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北京邀請美國一支乒乓球隊訪問中國。次月，尼克鬆總統宣布美國將發放觀光簽證給來自中國的個人及團體，並取消不準中國商品進口的禁令。林彪一夥人為了對抗毛、周路線，支持河內針對南越大規模攻進老撾，發動類似春節大攻勢的進攻；周恩來則主張漸進、審慎的反應。林彪又采取另一個更危險的做法，企圖推動中蘇局部緩解，或者至少是對中國的兩大敵人采取平衡對待。莫斯科似乎有所回應，對中國共產黨做出種種退讓，並提議雙方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基辛格即將前往北京密訪前夕，《人民日報》警告說，黨內出現“敵人間諜”、“潛伏叛國賊”、“與外國有不當關係”；事後來看，顯然是影射林彪。
7月9日，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抵達北京。周恩來訂下與美國和解的所有條件，全都涉及台灣。他要求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定下期限從台灣撤軍，廢除1954年美國與台灣當局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基辛格接受第一個條件，表示一旦越戰結束，可以開始減少駐台美軍部隊；對於第三項要求則態度含糊。他提出，美國願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但是表示美國也要支持台北保持在聯合國大會的席次。他說，以一個中國為基礎的全麵關係正常化，將在尼克鬆總統第二個任期內完成。
基辛格完成任務，秘密離開北京。距尼克鬆總統在電視公布他和密使的外交傑作之前半小時，駐台北美國“大使”馬康衛（walter onaughy）急電台灣當局“外交部”，“照會”這一發展。馬康衛和國務卿羅傑斯也是在不到一小時前才接到消息。台灣當局“外交官”嗅到一點味道，但是依然很困擾，美國總統竟然把事情保密到家，隻肯給台北不到一小時的預警。錢複立刻替蔣介石、嚴家淦和蔣經國起草一份備忘錄。“外交部長”周書楷以電話向其他高級官員報告這則消息。經國立刻電召錢複到他辦公室做報告。
錢複急忙趕往“總統府”。蔣經國請錢複分析基辛格這個人和他的戰略思想。討論之後，他下令以“行政院長”嚴家淦名義，發表一項溫和的聲明，表示消息來得“非常突然”，照例批評共產黨，然後聲稱台灣不會向“任何暴力或強權”低頭。翌日，國民黨報紙及獨立的報紙都宣稱再也不能信賴美國，“國民大會”指責尼克鬆“背叛友邦”。但是整體反應可謂非常鎮靜。
基辛格離開北京時，他和周恩來都表現出勝利的心情。中國內部對基辛格到訪的反應，雖然保密了好幾個月，卻是至為極端。根據中國政府日後的指控，林彪陰謀殺害毛主席，奪取大權，但是忠誠官員發現陰謀，林彪帶著妻子、兒子及幾位共謀者搭乘軍機逃亡。這架軍機飛進蒙古領空，朝蘇聯方向奔去，然後突然改變航線，墜毀在戈壁沙漠，機上人員全部喪生。林彪顯然認為毛澤東擁抱美國等於宣告自己的政治死亡，可是這也使得他有了政治、道德的正當借口可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毛澤東。
“基辛格驚奇”在國際間引起極大影響。原本長期支持國民黨當局的國家，以及傾向以“兩個中國”解決聯合國代表權的國家，紛紛棄台北，就北京。尼克鬆8月間批準羅傑斯國務卿在聯合國內推動中國雙重代表權的解決方案。蔣介石低聲抱怨他“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可是台北終究還是同意順應時勢，實質上接受丟掉安全理事會席次、保住聯合國會員身份的方案。由於蔣介石健康迅速退化，這個戲劇性的決定基本上由經國裁決。 [1]
可是，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表決的結果是，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排除蔣介石的代表”。尼克鬆和基辛格努力展現出他們力圖替台北拉票的形象，希望借此緩和共和黨親蔣右翼人士的驚惶，也使台灣反應不致太激烈。包括羅傑斯國務卿在內的國務院官員，認為他們已不遺餘力全麵力保台灣在聯合國大會的席次。可是，當全世界曉得大會表決當天，基辛格要回到北京安排尼克鬆明年親訪中國行程，美國再怎麽盡力遊說各國支持台灣，也都前功盡棄！
台灣被排出聯合國對國民黨自尊可謂一羞辱性的打擊，可是民眾及官方的反應仍然相當鎮靜。事實上，這個挫敗反倒對台灣產生穩定效果，強烈凸顯出外省人、本省人現在風雨同舟，同一命運。華府代表台灣出麵在紐約強烈拉票的表現也產生效果。台灣不太害怕美國有心撤除安全保護傘。甚且，毛澤東轉向美國，實際上也終止了中共對台軍事施壓的可能性。
這一年稍早，“行政院”新聞局和國民黨中央第四組核準台大教授楊國樞擔任總編輯的新刊物《大學雜誌》發行出版。支持《大學雜誌》的是一批本省籍及外省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老師、教授、作家，也有少數“新興青年企業家”。《大學雜誌》立刻表現出政治色彩高過學術色彩，刊登主張“振興國力結構”，明白要求全麵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機關”的文章。
《大學雜誌》也尖銳批評政府，在美國把衝繩移交日本時，竟然未能阻止美方不要把釣魚島列島交出去。位於台灣東北方這幾個無人居住的岩礁，由於新聞報道說附近蘊藏石油，突然間變得十分重要。主流媒體和“立法院”、“監察院”若幹民意代表也加入批評陣營。一下子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冒出保釣委員會，帶動出校園知識分子狂飆、史無前例的時代。
安全單位和“警備總部”奉蔣經國之令，對保釣運動密切監視，但是沒有采取直接行動打消它。保釣議題在國民黨籍愛國青年尤其是在“救國團”裏活躍的外省青年當中頗有吸引力，他們渴望能有某種崇高目標可以結合本省青年一起奮鬥。當時還在台大念書的馬英九回想，當年他們一批參加保釣運動的朋友還受到嚴密監視。馬英九曾與一夥本省、外省學生，一起到機場對日本“大使”投擲雞蛋。
為了警告青年知識分子，不要有太高的政治期望，蔣經國3月間下令逮捕一位著名的外省籍異議分子李敖，以及彭明敏教授昔日的獄中友人、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抓這些“尋常的嫌犯”表示實際的顛覆危機不大。謝聰敏日後告訴本書作者，他被三大情治機關審問、拷打，最後頂不住屈服，誣攀李敖從事“反政府”陰謀活動。
異議人士並沒有因此就退縮。10月15日，與《大學雜誌》有關聯的大學師生發表“國是宣言”，主張厲行法治，要有多元、開放的社會。聯署人譴責“特權集團”“傲慢、老邁……脫離群眾”。台灣大學出現前所未有的討論言論自由的集會。經國這時沒有彈壓取締，反而邀請《大學雜誌》主要成員參加座談會。他在會中聽取這群知識分子的意見，宣稱，“青年應該多講話，多關心國事”。他還寬赦了一小批政治犯。
8月29日，台南巨人少年棒球隊在美國贏得世界少棒聯盟賽冠軍。這是台灣三年內第二次奪魁。估計全台灣有一千萬人通過電視觀賽——換言之，全省三分之二男女老少犧牲睡眠，觀賞電視實況轉播。巨人隊勝利凱旋，萬人空巷，半數台北市市民，不分本省、外省人，都歡迎他們。這個事件反映出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態度起了重大變化，譬如家家戶戶普遍擁有電視機，對於西方運動項目的狂熱，以及對台灣的表現成績與有榮焉。
若幹具有重要性的社會、經濟變革繼續演進。現在全島有六千多個民間組織，連同分支部就有二萬二千個單位，從扶輪社、佛教組織到收集中國鼻煙壺的團體，無所不有。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進入中學讀書，大學學生人數亦增加五倍，新世代大體而言比較不會自動尊重權威。固然大學校園裏有些學生熱切討論政治，街頭上也出現長發青年、短裙女郎嬉鬧玩耍。警方竟然出動警員，把長發青年請進派出所強製代為剪頭發，不過反抗、叛逆風氣一點也起不來。
