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蔣經國把在華府主持情報工作的海軍將領汪希苓，調回台北擔任“國防部情報局局長”。劉少康辦公室已經解散，它原先肩負的推薦秘密作戰的任務，現在顯然已落到“國家安全局”身上。“國家安全局”局長汪敬煦即“警備總部”前任總司令。（一般為示區別，稱汪敬煦為“大汪”，汪希苓為“小汪”。）竹聯幫在“國防部情報局”撐腰下，現在已經發展成為徒眾數千人的黑道組織。
王昇下台，台灣新聞界膽子為之一壯。“警備總部”繼續查禁、取締刊物，“行政院新聞局”和國民黨中央文工會則迅速批準新刊物登記。在這種已放鬆但仍堅決掌控的體係下，國民黨的統治地位似乎依然堅如磐石。黨外人士現在分裂為兩派：主流派以康寧祥為首；激進派被稱為“新世代”，則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屬、辯護律師以及一些年輕人為主。反對陣營分裂，對當年12月的選舉無法協調產生候選人，以致許多選區反對派票源分散，康寧祥本人在台北市競選蟬聯“立法委員”都意外落選。隻有六名黨外候選人在溫和的黨外推薦委員會背書下脫穎當選（1980年有九人當選），不過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屬及辯護律師出征的七名候選人，則有四人當選。然而，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身份總綰選戰的蔣彥士，仍可謂贏得大勝。
蔣經國不跟美國人正麵對抗的策略似乎也奏效。5月間，他接受德國《明鏡周刊》專訪時，不肯落入訪問記者的圈套去批評美國，堅稱台灣與美國“還是互相信賴的朋友……天生的盟友”。裏根總統私下傳達的保證，仍然令他滿意。1983年裏根政府出人意料，批準出售價值五億三千萬美元的導彈及其他軍火給台灣。北京的反應也出奇溫和，鄧小平似乎對中國的對美關係抱持相當樂觀看法。9月間，華府和北京宣布，趙紫陽將在1月訪問美國，裏根則將在4月前往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同時，白宮亦放寬科技輸出到中國的限製。
蔣經國並沒有認為這些發展對台灣造成威脅。台灣的高級官員開始公開支持與大陸貿易往來的主張，最明顯的就是“經濟部長”趙耀東。“行政院長”孫運璿私底下也向蔣經國提議，時機已經成熟，台北可以正式準許與中國大陸貿易、旅遊往來。蔣經國也認為這麽做有利，但是沒有采取直接行動。 [1] 台北官方政策不變，兩岸動態關係卻大有進展。北京對台灣商品不課關稅，台北官方也睜隻眼閉隻眼，台灣對大陸的間接出口，以及由台灣赴大陸旅行都大幅增加。但是在蔣經國看來，更重要的是大陸在政治上、心理上似乎都起了分水嶺的變化，使得各種可能性都頗有機會發展。甚且，盡管1978年以來大陸政治仍有些轉折、反複，民主力量似乎已越來越強大，得到民眾支持。蔣經國依然認為最好讓兩岸關係在民間部門繼續自發性地發展，再觀察事態演進。 [2]
蔣經國健康日壞，加上王昇事件，凸顯出有需要確立接班人選了。蔣經國上次住院期間，“總統府秘書長”成立“八人小組”，以防備“總統”不能康複或不能執行職務時，可以實施集體領導。蔣經國對這個動作心裏不痛快。他的任期還有一年，要到1984年5月才屆滿。
“國民大會”將在3月間投票選舉他的接班人——“副總統”。蔣經國心裏也明白，自己恐怕活不到1990年。
在1983年年底以前，他確定將以本省籍人士為接班人。 [3] 現任副總統謝東閔年歲已高，也沒有太多可信度。另一方麵，蔣經國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的好印象則與日俱增。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表現很好，解決了許多前任“省主席”林洋港沒有解決的實際問題。譬如，地方人士抗爭，阻擋了北台灣若幹防洪工程計劃。李登輝數度到地方上與民眾碰麵協商，最後說服地方人士接受防洪計劃有利鄉梓。 [4]
李登輝和蔣經國一樣，也是技術官僚出身，而且也透著不是有野心抓權的形象。除了李登輝作為政治人物、經理人和領導人的才幹之外，在蔣經國個人的意見裏，李具備作為“中華民國總統”的外表形貌和內在條件。蔣經國想到李登輝身材高大、麵帶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當滿意。
蔣經國正在沉思他的最後抉擇之際，有一天早上他讀到李登輝在省議會與議員辯論，駁斥“台灣獨立”理念的稿子。李登輝向省議會報告說，中國從來沒有摒棄台灣，台灣也絕不能忘掉中國。蔣經國非常高興，當場交代一名高級助理邀請李登輝到幾天之後召開的“中常會”作報告。
蔣經國要他發表簡短演講，“鼓勵鼓勵”他。李登輝在“中常會”上就省政作了簡短的報告。他坐下後，蔣經國很難得地在這種場合作出評語：“李登輝同誌的表現非常好。”會場上大家一聽，都曉得李登輝將會是新任“副總統”，因此是蔣經國的接班人——至少可接任台灣領導。 [5]
1984年2月，王昇雖然才剛到巴拉圭履新不到幾個月，獲準由亞鬆森回台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蔣經國注意到，許多退役的政工人員到機場歡迎這個前任“總政戰部”主任。如果他原先還有點疑念，現在則已經十分確信，把王昇送出台灣乃是一項正確的決定。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一如往常，在陽明山中山樓召開，但是，這次會議意義格外重大。當然，一般普遍預料全會將會征召蔣經國競選連任“總統”。所不知者是他會提名誰做“副總統”——很可能就會繼承他出任“總統”。“中常會”之外，這是一個大秘密。當蔣經國宣布謎底是李登輝時，民眾和媒體都覺得意外，不過中央委員會議迅速通過此一人選。
李登輝獲得提名為“副總統”後不久，安全局發現他年輕時在1945至1946年間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或是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聯那段往事，趕緊把這一令人驚詫的情報報告給蔣經國。蔣經國聳聳肩，“那也沒有辦法”。 [6] 蔣經國必然想起自己年輕時與蘇聯共產黨有更長久的效忠關係。但是，強硬派的情治及“總政戰部”型的人士對蔣經國選擇李登輝一點也不起勁，尤其聽到這個台灣本省人有一段共產黨經曆這種戒嚴法下的“嚴重罪行”，更是十分不痛快。 [7]
