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蔣經國到達莫斯科，外交部副部長史狄孟尼可夫告訴他，蔣介石希望他能回中國；史狄孟尼可夫又說，蘇聯政府認為國民政府是個友好政權，準備接受這項要求。史狄孟尼可夫等人毫無疑問也告訴蔣經國，他回中國，投身抗日聯合陣線，是獻身革命大業。經國在俄京略為逗留，就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等候上級指示。數星期之後，共產國際下令結束他在烏拉爾馬許工廠及《重工業日報》的工作，當時，經國熟識的一些人，如拉狄克、艾維巴赫等人正在遭受審訊，為了保命，散播出他有不正當思想的指控。斯大林顯然對這些指控充耳不聞。
1937年開年，蔣介石依然不能確定是否能再見到親生骨肉。他在日記中寫下：“我深盼兒子能回來……但是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蔣委員長沒有承諾停止內戰。此時，他的聲望又告恢複，手上握有一百五十萬大軍；空軍雖然隻有一百架飛機，與日本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但是比起根本沒有空中武力的毛澤東又強得多。由於聽力障礙由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的陳納德（ire chennault）出任蔣介石的空軍顧問。2月間，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不肯支持聯合陣線，重申必須加強“剿共”作戰。陳立夫和黨內占優勢的保守派，想擱置和周恩來的協議草案，趕緊打勝內戰。然而，蔣介石心中已有盤算。
2月間，莫斯科再次傳喚蔣經國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進京，但是這一次要他帶著家人及隨身細軟。工廠裏許多同誌來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火車站，向他們認識的葉利紮羅夫同誌一家人道別，大家在寒風中在月台上唱歌、跳舞，舉行茶會。蔣經國對朋友們宣稱：“［蘇共］中央派我到中國，以便把家父爭取到我們這一邊。”
鏡頭轉到莫斯科，紅軍友人在伏特加酒和豐盛的菜肴助興下告訴蔣經國，蘇聯會盡全力協助中國擊退日本。當時還未遭到整肅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極可能曾和他見麵談話。史狄孟尼可夫再次接見蔣經國，表達希望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中、蘇關係日益密切。最高潮是經國晉見斯大林話別，談話主題無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統一戰線。 [1]
3月初某個寒風刺骨的夜裏，蔣廷黻大使接到使館仆役報告，有位中國客人到訪，但是此人在未見到大使本人之前，不願透露姓名。這位滿臉笑容、兩頰紅潤的青年訪客進來後，立刻表明身份。蔣大使還來不及問話，經國已經問：“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蔣大使向他擔保，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 [2]
幾天後，芳娜陪著丈夫與蔣廷黻大使共同進餐。蔣大使在回憶錄中形容她“是個漂亮的金發女郎，可又十分害羞”。經國在餐桌上高談闊論他的改造中國大計劃，蔣大使不以為然，建議經國盡量多了解中國各項弊病及其原因，然後才對症下藥，提出大計劃。
蔣經國情緒十分高昂，過去已是過去。如果父親願意忘卻過去的不愉快，他也可以拋棄過去種種。經國的務實、樂觀精神，加上中國人的愛國心，且信仰馬克思主義，使他擁抱突然為他而開啟的未來。蔣大使幫他選了禮物——一組烏拉爾山黑色大理石製的桌上裝飾品，送給委員長，一件波斯羊皮大衣送給夫人。大使館另外替蔣經國準備了一套西裝，給芳娜準備了一件高貴的長衫和外套。
蔣經國離開莫斯科前夕，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告訴他，他應該向蔣委員長進言，說明中國共產黨最為真誠，決心與國民黨合作。季米特洛夫又盛讚蔣介石：“我們都曉得委員長是最能幹的戰略家、最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國人民最偉大的領袖。”經國接受共產國際的建議，把他在蘇聯求學、生活的十三年（1925—1937年），每年各寫一篇文章記述其梗概；這些文章合輯起來，成為一本小書《我在蘇聯的生活》（<i>my life in russia</i> ），對他在蘇聯的經驗以及蘇聯的各項成就，有正麵、肯定的描述。 [3]
蔣經國一家啟程前往海參崴前，有個年輕人——康生前來拜訪經國。康生是中國共產黨派在共產國際的代表，專長內部安全偵防。在近月來的大整肅運動中，康生指認蘇聯境內許多華人是托派分子，後來這些人橫遭死刑。康生照會經國，他將陪著蔣家作跨越西伯利亞的漫長旅行。 [4] 登上火車之前，蔣經國拍發電報給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友人，提到他、芳娜和兒子東行途中將會經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安尼克耶娃夫婦等友人在火車站會見他們，與他們喜歡的這對中俄聯姻夫婦擁抱話別。接著，火車補足了木柴燃料，離開這座工業城鎮，迤邐東行。這對夫婦自此以後再也不是葉利紮羅夫了！
火車要花好幾天時間穿越這塊北國冰天雪地，使經國有時間整理思緒，回想他在蘇聯的日子。與他同時代的俄國人，也罕有人像他這樣對蘇維埃社會有如此廣泛的經驗。經國現在已經是二十七歲的成熟男子漢，他的命運再次投注到中國這塊土地及其人民身上。到了海參崴，蔣經國讓家人先上郵輪，他和康生前往內務人民委員會本地辦事處，兩人共同署名拍發一封電報給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黨部，電文說：“現在，黨派我回國，這是一件重大任務……請轉告共產國際執委會，我會恪遵黨紀……我們由蘇聯海濱向各位致上共產同誌最熱忱的問候。”
不論中共或蘇共對蔣經國曾經抱持何種希望，這封電報是他對共產黨最後一次聽命行事！ [5]
蔣經國回到中國之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接受了周恩來與陳立夫洽妥的政治協議草案原則，把紅軍置於南京政府指揮調度之下，停止沒收、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並在共產黨控製地區舉行民主選舉。蔣介石並不是一夕之間頭腦糊塗，對共產黨的意圖有了天真想法。他日後就說，1937年初沒有堅持打下去一舉殲滅中共紅軍部隊是致命的錯誤。但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節節進逼，侵淩中國，蔣若執意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政治上風險極大；而且，國共聯合抗日，使得蘇聯有可能大量提供軍事援助，不僅有助國民政府抵抗日本入侵，也可以擴大國民黨軍隊對中共的兵力優勢。甚且，國共和解之下，蔣委員長唯一的骨肉兒子可以回國，而且還帶回來一個孫子——總可以告慰先祖了！
蔣經國離開俄國不久，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戴維斯（joseph e. davies）向華府報告，中、蘇關係“在短短幾天內”有了極大進境。戴維斯研判，中、蘇雙方已有確切了解，蘇聯不會再對中國境內獨立的政治、軍事勢力（意指共產黨）提供支援。
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國共聯合陣線激起日本軍國主義者加速針對中國全麵軍事行動的時程表。日本軍隊視中國東北及廣大的華北地區為其禁臠，但是它的真正目標和德國一樣，覬覦俄國大片領土。日本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不希望坐視中國成為一個統一、更強大的國家。日本必須迅速征服中國，俾能把主力用到對付蘇聯之上。
然而，日本的文職領導人隻想掌控中國，不想占領中國，有些人更認為“反共”最為重要，生怕日本一腳陷入中國這塊大泥淖，無法脫身。即使在1937年，國民黨與日本談判之際，汪精衛、陳立夫等人還力陳，南京政府、東京政府皆有“反共”意識，應該結為盟友，不應互為仇讎。原本是左派的汪精衛，事實上後來即投日，與日方合作。但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馳騁全中國的野心不可遏抑。從1895年以來，日本攻無不克，擴張勢力相當順利，令日本海軍、陸軍野心大熾。歐洲的局勢更似乎印證世界的未來應由尚武的民族來掌握。
1937年4月19日，蘇聯貨輪緩緩駛進黃浦江，蔣經國佇立在甲板上眺望，芳娜抱著年僅兩歲的孝文陪著他。岸上的工廠、船塢，遠比經國記憶中來得多，交通、汙染越發嚴重。江灣岸邊，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幾艘軍艦悄悄泊碇，灰色的帆布掩蓋著艦上的炮管。
主席侍從室主任和杭州市長親自到碼頭迎接蔣經國一家三口。一行人在保鏢護衛下直奔火車站，數小時後已抵達風景優美的杭州市。蔣介石在日記裏對兒子回國一事記下：“先母在天之靈一定欣慰經國回來。”但是，蔣氏並沒有迫不及待要見暌違多年的兒子。經國回國數天之後，到南京拜訪陳立夫。兩人互相擁抱之後，小蔣抱怨父親還沒見他。陳立夫說：“你現在還是共產黨員，而且還寫信罵他，你必須先寫信給他，向他報告，你已經不是共產黨員，希望加入國民黨。” [6]
的確，經國從來沒寫信給父親請求寬恕，聲明放棄馬克思主義，以及表達恢複國民黨黨籍的意願。即使平安返抵中國，他腦子裏根本沒想到這回事。父親無條件要他回國，沒有要求他道歉，因此他也沒有道歉認錯。但是現在傳統的尊父之道，要求經國表示浪子回頭，承認過去的不是，宣布對父親忠誠。
經國提筆寫了一封信，並前往拜訪吳稚暉，十二年前經國為了前往蘇聯留學曾去請教於他。吳稚暉一副兩人不久前才見過麵的模樣，平靜地問他：“你嚐試的經過怎麽樣？”吳稚暉可能去見了蔣介石，向他轉達了經國在蘇聯的種種際遇。蔣氏終於同意接見兒子。父子會麵安排在杭州市的國民政府主席別館進行，這棟別館原本是中國招商局已故世的總董宅第。門一關上，經國已跪下，向父親三叩首。
