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蔣經國與其他四人被選拔進入培訓紅軍幹部的列寧格勒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central tolmatchev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e）深造。頭一年，他研修軍事戰術、行政管理、交通運輸、地形學和火炮原理，遊擊戰爭也是一項主要課程。蔣經國的軍事戰略老師是紅軍傳奇人物，內戰英雄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帥。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的課程還包括馬列主義，以及政治指導員在武裝部隊中工作的技巧等。
蔣經國還未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安定下來，中國方麵已傳來許多惱人的消息。斯大林下令中共在廣州發動暴動，遭到挫敗，犧牲了許多共產黨員。兩星期之前，經國的父親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盛大婚禮，迎娶孫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宋美齡為妻。宋氏姊妹的父親宋查理（宋嘉樹），在美國受教育，回到上海後以刊印《聖經》和生產幹麵發財致富。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踴躍捐輸，但是乍聞次女慶齡要嫁給年紀大、剛離異的孫中山，卻極力反對。（宋嘉樹的長女藹齡嫁給孔祥熙，孔氏日後財富猶勝嶽父。）蔣介石公開宣稱，他和經國親近的“上海姆媽”陳潔如從未有正式婚嫁關係，他已經像對待其他側室一樣，付錢給她，結束一段感情。
蘇聯報章抨擊蔣、宋聯姻是政治婚姻，這位“國民黨獨裁者”的軍事力量與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財富、權勢結合起來。蔣、宋聯姻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都產生作用。除了宋家的財富和人脈關係之外，蔣的新娘子家世地位高，身為現代中國領導人，他需要有美齡這樣美麗、聰慧、留學美國的美眷來匹配。不過，不容諱言，蔣對宋顯然也有浪漫情愫。即使最挑剔的傳記作家，也舉出蔣氏有許多情書給美齡，充分顯露出對她的愛慕之意。
蔣經國雖然在1927年夏天已不再積極參與中國學生支持左翼反對派的活動，翌年1月仍然簽署一份正式聲明，表明放棄托派思想。“由於當時我本人也不認識托洛茨基理論是否真實，遂遵照‘軍校同僚’勸告，終止我和這個團體秘密活動的關係。”顯然，他發表這份聲明，才得以留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他的檔案中從此看不到任何他涉及托派運動的記錄。
蔣經國告訴我們，他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進修期間，曾在一份曆史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探討“哲學”的文章。毫無疑問，就和當時蘇聯境內發表的所有文章一樣，經國的文章反映出對生命與政治的唯物辯證詮釋。第一年，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就指派經國擔任學生連連長；他也成為蘇共青年團正式團員，反映出他的政治、軍事及學業表現都相當優秀。可是，蘇聯當局依然密切監視他的言行舉動；據說經國同寢室的室友就是安全部門特務。 [1]
1928年5月25日，馮氏兄妹終於獲準回中國。蔣經國自從進入軍校研修後，顯然已不再和馮弗能通信往來。馮弗能兄妹回國之後，洪國與父親和好；馮玉祥把兒子送到日本去念軍校。
1928年初某時，中山大學幾位學生寫信給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深造的蔣經國，擬議籌組一個江浙同學會，邀請他擔任會長。他的安全部門特務室友發現了這封信，向上級呈報。王明此時已是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首腦，他指責籌組的這個組織是反革命團體。然而，共產國際展開調查後，卻找不到顛覆作亂的任何證據。
蔣經國倒是花費心思，培養他和同鄉同學的革命感情。當年在中國，有心出頭作為全國領袖的人，傳統上都會結合盟友；經國從他父親那裏學到這套做法。蔣經國偶爾會變賣個人東西，襄助同學，尤其這些同學來自浙江、江蘇，更是他交好、伸援的對象。他的一位同學嚴靈峰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就提到經國有一次賣掉收音機，接濟一位同學。
1928年是中國肇建共和以來，第一次出現一個政府，得到全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地區承認為當政者。1月間，國民黨再度委派蔣介石為總司令，蔣氏新婚夫人的兄長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蔣介石借著得自上海資本家的資金和馮玉祥結成同盟，恢複北伐軍事行動。
1928年6月4日，在日本軍人陰謀下，奉係軍閥張作霖乘坐的火車遭到炸彈攻擊而喪命。日本希望借機尋釁，得以在東北擴張勢力。取代張作霖成為奉係領袖的，正是他比較開明、較富國家意識的兒子——“少帥”張學良。少帥素以花名在外的紈絝子弟形象著稱，而且在1926年染上鴉片煙癮。然而，若有必要，他也會心狠手辣。他的民族主義意識勝過軍閥的自滿。在日本人要求下，他宣布東北維持非正式的“自治”，可是10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少帥宣布東北易幟，接受出任國民政府委員。
現在，中國由烏蘇裏江以迄東南亞國境，似乎終於完成統一。蔣介石成為全中國的領袖——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控製的少許地區，以及中共在江西及其鄰省建立的一小塊“蘇區”則不在其節製之下。然而，實質上，蔣介石的勢力隻及於上海市，以及江蘇、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
其他省份的地方及區域掌權者隻是表麵上服從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實則繼續維持獨立王國運作。接下來數年，投入國民黨陣營的許多軍閥，又分裂出去自立政權。馮玉祥就是最著名的一個例子。不過，包括馮玉祥在內，沒有任何軍閥具強勁實力足以掌握全國大權。有實力足堪威脅、挑戰蔣介石全國領袖地位者，隻有中國共產黨。
1928年，中國共產黨由於在國內已無一處安全落腳之地，轉到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年稍早抵達俄京的周恩來，是出席六大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年僅三十歲的周恩來在六大召開的前一年，可謂飽經憂患，幾度死裏逃生。1927年4月，上海“清共”，周恩來幾乎喪生；7月間逃往武漢；8月間參與策劃南昌暴動，沒有成功，隨著起義部隊退到汕頭，染上瘧疾；被送到香港，又於12月間潛回上海。
周恩來滯留莫斯科期間，至少曾見過一次蔣經國。他告訴經國，批判蔣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確的事，但仍不應忘掉隨時給他父親寫信。蔣經國在回憶錄裏提到，6月至8月這段時間，他曾經提筆給父親寫了好幾封信，但是沒有付郵寄出。王明和莫斯科的一些中共斯大林派分子並不相信蔣經國，把他當作潛在的敵手。然而，周恩來像斯大林一樣，顯然認為小蔣日後或許可以派上用場，因此最好留個活路，說不定有朝一日他會和父親、國民黨盡棄前嫌，恢複關係。
這時候中國共產黨內的兩個主要領導人是唯斯大林之命是從的李立三和王明。可是，中共最重要的活動據點是江西蘇區。朱德和毛澤東結合，組成紅四軍，口號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同時，鄧小平也在廣西省實行此後他和毛澤東奉行不渝的原則——革命不隻必須流血，而且必然不可不流血。
到了1930年，世界上絕大多數政府都承認南京的中華民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散布在山區的中共隻是小問題；但是，蔣介石鑒於中共有共產國際撐腰，認為若要鞏固國民黨政權，一定先得肅清中共勢力。
1928年初，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學生自報紙上讀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趕到土耳其的消息。稍後幾個月，蔣經國的導師拉狄克認錯，接受斯大林的領導；斯大林寬恕了他，拉狄克得以回到莫斯科。這些發展都沒有撼動蔣經國對新社會主義世界理想的向往。同年夏天，斯大林號召黨的幹部“消滅富農階級”。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學生很少聽到農村大批鬥爭富農的消息。經國入校的第二年，成為蘇聯共產黨的候補黨員。 [2]
此時東北卻發生一項外交危機。1929年1月，少帥張學良邀請兩位親日派高級幹部赴宴，托詞必須注射嗎啡離席，遣人把這兩人擊斃，鞏固住對東北地區的控製大權。4月間，張學良又派軍警搜查蘇聯駐東北的領事館，暴露莫斯科利用其外交單位及中東鐵路，搞顛覆及間諜活動的文件。中東鐵路自1896年起依合約即由中、俄共管，7月間，張學良以國民政府名義接管中東鐵路，逐走俄國主管。
蘇聯政府認為張學良這麽做，侵犯其條約權利，也抵觸國際法。11月中旬，蘇軍越過國境，稍作交戰，大敗張學良部隊。蔣介石堅持先安內、後攘外政策，不與列強發生不必要的衝突，於是下令張學良撤退。稍後，中、蘇達成伯力協議，恢複原先狀況。中國共產黨支持蘇聯動用武力恢複它在東北經濟利益的舉動。
中國全境此時普遍動蕩不安。由於國際貿易崩潰，中國剛萌芽的絲、煙草、棉花、黃豆之出口生意巨幅衰退。若幹農村地區，成千上萬老百姓因鬧饑荒而餓死。南京政府原本就是由國民黨民族主義派、資本家及各色軍閥勉強結盟組合，麵臨艱困情勢，更難實現口頭上高唱的財政改革和農村改革。世界經濟大恐慌產生的政治、心理衝擊效應，遠比經濟效應更為重要。斯大林見到危機當前，認定世界革命高潮更加不穩定，必須加緊自己的內部革命及整肅步伐，在國際政策上（包括對華政策）也必須更加激進——令人覺得諷刺的是，這正是托派的主張。
經濟大恐慌因而對全世界左翼、右翼意識形態的勃興，產生推波助瀾作用。這是社會大解體和日常生活大動亂交互作用的亂世。舊體製正在消逝，新危機似乎處處浮現。納粹主義的怪獸似乎令左翼振振有詞可以采取極端立場。納粹德國萌生征服歐洲的野心；意大利法西斯黨人視非洲和巴爾幹半島為禁臠；日本則成為當時時代精神——曆史修正論——的沃土。日本右翼國家主義者既痛恨西方列強在亞洲作威作福，又不滿美國等地禁止日本移民，遂以白人種族主義作為攻擊之目標，也作為本身推動帝國霸業及大和民族興盛的樣板。日本已於1895年占領台灣，1910年掌控朝鮮；軍方開始以俄羅斯及中國為進一步擴張的對象。1930年11月，日本一個極端國家主義派青年，狙殺政策溫和的首相。從此之後，日本的政治權力落到激進的帝國主義派手中。
蔣介石也開始更加右傾。當他越發依賴德、意軍事顧問、教官和器材設備，他就越趨右傾。中國此時別無其他外援來源，就和蔣介石早先依靠俄援在意識形態上染上紅色一樣，他現在自然會偏向新的支持者之觀點。蔣介石雖然用不上種族主義，但法西斯主義的教條鼓勵效忠領袖、服從國家，卻令他大為激賞。此後數年，他利用若幹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試圖替國民黨建立強大的知性及哲學基礎，並提振黨員無私無我的理想主義。
