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魯國的特色
當春秋時代，魯是一個弱國，始受製於齊，繼受製於吳，終受製於越。但它也是列國中文化最高的。宗周的毀滅，和成周在春秋時所經幾度內亂的破壞，更增加魯在文化上的地位。前540年，晉韓宣子來聘，看到魯太史所藏的典籍，便說“周禮盡在魯矣”！先此數年，吳公子季劄曆聘諸國，到魯國，特別請求聽奏各種“周樂”。可見“周樂”亦“盡在魯矣”。不獨代表“精神文明”的“禮樂”為然，論“物質文明”也是魯國首屈一指。前589年，魯向楚求和，賂以木匠、繡工、織工、縫工各一百人。可見這些工藝在魯國特別發達。我國曆史上第一個著名的建築工程師公輸般，即舊日木匠行所供奉的“魯班師父”，就是生於孔子死後不久的魯國人。
當春秋時代，在多數國家，“周禮”已成一段模糊的曆史了。但魯人特別小心翼翼地遵守著它，並且當做一種重大的學問去講求它。當時魯國有一班人，專以傳授禮文，並“導演”禮儀為職業。這種人叫做“儒”。魯人之重禮信儒曾造成一段曆史的話柄。魯昭公有一次和齊君會盟。齊君對他叩頭，他卻隻作揖還禮。齊人大怒。魯國相禮的大夫解釋道：依禮，寡君除非對天子是不能叩頭的。試想當時齊國是何等強，魯是何等弱；魯對齊地也不知割過多少了，兵役也不知服過多少了；然而這一次毫不丟臉的叩頭，隻因為《周禮》上沒有寫著，便不能通融了。其後數年，齊人把昭公請到齊國的地方來會盟，特別督著要他叩頭，他隻得照辦。當時齊人唱了一支歌嘲笑他道：
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這首歌，用現在話譯出，大意就是說：
魯人的頑固！幾年都不覺醒。使我們又要奔波。一味死守著他們的儒書，引起兩國間無限的麻煩！ 第二節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
前518年魯國三巨室之一的大夫孟僖子臨死，遺囑他的家臣，大意道：“人之有禮好比樹之有幹，沒有禮便站立不住。我聽說不久將有一位顯達的人出現，叫做孔丘。他是聖人的後裔，而本族在宋國被滅。他的祖先弗父何（按略與周厲王同時）原是宋國的太子而讓位給宋厲公。弗父的後人（按曾孫）正考父輔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世，受過三次的冊誥命（按三命為上卿）而越加敬謹，所以他的鼎銘道：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餘敢侮。於是，粥於是，以糊餘口。
他是這樣敬謹的。臧孫紇（按乃魯國以智慧著名的大夫）說過：“有明德的聖人，若本身不能得位，他的後代必定有顯達的。現在將要應在孔丘身上了罷？我死後你們務必讓我的兩個兒子跟他學禮。”
孟僖子所述孔子的先世，還須要一點補充。正考父的兒子孔父嘉在宋國的內亂中被殺了。一說父嘉的兒子避難到魯國，一說他的曾孫防叔始遷居魯國，未知孰是。防叔的孫孔紇生孔子。孔紇是名聞於諸侯的大力士。曆史上記著他兩件戰功：（一）前563年晉人率諸侯兵攻偪陽國的都城（在今山東嶧縣南五十裏）。先鋒的戰士剛進入郭內，懸門忽然落下；幸虧孔紇在場，推起懸門，把他們放出。（二）前556年，齊師侵魯，把魯大夫臧紇圍在旁邑裏。孔紇亦在圍中，他半夜率領三百名甲士襲擊齊軍，乘齊人忙亂中，把臧紇送走，然後回營固守。齊人無可奈何而退。此役之後五年而孔子生，那是孔紇晚年續娶的顏氏女所出。
當孟僖子死時，孔子年三十五。以前他的曆史我們知道得很少。隻知道他在少年時便沒了父母，家境很寒苦。他為貧而仕，先後替貴族管過會計和畜牧的事都很稱職。他從少就是一個好學不倦而且多才多藝的人。他自己曾謙說道：我少時微賤，故學會了許多鄙事。像射、禦、詩、禮等經常的士的技能他自然是具備的了。又自述道：“我十五歲便立誌向學，三十歲便站立得住。”所謂站立得住，就是學禮成功的意思，此後不久，他便成了一個名動公卿的禮學權威。當孟僖子的兩個兒子來到孔子門下時，同門的貴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已很不少了。
他們所遇到的是怎樣一位先生呢？這位先生衣冠總是整齊而合宜的；他的視盼，和藹中帶有嚴肅；他的舉止，恭敬卻很自然。他平常對人樸拙得像不會說話，但遇著該發言的時候卻又辯才無礙，間或點綴以輕微的詼諧。他所喜歡的性格是“剛毅木訥”，他所痛惡的是“巧言令色”。他永遠是寧靜舒適的。他一點也不驕矜；凡有所長的他都向其請教。便是他和別人一起唱歌，別人若唱得好，他必請再唱一遍，然後自己和著。他的廣博而深厚的同情到處流露。無論待怎樣不稱意的人，他總要“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他的朋友“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他遇見穿喪服的人，雖是常會麵的，必定變容。他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從未曾飽過。
他和弟子間相處的氣象，從弟子的兩段記錄可以窺見。
有一天幾位弟子陪著孔子閑坐。孔子道：“你們覺得我是長輩，不免有點拘束，不要這樣。平常你們總說沒人知道我，假如有人知道，又有什麽把握呢？”子路爽快地答道：“千乘之國，夾在兩大國中間，受著兵禍，又鬧饑荒，讓我來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有勇，並且循規蹈矩。”孔子向他微笑了一下，又問另一弟子道：“求，你怎樣？”他答道：“五六十裏或六七十裏見方的國家，讓我來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富足。至於禮樂，另待高明。”孔子又問：“赤，你怎樣？”答道：“並不是說能夠，但想學學：像宗廟的大事和諸侯的聚會，我願意穿著章甫，在旁邊做一個小相。”（按章甫乃商朝的冠服，在儀式中相禮的人穿的。）孔子又問另一弟子：“點，你怎樣？”這時他彈瑟漸緩，微音鏗然。他把瑟放下，起身答道：“我和他們三位不同。”孔子道：“有什麽關係呢？不過各說自己的誌向罷了。”他道：“暮春的時候，春衣既已做好，和少年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到沂水裏洗浴。洗完了，當著輕風歇晾，一麵看人舞雩（按雩是祈雨之祭）。然後大家歌詠而歸。”孔子聽了喟然歎道：“我和點有同感。”
又一次，顏淵、子路和孔子在一起。孔子道：“你們何不各把自己的誌向說說？”子路道：“願把自己的車馬輕裘，和朋友共用，用壞了也沒有怨憾。”顏淵道：“願不誇自己的長處，不表自己的功勞。”子路請問老師的誌向。孔子道：“願給老年的以安樂，對朋友以信實，給幼少的以愛撫。” 第三節孔子與其時世
教育是孔子心愛的職業，政治是他的抱負，救世是他的理想。
孔子生於弭兵之會前六年。此會後，中原的戰爭暫時減少，但劇戰的場所不過移到江淮一帶，兵禍並沒有真正消弭。在另一方麵，環此會前後的一百年間，舊秩序的破壞加甚，至少在宋、魯、鄭、齊、晉等國，政柄落在大夫，君主成了傀儡；諸巨室彼此鉤心鬥角，不時攪起內亂，魯國到底是君子之邦，它的巨室“三桓”（皆出自桓公的，故名），絕少自相殘害。他們采用分贓的辦法。前537年（孔子十六歲），他們把公室的土地、人民分為四份，季孫氏揀取了兩份，叔孫氏和孟孫氏各得一份，此後三家各對公室納些小的貢賦，便算補償。三家妥協，魯君更不好做。前517年（孔子三十六歲），昭公討伐季氏，結果給三家合力趕走，在外國流寓了七年而死。這還不夠。惡人還有惡人磨。跋扈的大夫每受製於更跋扈的家臣，這也是魯國的特色。前538年（孔子十五歲），豎牛叛叔孫氏，把他禁在一室，活活地餓死。前530年（孔子二十三歲），南蒯叛季孫氏，據了費邑三年。但這些還是局部的事變。前505年（吳王闔閭入郢之次年，孔子四十八歲），季孫氏的家臣陽虎勾結了季孫氏和叔孫氏兩家中不得誌的分子，起了一場大政變。名副其實的陽虎把季孫氏囚禁起來，迫得他立誓屈服，然後放他；更挾持魯君，放逐敵黨，居然做了三年魯國的獨裁者，而且不知憑什麽手段，很得民眾的歸服。三桓也俯首帖耳，聽陽虎驅使。後來陽虎要除去他們，將自己的黨羽替代季孫氏和叔孫氏，以自己替代孟孫氏。本來隱忍旁觀的孟孫氏（即奉父命從孔子學禮的孟懿子）被迫作困獸鬥，結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陽虎兵屢敗，逃奔齊國。但次年（前500年）叔孫氏所屬郈邑的馬正侯犯又殺了邑宰，據郈作亂，幸而他無勇無謀，幾個月即被解決。魯國如此，本來破落的周室又複崩分。前520年（孔子三十三歲），景王死，王子朝糾合了無數失職的官吏和失意的貴族乘機作大規模的暴動，從此畿內擾攘了二十年，賴晉國屢次出兵援助，才得平定。
