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另一方麵，是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文人對新興皇朝臣屬關係的鬥爭。他們的階級立場很堅定，認為造反的窮苦農民怎能做皇帝，對地主進行統治，因而拒絕和新朝合作。
這些文人對由紅軍發跡的朱皇帝，懷有深刻的憎恨。典型的例子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斬斷手指，立誓不做官，被逮捕到京師。元璋問他們：“昔世亂居何處？”回答說：“紅寇亂時，避居於福建、江西兩界間。”元璋大怒：“朕知伯啟心懷憤怒，將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仿效之風。”特派人把他們押回原籍處死。[54]蘇州人姚潤、王謨也拒絕做新朝的官，都被處死刑，全家籍沒。[55]
有的文人怕元璋的嚴刑重法，動輒挨打以至殺頭，謝絕新朝的征召，實在推脫不了，勉強到了南京，還是拒絕做官。例如，浙江山陰人楊維禎，號鐵崖，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洪武二年被征，婉辭不去。三年又被地方官敦促上路，賦《老客婦謠》明誌，大意說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皇帝如不見諒，隻好跳海自殺。元璋因他名望很大，不好過分勉強。維禎在南京住了幾個月，便請求回家。宋濂贈詩說：“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56]江陰王逢自號席帽山人，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計勸士誠北降於元以拒西吳。士誠亡，逢隱居烏涇。洪武十五年以文學被征，虧得他兒子在朝廷做官，向皇帝磕頭哭求，才放回去。[57]也有抗拒不了，被迫非做官不可的，如大名秦裕伯避亂居上海，兩次被征不出。最後元璋寫了親筆信說：“海濱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情勢嚴重，秦裕伯隻好入朝。[58]
也有另外一些文人曾經做過元朝或東吳的官，堅決不做新朝官吏的。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自以家世仕元，逃避征召，晚年學佛法，到永樂時才死。[59]長樂陳亮自以為曾是元朝儒生，明初屢征不出，終身不仕。[60]山陰張憲學詩於楊維楨，仕東吳為樞密院都事，東吳亡，憲改名換姓，寄食杭州報國寺以死。[61]廬陵張昱在楊完者鎮浙江時，做過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張士誠要他做官，辭謝不肯。朱元璋要他出來，一看太老了，說：“可閑矣。”放回去，自號為可閑老人。小心怕事，絕口不談時政，有一首詩說明他的處境：
洪武初年自日邊，詔許還家老貧賤。池館盡付當時人，惟存筆硯伴閑身。劉伶鬥內葡萄酒，西子湖頭楊柳春。見人斫輪隻袖手，聽人談天隻箝口。[62]
總之，在明初，除了一部分大地主出身的文人如劉基等人已經參加了新興的統治集團以外，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倚靠新朝保護，得到了新朝統治的好處，決心和新朝合作，有官便做，甚至想盡辦法鑽營，要升官發財，改換門庭，光宗耀祖的，這類人占極大多數，是朱元璋統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各級政府官員的主要來源；另一類便是對紅軍抱有深刻仇恨，對新朝當然也抱著抗拒態度，不肯合作的。這一類人人數雖不甚多，但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卻有相當影響。
朱元璋對付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采用嚴峻的刑罰，特別製定一條法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63]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辦法是殺。
一部分士大夫不肯為元璋所用，元璋便用特殊法律、監獄、死刑，以至抄家滅族一套武器，強迫他們出來做官。一方麵一部分人不肯合作，另一方麵新朝又非強迫他們出來合作不可，這樣便展開了統治階級內部另一方麵的長期流血鬥爭。
一部分封建文人不滿意朱元璋的統治，朱元璋也痛恨這些人膽敢抗拒，用盡一切方法鎮壓，這種對立形勢越來越顯著了。在鬥爭的過程中，朱元璋特別注意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時代的文字獄。
所謂禁忌，含義是非常廣泛的。例如，朱元璋從小過窮苦的生活，當過和尚。和尚的特征是光頭，剃掉頭發，因之，不但“光”“禿”這類字對他是犯忌諱的，就連“僧”這個字也很刺眼，推而廣之，連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歡了。又如他早年是紅軍的小兵，紅軍在當時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口頭上、文字上，是被叫作“紅賊”“紅寇”的，曾經在韓林兒部下打過仗的人，最恨人罵他是“賊”，是“寇”，推而廣之，連和“賊”字形音相像的“則”字，看著也有氣了。
對文字的許多禁忌，是朱元璋自卑心理的一麵。相反的一麵卻表現為賣弄出身。曆代開國帝王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有名人物做祖先，朱元璋的父親、祖父都是佃農，外祖父是巫師，在封建社會裏都是卑微的人物，沒有什麽可以誇耀的。據說，當他和文臣們商量修玉牒（家譜）的時候，原來打算拉宋朝著名的學者朱熹做祖先的。恰好一個徽州人姓朱的典史來朝見，他打算拉本家，就問：“你是朱文公的後人嗎？”這小官不明底細，怕撒謊闖禍，隻好直說不是。他一想區區的典史小官尚且不肯冒認別人做祖宗，而且幾代以來也從沒聽說和徽州朱家有過瓜葛，萬一硬認上，白給人做子孫倒也罷了，被識破落人笑話，如何使得？[64]隻好打消了這念頭，不做名儒的後代，卻向他的同鄉皇帝漢高祖去看齊，索性強調自己是沒有根基的，不是靠先人基業起家的，在口頭上，文字上，一開口，一動筆，總要插進“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畝”，“出身寒微”一類的話，強烈的自卑感一反而表現為自尊，自尊為同符漢高祖，不斷地數說，賣弄他赤手空拳，沒一寸土地卻打出來天下，把紅軍大起義的功績一古腦兒算在自己名下。這兩種不同心理，看來是矛盾的，其實質卻又是一致的。可是，盡管他自己這樣經常賣弄，卻又忌諱別人如此說，一說又以為是挖他的根基了，結果又會是一場血案。
