君的廟分兩種，合祀眾祖的太廟，和分祀一祖的專廟。除太祖外，每一祖的專廟，經過若幹代之後，便“親盡”被毀，否則都城之內便有廟滿之患了。宗廟社稷是每一個都會的三大聖地。它們年中除了臨時的祈報外都有定期的供祭。宗廟的供祭尤其頻數。其他的神祗則隻當被需求的時候，才得到饋賂。但他們可不用愁。這樣的機會是很多的。雖然水旱癘疫和風雨失調是比較的不常，雖然眾神各有各的領域，但任何神鬼在任何時候，都能給任何人以禍難，尤其是疾病。在這些當兒犧牲和玉帛是不會被人們吝惜的，疾病的原因都推到鬼神。他們的歡心勝過醫藥，巫祝就是醫生。周人事神似乎不像殷人的煩瀆，但也和殷人一樣認真。祭祀之前主祭的人要離開家庭到廟旁清淨的地方齋戒幾天；祭某祖的時候要找一個人扮成他的模樣來做供奉的具體對象，這叫做“屍”。祭宗廟社稷的犧牲，雖然也照後世的辦法，隻給鬼神嗅嗅味道而“祭肉”由預祭的人瓜分，但在其餘的祭典中也有時把整隻的牛、羊、豬或狗焚化了，埋了或沉在水裏給鬼神著實受用的。焚給一切鬼神的布帛，也通是真的而不是紙做的。獻給鬼神的玉，不能擺一下就算了，要捶碎了，或拋入河中。但鬼神也像小孩子一般，可以用“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不許我，我仍屏璧與珪”一類的話（這是周公對祖先說的話）來試誘的。盛大的祭典是一種壯觀，在丹柱刻椽的宗廟裏，陳列著傳為國寶鼎彝，趨蹌著黼黻皇華的縉紳，舞著羽翰翩躚的萬舞，奏著表現民族精神的音樂，排演著繁複到非專家不能記憶的禮儀（周朝始避諱祖先之名，因而王侯有諡，大夫、士有別字）。
諸神中最與民眾接近的是社。每年春間有一次社祭的賽會。這時候鼓樂歌舞、優技、酒肉和鄉下的俏姑娘引誘得舉國若狂。在齊國，也許因為民庶物豐，禮教的束縛又較輕，社祭特別使人迷戀，連輕易不出都城的魯君有時也忍不住要去看看。每逢打仗之前，全軍要祭一回社，祭畢把祭肉和酒分給兵士，叫做受。釁鼓就在這時候舉行。這以壯軍威的餉宴，這拚命之前的酗醉，這震地的喧囂，是全國緊張的開始。得勝回來的軍隊要到社前獻俘，有時並且把高貴的俘虜當場宰了用作祭品。此外遇著水災和日蝕，則在社前擊鼓搶救，同時用幣或獻牲；火災之後，也要祭社，以除凶氣。遇著訟獄中兩造的證據不能確定，也可以令他們到社裏奉牲發誓，而等候將來的奇跡。
除了上說列在祀典的鬼神而外，還偶然會有陌生的精靈或是神話上的英雄，或是被遺棄了舊鬼新鬼，或是來曆不明的妖魅，降附在巫覡（巫是女的，覡是男的）身上。巫覡是神靈所鍾愛的。他們能和降附的神靈說話，因此人們若有求於這些神靈得先求他們。王侯大夫都有供奉巫神的。被人驅逐去位的周厲王有使衛巫監謗的故事，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魯君隱公就是一位佞巫者。他未即位之前曾做過鄭國的俘虜，被囚在尹氏家中。這家有一個著名靈驗的鍾巫。他貫通尹氏私去祈禱。後來鄭人把他放歸，他便把鍾巫都帶到魯國來。他被他的兄弟派人暗殺就在他出外齋宿預備祭鍾巫的時候。
巫覡是某些鬼神的喉舌，所以能直接知道這些鬼神的意旨，和未來的吉凶。但其餘的人，要知道鬼神的意旨和未來的吉凶，除問巫覡外，隻有憑間接的占測方法。周代的占測方法，除了沿襲自商代的龜卜（獸骨卜在周代似已不通行）外，還有周人所發明（約在商末周初）的筮。要說明筮法，得先說明筮時所用的一部書，即《周易》。這部書包涵六十四個符號和他們的解釋。這些符號叫做封。每一封有六層即所謂六爻。每一層是一橫畫，或一橫畫中斷為二，前者可說是奇的，後者可說是偶的。