蔣介石問起兒子對前途有何打算。經國說，他有心在工業或政治兩者之中，擇一而為。他對父親說：“我有些主張——進步的主張，希望有機會實現。”他又表示願意“在最艱巨的條件下”，嚐試推動他的構想。 [7] 老蔣強調，談論分派工作之前，必須先處理一些基本問題。首先，蔣經國現在已經不太能用中文寫東西；其次，他的古文已荒廢多時，必須密集溫習功課。最後，委員長建議經國利用這段時間把他在蘇聯的經驗寫下來。然後，蔣介石帶著兒子到客廳去見蔣夫人，經國稱呼她為“母親”，並請準把在樓下等待的妻兒帶上來介紹謁見。
芳娜可是神經緊張地等候著晉見公婆。這位二十二歲、略敷胭脂的俄國女郎置身異國，即將謁見語言不通的中國第一家庭，怎能不緊張？芳娜是個率真、羞澀，相當單純的人，隻有技術學校的學業水平。芳娜隻有兩三套簡單的衣服，加上莫斯科中國大使館送給她的那套華服。現在她要見的新婆婆可是富貴聰明舉世聞名。
會麵進行得十分平順。蔣夫人對這場家庭團聚可費了不少心思，盡力讓芳娜放輕鬆。或許就在這一天，蔣介石給媳婦取了中文名字“芳娘”。可是經國不喜歡，日後把它改成同音的“方良”。經國告退時，蔣夫人悄悄塞了一遝鈔票給經國，囑咐他給自己和家人備置衣物。
後來，經國和蔣夫人之間意見參差，在政治上相互較勁，但是他一直很尊敬她，即使彼此的關係緊張，但都能相互尊重。 [8] 方良也和婆婆維持合宜、友善又不太親昵的關係。她絕不和婆婆爭風頭，也不會模仿婆婆的舉止，反而一心一意持家，做個傳統的中國婦人。她和俄國以及親友的關係全都斷了，也接受了中國習俗，說得一口道地的寧波話。
杭州父子會之後，《紐約時報》引述“接近委員長的消息人士”的話，指稱外傳小蔣是個“徹頭徹尾的共產黨員”，而且還寫信詬罵父親，“全是俄國人編造的故事”。
經國一家人在一小隊隨從陪伴下，坐船到寧波，再轉搭軍車沿著新鋪的公路，穿過溪口周圍山區。浙江早春的盎然綠意，迎接著歸鄉的嬌客；軍車駛過蔣委員長在溪口鎮邊蓋起的武嶺門，引來一批小童追逐。經國指點妻兒、介紹清澈的剡溪，以及約在一裏之遙聳立的青山。不一會兒，他們已經來到擴建得美輪美奐的蔣家舊宅。
雖然有一段時間，毛福梅和蔣方良這對婆媳必須比手畫腳，兩人卻一見如故，相處甚歡。毛夫人一點也不介意媳婦是個外國人，她告訴朋友，方良是她生平所見最漂亮的女人。經國夫婦回到溪口老家後，又遵奉中國古禮辦婚事，方良穿上傳統的鳳冠彩裙，好不熱鬧。按照習俗，新娘子要燒幾道菜（顯然一定是俄國菜囉）展露手藝，但是村人嬉鬧，偷偷把濕柴塞進灶裏，弄得廚房濃煙不散。
接下來的春、夏之季，方良喜歡騎自行車在鎮上逛，有時還騎馬；甚至還換上泳衣，跑到溪中遊泳。這些動作讓鎮上居民看不過去，可是毛福梅挺身替媳婦辯解，解釋說在西方國家的富貴人家婦女也都這麽做。
蔣經國通常不睡在豐鎬房，而是住在他父親在城門下臨溪而蓋的一間待客小屋。蔣委員長給兒子親挑的老師徐道鄰，也搬到小屋和經國一起住。小蔣開始以俄文寫下他的回憶錄《冰天雪地》，另外還溫習寫字。老蔣又開始頻頻寫信，指示已經二十七歲的兒子如何學習。照經國的說法，父親擔心他“對中國的道德哲學和民族精神，沒有深刻了解”。
蔣介石果然又堅持兒子要專心讀曾國藩的作品，尤其是《曾文正公家書》，還要讀《論語》、《孟子》和王陽明的文章。他在5月12日致經國一信，要他研讀《三民主義》之前，先讀兩遍《孫文學說》。
多年之後，徐道鄰提到蔣經國對於西漢末年的爭議人物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推動若幹社會改革的曆史，特別感興趣。徐道鄰又說，小蔣一再稱讚蘇聯社會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質享受的特色，也欽佩蘇聯重視青年動員工作，發動群眾支持政府行動的做法等。經國不認為必須隱瞞他對這些事情的看法，把他離開莫斯科前夕寫下的他在蘇聯生活經驗的文集，送一份給徐道鄰過目。他還把這些文章，配上他新寫的回憶錄，一起呈送給父親。老蔣對兒子表示，閱後“非常感動”：“當你記得曾經經曆的折磨，就更能體念回到祖國的可貴。”但是，蔣介石要求經國親自把回憶錄迻譯成中文，他認為要別人幫兒子把回憶錄迻譯成為中文，“很難為情”。
蔣經國回到溪口後不久就到雪竇寺參拜，由雪竇寺再往山裏走，就是蔣介石蓋來軟禁張學良的一棟西式洋房。他和張學良發展出一段相交逾半世紀的友誼。他們兩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兩人的父親都是著名的軍頭，都有威權性格。少帥也跟經國一樣，為了自認崇高的理想，對蔣介石不忠。他們兩人也都是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毫不矯情、沒有架子，又精力充沛。
兩人時常相偕在樹林中散步，徐道鄰偶爾也陪著小蔣上山，對蔣、張兩人講授孔孟之道或中國曆史。少帥和經國閑暇之餘，也愛喝酒、劃拳。張學良與他的紅粉知己趙四小姐自此形影不離（譯按：趙一荻女士於2000年6月間在夏威夷溘逝，先少帥一步謝世） ，他亦寄情於研究明史、收集中國藝術品，有時也打打麻將。
蔣介石持續寫信指導經國讀書，直到7月24日最後一封家書抵達。他在這封信中說：“你應該專心學習中文、練習書法……不必為日本侵略分心，我有辦法對付他們。”
蔣介石極力回避的全麵對日抗戰，終於在1937年7月7日於北平城郊盧溝橋爆發。日軍和中國守軍在夜裏發生一場混戰，不分勝負。兩星期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要求“徹底解決中、日關係”。蔣介石立刻回應：吾人當前唯一之路就是領導全國民眾，萬眾一心，奮鬥到底。日本軍隊迅速占領北平，但是中國守軍奮勇堅守上海，鏖戰三個月，對日軍造成極大傷害。
起先，蔣介石並沒有采取撤退、焦土政策，他把德國軍官訓練的精銳師團，以及幾乎全部炮兵投入上海保衛戰。這就是他在7月24日給經國信上提到的“辦法”。蔣介石在上海一役，折損了六成的精銳部隊。上海淪陷之後，國民黨軍隊向南京撤退。中國和蘇聯在日內瓦呼籲國際聯盟采取行動。國聯以及美國等國家敦促日本撤軍，也表示同情中國際遇，可是除了教會團體捐助糧食、藥物之外，西方國家並沒有伸出援手。中國人認為蘇聯和中國是世界上唯獨願意挺身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國家——其情的確可憫。
1937年8月21日，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船隻開始由黑海敖德薩港（odessa）運裝軍用設備及補給品，千裏迢迢，送到廣州。數以百計的蘇聯飛行員、教官和飛機，飛越戈壁沙漠，進駐甘肅省中國基地。當蘇聯本身麵對的威脅大有升高之勢時，斯大林援助蔣介石的手筆、規模之大，見證了中國抗戰成功對蘇聯極具戰略意義。此後兩年，蘇聯提供給蔣介石大約一千架飛機、兩千名飛行員，以及五百名軍事顧問。由1937至1945年，中國得到的俄援總值約兩億五千萬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抗戰的頭四年提供，當時沒有其他國家認為中國版圖的完整是一件大事。 [9]
11月間，日本一支侵華部隊占領杭州，開始沿著海邊南下掃蕩。有些地區，中國軍隊英勇奮戰，讓敵人付出重大代價；有些地方，守軍卻聞風潰散。12月13日，日軍攻進南京，展開為期七星期的大屠殺，數萬名婦女遭到日軍強奸，被俘的中國士兵及平民慘遭斬首或以刺刀戮殺，連嬰兒、幼童也不能幸免。日軍暴行的照片震驚西方世界，可是物資援助依然不來，國民黨軍隊殘部沿長江，向武漢撤退。
中共紅軍遵照與中央政府的協議，正式改編為第八路軍，接受國民政府節製。鄧小平出任第一二九師政委，該師師長是劉伯承。長征時期流落在長江以南的共產黨軍隊整編成新四軍。1938年1月，經國出席新四軍成軍典禮，並發表演講，聲稱國、共兩黨應該“攜手並進”，擊敗日寇。
國民黨軍隊遭受慘重損失之際，毛澤東的部隊避不與敵軍正麵對抗。這麽做符合毛澤東1938年的一篇論文《論持久戰》的精神，他定下遊擊戰、政治動員和建立基地地區的策略。中共也比國民黨更有效率，在敵後地區建立地下行政體係。共產黨借日本大肆入侵激起的愛國熱潮，以及與國民黨合組聯合陣線得到的合法地位之利，迅速發展。中共黨員人數由1937年的四萬人，膨脹到1940年的八十萬人左右。
1938年春天，蔣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建議，派經國擔任設在省會南昌的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以二十七歲的青年而言，這個職位似乎蠻高，但是鑒於他在蘇聯掙得的職位，他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的記錄以及戰事的需要，它並不算過分。
位於贛江旁的南昌是個工業、礦業城市，此時擠滿數十萬難民，一片混亂。方良剛於2月間產下女嬰愛咪（aimee或amy，即孝章）。經國一家遷入一棟樸實、舒適的房子，他立刻投入工作。1938年4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蔣介石提示下通過決議案，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蔣經國說服父親，應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取代數年之前由情報頭子戴笠組織的藍衣社。這個法西斯主義色彩濃厚的藍衣社，表麵上解散了，實則還是一股堅實的政治力量。經國由蘇聯回來剛過一年，就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兼江西省支團主任。 [10]
經國也提議，三青團團員的地位與國民黨正式黨員相等；甚且，年逾二十五歲之後，三青團團員可以無限期留在團裏，不必轉入國民黨。 [11] 三青團團員這種特殊地位，使掌控黨機器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非常不痛快。陳立夫認為這是委員長的“政治動作”，也是領袖搞分而治之政治策略的又一例證。他在回憶錄中說：“一般人老是責備我們［陳氏兄弟］在黨內成立小派係，其實我們是奉命行事。”陳氏兄弟設法要掌控這個新興的權力中心，他們心裏明白蔣介石成立三青團是要讓經國以此為地盤，建立勢力。