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縣、衛所官員，逢年過節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有喜慶時所上的表箋，照例由學校教官代作，雖然都是陳辭濫調，因為說的都是頌揚話，朱元璋很喜歡閱讀。他原來不是使小心眼的人，也不會挑剔文字，從渡江以後，大量收用了地主階級的文人，替他辦了不少事。建國以後，朝儀、軍衛、戶籍、學校等製度規程又多出於文人之手，使他越發看重文人，以為治國非用文人不可。文人得勢了，百戰功高的淮西集團的公侯們不服氣，以為武將流血打的天下，卻讓這班瘟書生來當家，多少次向皇帝訴說，都不理會。公侯們商量了個主意，一天又向朱元璋告文人的狀，元璋還是老一套，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總之治天下是非用文人不可的。有人就說：“您說得對。不過文人也不能過於相信，否則是會上當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拿話諷刺人。例如，張九四一輩子寵待文人，好第宅，高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爺後，要起一個官名，文人替他起名士誠。”元璋說：“好啊，這名字不錯。”那人說：“不然。上大當了！《孟子》書上有：‘士，誠小人也。’這句也可以破讀成：‘士誠，小人也。’罵張士誠是小人，他哪裏懂得。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還不明白，真是可憐。”[65]元璋聽了這番話，查了《孟子》，果然有這句話。從此更加注意臣下所上表箋，隻從壞處琢磨，果然許多地方都有和尚賊盜，都像是存心罵他的，越疑心就越像，有的成語，轉彎抹角一揣摩，好像也是損他的。武將和文官爭權鬥爭的發展，使他在和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對立的基礎上，更增加了對一般文人運用文字動機的懷疑，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來讀各種體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做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來殺了。
文字獄的著名例子，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海門衛官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一句話；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賀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一語；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至表》的“儀則天下”；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二使作《正旦賀表》的“建中作則”；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至表》的“聖德作則”，元璋把所有的“則”都念成“賊”。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生”字被讀作“僧”；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有“遙瞻帝扉”，“帝扉”被讀成“帝非”；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的“取法象魏”，“取法”被讀作“去發”；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州作《謝東宮賜宴箋》，有“式君父以班爵祿”一語，“式君父”被念成“失君父”，說是咒詛；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八字，就更嚴重了，“法坤”是“發髠”，“藻飾太平”是“早失太平”；德安府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兩句，“有道”說是“有盜”，“青門”當然是和尚廟了。下令把作表箋的人一概處死。甚至陳州州學訓導為本州作《賀萬壽表》的“壽域千秋”，念不出花樣來，還是被殺。[66]
象山縣教諭蔣景高以表箋誤被逮赴京師斬於市。[67]杭州府學教授徐一燮《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元璋讀了大怒說：“生者僧也，罵我當過和尚。光是薙發，說我是禿子。則音近賊，罵我做過賊。”把禮部官嚇得要死，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守。[68]洪武二十九年特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左春坊、右讚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式，頒布天下諸司，以後凡遇慶賀謝恩，如式錄進。[69]照規定表式鈔錄，隻填官銜姓名，文人的性命才算有了保障。
文字獄的時間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前後達十三年。[70]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院編修張某，此人在翰林院時說話出了毛病，被貶做山西蒲州學正。照例作慶賀表，元璋記得他的名字，看表文裏有“天下有道”，“萬壽無疆”兩句話，發怒說：“這老兒還罵我是強盜呢！”差人逮來當麵審訊。說“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話可說？”張某說：“隻有一句話，說了再死也不遲。陛下不是說過，表文不許杜撰，都要出自經典，有根有據的話嗎？天下有道是孔子說的，萬壽無疆出自《詩經》，說臣誹謗，不過如此。”元璋被頂住了，無話可說，想了半天，才說：“這老兒還這般嘴強，放掉罷。”左右侍臣私下議論：“幾年來才見容了這一個人！”[71]
蘇州知府魏觀把知府衙門修在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犯了忌諱，被人告發。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觀腰斬。[72]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動搖士氣，取到湖廣，投在水裏渰死。[73]翰林院編修高啟作《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元璋以為是諷刺他的，記在心裏。高啟退休後住在蘇州，魏觀案發，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啟的手筆，舊恨新罪一並算，把高啟腰斬。[74]有一個和尚叫來複，討好皇帝，作了一首謝恩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元璋大為生氣，以為殊字分為歹朱，明明是罵我。又說“無德頌陶唐”，是說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又把這亂巴結的和尚斬首。[75]