卦各有專名，例如六爻皆奇的（）名為乾，六爻皆偶的（）名為坤，六爻中第二五爻為偶（從底數起）餘皆為奇的（）名為離。每卦的解釋分兩種，解釋全卦的叫做卦辭，解釋各爻的叫做爻辭。筮的時候取五十莖蓍草，加以撮弄（有一定方法，這裏從略）以得到某一卦，再加以撮弄，看這一卦中那些爻有“變”；例如筮得乾卦而第二五爻有變則為“遇乾之離”。筮者應用卦辭及變爻的爻辭而作預言。至於怎樣應用法，那就有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卦爻辭包涵許多關於人事的教訓，有些是很深刻的；例如說“無平不陂，無往不複”。那是說明“物極必反”，教人不要趨極端的。
巫覡的神通隻限於降附他們的神靈的勢力範圍，他們並不掌管宗廟社稷等有常典的祭祀。他們即使被王侯供養的，也不是正常的職官。
王侯的朝廷中管理和鬼神打交涉的正常職官有諸祝、宗、卜、史。祝的主要任務在代表祭者向鬼神致辭，因此他特別要知道鬼神的曆史和性情。宗是管理宗廟的司祭祀的程度，祭壇的布置，祭品的選擇、保存等等。卜是掌卜筮的，但有些國家於卜之外別置筮官。史的主職在掌管文書，記錄大事，占察天象，但也兼理卜筮和祭祀的事。這四種職官的首長，在王朝分別名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在列國大抵如之；惟楚國名卜長為卜尹，又有左史右史而似乎無太史。祝、宗、卜、史等長官的地位史無明文，但我們從下麵兩件故事，可以推想。楚平王（前528至前517年）即位之初曾把他所尊敬的敵人觀起叫來，要給他官做，說唯汝所欲。因為他的先人曾掌卜，便使他做卜尹。可見卜長的地位是很高的。衛獻公（前576至前559年）出奔歸國，要頒邑給從臣而後入。從臣有太史柳莊者，恐其偏賞私近致失人心，力加諫阻。獻公從之，以為他是社稷之臣，等他臨死之時，終於給他田邑，並寫明“世世萬（萬世）子孫毋變”的約言放在他的棺中。可見太史得世有田邑，宗長、祝長等當亦如之。至於低級的祝、宗、卜、史等官則皆有食田，而且有時多至值得王室或世室搶奪的食田。但擁有強力的大夫很少出身於祝、宗、卜、史或同時充任著這些官職的。
這時候的國家大事，上文已說過，不外打仗和祭祀。而打仗之前，照例要“受命於（宗）廟，受於社”，照例要來一番卜筮。故此沒一次國家大事沒有上說的四種專家參預。他們又是世業的，承受者愈積愈豐的傳說。因此他們都是多識前言往行的。史官因為職在典藏與記載尤熟於掌故和掌故所給人的教訓，他們成為王侯時常探索的智囊。周初有一位史佚，著過一部書。後人稱為《史佚之誌》的。這大約是夾著論斷的曆史記載。春秋時有知識的人常常稱引這書，可惜後來佚了，但至今還保存著其中一些名句，如“動莫若敬，居莫若險，德莫若讓，事莫若諮”。 第八節卿大夫
封君當中，不用說以大夫占多數。他們是地主而兼統治者的階級的主體。雖然各國在任何時期的氏室總數，無可稽考；但我們知道，在魯國單是出自桓公的氏室已有三桓，在鄭國單是出自穆公的氏室已有七穆，宋國在前609年左右至少有十二氏，晉國的一小部分在前537年左右已有十一個氏室。
氏室的領地，或以邑計，或以縣計。言邑自然包括其附近的田土。縣本來是田土的一種單位，但言縣也自然包括其中的都邑。
一個氏室的封邑有多少？這不能一概而論。前546年，衛君拿六十邑賞給一位大夫，他辭卻，說道：“唯卿備百邑，臣六十邑矣。”這恐怕隻能代表小國的情形。我們知道，在齊國，管仲曾“奪伯氏駢邑三百”；又現存一個春秋以前的齊國銅器（子仲薑寶鎛），上麵的刻辭記著齊侯以二百九十九邑為賞。