蔣介石當仁不讓，把三民主義青年團最高領導人的位子，加進自己的一大堆官職、頭銜之中，但是他指派手下一個幹練將領——陳誠，擔任三青團中央書記長。身材瘦削、脾氣溫和的陳誠，不僅幹練、忠誠，而且清廉——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浙江人。日後，史迪威將軍（joseph w. stilwell）對陳誠亦頗有好評。此時的蔣介石視陳誠為政治前途看好的一名將領，甚至有朝一日可以培養為接班人。國民黨各路軍閥，以及蔣氏嫡係最資深將領何應欽，既把陳誠視為黨內同誌，也視為政治對手。現在，回國僅一年的蔣經國，已成為另一個潛在的政治競爭者。
陳誠和蔣經國也有許多共同的地方，譬如，陳誠支持小蔣把三青團與國民黨腐敗的組織隔離開來的構想。但是，陳誠在1938年中期沒有太多時間投入三青團事務。他已身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陸軍中央訓練團教育長，以及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職。他掛名擔任三青團中央書記長，隻是代表他政治前途看好。基本上主持三青團團務的是康澤，名義上是三青團組織處處長。康澤是已經明令解散的藍衣社重要角色，與戴笠關係深厚。康澤想把三青團納進國民黨軍事情報機關的勢力範圍，並與一些相關的秘密會社掛鉤。因此，他對陳果夫兄弟也是一大威脅。陳立夫認為康澤“野心很大”，但是他也是蔣經國非常不喜歡的法西斯型的官員。三青團成立不久，康澤就抽調十二個人（大部分是藍衣社舊部）“協助”蔣經國籌組江西支團部。根據這批人當中之一的說法，他們想要操縱蔣經國，架空他對青年團團務的權力，卻沒有成功。蔣經國有心以三青團江西支團部，作為團中央甚至國民黨組織的樣板模範。這使他和戴笠的藍衣社成員，以派掌控的省級、地方級國民黨黨部，統統不合。
蔣經國在江西省的主要職責是政府工作。熊式輝特別為他在省會南昌設置一個保安處副處長的位子，期待經國這個年輕人仕途有個舒適的開端，不必擔負太多實質工作。不料蔣經國卻全心投入工作。地方黨政首長相當狼狽難堪，因為經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襲訪視。熊式輝辦公室不久就湧進許多抱怨聲浪，指責小蔣的工作作風像共產黨。
熊式輝為了把蔣經國羈絆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並且把這位年輕的少將調為新兵督練處處長。經國在這個職位上，第一次得負責下令把一位逃兵判處死刑！他也製定若幹新法令協助農村征募來的兵員，例如新兵在償付舊債之前可以有三年的寬限期，地主必須繼續把土地放租給士兵家屬等。
蔣經國因為邀請蘇聯軍事顧問到南昌反法西斯的集會上演講，本人受邀到新四軍駐南昌聯絡辦事處演講，而招來嫌疑。連蔣介石也接到報告，指控經國過分熱心、采取左派做法。戴笠奉蔣委員長指示，召見安徽省“忠義救國軍”（戴笠控製的另一個安全組織）負責人文強少將。文強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和蔣經國年齡相若。戴笠告訴他，蔣委員長要他定期和經國談話，講解中國國內政情，兒子才不至於受到共產黨影響。此後一年半的時間，文強每個月和經國見麵一次。
蔣經國和文強見麵時很注意聆聽，借此機會了解國民黨內各個派係以及重要人物之習性、底蘊。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依然影響他的思想，他經常以“大資產階級”來稱呼孔祥熙、宋子文這些蔣家姻親。後來他接受建議，在談及知名人物尤其是親戚時，不再用這種說法。不過，據文強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的說法，蔣經國從一開始就不想借用他父親婚姻關係帶來的方便。文強也必須提醒經國，不要對蘇聯迭有好評。文強每次和經國談完話，都做下筆記，呈交戴笠，戴笠再轉呈給蔣介石。1949年之後，文強決定留在中國大陸，這裏頭意味著當年他頗有可能把報告也送交延安。（編按：文強於淮海戰役中與杜聿明一起被俘，一直收押在監獄，1975年始獲特赦。）
蔣經國回到中國時，發現國民黨布建了相當廣泛的情治特務網。當時最大的兩個情治單位，一個是戴笠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一個是陳氏兄弟主持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此外，各軍種、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銀行及其他官僚機構，也全都備有特務，互相查伺，也偵查日本及中共活動。國民黨軍隊政工人員和共產黨軍隊政工人員一樣，不但監視軍人，也針對特定民間人士偵防。蔣經國了解國民黨的情治特務係統之後，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治機關的任務，而是它們和黑社會——中國傳統的秘密幫會——關係深厚。其實，國民黨這麽做，並不是獨一無二，孫中山等人和外國租界的歐洲官員，也全都用了秘密會社、犯罪集團和土匪，來完遂其目的。整體而言，蔣經國在國民黨主要安全機構中，並沒有居於全國級的領導地位，但是他在自己轄區內，則清除與黑社會的關聯。不過，經國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維持一支秘密警察。
1938年4月，與蔣介石時合時分的桂係將領李宗仁，率部在山東第一次讓日軍吃了敗仗（譯按：即台兒莊大捷） 。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日軍推進，蔣下令破壞黃河河堤。黃河決堤之後，大水阻滯日軍好幾個月，但是也衝走四千個村莊，使黃河改道，入海口本來在山東半島北方，變成在山東半島南方。夏末，日軍沿長江流域深入，進襲武漢。蘇聯軍機猛轟武漢周圍日軍陣地，火力薄弱的國民黨軍隊亦英勇展開保衛戰。7月，日本要求蘇聯部隊撤出中、蘇、朝鮮邊區，聲稱這塊地區屬於偽滿洲國領土。日本軍隊開進這片爭議地區，不料蘇聯遠東地區紅軍部隊告捷，擊敗日軍，這也算是日、俄交戰中俄國備嚐敗績的一個曆史轉折。
10月25日，日軍終於占領斷垣殘壁的武漢，蔣委員長已在長江三峽上遊的重慶，建立抗日陪都。同樣在10月間，日軍占領廣州，切斷國民政府的海上通路。蔣介石繼續對散布在各地的部隊實施統帥權，可是派係鬥爭已經使得國民政府旗下三百多個實力不足的師級部隊，不能有任何重大整合。戰爭進行了一年，日本已屠殺兩百萬中國軍民；北起東北，南迄中、越邊境，占領一百五十萬平方公裏土地，破壞許多城市，也摧毀中國的工業和基礎建設。
1939年3月中旬，日軍第一○一師已推進到距南昌數英裏的城郊。難民及政府公務員眷屬開始往南疏散。熊式輝下令保安司令部的新兵督練處遷到南邊的贛州。南昌在3月27日棄守，幾天前，經國一家人坐上軍車南撤，一路上盡是流離逃難的長龍。方良緊緊抱住繈褓中的孝章以及三歲的孝文。
江西南部山區的章水、貢水合流，成為贛江，就在兩河匯合處有一塊平原，贛州城在此矗立。經國一家抵達時，贛縣人口大約十萬人，城裏一條大馬路南市街，兩旁是經年累月炊煙熏黑了的磚房。黃包車在石子路上顛簸，街上還有一座九層寶塔。
蔣家住進可俯瞰贛州城的一座小山上的西式洋房。蔣經國的新職是第四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這塊統稱贛南的第四區，涵蓋整個江西南部十一個縣，人口約兩百萬。這塊地區長久以來受到桂係軍閥和地方土匪的控製，非常貧困落後。 [12]
蔣經國邀請幾位過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到贛南專員公署幫忙。其中之一是黃中美，中大同學認為他曾經替蘇聯特務機關當線民。黃中美出任經國的主任秘書，兼負成立情報網的任務。周百皆和俞季虞兩個中大同學，出任科長，另一位同學徐季元則擔任緝煙科科長。 [13] 自稱曾被下放到西伯利亞勞改營的舊托派分子屈武，也到贛州任職。 [14] 同時，蔣介石命令他在黃埔軍校的得意門生胡軌，也到贛州輔佐經國。蔣經國指派胡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幹事長，日後胡成為小蔣親信股肱。
蔣經國奉派行政專員新職之後，立刻有係統地遍訪轄區各個角落。他每天走八十公裏，不久就走遍一千五百公裏，到處與農民、商人、公務員、文藝人士和難民交談。可是，他所到之處並不是人人都歡迎他。傲慢的地方士紳難掩輕蔑之意，對他疑心十足。奸商不理他，照樣經營賭場、鴉片館，深信已經打點好的貪官汙吏會保護他們。鄉間強盜攔路行搶，各姓宗族不時互相械鬥，老百姓久經欺淩，已經心如死水、漠不關心。
蔣經國認為恢複地方治安是第一要務，定下為期一年的“掃蕩行動”。熊式輝應他之請，把贛南已有三千兵力的保安隊再擴編；經國另外又成立一個有六百名兵勇的自衛隊。不過，他對付土匪是剿撫並用。有一天，他率領幾個隨從，不攜武器，隻帶幾瓶好酒，親到崇義山區找土匪頭子周盛連。周某有如水滸中人，以攔路搶來的錢賑濟地方窮人。周某告訴蔣經國，是地方上的貪官逼得他走上梁山，落草為寇。酒過數巡之後，蔣經國提出過去一切罪行既往不咎，請周放棄不法行為，跟隨他一起做好事。周某大受感動，同意隻要經國在贛南做行政專員，他一定不為非作歹。總共有三十四名土匪頭子接受招安。 [15] 據報道說，到了當年年底，共有五百四十一名土匪自首，經國指揮的各路警力也逮捕了兩千兩百四十六名盜匪，處死若幹重犯。
蔣經國認為要降低犯罪、減少盜匪，關鍵是肅清煙、賭、娼。夏天時，他宣布禁絕吸食鴉片和賭博，“絕不寬貸”。兩名地方官吏的太太打麻將賭錢被抓到，被罰跪在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前兩天。
蔣經國宣布以一年為勒戒期，一年之後，任何人吸食鴉片，一律處死刑。警告期滿，警方逮到一個大商人的兒子吸毒。經國正在考量是否寬赦時，接到熊式輝電報，命令他把犯人移送到臨時省會。經國獲悉富商父親進行關說，下令立刻執刑，然後向熊式輝報告，電報收到時已太遲，不及遵令解送犯人。 [16]
取締娼妓更不容易。贛南十一縣共有一百五十家妓院，六百八十七名注冊公娼。傳統上縣庫收入有相當比重來自向妓院課稅。雖然如此，蔣經國還是在1941年取締娼妓，安排公娼轉到工廠做工，征收妓院稅的單位也予以裁撤。據當地一名研究人員說，到了當年年底，贛南地區妓院已銷聲匿跡。
蔣經國又頒布命令，各種地租一律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引進耕者有其田政策，在佃農土地上成立示範農場，並且把荒地放給貧農耕作。貧農領耕荒地，要分期付款。兩年之內，農業生產上升百分之二十。小蔣推動這些改革時，“與地方既有體製——如地主士紳，軍隊和黨部要員，幾乎完全沒有關係”。他努力要終止地主和“地方惡霸”加諸農民身上的許多壓榨行徑。當時安遠縣有個地主號稱丁老虎，即控製了整個村子，私人擁有一百多支槍的丁勇。蔣經國聽到各方對丁老虎的投訴，把丁老虎抓起來，沒收他的槍械，還把他當作逮到的老虎，倒吊在竹竿上抬走。