地方官就本身職務，有所建議，一字之嫌，也會送命。盧熊做兗州知州，上奏本說州印袞字誤類袞字，請求改正，元璋極不高興，說：“秀才無理，便道我兗哩！”原來又把字纏作滾字了。不久，盧熊便以黨案被殺。[76]
從個人的禁忌進一步便發展為廣義的禁忌了。洪武三年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秦、漢、晉等字。二十六年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並禁止民間久已習慣的稱呼，如醫生隻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人隻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隻許稱閽者，不許稱太監，違者都處重刑。[77]
其他地主文人被殺的，如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江南左布政使徐責下獄死，蘇州經曆孫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嚐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孟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做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得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做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幸的了。[78]
明初的著名詩人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都曾和張士誠來往，楊基、徐賁還做過張士誠的官，四人先後被殺、謫徙，看來不是巧合，而是有意識的打擊。隻有臨海陳基是例外。陳基曾參張士誠軍事，明初被召修《元史》，洪武三年卒。他在張士誠幕府時，所起草的書檄罵朱元璋的很多，不是死得早，他也是免不了的。[79]
朱元璋用嚴刑重罰，殺了十幾萬人，殺的人主要的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文人、學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總之，都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成員，他心目中的敵人。他用流血手段進行長期的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了“以猛治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皇朝的統治。
另一麵，他又堅決反對社會上長期以來的政治上的地域、鄉土之見。他認為做皇帝是做全國的皇帝，不是做某一地方的皇帝，選用的人才也應該是全國性的，淮西集團李善長、胡惟庸死抱住隻有淮人才能掌權做大官的階級、小集團偏見，是他和淮西集團內部矛盾焦點之一。正因為他有這樣的看法，洪武三十年發生了南北榜的案件。事情是這樣的，這一年的會試，由翰林學士湖南茶陵人劉三吾和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榜發，江西泰和人宋琮考了第一，全榜沒有一個北方人，舉人們紛紛議論，不服氣，難道北方人連一個夠格的也沒有，向皇帝告狀說主考官劉三吾等都是南方人，偏袒南人。元璋大怒，命侍講張信等檢查考卷，北方人還是沒有及格的，元璋大不高興。又有人告發張信等受了劉三吾等人的囑托，故意拿不合格的卷子評閱。元璋大怒，把白信蹈等殺了，劉三吾這年已經八十五歲了，以其太老，免死充軍邊境，會元宋琮也充了軍。元璋親自出題目重考，考取了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當時叫這次會試為南北榜，也叫春夏榜。[80]
其實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北方經過長期戰爭破壞，生產水平低於南方，就教育、文化的發展說，南方是高於北方的。考卷照舊例彌封，考官並不能知道考生是南人是北人。劉三吾等隻憑考卷文字決定去取，盡管所取全是南人，倒不定存有南北之見。經過北方考生幾次抗議，引起了朱元璋的密切注意，他為了爭取籠絡北方的地主知識分子，重考的結果，一榜及第的全是北人，南人一個也沒有。他是從政治出發的，從大一統國家的前提出發的，而不是單純從考卷的優劣出發的。白信蹈等考官的被殺，宋琮的充軍是冤枉的。
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也表現在地域關係上，淮西集團和非淮西集團，南人和北人之間都有極其激烈的鬥爭。前者的矛盾隨著淮西集團的消滅，解決了。但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矛盾，卻並未解決，後來國都遷到北方了，皇帝成為北人，朝廷上當權的也是北方人逐漸占優勢。洪武以後兩百多年間，隨著朝廷上當權的是北方人還是南方人的不同情況，各自庇護本階層本地區的利益，互相排擠，有若幹次政治鬥爭，都和南人和北人的階級內部利益矛盾有關。 <hr/>
[1]《明太祖實錄》卷六十八。
[2]《清江詩集》卷五《秋思》。
[3]《明通鑒前編》卷三。
[4]《明通鑒》卷三。
[5]《明太祖實錄》卷七十。
[6]《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四。
[7]劉辰《國初事述》。
[8]《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二十五。
[9]劉辰《國初事跡》。
[10]《明史》卷一百三十《郭英傳》，光緒《鳳陽縣誌》。
[11]《明太祖文集》卷十六《朱亮祖壙誌》。
[12]《國初事跡》。
[13]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一《皇帝手書》。
[14]《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劉基傳》。
[15]劉仲璟《遇恩錄》。
[16]《國初事跡》。
[17]《明通鑒》卷一。
[18]《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四。