蔣經國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每一科都是“優等”，自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畢業。他的畢業論文是探究遊擊戰爭。他的個人資料檔案上，記載他“非常聰明……全校最優秀的學生”。畢業之後，蔣經國再度申請準予回國，不過他的第二誌願是申請準予加入紅軍擔任軍官。事實上，他申請留在蘇聯，頗有在軍中求發展的期望。 [3] 斯大林本人可能認為蔣經國不應出任蘇聯紅軍軍官，因為這將有損他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聲譽，有礙他在未來的用處，因此未準許他如願從軍。
蔣經國在軍校念書，使他體魄強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時卻生了一場大病。這是他在留俄期間幾度重病之一次。這些病毫無疑問與他的糖尿病有關聯，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惡化。蔣經國酒量好，還教俄國朋友劃拳助興。
10月間，蔣經國病愈，奉派到莫斯科一個重要工業設施——迪納摩電廠（dynamo electrical nt）當見習生。起先，他要擔任機械工具操作員，每天八小時以上繁重的體力勞動，月薪隻有四十五盧布。共產國際要他“親身體驗無產階級的生活”。他每天清晨7時起床，夜裏還要到列寧國際學院研修工程科學至深夜11時。農村動蕩引起食物短缺的現象，此時已蔓延到城裏，經國有時候早上沒有飯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於發揮課堂所學，在電廠裏提議做了若幹技術改革。五個月之內，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變主意，譴責“齊頭式的平等”，在工廠內導入論件計酬製，鼓勵技術官僚的精英製。依照蔣經國的自述，他熱情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廠工作、上學研修，他每星期還抽出七個小時，在工廠講授軍事學。
大約在這個時期，蔣經國在列寧國際學院一次會議中批評王明，導致共產國際要他離開莫斯科，到西伯利亞阿爾泰（altai）一個礦場工作。經國以身體虛弱為由，向蘇聯共產黨中央申訴，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親斯大林的中山大學畢業生，秘密潛回上海。這批學生號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構成中共黨內所謂的斯大林“回國學生派”，此後數年與毛澤東爭奪對中國共產黨的掌控權。同一時期，蔣介石從與黨內政敵鬥爭的倥傯百忙中抽暇，與宋美齡在上海一處教堂，依基督教儀式再辦一次婚禮，並宣誓今後一生謹守基督徒原則。婚禮之後，蔣介石針對江西省紅軍，發動第一次“圍剿”作戰。毛澤東和軍事指揮官朱德，運用大膽巧妙的遊擊戰術，躲過政府軍的攻勢。
身在華南的鄧小平，獲悉張錫瑗在上海難產，母子均殞命。他不久即放棄在廣西的作戰，前往江西山區與其他中共部隊會合，此後成為毛澤東的主要支持者，與“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對抗。1931年4月、7月，毛澤東和朱德又擊退蔣介石部隊的第二次、第三次“圍剿”攻勢，虜獲數千支武器。
日本駐華及國內軍國主義者，也逼促東京當局采取果斷行動。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在奉天（沈陽）市郊發動事變，進占沈陽；朝鮮境內日軍亦跨越國境，進入中國東北地區。蔣介石認為張學良還不到攤牌的時候，下令把部隊退入長城以南。
麵臨日本入侵，國民黨互不相讓的各派係暫時捐棄歧見；但是，全國各地掀起一片反外情緒，學生亦抗議蔣介石不能堅決抗日。此後十四年，蔣介石在抗日這個議題上，一直處於政治守勢，備受抨擊。就中共而言，如果蔣介石與日本作戰，中共受到的壓力就會消除；如果蔣氏退縮不前，勢必因拒絕捍衛中國主權備受抨擊。中國共產黨既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又責備蔣介石“對世界帝國主義卑躬屈膝”。1931年11月7日，毛澤東正式宣布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自己出任主席。
日本人占領東北，雖然多年來就在預期之中，但莫斯科還是起了警惕。現在日本軍隊沿著全世界最長的一道大陸邊界，與紅軍對峙。斯大林下令把蘇聯業已極為龐大的軍事經費，巨幅提升，並加快工業化及遷移工廠進入烏拉爾山區的步伐。日本人的動作也讓斯大林心中拿定主意，在國內必須流血發動清算，強化備戰意誌。鑒於遠東此一新局勢，中國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越發凸顯。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過後不久，蔣經國突然接到一個訊息——總書記斯大林召見。莫斯科當局至今並未公開這次會麵的檔案，蔣經國以中文、英文敘述他的留蘇生活經驗的各項記載，也隻字不提這次會麵經過。 [4] 然而，我們很可以假定，斯大林希望和小蔣談談日本占領東北對蘇聯和中國有何影響。他必然也向經國問起他對中國國內各項發展的見解，尤其是國共兩黨彼此之政治動態關係，以及兩黨各自內部的權力鬥爭關係。最後，他很可能也問起，國共是否可能成立抗日聯合陣線；蔣經國有朝一日是否願意回到父親身邊，致力於此一抗日救國聯合陣線工作。
我們由斯、蔣會麵之後緊接著發生的事，隱約判斷斯大林曾對蔣經國提出令他大為意外的這些意見。12月初，蔣夫人的二姐宋慶齡在南京拜會蔣介石，討論國民黨抓到的一個叫牛蘭（hire noulens）的人的狀況。波蘭人牛蘭在被捕之前，從上海主持中國共產黨的地區支部，也被認為負責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朝鮮、越南和日本各地的共產黨之活動。 [5] 宋慶齡肯定是替莫斯科出麵，提議國民黨釋放牛蘭夫婦，換取蔣經國回到中國。
這倒是恰如其時的接觸，因為蔣介石開始思念起滯居異國的兒子。1931年1月25日，六年來的第一次，蔣介石在日記裏間接提到經國,他記下：“我年輕時，沒有努力學好約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愛子女。今既思之，實在遺憾。”11月28日，也就是宋慶齡在南京出現的前幾天，蔣介石在日記裏記下他對經國的感情：“我非常想念經國，我沒有好好照顧他，實在不對。我對此殊覺抱歉。”
蔣介石並沒有立即對宋慶齡的提議作答，當他和美齡討論這件事時，談論的重點是子嗣問題。他和宋美齡成婚四年，她現在已有三十五歲。她之未能受孕（在她之前的姚冶誠、陳潔如也都未曾生下子嗣），證實了蔣介石失去生育能力。在宋慶齡提議的兩個月前，美齡湊巧也跟丈夫提到經國的地位問題，以及是否可能回國。現在，美齡力促丈夫接受這個換人之提議。蔣介石不肯，但是對自己的決定頗有天人交戰的躊躇之感。
他在1931年12月15日、16日兩天的日記裏分別記下：“自從他前往俄國，我就不再能見到我兒；而［中華］民國目前猶在繈褓。”“天啊，我既未能忠於黨國，又未能孝敬母親、照顧子女，真是慚愧……孫夫人要求我釋放牛蘭，換取經國回國，可是我寧願讓經國遠謫蘇聯，甚至命喪異域，也不能放走一個罪人換他回來。人是否有後，國家是否受侵淩，都是天命注定，我豈能逆天？我不能違反法令、背叛國家、傷害父母令譽或虛擲生命。為了我兒，犧牲國家利益，並不值得。”
12月15日，蔣介石再次下野，辭去本兼各職，帶著宋美齡離開南京，回到溪口。一般認定蔣之下野是困於國民黨內派係鬥爭，以及未能積極抗日、備遭批評所致。這些政治因素固然是部分原因，蔣氏關切兒子安危，也與他決定下野有強烈關聯。
蔣氏夫婦並沒有回到溪口舊宅居住。蔣介石和毛福梅協議離婚時，同意讓毛夫人及其若幹親戚留在舊宅居住。不過，這些年來他已經擴建家業；工人已把舊宅附近二十五棟房子拆除，另在經國出生的老家旁蓋了一棟房子。這棟新房子包括一棟兩層樓的主建築物，中央配置會客室，後進則是傳統庭院，辟建一個供奉祖先牌位的廳堂。舊宅是個比較樸實的居住之所，新、舊樓的二樓設有橫廊連通。新樓外門上方，蔣氏掛上刻有“豐鎬房”大字的石匾，這代表著經國及養子緯國的乳名。（譯按：經國乳名建豐，緯國乳名建鎬。）
蔣介石和往常一樣，在雪竇寺住了幾天。再往山裏進去一兩公裏，他在一處懸崖上建了一座樸素的僻靜小屋，可以俯瞰千仞之下的良田。這棟小屋題名“妙高台”，有兩個小房間。蔣介石躲在妙高台和雪竇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寫下：
一個人得到後世記住，是因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業成就，不是因為他有子嗣。中國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沒有子嗣，可是他們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為自己擔心經國遇害而斷了子嗣，大為慚愧。如果經國未被俄國敵人殺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別人世之後還是會回來。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國，我真心希望早早謝世，以告慰雙親之靈。
蔣介石耿耿於懷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然而，身為國家領導人，蔣氏認為他不能因私人目的做出小小讓步。四天之後，他依然委決不下：“我情緒極亂……忠孝不能兩全，可謂生不如死。”
不過，其他的大事需要他注意。就跟過去一樣，各方函電湧至，懇求他回南京主持軍政。蔣氏與汪精衛再次言和，帶著夫人告別溪口，回到南京。稍後不久，日軍攻擊上海守軍。（譯按：淞滬戰爭）
宋慶齡把她和蔣介石會談經過報回莫斯科，斯大林研判此時仍不宜放蔣經國回中國。他把經國派到莫斯科郊外柯洛溫斯基（korovinsky，今名雷雅劄ryaza區）地區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處集體農場。 [6] 俄國各地的經濟改造進行得相當痛苦，但是莫斯科地區則相當順利。這些農場供給莫斯科居民糧食所需，附近的“模範集體農場”又可作為宣傳之用。
奇怪的是，經國在他的回憶錄裏隻一筆帶過集體化的過程，根本沒談到富農的命運和糧食短缺的現象。鑒於朱可瓦村相對穩定，加上當時俄國人人活在奧威爾（george orwell）式備受監視的社會裏，經國很可能相信農村必須改革，在斯大林領導下也有“令人目眩神迷、大為成功”的成績。
朱可瓦村農民絕大多數“沒念過書、粗魯不文”，半數以上飽受虱、蚤纏身之苦。第一天夜裏，蔣經國睡在教堂的倉庫。第二天上午當他去吃早餐時，幾個農民嘲笑他：“瞧，來了一個隻曉得吃麵包卻不會犁田的人。”蔣經國立刻認真學犁田。第一天就一路埋首工作到日落，吃了飯，已癱倒在床上。農民對他印象大好，十天之後就推選經國“代表他們與鎮上的組織交涉談判貸款、交稅和購買農具事宜”，再也不要求他從事體力勞動。事實上，幾個月之內，他就成為這個集體農場的主席。可是，1932年10月，他突然又被調職。蘇聯方麵在他的個人卷宗檔案裏，對他在朱可瓦村經驗的評語是：“堪為領導之才，甚至足資在地區黨部供職。”
王明此時回到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而共產國際正是掌控蔣經國在俄國生活、學習的機關。王明很不高興地發現小蔣也在俄京，而且與中國其他流亡人士常相往來。據傳，王明又向共產國際建議，最好派蔣經國到金礦場服務——遠離莫斯科“數千英裏之遙的西伯利亞某地”。雖然每次小蔣挨整受屈，俄國官員往往站在經國這一邊，他們卻關心莫斯科市內“相當多數”中國流亡人士，與經國同一邊，抗拒王明；他們希望能衝淡莫斯科市內中國人彼此之間的派係對立。據蔣經國自己的說法，蘇共領導告訴他：“我們希望你留在莫斯科繼續學習，可是由於你和中國共產黨代表不合，你最好還是離開。”10月間，蔣經國跋涉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後改稱葉卡捷琳堡）這個工業城市，展開新工作。