尼克鬆由華府出發進行1972年劃時代的北京行之前，經國向駐台北美國“大使”擔保，台灣當局在台灣地區不會有“不尋常的活動”去觸發事端。幾天之後，蔣經國從電視轉播上看到尼克鬆抵達北京、周恩來迎接他等鏡頭。尼、毛初會的鏡頭沒在電視上出現，因此電視觀眾漏聽到毛澤東的第一句話：“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可不讚成我們見麵啊。”2月27日晚間，經國閱讀通訊社報道“上海公報”。有關台灣的關鍵段落是：
美國認知到台灣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都聲稱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此一立場沒有異議，它重申它的利益在於台灣問題由中國人自行以和平方法解決。有鑒於此，它重申其最終目標是把全部美軍及軍事設施撤離台灣。同時，它將在區域緊張局勢緩和的情況下，逐步減少其駐台部隊及軍事設施。 [2]
雖然美方的聲明沒有明白宣稱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宣示的意義是相等的。尼克鬆由上海飛回美國，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格林（marshall green）和基辛格的助理何誌立，銜命到台北向台灣領導人簡報訪問經過。經國雖然與美方代表有親切、冗長的談話，蔣介石卻“沒時間見他們”。蔣經國出奇地鎮靜。他沒有責備美方，但是強調隻要共同防禦條約和美國軍事援助持續，他就“不太困擾”。 [3] 根據經國日後的說法，美方向他擔保，美國打算尋求與北京關係正常化，這並不代表要建立外交關係。可是，美方代表堅稱，他們隻是告訴蔣經國，美國與台灣的“政治關係”將會持續下去。 [4]
“上海公報”發布之後，各方開始猜測，台灣現在是否會打蘇聯牌，“外交部長”周書楷被赫斯特報係記者問到這個可能性時，表示台灣當局不排除“與魔鬼握手”。周書楷表示，台北和莫斯科之間可以進行類似華沙會談的接觸。於是乎，謠言四起，有一個說法是，蔣經國有意把澎湖出租給莫斯科作為海軍基地。 [5] 《中國時報》發行人餘紀忠報道各方對於與蘇聯結盟的正反意見——反對聲浪遠遠勝過讚成聲音。經國指示發表聲明，不會打蘇聯牌，三個月之後，周書楷下台。 [6] 蔣經國也派三十八歲的錢複出任“新聞局局長”，換下他的老友魏景蒙。錢複一上台，就停止魏景蒙鍾愛的一些秘密外交活動，包括與路易的接觸在內。
蔣經國經過三十七年的曆練之後，決定正式出麵管事。他的父親當然同意，嚴家淦交卸“行政院長”的兼職，專任“副總統”。1972年5月26日，“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總額三百九十四席）通過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他第一道公開聲明就重申“光複大陸國土”的決心，可是也強調在台灣推動行政革新，掃除貪汙。他要求民眾原諒他“少說話”，以便“多做事”。他繼續倚重以“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為首的財經團隊，但是也起用若幹本省人出任要職，譬如，徐慶鍾為“副院長”，張豐緒為“內政部長”，黨外人士台北市長高玉樹為“交通部長”。人事命令發表前，蔣經國召見高玉樹，邀請他入閣。高玉樹猶豫，經國表示他預備推動十大建設計劃，其中六項是交通建設，“我需要借重你”。高玉樹不怎麽相信經國這一席話，可是也沒有辦法，隻好接受調職入閣。
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上接收台灣已曆二十七年，經國派出第一位台籍“省主席”。謝東閔是所謂的“半山”，也就是日據時代離開台灣到大陸加入國民黨，在黨、政界工作，等到1945年光複才回來的台灣本省人。從“半山”這個稱呼就曉得他們的心思隻有一半是台灣本省人。
蔣經國升任“院長”，可謂恰逢其時。7月間，老先生心髒病發。新聞界得到的消息是病情不嚴重，隻是輕微肺炎。實際上，老先生不再視事已久。他不再接見來訪貴賓，大部分時間住在士林官邸，都是躺在床上或坐在輪椅上。蔣經國每天到官邸晨昏定省，隻向他報告好消息，也不再拘泥形式，向他請示重大決定了。 [7] 蔣夫人長久以來已接受經國將會繼承父親權位的事實，現在把自己的公開活動局限在類似“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譯按：簡稱婦聯會） 的組織上。 [8]
蔣經國主持“行政院”院會，要言不煩，通常四十分鍾就可以散會。“他討厭形式，也不喜歡囉囉唆唆。”他以扳弄手指頭或合掌撫臉表示不耐煩。通常要讓拖得太久的報告中止，他就撫下額。 [9] 他處理國民黨中常會的方式也一樣。由二十一位中常委組成的中常會，其中有五位大保守派，針對台灣在國際社會越來越孤立的情勢，這些保守派隻會更緊抱著黨的正統。可是，經國從來不跟他們爭辯。 [10]
他在主持第一次“院會”時就強調重視協調、廉潔和形象，發表公務員“十誡”，各級官員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館、歌廳，也不得有鋪張浪費的婚喪典禮或其他幾項不當娛樂。警察開始到上述場所檢查，查對客人身份證；幾個公務員因為辦了奢華鋪張的婚禮，遭到免職處分。蔣經國尤其嚴懲受賄、瀆職的公務員。調查局逮捕了五十多名涉及走私的公務員，其中好幾位在“警備總部”任職。檢察官還偵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王正誼收受營造廠大額賄款的弊案。王正誼是蔣經國的表弟，曾任蔣介石機要秘書。蔣經國親自批準逮捕王正誼及判處無期徒刑，有位稅捐處副處長更被處以死刑。
經國昭示內閣閣員，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對待，簡化官僚作風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切公開化。他決定除了“國防經費”、“外交經費”之外，預算一律公開。國民黨治下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稅款花在什麽項目上。 [11] 《大學雜誌》在1973年6月號宣布，蔣經國執政第一年“是政府遷台以來最有成就的一年”。
蔣經國繼續以剛柔並濟的方法對付黨外在野勢力。1972年12月選舉將屆，一百多名黨外政治人物在台北某飯店集會，呼籲修改選舉罷免法規。這是黨外人士自1960年以來首度正式集會。政界新秀康寧祥和“小鋼炮”郭雨新、黃信介是會議的主導人物。康寧祥曾經幹過加油站加油工，現在是台北市議員，將是未來台灣民主政治轉型期的重要角色。在選舉將屆之際，康寧祥帶頭主張候選人有權在每個投（開）票所派監票員，以及自辦政見發表會。他兩度被警告，違反了“動員戡亂”的基本政策，競選期間，蔣經國不斷接到報告，詳述黨外候選人挑撥性質的集會之言行，並建議他應該辦幾個人，包括把康寧祥抓起來。王昇還說，康寧祥是“匪諜”。經國不理會這些報告。 [12]
開票結果，蔣經國非常滿意。選民投票率逾七成，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當選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囊括全部的縣、市長。由於有些席次禮讓無黨籍人士、國民黨未提名候選人，因此黨外當選比例高出百分之三。
雖然康寧祥日後被認為是相當保守的反對黨人士，早年他可是“體製內”政客中比較激進的一員。他在“立法院”的質詢，包括針對“政府首長”的發問很尖銳，但並不爭論不休。蔣經國問部屬，為什麽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問不出這樣的問題？後來，他邀請康寧祥喝茶，兩人討論起“立法議程”上的一些議題。 [13]
除了一些大保守派仍然喃喃抱怨之外，國民黨內多數高級官員接受經國的決定，允許“立法院”內出現嘈雜的反對黨聲音。本省籍黨外人士隻是一小撮人，似乎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構成威脅。包括軍方及情治單位在內的若幹強硬派，認為反對派發泄發泄並無大礙，還可向美國人表示台灣的自由開放有了進步。的確有些美國學者就撰文表示台灣民主政治前景“頗為鼓舞”。