丁老虎這類地方惡霸統統被送到“新人學校”這種再教育中心受訓。絕大多數“學員”乃是“四鬼”之一；所謂“四鬼”就是違背禁令吸食鴉片、賭博、嫖妓賣淫和酗酒命令的人。據新人學校的主管說，蔣經國指示僚屬人道對待學員，教育第一、懲罰其次。他強調，新人學校的目的是協助過去行為放蕩的人重新做人。
蔣經國每周一次公開接見民眾。任何人有冤屈、問題，都可到場申訴。1942年接見人數為一千零二十三人。美國記者傅爾曼（harrison forman）1943年到贛州采訪，訪問了蔣經國，曾經在該年7月《柯裏爾》雜誌（<i>collier''s</i> ）撰文報道他見到的一幕：
一名店主囤積十二匹布，遭到沒收；他陳情說全家五個子女將因之生活困苦。蔣經國命令部屬調查此人財務狀況，如果此人所言屬實，他會準予支付布匹成本，但是要把布匹發放給窮人。一名盲婦帶著三個行乞的兒子，希望有飯吃。他指示她到施粥處。
“真的有吃的？”她問道。
“是的。”
“每天都有吃的？”
“是的，每天都有吃的。”
蔣經國派一名童子軍帶領她和她的三個兒子去施粥處，她臉上綻開了笑容。
一名手上抱著嬰兒的孕婦，請求蔣經國幫她還債，因為她丈夫被抓去坐牢，實在無力付債款。蔣經國一口就拒絕，聲稱私人欠債怎能要政府負責幫忙，但是他主動表示可以免費提供醫院服務，直到胎兒平安落地。
傅爾曼也參觀了蔣經國證婚的一場三十四對新人集體婚禮。蔣經國推動的種種社會改革中，有一項就是禁止傳統的鋪張婚禮（新郎官家人往往耗盡積蓄來辦一場婚禮），現在贛南地區隻準辦理集體結婚儀式。
蔣經國也有能力讓大批群眾情緒激昂。有一天夜裏，贛南童子軍營火大會在贛州大操場舉行，他站在講台上率領數千名群眾高呼口號：“中國萬歲！委員長萬歲！打倒日本鬼子！”
接下來，小蔣問：“我們應該怎麽對付叛徒汪精衛？”［汪精衛已在1939年叛逃，依附日本人。］
“燒死他！燒死他！”群眾高聲喊叫。
“我們就這麽辦！”
汪精衛的芻像被推到操場上，點上火。小蔣敲起大鑼，群眾高呼：“殺！殺！殺！”同時，數千名年輕人赤膊上陣，在三座營火火光閃爍中，舞出一條長蛇陣。小蔣由講台跳下，跟著長蛇尾巴舞動起來，他沙啞的呼喊已被群眾的喝彩聲所淹沒。
鳥瞰世局，歐洲局勢發展將影響到中國戰事的方向。1939年初始，希特勒在德國國會高呼，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辦法就是發動一場戰爭，“消滅歐洲的猶太人種”。3月間，德國侵占捷克部分領土，墨索裏尼揮師進犯阿爾巴尼亞。英國和法國向波蘭提出保證，聲稱不惜一戰以維護波蘭的獨立。斯大林衡量他在德國及西方國家之間討價還價的籌碼，決定和希特勒達成協議，蘇聯可以借此協議坐觀資本主義國家——管它是法西斯，還是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互相毀滅。這場戰爭可以讓蘇聯節蓄軍事資源，並遏止日本對西伯利亞的野心。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正式扭轉蘇聯的歐洲政策，撕毀人民陣線的主張（隻有在殖民地或中國這類半殖民地為例外），與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一周之後，德國和蘇聯軍隊入侵波蘭。英國、法國對第三帝國宣戰，全球最大規模戰爭在歐洲展開。
希特勒與蘇聯突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令日本大吃一驚，也使日本帝國野心方向起了轉變，東京放棄侵略俄國的大計，轉而覬覦在歐洲陷入戰局的英、法兩國的東亞殖民地。長久以來即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假想敵進行全麵作戰訓練的日本海軍，總算有機會放手一搏。日本戰爭計劃逐步把焦點定到東南亞及太平洋之際，中國戰場上的戰事已漸定型。日本軍隊攻打對他們有威脅的中國部隊，但罕於挺進、占領新地區。日軍針對共產黨遊擊隊及國民黨正規部隊，都采取相同的戰略——前進、作戰、撤退。日軍幾已停止占領全部江西省的作為。這時候，贛州已是安全處所。
經國對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亦大為意外。回國以來，小蔣始終未改信念，認為蘇聯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一股力量。蘇聯提供給中國攸關緊要的軍事援助，數千名俄國人直接參與抗日戰爭，蘇聯媒體對蔣委員長亦不斷頌揚。可是，一夕之間，納粹和蘇聯達成協議，侵占波蘭、芬蘭，使日本有理由和餘裕全力在亞洲發展。
然而，蔣經國對社會主義母國的信心依舊沒有嚴重動搖。斯大林與柏林簽訂條約後，仍向蔣介石保證，蘇聯對華關係（包括提供軍事援助在內）並無改變。德、蘇兩國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ribbentrop）、莫洛托夫（molotov）簽約之後一個月，蔣經國在一次青年集會中演講，強調蘇聯仍然是協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者唯一的國家；甚且，蘇聯是個社會主義國家，絕不會從事侵略行為。他說，協助蘇聯自衛，對於抵抗侵略的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都會蒙受其利。
注釋：
[1] 經國回國後，父親替他延攬徐道鄰在溪口為他教讀。徐道鄰1953年告訴駐台北“美國大使館”某官員，蔣經國親口告訴他，1937年3月回國前曾和斯大林會麵。見台北“美國大使館”1953年3月31日致美國國務院的電文，收在“國家檔案館國務院”1950至1954年檔案第四二二三盒rg59號“中國，1950—1954”中。原書注6。
[2]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i>the reminiscences of tsiang ting-fu（1895—1965）</i>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口述曆史計劃，1974年紐約出版，第214頁。共同作者是塞德曼（crystal lorch seidman）。原書注7。
[3] 餘敏玲《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期，1998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128頁。原書注9。
[4] 《亞洲周刊》（中文版），1998年元月26日至2月8日當期，第30—35頁，《kgb檔案中的青年蔣經國：政治與婚姻》。這篇文章引述俄國學者賈裏茨基（dimir prohorovich galitsky），根據莫斯科大學亞非研究所資料所做的研究，提出此一說法。原書注10。
[5] 根據某些報道，蔣經國在這時候也簽署一封信，發給他在烏拉爾馬許工廠《重工業日報》的編輯。這封信指控烏拉爾馬許工廠廠長弗拉基米洛夫，對其兄弟參與托派活動知情且予以支持。問題出在蔣經國為何不在莫斯科，或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小停時，寄出這封信？如果這封信的確由蔣經國簽名、寄發，可能是康生在斯大林示意下要求他這麽做，以測試蔣經國。如果蔣同意照辦，通過考驗，就淪為參與俄國恐怖整肅活動的幫凶。弗拉基米洛夫曾到蔣經國公寓做客，此時已被以重大罪名起訴，經國可能認為他已在劫難逃。蔣經國必然曉得康生的殘暴，認為若不合作，全家人恐怕都上不了回國的船。柴澤夫（valentin zaitsev）1996年在莫斯科的《新聞記者》（ <i>the journalist</i> ）撰文，也提到這封信，還說日期為1937年7月1日，是蔣經國回到中國之後兩個半月——這裏頭的矛盾暗示，內務人民委員會可能編造了這樣一封信，過幾年才把它放進檔案裏。原書注13。
[6] 陳立夫1996年5月29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表示。原書注18。
[7] 傅爾曼《小委員長》（gissimo junior），載1943年7月31日《柯裏爾》雜誌。傅爾曼1943年到贛南訪問蔣經國。原書注22。
[8] 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宋氏王朝》（<i>the song dynasty</i> ）第380頁、450頁，引述若幹故事，指稱經國與繼母公開不合。但是，根據蔣經國和他父親的關係，以及他在這一時期的情感、知性和政治脾氣來判斷，西格雷夫這些說法不太可能成立。原書注25。
[9] 《中國手冊：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i>china handbook，1937—1945</i> ），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出版，第89頁。俄援是以低利貸款方式提供，中方運交原料來償付。原書注39。
[10]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係史話》，第29—32頁。蔡省三於20世紀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期，在贛南追隨蔣經國工作。原書注43。（譯按：曹雲霞是蔡省三之妻。）
[11] 艾啟明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艾是1944年蔣經國主持的青幹班第一期女生隊隊長。原書注44。
[12] 王昇答複本書作者書麵提出的問題，但是他沒有注明日期。時間是在1996年春天。原書注59。
[13] 中共江西省委、贛州市委1989年在南昌召集多位蔣經國舊部屬，舉行一個討論“蔣經國在贛南”的會議，收集多篇文章結集發表。見《打擊吸毒賭博娼妓與流氓》，收在《蔣經國在贛南》第121—129頁。原書注60。
[14] 賈亦斌1995年9月21日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蔡省三、曹雲霞，前揭書，第71—72頁。也列出其他幾位的名字，如高素明和彭建華等。原書注61。
[15] 漆高儒《蔣經國的一生》，第30—31頁。傅爾曼，前揭文，第11頁、61頁。王昇1995年9月8日訪談記錄。原書注67。