舊秩序的破壞不僅在政治方麵，弭兵大會以前的長期混戰除摧毀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外，還摧毀了許多的迷夢。它證明了“昊天不惠”，它證明了“渝盟無享國”一類的詛誓隻是廢話，它證明了“牲牷肥腯，粢盛豐潔”無補於一國或一身家的安全，它證明了人們最可靠的靠山還是自己。當鄭子產昌言“天象遠，人事近，它們是不相及”的時候，理智的鋒刃，已衝破傳統迷信的藩籬。從前盡人相信一切禮法製度是天帝所規定的，現在有人以為它們是人所創設而且是為人而設的了。從前盡人相信王侯是代表天帝（君，天也）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惡君被弑或被逐，有人公然說他罪有應得，並且對叛徒表同情了。孔子曾慨歎道：“我還及見史官闕文，有馬的借給人騎，如今都沒有了！”這兩件事雖然本身很小，它們的象征的意義卻很大。它們象征“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總趨勢，社會組織蛻變時所必有的趨勢。因為舊道德的力量減少，又因人口增加，都邑擴大，貴族和庶民間的關係日益疏遠；禮教的拘束和威儀的鎮壓已不夠做統製之用；所以有些精明的貴族感覺到製定成文的刑法的必要。前536年（孔子十七歲），鄭子產把所作的刑書鑄在鼎上公布。前513年（孔子四十歲），晉人也把範宣子所作的刑書（範宣子卒於前549年，其作刑書年不詳），同樣的方式公布。這些都是非常的創舉，在當時受著嚴厲的誹議的。
孔子所處的時代的性質已約略表過。在宗教思想上，孔子是大致跟著時代走的。他雖然還相信一個有意誌有計劃的天帝，但那已經不是可以用犧牲玉帛賄買的天帝，而是在無聲無嗅中主持正道的天帝了。他絕口不談鬼神的奇跡。有人向他請教奉事鬼神的道理，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向他請教死的道理，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教人“敬鬼神而遠之”，教人“祭如在”。“遠之”就是不當真倚靠它們；“如在”就是根本懷疑它們的存在了。不過既然根本懷疑它們存在，為什麽還要向它們致祭，為它們舉行繁縟的葬禮，並且守著三年的喪呢？孔子的答案是以此報答先人的恩德，非如此則於心不安，於心不安的事而偏要做，便是不仁。把宗教儀節的迷信意義剝去，隻給它們保留或加上道德的意義，這種見解雖然不必是孔子所創，在當時乃是甚新的。
在政治主張上，孔子卻是逆著時代走的。他的理想是以複古為革新，他要製裁那些僭越的家臣，僭越的大夫，僭越的諸侯，甚至那些不肯在貴族腳下安守舊分的民眾。他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是曆史興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語。他盡力考究了三代製度之後，覺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華，文物燦備，不禁說道：“吾從周！”除了一些小節的修正，像“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樂則韶舞”等等以外，他對於西周盛時的文物典章全盤接受，並且以它們的守護者自任。他盼望整個中國恢複武王周公時代的舊觀。
他的理想怎樣實現呢？照他不客氣的看法，隻有等待一個“明王”出來，用他弼輔，像武王之於周公。手把大鉞的周公，那是他畢生憧憬著的影像。在晚年他還因“不複夢見周公”而慨歎自己的衰頹。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個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於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實現一部分。他對於管仲也是不勝欣慕的。更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個小小的千乘之國付托給他，如鄭國之於子產，他的懷抱也可以稍為展舒。他的政治理想雖高，他對於一個弱國處理的切實辦法，並不是捉摸不著。有一回他的門人子貢向他問政，他答道，要“足食、足兵，人民見信”。問：若不得已在三項中去一，先去哪項？答道：“去兵。”再問：若不得已在餘下的兩項中去一，先去哪項？答道：“去食。從古都有死，人民沒有信心便站不住。”他又說：“一個國家，不怕人口少，隻怕人心不安，不怕窮，隻怕貧富不均。”這些話顯然是針對著大家隻知道貧弱為憂的魯國而發的。
“假如有用我的，僅隻一周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說。 第四節孔子與政治
但是誰能拔用孔子呢？魯昭公不用說了，他十九歲即位，“猶有童心”，況兼是個傀儡。孟孫氏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門人，但他還是個後生小子。三家之中，季氏最強，大權獨攬。但便是曾以僭用天子禮樂，致孔子慨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久，更不可忍的事發生，昭公被逐，孔子便往齊國跑。
他到齊國，大約是避亂的成分少，而找機會的成分多。這時距齊人滅萊之役已五十年；景公即位已三十一年，崔國、欒、高諸巨室已先後被滅，陳氏已開始收拾人心，蓄養實力。景公固然不是個怎樣的賢君。他的厚斂曾弄到民力三分之二歸入公家；他的淫刑曾弄到都城的市裏“履賤踴（被刖者所用）貴”。他聽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類的話，當然要皺眉。但他聽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一類的話卻不由不大讚“善哉！善哉！”但不知是他的眼力，抑或是他的腕力不夠呢？他始終沒有任用孔子。孔子在齊七八年，雖然養尊處優，還是（用他自己的比喻）活像一個胡蘆，被人“係而不食”。這是孔子所能忍耐的麽？乘著魯定公即位（前509年），魯國或有轉機，他便回到祖國。
他歸魯後約莫三四年而陽虎的獨裁開始。眼光如炬的陽虎就要借重孔子。他知道孔子不會幹謁到他的，卻又不能屈身去拜候一個窮儒。依禮，貴臣對下士若有饋贈而他不在家接受，他得到貴臣門上拜謝。於是陽虎探得孔子外出的時候，送一大方熟豬肉給他。孔子也探得他外出，然後去拜謝。可是他們竟在途中相遇，陽虎劈頭就說：“來！我和你說句話。懷著自己的寶貝，卻瞞著國人，這可謂仁嗎？”孔子隻得回答道：“不可。”“喜歡活動，卻坐失時機，這可謂智嗎？”孔子隻得答道：“不可。”陽虎道：“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歲月是不等待人的！”孔子隻得回答道：“是，我快出仕了。”
但他沒有出仕，而陽虎已倒。這時他機會可真到了。他的門人孟懿子因為發難驅陽虎的大功，在政府裏自然爭得相當的發言權。季孫氏一方麵為收拾人心，一方麵感念孔子不附陽虎，便把司寇一席給他。這時孔子有五十多歲，距鄭子產之死有二十多年。
子產的人格和政績是孔子所稱讚不厭的。他說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時孔子的地位也有點和子產的想像；鄭之於晉、楚，猶魯之於齊、晉；鄭之有七穆，猶魯之有三桓。所不同的，子產自身是七穆之一，而且得七穆中最有力的罕氏擁護到底；孔子卻沒有一田半邑，而他受季氏的真正倚任也隻有三個月，雖然司寇的官他至少做了三年（從定公十至十二年）。但他在無可措施中的措施也頗有子產的風度。
前500年（定公十年）孔子輔佐著定公和齊景公會盟於夾穀（齊邊地）。有人向景公說道：孔丘這人雖熟悉禮儀，卻沒勇力；假如叫萊兵逼脅魯侯，必定可以得誌。景公依計。不料“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孔子，早就設著武備。他一看見萊兵，便護著定公退下，並命令隨從的武士們動手；接著說一番“夷不亂華……華不偪好”的道理，直斥齊人此舉，於神是不祥，於道德是不義，於人是失禮。齊侯氣沮，隻得遣退萊兵。臨到將要結盟，齊人在盟書上添寫道：“齊師出境而（魯）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立即命人宣言，齊人若不歸還汶陽的田，而責魯人供應，也照樣受神罰。後來齊人隻得歸還汶陽的田。