蔣經國自己的一些家人也不認為接班問題已經解決。他的兩個兒子孝武、孝勇，弟弟緯國和蔣夫人，現在轉移到關切黨的主席若不歸蔣家人，是否可交給忠心的外省人。他們認為，“黨主席”才是抓住實際大權的關鍵。這時候，長久被視為可能的接班人孫運璿卻中風，此後一直沒能康複、重回政壇。蔣經國挑選忠於蔣家的奉化同鄉、曾留學哈佛及倫敦政經學院的俞國華（七十歲）擔任“行政院長”。
2月份的國民黨中委全會把“中常委”擴大，由二十七人增加到三十一人，台籍“中常委”增加到十二人，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九。但是，蔣經國遠比過去更倚重他的親信，包括老幹部及年輕的第三代學人從政官員。他把李煥由高雄召回“中央”，派任為“教育部長”。這時候，蔣經國在七海官邸設了一張醫院型的臥床，大部分公事都在官邸召集一小批“床邊精英”處理。
蔣方良患了失眠、呼吸急促的毛病，但是比起外觀就明顯衰弱的丈夫，算是健康多了。上了年歲、體弱多病，反倒使夫妻更加親密。他們兩人最大的喜悅就是膝下孫兒滿堂，大者如友梅，二十出頭，在藝術上稍有成就；小者如孝勇在1979年生的兒子友常，1978年生的兒子友柏。孝文還是半個廢人。孝勇寧願躲開聚光燈，不願涉及讓他二哥著迷的情治圈子。
孝武在與前妻離異後，聘請年輕的台籍女士蔡惠媚做管家兼子女的英文家教。孝武現在是台灣廣播公司總經理，也是台灣棒球協會理事長，由於台灣少棒隊屢創佳績，棒協理事長的頭銜讓他享有相當不錯的知名度。他仍然愛和電影明星、社會名流廝混，甚至和一些高級情治官員流連聲色場合。到了1984年，台北坊間已盛傳蔣經國這位煙不離手、酒不離口，可是工作幹勁十足的兒子可能會是繼承人。反對派人士聲稱蔣經國預備把權柄交給孝武，孝武此時已負責督導他父親的侍衛隊。可是，蔣經國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家兒子的缺陷，沒有任何意願讓孝武擔負重要的政治職位。 [8]
兩個未認祖歸宗的兒子穩健進展令蔣經國很欣慰，但是他依舊沒和他們接觸。章孝嚴身為“外交部北美司司長”，經常就重大政策議題撰寫報告供蔣經國參考，也處理接待來自美國、加拿大的重要訪客。可是，不像“外交部”其他司長，章孝嚴從來沒有陪伴貴賓晉見蔣經國。大約這個時候，香港、大陸報章開始出現文章，指出蔣經國有這兩個兒子。孝勇兩度向父親查問，經國都否認有這麽一回事。然而，孝勇和二哥孝武很快就相信傳聞不虛。孝武告訴一位朋友，他相信孝嚴、孝慈為人不錯，可是他們在台北，對他母親永遠是件難堪的事。他試圖阻撓這兩個異母兄長的事業，孝嚴升任“外交部常務次長”，孝武阻止不成。有一次，台廣訪問孝慈討論教育問題，孝武召見製作人，警告他以後不得再請那個人上電台。 [9]
蔣經國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台北和北京可以進行非正式對話之時，中間人可不少。陳納德的遺孀陳香梅，已經由中央情報局退休的克萊恩，一度都想當兩岸密使。蔣經國都沒理他們，把這個敏感角色隻托給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新加坡基於不希望讓對族裔問題敏感的鄰國馬來西亞不安，與北京或台北均無外交關係，可是李光耀是唯一可以穿梭往來於北京與台北之間的世界領袖。李光耀曾在1976年5月初次訪問中國，與罹病的毛澤東短暫一晤。1978年，中國展開改革新紀元，鄧小平親自到位於馬來半島南端這個經濟昌盛、政治安定的華人城市國家考察。1980年，李光耀第二度訪問中國，翌年，鄧小平派趙紫陽出訪新加坡，親自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經驗。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媒體對新加坡社會、經濟紛紛做有利報道，加上北京高級幹部公私言論對新加坡讚譽有加，凸顯出鄧小平對李光耀治績的看重。李光耀試圖讓鄧小平及中國其他高級官員了解台灣的情勢，包括台灣絕大多數人同情“台獨”原則，因此中國大陸與台灣在處理統一問題時必須審慎、彈性。 [10] 大約在這幾年裏，李光耀開始到台北做不對外公開的訪問，與蔣經國交換意見。 [11]
蔣經國與李光耀意氣相投，勝過李與鄧小平的交誼。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蔣經國單獨以好幾小時時間，交換對中國、對兩岸議題的看法。蔣經國認為李光耀對這個問題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更深入。這是蔣經國與國外政府首長唯一的親密私交，他從來不到機場迎接外賓，隻有李光耀例外，幾度親自迎迓。 [12] 他也指示秘書，在給李光耀的信中加上表述他親切懇摯交好的文字。 [13]
鄧小平至少有一次通過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候。 [14] 鄧小平也對李光耀及其他訪賓陳述如何保護各方利益、解決兩岸問題的看法。鄧小平說，北京絕不派官員或部隊到台灣，不幹預台灣的政治或“人事”（領導人）問題，統一協定“可以維持一百年”，北京絕不會去更動它。 [15]
依據鄧小平的說法，台灣可以享有“處理外交事務……簽發特別護照……發放簽證……與其他國家簽訂一些協定……的特別權利”。兩岸關係將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煩我，我也不煩你，各行其是”的性質。鄧小平再次排除北京在簽訂統一協定之前，放棄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是，在統一協定裏則未嚐不可能把放棄使用武力列入。未來在執行協定上發生爭端，則由諮商解決。鄧小平強調，除了“兩個中國”的原則，“大陸方麵沒有其他絕對的條件。所有的其他條件、方式，都可以談判、調整”。 [16]
這是台灣可以從北京所獲致的最有彈性之談判起點。可是，蔣經國不認為他在島內已經凝聚共識，獲得民眾支持兩岸談判，而且中國大陸的局勢條件也還未充分變化到足以讓他展開統一的談判。李光耀和蔣經國倒是都認為，讓大陸與台灣、新加坡的繁榮、開放社會多接觸，將可導引大陸往類似方向演變。蔣經國對德國《明鏡周刊》就說：“重建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的中國，既不是夢想，也不是幻想。”
到了1983年，蔣經國認為，由於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和務實外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日漸茁壯強大。如果台灣和大陸能結合，他告訴他的同僚：“中國會有偉大的未來前途。”關鍵在於如何建立一個可行的政治架構。在各種強力理由中，撇開知性及道德上的抉擇不說，這個架構必然是個民主的政治架構。 [17]