[16] 艾倫·懷汀（allen s. whiting）《台灣的神秘人物》（mystery man of formosa），載1955年3月12日《星期六晚郵報》（<i>saturday evening post</i> ）第26頁。原書注70。
1937年開年，蔣介石依然不能確定是否能再見到親生骨肉。他在日記中寫下：“我深盼兒子能回來……但是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蔣委員長沒有承諾停止內戰。此時，他的聲望又告恢複，手上握有一百五十萬大軍；空軍雖然隻有一百架飛機，與日本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但是比起根本沒有空中武力的毛澤東又強得多。由於聽力障礙由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的陳納德（ire chennault）出任蔣介石的空軍顧問。2月間，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不肯支持聯合陣線，重申必須加強“剿共”作戰。陳立夫和黨內占優勢的保守派，想擱置和周恩來的協議草案，趕緊打勝內戰。然而，蔣介石心中已有盤算。
2月間，莫斯科再次傳喚蔣經國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進京，但是這一次要他帶著家人及隨身細軟。工廠裏許多同誌來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火車站，向他們認識的葉利紮羅夫同誌一家人道別，大家在寒風中在月台上唱歌、跳舞，舉行茶會。蔣經國對朋友們宣稱：“［蘇共］中央派我到中國，以便把家父爭取到我們這一邊。”
鏡頭轉到莫斯科，紅軍友人在伏特加酒和豐盛的菜肴助興下告訴蔣經國，蘇聯會盡全力協助中國擊退日本。當時還未遭到整肅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極可能曾和他見麵談話。史狄孟尼可夫再次接見蔣經國，表達希望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中、蘇關係日益密切。最高潮是經國晉見斯大林話別，談話主題無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統一戰線。 [1]
3月初某個寒風刺骨的夜裏，蔣廷黻大使接到使館仆役報告，有位中國客人到訪，但是此人在未見到大使本人之前，不願透露姓名。這位滿臉笑容、兩頰紅潤的青年訪客進來後，立刻表明身份。蔣大使還來不及問話，經國已經問：“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蔣大使向他擔保，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 [2]
幾天後，芳娜陪著丈夫與蔣廷黻大使共同進餐。蔣大使在回憶錄中形容她“是個漂亮的金發女郎，可又十分害羞”。經國在餐桌上高談闊論他的改造中國大計劃，蔣大使不以為然，建議經國盡量多了解中國各項弊病及其原因，然後才對症下藥，提出大計劃。
蔣經國情緒十分高昂，過去已是過去。如果父親願意忘卻過去的不愉快，他也可以拋棄過去種種。經國的務實、樂觀精神，加上中國人的愛國心，且信仰馬克思主義，使他擁抱突然為他而開啟的未來。蔣大使幫他選了禮物——一組烏拉爾山黑色大理石製的桌上裝飾品，送給委員長，一件波斯羊皮大衣送給夫人。大使館另外替蔣經國準備了一套西裝，給芳娜準備了一件高貴的長衫和外套。
蔣經國離開莫斯科前夕，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告訴他，他應該向蔣委員長進言，說明中國共產黨最為真誠，決心與國民黨合作。季米特洛夫又盛讚蔣介石：“我們都曉得委員長是最能幹的戰略家、最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國人民最偉大的領袖。”經國接受共產國際的建議，把他在蘇聯求學、生活的十三年（1925—1937年），每年各寫一篇文章記述其梗概；這些文章合輯起來，成為一本小書《我在蘇聯的生活》（<i>my life in russia</i> ），對他在蘇聯的經驗以及蘇聯的各項成就，有正麵、肯定的描述。 [3]
蔣經國一家啟程前往海參崴前，有個年輕人——康生前來拜訪經國。康生是中國共產黨派在共產國際的代表，專長內部安全偵防。在近月來的大整肅運動中，康生指認蘇聯境內許多華人是托派分子，後來這些人橫遭死刑。康生照會經國，他將陪著蔣家作跨越西伯利亞的漫長旅行。 [4] 登上火車之前，蔣經國拍發電報給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友人，提到他、芳娜和兒子東行途中將會經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安尼克耶娃夫婦等友人在火車站會見他們，與他們喜歡的這對中俄聯姻夫婦擁抱話別。接著，火車補足了木柴燃料，離開這座工業城鎮，迤邐東行。這對夫婦自此以後再也不是葉利紮羅夫了！
火車要花好幾天時間穿越這塊北國冰天雪地，使經國有時間整理思緒，回想他在蘇聯的日子。與他同時代的俄國人，也罕有人像他這樣對蘇維埃社會有如此廣泛的經驗。經國現在已經是二十七歲的成熟男子漢，他的命運再次投注到中國這塊土地及其人民身上。到了海參崴，蔣經國讓家人先上郵輪，他和康生前往內務人民委員會本地辦事處，兩人共同署名拍發一封電報給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黨部，電文說：“現在，黨派我回國，這是一件重大任務……請轉告共產國際執委會，我會恪遵黨紀……我們由蘇聯海濱向各位致上共產同誌最熱忱的問候。”
不論中共或蘇共對蔣經國曾經抱持何種希望，這封電報是他對共產黨最後一次聽命行事！ [5]
蔣經國回到中國之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接受了周恩來與陳立夫洽妥的政治協議草案原則，把紅軍置於南京政府指揮調度之下，停止沒收、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並在共產黨控製地區舉行民主選舉。蔣介石並不是一夕之間頭腦糊塗，對共產黨的意圖有了天真想法。他日後就說，1937年初沒有堅持打下去一舉殲滅中共紅軍部隊是致命的錯誤。但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節節進逼，侵淩中國，蔣若執意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政治上風險極大；而且，國共聯合抗日，使得蘇聯有可能大量提供軍事援助，不僅有助國民政府抵抗日本入侵，也可以擴大國民黨軍隊對中共的兵力優勢。甚且，國共和解之下，蔣委員長唯一的骨肉兒子可以回國，而且還帶回來一個孫子——總可以告慰先祖了！
蔣經國離開俄國不久，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戴維斯（joseph e. davies）向華府報告，中、蘇關係“在短短幾天內”有了極大進境。戴維斯研判，中、蘇雙方已有確切了解，蘇聯不會再對中國境內獨立的政治、軍事勢力（意指共產黨）提供支援。
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國共聯合陣線激起日本軍國主義者加速針對中國全麵軍事行動的時程表。日本軍隊視中國東北及廣大的華北地區為其禁臠，但是它的真正目標和德國一樣，覬覦俄國大片領土。日本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不希望坐視中國成為一個統一、更強大的國家。日本必須迅速征服中國，俾能把主力用到對付蘇聯之上。
然而，日本的文職領導人隻想掌控中國，不想占領中國，有些人更認為“反共”最為重要，生怕日本一腳陷入中國這塊大泥淖，無法脫身。即使在1937年，國民黨與日本談判之際，汪精衛、陳立夫等人還力陳，南京政府、東京政府皆有“反共”意識，應該結為盟友，不應互為仇讎。原本是左派的汪精衛，事實上後來即投日，與日方合作。但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馳騁全中國的野心不可遏抑。從1895年以來，日本攻無不克，擴張勢力相當順利，令日本海軍、陸軍野心大熾。歐洲的局勢更似乎印證世界的未來應由尚武的民族來掌握。
1937年4月19日，蘇聯貨輪緩緩駛進黃浦江，蔣經國佇立在甲板上眺望，芳娜抱著年僅兩歲的孝文陪著他。岸上的工廠、船塢，遠比經國記憶中來得多，交通、汙染越發嚴重。江灣岸邊，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幾艘軍艦悄悄泊碇，灰色的帆布掩蓋著艦上的炮管。
主席侍從室主任和杭州市長親自到碼頭迎接蔣經國一家三口。一行人在保鏢護衛下直奔火車站，數小時後已抵達風景優美的杭州市。蔣介石在日記裏對兒子回國一事記下：“先母在天之靈一定欣慰經國回來。”但是，蔣氏並沒有迫不及待要見暌違多年的兒子。經國回國數天之後，到南京拜訪陳立夫。兩人互相擁抱之後，小蔣抱怨父親還沒見他。陳立夫說：“你現在還是共產黨員，而且還寫信罵他，你必須先寫信給他，向他報告，你已經不是共產黨員，希望加入國民黨。” [6]
的確，經國從來沒寫信給父親請求寬恕，聲明放棄馬克思主義，以及表達恢複國民黨黨籍的意願。即使平安返抵中國，他腦子裏根本沒想到這回事。父親無條件要他回國，沒有要求他道歉，因此他也沒有道歉認錯。但是現在傳統的尊父之道，要求經國表示浪子回頭，承認過去的不是，宣布對父親忠誠。
經國提筆寫了一封信，並前往拜訪吳稚暉，十二年前經國為了前往蘇聯留學曾去請教於他。吳稚暉一副兩人不久前才見過麵的模樣，平靜地問他：“你嚐試的經過怎麽樣？”吳稚暉可能去見了蔣介石，向他轉達了經國在蘇聯的種種際遇。蔣氏終於同意接見兒子。父子會麵安排在杭州市的國民政府主席別館進行，這棟別館原本是中國招商局已故世的總董宅第。門一關上，經國已跪下，向父親三叩首。
蔣介石問起兒子對前途有何打算。經國說，他有心在工業或政治兩者之中，擇一而為。他對父親說：“我有些主張——進步的主張，希望有機會實現。”他又表示願意“在最艱巨的條件下”，嚐試推動他的構想。 [7] 老蔣強調，談論分派工作之前，必須先處理一些基本問題。首先，蔣經國現在已經不太能用中文寫東西；其次，他的古文已荒廢多時，必須密集溫習功課。最後，委員長建議經國利用這段時間把他在蘇聯的經驗寫下來。然後，蔣介石帶著兒子到客廳去見蔣夫人，經國稱呼她為“母親”，並請準把在樓下等待的妻兒帶上來介紹謁見。