縣的名稱一直沿到現在。在春秋時似乎還隻秦、晉、齊、楚等國有之。最初秦、楚兩強以新滅的小國或新占領的地方為縣，直屬於國君，由他派官去治理。這種官吏在楚國叫做縣公或縣尹。他們在縣裏隻替國君征收賦稅，判斷訟獄。他們即使有封邑，也在所治縣之外。這種製度是後世郡縣製度的萌芽。秦在前687年滅邽冀戎，以其地為縣，次年以杜鄭為縣。楚國在前597年左右，至少已設有九縣，第一縣即舊時為一小國。晉、齊的縣製較後起，它們的縣不盡是取自它國的土地，也不盡屬於公室。晉國在前537年左右有四十九縣，其中九縣有十一個氏室；直屬公室的縣各設縣大夫去管，如楚國的縣尹。前514年，晉滅祁氏和羊舌氏，把他們的田邑沒歸公室；分祁氏的田為七縣，羊舌氏的田為三縣，各置縣大夫。在晉國，縣肥於郡。前493年，晉國伐鄭，軍中曾出過這樣的賞格：“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田（下田字原作萬，蓋誤），庶人工商遂（得仕進），人臣隸圉免（免奴籍）。”齊國在春秋時有縣的唯一證據乃在靈公時代一件遺器（《齊侯鎛鍾》）的銘文，內記靈公以三百縣的土地為賞。顯然齊國的縣比晉、楚等國的縣小得多。
縣郡的區分在春秋時代還不普遍。在沒有縣郡的國裏，公室和較大的氏室都給所屬的邑設宰。邑宰的性質和縣尹縣大夫相同，不過邑宰所管轄的範圍較小罷了。
上文有點離開敘述的幹路，讓我們回到列國的氏室，它們的土地原初都是受自國君。國君名義上依舊是這些土地的主人。雖然氏室屬下的人民隻對氏室負租稅和力役的義務，氏室對於國君年中卻有定額的“貢”賦，所以有“公食貢”的話。國君或執政者可以增加貢額。舉一例如下：魯國著名聖哲臧武仲有一次奉使去晉國（前551年），半路下雨，到一位大夫家裏暫避。那位大夫正要喝酒，看見他來，說道：“聖人有什麽用？我喝喝酒就夠了！下雨天還要出行，做什麽聖人！”這話給一位執政者聽到了，以為那位大夫自己不能出使，卻傲慢使人，是國家的大蠹，下令把他的貢賦加倍，以作懲罰。
大夫可以自由處分自己的土地。至少有些闊大夫把食邑的一部分撥給一個庶子，另立一個世家，叫做“側室”或“貳宗”。別的被大夫寵幸的人也可受他賞邑或求他賞邑。例如前500年，宋公子地拿自己食邑的十一分之五賞給一個嬖人。又前486年，鄭大夫某的嬖人某向他求邑，他沒得給，許他往別的國裏取，因此鄭軍圍宋雍丘，結果全軍覆沒。大夫也可以受異國君主的賜邑，例如前656年，齊桓公會諸侯伐楚，師還，一位鄭大夫獻計改道，為桓公所喜，賜以鄭的虎牢；又例如前657年，魯大夫某出使晉國，晉人要聯絡他，給他田邑，他不受；又例如前654年晉會諸侯滅偪陽國，以與向戌，向戌也辭卻。大夫又有挾其食邑，投奔外國的，例如前547年齊大夫某以廩丘奔晉，前541年，莒大夫某以大厖及常儀奔魯，前511年邾大夫某以濫奔魯。
大夫私屬的官吏，除邑宰外，以現在所知，有總管家務的家宰，這相當於王室和公室的太宰；有祝、有史、有管商業的賈正，有掌兵的司馬。這些官吏都受大夫祿養。家宰在職時有食邑，去職則把邑還給大夫，或交給繼任的人。氏室的官吏有其特殊的道德意識：“家臣不敢知國”；“家臣而張公室罪莫大焉”。
氏室和公室的比較兵力沒有一個時代可以詳考。現在所知者：春秋初年鄭莊公消滅國內最強的氏室，用車不過二百乘。當春秋中葉，在魯、衛等國，“百乘之家”已算是不小的了。但大國的巨室，其兵力有時足與另一大國開戰。例如前592年，晉郤克奉使齊國，受了婦人在帷後窺視竊笑的侮辱，歸來請晉侯伐齊，不許，便請以私屬出征。而郤克的族侄卻至則“富半公室，家半三軍”。魯國的季氏從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後，私屬的甲士已在七千以上。