孔子在魯司寇任內所經曆的大事，除了夾穀之會，便是前498年的“墮三都”運動。所謂“三都”就是季孫氏費邑，叔孫氏的郈邑和孟孫氏的成邑；“墮三都”就是要將這三邑城郭拆除。三邑之中，費、郈都是舊日家臣叛變的根據地，而費邑自南蒯失敗後，不久便落在另一個家臣公山不狃之手，不狃是陽虎的黨羽，陽虎既倒，他還屹然不動。“墮三都”一方麵是要預防家臣負隅作亂，一方麵亦可以削弱三桓。二者都是和孔子素來的政治主張相符的，故此他對於此舉，極力讚勸，雖然主動卻似乎不是他，而是他的門人子路，這時正做著季氏的家宰的。子路的發動此事原是盡一個家臣的忠悃。此時費邑已成了季氏腹心之患，非墮不可的。季孫氏地廣邑多，毀一城滿不在乎。但叔孫和孟孫二氏各毀一大城則元氣大損，這也是於季孫氏有利的。叔孫氏猶有侯犯之亂可懲，至於孟孫氏墮城，好比一個無病的人白陪人家吃一劑大黃巴豆，完全是犯不著的。所以墮城議起，他一味裝聾，後來定公率兵圍城，沒有攻下，便把他放過。但郈、費到底被墮了，墮費最費氣力，孔子受季孫氏三個月的倚任就在此時。原來公山不狃不待季孫氏動手，先自發難，率費人襲入都城，定公和三桓倉皇躲進季孫氏的堡中，被費人圍攻著。叛徒很快到定公身邊了，幸虧孔子所派的援兵及時趕到，把費人殺敗。其後不狃勢窮，逃往齊國。
墮費之役孔子雖然立了大功，但不久（前497年），孔子便辭職，他辭職的直接原因，有人說是祭餘的燒肉沒有照例送到，有人說是季孫氏受了齊人的女樂，三日不朝。孰是孰非，無關宏旨。總之，季孫氏的勢力完全恢複了以後，再沒有可以利用孔子的地方了，再不能維持向日對孔子的禮貌了。魯國再沒有孔子行道的機會了。他隻好再到外國去碰碰運氣，雖然他不存著怎樣的奢望。如魯國一個守城門的隱者所說，他原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但是到什麽地方去呢？齊的韶樂雖然值得孔子再聽，齊景公卻值不得他回顧。衛雖小國，地理上和政治上卻最與魯國接近。恰好這時子路的僚婿彌子瑕甚是得衛靈公的寵信。去職的次年，孔子便領著一班弟子來到衛都帝丘（在今河北濮陽西南）。這時距衛人第一次避狄遷都——從朝歌（在今河南淇縣）遷到楚丘（在今河南滑縣）有一百六十多年，距衛人第二次避狄遷都——從楚丘遷到帝丘，有一百三十多年。當第一次遷都時，朝歌的遺民男女合計隻有七百三十口。經過長期的休養生聚，新都又成了熙熙攘攘的大邑。孔子入境，不禁歎道：“好繁庶呀！”給孔子駕車的弟子冉有忙問：“既繁庶了，還要添上什麽呢？”孔子答道：“添上富。”“既富了，還要添上什麽呢？”“添上教。”
但此時衛靈公正被夫人南子迷得神魂顛倒，哪裏有閑心去管什麽富咧，教咧，隻照例用厚祿敷衍著孔子。孔子居衛些時，覺得沒味，便又他去（前496年？）。此後十多年間他的行蹤，記載很缺略，而且頗有參差。我們比較可以確知的，他離衛後，到過宋、陳和楚新得的蔡地，中間在陳住了好幾年；前485年（魯哀公十年）自陳返衛；約一年後自衛返魯。此外他也許還經過曹、鄭，到過故蔡以外的楚境。在這長期的奔波中，孔子不獨遇不著一個明君，而且遇了好幾次的生命危險。當他過宋時，向戌的曾孫桓魋不知因為什麽對他發生惡感，要殺害他，幸虧他改裝逃脫。當他過匡（鄭地？）時，受過陽虎荼毒的匡人錯認他是陽虎，把他連群弟子包圍起來。幸虧匡人沒有錯到底。在陳、蔡的邊境時，因為無“上下之交”糧糈斷絕，他和弟子們曾經餓到站立不起。
這些困阨並沒有壓倒孔子的自信心。當在宋遇難時，他說：“天生德於我，桓魋其奈我何！”當在匡遇難時，他說：“文王死了以後，文教不在這裏嗎？難道天要廢棄這些文教嗎？難道後來的人不得承受這些文教嗎？天沒有廢棄這些文教的，匡人其奈我何！”
在旅途中孔子曾受過不少隱者的譏諷。有一次他使子路去向兩個並耕的農人問渡頭的所在。甲說：“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魯孔丘麽？”“是的。”甲說：“這人便知道渡頭的所在了！”子路隻得向乙請問。乙道：“您是誰？”子路答：“是仲由。”“是魯孔丘的徒弟麽？”“是的。”“滿天下都是洪水滔滔，一去不返的。誰能改變它呢？而且您與其跟隨到處要避人的誌士，何如索性跟隨避世的隱士呢？”乙說完了，不斷的覆種。子路回去告訴孔子。孔子說：“鳥獸是不可與同群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卻和誰在一起？假如天下有道，我便不去改變它了。”
但政治方麵的否塞使得孔子救世熱情終於不得不轉換方向。當他最後由蔡回到陳的時候，他歎道：“歸罷！歸罷！我們這班天真爛漫的小子，好比織成了文彩斐然的錦，卻不知道怎樣剪裁。”這時他已隱然有以教育終餘生的意思了。這時他確已老了，他已六十八歲了，雖然他一向總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第五節孔子與教育
孔子最大的抱負雖在政治，他最大的成就卻在教育。在我國教育史上，他是好幾方麵的開創者。這幾方麵，任取其一也足以使他受後世的“馨香屍祝”。
第一，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貴族的專利，師儒是貴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先提倡“有教無類”，這就是說，不分貴賤貧富，一律施教。他自己說過，從具“束脩”（十吊臘肉）來做贄見禮的起，他沒有不加以訓誨。這件事看來很平常，在當時實是一大革命。這是學術平民化的造端，這是“布衣卿相”的局麵的引子。至於他率領弟子，周遊列國，作政治的活動，這也是後來戰國“遊說”的風氣的創始。
第二，孔子以個人在野的力量，造就或招聚一大幫的人才，他的門下成了至少魯國人才的總匯；他自衛返魯後，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時，每向他的弟子中物色。這樣一個知識的領袖不獨沒有前例，在後世也是罕見的。傳說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這雖然近誇張，但他的大弟子名氏可考的已有七十七人，其中事跡見於記載的共二十五人。現在僅計他自己所列舉跟他在陳蔡之間捱餓的弟子：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言語見長的有宰我、子貢；以政治見長的有冉有、子路；以文學見長的有子遊、子夏。這些人當中顏淵最聰明，最好學，最為孔子所歎賞，可惜短命；冉伯牛也以廢疾早死，無所表現；其餘都是一時的俊傑。閔子騫曾被季氏召為費宰而堅決辭卻。仲弓做過季氏家宰。宰我受過哀公的谘詢，在政府裏當是有職的。子貢、冉有皆先孔子歸魯。子貢在外交界任事，四次和吳人，一次和齊人折衝，都不辱命。冉有做過季氏的家宰，於前484年（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前），當齊人大舉侵魯，魯當局守著不抵抗主義的時候，激動季氏出兵。冉有並且用茅陷陣，大敗齊軍。子路為季氏主持“墮三都”及他後來留仕在衛，死孔悝之難，前麵均已表過。前481年，小邾（魯的南鄰之一）的一位大夫挾邑投奔魯國，要子路作保證，以替代盟誓。季康子派冉有到衛國來求子路，說道：“人家不信千乘之國的盟誓而信你一句話，你當不以為辱吧？”路答道：“假如魯國和小邾開戰，我不問因由，死在敵人的城下也可以。現在依從一個叛臣的話，便是認他為義，我可不能。”子遊做過魯國的武城宰，孔子到他邑裏，聽得民間一片弦歌聲，因此和他開過“割雞焉用牛刀”的玩笑。子夏做過晉大夫魏成子（即後日魏文侯）的老師。因為孔子弟子多是當時的聞人，他們又多有“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的信念；憑他們的宣揚，孔子便在上層社會裏永遠傳下很大的聲名。
第三，孔子首先把技藝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他首先以係統的道德學說和縝密的人生理想教訓生徒；他的教訓，經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記載下來叫做《論語》，是我國第一部語錄。
孔門傳授的技藝，不外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學習的《禮》、《樂》、《詩》、《書》。其中《禮》和《詩》尤其是孔子所常講，弟子所必修的。