[19]《明史》卷三百零八《胡惟庸傳》。
[20]《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九。
[21]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檉章《國史考異》，《燕京學報》15期吳晗《胡惟庸黨案考》。
[22]《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長傳》。
[23]王世貞《史乘考誤》，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檉章《國史考異》。
[24]劉辰《國初事跡》，孫宜《大明初略》三，王世貞《史乘考誤》。
[25]王世貞《史乘考誤》一，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五，潘檉章《國史考異》二。
[26]徐禎卿《翦勝野聞》。
[27]《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湯和傳》。
[28]《明史》卷一百三十二《李新傳》，朱國禎《大政記》。
[29]《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
[30]《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大誥》二十三《郭桓賣放浙西秋糧》，四十九《郭桓盜官糧》。
[31]《明史》卷九十四《邢法誌》。
[32]《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周敬心傳》。
[33]《大誥三編》二《進士監生戴罪辦事》。
[34]鄧之誠《骨董瑣記續記》卷二十碟條引《張文寧年譜》，計六奇《明季北略記鄭鄤事》。
[35]呂毖《明朝小史》卷一《國初重刑》。
[36]徐禎卿《翦勝野聞》。
[37]《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嚴刑》條引《草木子》。
[38]《明朝小史》卷二。
[39]《大誥三編·逃囚》第十六。
[40]《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韓宣可傳》。
[41]《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傳》，卷一百三十七《劉三吾傳》《宋訥傳》《安然傳》，卷一百三十八《陳修傳》《楊靖傳》《薛祥傳》，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李仕魯傳》《周敬心傳》。
[42]《明史》卷一百四《魏觀傳》，卷二百八十一《方克勤傳》，卷一百四十《道同傳》，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卷一百三十六《陶凱傳》。
[43]《明太祖文集》卷十六《辯答祿異名洛上翁及謬讚》，《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辯》。
[44]劉辰《國初事跡》。
[45]《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菇太素傳》。
[46]《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
[47]《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縉傳》。
[48]《大誥》《奸貪誹謗》第六十四。
[49]《明史》卷二百八十三《袁凱傳》，徐禎卿《翦勝野聞》，陸深《金台紀聞》。
[50]《明史》卷一百三十一《郭興傳》。
[51]《明史》卷一百三十八《周禎傳》。
[52]徐禎卿《翦勝野聞》。
[53]《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九。
[54]《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
[55]《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
[56]《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楊維楨傳》。
[57]《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戴良傳》附《王逢傳》。
[58]《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張以寧傳》附《秦裕伯傳》。
[59]《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戴良傳》附《丁鶴年傳》。
[60]《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林鴻傳》附《陳亮傳》。
[61]《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陶宗儀傳》附《張憲傳》。
[62]張昱《可閑老人集》卷一《寄河南衛鎮撫趙克家敘舊》
[63]《大誥二編》《蘇州人才》第十三，《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
[64]《明朝小史》卷一。
[65]黃溥《閑中古今錄》。
[66]越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引《朝野異聞錄》。
[67]黃溥《閑中古今錄》。
[68]徐禎卿《翦勝野聞》。
[69]《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六。
[70]黃溥《閑中古今錄》。
[71]李賢《古穰雜錄》。
[72]黃瑋《蓬窗類紀國初紀》，顧公燮《消夏閑記摘鈔》下高青丘。
[73]劉辰《國初事跡》。
[74]李賢《古穰雜錄》，朱彝球《靜誌居詩話》，《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高啟傳》，高啟《高太史大全集》卷十七《宮女圖》。
[75]顧公燮《消夏閑記摘鈔》下《冤殺詩僧》，《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
[76]葉盛《水東日記摘抄》卷二。
[77]《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二，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國初榜文》。
[78]《明史》卷二百八十五《蘇伯衡傳》，《高啟傳》，《王冕傳》附《郭奎傳》，《孫傳》，《王蒙傳》，《趙塤傳》，《陶宗儀傳》附《段德輝傳》，《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初文人多不仕》。