1984年9月26日，鄧小平在中國爭取統一的長期奮鬥中獲致一項重大成果——與英國達成《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之協議。作為鄧小平“一國兩製”方案的第一個具體宣示，他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達成協議：香港將在1997年交還給中國治理，中國將派任香港特首，解放軍將進駐香港。但是此後五十年，香港可以繼續維持它自己的經濟、社會、財政和政治製度。鄧小平在會談中，請撒切爾夫人帶話給裏根總統，拜托美國協助推動兩岸接觸。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使鄧小平在黨內原本強大的地位更加堅強。中共黨內還是有分歧意見，一派是改革派，一派是反對經濟、社會政策徹底變革的保守派，不過，鄧小平最高領導人的權位依然穩如磐石。1984年，他視察備受爭議的深圳、珠海、廈門經濟特區，重申他支持中國對世界開放、力行經濟改革的政策。但是，他依然堅決不讓改革開放脫韁失控。身為共產黨員，他對“改革已顛覆了黨的控製”的指責之聲相當敏感。因此，他也支持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運動；1981、1982年，也批準進行反對“精神汙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戰。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保守派也利用“反對精神汙染”這個口號來抗拒政治自由化。
1984年5月，台灣的反對派人士成立“黨外公政會”，揭櫫成立正式反對黨的目標。國民黨內宋楚瑜等改革派，希望反對派能滿意具有政黨之實、不要急著建構政黨的形式。蔣經國在8月間，準許高雄事件四名被告（包括林義雄在內）提前釋放，以示政府的溫和態度。兩位學者撰文說，國民黨麵臨反對運動的好戰主張及重大壓力，對策就是選擇性地鎮壓，穩定推動體製自由化，加速吸納台灣本省人進入體製。 [18] 可是，統治階層的保守派外省人卻越來越驚慌。7月間，汪希苓與竹聯幫幫主陳啟禮會麵。據《龍之火》作者卡普蘭的說法，汪希苓有個大計劃，想把竹聯幫培訓、整合成為秘密工作的隊伍，在香港與美國乃至世界各地活動。劉少康辦公室雖然已經解散，對付反國民黨的個人及團體之秘密、非法行動並沒有停止。
汪希苓和陳啟禮第一次會麵是在一位著名電影導演（譯按：白景瑞） 的家中，這也反映出電影業、情治機關和黑社會的關係錯綜複雜。當天在白景瑞家吃飯的主賓是蔣緯國。汪希苓在初見之後，於8月2日做東邀陳啟禮吃飯，作陪的有“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胡儀敏少將（從大陸時期就追隨戴笠的老人），以及陳虎門上校（譯按：“情報局”副處長） 。汪希苓對陳啟禮說，有個叛徒劉宜良寫了一本書毀謗蔣經國，破壞台灣形象；現在這個人又要寫另一本書《吳國楨傳》。汪希苓說：“必須幹掉劉宜良。”陳啟禮當即接受這個任務。
劉宜良曾經答應汪希苓改寫《蔣經國傳》部分內容，而且還從“國防部情報局”拿了錢。可是，除了少許刪略之外，他還是發表了它，現在，除了《吳國楨傳》之外，他還計劃寫一本書，談論孫立人生平。蔣經國在吳傳、孫傳兩本書裏都將被描繪成惡棍。 [19] 汪希苓對劉宜良已經忍無可忍，認為劉已經投向北京。 [20]
9月14日，陳啟禮接受汪希苓餞行之後，前往加州安排暗殺行動。一個月之後，三名竹聯幫分子在舊金山市郊戴利城（daly city）劉宅車庫，狙殺劉宜良。不料，位於馬裏蘭州米德堡（fort mead）的美國國家安全局電腦，偵錄到陳啟禮由加州和台北的“國防部情報局”通了好幾次越洋電話。 [21]
陳啟禮跟實際動手殺害劉宜良的吳敦、董桂森，10月21日回到台北。“國防部情報局”人員在中正機場迎接他們，稱讚他們幹得好。陳虎門告訴他們，“大老板”很感謝。後來，董桂森問陳啟禮，“大老板”是誰？據說，陳啟禮回答，“大老板”是蔣孝武。
10月底、11月初，“警備總部”掃蕩刊載暗示官方涉及劉宜良命案消息的書刊雜誌，當局亦以毀謗罪控訴雜誌上撰文批評的作者。與劉宜良命案不相幹，地方法院判定兩個編輯毀謗罪名成立，將他們關進牢裏。反對派其他刊物為之大嘩。“內政部”反映出強硬派路線抬頭，下令“非法組織”黨外公政會解散。
陳啟禮等人回到台灣三個星期之後，台灣的警察機關發動大規模掃蕩黑道幫派的行動。數千名軍警同步在幾個城市行動，逮捕數百名涉及黑道幫派的人物，竹聯幫也有多人落網。當局原本計劃在年底展開這項“一清專案”掃黑行動，不料卻突然提前發動。警方也從陳啟禮家裏把他帶走。陳啟禮擔心性命不保，大喊他是“情報局”的地下工作人員。陳啟禮被素來與“情報局”較勁的“法務部調查局”扣押，受到“調查局”的偵訊。殺手董桂森潛逃。“國家安全局”在汪敬煦領導下，協調、動員好幾個情治機關，進行這場空前的掃黑行動。這位“大汪”就是1981年陳文成教授遇害時的“警備總司令”。若幹年後，蔣孝勇認為“一清專案”目的在把涉及劉宜良命案的凶手抓起來。他說，劉案可能涉及情治機關的“內鬥”，而且汪希苓也不會自作主張采取這種行動。 [22]
蔣經國11月13日上午就接到“總統府秘書長”就“一清專案”提供的報告。這項報告指出，治安機關抓到一個幫派頭子，此人聲稱是“國防部情報局”特務，而且出示文件表明身份，他更招認以此一身份，執行了鏟除劉宜良的任務。蔣經國大為震怒，他說：“太不可思議了。依法辦理！” [23] 他指示大汪督辦這件事。大汪、小汪顯然起先都認為他們能成功地否認“情報局”與劉案有關聯。後來，他們發現陳啟禮在美國留下錄音帶，詳述策劃暗殺行動的細節，顯然就向蔣經國報告，“情報局”人員涉及劉案。他們是否透露大汪的角色，我們並不清楚。蔣經國訓令“外交部”通知美國國務院，已經逮捕一個涉嫌殺害劉宜良的黑道人物。可是，“外交部”不得提到，陳啟禮聲稱是替“情報局”工作。這項掩飾行動持續了兩個月，據蔣孝勇的說法，令美方非常生氣。 [24]
12月中旬，聯邦調查局告訴美國國務院，證據顯示台灣的“國防部情報局”涉及劉案。國會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rz）宣布要召開聽證會來決定，在美國國內進行恐怖活動是否構成美國可以停止對台軍售。國務院要求把陳啟禮、吳敦押送到美國接受審判。蔣經國拒絕，但是保證台北會配合，把本案偵查內容提供給華府。