所謂禮有兩方麵，一是貴族交際中的禮貌和儀節；二是貴族的冠、婚、喪、祭等等典禮。當時所謂儒者就是靠襄助這些典禮，傳授這些儀文為生活的。孔子和他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儒者，他們所學習的禮當然包括這兩方麵。禮固是孔子所看重的。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但每一種禮節原要表示一種感情。感情乃是“禮之本”。無本的禮，隻是虛偽，那是孔子所深惡的。他把禮之本看得比禮文還重。他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又說：“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這原是對於講究排場拘牽儀式的魯人的一劑對症藥。可惜他的弟子和後來的儒家很少領略得。
當孔子時，各種儀節和典禮大約已有現成的“秩序單”。這些“秩序單”，經過孔子和他的信徒的陸續增改，便成為現在的《儀禮》。
《詩》三百餘篇，在春秋時代是有實用的。平常貴族實際上的詞令要引詩做裝飾，朝廷享宴外賓時，照例要選詩中的一首或一節，命樂工歌誦，以作歡迎詞，這叫做“賦詩”。來賓也得另選一首或一章回敬，這叫做“答賦”。主賓間的情意，願望，懇求，甚至譏刺，每“斷章取義”地借詩句來隱示。在這種當兒，詩篇生疏的人便會出醜。故此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因為任何貴官都有招待外賓或出使外國的機會，所以詩的熟習成為貴族教育不可少的部分。孔子教詩當然也以他的應對功用為主。詩中含有訓誨意味的句子，當時每被引為道德的教條。這一方麵孔子也沒有忽略。但他更進一步。他教人讀詩要從本來沒有訓誨意味的描寫，體會出人生的道理。這便是他所謂“興於詩”。例如詩文：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為絢兮。
意思原是說一個生來美好的女子，可施裝飾。子貢問這裏有什麽啟示，孔子答道：“繪畫要在有了素白的質地之後。”子貢跟著問：“然則禮要在（真情）後嗎？”孔子便大加讚賞，說他有談詩的資格。
詩和樂在當時是分不開的。《詩》三百篇都是樂章。而正宗的音樂不外這三百篇的曲調；除了射禦和舞以外，音樂是貴族教育最重要的項目。一切典禮裏都有音樂。而他們平常閑居也不離琴瑟。孔子本來是個音樂家，雖然他在這方麵成就完全被他的“聖德”所掩。再沒有別事比音樂更可以令他迷醉的了。他在齊聽了韶樂曾經“三月不知肉味”。這種享受他當然不肯外著他的弟子們。他的教程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講音樂和前人不同處在他特別注重音樂的感化力。他確信音樂不獨可以陶冶個人的性靈，並且可以改變社會的品質。為盡量發揮音樂的道德功用，他有兩種主張：第一，音樂要平民化。他的門人子遊做武城宰，便弄到滿邑都是弦歌之聲。第二，音樂要受國家統製，低劣的音樂要被禁絕。當時鄭國的音樂最淫蕩，所以他倡議“放鄭聲”。他晚年曾將《詩》三百篇的舊曲調加以修訂。這是他生平很得意的一回事。他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各是詩中的一門類，依著音樂的性質而分別的。經孔子修正過的樂曲，可惜現在無從擬想了。
後世所謂儒家的“六藝”，除了以前提到的《禮》、《樂》、《詩》和《周易》外，還有《書》和《春秋》。是時《周易》一書，除了卦爻辭外，又增添了象傳。那是解釋卦爻辭之文，孔子以前魯太史所作的，韓宣子聘魯時已經看見。卦爻辭或象傳中含有勸誡意味的話，孔子偶然也引來教訓弟子。但孔門的科目裏並沒有《周易》，卜筮之事孔子更是不談的。《書》，大部分是西周的檔案，其內容或為戰爭時的誓師辭，或為周王封立國君時的冊命之詞，或為周王對臣下的告諭，或是王室大典禮的記錄；另一小部分則是追記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言語的。這類文件據說在孔子時有一百多篇，現在隻剩二十八篇。《書》中訓誨的話最多；像《易》一般，它在孔子以前已常被學者引用。它是孔門的讀本之一，雖然遠不及詩的重要。
《春秋》本來是魯國史官的流水賬式的記錄的總名，大約因為它每年必標舉四時，所以簡稱《春秋》。它的內容可以現存的第一年為代表：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像這樣的史記，列國都有的，大約魯國的特別遠久，特別全備。這些史記並不完全依事直敘。因為有些醜事，例如魯桓公之死，根本不能直敘。再者，有些史官故意要把史事記錯，來寄托褒貶的意思，或維持已失效的名分。例如晉靈公明明是被趙穿弑了的，但晉太史董狐卻因為趙穿的兄弟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便記道“趙盾弑其君”。又如前632年周襄王應晉文公的喚召去參加踐土之會，而現傳的《春秋》卻記道 ：“天王狩於河陽。”傳說孔子曾采用與這兩例一路的“書法”，將魯史記中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一段加以修改，而成為現存的《春秋經》。這一段所包括的時代（前722至前481年）史家因此稱為春秋時代。《春秋經》之始於隱公不知何故，也許魯史本來如此。它終於哀公十四年，傳說是因為是年叔孫氏子出獵獲麟；據說麟是預兆明王出現的祥獸，現在“明王不興”而麟被獵獲，孔子感覺道窮，因此含淚絕筆雲。
總結孔子和六藝的關係：《詩》、《書》，他隻沿用作教本，而時或加以新的解釋或引申。《易》，他不過偶爾征引。《禮》，他加以重新估價，並且在小節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禮用麻，時禮用絲，孔子從眾，因為當時用絲價廉；又古禮臣拜君於堂下，時禮拜於堂上，孔子從古禮，因為他覺得時禮近於放肆。至於《樂》和《春秋》，他雖加以修改，到底他紹述的成分多而創作的成分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原是他的自白。
但在學術上他果真是僅隻述古的人嗎？至少就道德的教說而論，那是不然的。有一回他問子貢：“你以為我是多多的學習卻把所得牢記的麽？”子貢答道：“是的，難道不對嗎？”孔子說：“不，我一以貫之。”他認定所有的道德規律中有一條最根本，最概括，可以包羅其他的。這種認識乃是道德思想上一大發明。孔子的一貫之道，據他的高足弟子曾參的了解而他所沒有否認的便是“忠恕”，忠恕隻是一種態度“仁”的積極和消極兩方麵。恕便是他所謂人人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意義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忠的廣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忠的狹義是盡自己對他人的責任，甚至不顧任何的犧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奪。”這種忠也就是勇了。所以說“仁者必有勇”。仁、勇，再加上智便是孔子心目中的全德。 第六節孔子的晚年
孔子從衛歸魯，至遲當在哀公十二年春天之前，是年春季氏因為增加軍賦的事谘訪孔子。此時孔子已儼然一個國老，公卿不時存問，饋遺，國政也有資格過問。哀公十四年齊大夫陳恒弑君，孔子便齋戒沐浴，然後上朝，請求討伐。和陳一丘之貉之三桓，雖能遏阻魯國的義師，卻不能遏阻孔子的義言。
和孔子的聲望同時增加的是他的門徒，和門徒所帶來“束脩”之類。此時他的生活很可以當得起一個退職的司寇；行則有車代步；衣則“緇衣（配以）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食則“飯不厭精、膾不厭細。……失飪不食，不時（不合時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回思在陳絕糧時的情景，已成隔世了。但那樣的晚福他並不能久享。哀公十六（前479年）年四月（即“夏曆”二月），他臥病七日而死，享壽七十四歲。
孔子死後，門弟子把他葬在魯都城北泗水邊，並且為他服喪三年，然後灑淚分手。諸弟子和別的魯人依孔子塚而居的有一百多家，名為“孔裏”。塚前的空地，成了魯儒舉行鄉飲、鄉射等典禮的場所。城中孔子的故居被辟為他的廟堂，內藏他的衣冠、琴、車、書籍和禮器；孔門的儒者繼續在其中學習禮樂。此後曆盡四百年的興亡和兵革，這廟堂裏未曾歇過弦歌聲。
孔子死後六年而越滅吳，又七十年而晉國三分，戰國時代開始。