他剛到達烏拉爾山區，立刻又病倒，住院長達二十五天——這是三年內第三次生重病。1933年1月病愈，就被送到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經國沒有明說去的地方是古拉格集中營，隻描述這段經驗是“流亡西伯利亞”。他與“教授、學生、貴族、工程師、富農和強盜們，並肩工作”，這些人都“有一段想象不到的不幸際遇，成為流放人士”。九個月後，作為“工作記錄良好”的獎賞，經國奉準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目前找得到的俄國材料，包括蔣經國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述聲明在內，都沒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亞這段經曆。俄國學者找不到這方麵的證據；說不定是他剛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當局送他到阿爾泰地區不是懲處他，而是替他的健康著想——讓他遠離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汙染環境，俾能養病。
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烏拉爾地區黨委會派他到蘇聯宣傳機構號稱“工廠中的工廠”的大型機械廠“烏拉爾馬許”（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個雇用“數千個工人”的機械工廠擔任副主管。 [7] 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滿意上級派他來做副主管。蔣經國報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職工瑪麗亞·施曼友諾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後就向丈夫抱怨，為什麽廠裏不找個俄國人當副主管。不過，她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中國人……很聰明。”瑪麗亞和她丈夫費耶多（fyodor）後來成為經國的好朋友。 [8] 她說：“他臉上永遠帶著笑容，一副要坦誠相交的模樣。我們從來沒看到他露出不高興的麵容。”
蔣經國到烏拉爾馬許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術學校派了幾位年輕的女畢業生到廠裏工作，其中有位十七歲的金發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個孤兒，與姐姐同住，相依為命。照瑪麗亞的形容，芳娜是個“漂亮的平常女孩”，當她綻開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雙眸”看著你，你一定大為心動。她身材瘦長，嫻靜寡言，不擺架子，個頭和經國大約一般高。蔣經國很快就喜歡上她，而芳娜也拋棄她原來的俄國男朋友，愛上這位中國青年。
6月間，王明發電報把蔣經國召回莫斯科。經國抵達時，王明告訴他，蔣介石在上海宣布：聽說兒子即將回中國；如果消息屬實，他會當即逮捕兒子。時間又過了兩年，蔣介石其實又開始掛念遠謫異國的兒子，但他是為親情牽羈，不是王明所稱的怒意未消。2月13日日記裏，蔣介石歎息家庭破裂，“兒子遠在他鄉”。宋美齡顯然也又和他討論到蔣經國。他在日記中寫下：“任何人認我為父，就必須承認我妻美齡為母。”
就外交戰線而言，國民黨中國與蘇聯增進政治目標的機會也大有改善。蔣介石認為，中蘇關係改變或許會有一個附帶效果——經國能夠回來。1934年夏天，蔣介石“剿匪”戰事逐步進展，也使莫斯科修正觀點。張學良遊曆歐洲後回到上海，進入醫院，勒戒鴉片煙癮。蔣介石派他負責“進剿”鄂豫皖邊區蘇維埃的任務，少帥不負使命，立刻達成任務。國民黨部隊在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下，節節進逼，江西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感到壓力大增，開始討論是否應該突圍，撤退到靠近蘇聯的偏遠地區。他們也向斯大林提出請示。
斯大林感受到希特勒崛起的威脅，最近才剛命令共產國際放棄極左的國際路線。莫斯科現在拚命想在歐洲資產階級政府裏尋找盟友。蘇聯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承諾協助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對抗法西斯主義，並與法國、捷克簽了協定。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斯大林就期待與中國能有類似的務實外交政策，現在似乎時機成熟，可以推動。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莫斯科當局不能期待中國共產黨領導統一的中國，因此斯大林看到中共立刻突圍，不再與國民黨軍事對峙，對蘇聯有相當重大的好處。中共若仍在江西蘇區頑抗，國民黨就不太可能接受國共聯合陣線、中蘇聯手抗日的構想。如果中共能殺出重圍，撤退到北方，中國民意說不定就會逼促蔣介石接受國共二次合作的構想。再者，如果中共在撤退過程中遭到失敗，仍無礙於蘇聯推動與蔣介石強化合作關係。
蔣經國由莫斯科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之後，中國政府主動“與俄國正式交涉”恢複南京與莫斯科之雙邊關係，以及“遣返蔣經國”的議題。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牛蘭夫婦仍然羈押在南京監獄；但是老蔣並沒舊事重提，拿宋慶齡1931年提議的換人之議來談。大約這個時候，共產國際毫無疑問秉持斯大林的意旨，建議江西的中共“撤退，另尋安全之地——必要時亦可撤到‘外蒙古’”。
1934年10月16日，中共把大約八萬人（其中三分之一持有槍械）分成幾個縱隊，開始撤出江西的長征。周恩來負責協調突圍策略；年方二十七歲的黃埔軍校畢業生林彪率領紅一軍團，彭德懷領導紅三軍團。在江西負責主編黨報《紅星報》的鄧小平，熬過留蘇派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一次整肅，也參加了這次漫漫長征之旅。
斯大林一連幾個月都在細細盤算蔣介石要求放經國歸國一事。蔣經國在回憶錄中提到，從8月到11月，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突然密切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兩名特務每天形影相隨跟蹤他。在緊密監視的過程中，蔣經國被拔擢為烏拉爾馬許工廠報刊《重工業日報》（<i>heavy machinery</i> ）的副主編。按一般常理，受到嚴重懷疑的人，不會有機會得到這個宣傳機關的職位，因此，特務可能是要查證經國的忠誠度。
過了幾個星期，內務人民委員會烏拉爾地區主管李希托夫（lishtov）召見蔣經國，通知他，中國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國。蔣經國說，李希托夫表示，內務人民委員會希望他寫信給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願意回中國”。蔣經國聲稱他拒絕聽命，幾天後，李希托夫又對他說，中國大使館有位秘書希望跟他會麵。蔣經國和這位中國外交官單獨會麵，但鄰室坐了兩個人。這表示蔣經國不能自由發言。“我當然不敢多說話，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國。我們隻能談談國內的進步，以及我家人多麽盼望我回國等等。”
中國駐蘇大使館立刻把和蔣經國接觸的情形，向南京方麵呈報。六十多年之後，台北當局還不肯公開當年南京和駐莫斯科大使館之間就這個議題的來往函電，顯然忌諱蔣經國當時親蘇、反國民黨的言談會引起難堪、尷尬。1934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下：“當我聽到經國不願由俄國回來，知道這純是俄國敵人編造，故能平靜處之。我能對此一笑置之，應該算是有了進步。”
1935年1月，共產國際又要蔣經國回到莫斯科，很可能是要他參加就中國國內以及中共黨內各項發展的討論。［長征展開之後幾個月，毛澤東在政治角力中贏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批留蘇派；鄧小平成為毛澤東最倚重的一位副手。］這一次，蔣經國也得以和斯大林共進晚餐，“喝濃湯，吃蕎麥麵包，還有果汁”。斯大林此時正在國內發動血雨腥風的大恐怖整肅（great terror），蔣經國和俄國國內老百姓一樣，必須謹言慎行，必須表現出政治正統立場。所有跡象全都指出，事實上這個階段的蔣經國，思想大體都符合共產主義正統。
蔣經國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3月間經由簡單的注冊程序，和芳娜結為夫妻，此時他月薪七百盧布，相當可觀。小兩口分配到一戶兩個房間的公寓，照當時的標準，公寓“相當好”。此後，葉利紮羅夫（蔣經國）公寓每逢假日，不時招待賓客；由於境遇比俄國人好，他不吝以高加索舞蹈、俄羅斯歌曲和客人同歡。蔣家常客有地區黨委書記李奧波德·艾維巴赫（leopold averbach，托派分子），以及工廠廠長弗拉基米洛夫（dimirov）同誌，蔣經國和芳娜還到克裏米亞度假——這可是最受組織賞識的工人和幹部才得享受的特殊待遇。
蔣經國在兩份工作、研修工程學和社交活動之外，還抽出時間開始替烏拉爾馬許工廠寫史，就國際事務發表演講。當他要演講時，老祖母們都不願在家照顧小孩，堅持要聽聽葉利紮羅夫同誌演講。大家公認，蔣經國是僅次於艾維巴赫書記的最好的國際新聞分析家。瑪麗亞回想說：“天啊！他真聰明，又博學！”
蔣經國完全沒有露出思念祖國的跡象。有位朋友說，他從來沒有提到雙親或中國。12月，年僅十九歲的芳娜早產，生下一個僅有三磅半的兒子，經國給他取名“愛廉”（ai-lian。譯按：即蔣孝文） ，後來這個兒子的英文名字就成了n。頭三個月，芳娜和經國夜裏必須輪流起床，以點眼藥水的小管喂嬰兒。 [9]
1935年春天，蘇聯正式和法國、捷克簽訂盟約。雖然中共部隊仍在長征途中，斯大林決定應在中國積極推動聯合陣線策略。大約在5月、6月間，共產國際指示中共領導人，應該主張和蔣介石合作（直到這個時候，中共一直詬罵蔣是萬惡的土匪），唯一的條件是，蔣氏必須放棄“對付自己人的作戰”，組成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8月1日，中國共產黨正式呼籲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蔣介石立刻峻拒。10月間，毛澤東率領大約九千名殘部，抵達陝西省北部荒涼的延安地區；一年前由江西突圍時的八萬人，現在僅剩下一成左右，加上陝北原本的共產黨人，以及張國燾率領的另一支部隊，中共現在隻剩下大約兩萬人，而且不是全都配備步槍。蔣介石命令少帥張學良調動兵力進擊中共殘部；經過一番血戰，紅軍與東北軍雙方均傷亡慘重。
同一時期，日本軍方已在東北扶持成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野心更熾，又奪占北平周圍的河北各縣，北平數千名學生走上街頭抗議日本侵略行為，卻遭到北平警察鎮壓。南京及其他城市亦相繼爆發抗日示威。痛恨日本的少帥開始起了是否應該響應抗日聯合陣線的念頭。然而，蔣介石還是相信，在對抗日本之前，必須先殲滅共產黨、強化中國軍事力量。
他下令張學良再度對中共增強壓力。然而，中共大力活動，號召成立抗日聯合陣線，打動了老家橫遭日本占領的東北軍若幹軍人的心，許多人開始投向中共。2月間，張學良首次和中共人員秘密見麵。
納粹德國和日本關係日益密切，德國對中國武裝部隊的援助，勢必有中斷之虞，不過，蔣介石仍然盡最大能事，維係與德方之關係。1936年他派次子緯國前往慕尼黑軍校就讀，這個決定跟他十一年前讓經國前往莫斯科學習，何其相似。