芳娜可是神經緊張地等候著晉見公婆。這位二十二歲、略敷胭脂的俄國女郎置身異國，即將謁見語言不通的中國第一家庭，怎能不緊張？芳娜是個率真、羞澀，相當單純的人，隻有技術學校的學業水平。芳娜隻有兩三套簡單的衣服，加上莫斯科中國大使館送給她的那套華服。現在她要見的新婆婆可是富貴聰明舉世聞名。
會麵進行得十分平順。蔣夫人對這場家庭團聚可費了不少心思，盡力讓芳娜放輕鬆。或許就在這一天，蔣介石給媳婦取了中文名字“芳娘”。可是經國不喜歡，日後把它改成同音的“方良”。經國告退時，蔣夫人悄悄塞了一遝鈔票給經國，囑咐他給自己和家人備置衣物。
後來，經國和蔣夫人之間意見參差，在政治上相互較勁，但是他一直很尊敬她，即使彼此的關係緊張，但都能相互尊重。 [8] 方良也和婆婆維持合宜、友善又不太親昵的關係。她絕不和婆婆爭風頭，也不會模仿婆婆的舉止，反而一心一意持家，做個傳統的中國婦人。她和俄國以及親友的關係全都斷了，也接受了中國習俗，說得一口道地的寧波話。
杭州父子會之後，《紐約時報》引述“接近委員長的消息人士”的話，指稱外傳小蔣是個“徹頭徹尾的共產黨員”，而且還寫信詬罵父親，“全是俄國人編造的故事”。
經國一家人在一小隊隨從陪伴下，坐船到寧波，再轉搭軍車沿著新鋪的公路，穿過溪口周圍山區。浙江早春的盎然綠意，迎接著歸鄉的嬌客；軍車駛過蔣委員長在溪口鎮邊蓋起的武嶺門，引來一批小童追逐。經國指點妻兒、介紹清澈的剡溪，以及約在一裏之遙聳立的青山。不一會兒，他們已經來到擴建得美輪美奐的蔣家舊宅。
雖然有一段時間，毛福梅和蔣方良這對婆媳必須比手畫腳，兩人卻一見如故，相處甚歡。毛夫人一點也不介意媳婦是個外國人，她告訴朋友，方良是她生平所見最漂亮的女人。經國夫婦回到溪口老家後，又遵奉中國古禮辦婚事，方良穿上傳統的鳳冠彩裙，好不熱鬧。按照習俗，新娘子要燒幾道菜（顯然一定是俄國菜囉）展露手藝，但是村人嬉鬧，偷偷把濕柴塞進灶裏，弄得廚房濃煙不散。
接下來的春、夏之季，方良喜歡騎自行車在鎮上逛，有時還騎馬；甚至還換上泳衣，跑到溪中遊泳。這些動作讓鎮上居民看不過去，可是毛福梅挺身替媳婦辯解，解釋說在西方國家的富貴人家婦女也都這麽做。
蔣經國通常不睡在豐鎬房，而是住在他父親在城門下臨溪而蓋的一間待客小屋。蔣委員長給兒子親挑的老師徐道鄰，也搬到小屋和經國一起住。小蔣開始以俄文寫下他的回憶錄《冰天雪地》，另外還溫習寫字。老蔣又開始頻頻寫信，指示已經二十七歲的兒子如何學習。照經國的說法，父親擔心他“對中國的道德哲學和民族精神，沒有深刻了解”。
蔣介石果然又堅持兒子要專心讀曾國藩的作品，尤其是《曾文正公家書》，還要讀《論語》、《孟子》和王陽明的文章。他在5月12日致經國一信，要他研讀《三民主義》之前，先讀兩遍《孫文學說》。
多年之後，徐道鄰提到蔣經國對於西漢末年的爭議人物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推動若幹社會改革的曆史，特別感興趣。徐道鄰又說，小蔣一再稱讚蘇聯社會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質享受的特色，也欽佩蘇聯重視青年動員工作，發動群眾支持政府行動的做法等。經國不認為必須隱瞞他對這些事情的看法，把他離開莫斯科前夕寫下的他在蘇聯生活經驗的文集，送一份給徐道鄰過目。他還把這些文章，配上他新寫的回憶錄，一起呈送給父親。老蔣對兒子表示，閱後“非常感動”：“當你記得曾經經曆的折磨，就更能體念回到祖國的可貴。”但是，蔣介石要求經國親自把回憶錄迻譯成中文，他認為要別人幫兒子把回憶錄迻譯成為中文，“很難為情”。
蔣經國回到溪口後不久就到雪竇寺參拜，由雪竇寺再往山裏走，就是蔣介石蓋來軟禁張學良的一棟西式洋房。他和張學良發展出一段相交逾半世紀的友誼。他們兩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兩人的父親都是著名的軍頭，都有威權性格。少帥也跟經國一樣，為了自認崇高的理想，對蔣介石不忠。他們兩人也都是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毫不矯情、沒有架子，又精力充沛。
兩人時常相偕在樹林中散步，徐道鄰偶爾也陪著小蔣上山，對蔣、張兩人講授孔孟之道或中國曆史。少帥和經國閑暇之餘，也愛喝酒、劃拳。張學良與他的紅粉知己趙四小姐自此形影不離（譯按：趙一荻女士於2000年6月間在夏威夷溘逝，先少帥一步謝世） ，他亦寄情於研究明史、收集中國藝術品，有時也打打麻將。
蔣介石持續寫信指導經國讀書，直到7月24日最後一封家書抵達。他在這封信中說：“你應該專心學習中文、練習書法……不必為日本侵略分心，我有辦法對付他們。”
蔣介石極力回避的全麵對日抗戰，終於在1937年7月7日於北平城郊盧溝橋爆發。日軍和中國守軍在夜裏發生一場混戰，不分勝負。兩星期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要求“徹底解決中、日關係”。蔣介石立刻回應：吾人當前唯一之路就是領導全國民眾，萬眾一心，奮鬥到底。日本軍隊迅速占領北平，但是中國守軍奮勇堅守上海，鏖戰三個月，對日軍造成極大傷害。
起先，蔣介石並沒有采取撤退、焦土政策，他把德國軍官訓練的精銳師團，以及幾乎全部炮兵投入上海保衛戰。這就是他在7月24日給經國信上提到的“辦法”。蔣介石在上海一役，折損了六成的精銳部隊。上海淪陷之後，國民黨軍隊向南京撤退。中國和蘇聯在日內瓦呼籲國際聯盟采取行動。國聯以及美國等國家敦促日本撤軍，也表示同情中國際遇，可是除了教會團體捐助糧食、藥物之外，西方國家並沒有伸出援手。中國人認為蘇聯和中國是世界上唯獨願意挺身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國家——其情的確可憫。
1937年8月21日，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船隻開始由黑海敖德薩港（odessa）運裝軍用設備及補給品，千裏迢迢，送到廣州。數以百計的蘇聯飛行員、教官和飛機，飛越戈壁沙漠，進駐甘肅省中國基地。當蘇聯本身麵對的威脅大有升高之勢時，斯大林援助蔣介石的手筆、規模之大，見證了中國抗戰成功對蘇聯極具戰略意義。此後兩年，蘇聯提供給蔣介石大約一千架飛機、兩千名飛行員，以及五百名軍事顧問。由1937至1945年，中國得到的俄援總值約兩億五千萬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抗戰的頭四年提供，當時沒有其他國家認為中國版圖的完整是一件大事。 [9]
11月間，日本一支侵華部隊占領杭州，開始沿著海邊南下掃蕩。有些地區，中國軍隊英勇奮戰，讓敵人付出重大代價；有些地方，守軍卻聞風潰散。12月13日，日軍攻進南京，展開為期七星期的大屠殺，數萬名婦女遭到日軍強奸，被俘的中國士兵及平民慘遭斬首或以刺刀戮殺，連嬰兒、幼童也不能幸免。日軍暴行的照片震驚西方世界，可是物資援助依然不來，國民黨軍隊殘部沿長江，向武漢撤退。
中共紅軍遵照與中央政府的協議，正式改編為第八路軍，接受國民政府節製。鄧小平出任第一二九師政委，該師師長是劉伯承。長征時期流落在長江以南的共產黨軍隊整編成新四軍。1938年1月，經國出席新四軍成軍典禮，並發表演講，聲稱國、共兩黨應該“攜手並進”，擊敗日寇。
國民黨軍隊遭受慘重損失之際，毛澤東的部隊避不與敵軍正麵對抗。這麽做符合毛澤東1938年的一篇論文《論持久戰》的精神，他定下遊擊戰、政治動員和建立基地地區的策略。中共也比國民黨更有效率，在敵後地區建立地下行政體係。共產黨借日本大肆入侵激起的愛國熱潮，以及與國民黨合組聯合陣線得到的合法地位之利，迅速發展。中共黨員人數由1937年的四萬人，膨脹到1940年的八十萬人左右。
1938年春天，蔣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建議，派經國擔任設在省會南昌的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以二十七歲的青年而言，這個職位似乎蠻高，但是鑒於他在蘇聯掙得的職位，他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的記錄以及戰事的需要，它並不算過分。
位於贛江旁的南昌是個工業、礦業城市，此時擠滿數十萬難民，一片混亂。方良剛於2月間產下女嬰愛咪（aimee或amy，即孝章）。經國一家遷入一棟樸實、舒適的房子，他立刻投入工作。1938年4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蔣介石提示下通過決議案，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蔣經國說服父親，應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取代數年之前由情報頭子戴笠組織的藍衣社。這個法西斯主義色彩濃厚的藍衣社，表麵上解散了，實則還是一股堅實的政治力量。經國由蘇聯回來剛過一年，就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兼江西省支團主任。 [10]
經國也提議，三青團團員的地位與國民黨正式黨員相等；甚且，年逾二十五歲之後，三青團團員可以無限期留在團裏，不必轉入國民黨。 [11] 三青團團員這種特殊地位，使掌控黨機器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非常不痛快。陳立夫認為這是委員長的“政治動作”，也是領袖搞分而治之政治策略的又一例證。他在回憶錄中說：“一般人老是責備我們［陳氏兄弟］在黨內成立小派係，其實我們是奉命行事。”陳氏兄弟設法要掌控這個新興的權力中心，他們心裏明白蔣介石成立三青團是要讓經國以此為地盤，建立勢力。
蔣介石當仁不讓，把三民主義青年團最高領導人的位子，加進自己的一大堆官職、頭銜之中，但是他指派手下一個幹練將領——陳誠，擔任三青團中央書記長。身材瘦削、脾氣溫和的陳誠，不僅幹練、忠誠，而且清廉——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浙江人。日後，史迪威將軍（joseph w. stilwell）對陳誠亦頗有好評。此時的蔣介石視陳誠為政治前途看好的一名將領，甚至有朝一日可以培養為接班人。國民黨各路軍閥，以及蔣氏嫡係最資深將領何應欽，既把陳誠視為黨內同誌，也視為政治對手。現在，回國僅一年的蔣經國，已成為另一個潛在的政治競爭者。