當春秋時代，魯是一個弱國，始受製於齊，繼受製於吳，終受製於越。但它也是列國中文化最高的。宗周的毀滅，和成周在春秋時所經幾度內亂的破壞，更增加魯在文化上的地位。前540年，晉韓宣子來聘，看到魯太史所藏的典籍，便說“周禮盡在魯矣”！先此數年，吳公子季劄曆聘諸國，到魯國，特別請求聽奏各種“周樂”。可見“周樂”亦“盡在魯矣”。不獨代表“精神文明”的“禮樂”為然，論“物質文明”也是魯國首屈一指。前589年，魯向楚求和，賂以木匠、繡工、織工、縫工各一百人。可見這些工藝在魯國特別發達。我國曆史上第一個著名的建築工程師公輸般，即舊日木匠行所供奉的“魯班師父”，就是生於孔子死後不久的魯國人。
當春秋時代，在多數國家，“周禮”已成一段模糊的曆史了。但魯人特別小心翼翼地遵守著它，並且當做一種重大的學問去講求它。當時魯國有一班人，專以傳授禮文，並“導演”禮儀為職業。這種人叫做“儒”。魯人之重禮信儒曾造成一段曆史的話柄。魯昭公有一次和齊君會盟。齊君對他叩頭，他卻隻作揖還禮。齊人大怒。魯國相禮的大夫解釋道：依禮，寡君除非對天子是不能叩頭的。試想當時齊國是何等強，魯是何等弱；魯對齊地也不知割過多少了，兵役也不知服過多少了；然而這一次毫不丟臉的叩頭，隻因為《周禮》上沒有寫著，便不能通融了。其後數年，齊人把昭公請到齊國的地方來會盟，特別督著要他叩頭，他隻得照辦。當時齊人唱了一支歌嘲笑他道：
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這首歌，用現在話譯出，大意就是說：
魯人的頑固！幾年都不覺醒。使我們又要奔波。一味死守著他們的儒書，引起兩國間無限的麻煩！ 第二節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
前518年魯國三巨室之一的大夫孟僖子臨死，遺囑他的家臣，大意道：“人之有禮好比樹之有幹，沒有禮便站立不住。我聽說不久將有一位顯達的人出現，叫做孔丘。他是聖人的後裔，而本族在宋國被滅。他的祖先弗父何（按略與周厲王同時）原是宋國的太子而讓位給宋厲公。弗父的後人（按曾孫）正考父輔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世，受過三次的冊誥命（按三命為上卿）而越加敬謹，所以他的鼎銘道：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餘敢侮。於是，粥於是，以糊餘口。
他是這樣敬謹的。臧孫紇（按乃魯國以智慧著名的大夫）說過：“有明德的聖人，若本身不能得位，他的後代必定有顯達的。現在將要應在孔丘身上了罷？我死後你們務必讓我的兩個兒子跟他學禮。”
孟僖子所述孔子的先世，還須要一點補充。正考父的兒子孔父嘉在宋國的內亂中被殺了。一說父嘉的兒子避難到魯國，一說他的曾孫防叔始遷居魯國，未知孰是。防叔的孫孔紇生孔子。孔紇是名聞於諸侯的大力士。曆史上記著他兩件戰功：（一）前563年晉人率諸侯兵攻偪陽國的都城（在今山東嶧縣南五十裏）。先鋒的戰士剛進入郭內，懸門忽然落下；幸虧孔紇在場，推起懸門，把他們放出。（二）前556年，齊師侵魯，把魯大夫臧紇圍在旁邑裏。孔紇亦在圍中，他半夜率領三百名甲士襲擊齊軍，乘齊人忙亂中，把臧紇送走，然後回營固守。齊人無可奈何而退。此役之後五年而孔子生，那是孔紇晚年續娶的顏氏女所出。
當孟僖子死時，孔子年三十五。以前他的曆史我們知道得很少。隻知道他在少年時便沒了父母，家境很寒苦。他為貧而仕，先後替貴族管過會計和畜牧的事都很稱職。他從少就是一個好學不倦而且多才多藝的人。他自己曾謙說道：我少時微賤，故學會了許多鄙事。像射、禦、詩、禮等經常的士的技能他自然是具備的了。又自述道：“我十五歲便立誌向學，三十歲便站立得住。”所謂站立得住，就是學禮成功的意思，此後不久，他便成了一個名動公卿的禮學權威。當孟僖子的兩個兒子來到孔子門下時，同門的貴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已很不少了。
他們所遇到的是怎樣一位先生呢？這位先生衣冠總是整齊而合宜的；他的視盼，和藹中帶有嚴肅；他的舉止，恭敬卻很自然。他平常對人樸拙得像不會說話，但遇著該發言的時候卻又辯才無礙，間或點綴以輕微的詼諧。他所喜歡的性格是“剛毅木訥”，他所痛惡的是“巧言令色”。他永遠是寧靜舒適的。他一點也不驕矜；凡有所長的他都向其請教。便是他和別人一起唱歌，別人若唱得好，他必請再唱一遍，然後自己和著。他的廣博而深厚的同情到處流露。無論待怎樣不稱意的人，他總要“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他的朋友“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他遇見穿喪服的人，雖是常會麵的，必定變容。他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從未曾飽過。
他和弟子間相處的氣象，從弟子的兩段記錄可以窺見。
有一天幾位弟子陪著孔子閑坐。孔子道：“你們覺得我是長輩，不免有點拘束，不要這樣。平常你們總說沒人知道我，假如有人知道，又有什麽把握呢？”子路爽快地答道：“千乘之國，夾在兩大國中間，受著兵禍，又鬧饑荒，讓我來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有勇，並且循規蹈矩。”孔子向他微笑了一下，又問另一弟子道：“求，你怎樣？”他答道：“五六十裏或六七十裏見方的國家，讓我來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富足。至於禮樂，另待高明。”孔子又問：“赤，你怎樣？”答道：“並不是說能夠，但想學學：像宗廟的大事和諸侯的聚會，我願意穿著章甫，在旁邊做一個小相。”（按章甫乃商朝的冠服，在儀式中相禮的人穿的。）孔子又問另一弟子：“點，你怎樣？”這時他彈瑟漸緩，微音鏗然。他把瑟放下，起身答道：“我和他們三位不同。”孔子道：“有什麽關係呢？不過各說自己的誌向罷了。”他道：“暮春的時候，春衣既已做好，和少年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到沂水裏洗浴。洗完了，當著輕風歇晾，一麵看人舞雩（按雩是祈雨之祭）。然後大家歌詠而歸。”孔子聽了喟然歎道：“我和點有同感。”
又一次，顏淵、子路和孔子在一起。孔子道：“你們何不各把自己的誌向說說？”子路道：“願把自己的車馬輕裘，和朋友共用，用壞了也沒有怨憾。”顏淵道：“願不誇自己的長處，不表自己的功勞。”子路請問老師的誌向。孔子道：“願給老年的以安樂，對朋友以信實，給幼少的以愛撫。” 第三節孔子與其時世
教育是孔子心愛的職業，政治是他的抱負，救世是他的理想。
孔子生於弭兵之會前六年。此會後，中原的戰爭暫時減少，但劇戰的場所不過移到江淮一帶，兵禍並沒有真正消弭。在另一方麵，環此會前後的一百年間，舊秩序的破壞加甚，至少在宋、魯、鄭、齊、晉等國，政柄落在大夫，君主成了傀儡；諸巨室彼此鉤心鬥角，不時攪起內亂，魯國到底是君子之邦，它的巨室“三桓”（皆出自桓公的，故名），絕少自相殘害。他們采用分贓的辦法。前537年（孔子十六歲），他們把公室的土地、人民分為四份，季孫氏揀取了兩份，叔孫氏和孟孫氏各得一份，此後三家各對公室納些小的貢賦，便算補償。三家妥協，魯君更不好做。前517年（孔子三十六歲），昭公討伐季氏，結果給三家合力趕走，在外國流寓了七年而死。這還不夠。惡人還有惡人磨。跋扈的大夫每受製於更跋扈的家臣，這也是魯國的特色。前538年（孔子十五歲），豎牛叛叔孫氏，把他禁在一室，活活地餓死。前530年（孔子二十三歲），南蒯叛季孫氏，據了費邑三年。但這些還是局部的事變。前505年（吳王闔閭入郢之次年，孔子四十八歲），季孫氏的家臣陽虎勾結了季孫氏和叔孫氏兩家中不得誌的分子，起了一場大政變。名副其實的陽虎把季孫氏囚禁起來，迫得他立誓屈服，然後放他；更挾持魯君，放逐敵黨，居然做了三年魯國的獨裁者，而且不知憑什麽手段，很得民眾的歸服。三桓也俯首帖耳，聽陽虎驅使。後來陽虎要除去他們，將自己的黨羽替代季孫氏和叔孫氏，以自己替代孟孫氏。本來隱忍旁觀的孟孫氏（即奉父命從孔子學禮的孟懿子）被迫作困獸鬥，結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陽虎兵屢敗，逃奔齊國。但次年（前500年）叔孫氏所屬郈邑的馬正侯犯又殺了邑宰，據郈作亂，幸而他無勇無謀，幾個月即被解決。魯國如此，本來破落的周室又複崩分。前520年（孔子三十三歲），景王死，王子朝糾合了無數失職的官吏和失意的貴族乘機作大規模的暴動，從此畿內擾攘了二十年，賴晉國屢次出兵援助，才得平定。