在這段局勢混沌不明的時期，《真理報》刊出一篇蔣經國寫給母親毛福梅的信。 [10] 語氣與上海“清共”後他痛斥父親如出一轍。他譴責蔣介石是“全體人民公敵，因此也是他兒子難以和解的敵人”。經國聲稱“以這樣的父親為恥”，沒有意願回到中國。他對母親重提往昔遭到丈夫虐待的苦楚：“母親！您記得否？誰打了您，誰抓住您的頭發，把您從樓上拖到樓下？那不就是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哀求讓您留在家裏，那不就是蔣介石嗎？誰打了祖母，以至於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蔣介石嗎？這就是他的真麵目，是他對待親上的孝悌與禮義。”蔣經國又稱頌他在蘇聯的經驗：“您的兒子現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壓迫人民的方法……他絕不會回國去宣揚那個吹噓大話的父親手中勉強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根據蔣經國的解釋，寫這封信是出自王明的主意；王明對他說：“中國方麵謠言紛傳你在俄國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稟告母親，你在這裏工作、完全自由。” [11] 王明把一封代他寫好的信交給蔣經國，蔣拒絕簽字。然而，朋友勸他，如果簽署這封信，日後可能有機會回中國。他應該就不再堅持，接受了代他擬好的稿本，但是堅持加上一句話，告訴母親，如果想見兒子，“請到西歐來會麵”。
蔣經國在回憶錄中記下，他在次日去見內務人民委員會首腦雅戈達（genrikh yagoda）。這個抓了數十萬人，把他們送上斷頭台的情治機關頭子，不僅抽空接見蔣經國，還同情他，要求王明銷毀這封信。蔣經國自己草擬一封信，信中不提希望回國，但是加了一句話“試圖表達出思家之情”，這句話是：“我無日不盼望著再嚐嚐久已未嚐的家常小菜”。據蔣經國的說法，王明接受了這一封信，可是卻把原先代擬的那封信送回中國，並透過《真理報》發表全文。鑒於斯大林對蔣經國的重視——雅戈達不尋常地注意王明代撰信稿事件即是一個證據——很可能是斯大林本身認為，刺激一下蔣介石記住與唯一的兒子關係不睦，可能對俄國有某些戰術上的好處。
1936年夏天，歐洲、日本局勢有險峻的發展，莫斯科展開“大恐怖”的整肅行動，舉行第一波的公審活動。當局起訴十六名老布爾什維克黨人（大部分是托洛茨基的舊盟友）犯了叛國罪，他們的“認罪”，又牽連出其他人。恐怖行動立即擴張，肇致許多駭人聽聞的控訴、光怪陸離的認罪，四處株連，許多人遭到處死或打進勞改營。斯大林的頭號打手雅戈達本人也在9月間罷官，最後卑慘地站到他把許多人送去的牆前，在行刑隊槍口下斃命。
蔣經國周遭的一些朋友也遭到這類控訴，甚至消失了。蔣經國的導師拉狄克轟轟烈烈地認錯，逃過死刑，卻難逃牢獄之災，後來於1939年死於獄中。艾維巴赫過去也是托派，處境艱危，不久即成為一次公審的主角人物（公審中他可能試圖誣攀蔣經國）。最後，內務人民委員會以反革命罪嫌逮捕了三百八十萬人，處死犯人逾七十八萬。1937年，斯大林整肅的矛頭指向軍方高級將領，包括曾經教過蔣經國軍事戰略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連他的妻子、兩個兄弟也難逃魔掌。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布柳赫爾是判處圖哈切夫斯基有罪的軍事法庭審判員之一；然而，不久，布柳赫爾將軍本人也遭槍決。鮑羅廷活到1940年代中期，然後不知所終。斯大林總共殺掉三萬名紅軍軍官，這個數字遠勝過日後德蘇戰爭頭兩年納粹殺死的俄國軍官的人數。幾乎所有蔣經國認識的地方及區域級俄共幹部，包括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幹部，不是命喪黃泉，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蔣經國的回憶錄隻字未提他的朋友、老師遭到整肅的事，也沒有透露他對大整肅的反應。或許，他跟當時蘇聯境內的每個人一樣，不敢對此有批評的念頭，更不敢發出質疑之聲音。甚且，斯大林政權的宣傳工具把鎮壓行動合理化，鑒於國家在東、西兩線瀕臨戰爭危機，必須肅清內部敵人。多數俄國人顯然接受這套說辭，甚至那些被送上斷頭台的人也認為這麽做不無道理。這乃是當時的時代精神——崇拜、歌頌意識形態、戰爭和死亡。
蔣經國顯然依舊對共產主義堅貞不渝。1936年11月16日，他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成為正式黨員， [12] 這裏頭的涵義很清楚——他覺得他很可能要留在蘇聯終老，回不了中國。大約這時候，中國新任駐蘇大使蔣廷黻抵達莫斯科。蔣廷黻赴任前不久，宋美齡私下召見他，對他提起，蔣介石“非常盼望兒子經國能回到中國”。蔣大使與蘇聯外交部初接觸就提起蔣經國這個議題，希望蘇方見告蔣經國的下落。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史狄孟尼可夫（stemenikov）表示，恐怕很難打聽到蔣經國的下落，但是保證會去設法查查。然而，不到幾星期，中國國內發生一樁事件——國共新建聯合陣線，為蔣經國回國打開一扇門。
是年春天，張學良曾秘密潛往陝西中共地區，與周恩來會麵。周恩來說服張學良，相信中國共產黨誠摯希望以抗日為最高優先。稍後，堅決“反共”的山西軍閥閻錫山（過去是支持蔣介石的關鍵角色）也同情張學良替聯合抗日辯解的立論。夏天，華南地區與蔣同盟的重要軍事將領，把部隊開進河南、江西，請命抗日。
是年秋天，與日本對峙的情勢進一步惡化。偽滿部隊在日軍飛機、坦克支援下，侵入綏遠省，可是蔣介石依然相信在抗日之前，他可以也必須先消滅共產黨。不過，蔣介石也和毛澤東一樣，相信“打打談談”策略。他一方麵對中共以軍事行動增加壓力，一方麵授意陳立夫與周恩來秘密會談。
周恩來在1936年底，偕同共產國際華人代表潘漢年秘密前往南京。雙方暫時協商完成聯合陣線宣言的大綱：中共同意廢除邊區蘇維埃，解散紅軍，把部隊交給政府軍事委員會節製。這正是1937年國共最終達成協議的條件。然而，周恩來要先回延安報告，12月初，周抵達西安，預備先向張學良通報在南京交涉的情況。
蔣介石雖然事先接獲情報，明白西安之行可能危險，依然不顧警告，也要到西安，與立場已經動搖的將領們討論。12月11日，蔣氏與高級將領舉行一場氣氛凝重的會議，他一再強調必須先解決中共，才能抗日。翌日黎明時分，少帥一支部隊突襲蔣氏及隨從投宿的西安市郊溫泉勝地驪山，正在洗溫泉的蔣介石，赤身露體跳窗逃跑，在翻過一道牆時，傷到背部。張部在一處洞穴找到蔣氏，他怒聲嗬斥張學良部隊：“開槍打死我吧！”帶隊的年輕上尉答說：“我們不會打死你，我們隻要你領導國家抗日！”
蔣介石遭到少帥部隊挾持的消息傳出，延安和南京方麵一時都亂了手腳，不知如何反應。南京政府預備派出大批部隊進擊叛軍。中共陣營有些人主張殺了蔣介石，與張學良成立抗日統一戰線。但是張學良在12月12日通電各方，表明他誌不在推翻蔣委員長，隻是要求他出麵組織救國陣線。
斯大林接獲西安事變的報告，了解其中既有危險，也有機會。他也曉得周恩來、陳立夫稍早在南京的接觸。如果西安事變不趕緊落幕，可能在中國引發一番新的激烈內戰，國民黨很有可能轉向日本爭取支持。如果共產黨能扮演關鍵角色，促成蔣介石脫險，可能有助於成立抗日統一戰線。
《消息報》和《真理報》都發表文章，譴責挾持蔣介石的行為，聲稱中國國際地位艱難，必須團結對外，中國唯有靠蔣委員長領導才能統一。斯大林拍發一則電報到延安，認為蔣介石是唯一擁有足夠的號召力、能領導全國統一陣線的人物。斯大林甚至說，可能是日本陰謀策劃挾持蔣委員長的詭計，要讓中國深陷內戰的泥淖。
毛澤東和周恩來也認為，蔣介石一死，南京可能會出現親日的國民黨政府。毛派周恩來再到西安，斡旋釋放蔣介石。同時，張學良也讀到蔣的日記，獲悉蔣介石有在“剿平”紅軍之後，與日本作戰的秘密計劃。中國國內各地亦湧現同情蔣氏的浪潮。
12月14日，蔣經國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讀到西安事變的新聞。同一天，共產國際赫然發覺，烏拉爾馬許黨委即將批準讓蔣經國晉升為蘇聯共產黨正式黨員！ [13] 共產國際緊急發出電報，主張不應就此一事做出決定，並且訓令經國到莫斯科報到。12月16日，周恩來抵達西安，見到蔣介石。蔣介石堅拒與劫持他的人談判，聲稱唯有在無條件獲釋之下，他才肯斟酌聯合陣線的問題。周恩來告訴他，中國共產黨預備接受他的領導，為示友好，擔保經國可以由俄國回來。經國是愛國分子，毫無疑問也會希望父親抵抗入侵中國的敵人。 [14] 在中國共產黨、蘇聯以及中國各地都湧現釋放蔣介石的聲浪之下，張學良屈服了。
現在，阻撓蔣委員長獲釋的唯一關鍵是：如何處置張學良？蔣介石要求少帥和他一道回南京，接受軍事審判。然而，蔣夫人宋美齡曾經向張學良保證，如果放了蔣委員長，他不會受到懲罰。聖誕節當天，蔣介石夫婦飛回南京，受到民眾熱烈歡迎。雖有蔣夫人出麵陳情，軍事法庭仍判處張學良有期徒刑十年；蔣氏則把刑期減為無限期軟禁、管束。 [15] 蔣介石回到南京，立刻召喚陳立夫到他臥室談話。陳問：“周恩來在西安的態度如何？”蔣答說：“很好。”陳立夫進言，現在政府大批部隊已集結部署在陝西省內及周圍省份，該立刻進攻延安，收拾毛澤東及共產黨人。蔣介石低頭不答。陳立夫覺得蔣氏累了，也就不再多說而告退。
注釋：
[1] 嚴農、彭舍予（音譯）《蔣經國在蘇聯》，收於《蔣氏父子》，浙江省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4年版，第173頁。當時蘇聯的國內安全機關依然稱作ogpu，它在1934年改名為“內務人民委員會”（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nkvd），1953年又更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mittee of state security，kgb）。原書注7。
[2] 蔣經國1934年寫了一份自述，附在《尼古拉·葉利紮羅夫（蔣經國）同誌所填寫的共產黨員入黨申請書問卷》後，其影印本載莫斯科1991年8月《今日亞非洲》（<i>asia and africa today</i> ），第52—55頁。根據這份自述，他成為蘇共候補黨員是在1930年。不過，克萊恩《悼念蔣經國》第165頁則說：“1929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壓力下，我登記成為俄國共產黨候補黨員。”原書注20。
[3] 餘敏玲1998年6月26日發給本書作者的傳真。作者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訪問楊天石、李玉貞，兩人也有同樣說法。原書注27。
[4] 北京一位通曉俄文的學者在莫斯科的總統府檔案室做研究時，前蘇聯駐中國大使雷多夫斯基（redolfsky）給她看1931年斯大林、蔣經國會談的卷宗之封麵，標題“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之政治情勢及蘇聯對蔣介石之態度”，但是俄方不讓她看卷宗內容。本書作者1995年9月9日在北京訪談李玉貞，承她見告。原書注33。
[5] 楊天石是北京中國現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長，專研民國史；此處據他在1996年10月提供給本書作者的書寫字條。原書注34。
[6] 克萊恩《悼念蔣經國》，第171頁，經國稱這個村子名為“謝可夫”（shekov）。而他在注［2］提到的1934年自述中，則稱這個村子“柯洛維諾”（korovino）。朱可瓦是他居住的村子之名，柯洛維諾則是柯洛溫斯基地區首府。原書注42。
[7] 見拉林1996年1月5日由莫斯科發給本書作者的電子郵件。但是《紐約時報》1936年2月12日第12頁引述蔣經國給母親的信，則說他掌管四千名工人。原書注47。
[8] 1994年俄羅斯rtr電視台紀錄片，則指瑪麗亞、費耶多兩夫婦姓安尼基夫（anikeev）。原書注48。
[9] 見蔣家一位家人1999年2月22日給本書作者的信。原書注65。
[10] 見《紐約時報》1936年2月12日第12頁。原書注66。
[11] 蔣經國誤把他和王明會麵的時間記成1935年，而不是1936年。有可能他是在1935年寫下這封信，《真理報》到1936年2月才把它發表。但是，比較可能是他記錯年份了。原書注68。
[12] 這一天他把填好的申請入黨問卷提送地方黨部。原書注73。
[13] 1994年俄羅斯rtr電視台紀錄片播出一份文件，“1936年12月15日接受蔣經國為第四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決議”。第四類指的是“人民敵人”的子女。原書注80。
[14] 韓素音《長子：周恩來與現代中國之形成，1898—1976年》（<i>eldest son : chou en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i> ），第154頁，她引述王炳南對蔣、周這次會談的說法。原書注81。