[79]《明史》卷二百八十五《趙塤傳》附《陳基傳》。
[80]《明史》卷一百三十《劉三吾傳》。
這些文人對由紅軍發跡的朱皇帝，懷有深刻的憎恨。典型的例子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斬斷手指，立誓不做官，被逮捕到京師。元璋問他們：“昔世亂居何處？”回答說：“紅寇亂時，避居於福建、江西兩界間。”元璋大怒：“朕知伯啟心懷憤怒，將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仿效之風。”特派人把他們押回原籍處死。[54]蘇州人姚潤、王謨也拒絕做新朝的官，都被處死刑，全家籍沒。[55]
有的文人怕元璋的嚴刑重法，動輒挨打以至殺頭，謝絕新朝的征召，實在推脫不了，勉強到了南京，還是拒絕做官。例如，浙江山陰人楊維禎，號鐵崖，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洪武二年被征，婉辭不去。三年又被地方官敦促上路，賦《老客婦謠》明誌，大意說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皇帝如不見諒，隻好跳海自殺。元璋因他名望很大，不好過分勉強。維禎在南京住了幾個月，便請求回家。宋濂贈詩說：“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56]江陰王逢自號席帽山人，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計勸士誠北降於元以拒西吳。士誠亡，逢隱居烏涇。洪武十五年以文學被征，虧得他兒子在朝廷做官，向皇帝磕頭哭求，才放回去。[57]也有抗拒不了，被迫非做官不可的，如大名秦裕伯避亂居上海，兩次被征不出。最後元璋寫了親筆信說：“海濱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情勢嚴重，秦裕伯隻好入朝。[58]
也有另外一些文人曾經做過元朝或東吳的官，堅決不做新朝官吏的。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自以家世仕元，逃避征召，晚年學佛法，到永樂時才死。[59]長樂陳亮自以為曾是元朝儒生，明初屢征不出，終身不仕。[60]山陰張憲學詩於楊維楨，仕東吳為樞密院都事，東吳亡，憲改名換姓，寄食杭州報國寺以死。[61]廬陵張昱在楊完者鎮浙江時，做過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張士誠要他做官，辭謝不肯。朱元璋要他出來，一看太老了，說：“可閑矣。”放回去，自號為可閑老人。小心怕事，絕口不談時政，有一首詩說明他的處境：
洪武初年自日邊，詔許還家老貧賤。池館盡付當時人，惟存筆硯伴閑身。劉伶鬥內葡萄酒，西子湖頭楊柳春。見人斫輪隻袖手，聽人談天隻箝口。[62]
總之，在明初，除了一部分大地主出身的文人如劉基等人已經參加了新興的統治集團以外，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倚靠新朝保護，得到了新朝統治的好處，決心和新朝合作，有官便做，甚至想盡辦法鑽營，要升官發財，改換門庭，光宗耀祖的，這類人占極大多數，是朱元璋統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各級政府官員的主要來源；另一類便是對紅軍抱有深刻仇恨，對新朝當然也抱著抗拒態度，不肯合作的。這一類人人數雖不甚多，但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卻有相當影響。
朱元璋對付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采用嚴峻的刑罰，特別製定一條法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63]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辦法是殺。
一部分士大夫不肯為元璋所用，元璋便用特殊法律、監獄、死刑，以至抄家滅族一套武器，強迫他們出來做官。一方麵一部分人不肯合作，另一方麵新朝又非強迫他們出來合作不可，這樣便展開了統治階級內部另一方麵的長期流血鬥爭。
一部分封建文人不滿意朱元璋的統治，朱元璋也痛恨這些人膽敢抗拒，用盡一切方法鎮壓，這種對立形勢越來越顯著了。在鬥爭的過程中，朱元璋特別注意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時代的文字獄。
所謂禁忌，含義是非常廣泛的。例如，朱元璋從小過窮苦的生活，當過和尚。和尚的特征是光頭，剃掉頭發，因之，不但“光”“禿”這類字對他是犯忌諱的，就連“僧”這個字也很刺眼，推而廣之，連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歡了。又如他早年是紅軍的小兵，紅軍在當時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口頭上、文字上，是被叫作“紅賊”“紅寇”的，曾經在韓林兒部下打過仗的人，最恨人罵他是“賊”，是“寇”，推而廣之，連和“賊”字形音相像的“則”字，看著也有氣了。
對文字的許多禁忌，是朱元璋自卑心理的一麵。相反的一麵卻表現為賣弄出身。曆代開國帝王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有名人物做祖先，朱元璋的父親、祖父都是佃農，外祖父是巫師，在封建社會裏都是卑微的人物，沒有什麽可以誇耀的。據說，當他和文臣們商量修玉牒（家譜）的時候，原來打算拉宋朝著名的學者朱熹做祖先的。恰好一個徽州人姓朱的典史來朝見，他打算拉本家，就問：“你是朱文公的後人嗎？”這小官不明底細，怕撒謊闖禍，隻好直說不是。他一想區區的典史小官尚且不肯冒認別人做祖宗，而且幾代以來也從沒聽說和徽州朱家有過瓜葛，萬一硬認上，白給人做子孫倒也罷了，被識破落人笑話，如何使得？[64]隻好打消了這念頭，不做名儒的後代，卻向他的同鄉皇帝漢高祖去看齊，索性強調自己是沒有根基的，不是靠先人基業起家的，在口頭上，文字上，一開口，一動筆，總要插進“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畝”，“出身寒微”一類的話，強烈的自卑感一反而表現為自尊，自尊為同符漢高祖，不斷地數說，賣弄他赤手空拳，沒一寸土地卻打出來天下，把紅軍大起義的功績一古腦兒算在自己名下。這兩種不同心理，看來是矛盾的，其實質卻又是一致的。可是，盡管他自己這樣經常賣弄，卻又忌諱別人如此說，一說又以為是挖他的根基了，結果又會是一場血案。