舊秩序的破壞不僅在政治方麵，弭兵大會以前的長期混戰除摧毀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外，還摧毀了許多的迷夢。它證明了“昊天不惠”，它證明了“渝盟無享國”一類的詛誓隻是廢話，它證明了“牲牷肥腯，粢盛豐潔”無補於一國或一身家的安全，它證明了人們最可靠的靠山還是自己。當鄭子產昌言“天象遠，人事近，它們是不相及”的時候，理智的鋒刃，已衝破傳統迷信的藩籬。從前盡人相信一切禮法製度是天帝所規定的，現在有人以為它們是人所創設而且是為人而設的了。從前盡人相信王侯是代表天帝（君，天也）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惡君被弑或被逐，有人公然說他罪有應得，並且對叛徒表同情了。孔子曾慨歎道：“我還及見史官闕文，有馬的借給人騎，如今都沒有了！”這兩件事雖然本身很小，它們的象征的意義卻很大。它們象征“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總趨勢，社會組織蛻變時所必有的趨勢。因為舊道德的力量減少，又因人口增加，都邑擴大，貴族和庶民間的關係日益疏遠；禮教的拘束和威儀的鎮壓已不夠做統製之用；所以有些精明的貴族感覺到製定成文的刑法的必要。前536年（孔子十七歲），鄭子產把所作的刑書鑄在鼎上公布。前513年（孔子四十歲），晉人也把範宣子所作的刑書（範宣子卒於前549年，其作刑書年不詳），同樣的方式公布。這些都是非常的創舉，在當時受著嚴厲的誹議的。
孔子所處的時代的性質已約略表過。在宗教思想上，孔子是大致跟著時代走的。他雖然還相信一個有意誌有計劃的天帝，但那已經不是可以用犧牲玉帛賄買的天帝，而是在無聲無嗅中主持正道的天帝了。他絕口不談鬼神的奇跡。有人向他請教奉事鬼神的道理，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向他請教死的道理，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教人“敬鬼神而遠之”，教人“祭如在”。“遠之”就是不當真倚靠它們；“如在”就是根本懷疑它們的存在了。不過既然根本懷疑它們存在，為什麽還要向它們致祭，為它們舉行繁縟的葬禮，並且守著三年的喪呢？孔子的答案是以此報答先人的恩德，非如此則於心不安，於心不安的事而偏要做，便是不仁。把宗教儀節的迷信意義剝去，隻給它們保留或加上道德的意義，這種見解雖然不必是孔子所創，在當時乃是甚新的。
在政治主張上，孔子卻是逆著時代走的。他的理想是以複古為革新，他要製裁那些僭越的家臣，僭越的大夫，僭越的諸侯，甚至那些不肯在貴族腳下安守舊分的民眾。他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是曆史興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語。他盡力考究了三代製度之後，覺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華，文物燦備，不禁說道：“吾從周！”除了一些小節的修正，像“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樂則韶舞”等等以外，他對於西周盛時的文物典章全盤接受，並且以它們的守護者自任。他盼望整個中國恢複武王周公時代的舊觀。
他的理想怎樣實現呢？照他不客氣的看法，隻有等待一個“明王”出來，用他弼輔，像武王之於周公。手把大鉞的周公，那是他畢生憧憬著的影像。在晚年他還因“不複夢見周公”而慨歎自己的衰頹。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個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於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實現一部分。他對於管仲也是不勝欣慕的。更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個小小的千乘之國付托給他，如鄭國之於子產，他的懷抱也可以稍為展舒。他的政治理想雖高，他對於一個弱國處理的切實辦法，並不是捉摸不著。有一回他的門人子貢向他問政，他答道，要“足食、足兵，人民見信”。問：若不得已在三項中去一，先去哪項？答道：“去兵。”再問：若不得已在餘下的兩項中去一，先去哪項？答道：“去食。從古都有死，人民沒有信心便站不住。”他又說：“一個國家，不怕人口少，隻怕人心不安，不怕窮，隻怕貧富不均。”這些話顯然是針對著大家隻知道貧弱為憂的魯國而發的。
“假如有用我的，僅隻一周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說。 第四節孔子與政治
但是誰能拔用孔子呢？魯昭公不用說了，他十九歲即位，“猶有童心”，況兼是個傀儡。孟孫氏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門人，但他還是個後生小子。三家之中，季氏最強，大權獨攬。但便是曾以僭用天子禮樂，致孔子慨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久，更不可忍的事發生，昭公被逐，孔子便往齊國跑。
他到齊國，大約是避亂的成分少，而找機會的成分多。這時距齊人滅萊之役已五十年；景公即位已三十一年，崔國、欒、高諸巨室已先後被滅，陳氏已開始收拾人心，蓄養實力。景公固然不是個怎樣的賢君。他的厚斂曾弄到民力三分之二歸入公家；他的淫刑曾弄到都城的市裏“履賤踴（被刖者所用）貴”。他聽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類的話，當然要皺眉。但他聽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一類的話卻不由不大讚“善哉！善哉！”但不知是他的眼力，抑或是他的腕力不夠呢？他始終沒有任用孔子。孔子在齊七八年，雖然養尊處優，還是（用他自己的比喻）活像一個胡蘆，被人“係而不食”。這是孔子所能忍耐的麽？乘著魯定公即位（前509年），魯國或有轉機，他便回到祖國。
他歸魯後約莫三四年而陽虎的獨裁開始。眼光如炬的陽虎就要借重孔子。他知道孔子不會幹謁到他的，卻又不能屈身去拜候一個窮儒。依禮，貴臣對下士若有饋贈而他不在家接受，他得到貴臣門上拜謝。於是陽虎探得孔子外出的時候，送一大方熟豬肉給他。孔子也探得他外出，然後去拜謝。可是他們竟在途中相遇，陽虎劈頭就說：“來！我和你說句話。懷著自己的寶貝，卻瞞著國人，這可謂仁嗎？”孔子隻得回答道：“不可。”“喜歡活動，卻坐失時機，這可謂智嗎？”孔子隻得答道：“不可。”陽虎道：“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歲月是不等待人的！”孔子隻得回答道：“是，我快出仕了。”
但他沒有出仕，而陽虎已倒。這時他機會可真到了。他的門人孟懿子因為發難驅陽虎的大功，在政府裏自然爭得相當的發言權。季孫氏一方麵為收拾人心，一方麵感念孔子不附陽虎，便把司寇一席給他。這時孔子有五十多歲，距鄭子產之死有二十多年。
子產的人格和政績是孔子所稱讚不厭的。他說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時孔子的地位也有點和子產的想像；鄭之於晉、楚，猶魯之於齊、晉；鄭之有七穆，猶魯之有三桓。所不同的，子產自身是七穆之一，而且得七穆中最有力的罕氏擁護到底；孔子卻沒有一田半邑，而他受季氏的真正倚任也隻有三個月，雖然司寇的官他至少做了三年（從定公十至十二年）。但他在無可措施中的措施也頗有子產的風度。
前500年（定公十年）孔子輔佐著定公和齊景公會盟於夾穀（齊邊地）。有人向景公說道：孔丘這人雖熟悉禮儀，卻沒勇力；假如叫萊兵逼脅魯侯，必定可以得誌。景公依計。不料“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孔子，早就設著武備。他一看見萊兵，便護著定公退下，並命令隨從的武士們動手；接著說一番“夷不亂華……華不偪好”的道理，直斥齊人此舉，於神是不祥，於道德是不義，於人是失禮。齊侯氣沮，隻得遣退萊兵。臨到將要結盟，齊人在盟書上添寫道：“齊師出境而（魯）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立即命人宣言，齊人若不歸還汶陽的田，而責魯人供應，也照樣受神罰。後來齊人隻得歸還汶陽的田。