為了凸顯這件事的重要，“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宋賀德（harry thayer），把“總統府秘書長”從睡夢裏叫醒，將國務院電文裏的十點指示念給他聽。 [25]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台北方麵負責與宋賀德打交道的高級外交官員章孝嚴，他的母親四十二年前就有謠傳是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八十年代》自己也發動調查，刊出文章指稱官方涉及劉案。“警備總部”把整期雜誌全部沒收。不久，聯邦調查局出示其掌握的證據，無可抵賴，蔣經國同意，承認陳虎門擅作主張，密謀這項凶殺案。華府說，主謀高過陳虎門。台北就承認汪希苓的副手胡儀敏涉案。但聯邦調查局和國務院都說不止於此，汪希苓也涉及劉案。 [26]
1月13日，聯邦調查局從得州休斯敦一名竹聯幫成員那裏，取得陳啟禮留在美國的一卷錄音帶，它指出汪希苓親自下令指使這樁謀殺案。蔣經國下令把汪希苓等三人免職，交付軍事法庭審理謀害劉宜良的罪嫌。要到1月間，也就是汪希苓等免職後四天，才發表聲明表示當局“非常震驚情治人員涉及本案”，當局已免除汪希苓“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的職務。又過了好幾天，當局才真正扣押這位免了職的“情報局”局長，顯示當局跟他談判條件，要他一肩扛起責任。
蔣經國告訴一位部屬，他對此事感覺“非常痛苦”，一再表示他實在不明白汪希苓怎麽會做出這麽愚蠢的決定。他歎息說，在劉宜良遇刺之前，台北與華府的關係一向良好。黑格下台之後，共和黨政府對台灣的需求十分同情，現在劉案發生，台灣最近乃至未來可能由美國收獲的成績，恐怕全都斷送了。蔣經國擔心的是，裏根個人對台灣的支持會起變化，劉案對美國軍售會起什麽衝擊（1984年美國對台軍售金額已上升到七億美元），尤其裏根保證要提供台灣先進戰鬥機，不知會不會變卦。
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裏說，幫派分子借社交往來套住官員；他下令政府官員一概不得與黑道來往。他又指派汪敬煦、郝柏村、沈昌煥和蔣彥士四名高級官員成立專案小組，處理當前危機並研商長期對策。台北新聞界開始出現由官方泄露的消息，指稱蔣經國非常震怒官員涉及劉案，下令清查情治機關，任何人一旦涉案，不論級別多高，一律逮捕究辦。蔣經國同意美方的要求，準許戴利城一名警探、聯邦調查局兩名探員到台北，跟被捕的陳啟禮、吳敦談話，做測謊試驗。他曉得美方誌在查明台北方麵應對劉案負責的層級究竟有多高，包括也想查明他本人事先是否知情。但是，他沒有準許美方跟汪希苓談話。
此時，在美國的公關出現大問題。《華盛頓郵報》描繪台灣當局是“好朋友幹下惡徒行徑”。眾議院亞太小組委員會（同一個小組委員會曾經調查陳文成教授命案）第一天的聽證會，就讓台北灰頭土臉。次日（2月8日），蔣經國改變主意，同意讓美方也跟汪希苓談話、做測謊。汪希苓接受測謊時，對下列兩個問題都否認：他有沒有明白下令殺害劉宜良？（他表示隻建議陳啟禮“教訓劉宜良”）有沒有上級同意此一殺人案？據在場的美國官員說，汪希苓對問題都明顯“局促不安”，測謊機指針顯示明顯說謊。 [27]
這個時候，如果蔣經國事先不知情，現在一定已了解，為什麽一個“謹慎”、親信的情報首長會涉及這麽一樁沒有具體利益的危險妄舉。許多間接證據顯示，汪敬煦若沒有下達命令安排凶殺案，至少也批準了執行本案。十二年之後，某位蔣經國的多年親密同誌說，汪希苓一定替某人掩飾。 [28] 幾位國民黨當時的高級官員相信，原本的點子出自蔣孝武；多年來王昇一直促使孝武跟情治機關增進關係。 [29] 蔣孝武涉及劉案的傳言，出現在香港、美國，甚至台灣的媒體上。由於視力差，蔣經國此時依賴幕僚讀報給他聽。很可能是一位或多位年輕助手或資深幹部——也有可能是孝勇本人——在1985年初，向他報告坊間傳聞孝武涉及劉案。孝武極力否認此一傳聞，堅稱從來沒見過陳啟禮，絕對跟劉案沒有關係。 [30]
然而，蔣經國至少已經相信，孝武的生活習性、交友不慎、講話不小心，起碼間接導致劉案。 [31]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蔣經國本人並不曉得有殺害劉宜良的計劃。
蔣經國1983年罷黜王昇時，並沒有利用此一機會管束已被放縱去威嚇反對派人士的情治機關特務。蔣經國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明確交代，搞秘密活動絕對不能從事政治暗殺，可是他並沒有做到。最後，蔣經國也沒有好好教導他這個言行怪異的兒子，或是他的情治首長。這一部分的國民黨當局繼續如化外之民，憑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
除了蔣經國之外，華府主持對華政策的裏根政府官員，也希望劉宜良案早早結案，盡快忘卻。“美國在台協會”駐台北官員很清楚，黑格去職之後的裏根政府新團隊，“衷心不希望對蔣經國太為難”。 [32] 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局在助理國務卿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領導下，推動裏根政府批準一項計劃，允許f-16戰鬥機生產廠商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與台灣合作，在台灣產製所謂的“自製防禦戰鬥機”（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簡稱idf。譯按：投入使用後命名為“經國號”） 。idf大部分在台灣組裝，是f-16的改裝機種，配備不同的引擎和電子設備，大幅降低航程，使它更符合防禦性質。這就是裏根兌現他對蔣經國私人擔保——提供“可以接受的先進戰鬥機”——的方案。
美國國務院一些外交官員聲稱，idf違反了1982年美中“八一七公報”，公報載明，美國對台灣軍售的量與質都不增加，而且要逐步減低。案子送到舒爾茨（george shultz）國務卿麵前裁示。劉宜良命案、索拉茲眾議員召開聽證會，在在都使得idf案前途不樂觀，但是由於裏根對蔣經國有秘密承諾，回想起來，這個決定早已下達。 [33]
白宮希望劉宜良案盡早落幕，還有另一層原因。索拉茲眾議員主持的聽證會還在國會山莊進行之際，錢複通過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東亞事務主任席格爾（gaston sigur）的安排，在他的華府辦公室與諾斯（oliver north）中校會麵。諾斯還帶來尼加拉瓜反抗軍領袖卡萊羅（adolfo calero）。卡萊羅說明，尼加拉瓜反對桑地諾政權（sandinista）的遊擊隊被美國國會遺棄，處境危殆。卡萊羅問：台灣的“有錢人”能否捐助一百萬美元給遊擊隊。 [34]