具有土地人民和軍隊的氏室和公室名分上雖有尊卑之殊，事實上每成為對峙的勢力。強橫的氏室儼然一個自主的國。原則上國君的特權在（1）代表全國主祭，（2）受國內各氏室的貢賦，（3）出征時指揮全國的軍隊，（4）予奪封爵和任免朝廷的官吏。但至遲入東周後，在多數的國家如齊、魯、晉、宋、衛、鄭等，末兩種權柄漸漸落在強大的氏室，甚至國君的廢立也由大夫操縱。 第九節封建組織的崩潰
我們對於商朝的政治組織，所知甚少，所以無法拿商、周兩朝的政治組織作詳細的比較。但其間有一重大的差異點是可以確知的。商朝創建之初並沒有把王子分封於外，以建立諸侯國。商朝王位的繼承，是以兄終弟及（不分嫡庶）為原則的。但到了無弟可傳的時候，並不是由所有的伯叔兄弟以次繼承（由末弟諸子抑或由其先兄諸子以次繼承亦無一定）。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二世以後的王子總有許多不得為王的。這些不得為王的王子是否有的被封在外建國？這問題無法確答。但周朝的舊國當中，從沒聽說是商朝後裔的。而唯一奉殷祀的宋國，卻是周人所建。可知王子分封的事在商朝若不是絕無，亦稀有。但在周朝，則不然了；王位是以嫡長子繼承的；王的庶子，除在少數例外的情形之下（如王後無出，或嫡長子前死），都沒有為王的資格；所以文王、武王的庶子都受封建國，或被封在畿內立家。這商、周間的一大差異有兩種重大的結果。第一，因為王族的向外分封，周朝王族的地盤，比之商朝大大地擴張了。王室的勢力，至少在開國初年大大地加強了；同時王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周王正式的名號是“天王”，通俗的稱號是“天子”，那就是說，上帝在人間的代表。第二，王族的向外分封也就是周人的向外移殖，這促進民族間的同化，也就助成“諸夏”範圍的拓展。
嫡長繼承製把王庶子的後裔逐漸推向社會的下層去，而助成平民（即所謂庶人）地位的提高。周王的庶子也許就都有機會去做畿外的諸侯或畿內的小封君；他的庶子的庶子也許還都有機會做畿內的封君；但他的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則不必然了。越往下去，他的後裔胙土受封的機會越小，而終有儕於平民的。所以至遲在前七世紀的末年畿內原邑的人民，便會以“夫誰非王之姻親”自誇。隨著貴族後裔的投入平民階級裏，本來貴族所專有的教育和知識也漸漸滲入民間。
周朝諸侯和大夫的傳世也是用嫡長繼承製（以現在所知諸侯位之傳襲曾不依此例者有吳、越、秦、楚。楚初行少子承襲製，至前63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製；秦行兄終弟及製，至前62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製；吳亡於前473年，其前半世紀還行兄終弟及製）。在嫡長繼承製下，卿大夫的親屬的貴族地位最難長久維持。大夫的諸兒子當中隻有一個繼承他的爵位，其餘的也許有一個被立為“貳宗”或“側室”，也許有一兩個被國君賞拔而成為大夫；但就久遠而論，這兩種機會是不多的。一個“多男子”的大夫總有些兒子得不到封邑，他的孫曾更不用說了。這些卿大夫的旁支後裔當中，和氏室的嫡係稍親的多半做了氏室的官吏或武士，疏遠的就做他屬下的庶民。故一個大夫和他私家的僚屬戰士，每每構成一大家族：他出征的時候領著同族出征，他作亂的時候領著整族作亂，他和另一個大夫作對就是兩族作對，他出走的時候，或者領著整族出走，他失敗的時候或者累得整族被滅。