但是知識分子遭受到來自不同源頭的壓力。幾位被扣的學者獲釋之後，台灣大學校長（譯按：閻振興） 把哲學係十四位最活躍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統統解聘，鉗製了1971年以來台大校園常有的論政集會。 [14] 1973年12月，《大學雜誌》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國民黨開放黨禁、準許成立反對黨之後，總編輯楊國樞受到壓力，辭去總編輯職位。《大學雜誌》內部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歧異浮上台麵。在蔣經國主動延攬下，與《大學雜誌》有關聯的幾位年輕學者——大部分是外省人，受邀進入政府及黨部工作，保證他們可在體製內促進改革。許多人接受延攬。 [15] 在官方許可的政治體製之外的異議運動，陷入低潮。校園內具有改革意識的外省籍教授，繼續扮演忠誠的反對黨角色，主張穩健擴大民主、結束戒嚴。 [16]
尼克鬆震撼使得“台獨”聲浪降下去，也使台灣反對運動暫時失去動力。它也使得外省人永久掌控政權的前景動搖。1973年8月，蔣經國告訴馬康衛，要加強團結，台灣必須要有“更開放的社會”，而麵對北京來勢洶洶的統一運動，台灣非加強團結不可。他認為，台灣這樣一改，與大陸高下立判，必然得到人民支持。
勞務密集的產品，如玩具、衣飾、鞋類等的出口，是台灣1961年以後經濟大幅增長的基礎。20世紀70年代，在蔣經國和他的技術官僚領導下，工業逐步轉向生產製造高科技產品。“經濟部”在1970年合並好幾個應用工業研究機構，成立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促進此一目標。到美國留學，得有科學、工程方麵高等學位的人才，首次大批回流，回到島內服務。
但是，公營事業繼續占有台灣經濟極大比重。蔣經國的第一道經濟對策涉及政府大量投資，他下令推出十大建設計劃，包括興建東岸鐵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幾個新港口，以及鐵路電氣化工程；另外還有開辟資本密集工業以生產石化、鋼鐵、鉛、銅等產品。這些公營、民營合作計劃在這位前馬克思主義派的工程師心目中，相當重要。
十大建設初步估計成本高達五十億美元。實際支出則超過此一估算的兩倍以上。有些觀察家說，適逢全球經濟大危機，台灣沒有力量完成這些宏偉計劃。蔣經國的答複是：“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軍方將領擔心“國防預算”會有下降的壓力。可是，島內儲蓄提供了六成需要的經費，台灣債信良好，又向國際借貸籌足其他經費。“國防支出”不減反增。 [17] 第一代的技術官僚李國鼎等人受到“蔣院長”熱誠的號召，支持絕大部分的十大建設項目。有一天同車前往開會，討論南北高速公路建設計劃，“財政部次長”王紹堉問李國鼎，財源哪裏來？李國鼎答說：“放心，我們先開始做，再想辦法籌錢。”
蔣經國是在世界能源危機、全球經濟走疲的大環境下，推出此一雄偉的建設開發計劃。台灣的出口占島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十三，可以說是在國際經濟危殆下，特別脆弱。1974年，台灣遇上巨額貿易逆差赤字，台灣全民生產毛額年增率隻有百分之一點一。“行政院”隻好加稅，並大幅提高利率、電費以及煤氣、石油等的售價。蔣經國並不滿意靜待自由市場對這些措施發生反應，他下令政府以低價供應黃豆、小麥，並對若幹商品定下價格上限。
盡管物價騰升，全球經濟不景氣，蔣經國下令十大建設照原定時程推動。政府擴大公共支出，刺激了經濟，在台灣沒有經濟衰退而走出石油危機的能力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事實上，1974年台灣人均所得還增加到四百六十五美元。十大建設創造出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基本建設，可支持下一波的高科技產業。 [18] 蔣經國又推動農業改革，取消強製性的稻米肥料交易製度、降低農村稅率、訂定保證收購之糧價，修訂農地買賣條例以鼓勵大型化機械耕作。 [19] 他還尋求分散台灣的出口市場，以免過度依賴美國及日本，同時加速核能發電。
毛澤東已經臥病很長一段時間，現在講話都很困難，“身體稍微動一動，就呼吸困難”。他變得越來越怪癖，不易捉摸，可是頭腦神誌仍很清楚。他的老敵人蔣介石比他大六歲。毛澤東不像蔣先生，此時他還當家做主。醫療檢查發現周恩來得了癌症，毛澤東卻不準醫生動手術，生怕周恩來有個三長兩短，集結在江青身邊的激進派就沒人可以製服。突然間，他又在內部權力鬥爭中亮出一招，在周恩來的舉薦下，鄧小平複出。
1973年3月，鄧小平又回到中共中央，周恩來把大部分涉外事務交給他。鄧小平立刻宣布北京準備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談判統一的問題。他說，在現階段，“優先考慮和平方式……［統一］”。滯留大陸、依附中共的老國民黨人通過公開及私下管道，向蔣家父子招手。但是，經國不予理會。他告訴《紐約時報》記者：“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我們沒有那麽愚蠢。”
蔣經國認為，在台灣隻要出現疑慮，認為他與大陸秘密接觸、尋求和解，甚至在當時考慮放寬人員接觸，不僅在台灣人當中，甚至在外國投資人當中，都有可能產生強烈甚至動亂的反應。他針對台灣在國際間的孤立地位，有三項基本對策，其中的兩項——經濟快速成長，以漸進、穩健方式推動全民共識政府——將因為這些猜疑，受到傷害。
蔣經國拒絕和北京秘密談判，很自然就推演到，不管中美關係如何改善，台北都得盡最大努力與美國強化雙邊關係。基辛格在對華交涉上的揮灑空間，比起“水門事件”以及尼克鬆1974年辭職之前，可以說小了許多。福特總統新政府“照會”蔣經國，雖然美方仍將繼續與北京推動關係正常化，但是“現有的關係形式符合我方需要”。即使是這麽說，華府的下一步——把外交承認由台北轉向北京，已經很明顯，隻是時間早晚罷了。因此，蔣經國決定盡一切努力，爭取美國國內對台灣的同情，並針對中共在美國華僑社會及留美學生中影響力日增的現象，采取反製行動。做法之一就是一切公開、開放。“外交部”和“新聞局”增加許多經費做公關、推廣工作。許多美國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各界人士受邀到台灣參觀，台北也撒下大筆經費在“自由中國協會”（free chinese association）等社團、中文報刊，以及美國的遊說及公關公司上麵。經國也擴大采購美國軍事設備，這強化了勢力強大的美國國防工業業者對台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台灣與美國民間貿易往來有爆炸性的成長。
1971年至1978年之間，台灣與美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由十三億美元，激增至七十四億美元，台灣享有大幅順差。 [20] 蔣經國派出好幾個“赴美采購團”到全美各州采購物資。美國政府在強化雙邊經貿關係上亦予以配合，鼓勵民間投資並提供擔保。十大建設有數十億美元是來自美國方麵。不過，美國企業界同時也看到中國大陸商機無窮，不想破壞商機。
蔣經國爭取美國民心支持，還有另一麵。據報道，台灣情報機關甚至建議在美國製造暴亂，如郵寄炸彈給親北京的美國學者等。但是，我們沒有證據顯示，經國曾經認真考慮類似計劃，甚至早先傳說台灣計劃謀殺周恩來，恐怕也是不可靠的傳聞。 [21] 不過，他的確批準在華府的“大使館”增派三十名情報官員（譯按：此係誇大說法） ，也在美國各城市增設好幾個“總領事館” [22] 。1975年，“國家安全局”計劃向美國某“黑社會”組織購買二十枚先進魚雷，經國批準；不料，供貨人是聯邦調查局地下人員。就在聯邦調查局即將收網、就本案抓人時，白宮下令通過私下管道向蔣經國提出嚴正交涉。駐台北“大使”安克誌（leonard unger）向蔣經國提出措辭強硬的抗議，經國把涉及本案的駐美官員召回台灣。 [23]