蔣經國此時是又氣又惱，“國防部情報局”很可能在他兒子煽動下，雇用黑道到全世界最攸關台灣安危的國家，去執行冷血謀殺案。突然間，錢複報告，白宮要求國民黨不得讓美國國會知情，秘密捐款從事秘密行動，簡直更不可思議。這時候，美國與台北仍與尼加拉瓜這個中美洲國家保持“外交”關係，事實上台北仍與左翼桑地諾政權有援助計劃在進行中，最近也才展延一筆九百萬美元的低利貸款給桑地諾政權。（美國政府此一違憲、非法的秘密活動，在尼加拉瓜造成數以百計的人員傷亡。）蔣經國對於諾斯有此請托大為高興。為了安全起見，他下令向白宮查證此事是否有更高層授意？國家安全會議的答複是：“裏根總統會感謝［台北方麵］讚同的反應。” [35]
蔣經國指示“國家安全局”通過國民黨的外圍組織“世界反共聯盟”來回應美方的秘密請求。“世盟”主席乃是美國陸軍退役將領辛格勞布少將（john sinub），他立即到白宮拜會諾斯。蔣經國要確切掌握情勢，再度查問——白宮會“十分滿意”國民黨捐款給尼加拉瓜反抗軍嗎？美方迅速給予正麵答複。 [36]
4月9日，普通法院經過九小時庭訊之後，判決陳啟禮、吳敦謀害劉宜良罪名成立，均處以無期徒刑。十天之後，軍事法庭經過十四小時庭訊，也判處汪希苓等三人罪名成立。汪希苓在庭上說出：“國民黨過去在中國大陸，以及在台灣的早期，都搞過政治殺害活動，隻是都根據謹慎規劃的計劃進行。過去十幾二十年，使用暴力則是違反政府政策。”普通法院、軍事法庭的檢察官都沒有深究在汪希苓之上是否還有其他人可能涉案。汪希苓被判處無期徒刑，但是多數觀察家的看法都沒有錯，過了幾年他就出獄了。在索拉茲主持的聽證會上，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聲明：“就證物而言，沒有證據顯示國民黨有在美國針對其敵人騷擾或恐嚇的一貫模式”。聽證會得到同樣的結論，因此國會象征性地做出一項決議，再度要求把涉案罪犯押送美國。台北方麵也果如預期，再度拒絕。國務院接下來把聯邦調查局能指認出來的台灣情報局駐美特務全部驅離美國。
6月、7月間，台灣當局通過“世界反共聯盟”把一百萬美元的秘密捐款（分成兩期）第一期款，匯入諾斯在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蔣經國的行事作風向來是對不相幹的人保密到家，“行政院長”俞國華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馬樹禮根本不知道有這些秘密款項。7月份，郝柏村向蔣經國報告，白宮已經批準idf案子。蔣經國微笑著說：“這是軍事外交的重要成就。” [37]
除了情報局特務人員被驅逐出境之外，台灣沒有因為劉宜良命案，在美國與台灣關係方麵付出其他代價。可是，在台灣內部，劉宜良命案卻產生深遠、持久的衝擊。李登輝、錢複、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員大為震驚，也深覺羞愧，原本追隨蔣經國多年、已經上了年歲的自由派人士一樣覺得抬不起頭來。一個黨和“政府”要靠黑道來威嚇敵人，絕不是他們當年選擇投效國民黨的初衷。這一事件也重挫國民黨內保守派以及情治機關的政治影響力及道德權威。從此以後，掃除“文化汙染”（公開抨擊當局及領導人）的主張已經死了，再也沒有人能信服。
劉宜良命案徹底摧毀蔣經國長期以來對情治機關及秘密行動的信念。他首次改變情報機關的基本目標，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和“國防部特殊情報局”（special intelligence bureau）合並，指派一位從野戰部隊出身的將官（譯按：盧光義） 出任新首長。這個新單位（譯按：改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此後隻負責收集軍事情報。最重要的是，蔣經國禁止在美國從事任何秘密工作。他指示“國家安全局”集中力量從事情報收集、分析及反情報工作，不搞秘密行動。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把汪敬煦調離“國家安全局”。
蔣經國曉得要改變情治人員的文化絕非易事。他曾經說過，奉派從事特務工作的人，等於是“跳火坑”。經國一反早年吸收優秀青年從事情報工作的做法，現在他明白指示，不再允許把優秀學生、幹部派去從事情報工作。他對李煥表示，那是“負數”，意味著他對創造出這樣一個怪物充滿無力感。蔣經國也下令切斷跟泰、緬邊境遊擊隊的關係——自從1953年以來，他屢次向美方承諾要斷絕關係，但一直沒有真正切斷。最後他下令，以後在台灣要逮捕重要的反對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要檢具事實，由他親自批可。同一天，他告訴郝柏村，今後要加強拔擢本省籍將領。 [38]
注釋：
[1] 孫運璿1995年8月28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
[2] 綜合本書作者在台北對下列人士的訪談所得：王昇（1998年3月13日）、馬樹禮（1998年3月13日）、李煥（1998年3月9日）、馬英九（1998年3月10日）。原書注6。
[3] 餘紀忠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8。
[4] 張祖詒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9。
[5] 同上注。原書注11。
[6] 見王力行《蔣孝勇的最後聲音》中對蔣孝勇的訪問，載1996年9月15日《遠見》雜誌第112—113頁。原書注13。
[7] 本書作者1995、1996、1998年在台北訪問好幾位國民黨高級官員，他們都有類似說法。原書注14。
[8] 許倬雲1998年4月給本書作者的短箋。李煥、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台北，天下文化，1998年版），第268頁。王昇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原書注18。
[9] 某位蔣家成員1995年8月、1996年5月、1998年3月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9。
[10] 馬樹禮1998年3月13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0。
[11] 李光耀第一次公開宣布訪問台灣是在1985年11月。“中央通訊社”1985年11月5日報道李光耀到訪的消息中提到，李光耀“近年來多次到訪，但是這一次是首次公開宣布訪問行程”。原書注21。