陳誠和蔣經國也有許多共同的地方，譬如，陳誠支持小蔣把三青團與國民黨腐敗的組織隔離開來的構想。但是，陳誠在1938年中期沒有太多時間投入三青團事務。他已身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陸軍中央訓練團教育長，以及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職。他掛名擔任三青團中央書記長，隻是代表他政治前途看好。基本上主持三青團團務的是康澤，名義上是三青團組織處處長。康澤是已經明令解散的藍衣社重要角色，與戴笠關係深厚。康澤想把三青團納進國民黨軍事情報機關的勢力範圍，並與一些相關的秘密會社掛鉤。因此，他對陳果夫兄弟也是一大威脅。陳立夫認為康澤“野心很大”，但是他也是蔣經國非常不喜歡的法西斯型的官員。三青團成立不久，康澤就抽調十二個人（大部分是藍衣社舊部）“協助”蔣經國籌組江西支團部。根據這批人當中之一的說法，他們想要操縱蔣經國，架空他對青年團團務的權力，卻沒有成功。蔣經國有心以三青團江西支團部，作為團中央甚至國民黨組織的樣板模範。這使他和戴笠的藍衣社成員，以派掌控的省級、地方級國民黨黨部，統統不合。
蔣經國在江西省的主要職責是政府工作。熊式輝特別為他在省會南昌設置一個保安處副處長的位子，期待經國這個年輕人仕途有個舒適的開端，不必擔負太多實質工作。不料蔣經國卻全心投入工作。地方黨政首長相當狼狽難堪，因為經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襲訪視。熊式輝辦公室不久就湧進許多抱怨聲浪，指責小蔣的工作作風像共產黨。
熊式輝為了把蔣經國羈絆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並且把這位年輕的少將調為新兵督練處處長。經國在這個職位上，第一次得負責下令把一位逃兵判處死刑！他也製定若幹新法令協助農村征募來的兵員，例如新兵在償付舊債之前可以有三年的寬限期，地主必須繼續把土地放租給士兵家屬等。
蔣經國因為邀請蘇聯軍事顧問到南昌反法西斯的集會上演講，本人受邀到新四軍駐南昌聯絡辦事處演講，而招來嫌疑。連蔣介石也接到報告，指控經國過分熱心、采取左派做法。戴笠奉蔣委員長指示，召見安徽省“忠義救國軍”（戴笠控製的另一個安全組織）負責人文強少將。文強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和蔣經國年齡相若。戴笠告訴他，蔣委員長要他定期和經國談話，講解中國國內政情，兒子才不至於受到共產黨影響。此後一年半的時間，文強每個月和經國見麵一次。
蔣經國和文強見麵時很注意聆聽，借此機會了解國民黨內各個派係以及重要人物之習性、底蘊。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依然影響他的思想，他經常以“大資產階級”來稱呼孔祥熙、宋子文這些蔣家姻親。後來他接受建議，在談及知名人物尤其是親戚時，不再用這種說法。不過，據文強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的說法，蔣經國從一開始就不想借用他父親婚姻關係帶來的方便。文強也必須提醒經國，不要對蘇聯迭有好評。文強每次和經國談完話，都做下筆記，呈交戴笠，戴笠再轉呈給蔣介石。1949年之後，文強決定留在中國大陸，這裏頭意味著當年他頗有可能把報告也送交延安。（編按：文強於淮海戰役中與杜聿明一起被俘，一直收押在監獄，1975年始獲特赦。）
蔣經國回到中國時，發現國民黨布建了相當廣泛的情治特務網。當時最大的兩個情治單位，一個是戴笠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一個是陳氏兄弟主持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此外，各軍種、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銀行及其他官僚機構，也全都備有特務，互相查伺，也偵查日本及中共活動。國民黨軍隊政工人員和共產黨軍隊政工人員一樣，不但監視軍人，也針對特定民間人士偵防。蔣經國了解國民黨的情治特務係統之後，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治機關的任務，而是它們和黑社會——中國傳統的秘密幫會——關係深厚。其實，國民黨這麽做，並不是獨一無二，孫中山等人和外國租界的歐洲官員，也全都用了秘密會社、犯罪集團和土匪，來完遂其目的。整體而言，蔣經國在國民黨主要安全機構中，並沒有居於全國級的領導地位，但是他在自己轄區內，則清除與黑社會的關聯。不過，經國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維持一支秘密警察。
1938年4月，與蔣介石時合時分的桂係將領李宗仁，率部在山東第一次讓日軍吃了敗仗（譯按：即台兒莊大捷） 。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日軍推進，蔣下令破壞黃河河堤。黃河決堤之後，大水阻滯日軍好幾個月，但是也衝走四千個村莊，使黃河改道，入海口本來在山東半島北方，變成在山東半島南方。夏末，日軍沿長江流域深入，進襲武漢。蘇聯軍機猛轟武漢周圍日軍陣地，火力薄弱的國民黨軍隊亦英勇展開保衛戰。7月，日本要求蘇聯部隊撤出中、蘇、朝鮮邊區，聲稱這塊地區屬於偽滿洲國領土。日本軍隊開進這片爭議地區，不料蘇聯遠東地區紅軍部隊告捷，擊敗日軍，這也算是日、俄交戰中俄國備嚐敗績的一個曆史轉折。
10月25日，日軍終於占領斷垣殘壁的武漢，蔣委員長已在長江三峽上遊的重慶，建立抗日陪都。同樣在10月間，日軍占領廣州，切斷國民政府的海上通路。蔣介石繼續對散布在各地的部隊實施統帥權，可是派係鬥爭已經使得國民政府旗下三百多個實力不足的師級部隊，不能有任何重大整合。戰爭進行了一年，日本已屠殺兩百萬中國軍民；北起東北，南迄中、越邊境，占領一百五十萬平方公裏土地，破壞許多城市，也摧毀中國的工業和基礎建設。
1939年3月中旬，日軍第一○一師已推進到距南昌數英裏的城郊。難民及政府公務員眷屬開始往南疏散。熊式輝下令保安司令部的新兵督練處遷到南邊的贛州。南昌在3月27日棄守，幾天前，經國一家人坐上軍車南撤，一路上盡是流離逃難的長龍。方良緊緊抱住繈褓中的孝章以及三歲的孝文。
江西南部山區的章水、貢水合流，成為贛江，就在兩河匯合處有一塊平原，贛州城在此矗立。經國一家抵達時，贛縣人口大約十萬人，城裏一條大馬路南市街，兩旁是經年累月炊煙熏黑了的磚房。黃包車在石子路上顛簸，街上還有一座九層寶塔。
蔣家住進可俯瞰贛州城的一座小山上的西式洋房。蔣經國的新職是第四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這塊統稱贛南的第四區，涵蓋整個江西南部十一個縣，人口約兩百萬。這塊地區長久以來受到桂係軍閥和地方土匪的控製，非常貧困落後。 [12]
蔣經國邀請幾位過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到贛南專員公署幫忙。其中之一是黃中美，中大同學認為他曾經替蘇聯特務機關當線民。黃中美出任經國的主任秘書，兼負成立情報網的任務。周百皆和俞季虞兩個中大同學，出任科長，另一位同學徐季元則擔任緝煙科科長。 [13] 自稱曾被下放到西伯利亞勞改營的舊托派分子屈武，也到贛州任職。 [14] 同時，蔣介石命令他在黃埔軍校的得意門生胡軌，也到贛州輔佐經國。蔣經國指派胡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幹事長，日後胡成為小蔣親信股肱。
蔣經國奉派行政專員新職之後，立刻有係統地遍訪轄區各個角落。他每天走八十公裏，不久就走遍一千五百公裏，到處與農民、商人、公務員、文藝人士和難民交談。可是，他所到之處並不是人人都歡迎他。傲慢的地方士紳難掩輕蔑之意，對他疑心十足。奸商不理他，照樣經營賭場、鴉片館，深信已經打點好的貪官汙吏會保護他們。鄉間強盜攔路行搶，各姓宗族不時互相械鬥，老百姓久經欺淩，已經心如死水、漠不關心。
蔣經國認為恢複地方治安是第一要務，定下為期一年的“掃蕩行動”。熊式輝應他之請，把贛南已有三千兵力的保安隊再擴編；經國另外又成立一個有六百名兵勇的自衛隊。不過，他對付土匪是剿撫並用。有一天，他率領幾個隨從，不攜武器，隻帶幾瓶好酒，親到崇義山區找土匪頭子周盛連。周某有如水滸中人，以攔路搶來的錢賑濟地方窮人。周某告訴蔣經國，是地方上的貪官逼得他走上梁山，落草為寇。酒過數巡之後，蔣經國提出過去一切罪行既往不咎，請周放棄不法行為，跟隨他一起做好事。周某大受感動，同意隻要經國在贛南做行政專員，他一定不為非作歹。總共有三十四名土匪頭子接受招安。 [15] 據報道說，到了當年年底，共有五百四十一名土匪自首，經國指揮的各路警力也逮捕了兩千兩百四十六名盜匪，處死若幹重犯。
蔣經國認為要降低犯罪、減少盜匪，關鍵是肅清煙、賭、娼。夏天時，他宣布禁絕吸食鴉片和賭博，“絕不寬貸”。兩名地方官吏的太太打麻將賭錢被抓到，被罰跪在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前兩天。
蔣經國宣布以一年為勒戒期，一年之後，任何人吸食鴉片，一律處死刑。警告期滿，警方逮到一個大商人的兒子吸毒。經國正在考量是否寬赦時，接到熊式輝電報，命令他把犯人移送到臨時省會。經國獲悉富商父親進行關說，下令立刻執刑，然後向熊式輝報告，電報收到時已太遲，不及遵令解送犯人。 [16]
取締娼妓更不容易。贛南十一縣共有一百五十家妓院，六百八十七名注冊公娼。傳統上縣庫收入有相當比重來自向妓院課稅。雖然如此，蔣經國還是在1941年取締娼妓，安排公娼轉到工廠做工，征收妓院稅的單位也予以裁撤。據當地一名研究人員說，到了當年年底，贛南地區妓院已銷聲匿跡。
蔣經國又頒布命令，各種地租一律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引進耕者有其田政策，在佃農土地上成立示範農場，並且把荒地放給貧農耕作。貧農領耕荒地，要分期付款。兩年之內，農業生產上升百分之二十。小蔣推動這些改革時，“與地方既有體製——如地主士紳，軍隊和黨部要員，幾乎完全沒有關係”。他努力要終止地主和“地方惡霸”加諸農民身上的許多壓榨行徑。當時安遠縣有個地主號稱丁老虎，即控製了整個村子，私人擁有一百多支槍的丁勇。蔣經國聽到各方對丁老虎的投訴，把丁老虎抓起來，沒收他的槍械，還把他當作逮到的老虎，倒吊在竹竿上抬走。
丁老虎這類地方惡霸統統被送到“新人學校”這種再教育中心受訓。絕大多數“學員”乃是“四鬼”之一；所謂“四鬼”就是違背禁令吸食鴉片、賭博、嫖妓賣淫和酗酒命令的人。據新人學校的主管說，蔣經國指示僚屬人道對待學員，教育第一、懲罰其次。他強調，新人學校的目的是協助過去行為放蕩的人重新做人。