蔣經國為了這件購買魚雷案，非常難堪。但是就跟他從前經曆的情報工作失利（包括台北當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聯手的許多計劃在內）一樣，這件事並沒讓台灣當局付出太大代價。新派到華府的“大使館”的情報頭子汪希苓，比起前任負責人還更像“牛仔”。汪希苓曾跟隨在蔣介石身邊，擔任了五年的海軍侍從副官，也認識蔣經國。上級給他的命令顯然並沒有要求他減少在美國的秘密活動，隻指示他要更加謹慎。他一到職，就積極吸收華裔美國人提供來自聯邦調查局等美國政府機關的機密文件與資料。他也設法吸收赴中國大陸的華裔美國人，在大陸收集情報。他還增加預算，資助反中共的示威活動，並在美國校園滲透中國大陸、台灣學生團體。據說汪希苓還是“中央情報局長期、重要資產”，換句話說，就是未經上級批準，把自己政府的事報告給中央情報局——也或許是他得到上級許可，隻是中情局認為他沒有！ [24] 他極有可能是後麵的狀況，因此台灣當局才會選派他到華府擔任情報頭子。
蔣經國也命令加快發展核武器的秘密計劃。到了1973年，利用購自南非的鈾和購自加拿大的一座四千萬瓦反應爐，台灣的科學家已經取得進展。華府成功阻擋了台灣向法國及英國公司購買提煉設施及服務的交涉，不過台灣已早先一步得到若幹重要零組件。1974年9月，中央情報局宣稱台灣“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內”有能力製造核武器。蔣經國這項秘密計劃成了中情局駐台人員挖空心思要收集資訊的對象。 [25] 中情局潛伏在中山科學院核能所裏的特務張憲義（此時已晉升為上校），定期與中情局人員在台北密會，傳遞消息。
1975年，蔣孝文全家搬到陽明山住。在副官及護士隨侍下，他可以走動，也能講話，不過據一位朋友說，他經常不曉得自己在說些什麽。由於和父親不能溝通，友梅和祖父變得格外親近，即使隻有十歲，她可以坐在祖父書房裏，和他一聊好幾小時。
小兒子孝勇還住在七海新村。由陸軍官校退訓後，他自台灣大學政治係畢業，此時仍無意從政。由於父親不準子女在民間機關任職，孝勇進入黨營事業中興電工公司，並於1973年與方智怡結婚。小兩口在七海新村住了幾年，直到有了小孩才搬出來。1974年，蔣夫人到美國，診斷出得了乳癌。她沒有告訴年邁臥病的丈夫，先做放射線治療，後來同意接受乳房切割手術。
次子孝武和媳婦汪長詩先後在1971年生下女兒友蘭、1972年生下兒子友鬆。蔣夫人給友蘭取英文名字亞莉桑德拉（alexandra），給友鬆也取了英文名字江納生（jonathan）。孝武在外頭有女人，夫妻倆不斷吵架，有時在家裏也大吵，讓經國非常苦惱，父子關係變得很緊張。有時候，蔣經國接到兒子在外頭胡作妄為的報告，氣得全身發抖，痛斥孝武。有時候，蔣經國還把他關在七海新村，指示侍衛不準他出去。後來，汪長詩和孝武離異，回到歐洲，但是依照中國人習慣，把子女留在台灣。
孝武由中國文化學院中美關係研究所拿到碩士學位，到輔導會擔任參事。1976年，他似乎稍微節製住酗酒習慣，進入由國民黨及當局掌握的廣播界工作，很快就升任黨營的“中央廣播電台”主任。（譯按：另外還在輔導會設立的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掛主任銜。） 由於憧憬著父親與“國家敵人”從事秘密鬥爭的事跡，他與情治機關高級官員發展出交情。
20世紀70年代中期，孝嚴、孝慈這對雙胞胎兄弟已經三十歲出頭，在各自事業領域小有成績。經國告訴王昇，等他和方良百年之後，他要他們“認祖歸宗”。孝嚴被派在華府“大使館”工作，並在喬治城大學修課，得到國際關係碩士。在華府任職期間，他和黃美倫又生了一個女兒，經國取名蕙筠。1977年，孝嚴調回台北，先在“外交部北美司”擔任科長，後升為副司長。孝慈在美國苦讀六年，課餘兼在餐廳當跑堂、幹安全警衛，終於先後得到南衛理公會大學政治學碩士、杜蘭大學法學博士。孝慈回到台北後，在母校東吳大學法律係擔任教授。孝慈娶趙申德為妻，育有一女一子。
注釋：
[1] 見費浩偉1999年1月給本書作者信函。原書注5。
[2] 巴德（william bader）和伯格納（jeffrey t. bergner）《與台灣關係法》（<i>the taiwan rtions act</i> ），第159頁。原書注16。
[3] 何誌立1997年10月10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時透露。原書注17。
[4] 莫瑟（leo moser）1997年12月11日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時透露。（莫瑟曾任美國國務院負責台灣方麵的事務科科長。）原書注19。
[5] 見1973年6月11日《遠東經濟評論》周刊。原書注20。
[6] 餘紀忠1996年5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透露。原書注21。
[7] 本書作者1995、1996年訪問了好幾位蔣經國部屬，承他們見告。另參考蔣孝勇1996年5月19日及熊丸1996年5月30日在台北分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的記錄。原書注24。
[8] 夏功權1996年5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25。
[9] 錢複1995年8月29日、1996年5月16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記錄。原書注26。
[10] 張祖詒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27。
[11] 同上注。原書注32。
[12] 見錢複、張祖詒之訪談記錄及費浩偉之信函。原書注35。
[13] 康寧祥1995年9月1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說到，又張祖詒的訪談也提到。原書注38。
[14] 陳鼓應《1970年以來台灣知識分子的改革運動》，見《亞洲關切學人通訊》（<i>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rs</i> ）1982年7月至9月號，第35頁。原書注40。
[15] 見陳鼓應前揭文章，第36頁。這些接受延攬的人士包括關中、魏鏞、李鍾桂、丘宏達等人。原書注41。
[16] 見陳鼓應前揭文，第36頁。這些自由派學者主要有楊國樞、胡佛、李亦園、李鴻禧和黃越欽（譯按：後二人為本省籍） 。原書注43。
[17] 李國鼎《台灣的經濟轉型》（<i>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roc</i> ），倫敦1988年出版，第268頁。原書注45。
[18] 高棣民（thomas b. gold）《台灣奇跡中的國家與社會》（<i>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i> ），紐約1986年出版，第98頁。原書注48。
[19] 高棣民前揭書，第106頁。原書注49。
[20] 見高立夫《蔣經國對中國大陸及外在世界的政策》（chiang ching-kuo’s policies toward maind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收於冷紹烇編<i>chiang ching-kuo’s leader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i> ，1993年美利堅大學出版，第139頁。原書注54。
[21] 見卡普蘭《龍之火》（<i>fires of the dragon</i> ）第147、177頁。卡普蘭引用的“美國參議院報告”，其實是“由委員會參事葛連諾（michael glennon）為小組委員會起草的個人報告”，頗有爭議，委員會若幹委員指責它“具有黨派偏私意見、不專業”（見1981年9月4日《遠東經濟評論》周刊）。這類謀殺行刺方案並沒有不合國民黨情報機關的個性，也沒有不合20世紀60年代美方情報機關的個性。可是，我們找不到證據指說它曾被認真考量。原書注56。
[22] “台灣間諜在美國及陳文成教授之死”，這是1981年7月30日及10月6日美國眾議院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以及人權與國際組織小組委員會的聽證記錄，見第11—16、37頁。原書注57。
[23] 卡普蘭前揭書，第184—191頁。原書注58。
[24] 卡普蘭前揭書，第242頁。原書注60。