[12] 李潔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2。
[13] 馬英九1998年3月10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3。
[14] 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版），第278頁。郝柏村1985年12月1日日記載有蔣經國把他和丁大衛談話內容轉告給郝柏村。郝柏村隻說，蔣經國把鄧小平的問候告知丁大衛，沒有進一步置評。蔣經國可說是故意讓美方知道鄧小平致候，免得美方從新加坡方麵得到消息。原書注24。
[15] 1983年8月號香港《70年代》月刊中楊力宇的文章。另參見1983年8月5日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摘要廣播·遠東》部分。楊力宇是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描述了他對鄧小平有一段很長的專訪談話，鄧小平講出這些想法，但是楊力宇沒有說他在什麽時候見鄧小平、講這些話。原書注25。
[16] 同上注。原書注26。
[17] 餘紀忠1998年3月9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8。
[18] 周陽山、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台灣的民主化過渡》（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載於1987年3月《亞洲觀察》第283頁。原書注31。
[19] 卡普蘭《龍之火》，第375—408頁。原書注33。
[20] 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給本書作者的信函所說。原書注34。
[21] 同上注。原書注35。
[22] 同注［6］，王力行對蔣孝勇的專訪，第110頁。原書注36。
[23] 汪道淵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7。
[24] 同注［6］，王力行對蔣孝勇的專訪，第109頁。“當父親向有關官員問起這個案子時，他們全都不說實話……或是責怪別人……有些人還否認情治機關涉及此事。”原書注39。
[25] 宋賀德1995年12月6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1。
[26] “美國在台協會”涉及對台事務的官員1995—1999年間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多次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2。
[27] 範美麗1998年3月30日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時所說。範美麗當時是“美國在台協會”政治組副組長，與聯邦調查局探員全程出席所有會麵情況，包括進行測謊工作。原書注49。
[28] 某位台灣當局高級官員1996年5月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50。
[29] 同注［6］，王力行對蔣孝勇的專訪，第108頁。蔣孝勇沒有直接點出王昇的名字，隻說“劉少康辦公室的人”。孝勇指控王昇，企圖“利用我們兩兄弟間的關係，以便可以製衡或影響我們之中一人”。原書注51。
[30] 赫斯（david hess）1996年5月2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所說。原書注52。
[31] 這是蔣孝勇1996年接受王力行專訪時的說法（同注［6］，第110頁）。它也很可能部分反映出他和父親討論這件事時的對話內容。孝勇說：“孝武涉及劉案的印象，八成來自謠言，兩成來自他給人的印象。”1996年6月7日蔣緯國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我問他孝武是否涉及劉案，他回答：“是的，有可能。”原書注53。
[32] 範美麗1998年3月30日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時所說。原書注54。
[33] 本書作者當時在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擔任分析主任，也涉及這項辯論。我個人認為idf在文字上、精神上都違背“八一七公報”。原書注55。
[34] 錢複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56。
[35] 某位與蔣經國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45年的高級軍官兼外交官，1996年5月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1998年3月作者在台北與當時“外交部”某高級官員談到此事，亦經他證實確有此事。有關台灣援外活動，參見9月26日《遠東經濟評論》周刊第38頁。原書注57。
[36] 同上注，另參見1987年5月16日《舊金山紀事報》（<i>san francisco chronicle</i> ）；卡普蘭《龍之火》，第458頁。原書注58。
[37] “iran contra puzzle”，1987年《國會季刊》（<i>congressional quarterly</i> ）第a-12頁。另見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第254—255頁。原書注61。
[38] 馬樹禮1998年3月13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66。