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縣、衛所官員，逢年過節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有喜慶時所上的表箋，照例由學校教官代作，雖然都是陳辭濫調，因為說的都是頌揚話，朱元璋很喜歡閱讀。他原來不是使小心眼的人，也不會挑剔文字，從渡江以後，大量收用了地主階級的文人，替他辦了不少事。建國以後，朝儀、軍衛、戶籍、學校等製度規程又多出於文人之手，使他越發看重文人，以為治國非用文人不可。文人得勢了，百戰功高的淮西集團的公侯們不服氣，以為武將流血打的天下，卻讓這班瘟書生來當家，多少次向皇帝訴說，都不理會。公侯們商量了個主意，一天又向朱元璋告文人的狀，元璋還是老一套，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總之治天下是非用文人不可的。有人就說：“您說得對。不過文人也不能過於相信，否則是會上當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拿話諷刺人。例如，張九四一輩子寵待文人，好第宅，高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爺後，要起一個官名，文人替他起名士誠。”元璋說：“好啊，這名字不錯。”那人說：“不然。上大當了！《孟子》書上有：‘士，誠小人也。’這句也可以破讀成：‘士誠，小人也。’罵張士誠是小人，他哪裏懂得。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還不明白，真是可憐。”[65]元璋聽了這番話，查了《孟子》，果然有這句話。從此更加注意臣下所上表箋，隻從壞處琢磨，果然許多地方都有和尚賊盜，都像是存心罵他的，越疑心就越像，有的成語，轉彎抹角一揣摩，好像也是損他的。武將和文官爭權鬥爭的發展，使他在和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對立的基礎上，更增加了對一般文人運用文字動機的懷疑，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來讀各種體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做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來殺了。
文字獄的著名例子，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海門衛官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一句話；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賀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一語；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至表》的“儀則天下”；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二使作《正旦賀表》的“建中作則”；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至表》的“聖德作則”，元璋把所有的“則”都念成“賊”。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生”字被讀作“僧”；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有“遙瞻帝扉”，“帝扉”被讀成“帝非”；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的“取法象魏”，“取法”被讀作“去發”；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州作《謝東宮賜宴箋》，有“式君父以班爵祿”一語，“式君父”被念成“失君父”，說是咒詛；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八字，就更嚴重了，“法坤”是“發髠”，“藻飾太平”是“早失太平”；德安府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兩句，“有道”說是“有盜”，“青門”當然是和尚廟了。下令把作表箋的人一概處死。甚至陳州州學訓導為本州作《賀萬壽表》的“壽域千秋”，念不出花樣來，還是被殺。[66]
象山縣教諭蔣景高以表箋誤被逮赴京師斬於市。[67]杭州府學教授徐一燮《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元璋讀了大怒說：“生者僧也，罵我當過和尚。光是薙發，說我是禿子。則音近賊，罵我做過賊。”把禮部官嚇得要死，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守。[68]洪武二十九年特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左春坊、右讚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式，頒布天下諸司，以後凡遇慶賀謝恩，如式錄進。[69]照規定表式鈔錄，隻填官銜姓名，文人的性命才算有了保障。
文字獄的時間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前後達十三年。[70]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院編修張某，此人在翰林院時說話出了毛病，被貶做山西蒲州學正。照例作慶賀表，元璋記得他的名字，看表文裏有“天下有道”，“萬壽無疆”兩句話，發怒說：“這老兒還罵我是強盜呢！”差人逮來當麵審訊。說“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話可說？”張某說：“隻有一句話，說了再死也不遲。陛下不是說過，表文不許杜撰，都要出自經典，有根有據的話嗎？天下有道是孔子說的，萬壽無疆出自《詩經》，說臣誹謗，不過如此。”元璋被頂住了，無話可說，想了半天，才說：“這老兒還這般嘴強，放掉罷。”左右侍臣私下議論：“幾年來才見容了這一個人！”[71]
蘇州知府魏觀把知府衙門修在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犯了忌諱，被人告發。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觀腰斬。[72]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動搖士氣，取到湖廣，投在水裏渰死。[73]翰林院編修高啟作《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元璋以為是諷刺他的，記在心裏。高啟退休後住在蘇州，魏觀案發，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啟的手筆，舊恨新罪一並算，把高啟腰斬。[74]有一個和尚叫來複，討好皇帝，作了一首謝恩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元璋大為生氣，以為殊字分為歹朱，明明是罵我。又說“無德頌陶唐”，是說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又把這亂巴結的和尚斬首。[75]