蔣經國每周一次公開接見民眾。任何人有冤屈、問題，都可到場申訴。1942年接見人數為一千零二十三人。美國記者傅爾曼（harrison forman）1943年到贛州采訪，訪問了蔣經國，曾經在該年7月《柯裏爾》雜誌（<i>collier''s</i> ）撰文報道他見到的一幕：
一名店主囤積十二匹布，遭到沒收；他陳情說全家五個子女將因之生活困苦。蔣經國命令部屬調查此人財務狀況，如果此人所言屬實，他會準予支付布匹成本，但是要把布匹發放給窮人。一名盲婦帶著三個行乞的兒子，希望有飯吃。他指示她到施粥處。
“真的有吃的？”她問道。
“是的。”
“每天都有吃的？”
“是的，每天都有吃的。”
蔣經國派一名童子軍帶領她和她的三個兒子去施粥處，她臉上綻開了笑容。
一名手上抱著嬰兒的孕婦，請求蔣經國幫她還債，因為她丈夫被抓去坐牢，實在無力付債款。蔣經國一口就拒絕，聲稱私人欠債怎能要政府負責幫忙，但是他主動表示可以免費提供醫院服務，直到胎兒平安落地。
傅爾曼也參觀了蔣經國證婚的一場三十四對新人集體婚禮。蔣經國推動的種種社會改革中，有一項就是禁止傳統的鋪張婚禮（新郎官家人往往耗盡積蓄來辦一場婚禮），現在贛南地區隻準辦理集體結婚儀式。
蔣經國也有能力讓大批群眾情緒激昂。有一天夜裏，贛南童子軍營火大會在贛州大操場舉行，他站在講台上率領數千名群眾高呼口號：“中國萬歲！委員長萬歲！打倒日本鬼子！”
接下來，小蔣問：“我們應該怎麽對付叛徒汪精衛？”［汪精衛已在1939年叛逃，依附日本人。］
“燒死他！燒死他！”群眾高聲喊叫。
“我們就這麽辦！”
汪精衛的芻像被推到操場上，點上火。小蔣敲起大鑼，群眾高呼：“殺！殺！殺！”同時，數千名年輕人赤膊上陣，在三座營火火光閃爍中，舞出一條長蛇陣。小蔣由講台跳下，跟著長蛇尾巴舞動起來，他沙啞的呼喊已被群眾的喝彩聲所淹沒。
鳥瞰世局，歐洲局勢發展將影響到中國戰事的方向。1939年初始，希特勒在德國國會高呼，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辦法就是發動一場戰爭，“消滅歐洲的猶太人種”。3月間，德國侵占捷克部分領土，墨索裏尼揮師進犯阿爾巴尼亞。英國和法國向波蘭提出保證，聲稱不惜一戰以維護波蘭的獨立。斯大林衡量他在德國及西方國家之間討價還價的籌碼，決定和希特勒達成協議，蘇聯可以借此協議坐觀資本主義國家——管它是法西斯，還是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互相毀滅。這場戰爭可以讓蘇聯節蓄軍事資源，並遏止日本對西伯利亞的野心。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正式扭轉蘇聯的歐洲政策，撕毀人民陣線的主張（隻有在殖民地或中國這類半殖民地為例外），與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一周之後，德國和蘇聯軍隊入侵波蘭。英國、法國對第三帝國宣戰，全球最大規模戰爭在歐洲展開。
希特勒與蘇聯突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令日本大吃一驚，也使日本帝國野心方向起了轉變，東京放棄侵略俄國的大計，轉而覬覦在歐洲陷入戰局的英、法兩國的東亞殖民地。長久以來即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假想敵進行全麵作戰訓練的日本海軍，總算有機會放手一搏。日本戰爭計劃逐步把焦點定到東南亞及太平洋之際，中國戰場上的戰事已漸定型。日本軍隊攻打對他們有威脅的中國部隊，但罕於挺進、占領新地區。日軍針對共產黨遊擊隊及國民黨正規部隊，都采取相同的戰略——前進、作戰、撤退。日軍幾已停止占領全部江西省的作為。這時候，贛州已是安全處所。
經國對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亦大為意外。回國以來，小蔣始終未改信念，認為蘇聯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一股力量。蘇聯提供給中國攸關緊要的軍事援助，數千名俄國人直接參與抗日戰爭，蘇聯媒體對蔣委員長亦不斷頌揚。可是，一夕之間，納粹和蘇聯達成協議，侵占波蘭、芬蘭，使日本有理由和餘裕全力在亞洲發展。
然而，蔣經國對社會主義母國的信心依舊沒有嚴重動搖。斯大林與柏林簽訂條約後，仍向蔣介石保證，蘇聯對華關係（包括提供軍事援助在內）並無改變。德、蘇兩國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ribbentrop）、莫洛托夫（molotov）簽約之後一個月，蔣經國在一次青年集會中演講，強調蘇聯仍然是協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者唯一的國家；甚且，蘇聯是個社會主義國家，絕不會從事侵略行為。他說，協助蘇聯自衛，對於抵抗侵略的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都會蒙受其利。
注釋：
[1] 經國回國後，父親替他延攬徐道鄰在溪口為他教讀。徐道鄰1953年告訴駐台北“美國大使館”某官員，蔣經國親口告訴他，1937年3月回國前曾和斯大林會麵。見台北“美國大使館”1953年3月31日致美國國務院的電文，收在“國家檔案館國務院”1950至1954年檔案第四二二三盒rg59號“中國，1950—1954”中。原書注6。
[2]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i>the reminiscences of tsiang ting-fu（1895—1965）</i>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口述曆史計劃，1974年紐約出版，第214頁。共同作者是塞德曼（crystal lorch seidman）。原書注7。
[3] 餘敏玲《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期，1998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128頁。原書注9。
[4] 《亞洲周刊》（中文版），1998年元月26日至2月8日當期，第30—35頁，《kgb檔案中的青年蔣經國：政治與婚姻》。這篇文章引述俄國學者賈裏茨基（dimir prohorovich galitsky），根據莫斯科大學亞非研究所資料所做的研究，提出此一說法。原書注10。
[5] 根據某些報道，蔣經國在這時候也簽署一封信，發給他在烏拉爾馬許工廠《重工業日報》的編輯。這封信指控烏拉爾馬許工廠廠長弗拉基米洛夫，對其兄弟參與托派活動知情且予以支持。問題出在蔣經國為何不在莫斯科，或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小停時，寄出這封信？如果這封信的確由蔣經國簽名、寄發，可能是康生在斯大林示意下要求他這麽做，以測試蔣經國。如果蔣同意照辦，通過考驗，就淪為參與俄國恐怖整肅活動的幫凶。弗拉基米洛夫曾到蔣經國公寓做客，此時已被以重大罪名起訴，經國可能認為他已在劫難逃。蔣經國必然曉得康生的殘暴，認為若不合作，全家人恐怕都上不了回國的船。柴澤夫（valentin zaitsev）1996年在莫斯科的《新聞記者》（ <i>the journalist</i> ）撰文，也提到這封信，還說日期為1937年7月1日，是蔣經國回到中國之後兩個半月——這裏頭的矛盾暗示，內務人民委員會可能編造了這樣一封信，過幾年才把它放進檔案裏。原書注13。
[6] 陳立夫1996年5月29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表示。原書注18。
[7] 傅爾曼《小委員長》（gissimo junior），載1943年7月31日《柯裏爾》雜誌。傅爾曼1943年到贛南訪問蔣經國。原書注22。
[8] 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宋氏王朝》（<i>the song dynasty</i> ）第380頁、450頁，引述若幹故事，指稱經國與繼母公開不合。但是，根據蔣經國和他父親的關係，以及他在這一時期的情感、知性和政治脾氣來判斷，西格雷夫這些說法不太可能成立。原書注25。
[9] 《中國手冊：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i>china handbook，1937—1945</i> ），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出版，第89頁。俄援是以低利貸款方式提供，中方運交原料來償付。原書注39。
[10]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係史話》，第29—32頁。蔡省三於20世紀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期，在贛南追隨蔣經國工作。原書注43。（譯按：曹雲霞是蔡省三之妻。）
[11] 艾啟明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艾是1944年蔣經國主持的青幹班第一期女生隊隊長。原書注44。
[12] 王昇答複本書作者書麵提出的問題，但是他沒有注明日期。時間是在1996年春天。原書注59。
[13] 中共江西省委、贛州市委1989年在南昌召集多位蔣經國舊部屬，舉行一個討論“蔣經國在贛南”的會議，收集多篇文章結集發表。見《打擊吸毒賭博娼妓與流氓》，收在《蔣經國在贛南》第121—129頁。原書注60。
[14] 賈亦斌1995年9月21日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蔡省三、曹雲霞，前揭書，第71—72頁。也列出其他幾位的名字，如高素明和彭建華等。原書注61。
[15] 漆高儒《蔣經國的一生》，第30—31頁。傅爾曼，前揭文，第11頁、61頁。王昇1995年9月8日訪談記錄。原書注67。
[16] 艾倫·懷汀（allen s. whiting）《台灣的神秘人物》（mystery man of formosa），載1955年3月12日《星期六晚郵報》（<i>saturday evening post</i> ）第26頁。原書注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