[25] 魏斯曼（steve weissman）和克羅思尼（herbert krosney）《伊斯蘭炸彈：對以色列和中東的核威脅》（<i>the imic bomb: the nuclear threat to l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i> ），第152—153頁。原書注63。
7月9日，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抵達北京。周恩來訂下與美國和解的所有條件，全都涉及台灣。他要求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定下期限從台灣撤軍，廢除1954年美國與台灣當局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基辛格接受第一個條件，表示一旦越戰結束，可以開始減少駐台美軍部隊；對於第三項要求則態度含糊。他提出，美國願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但是表示美國也要支持台北保持在聯合國大會的席次。他說，以一個中國為基礎的全麵關係正常化，將在尼克鬆總統第二個任期內完成。
基辛格完成任務，秘密離開北京。距尼克鬆總統在電視公布他和密使的外交傑作之前半小時，駐台北美國“大使”馬康衛（walter onaughy）急電台灣當局“外交部”，“照會”這一發展。馬康衛和國務卿羅傑斯也是在不到一小時前才接到消息。台灣當局“外交官”嗅到一點味道，但是依然很困擾，美國總統竟然把事情保密到家，隻肯給台北不到一小時的預警。錢複立刻替蔣介石、嚴家淦和蔣經國起草一份備忘錄。“外交部長”周書楷以電話向其他高級官員報告這則消息。經國立刻電召錢複到他辦公室做報告。
錢複急忙趕往“總統府”。蔣經國請錢複分析基辛格這個人和他的戰略思想。討論之後，他下令以“行政院長”嚴家淦名義，發表一項溫和的聲明，表示消息來得“非常突然”，照例批評共產黨，然後聲稱台灣不會向“任何暴力或強權”低頭。翌日，國民黨報紙及獨立的報紙都宣稱再也不能信賴美國，“國民大會”指責尼克鬆“背叛友邦”。但是整體反應可謂非常鎮靜。
基辛格離開北京時，他和周恩來都表現出勝利的心情。中國內部對基辛格到訪的反應，雖然保密了好幾個月，卻是至為極端。根據中國政府日後的指控，林彪陰謀殺害毛主席，奪取大權，但是忠誠官員發現陰謀，林彪帶著妻子、兒子及幾位共謀者搭乘軍機逃亡。這架軍機飛進蒙古領空，朝蘇聯方向奔去，然後突然改變航線，墜毀在戈壁沙漠，機上人員全部喪生。林彪顯然認為毛澤東擁抱美國等於宣告自己的政治死亡，可是這也使得他有了政治、道德的正當借口可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毛澤東。
“基辛格驚奇”在國際間引起極大影響。原本長期支持國民黨當局的國家，以及傾向以“兩個中國”解決聯合國代表權的國家，紛紛棄台北，就北京。尼克鬆8月間批準羅傑斯國務卿在聯合國內推動中國雙重代表權的解決方案。蔣介石低聲抱怨他“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可是台北終究還是同意順應時勢，實質上接受丟掉安全理事會席次、保住聯合國會員身份的方案。由於蔣介石健康迅速退化，這個戲劇性的決定基本上由經國裁決。 [1]
可是，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表決的結果是，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排除蔣介石的代表”。尼克鬆和基辛格努力展現出他們力圖替台北拉票的形象，希望借此緩和共和黨親蔣右翼人士的驚惶，也使台灣反應不致太激烈。包括羅傑斯國務卿在內的國務院官員，認為他們已不遺餘力全麵力保台灣在聯合國大會的席次。可是，當全世界曉得大會表決當天，基辛格要回到北京安排尼克鬆明年親訪中國行程，美國再怎麽盡力遊說各國支持台灣，也都前功盡棄！
台灣被排出聯合國對國民黨自尊可謂一羞辱性的打擊，可是民眾及官方的反應仍然相當鎮靜。事實上，這個挫敗反倒對台灣產生穩定效果，強烈凸顯出外省人、本省人現在風雨同舟，同一命運。華府代表台灣出麵在紐約強烈拉票的表現也產生效果。台灣不太害怕美國有心撤除安全保護傘。甚且，毛澤東轉向美國，實際上也終止了中共對台軍事施壓的可能性。
這一年稍早，“行政院”新聞局和國民黨中央第四組核準台大教授楊國樞擔任總編輯的新刊物《大學雜誌》發行出版。支持《大學雜誌》的是一批本省籍及外省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老師、教授、作家，也有少數“新興青年企業家”。《大學雜誌》立刻表現出政治色彩高過學術色彩，刊登主張“振興國力結構”，明白要求全麵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機關”的文章。
《大學雜誌》也尖銳批評政府，在美國把衝繩移交日本時，竟然未能阻止美方不要把釣魚島列島交出去。位於台灣東北方這幾個無人居住的岩礁，由於新聞報道說附近蘊藏石油，突然間變得十分重要。主流媒體和“立法院”、“監察院”若幹民意代表也加入批評陣營。一下子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冒出保釣委員會，帶動出校園知識分子狂飆、史無前例的時代。
安全單位和“警備總部”奉蔣經國之令，對保釣運動密切監視，但是沒有采取直接行動打消它。保釣議題在國民黨籍愛國青年尤其是在“救國團”裏活躍的外省青年當中頗有吸引力，他們渴望能有某種崇高目標可以結合本省青年一起奮鬥。當時還在台大念書的馬英九回想，當年他們一批參加保釣運動的朋友還受到嚴密監視。馬英九曾與一夥本省、外省學生，一起到機場對日本“大使”投擲雞蛋。
為了警告青年知識分子，不要有太高的政治期望，蔣經國3月間下令逮捕一位著名的外省籍異議分子李敖，以及彭明敏教授昔日的獄中友人、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抓這些“尋常的嫌犯”表示實際的顛覆危機不大。謝聰敏日後告訴本書作者，他被三大情治機關審問、拷打，最後頂不住屈服，誣攀李敖從事“反政府”陰謀活動。
異議人士並沒有因此就退縮。10月15日，與《大學雜誌》有關聯的大學師生發表“國是宣言”，主張厲行法治，要有多元、開放的社會。聯署人譴責“特權集團”“傲慢、老邁……脫離群眾”。台灣大學出現前所未有的討論言論自由的集會。經國這時沒有彈壓取締，反而邀請《大學雜誌》主要成員參加座談會。他在會中聽取這群知識分子的意見，宣稱，“青年應該多講話，多關心國事”。他還寬赦了一小批政治犯。
8月29日，台南巨人少年棒球隊在美國贏得世界少棒聯盟賽冠軍。這是台灣三年內第二次奪魁。估計全台灣有一千萬人通過電視觀賽——換言之，全省三分之二男女老少犧牲睡眠，觀賞電視實況轉播。巨人隊勝利凱旋，萬人空巷，半數台北市市民，不分本省、外省人，都歡迎他們。這個事件反映出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態度起了重大變化，譬如家家戶戶普遍擁有電視機，對於西方運動項目的狂熱，以及對台灣的表現成績與有榮焉。
若幹具有重要性的社會、經濟變革繼續演進。現在全島有六千多個民間組織，連同分支部就有二萬二千個單位，從扶輪社、佛教組織到收集中國鼻煙壺的團體，無所不有。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進入中學讀書，大學學生人數亦增加五倍，新世代大體而言比較不會自動尊重權威。固然大學校園裏有些學生熱切討論政治，街頭上也出現長發青年、短裙女郎嬉鬧玩耍。警方竟然出動警員，把長發青年請進派出所強製代為剪頭發，不過反抗、叛逆風氣一點也起不來。
尼克鬆由華府出發進行1972年劃時代的北京行之前，經國向駐台北美國“大使”擔保，台灣當局在台灣地區不會有“不尋常的活動”去觸發事端。幾天之後，蔣經國從電視轉播上看到尼克鬆抵達北京、周恩來迎接他等鏡頭。尼、毛初會的鏡頭沒在電視上出現，因此電視觀眾漏聽到毛澤東的第一句話：“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可不讚成我們見麵啊。”2月27日晚間，經國閱讀通訊社報道“上海公報”。有關台灣的關鍵段落是：