孔子在魯司寇任內所經曆的大事，除了夾穀之會，便是前498年的“墮三都”運動。所謂“三都”就是季孫氏費邑，叔孫氏的郈邑和孟孫氏的成邑；“墮三都”就是要將這三邑城郭拆除。三邑之中，費、郈都是舊日家臣叛變的根據地，而費邑自南蒯失敗後，不久便落在另一個家臣公山不狃之手，不狃是陽虎的黨羽，陽虎既倒，他還屹然不動。“墮三都”一方麵是要預防家臣負隅作亂，一方麵亦可以削弱三桓。二者都是和孔子素來的政治主張相符的，故此他對於此舉，極力讚勸，雖然主動卻似乎不是他，而是他的門人子路，這時正做著季氏的家宰的。子路的發動此事原是盡一個家臣的忠悃。此時費邑已成了季氏腹心之患，非墮不可的。季孫氏地廣邑多，毀一城滿不在乎。但叔孫和孟孫二氏各毀一大城則元氣大損，這也是於季孫氏有利的。叔孫氏猶有侯犯之亂可懲，至於孟孫氏墮城，好比一個無病的人白陪人家吃一劑大黃巴豆，完全是犯不著的。所以墮城議起，他一味裝聾，後來定公率兵圍城，沒有攻下，便把他放過。但郈、費到底被墮了，墮費最費氣力，孔子受季孫氏三個月的倚任就在此時。原來公山不狃不待季孫氏動手，先自發難，率費人襲入都城，定公和三桓倉皇躲進季孫氏的堡中，被費人圍攻著。叛徒很快到定公身邊了，幸虧孔子所派的援兵及時趕到，把費人殺敗。其後不狃勢窮，逃往齊國。
墮費之役孔子雖然立了大功，但不久（前497年），孔子便辭職，他辭職的直接原因，有人說是祭餘的燒肉沒有照例送到，有人說是季孫氏受了齊人的女樂，三日不朝。孰是孰非，無關宏旨。總之，季孫氏的勢力完全恢複了以後，再沒有可以利用孔子的地方了，再不能維持向日對孔子的禮貌了。魯國再沒有孔子行道的機會了。他隻好再到外國去碰碰運氣，雖然他不存著怎樣的奢望。如魯國一個守城門的隱者所說，他原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但是到什麽地方去呢？齊的韶樂雖然值得孔子再聽，齊景公卻值不得他回顧。衛雖小國，地理上和政治上卻最與魯國接近。恰好這時子路的僚婿彌子瑕甚是得衛靈公的寵信。去職的次年，孔子便領著一班弟子來到衛都帝丘（在今河北濮陽西南）。這時距衛人第一次避狄遷都——從朝歌（在今河南淇縣）遷到楚丘（在今河南滑縣）有一百六十多年，距衛人第二次避狄遷都——從楚丘遷到帝丘，有一百三十多年。當第一次遷都時，朝歌的遺民男女合計隻有七百三十口。經過長期的休養生聚，新都又成了熙熙攘攘的大邑。孔子入境，不禁歎道：“好繁庶呀！”給孔子駕車的弟子冉有忙問：“既繁庶了，還要添上什麽呢？”孔子答道：“添上富。”“既富了，還要添上什麽呢？”“添上教。”
但此時衛靈公正被夫人南子迷得神魂顛倒，哪裏有閑心去管什麽富咧，教咧，隻照例用厚祿敷衍著孔子。孔子居衛些時，覺得沒味，便又他去（前496年？）。此後十多年間他的行蹤，記載很缺略，而且頗有參差。我們比較可以確知的，他離衛後，到過宋、陳和楚新得的蔡地，中間在陳住了好幾年；前485年（魯哀公十年）自陳返衛；約一年後自衛返魯。此外他也許還經過曹、鄭，到過故蔡以外的楚境。在這長期的奔波中，孔子不獨遇不著一個明君，而且遇了好幾次的生命危險。當他過宋時，向戌的曾孫桓魋不知因為什麽對他發生惡感，要殺害他，幸虧他改裝逃脫。當他過匡（鄭地？）時，受過陽虎荼毒的匡人錯認他是陽虎，把他連群弟子包圍起來。幸虧匡人沒有錯到底。在陳、蔡的邊境時，因為無“上下之交”糧糈斷絕，他和弟子們曾經餓到站立不起。
這些困阨並沒有壓倒孔子的自信心。當在宋遇難時，他說：“天生德於我，桓魋其奈我何！”當在匡遇難時，他說：“文王死了以後，文教不在這裏嗎？難道天要廢棄這些文教嗎？難道後來的人不得承受這些文教嗎？天沒有廢棄這些文教的，匡人其奈我何！”
在旅途中孔子曾受過不少隱者的譏諷。有一次他使子路去向兩個並耕的農人問渡頭的所在。甲說：“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魯孔丘麽？”“是的。”甲說：“這人便知道渡頭的所在了！”子路隻得向乙請問。乙道：“您是誰？”子路答：“是仲由。”“是魯孔丘的徒弟麽？”“是的。”“滿天下都是洪水滔滔，一去不返的。誰能改變它呢？而且您與其跟隨到處要避人的誌士，何如索性跟隨避世的隱士呢？”乙說完了，不斷的覆種。子路回去告訴孔子。孔子說：“鳥獸是不可與同群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卻和誰在一起？假如天下有道，我便不去改變它了。”
但政治方麵的否塞使得孔子救世熱情終於不得不轉換方向。當他最後由蔡回到陳的時候，他歎道：“歸罷！歸罷！我們這班天真爛漫的小子，好比織成了文彩斐然的錦，卻不知道怎樣剪裁。”這時他已隱然有以教育終餘生的意思了。這時他確已老了，他已六十八歲了，雖然他一向總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第五節孔子與教育
孔子最大的抱負雖在政治，他最大的成就卻在教育。在我國教育史上，他是好幾方麵的開創者。這幾方麵，任取其一也足以使他受後世的“馨香屍祝”。
第一，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貴族的專利，師儒是貴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先提倡“有教無類”，這就是說，不分貴賤貧富，一律施教。他自己說過，從具“束脩”（十吊臘肉）來做贄見禮的起，他沒有不加以訓誨。這件事看來很平常，在當時實是一大革命。這是學術平民化的造端，這是“布衣卿相”的局麵的引子。至於他率領弟子，周遊列國，作政治的活動，這也是後來戰國“遊說”的風氣的創始。
第二，孔子以個人在野的力量，造就或招聚一大幫的人才，他的門下成了至少魯國人才的總匯；他自衛返魯後，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時，每向他的弟子中物色。這樣一個知識的領袖不獨沒有前例，在後世也是罕見的。傳說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這雖然近誇張，但他的大弟子名氏可考的已有七十七人，其中事跡見於記載的共二十五人。現在僅計他自己所列舉跟他在陳蔡之間捱餓的弟子：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言語見長的有宰我、子貢；以政治見長的有冉有、子路；以文學見長的有子遊、子夏。這些人當中顏淵最聰明，最好學，最為孔子所歎賞，可惜短命；冉伯牛也以廢疾早死，無所表現；其餘都是一時的俊傑。閔子騫曾被季氏召為費宰而堅決辭卻。仲弓做過季氏家宰。宰我受過哀公的谘詢，在政府裏當是有職的。子貢、冉有皆先孔子歸魯。子貢在外交界任事，四次和吳人，一次和齊人折衝，都不辱命。冉有做過季氏的家宰，於前484年（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前），當齊人大舉侵魯，魯當局守著不抵抗主義的時候，激動季氏出兵。冉有並且用茅陷陣，大敗齊軍。子路為季氏主持“墮三都”及他後來留仕在衛，死孔悝之難，前麵均已表過。前481年，小邾（魯的南鄰之一）的一位大夫挾邑投奔魯國，要子路作保證，以替代盟誓。季康子派冉有到衛國來求子路，說道：“人家不信千乘之國的盟誓而信你一句話，你當不以為辱吧？”路答道：“假如魯國和小邾開戰，我不問因由，死在敵人的城下也可以。現在依從一個叛臣的話，便是認他為義，我可不能。”子遊做過魯國的武城宰，孔子到他邑裏，聽得民間一片弦歌聲，因此和他開過“割雞焉用牛刀”的玩笑。子夏做過晉大夫魏成子（即後日魏文侯）的老師。因為孔子弟子多是當時的聞人，他們又多有“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的信念；憑他們的宣揚，孔子便在上層社會裏永遠傳下很大的聲名。
第三，孔子首先把技藝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他首先以係統的道德學說和縝密的人生理想教訓生徒；他的教訓，經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記載下來叫做《論語》，是我國第一部語錄。
孔門傳授的技藝，不外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學習的《禮》、《樂》、《詩》、《書》。其中《禮》和《詩》尤其是孔子所常講，弟子所必修的。