王昇下台，台灣新聞界膽子為之一壯。“警備總部”繼續查禁、取締刊物，“行政院新聞局”和國民黨中央文工會則迅速批準新刊物登記。在這種已放鬆但仍堅決掌控的體係下，國民黨的統治地位似乎依然堅如磐石。黨外人士現在分裂為兩派：主流派以康寧祥為首；激進派被稱為“新世代”，則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屬、辯護律師以及一些年輕人為主。反對陣營分裂，對當年12月的選舉無法協調產生候選人，以致許多選區反對派票源分散，康寧祥本人在台北市競選蟬聯“立法委員”都意外落選。隻有六名黨外候選人在溫和的黨外推薦委員會背書下脫穎當選（1980年有九人當選），不過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屬及辯護律師出征的七名候選人，則有四人當選。然而，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身份總綰選戰的蔣彥士，仍可謂贏得大勝。
蔣經國不跟美國人正麵對抗的策略似乎也奏效。5月間，他接受德國《明鏡周刊》專訪時，不肯落入訪問記者的圈套去批評美國，堅稱台灣與美國“還是互相信賴的朋友……天生的盟友”。裏根總統私下傳達的保證，仍然令他滿意。1983年裏根政府出人意料，批準出售價值五億三千萬美元的導彈及其他軍火給台灣。北京的反應也出奇溫和，鄧小平似乎對中國的對美關係抱持相當樂觀看法。9月間，華府和北京宣布，趙紫陽將在1月訪問美國，裏根則將在4月前往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同時，白宮亦放寬科技輸出到中國的限製。
蔣經國並沒有認為這些發展對台灣造成威脅。台灣的高級官員開始公開支持與大陸貿易往來的主張，最明顯的就是“經濟部長”趙耀東。“行政院長”孫運璿私底下也向蔣經國提議，時機已經成熟，台北可以正式準許與中國大陸貿易、旅遊往來。蔣經國也認為這麽做有利，但是沒有采取直接行動。 [1] 台北官方政策不變，兩岸動態關係卻大有進展。北京對台灣商品不課關稅，台北官方也睜隻眼閉隻眼，台灣對大陸的間接出口，以及由台灣赴大陸旅行都大幅增加。但是在蔣經國看來，更重要的是大陸在政治上、心理上似乎都起了分水嶺的變化，使得各種可能性都頗有機會發展。甚且，盡管1978年以來大陸政治仍有些轉折、反複，民主力量似乎已越來越強大，得到民眾支持。蔣經國依然認為最好讓兩岸關係在民間部門繼續自發性地發展，再觀察事態演進。 [2]
蔣經國健康日壞，加上王昇事件，凸顯出有需要確立接班人選了。蔣經國上次住院期間，“總統府秘書長”成立“八人小組”，以防備“總統”不能康複或不能執行職務時，可以實施集體領導。蔣經國對這個動作心裏不痛快。他的任期還有一年，要到1984年5月才屆滿。
“國民大會”將在3月間投票選舉他的接班人——“副總統”。蔣經國心裏也明白，自己恐怕活不到1990年。
在1983年年底以前，他確定將以本省籍人士為接班人。 [3] 現任副總統謝東閔年歲已高，也沒有太多可信度。另一方麵，蔣經國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的好印象則與日俱增。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表現很好，解決了許多前任“省主席”林洋港沒有解決的實際問題。譬如，地方人士抗爭，阻擋了北台灣若幹防洪工程計劃。李登輝數度到地方上與民眾碰麵協商，最後說服地方人士接受防洪計劃有利鄉梓。 [4]
李登輝和蔣經國一樣，也是技術官僚出身，而且也透著不是有野心抓權的形象。除了李登輝作為政治人物、經理人和領導人的才幹之外，在蔣經國個人的意見裏，李具備作為“中華民國總統”的外表形貌和內在條件。蔣經國想到李登輝身材高大、麵帶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當滿意。
蔣經國正在沉思他的最後抉擇之際，有一天早上他讀到李登輝在省議會與議員辯論，駁斥“台灣獨立”理念的稿子。李登輝向省議會報告說，中國從來沒有摒棄台灣，台灣也絕不能忘掉中國。蔣經國非常高興，當場交代一名高級助理邀請李登輝到幾天之後召開的“中常會”作報告。
蔣經國要他發表簡短演講，“鼓勵鼓勵”他。李登輝在“中常會”上就省政作了簡短的報告。他坐下後，蔣經國很難得地在這種場合作出評語：“李登輝同誌的表現非常好。”會場上大家一聽，都曉得李登輝將會是新任“副總統”，因此是蔣經國的接班人——至少可接任台灣領導。 [5]
1984年2月，王昇雖然才剛到巴拉圭履新不到幾個月，獲準由亞鬆森回台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蔣經國注意到，許多退役的政工人員到機場歡迎這個前任“總政戰部”主任。如果他原先還有點疑念，現在則已經十分確信，把王昇送出台灣乃是一項正確的決定。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一如往常，在陽明山中山樓召開，但是，這次會議意義格外重大。當然，一般普遍預料全會將會征召蔣經國競選連任“總統”。所不知者是他會提名誰做“副總統”——很可能就會繼承他出任“總統”。“中常會”之外，這是一個大秘密。當蔣經國宣布謎底是李登輝時，民眾和媒體都覺得意外，不過中央委員會議迅速通過此一人選。
李登輝獲得提名為“副總統”後不久，安全局發現他年輕時在1945至1946年間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或是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聯那段往事，趕緊把這一令人驚詫的情報報告給蔣經國。蔣經國聳聳肩，“那也沒有辦法”。 [6] 蔣經國必然想起自己年輕時與蘇聯共產黨有更長久的效忠關係。但是，強硬派的情治及“總政戰部”型的人士對蔣經國選擇李登輝一點也不起勁，尤其聽到這個台灣本省人有一段共產黨經曆這種戒嚴法下的“嚴重罪行”，更是十分不痛快。 [7]
蔣經國自己的一些家人也不認為接班問題已經解決。他的兩個兒子孝武、孝勇，弟弟緯國和蔣夫人，現在轉移到關切黨的主席若不歸蔣家人，是否可交給忠心的外省人。他們認為，“黨主席”才是抓住實際大權的關鍵。這時候，長久被視為可能的接班人孫運璿卻中風，此後一直沒能康複、重回政壇。蔣經國挑選忠於蔣家的奉化同鄉、曾留學哈佛及倫敦政經學院的俞國華（七十歲）擔任“行政院長”。
2月份的國民黨中委全會把“中常委”擴大，由二十七人增加到三十一人，台籍“中常委”增加到十二人，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九。但是，蔣經國遠比過去更倚重他的親信，包括老幹部及年輕的第三代學人從政官員。他把李煥由高雄召回“中央”，派任為“教育部長”。這時候，蔣經國在七海官邸設了一張醫院型的臥床，大部分公事都在官邸召集一小批“床邊精英”處理。
蔣方良患了失眠、呼吸急促的毛病，但是比起外觀就明顯衰弱的丈夫，算是健康多了。上了年歲、體弱多病，反倒使夫妻更加親密。他們兩人最大的喜悅就是膝下孫兒滿堂，大者如友梅，二十出頭，在藝術上稍有成就；小者如孝勇在1979年生的兒子友常，1978年生的兒子友柏。孝文還是半個廢人。孝勇寧願躲開聚光燈，不願涉及讓他二哥著迷的情治圈子。