地方官就本身職務，有所建議，一字之嫌，也會送命。盧熊做兗州知州，上奏本說州印袞字誤類袞字，請求改正，元璋極不高興，說：“秀才無理，便道我兗哩！”原來又把字纏作滾字了。不久，盧熊便以黨案被殺。[76]
從個人的禁忌進一步便發展為廣義的禁忌了。洪武三年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秦、漢、晉等字。二十六年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並禁止民間久已習慣的稱呼，如醫生隻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人隻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隻許稱閽者，不許稱太監，違者都處重刑。[77]
其他地主文人被殺的，如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江南左布政使徐責下獄死，蘇州經曆孫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嚐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孟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做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得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做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幸的了。[78]
明初的著名詩人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都曾和張士誠來往，楊基、徐賁還做過張士誠的官，四人先後被殺、謫徙，看來不是巧合，而是有意識的打擊。隻有臨海陳基是例外。陳基曾參張士誠軍事，明初被召修《元史》，洪武三年卒。他在張士誠幕府時，所起草的書檄罵朱元璋的很多，不是死得早，他也是免不了的。[79]
朱元璋用嚴刑重罰，殺了十幾萬人，殺的人主要的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文人、學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總之，都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成員，他心目中的敵人。他用流血手段進行長期的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了“以猛治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皇朝的統治。
另一麵，他又堅決反對社會上長期以來的政治上的地域、鄉土之見。他認為做皇帝是做全國的皇帝，不是做某一地方的皇帝，選用的人才也應該是全國性的，淮西集團李善長、胡惟庸死抱住隻有淮人才能掌權做大官的階級、小集團偏見，是他和淮西集團內部矛盾焦點之一。正因為他有這樣的看法，洪武三十年發生了南北榜的案件。事情是這樣的，這一年的會試，由翰林學士湖南茶陵人劉三吾和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榜發，江西泰和人宋琮考了第一，全榜沒有一個北方人，舉人們紛紛議論，不服氣，難道北方人連一個夠格的也沒有，向皇帝告狀說主考官劉三吾等都是南方人，偏袒南人。元璋大怒，命侍講張信等檢查考卷，北方人還是沒有及格的，元璋大不高興。又有人告發張信等受了劉三吾等人的囑托，故意拿不合格的卷子評閱。元璋大怒，把白信蹈等殺了，劉三吾這年已經八十五歲了，以其太老，免死充軍邊境，會元宋琮也充了軍。元璋親自出題目重考，考取了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當時叫這次會試為南北榜，也叫春夏榜。[80]
其實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北方經過長期戰爭破壞，生產水平低於南方，就教育、文化的發展說，南方是高於北方的。考卷照舊例彌封，考官並不能知道考生是南人是北人。劉三吾等隻憑考卷文字決定去取，盡管所取全是南人，倒不定存有南北之見。經過北方考生幾次抗議，引起了朱元璋的密切注意，他為了爭取籠絡北方的地主知識分子，重考的結果，一榜及第的全是北人，南人一個也沒有。他是從政治出發的，從大一統國家的前提出發的，而不是單純從考卷的優劣出發的。白信蹈等考官的被殺，宋琮的充軍是冤枉的。
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也表現在地域關係上，淮西集團和非淮西集團，南人和北人之間都有極其激烈的鬥爭。前者的矛盾隨著淮西集團的消滅，解決了。但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矛盾，卻並未解決，後來國都遷到北方了，皇帝成為北人，朝廷上當權的也是北方人逐漸占優勢。洪武以後兩百多年間，隨著朝廷上當權的是北方人還是南方人的不同情況，各自庇護本階層本地區的利益，互相排擠，有若幹次政治鬥爭，都和南人和北人的階級內部利益矛盾有關。 <hr/>
[1]《明太祖實錄》卷六十八。
[2]《清江詩集》卷五《秋思》。
[3]《明通鑒前編》卷三。
[4]《明通鑒》卷三。
[5]《明太祖實錄》卷七十。
[6]《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四。
[7]劉辰《國初事述》。
[8]《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二十五。
[9]劉辰《國初事跡》。
[10]《明史》卷一百三十《郭英傳》，光緒《鳳陽縣誌》。
[11]《明太祖文集》卷十六《朱亮祖壙誌》。
[12]《國初事跡》。
[13]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一《皇帝手書》。
[14]《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劉基傳》。
[15]劉仲璟《遇恩錄》。
[16]《國初事跡》。
[17]《明通鑒》卷一。
[18]《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四。
[19]《明史》卷三百零八《胡惟庸傳》。
[20]《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九。