[15] 王冀1995年12月9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稱張學良這麽說。原書注82。（譯按：王冀是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
蔣經國還未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安定下來，中國方麵已傳來許多惱人的消息。斯大林下令中共在廣州發動暴動，遭到挫敗，犧牲了許多共產黨員。兩星期之前，經國的父親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盛大婚禮，迎娶孫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宋美齡為妻。宋氏姊妹的父親宋查理（宋嘉樹），在美國受教育，回到上海後以刊印《聖經》和生產幹麵發財致富。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踴躍捐輸，但是乍聞次女慶齡要嫁給年紀大、剛離異的孫中山，卻極力反對。（宋嘉樹的長女藹齡嫁給孔祥熙，孔氏日後財富猶勝嶽父。）蔣介石公開宣稱，他和經國親近的“上海姆媽”陳潔如從未有正式婚嫁關係，他已經像對待其他側室一樣，付錢給她，結束一段感情。
蘇聯報章抨擊蔣、宋聯姻是政治婚姻，這位“國民黨獨裁者”的軍事力量與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財富、權勢結合起來。蔣、宋聯姻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都產生作用。除了宋家的財富和人脈關係之外，蔣的新娘子家世地位高，身為現代中國領導人，他需要有美齡這樣美麗、聰慧、留學美國的美眷來匹配。不過，不容諱言，蔣對宋顯然也有浪漫情愫。即使最挑剔的傳記作家，也舉出蔣氏有許多情書給美齡，充分顯露出對她的愛慕之意。
蔣經國雖然在1927年夏天已不再積極參與中國學生支持左翼反對派的活動，翌年1月仍然簽署一份正式聲明，表明放棄托派思想。“由於當時我本人也不認識托洛茨基理論是否真實，遂遵照‘軍校同僚’勸告，終止我和這個團體秘密活動的關係。”顯然，他發表這份聲明，才得以留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他的檔案中從此看不到任何他涉及托派運動的記錄。
蔣經國告訴我們，他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進修期間，曾在一份曆史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探討“哲學”的文章。毫無疑問，就和當時蘇聯境內發表的所有文章一樣，經國的文章反映出對生命與政治的唯物辯證詮釋。第一年，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就指派經國擔任學生連連長；他也成為蘇共青年團正式團員，反映出他的政治、軍事及學業表現都相當優秀。可是，蘇聯當局依然密切監視他的言行舉動；據說經國同寢室的室友就是安全部門特務。 [1]
1928年5月25日，馮氏兄妹終於獲準回中國。蔣經國自從進入軍校研修後，顯然已不再和馮弗能通信往來。馮弗能兄妹回國之後，洪國與父親和好；馮玉祥把兒子送到日本去念軍校。
1928年初某時，中山大學幾位學生寫信給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深造的蔣經國，擬議籌組一個江浙同學會，邀請他擔任會長。他的安全部門特務室友發現了這封信，向上級呈報。王明此時已是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首腦，他指責籌組的這個組織是反革命團體。然而，共產國際展開調查後，卻找不到顛覆作亂的任何證據。
蔣經國倒是花費心思，培養他和同鄉同學的革命感情。當年在中國，有心出頭作為全國領袖的人，傳統上都會結合盟友；經國從他父親那裏學到這套做法。蔣經國偶爾會變賣個人東西，襄助同學，尤其這些同學來自浙江、江蘇，更是他交好、伸援的對象。他的一位同學嚴靈峰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就提到經國有一次賣掉收音機，接濟一位同學。
1928年是中國肇建共和以來，第一次出現一個政府，得到全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地區承認為當政者。1月間，國民黨再度委派蔣介石為總司令，蔣氏新婚夫人的兄長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蔣介石借著得自上海資本家的資金和馮玉祥結成同盟，恢複北伐軍事行動。
1928年6月4日，在日本軍人陰謀下，奉係軍閥張作霖乘坐的火車遭到炸彈攻擊而喪命。日本希望借機尋釁，得以在東北擴張勢力。取代張作霖成為奉係領袖的，正是他比較開明、較富國家意識的兒子——“少帥”張學良。少帥素以花名在外的紈絝子弟形象著稱，而且在1926年染上鴉片煙癮。然而，若有必要，他也會心狠手辣。他的民族主義意識勝過軍閥的自滿。在日本人要求下，他宣布東北維持非正式的“自治”，可是10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少帥宣布東北易幟，接受出任國民政府委員。
現在，中國由烏蘇裏江以迄東南亞國境，似乎終於完成統一。蔣介石成為全中國的領袖——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控製的少許地區，以及中共在江西及其鄰省建立的一小塊“蘇區”則不在其節製之下。然而，實質上，蔣介石的勢力隻及於上海市，以及江蘇、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
其他省份的地方及區域掌權者隻是表麵上服從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實則繼續維持獨立王國運作。接下來數年，投入國民黨陣營的許多軍閥，又分裂出去自立政權。馮玉祥就是最著名的一個例子。不過，包括馮玉祥在內，沒有任何軍閥具強勁實力足以掌握全國大權。有實力足堪威脅、挑戰蔣介石全國領袖地位者，隻有中國共產黨。
1928年，中國共產黨由於在國內已無一處安全落腳之地，轉到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年稍早抵達俄京的周恩來，是出席六大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年僅三十歲的周恩來在六大召開的前一年，可謂飽經憂患，幾度死裏逃生。1927年4月，上海“清共”，周恩來幾乎喪生；7月間逃往武漢；8月間參與策劃南昌暴動，沒有成功，隨著起義部隊退到汕頭，染上瘧疾；被送到香港，又於12月間潛回上海。
周恩來滯留莫斯科期間，至少曾見過一次蔣經國。他告訴經國，批判蔣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確的事，但仍不應忘掉隨時給他父親寫信。蔣經國在回憶錄裏提到，6月至8月這段時間，他曾經提筆給父親寫了好幾封信，但是沒有付郵寄出。王明和莫斯科的一些中共斯大林派分子並不相信蔣經國，把他當作潛在的敵手。然而，周恩來像斯大林一樣，顯然認為小蔣日後或許可以派上用場，因此最好留個活路，說不定有朝一日他會和父親、國民黨盡棄前嫌，恢複關係。
這時候中國共產黨內的兩個主要領導人是唯斯大林之命是從的李立三和王明。可是，中共最重要的活動據點是江西蘇區。朱德和毛澤東結合，組成紅四軍，口號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同時，鄧小平也在廣西省實行此後他和毛澤東奉行不渝的原則——革命不隻必須流血，而且必然不可不流血。
到了1930年，世界上絕大多數政府都承認南京的中華民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散布在山區的中共隻是小問題；但是，蔣介石鑒於中共有共產國際撐腰，認為若要鞏固國民黨政權，一定先得肅清中共勢力。
1928年初，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學生自報紙上讀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趕到土耳其的消息。稍後幾個月，蔣經國的導師拉狄克認錯，接受斯大林的領導；斯大林寬恕了他，拉狄克得以回到莫斯科。這些發展都沒有撼動蔣經國對新社會主義世界理想的向往。同年夏天，斯大林號召黨的幹部“消滅富農階級”。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學生很少聽到農村大批鬥爭富農的消息。經國入校的第二年，成為蘇聯共產黨的候補黨員。 [2]
此時東北卻發生一項外交危機。1929年1月，少帥張學良邀請兩位親日派高級幹部赴宴，托詞必須注射嗎啡離席，遣人把這兩人擊斃，鞏固住對東北地區的控製大權。4月間，張學良又派軍警搜查蘇聯駐東北的領事館，暴露莫斯科利用其外交單位及中東鐵路，搞顛覆及間諜活動的文件。中東鐵路自1896年起依合約即由中、俄共管，7月間，張學良以國民政府名義接管中東鐵路，逐走俄國主管。
蘇聯政府認為張學良這麽做，侵犯其條約權利，也抵觸國際法。11月中旬，蘇軍越過國境，稍作交戰，大敗張學良部隊。蔣介石堅持先安內、後攘外政策，不與列強發生不必要的衝突，於是下令張學良撤退。稍後，中、蘇達成伯力協議，恢複原先狀況。中國共產黨支持蘇聯動用武力恢複它在東北經濟利益的舉動。
中國全境此時普遍動蕩不安。由於國際貿易崩潰，中國剛萌芽的絲、煙草、棉花、黃豆之出口生意巨幅衰退。若幹農村地區，成千上萬老百姓因鬧饑荒而餓死。南京政府原本就是由國民黨民族主義派、資本家及各色軍閥勉強結盟組合，麵臨艱困情勢，更難實現口頭上高唱的財政改革和農村改革。世界經濟大恐慌產生的政治、心理衝擊效應，遠比經濟效應更為重要。斯大林見到危機當前，認定世界革命高潮更加不穩定，必須加緊自己的內部革命及整肅步伐，在國際政策上（包括對華政策）也必須更加激進——令人覺得諷刺的是，這正是托派的主張。
經濟大恐慌因而對全世界左翼、右翼意識形態的勃興，產生推波助瀾作用。這是社會大解體和日常生活大動亂交互作用的亂世。舊體製正在消逝，新危機似乎處處浮現。納粹主義的怪獸似乎令左翼振振有詞可以采取極端立場。納粹德國萌生征服歐洲的野心；意大利法西斯黨人視非洲和巴爾幹半島為禁臠；日本則成為當時時代精神——曆史修正論——的沃土。日本右翼國家主義者既痛恨西方列強在亞洲作威作福，又不滿美國等地禁止日本移民，遂以白人種族主義作為攻擊之目標，也作為本身推動帝國霸業及大和民族興盛的樣板。日本已於1895年占領台灣，1910年掌控朝鮮；軍方開始以俄羅斯及中國為進一步擴張的對象。1930年11月，日本一個極端國家主義派青年，狙殺政策溫和的首相。從此之後，日本的政治權力落到激進的帝國主義派手中。
蔣介石也開始更加右傾。當他越發依賴德、意軍事顧問、教官和器材設備，他就越趨右傾。中國此時別無其他外援來源，就和蔣介石早先依靠俄援在意識形態上染上紅色一樣，他現在自然會偏向新的支持者之觀點。蔣介石雖然用不上種族主義，但法西斯主義的教條鼓勵效忠領袖、服從國家，卻令他大為激賞。此後數年，他利用若幹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試圖替國民黨建立強大的知性及哲學基礎，並提振黨員無私無我的理想主義。
蔣經國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每一科都是“優等”，自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畢業。他的畢業論文是探究遊擊戰爭。他的個人資料檔案上，記載他“非常聰明……全校最優秀的學生”。畢業之後，蔣經國再度申請準予回國，不過他的第二誌願是申請準予加入紅軍擔任軍官。事實上，他申請留在蘇聯，頗有在軍中求發展的期望。 [3] 斯大林本人可能認為蔣經國不應出任蘇聯紅軍軍官，因為這將有損他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聲譽，有礙他在未來的用處，因此未準許他如願從軍。