氏室屬下的庶民也許就是氏室的宗族，否則也是集族而居的。氏室上麵的一層是國君和同姓卿大夫構成的大家族，更上的一層是周王和同姓諸侯構成的大家族。其天子和異姓諸侯間，或異姓諸侯彼此間，則多半有姻戚關係。這整個封建帝國的組織大體上是以家族為經，家族為緯的。
因此這個大帝國的命運也就和一個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差不多。設想一個精明強幹的始祖督率著幾個少子，在艱苦中協力治產，造成一個富足而親熱的，人人羨慕的家庭。等到這些兒子各各娶妻生子之後，他們對於父母，和他們彼此間，就難免形跡稍為疏隔。到了第三代，祖孫叔侄或堂兄弟之間，就會有背後的閑話。家口愈增加，良莠愈不齊。到了第四五代，這大家庭的分子間就會有愁怨、有爭奪、有傾軋，他們也許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鬧起官司來。至遲在東周的初期，整個帝國裏已有與此相類似的情形，充滿了這時代的曆史的是王室和諸侯間的衝突，諸侯彼此間的衝突，公室和氏室間的衝突，氏室彼此間的衝突。但親者不失其為親，宗族或姻戚間的鬩爭，總容易調停，總留點餘地。例如前705年，周桓王帶兵去打鄭國，打個大敗，並且被射中了肩膊。有人勸鄭莊公正好乘勝追上去，莊公不答應，夜間卻派一位大員去慰勞恒王，並且探問傷狀。又例如前634年，齊君帶兵侵入魯境。魯君知道不敵，隻得派人去犒師，並叫使者預備好一番辭令，希望把齊師說退。齊君見了魯使問道；魯人怕嗎？答道：小百姓怕了，但上頭的人卻不怕。問：你們家裏空空的，田野上沒一根青草，憑什麽不怕？魯使答道：憑著先王的命令。隨後他追溯從前魯國的始祖周公，和齊國的始祖薑太公怎樣同心協力，輔助成王，成王怎樣感謝他們，給他們立過“世世子孫無相害”的盟誓；後來齊桓公怎樣複修舊職，糾合諸侯，給他們排解紛爭，拯救災難。最後魯使作大意如下的陳說：您即位的時候，諸侯都盼望您繼續桓公的事業，敝國所以不敢設防，以為難道您繼桓公的位才九年，就會改變他的政策嗎？這樣怎對得住令先君？我們相信你一定不會的，靠著這一點，我們所以不怕。齊君聽了這番話，便命退兵。又例如前554年，晉師侵齊，半路聽說齊侯死了，便退還。這種顧念舊情、不為己甚的心理加上畏懼名分、雖幹犯而不敢過度幹犯的矛盾心理，使得周室東遷後三百年間的中國尚不致成為弱肉強食的世界；這兩種心理是春秋時代之所以異於後來戰國時代的地方。不錯，在春秋時代滅國在六十以上，但其中大部分是以夷滅夏和以夏滅夷；諸夏國相滅隻占極少數，姬姓國相滅的例尤少。而這少數的例中，晉國做侵略者的占去大半。再看列國的內部，大夫固然有時逐君弑君，卻還要找一個比較合法的繼承者來做傀儡。許多國的君主的權柄固然是永遠落在強大的氏室，但以非公室至親的大夫而篡奪或僭登君位的事，在前403年晉國的韓、趙、魏三家稱侯以前，尚未有所聞。故此我們把這一年作為本章所述的時代的下限。
宗族和姻戚的情誼經過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君臣上下的名分，最初靠權力造成，名分背後的權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紙老虎，必被戳穿，它的窟窿愈多，則威嚴愈減。光靠親族的情誼和君臣的名分去維持的組織必不能長久。何況姬周帝國之外本來就有不受這兩種鏈索拘束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