美國認知到台灣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都聲稱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此一立場沒有異議，它重申它的利益在於台灣問題由中國人自行以和平方法解決。有鑒於此，它重申其最終目標是把全部美軍及軍事設施撤離台灣。同時，它將在區域緊張局勢緩和的情況下，逐步減少其駐台部隊及軍事設施。 [2]
雖然美方的聲明沒有明白宣稱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宣示的意義是相等的。尼克鬆由上海飛回美國，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格林（marshall green）和基辛格的助理何誌立，銜命到台北向台灣領導人簡報訪問經過。經國雖然與美方代表有親切、冗長的談話，蔣介石卻“沒時間見他們”。蔣經國出奇地鎮靜。他沒有責備美方，但是強調隻要共同防禦條約和美國軍事援助持續，他就“不太困擾”。 [3] 根據經國日後的說法，美方向他擔保，美國打算尋求與北京關係正常化，這並不代表要建立外交關係。可是，美方代表堅稱，他們隻是告訴蔣經國，美國與台灣的“政治關係”將會持續下去。 [4]
“上海公報”發布之後，各方開始猜測，台灣現在是否會打蘇聯牌，“外交部長”周書楷被赫斯特報係記者問到這個可能性時，表示台灣當局不排除“與魔鬼握手”。周書楷表示，台北和莫斯科之間可以進行類似華沙會談的接觸。於是乎，謠言四起，有一個說法是，蔣經國有意把澎湖出租給莫斯科作為海軍基地。 [5] 《中國時報》發行人餘紀忠報道各方對於與蘇聯結盟的正反意見——反對聲浪遠遠勝過讚成聲音。經國指示發表聲明，不會打蘇聯牌，三個月之後，周書楷下台。 [6] 蔣經國也派三十八歲的錢複出任“新聞局局長”，換下他的老友魏景蒙。錢複一上台，就停止魏景蒙鍾愛的一些秘密外交活動，包括與路易的接觸在內。
蔣經國經過三十七年的曆練之後，決定正式出麵管事。他的父親當然同意，嚴家淦交卸“行政院長”的兼職，專任“副總統”。1972年5月26日，“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總額三百九十四席）通過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他第一道公開聲明就重申“光複大陸國土”的決心，可是也強調在台灣推動行政革新，掃除貪汙。他要求民眾原諒他“少說話”，以便“多做事”。他繼續倚重以“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為首的財經團隊，但是也起用若幹本省人出任要職，譬如，徐慶鍾為“副院長”，張豐緒為“內政部長”，黨外人士台北市長高玉樹為“交通部長”。人事命令發表前，蔣經國召見高玉樹，邀請他入閣。高玉樹猶豫，經國表示他預備推動十大建設計劃，其中六項是交通建設，“我需要借重你”。高玉樹不怎麽相信經國這一席話，可是也沒有辦法，隻好接受調職入閣。
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上接收台灣已曆二十七年，經國派出第一位台籍“省主席”。謝東閔是所謂的“半山”，也就是日據時代離開台灣到大陸加入國民黨，在黨、政界工作，等到1945年光複才回來的台灣本省人。從“半山”這個稱呼就曉得他們的心思隻有一半是台灣本省人。
蔣經國升任“院長”，可謂恰逢其時。7月間，老先生心髒病發。新聞界得到的消息是病情不嚴重，隻是輕微肺炎。實際上，老先生不再視事已久。他不再接見來訪貴賓，大部分時間住在士林官邸，都是躺在床上或坐在輪椅上。蔣經國每天到官邸晨昏定省，隻向他報告好消息，也不再拘泥形式，向他請示重大決定了。 [7] 蔣夫人長久以來已接受經國將會繼承父親權位的事實，現在把自己的公開活動局限在類似“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譯按：簡稱婦聯會） 的組織上。 [8]
蔣經國主持“行政院”院會，要言不煩，通常四十分鍾就可以散會。“他討厭形式，也不喜歡囉囉唆唆。”他以扳弄手指頭或合掌撫臉表示不耐煩。通常要讓拖得太久的報告中止，他就撫下額。 [9] 他處理國民黨中常會的方式也一樣。由二十一位中常委組成的中常會，其中有五位大保守派，針對台灣在國際社會越來越孤立的情勢，這些保守派隻會更緊抱著黨的正統。可是，經國從來不跟他們爭辯。 [10]
他在主持第一次“院會”時就強調重視協調、廉潔和形象，發表公務員“十誡”，各級官員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館、歌廳，也不得有鋪張浪費的婚喪典禮或其他幾項不當娛樂。警察開始到上述場所檢查，查對客人身份證；幾個公務員因為辦了奢華鋪張的婚禮，遭到免職處分。蔣經國尤其嚴懲受賄、瀆職的公務員。調查局逮捕了五十多名涉及走私的公務員，其中好幾位在“警備總部”任職。檢察官還偵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王正誼收受營造廠大額賄款的弊案。王正誼是蔣經國的表弟，曾任蔣介石機要秘書。蔣經國親自批準逮捕王正誼及判處無期徒刑，有位稅捐處副處長更被處以死刑。
經國昭示內閣閣員，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對待，簡化官僚作風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切公開化。他決定除了“國防經費”、“外交經費”之外，預算一律公開。國民黨治下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稅款花在什麽項目上。 [11] 《大學雜誌》在1973年6月號宣布，蔣經國執政第一年“是政府遷台以來最有成就的一年”。
蔣經國繼續以剛柔並濟的方法對付黨外在野勢力。1972年12月選舉將屆，一百多名黨外政治人物在台北某飯店集會，呼籲修改選舉罷免法規。這是黨外人士自1960年以來首度正式集會。政界新秀康寧祥和“小鋼炮”郭雨新、黃信介是會議的主導人物。康寧祥曾經幹過加油站加油工，現在是台北市議員，將是未來台灣民主政治轉型期的重要角色。在選舉將屆之際，康寧祥帶頭主張候選人有權在每個投（開）票所派監票員，以及自辦政見發表會。他兩度被警告，違反了“動員戡亂”的基本政策，競選期間，蔣經國不斷接到報告，詳述黨外候選人挑撥性質的集會之言行，並建議他應該辦幾個人，包括把康寧祥抓起來。王昇還說，康寧祥是“匪諜”。經國不理會這些報告。 [12]
開票結果，蔣經國非常滿意。選民投票率逾七成，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當選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囊括全部的縣、市長。由於有些席次禮讓無黨籍人士、國民黨未提名候選人，因此黨外當選比例高出百分之三。
雖然康寧祥日後被認為是相當保守的反對黨人士，早年他可是“體製內”政客中比較激進的一員。他在“立法院”的質詢，包括針對“政府首長”的發問很尖銳，但並不爭論不休。蔣經國問部屬，為什麽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問不出這樣的問題？後來，他邀請康寧祥喝茶，兩人討論起“立法議程”上的一些議題。 [13]
除了一些大保守派仍然喃喃抱怨之外，國民黨內多數高級官員接受經國的決定，允許“立法院”內出現嘈雜的反對黨聲音。本省籍黨外人士隻是一小撮人，似乎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構成威脅。包括軍方及情治單位在內的若幹強硬派，認為反對派發泄發泄並無大礙，還可向美國人表示台灣的自由開放有了進步。的確有些美國學者就撰文表示台灣民主政治前景“頗為鼓舞”。
但是知識分子遭受到來自不同源頭的壓力。幾位被扣的學者獲釋之後，台灣大學校長（譯按：閻振興） 把哲學係十四位最活躍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統統解聘，鉗製了1971年以來台大校園常有的論政集會。 [14] 1973年12月，《大學雜誌》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國民黨開放黨禁、準許成立反對黨之後，總編輯楊國樞受到壓力，辭去總編輯職位。《大學雜誌》內部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歧異浮上台麵。在蔣經國主動延攬下，與《大學雜誌》有關聯的幾位年輕學者——大部分是外省人，受邀進入政府及黨部工作，保證他們可在體製內促進改革。許多人接受延攬。 [15] 在官方許可的政治體製之外的異議運動，陷入低潮。校園內具有改革意識的外省籍教授，繼續扮演忠誠的反對黨角色，主張穩健擴大民主、結束戒嚴。 [16]