蔣經國在軍校念書，使他體魄強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時卻生了一場大病。這是他在留俄期間幾度重病之一次。這些病毫無疑問與他的糖尿病有關聯，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惡化。蔣經國酒量好，還教俄國朋友劃拳助興。
10月間，蔣經國病愈，奉派到莫斯科一個重要工業設施——迪納摩電廠（dynamo electrical nt）當見習生。起先，他要擔任機械工具操作員，每天八小時以上繁重的體力勞動，月薪隻有四十五盧布。共產國際要他“親身體驗無產階級的生活”。他每天清晨7時起床，夜裏還要到列寧國際學院研修工程科學至深夜11時。農村動蕩引起食物短缺的現象，此時已蔓延到城裏，經國有時候早上沒有飯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於發揮課堂所學，在電廠裏提議做了若幹技術改革。五個月之內，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變主意，譴責“齊頭式的平等”，在工廠內導入論件計酬製，鼓勵技術官僚的精英製。依照蔣經國的自述，他熱情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廠工作、上學研修，他每星期還抽出七個小時，在工廠講授軍事學。
大約在這個時期，蔣經國在列寧國際學院一次會議中批評王明，導致共產國際要他離開莫斯科，到西伯利亞阿爾泰（altai）一個礦場工作。經國以身體虛弱為由，向蘇聯共產黨中央申訴，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親斯大林的中山大學畢業生，秘密潛回上海。這批學生號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構成中共黨內所謂的斯大林“回國學生派”，此後數年與毛澤東爭奪對中國共產黨的掌控權。同一時期，蔣介石從與黨內政敵鬥爭的倥傯百忙中抽暇，與宋美齡在上海一處教堂，依基督教儀式再辦一次婚禮，並宣誓今後一生謹守基督徒原則。婚禮之後，蔣介石針對江西省紅軍，發動第一次“圍剿”作戰。毛澤東和軍事指揮官朱德，運用大膽巧妙的遊擊戰術，躲過政府軍的攻勢。
身在華南的鄧小平，獲悉張錫瑗在上海難產，母子均殞命。他不久即放棄在廣西的作戰，前往江西山區與其他中共部隊會合，此後成為毛澤東的主要支持者，與“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對抗。1931年4月、7月，毛澤東和朱德又擊退蔣介石部隊的第二次、第三次“圍剿”攻勢，虜獲數千支武器。
日本駐華及國內軍國主義者，也逼促東京當局采取果斷行動。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在奉天（沈陽）市郊發動事變，進占沈陽；朝鮮境內日軍亦跨越國境，進入中國東北地區。蔣介石認為張學良還不到攤牌的時候，下令把部隊退入長城以南。
麵臨日本入侵，國民黨互不相讓的各派係暫時捐棄歧見；但是，全國各地掀起一片反外情緒，學生亦抗議蔣介石不能堅決抗日。此後十四年，蔣介石在抗日這個議題上，一直處於政治守勢，備受抨擊。就中共而言，如果蔣介石與日本作戰，中共受到的壓力就會消除；如果蔣氏退縮不前，勢必因拒絕捍衛中國主權備受抨擊。中國共產黨既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又責備蔣介石“對世界帝國主義卑躬屈膝”。1931年11月7日，毛澤東正式宣布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自己出任主席。
日本人占領東北，雖然多年來就在預期之中，但莫斯科還是起了警惕。現在日本軍隊沿著全世界最長的一道大陸邊界，與紅軍對峙。斯大林下令把蘇聯業已極為龐大的軍事經費，巨幅提升，並加快工業化及遷移工廠進入烏拉爾山區的步伐。日本人的動作也讓斯大林心中拿定主意，在國內必須流血發動清算，強化備戰意誌。鑒於遠東此一新局勢，中國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越發凸顯。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過後不久，蔣經國突然接到一個訊息——總書記斯大林召見。莫斯科當局至今並未公開這次會麵的檔案，蔣經國以中文、英文敘述他的留蘇生活經驗的各項記載，也隻字不提這次會麵經過。 [4] 然而，我們很可以假定，斯大林希望和小蔣談談日本占領東北對蘇聯和中國有何影響。他必然也向經國問起他對中國國內各項發展的見解，尤其是國共兩黨彼此之政治動態關係，以及兩黨各自內部的權力鬥爭關係。最後，他很可能也問起，國共是否可能成立抗日聯合陣線；蔣經國有朝一日是否願意回到父親身邊，致力於此一抗日救國聯合陣線工作。
我們由斯、蔣會麵之後緊接著發生的事，隱約判斷斯大林曾對蔣經國提出令他大為意外的這些意見。12月初，蔣夫人的二姐宋慶齡在南京拜會蔣介石，討論國民黨抓到的一個叫牛蘭（hire noulens）的人的狀況。波蘭人牛蘭在被捕之前，從上海主持中國共產黨的地區支部，也被認為負責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朝鮮、越南和日本各地的共產黨之活動。 [5] 宋慶齡肯定是替莫斯科出麵，提議國民黨釋放牛蘭夫婦，換取蔣經國回到中國。
這倒是恰如其時的接觸，因為蔣介石開始思念起滯居異國的兒子。1931年1月25日，六年來的第一次，蔣介石在日記裏間接提到經國,他記下：“我年輕時，沒有努力學好約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愛子女。今既思之，實在遺憾。”11月28日，也就是宋慶齡在南京出現的前幾天，蔣介石在日記裏記下他對經國的感情：“我非常想念經國，我沒有好好照顧他，實在不對。我對此殊覺抱歉。”
蔣介石並沒有立即對宋慶齡的提議作答，當他和美齡討論這件事時，談論的重點是子嗣問題。他和宋美齡成婚四年，她現在已有三十五歲。她之未能受孕（在她之前的姚冶誠、陳潔如也都未曾生下子嗣），證實了蔣介石失去生育能力。在宋慶齡提議的兩個月前，美齡湊巧也跟丈夫提到經國的地位問題，以及是否可能回國。現在，美齡力促丈夫接受這個換人之提議。蔣介石不肯，但是對自己的決定頗有天人交戰的躊躇之感。
他在1931年12月15日、16日兩天的日記裏分別記下：“自從他前往俄國，我就不再能見到我兒；而［中華］民國目前猶在繈褓。”“天啊，我既未能忠於黨國，又未能孝敬母親、照顧子女，真是慚愧……孫夫人要求我釋放牛蘭，換取經國回國，可是我寧願讓經國遠謫蘇聯，甚至命喪異域，也不能放走一個罪人換他回來。人是否有後，國家是否受侵淩，都是天命注定，我豈能逆天？我不能違反法令、背叛國家、傷害父母令譽或虛擲生命。為了我兒，犧牲國家利益，並不值得。”
12月15日，蔣介石再次下野，辭去本兼各職，帶著宋美齡離開南京，回到溪口。一般認定蔣之下野是困於國民黨內派係鬥爭，以及未能積極抗日、備遭批評所致。這些政治因素固然是部分原因，蔣氏關切兒子安危，也與他決定下野有強烈關聯。
蔣氏夫婦並沒有回到溪口舊宅居住。蔣介石和毛福梅協議離婚時，同意讓毛夫人及其若幹親戚留在舊宅居住。不過，這些年來他已經擴建家業；工人已把舊宅附近二十五棟房子拆除，另在經國出生的老家旁蓋了一棟房子。這棟新房子包括一棟兩層樓的主建築物，中央配置會客室，後進則是傳統庭院，辟建一個供奉祖先牌位的廳堂。舊宅是個比較樸實的居住之所，新、舊樓的二樓設有橫廊連通。新樓外門上方，蔣氏掛上刻有“豐鎬房”大字的石匾，這代表著經國及養子緯國的乳名。（譯按：經國乳名建豐，緯國乳名建鎬。）
蔣介石和往常一樣，在雪竇寺住了幾天。再往山裏進去一兩公裏，他在一處懸崖上建了一座樸素的僻靜小屋，可以俯瞰千仞之下的良田。這棟小屋題名“妙高台”，有兩個小房間。蔣介石躲在妙高台和雪竇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寫下：
一個人得到後世記住，是因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業成就，不是因為他有子嗣。中國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沒有子嗣，可是他們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為自己擔心經國遇害而斷了子嗣，大為慚愧。如果經國未被俄國敵人殺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別人世之後還是會回來。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國，我真心希望早早謝世，以告慰雙親之靈。
蔣介石耿耿於懷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然而，身為國家領導人，蔣氏認為他不能因私人目的做出小小讓步。四天之後，他依然委決不下：“我情緒極亂……忠孝不能兩全，可謂生不如死。”
不過，其他的大事需要他注意。就跟過去一樣，各方函電湧至，懇求他回南京主持軍政。蔣氏與汪精衛再次言和，帶著夫人告別溪口，回到南京。稍後不久，日軍攻擊上海守軍。（譯按：淞滬戰爭）
宋慶齡把她和蔣介石會談經過報回莫斯科，斯大林研判此時仍不宜放蔣經國回中國。他把經國派到莫斯科郊外柯洛溫斯基（korovinsky，今名雷雅劄ryaza區）地區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處集體農場。 [6] 俄國各地的經濟改造進行得相當痛苦，但是莫斯科地區則相當順利。這些農場供給莫斯科居民糧食所需，附近的“模範集體農場”又可作為宣傳之用。
奇怪的是，經國在他的回憶錄裏隻一筆帶過集體化的過程，根本沒談到富農的命運和糧食短缺的現象。鑒於朱可瓦村相對穩定，加上當時俄國人人活在奧威爾（george orwell）式備受監視的社會裏，經國很可能相信農村必須改革，在斯大林領導下也有“令人目眩神迷、大為成功”的成績。
朱可瓦村農民絕大多數“沒念過書、粗魯不文”，半數以上飽受虱、蚤纏身之苦。第一天夜裏，蔣經國睡在教堂的倉庫。第二天上午當他去吃早餐時，幾個農民嘲笑他：“瞧，來了一個隻曉得吃麵包卻不會犁田的人。”蔣經國立刻認真學犁田。第一天就一路埋首工作到日落，吃了飯，已癱倒在床上。農民對他印象大好，十天之後就推選經國“代表他們與鎮上的組織交涉談判貸款、交稅和購買農具事宜”，再也不要求他從事體力勞動。事實上，幾個月之內，他就成為這個集體農場的主席。可是，1932年10月，他突然又被調職。蘇聯方麵在他的個人卷宗檔案裏，對他在朱可瓦村經驗的評語是：“堪為領導之才，甚至足資在地區黨部供職。”
王明此時回到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而共產國際正是掌控蔣經國在俄國生活、學習的機關。王明很不高興地發現小蔣也在俄京，而且與中國其他流亡人士常相往來。據傳，王明又向共產國際建議，最好派蔣經國到金礦場服務——遠離莫斯科“數千英裏之遙的西伯利亞某地”。雖然每次小蔣挨整受屈，俄國官員往往站在經國這一邊，他們卻關心莫斯科市內“相當多數”中國流亡人士，與經國同一邊，抗拒王明；他們希望能衝淡莫斯科市內中國人彼此之間的派係對立。據蔣經國自己的說法，蘇共領導告訴他：“我們希望你留在莫斯科繼續學習，可是由於你和中國共產黨代表不合，你最好還是離開。”10月間，蔣經國跋涉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後改稱葉卡捷琳堡）這個工業城市，展開新工作。
他剛到達烏拉爾山區，立刻又病倒，住院長達二十五天——這是三年內第三次生重病。1933年1月病愈，就被送到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經國沒有明說去的地方是古拉格集中營，隻描述這段經驗是“流亡西伯利亞”。他與“教授、學生、貴族、工程師、富農和強盜們，並肩工作”，這些人都“有一段想象不到的不幸際遇，成為流放人士”。九個月後，作為“工作記錄良好”的獎賞，經國奉準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目前找得到的俄國材料，包括蔣經國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述聲明在內，都沒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亞這段經曆。俄國學者找不到這方麵的證據；說不定是他剛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當局送他到阿爾泰地區不是懲處他，而是替他的健康著想——讓他遠離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汙染環境，俾能養病。