所謂禮有兩方麵，一是貴族交際中的禮貌和儀節；二是貴族的冠、婚、喪、祭等等典禮。當時所謂儒者就是靠襄助這些典禮，傳授這些儀文為生活的。孔子和他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儒者，他們所學習的禮當然包括這兩方麵。禮固是孔子所看重的。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但每一種禮節原要表示一種感情。感情乃是“禮之本”。無本的禮，隻是虛偽，那是孔子所深惡的。他把禮之本看得比禮文還重。他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又說：“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這原是對於講究排場拘牽儀式的魯人的一劑對症藥。可惜他的弟子和後來的儒家很少領略得。
當孔子時，各種儀節和典禮大約已有現成的“秩序單”。這些“秩序單”，經過孔子和他的信徒的陸續增改，便成為現在的《儀禮》。
《詩》三百餘篇，在春秋時代是有實用的。平常貴族實際上的詞令要引詩做裝飾，朝廷享宴外賓時，照例要選詩中的一首或一節，命樂工歌誦，以作歡迎詞，這叫做“賦詩”。來賓也得另選一首或一章回敬，這叫做“答賦”。主賓間的情意，願望，懇求，甚至譏刺，每“斷章取義”地借詩句來隱示。在這種當兒，詩篇生疏的人便會出醜。故此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因為任何貴官都有招待外賓或出使外國的機會，所以詩的熟習成為貴族教育不可少的部分。孔子教詩當然也以他的應對功用為主。詩中含有訓誨意味的句子，當時每被引為道德的教條。這一方麵孔子也沒有忽略。但他更進一步。他教人讀詩要從本來沒有訓誨意味的描寫，體會出人生的道理。這便是他所謂“興於詩”。例如詩文：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為絢兮。
意思原是說一個生來美好的女子，可施裝飾。子貢問這裏有什麽啟示，孔子答道：“繪畫要在有了素白的質地之後。”子貢跟著問：“然則禮要在（真情）後嗎？”孔子便大加讚賞，說他有談詩的資格。
詩和樂在當時是分不開的。《詩》三百篇都是樂章。而正宗的音樂不外這三百篇的曲調；除了射禦和舞以外，音樂是貴族教育最重要的項目。一切典禮裏都有音樂。而他們平常閑居也不離琴瑟。孔子本來是個音樂家，雖然他在這方麵成就完全被他的“聖德”所掩。再沒有別事比音樂更可以令他迷醉的了。他在齊聽了韶樂曾經“三月不知肉味”。這種享受他當然不肯外著他的弟子們。他的教程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講音樂和前人不同處在他特別注重音樂的感化力。他確信音樂不獨可以陶冶個人的性靈，並且可以改變社會的品質。為盡量發揮音樂的道德功用，他有兩種主張：第一，音樂要平民化。他的門人子遊做武城宰，便弄到滿邑都是弦歌之聲。第二，音樂要受國家統製，低劣的音樂要被禁絕。當時鄭國的音樂最淫蕩，所以他倡議“放鄭聲”。他晚年曾將《詩》三百篇的舊曲調加以修訂。這是他生平很得意的一回事。他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各是詩中的一門類，依著音樂的性質而分別的。經孔子修正過的樂曲，可惜現在無從擬想了。
後世所謂儒家的“六藝”，除了以前提到的《禮》、《樂》、《詩》和《周易》外，還有《書》和《春秋》。是時《周易》一書，除了卦爻辭外，又增添了象傳。那是解釋卦爻辭之文，孔子以前魯太史所作的，韓宣子聘魯時已經看見。卦爻辭或象傳中含有勸誡意味的話，孔子偶然也引來教訓弟子。但孔門的科目裏並沒有《周易》，卜筮之事孔子更是不談的。《書》，大部分是西周的檔案，其內容或為戰爭時的誓師辭，或為周王封立國君時的冊命之詞，或為周王對臣下的告諭，或是王室大典禮的記錄；另一小部分則是追記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言語的。這類文件據說在孔子時有一百多篇，現在隻剩二十八篇。《書》中訓誨的話最多；像《易》一般，它在孔子以前已常被學者引用。它是孔門的讀本之一，雖然遠不及詩的重要。
《春秋》本來是魯國史官的流水賬式的記錄的總名，大約因為它每年必標舉四時，所以簡稱《春秋》。它的內容可以現存的第一年為代表：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像這樣的史記，列國都有的，大約魯國的特別遠久，特別全備。這些史記並不完全依事直敘。因為有些醜事，例如魯桓公之死，根本不能直敘。再者，有些史官故意要把史事記錯，來寄托褒貶的意思，或維持已失效的名分。例如晉靈公明明是被趙穿弑了的，但晉太史董狐卻因為趙穿的兄弟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便記道“趙盾弑其君”。又如前632年周襄王應晉文公的喚召去參加踐土之會，而現傳的《春秋》卻記道 ：“天王狩於河陽。”傳說孔子曾采用與這兩例一路的“書法”，將魯史記中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一段加以修改，而成為現存的《春秋經》。這一段所包括的時代（前722至前481年）史家因此稱為春秋時代。《春秋經》之始於隱公不知何故，也許魯史本來如此。它終於哀公十四年，傳說是因為是年叔孫氏子出獵獲麟；據說麟是預兆明王出現的祥獸，現在“明王不興”而麟被獵獲，孔子感覺道窮，因此含淚絕筆雲。
總結孔子和六藝的關係：《詩》、《書》，他隻沿用作教本，而時或加以新的解釋或引申。《易》，他不過偶爾征引。《禮》，他加以重新估價，並且在小節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禮用麻，時禮用絲，孔子從眾，因為當時用絲價廉；又古禮臣拜君於堂下，時禮拜於堂上，孔子從古禮，因為他覺得時禮近於放肆。至於《樂》和《春秋》，他雖加以修改，到底他紹述的成分多而創作的成分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原是他的自白。
但在學術上他果真是僅隻述古的人嗎？至少就道德的教說而論，那是不然的。有一回他問子貢：“你以為我是多多的學習卻把所得牢記的麽？”子貢答道：“是的，難道不對嗎？”孔子說：“不，我一以貫之。”他認定所有的道德規律中有一條最根本，最概括，可以包羅其他的。這種認識乃是道德思想上一大發明。孔子的一貫之道，據他的高足弟子曾參的了解而他所沒有否認的便是“忠恕”，忠恕隻是一種態度“仁”的積極和消極兩方麵。恕便是他所謂人人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意義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忠的廣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忠的狹義是盡自己對他人的責任，甚至不顧任何的犧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奪。”這種忠也就是勇了。所以說“仁者必有勇”。仁、勇，再加上智便是孔子心目中的全德。 第六節孔子的晚年
孔子從衛歸魯，至遲當在哀公十二年春天之前，是年春季氏因為增加軍賦的事谘訪孔子。此時孔子已儼然一個國老，公卿不時存問，饋遺，國政也有資格過問。哀公十四年齊大夫陳恒弑君，孔子便齋戒沐浴，然後上朝，請求討伐。和陳一丘之貉之三桓，雖能遏阻魯國的義師，卻不能遏阻孔子的義言。
和孔子的聲望同時增加的是他的門徒，和門徒所帶來“束脩”之類。此時他的生活很可以當得起一個退職的司寇；行則有車代步；衣則“緇衣（配以）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食則“飯不厭精、膾不厭細。……失飪不食，不時（不合時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回思在陳絕糧時的情景，已成隔世了。但那樣的晚福他並不能久享。哀公十六（前479年）年四月（即“夏曆”二月），他臥病七日而死，享壽七十四歲。
孔子死後，門弟子把他葬在魯都城北泗水邊，並且為他服喪三年，然後灑淚分手。諸弟子和別的魯人依孔子塚而居的有一百多家，名為“孔裏”。塚前的空地，成了魯儒舉行鄉飲、鄉射等典禮的場所。城中孔子的故居被辟為他的廟堂，內藏他的衣冠、琴、車、書籍和禮器；孔門的儒者繼續在其中學習禮樂。此後曆盡四百年的興亡和兵革，這廟堂裏未曾歇過弦歌聲。
孔子死後六年而越滅吳，又七十年而晉國三分，戰國時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