[21]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檉章《國史考異》，《燕京學報》15期吳晗《胡惟庸黨案考》。
[22]《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長傳》。
[23]王世貞《史乘考誤》，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檉章《國史考異》。
[24]劉辰《國初事跡》，孫宜《大明初略》三，王世貞《史乘考誤》。
[25]王世貞《史乘考誤》一，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五，潘檉章《國史考異》二。
[26]徐禎卿《翦勝野聞》。
[27]《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湯和傳》。
[28]《明史》卷一百三十二《李新傳》，朱國禎《大政記》。
[29]《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
[30]《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大誥》二十三《郭桓賣放浙西秋糧》，四十九《郭桓盜官糧》。
[31]《明史》卷九十四《邢法誌》。
[32]《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周敬心傳》。
[33]《大誥三編》二《進士監生戴罪辦事》。
[34]鄧之誠《骨董瑣記續記》卷二十碟條引《張文寧年譜》，計六奇《明季北略記鄭鄤事》。
[35]呂毖《明朝小史》卷一《國初重刑》。
[36]徐禎卿《翦勝野聞》。
[37]《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嚴刑》條引《草木子》。
[38]《明朝小史》卷二。
[39]《大誥三編·逃囚》第十六。
[40]《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韓宣可傳》。
[41]《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傳》，卷一百三十七《劉三吾傳》《宋訥傳》《安然傳》，卷一百三十八《陳修傳》《楊靖傳》《薛祥傳》，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李仕魯傳》《周敬心傳》。
[42]《明史》卷一百四《魏觀傳》，卷二百八十一《方克勤傳》，卷一百四十《道同傳》，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卷一百三十六《陶凱傳》。
[43]《明太祖文集》卷十六《辯答祿異名洛上翁及謬讚》，《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辯》。
[44]劉辰《國初事跡》。
[45]《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菇太素傳》。
[46]《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
[47]《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縉傳》。
[48]《大誥》《奸貪誹謗》第六十四。
[49]《明史》卷二百八十三《袁凱傳》，徐禎卿《翦勝野聞》，陸深《金台紀聞》。
[50]《明史》卷一百三十一《郭興傳》。
[51]《明史》卷一百三十八《周禎傳》。
[52]徐禎卿《翦勝野聞》。
[53]《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九。
[54]《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
[55]《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
[56]《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楊維楨傳》。
[57]《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戴良傳》附《王逢傳》。
[58]《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張以寧傳》附《秦裕伯傳》。
[59]《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戴良傳》附《丁鶴年傳》。
[60]《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林鴻傳》附《陳亮傳》。
[61]《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陶宗儀傳》附《張憲傳》。
[62]張昱《可閑老人集》卷一《寄河南衛鎮撫趙克家敘舊》
[63]《大誥二編》《蘇州人才》第十三，《明史》卷九十四《刑法誌》。
[64]《明朝小史》卷一。
[65]黃溥《閑中古今錄》。
[66]越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引《朝野異聞錄》。
[67]黃溥《閑中古今錄》。
[68]徐禎卿《翦勝野聞》。
[69]《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六。
[70]黃溥《閑中古今錄》。
[71]李賢《古穰雜錄》。
[72]黃瑋《蓬窗類紀國初紀》，顧公燮《消夏閑記摘鈔》下高青丘。
[73]劉辰《國初事跡》。
[74]李賢《古穰雜錄》，朱彝球《靜誌居詩話》，《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高啟傳》，高啟《高太史大全集》卷十七《宮女圖》。
[75]顧公燮《消夏閑記摘鈔》下《冤殺詩僧》，《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
[76]葉盛《水東日記摘抄》卷二。
[77]《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二，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國初榜文》。
[78]《明史》卷二百八十五《蘇伯衡傳》，《高啟傳》，《王冕傳》附《郭奎傳》，《孫傳》，《王蒙傳》，《趙塤傳》，《陶宗儀傳》附《段德輝傳》，《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初文人多不仕》。
[79]《明史》卷二百八十五《趙塤傳》附《陳基傳》。
[80]《明史》卷一百三十《劉三吾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