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烏拉爾地區黨委會派他到蘇聯宣傳機構號稱“工廠中的工廠”的大型機械廠“烏拉爾馬許”（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個雇用“數千個工人”的機械工廠擔任副主管。 [7] 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滿意上級派他來做副主管。蔣經國報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職工瑪麗亞·施曼友諾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後就向丈夫抱怨，為什麽廠裏不找個俄國人當副主管。不過，她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中國人……很聰明。”瑪麗亞和她丈夫費耶多（fyodor）後來成為經國的好朋友。 [8] 她說：“他臉上永遠帶著笑容，一副要坦誠相交的模樣。我們從來沒看到他露出不高興的麵容。”
蔣經國到烏拉爾馬許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術學校派了幾位年輕的女畢業生到廠裏工作，其中有位十七歲的金發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個孤兒，與姐姐同住，相依為命。照瑪麗亞的形容，芳娜是個“漂亮的平常女孩”，當她綻開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雙眸”看著你，你一定大為心動。她身材瘦長，嫻靜寡言，不擺架子，個頭和經國大約一般高。蔣經國很快就喜歡上她，而芳娜也拋棄她原來的俄國男朋友，愛上這位中國青年。
6月間，王明發電報把蔣經國召回莫斯科。經國抵達時，王明告訴他，蔣介石在上海宣布：聽說兒子即將回中國；如果消息屬實，他會當即逮捕兒子。時間又過了兩年，蔣介石其實又開始掛念遠謫異國的兒子，但他是為親情牽羈，不是王明所稱的怒意未消。2月13日日記裏，蔣介石歎息家庭破裂，“兒子遠在他鄉”。宋美齡顯然也又和他討論到蔣經國。他在日記中寫下：“任何人認我為父，就必須承認我妻美齡為母。”
就外交戰線而言，國民黨中國與蘇聯增進政治目標的機會也大有改善。蔣介石認為，中蘇關係改變或許會有一個附帶效果——經國能夠回來。1934年夏天，蔣介石“剿匪”戰事逐步進展，也使莫斯科修正觀點。張學良遊曆歐洲後回到上海，進入醫院，勒戒鴉片煙癮。蔣介石派他負責“進剿”鄂豫皖邊區蘇維埃的任務，少帥不負使命，立刻達成任務。國民黨部隊在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下，節節進逼，江西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感到壓力大增，開始討論是否應該突圍，撤退到靠近蘇聯的偏遠地區。他們也向斯大林提出請示。
斯大林感受到希特勒崛起的威脅，最近才剛命令共產國際放棄極左的國際路線。莫斯科現在拚命想在歐洲資產階級政府裏尋找盟友。蘇聯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承諾協助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對抗法西斯主義，並與法國、捷克簽了協定。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斯大林就期待與中國能有類似的務實外交政策，現在似乎時機成熟，可以推動。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莫斯科當局不能期待中國共產黨領導統一的中國，因此斯大林看到中共立刻突圍，不再與國民黨軍事對峙，對蘇聯有相當重大的好處。中共若仍在江西蘇區頑抗，國民黨就不太可能接受國共聯合陣線、中蘇聯手抗日的構想。如果中共能殺出重圍，撤退到北方，中國民意說不定就會逼促蔣介石接受國共二次合作的構想。再者，如果中共在撤退過程中遭到失敗，仍無礙於蘇聯推動與蔣介石強化合作關係。
蔣經國由莫斯科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之後，中國政府主動“與俄國正式交涉”恢複南京與莫斯科之雙邊關係，以及“遣返蔣經國”的議題。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牛蘭夫婦仍然羈押在南京監獄；但是老蔣並沒舊事重提，拿宋慶齡1931年提議的換人之議來談。大約這個時候，共產國際毫無疑問秉持斯大林的意旨，建議江西的中共“撤退，另尋安全之地——必要時亦可撤到‘外蒙古’”。
1934年10月16日，中共把大約八萬人（其中三分之一持有槍械）分成幾個縱隊，開始撤出江西的長征。周恩來負責協調突圍策略；年方二十七歲的黃埔軍校畢業生林彪率領紅一軍團，彭德懷領導紅三軍團。在江西負責主編黨報《紅星報》的鄧小平，熬過留蘇派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一次整肅，也參加了這次漫漫長征之旅。
斯大林一連幾個月都在細細盤算蔣介石要求放經國歸國一事。蔣經國在回憶錄中提到，從8月到11月，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突然密切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兩名特務每天形影相隨跟蹤他。在緊密監視的過程中，蔣經國被拔擢為烏拉爾馬許工廠報刊《重工業日報》（<i>heavy machinery</i> ）的副主編。按一般常理，受到嚴重懷疑的人，不會有機會得到這個宣傳機關的職位，因此，特務可能是要查證經國的忠誠度。
過了幾個星期，內務人民委員會烏拉爾地區主管李希托夫（lishtov）召見蔣經國，通知他，中國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國。蔣經國說，李希托夫表示，內務人民委員會希望他寫信給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願意回中國”。蔣經國聲稱他拒絕聽命，幾天後，李希托夫又對他說，中國大使館有位秘書希望跟他會麵。蔣經國和這位中國外交官單獨會麵，但鄰室坐了兩個人。這表示蔣經國不能自由發言。“我當然不敢多說話，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國。我們隻能談談國內的進步，以及我家人多麽盼望我回國等等。”
中國駐蘇大使館立刻把和蔣經國接觸的情形，向南京方麵呈報。六十多年之後，台北當局還不肯公開當年南京和駐莫斯科大使館之間就這個議題的來往函電，顯然忌諱蔣經國當時親蘇、反國民黨的言談會引起難堪、尷尬。1934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下：“當我聽到經國不願由俄國回來，知道這純是俄國敵人編造，故能平靜處之。我能對此一笑置之，應該算是有了進步。”
1935年1月，共產國際又要蔣經國回到莫斯科，很可能是要他參加就中國國內以及中共黨內各項發展的討論。［長征展開之後幾個月，毛澤東在政治角力中贏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批留蘇派；鄧小平成為毛澤東最倚重的一位副手。］這一次，蔣經國也得以和斯大林共進晚餐，“喝濃湯，吃蕎麥麵包，還有果汁”。斯大林此時正在國內發動血雨腥風的大恐怖整肅（great terror），蔣經國和俄國國內老百姓一樣，必須謹言慎行，必須表現出政治正統立場。所有跡象全都指出，事實上這個階段的蔣經國，思想大體都符合共產主義正統。
蔣經國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3月間經由簡單的注冊程序，和芳娜結為夫妻，此時他月薪七百盧布，相當可觀。小兩口分配到一戶兩個房間的公寓，照當時的標準，公寓“相當好”。此後，葉利紮羅夫（蔣經國）公寓每逢假日，不時招待賓客；由於境遇比俄國人好，他不吝以高加索舞蹈、俄羅斯歌曲和客人同歡。蔣家常客有地區黨委書記李奧波德·艾維巴赫（leopold averbach，托派分子），以及工廠廠長弗拉基米洛夫（dimirov）同誌，蔣經國和芳娜還到克裏米亞度假——這可是最受組織賞識的工人和幹部才得享受的特殊待遇。
蔣經國在兩份工作、研修工程學和社交活動之外，還抽出時間開始替烏拉爾馬許工廠寫史，就國際事務發表演講。當他要演講時，老祖母們都不願在家照顧小孩，堅持要聽聽葉利紮羅夫同誌演講。大家公認，蔣經國是僅次於艾維巴赫書記的最好的國際新聞分析家。瑪麗亞回想說：“天啊！他真聰明，又博學！”
蔣經國完全沒有露出思念祖國的跡象。有位朋友說，他從來沒有提到雙親或中國。12月，年僅十九歲的芳娜早產，生下一個僅有三磅半的兒子，經國給他取名“愛廉”（ai-lian。譯按：即蔣孝文） ，後來這個兒子的英文名字就成了n。頭三個月，芳娜和經國夜裏必須輪流起床，以點眼藥水的小管喂嬰兒。 [9]
1935年春天，蘇聯正式和法國、捷克簽訂盟約。雖然中共部隊仍在長征途中，斯大林決定應在中國積極推動聯合陣線策略。大約在5月、6月間，共產國際指示中共領導人，應該主張和蔣介石合作（直到這個時候，中共一直詬罵蔣是萬惡的土匪），唯一的條件是，蔣氏必須放棄“對付自己人的作戰”，組成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8月1日，中國共產黨正式呼籲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蔣介石立刻峻拒。10月間，毛澤東率領大約九千名殘部，抵達陝西省北部荒涼的延安地區；一年前由江西突圍時的八萬人，現在僅剩下一成左右，加上陝北原本的共產黨人，以及張國燾率領的另一支部隊，中共現在隻剩下大約兩萬人，而且不是全都配備步槍。蔣介石命令少帥張學良調動兵力進擊中共殘部；經過一番血戰，紅軍與東北軍雙方均傷亡慘重。
同一時期，日本軍方已在東北扶持成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野心更熾，又奪占北平周圍的河北各縣，北平數千名學生走上街頭抗議日本侵略行為，卻遭到北平警察鎮壓。南京及其他城市亦相繼爆發抗日示威。痛恨日本的少帥開始起了是否應該響應抗日聯合陣線的念頭。然而，蔣介石還是相信，在對抗日本之前，必須先殲滅共產黨、強化中國軍事力量。
他下令張學良再度對中共增強壓力。然而，中共大力活動，號召成立抗日聯合陣線，打動了老家橫遭日本占領的東北軍若幹軍人的心，許多人開始投向中共。2月間，張學良首次和中共人員秘密見麵。
納粹德國和日本關係日益密切，德國對中國武裝部隊的援助，勢必有中斷之虞，不過，蔣介石仍然盡最大能事，維係與德方之關係。1936年他派次子緯國前往慕尼黑軍校就讀，這個決定跟他十一年前讓經國前往莫斯科學習，何其相似。
在這段局勢混沌不明的時期，《真理報》刊出一篇蔣經國寫給母親毛福梅的信。 [10] 語氣與上海“清共”後他痛斥父親如出一轍。他譴責蔣介石是“全體人民公敵，因此也是他兒子難以和解的敵人”。經國聲稱“以這樣的父親為恥”，沒有意願回到中國。他對母親重提往昔遭到丈夫虐待的苦楚：“母親！您記得否？誰打了您，誰抓住您的頭發，把您從樓上拖到樓下？那不就是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哀求讓您留在家裏，那不就是蔣介石嗎？誰打了祖母，以至於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蔣介石嗎？這就是他的真麵目，是他對待親上的孝悌與禮義。”蔣經國又稱頌他在蘇聯的經驗：“您的兒子現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壓迫人民的方法……他絕不會回國去宣揚那個吹噓大話的父親手中勉強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根據蔣經國的解釋，寫這封信是出自王明的主意；王明對他說：“中國方麵謠言紛傳你在俄國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稟告母親，你在這裏工作、完全自由。” [11] 王明把一封代他寫好的信交給蔣經國，蔣拒絕簽字。然而，朋友勸他，如果簽署這封信，日後可能有機會回中國。他應該就不再堅持，接受了代他擬好的稿本，但是堅持加上一句話，告訴母親，如果想見兒子，“請到西歐來會麵”。