尼克鬆震撼使得“台獨”聲浪降下去，也使台灣反對運動暫時失去動力。它也使得外省人永久掌控政權的前景動搖。1973年8月，蔣經國告訴馬康衛，要加強團結，台灣必須要有“更開放的社會”，而麵對北京來勢洶洶的統一運動，台灣非加強團結不可。他認為，台灣這樣一改，與大陸高下立判，必然得到人民支持。
勞務密集的產品，如玩具、衣飾、鞋類等的出口，是台灣1961年以後經濟大幅增長的基礎。20世紀70年代，在蔣經國和他的技術官僚領導下，工業逐步轉向生產製造高科技產品。“經濟部”在1970年合並好幾個應用工業研究機構，成立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促進此一目標。到美國留學，得有科學、工程方麵高等學位的人才，首次大批回流，回到島內服務。
但是，公營事業繼續占有台灣經濟極大比重。蔣經國的第一道經濟對策涉及政府大量投資，他下令推出十大建設計劃，包括興建東岸鐵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幾個新港口，以及鐵路電氣化工程；另外還有開辟資本密集工業以生產石化、鋼鐵、鉛、銅等產品。這些公營、民營合作計劃在這位前馬克思主義派的工程師心目中，相當重要。
十大建設初步估計成本高達五十億美元。實際支出則超過此一估算的兩倍以上。有些觀察家說，適逢全球經濟大危機，台灣沒有力量完成這些宏偉計劃。蔣經國的答複是：“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軍方將領擔心“國防預算”會有下降的壓力。可是，島內儲蓄提供了六成需要的經費，台灣債信良好，又向國際借貸籌足其他經費。“國防支出”不減反增。 [17] 第一代的技術官僚李國鼎等人受到“蔣院長”熱誠的號召，支持絕大部分的十大建設項目。有一天同車前往開會，討論南北高速公路建設計劃，“財政部次長”王紹堉問李國鼎，財源哪裏來？李國鼎答說：“放心，我們先開始做，再想辦法籌錢。”
蔣經國是在世界能源危機、全球經濟走疲的大環境下，推出此一雄偉的建設開發計劃。台灣的出口占島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十三，可以說是在國際經濟危殆下，特別脆弱。1974年，台灣遇上巨額貿易逆差赤字，台灣全民生產毛額年增率隻有百分之一點一。“行政院”隻好加稅，並大幅提高利率、電費以及煤氣、石油等的售價。蔣經國並不滿意靜待自由市場對這些措施發生反應，他下令政府以低價供應黃豆、小麥，並對若幹商品定下價格上限。
盡管物價騰升，全球經濟不景氣，蔣經國下令十大建設照原定時程推動。政府擴大公共支出，刺激了經濟，在台灣沒有經濟衰退而走出石油危機的能力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事實上，1974年台灣人均所得還增加到四百六十五美元。十大建設創造出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基本建設，可支持下一波的高科技產業。 [18] 蔣經國又推動農業改革，取消強製性的稻米肥料交易製度、降低農村稅率、訂定保證收購之糧價，修訂農地買賣條例以鼓勵大型化機械耕作。 [19] 他還尋求分散台灣的出口市場，以免過度依賴美國及日本，同時加速核能發電。
毛澤東已經臥病很長一段時間，現在講話都很困難，“身體稍微動一動，就呼吸困難”。他變得越來越怪癖，不易捉摸，可是頭腦神誌仍很清楚。他的老敵人蔣介石比他大六歲。毛澤東不像蔣先生，此時他還當家做主。醫療檢查發現周恩來得了癌症，毛澤東卻不準醫生動手術，生怕周恩來有個三長兩短，集結在江青身邊的激進派就沒人可以製服。突然間，他又在內部權力鬥爭中亮出一招，在周恩來的舉薦下，鄧小平複出。
1973年3月，鄧小平又回到中共中央，周恩來把大部分涉外事務交給他。鄧小平立刻宣布北京準備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談判統一的問題。他說，在現階段，“優先考慮和平方式……［統一］”。滯留大陸、依附中共的老國民黨人通過公開及私下管道，向蔣家父子招手。但是，經國不予理會。他告訴《紐約時報》記者：“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我們沒有那麽愚蠢。”
蔣經國認為，在台灣隻要出現疑慮，認為他與大陸秘密接觸、尋求和解，甚至在當時考慮放寬人員接觸，不僅在台灣人當中，甚至在外國投資人當中，都有可能產生強烈甚至動亂的反應。他針對台灣在國際間的孤立地位，有三項基本對策，其中的兩項——經濟快速成長，以漸進、穩健方式推動全民共識政府——將因為這些猜疑，受到傷害。
蔣經國拒絕和北京秘密談判，很自然就推演到，不管中美關係如何改善，台北都得盡最大努力與美國強化雙邊關係。基辛格在對華交涉上的揮灑空間，比起“水門事件”以及尼克鬆1974年辭職之前，可以說小了許多。福特總統新政府“照會”蔣經國，雖然美方仍將繼續與北京推動關係正常化，但是“現有的關係形式符合我方需要”。即使是這麽說，華府的下一步——把外交承認由台北轉向北京，已經很明顯，隻是時間早晚罷了。因此，蔣經國決定盡一切努力，爭取美國國內對台灣的同情，並針對中共在美國華僑社會及留美學生中影響力日增的現象，采取反製行動。做法之一就是一切公開、開放。“外交部”和“新聞局”增加許多經費做公關、推廣工作。許多美國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各界人士受邀到台灣參觀，台北也撒下大筆經費在“自由中國協會”（free chinese association）等社團、中文報刊，以及美國的遊說及公關公司上麵。經國也擴大采購美國軍事設備，這強化了勢力強大的美國國防工業業者對台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台灣與美國民間貿易往來有爆炸性的成長。
1971年至1978年之間，台灣與美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由十三億美元，激增至七十四億美元，台灣享有大幅順差。 [20] 蔣經國派出好幾個“赴美采購團”到全美各州采購物資。美國政府在強化雙邊經貿關係上亦予以配合，鼓勵民間投資並提供擔保。十大建設有數十億美元是來自美國方麵。不過，美國企業界同時也看到中國大陸商機無窮，不想破壞商機。
蔣經國爭取美國民心支持，還有另一麵。據報道，台灣情報機關甚至建議在美國製造暴亂，如郵寄炸彈給親北京的美國學者等。但是，我們沒有證據顯示，經國曾經認真考慮類似計劃，甚至早先傳說台灣計劃謀殺周恩來，恐怕也是不可靠的傳聞。 [21] 不過，他的確批準在華府的“大使館”增派三十名情報官員（譯按：此係誇大說法） ，也在美國各城市增設好幾個“總領事館” [22] 。1975年，“國家安全局”計劃向美國某“黑社會”組織購買二十枚先進魚雷，經國批準；不料，供貨人是聯邦調查局地下人員。就在聯邦調查局即將收網、就本案抓人時，白宮下令通過私下管道向蔣經國提出嚴正交涉。駐台北“大使”安克誌（leonard unger）向蔣經國提出措辭強硬的抗議，經國把涉及本案的駐美官員召回台灣。 [23]
蔣經國為了這件購買魚雷案，非常難堪。但是就跟他從前經曆的情報工作失利（包括台北當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聯手的許多計劃在內）一樣，這件事並沒讓台灣當局付出太大代價。新派到華府的“大使館”的情報頭子汪希苓，比起前任負責人還更像“牛仔”。汪希苓曾跟隨在蔣介石身邊，擔任了五年的海軍侍從副官，也認識蔣經國。上級給他的命令顯然並沒有要求他減少在美國的秘密活動，隻指示他要更加謹慎。他一到職，就積極吸收華裔美國人提供來自聯邦調查局等美國政府機關的機密文件與資料。他也設法吸收赴中國大陸的華裔美國人，在大陸收集情報。他還增加預算，資助反中共的示威活動，並在美國校園滲透中國大陸、台灣學生團體。據說汪希苓還是“中央情報局長期、重要資產”，換句話說，就是未經上級批準，把自己政府的事報告給中央情報局——也或許是他得到上級許可，隻是中情局認為他沒有！ [24] 他極有可能是後麵的狀況，因此台灣當局才會選派他到華府擔任情報頭子。