蔣經國在回憶錄中記下，他在次日去見內務人民委員會首腦雅戈達（genrikh yagoda）。這個抓了數十萬人，把他們送上斷頭台的情治機關頭子，不僅抽空接見蔣經國，還同情他，要求王明銷毀這封信。蔣經國自己草擬一封信，信中不提希望回國，但是加了一句話“試圖表達出思家之情”，這句話是：“我無日不盼望著再嚐嚐久已未嚐的家常小菜”。據蔣經國的說法，王明接受了這一封信，可是卻把原先代擬的那封信送回中國，並透過《真理報》發表全文。鑒於斯大林對蔣經國的重視——雅戈達不尋常地注意王明代撰信稿事件即是一個證據——很可能是斯大林本身認為，刺激一下蔣介石記住與唯一的兒子關係不睦，可能對俄國有某些戰術上的好處。
1936年夏天，歐洲、日本局勢有險峻的發展，莫斯科展開“大恐怖”的整肅行動，舉行第一波的公審活動。當局起訴十六名老布爾什維克黨人（大部分是托洛茨基的舊盟友）犯了叛國罪，他們的“認罪”，又牽連出其他人。恐怖行動立即擴張，肇致許多駭人聽聞的控訴、光怪陸離的認罪，四處株連，許多人遭到處死或打進勞改營。斯大林的頭號打手雅戈達本人也在9月間罷官，最後卑慘地站到他把許多人送去的牆前，在行刑隊槍口下斃命。
蔣經國周遭的一些朋友也遭到這類控訴，甚至消失了。蔣經國的導師拉狄克轟轟烈烈地認錯，逃過死刑，卻難逃牢獄之災，後來於1939年死於獄中。艾維巴赫過去也是托派，處境艱危，不久即成為一次公審的主角人物（公審中他可能試圖誣攀蔣經國）。最後，內務人民委員會以反革命罪嫌逮捕了三百八十萬人，處死犯人逾七十八萬。1937年，斯大林整肅的矛頭指向軍方高級將領，包括曾經教過蔣經國軍事戰略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連他的妻子、兩個兄弟也難逃魔掌。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布柳赫爾是判處圖哈切夫斯基有罪的軍事法庭審判員之一；然而，不久，布柳赫爾將軍本人也遭槍決。鮑羅廷活到1940年代中期，然後不知所終。斯大林總共殺掉三萬名紅軍軍官，這個數字遠勝過日後德蘇戰爭頭兩年納粹殺死的俄國軍官的人數。幾乎所有蔣經國認識的地方及區域級俄共幹部，包括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幹部，不是命喪黃泉，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蔣經國的回憶錄隻字未提他的朋友、老師遭到整肅的事，也沒有透露他對大整肅的反應。或許，他跟當時蘇聯境內的每個人一樣，不敢對此有批評的念頭，更不敢發出質疑之聲音。甚且，斯大林政權的宣傳工具把鎮壓行動合理化，鑒於國家在東、西兩線瀕臨戰爭危機，必須肅清內部敵人。多數俄國人顯然接受這套說辭，甚至那些被送上斷頭台的人也認為這麽做不無道理。這乃是當時的時代精神——崇拜、歌頌意識形態、戰爭和死亡。
蔣經國顯然依舊對共產主義堅貞不渝。1936年11月16日，他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成為正式黨員， [12] 這裏頭的涵義很清楚——他覺得他很可能要留在蘇聯終老，回不了中國。大約這時候，中國新任駐蘇大使蔣廷黻抵達莫斯科。蔣廷黻赴任前不久，宋美齡私下召見他，對他提起，蔣介石“非常盼望兒子經國能回到中國”。蔣大使與蘇聯外交部初接觸就提起蔣經國這個議題，希望蘇方見告蔣經國的下落。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史狄孟尼可夫（stemenikov）表示，恐怕很難打聽到蔣經國的下落，但是保證會去設法查查。然而，不到幾星期，中國國內發生一樁事件——國共新建聯合陣線，為蔣經國回國打開一扇門。
是年春天，張學良曾秘密潛往陝西中共地區，與周恩來會麵。周恩來說服張學良，相信中國共產黨誠摯希望以抗日為最高優先。稍後，堅決“反共”的山西軍閥閻錫山（過去是支持蔣介石的關鍵角色）也同情張學良替聯合抗日辯解的立論。夏天，華南地區與蔣同盟的重要軍事將領，把部隊開進河南、江西，請命抗日。
是年秋天，與日本對峙的情勢進一步惡化。偽滿部隊在日軍飛機、坦克支援下，侵入綏遠省，可是蔣介石依然相信在抗日之前，他可以也必須先消滅共產黨。不過，蔣介石也和毛澤東一樣，相信“打打談談”策略。他一方麵對中共以軍事行動增加壓力，一方麵授意陳立夫與周恩來秘密會談。
周恩來在1936年底，偕同共產國際華人代表潘漢年秘密前往南京。雙方暫時協商完成聯合陣線宣言的大綱：中共同意廢除邊區蘇維埃，解散紅軍，把部隊交給政府軍事委員會節製。這正是1937年國共最終達成協議的條件。然而，周恩來要先回延安報告，12月初，周抵達西安，預備先向張學良通報在南京交涉的情況。
蔣介石雖然事先接獲情報，明白西安之行可能危險，依然不顧警告，也要到西安，與立場已經動搖的將領們討論。12月11日，蔣氏與高級將領舉行一場氣氛凝重的會議，他一再強調必須先解決中共，才能抗日。翌日黎明時分，少帥一支部隊突襲蔣氏及隨從投宿的西安市郊溫泉勝地驪山，正在洗溫泉的蔣介石，赤身露體跳窗逃跑，在翻過一道牆時，傷到背部。張部在一處洞穴找到蔣氏，他怒聲嗬斥張學良部隊：“開槍打死我吧！”帶隊的年輕上尉答說：“我們不會打死你，我們隻要你領導國家抗日！”
蔣介石遭到少帥部隊挾持的消息傳出，延安和南京方麵一時都亂了手腳，不知如何反應。南京政府預備派出大批部隊進擊叛軍。中共陣營有些人主張殺了蔣介石，與張學良成立抗日統一戰線。但是張學良在12月12日通電各方，表明他誌不在推翻蔣委員長，隻是要求他出麵組織救國陣線。
斯大林接獲西安事變的報告，了解其中既有危險，也有機會。他也曉得周恩來、陳立夫稍早在南京的接觸。如果西安事變不趕緊落幕，可能在中國引發一番新的激烈內戰，國民黨很有可能轉向日本爭取支持。如果共產黨能扮演關鍵角色，促成蔣介石脫險，可能有助於成立抗日統一戰線。
《消息報》和《真理報》都發表文章，譴責挾持蔣介石的行為，聲稱中國國際地位艱難，必須團結對外，中國唯有靠蔣委員長領導才能統一。斯大林拍發一則電報到延安，認為蔣介石是唯一擁有足夠的號召力、能領導全國統一陣線的人物。斯大林甚至說，可能是日本陰謀策劃挾持蔣委員長的詭計，要讓中國深陷內戰的泥淖。
毛澤東和周恩來也認為，蔣介石一死，南京可能會出現親日的國民黨政府。毛派周恩來再到西安，斡旋釋放蔣介石。同時，張學良也讀到蔣的日記，獲悉蔣介石有在“剿平”紅軍之後，與日本作戰的秘密計劃。中國國內各地亦湧現同情蔣氏的浪潮。
12月14日，蔣經國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讀到西安事變的新聞。同一天，共產國際赫然發覺，烏拉爾馬許黨委即將批準讓蔣經國晉升為蘇聯共產黨正式黨員！ [13] 共產國際緊急發出電報，主張不應就此一事做出決定，並且訓令經國到莫斯科報到。12月16日，周恩來抵達西安，見到蔣介石。蔣介石堅拒與劫持他的人談判，聲稱唯有在無條件獲釋之下，他才肯斟酌聯合陣線的問題。周恩來告訴他，中國共產黨預備接受他的領導，為示友好，擔保經國可以由俄國回來。經國是愛國分子，毫無疑問也會希望父親抵抗入侵中國的敵人。 [14] 在中國共產黨、蘇聯以及中國各地都湧現釋放蔣介石的聲浪之下，張學良屈服了。
現在，阻撓蔣委員長獲釋的唯一關鍵是：如何處置張學良？蔣介石要求少帥和他一道回南京，接受軍事審判。然而，蔣夫人宋美齡曾經向張學良保證，如果放了蔣委員長，他不會受到懲罰。聖誕節當天，蔣介石夫婦飛回南京，受到民眾熱烈歡迎。雖有蔣夫人出麵陳情，軍事法庭仍判處張學良有期徒刑十年；蔣氏則把刑期減為無限期軟禁、管束。 [15] 蔣介石回到南京，立刻召喚陳立夫到他臥室談話。陳問：“周恩來在西安的態度如何？”蔣答說：“很好。”陳立夫進言，現在政府大批部隊已集結部署在陝西省內及周圍省份，該立刻進攻延安，收拾毛澤東及共產黨人。蔣介石低頭不答。陳立夫覺得蔣氏累了，也就不再多說而告退。
注釋：
[1] 嚴農、彭舍予（音譯）《蔣經國在蘇聯》，收於《蔣氏父子》，浙江省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4年版，第173頁。當時蘇聯的國內安全機關依然稱作ogpu，它在1934年改名為“內務人民委員會”（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nkvd），1953年又更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mittee of state security，kgb）。原書注7。
[2] 蔣經國1934年寫了一份自述，附在《尼古拉·葉利紮羅夫（蔣經國）同誌所填寫的共產黨員入黨申請書問卷》後，其影印本載莫斯科1991年8月《今日亞非洲》（<i>asia and africa today</i> ），第52—55頁。根據這份自述，他成為蘇共候補黨員是在1930年。不過，克萊恩《悼念蔣經國》第165頁則說：“1929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壓力下，我登記成為俄國共產黨候補黨員。”原書注20。
[3] 餘敏玲1998年6月26日發給本書作者的傳真。作者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訪問楊天石、李玉貞，兩人也有同樣說法。原書注27。
[4] 北京一位通曉俄文的學者在莫斯科的總統府檔案室做研究時，前蘇聯駐中國大使雷多夫斯基（redolfsky）給她看1931年斯大林、蔣經國會談的卷宗之封麵，標題“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之政治情勢及蘇聯對蔣介石之態度”，但是俄方不讓她看卷宗內容。本書作者1995年9月9日在北京訪談李玉貞，承她見告。原書注33。
[5] 楊天石是北京中國現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長，專研民國史；此處據他在1996年10月提供給本書作者的書寫字條。原書注34。
[6] 克萊恩《悼念蔣經國》，第171頁，經國稱這個村子名為“謝可夫”（shekov）。而他在注［2］提到的1934年自述中，則稱這個村子“柯洛維諾”（korovino）。朱可瓦是他居住的村子之名，柯洛維諾則是柯洛溫斯基地區首府。原書注42。
[7] 見拉林1996年1月5日由莫斯科發給本書作者的電子郵件。但是《紐約時報》1936年2月12日第12頁引述蔣經國給母親的信，則說他掌管四千名工人。原書注47。
[8] 1994年俄羅斯rtr電視台紀錄片，則指瑪麗亞、費耶多兩夫婦姓安尼基夫（anikeev）。原書注48。
[9] 見蔣家一位家人1999年2月22日給本書作者的信。原書注65。
[10] 見《紐約時報》1936年2月12日第12頁。原書注66。
[11] 蔣經國誤把他和王明會麵的時間記成1935年，而不是1936年。有可能他是在1935年寫下這封信，《真理報》到1936年2月才把它發表。但是，比較可能是他記錯年份了。原書注68。
[12] 這一天他把填好的申請入黨問卷提送地方黨部。原書注73。
[13] 1994年俄羅斯rtr電視台紀錄片播出一份文件，“1936年12月15日接受蔣經國為第四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決議”。第四類指的是“人民敵人”的子女。原書注80。
[14] 韓素音《長子：周恩來與現代中國之形成，1898—1976年》（<i>eldest son : chou en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i> ），第154頁，她引述王炳南對蔣、周這次會談的說法。原書注81。
[15] 王冀1995年12月9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稱張學良這麽說。原書注82。（譯按：王冀是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