蔣經國也命令加快發展核武器的秘密計劃。到了1973年，利用購自南非的鈾和購自加拿大的一座四千萬瓦反應爐，台灣的科學家已經取得進展。華府成功阻擋了台灣向法國及英國公司購買提煉設施及服務的交涉，不過台灣已早先一步得到若幹重要零組件。1974年9月，中央情報局宣稱台灣“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內”有能力製造核武器。蔣經國這項秘密計劃成了中情局駐台人員挖空心思要收集資訊的對象。 [25] 中情局潛伏在中山科學院核能所裏的特務張憲義（此時已晉升為上校），定期與中情局人員在台北密會，傳遞消息。
1975年，蔣孝文全家搬到陽明山住。在副官及護士隨侍下，他可以走動，也能講話，不過據一位朋友說，他經常不曉得自己在說些什麽。由於和父親不能溝通，友梅和祖父變得格外親近，即使隻有十歲，她可以坐在祖父書房裏，和他一聊好幾小時。
小兒子孝勇還住在七海新村。由陸軍官校退訓後，他自台灣大學政治係畢業，此時仍無意從政。由於父親不準子女在民間機關任職，孝勇進入黨營事業中興電工公司，並於1973年與方智怡結婚。小兩口在七海新村住了幾年，直到有了小孩才搬出來。1974年，蔣夫人到美國，診斷出得了乳癌。她沒有告訴年邁臥病的丈夫，先做放射線治療，後來同意接受乳房切割手術。
次子孝武和媳婦汪長詩先後在1971年生下女兒友蘭、1972年生下兒子友鬆。蔣夫人給友蘭取英文名字亞莉桑德拉（alexandra），給友鬆也取了英文名字江納生（jonathan）。孝武在外頭有女人，夫妻倆不斷吵架，有時在家裏也大吵，讓經國非常苦惱，父子關係變得很緊張。有時候，蔣經國接到兒子在外頭胡作妄為的報告，氣得全身發抖，痛斥孝武。有時候，蔣經國還把他關在七海新村，指示侍衛不準他出去。後來，汪長詩和孝武離異，回到歐洲，但是依照中國人習慣，把子女留在台灣。
孝武由中國文化學院中美關係研究所拿到碩士學位，到輔導會擔任參事。1976年，他似乎稍微節製住酗酒習慣，進入由國民黨及當局掌握的廣播界工作，很快就升任黨營的“中央廣播電台”主任。（譯按：另外還在輔導會設立的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掛主任銜。） 由於憧憬著父親與“國家敵人”從事秘密鬥爭的事跡，他與情治機關高級官員發展出交情。
20世紀70年代中期，孝嚴、孝慈這對雙胞胎兄弟已經三十歲出頭，在各自事業領域小有成績。經國告訴王昇，等他和方良百年之後，他要他們“認祖歸宗”。孝嚴被派在華府“大使館”工作，並在喬治城大學修課，得到國際關係碩士。在華府任職期間，他和黃美倫又生了一個女兒，經國取名蕙筠。1977年，孝嚴調回台北，先在“外交部北美司”擔任科長，後升為副司長。孝慈在美國苦讀六年，課餘兼在餐廳當跑堂、幹安全警衛，終於先後得到南衛理公會大學政治學碩士、杜蘭大學法學博士。孝慈回到台北後，在母校東吳大學法律係擔任教授。孝慈娶趙申德為妻，育有一女一子。
注釋：
[1] 見費浩偉1999年1月給本書作者信函。原書注5。
[2] 巴德（william bader）和伯格納（jeffrey t. bergner）《與台灣關係法》（<i>the taiwan rtions act</i> ），第159頁。原書注16。
[3] 何誌立1997年10月10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時透露。原書注17。
[4] 莫瑟（leo moser）1997年12月11日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時透露。（莫瑟曾任美國國務院負責台灣方麵的事務科科長。）原書注19。
[5] 見1973年6月11日《遠東經濟評論》周刊。原書注20。
[6] 餘紀忠1996年5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透露。原書注21。
[7] 本書作者1995、1996年訪問了好幾位蔣經國部屬，承他們見告。另參考蔣孝勇1996年5月19日及熊丸1996年5月30日在台北分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的記錄。原書注24。
[8] 夏功權1996年5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25。
[9] 錢複1995年8月29日、1996年5月16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記錄。原書注26。
[10] 張祖詒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27。
[11] 同上注。原書注32。
[12] 見錢複、張祖詒之訪談記錄及費浩偉之信函。原書注35。
[13] 康寧祥1995年9月1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說到，又張祖詒的訪談也提到。原書注38。
[14] 陳鼓應《1970年以來台灣知識分子的改革運動》，見《亞洲關切學人通訊》（<i>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rs</i> ）1982年7月至9月號，第35頁。原書注40。
[15] 見陳鼓應前揭文章，第36頁。這些接受延攬的人士包括關中、魏鏞、李鍾桂、丘宏達等人。原書注41。
[16] 見陳鼓應前揭文，第36頁。這些自由派學者主要有楊國樞、胡佛、李亦園、李鴻禧和黃越欽（譯按：後二人為本省籍） 。原書注43。
[17] 李國鼎《台灣的經濟轉型》（<i>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roc</i> ），倫敦1988年出版，第268頁。原書注45。
[18] 高棣民（thomas b. gold）《台灣奇跡中的國家與社會》（<i>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i> ），紐約1986年出版，第98頁。原書注48。
[19] 高棣民前揭書，第106頁。原書注49。
[20] 見高立夫《蔣經國對中國大陸及外在世界的政策》（chiang ching-kuo’s policies toward maind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收於冷紹烇編<i>chiang ching-kuo’s leader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i> ，1993年美利堅大學出版，第139頁。原書注54。
[21] 見卡普蘭《龍之火》（<i>fires of the dragon</i> ）第147、177頁。卡普蘭引用的“美國參議院報告”，其實是“由委員會參事葛連諾（michael glennon）為小組委員會起草的個人報告”，頗有爭議，委員會若幹委員指責它“具有黨派偏私意見、不專業”（見1981年9月4日《遠東經濟評論》周刊）。這類謀殺行刺方案並沒有不合國民黨情報機關的個性，也沒有不合20世紀60年代美方情報機關的個性。可是，我們找不到證據指說它曾被認真考量。原書注56。
[22] “台灣間諜在美國及陳文成教授之死”，這是1981年7月30日及10月6日美國眾議院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以及人權與國際組織小組委員會的聽證記錄，見第11—16、37頁。原書注57。
[23] 卡普蘭前揭書，第184—191頁。原書注58。
[24] 卡普蘭前揭書，第242頁。原書注60。
[25] 魏斯曼（steve weissman）和克羅思尼（herbert krosney）《伊斯蘭炸彈：對以色列和中東的核威脅》（<i>the imic bomb: the nuclear threat to l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i> ），第152—153頁。原書注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