孝武在與前妻離異後，聘請年輕的台籍女士蔡惠媚做管家兼子女的英文家教。孝武現在是台灣廣播公司總經理，也是台灣棒球協會理事長，由於台灣少棒隊屢創佳績，棒協理事長的頭銜讓他享有相當不錯的知名度。他仍然愛和電影明星、社會名流廝混，甚至和一些高級情治官員流連聲色場合。到了1984年，台北坊間已盛傳蔣經國這位煙不離手、酒不離口，可是工作幹勁十足的兒子可能會是繼承人。反對派人士聲稱蔣經國預備把權柄交給孝武，孝武此時已負責督導他父親的侍衛隊。可是，蔣經國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家兒子的缺陷，沒有任何意願讓孝武擔負重要的政治職位。 [8]
兩個未認祖歸宗的兒子穩健進展令蔣經國很欣慰，但是他依舊沒和他們接觸。章孝嚴身為“外交部北美司司長”，經常就重大政策議題撰寫報告供蔣經國參考，也處理接待來自美國、加拿大的重要訪客。可是，不像“外交部”其他司長，章孝嚴從來沒有陪伴貴賓晉見蔣經國。大約這個時候，香港、大陸報章開始出現文章，指出蔣經國有這兩個兒子。孝勇兩度向父親查問，經國都否認有這麽一回事。然而，孝勇和二哥孝武很快就相信傳聞不虛。孝武告訴一位朋友，他相信孝嚴、孝慈為人不錯，可是他們在台北，對他母親永遠是件難堪的事。他試圖阻撓這兩個異母兄長的事業，孝嚴升任“外交部常務次長”，孝武阻止不成。有一次，台廣訪問孝慈討論教育問題，孝武召見製作人，警告他以後不得再請那個人上電台。 [9]
蔣經國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台北和北京可以進行非正式對話之時，中間人可不少。陳納德的遺孀陳香梅，已經由中央情報局退休的克萊恩，一度都想當兩岸密使。蔣經國都沒理他們，把這個敏感角色隻托給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新加坡基於不希望讓對族裔問題敏感的鄰國馬來西亞不安，與北京或台北均無外交關係，可是李光耀是唯一可以穿梭往來於北京與台北之間的世界領袖。李光耀曾在1976年5月初次訪問中國，與罹病的毛澤東短暫一晤。1978年，中國展開改革新紀元，鄧小平親自到位於馬來半島南端這個經濟昌盛、政治安定的華人城市國家考察。1980年，李光耀第二度訪問中國，翌年，鄧小平派趙紫陽出訪新加坡，親自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經驗。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媒體對新加坡社會、經濟紛紛做有利報道，加上北京高級幹部公私言論對新加坡讚譽有加，凸顯出鄧小平對李光耀治績的看重。李光耀試圖讓鄧小平及中國其他高級官員了解台灣的情勢，包括台灣絕大多數人同情“台獨”原則，因此中國大陸與台灣在處理統一問題時必須審慎、彈性。 [10] 大約在這幾年裏，李光耀開始到台北做不對外公開的訪問，與蔣經國交換意見。 [11]
蔣經國與李光耀意氣相投，勝過李與鄧小平的交誼。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蔣經國單獨以好幾小時時間，交換對中國、對兩岸議題的看法。蔣經國認為李光耀對這個問題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更深入。這是蔣經國與國外政府首長唯一的親密私交，他從來不到機場迎接外賓，隻有李光耀例外，幾度親自迎迓。 [12] 他也指示秘書，在給李光耀的信中加上表述他親切懇摯交好的文字。 [13]
鄧小平至少有一次通過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候。 [14] 鄧小平也對李光耀及其他訪賓陳述如何保護各方利益、解決兩岸問題的看法。鄧小平說，北京絕不派官員或部隊到台灣，不幹預台灣的政治或“人事”（領導人）問題，統一協定“可以維持一百年”，北京絕不會去更動它。 [15]
依據鄧小平的說法，台灣可以享有“處理外交事務……簽發特別護照……發放簽證……與其他國家簽訂一些協定……的特別權利”。兩岸關係將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煩我，我也不煩你，各行其是”的性質。鄧小平再次排除北京在簽訂統一協定之前，放棄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是，在統一協定裏則未嚐不可能把放棄使用武力列入。未來在執行協定上發生爭端，則由諮商解決。鄧小平強調，除了“兩個中國”的原則，“大陸方麵沒有其他絕對的條件。所有的其他條件、方式，都可以談判、調整”。 [16]
這是台灣可以從北京所獲致的最有彈性之談判起點。可是，蔣經國不認為他在島內已經凝聚共識，獲得民眾支持兩岸談判，而且中國大陸的局勢條件也還未充分變化到足以讓他展開統一的談判。李光耀和蔣經國倒是都認為，讓大陸與台灣、新加坡的繁榮、開放社會多接觸，將可導引大陸往類似方向演變。蔣經國對德國《明鏡周刊》就說：“重建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的中國，既不是夢想，也不是幻想。”
到了1983年，蔣經國認為，由於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和務實外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日漸茁壯強大。如果台灣和大陸能結合，他告訴他的同僚：“中國會有偉大的未來前途。”關鍵在於如何建立一個可行的政治架構。在各種強力理由中，撇開知性及道德上的抉擇不說，這個架構必然是個民主的政治架構。 [17]
1984年9月26日，鄧小平在中國爭取統一的長期奮鬥中獲致一項重大成果——與英國達成《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之協議。作為鄧小平“一國兩製”方案的第一個具體宣示，他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達成協議：香港將在1997年交還給中國治理，中國將派任香港特首，解放軍將進駐香港。但是此後五十年，香港可以繼續維持它自己的經濟、社會、財政和政治製度。鄧小平在會談中，請撒切爾夫人帶話給裏根總統，拜托美國協助推動兩岸接觸。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使鄧小平在黨內原本強大的地位更加堅強。中共黨內還是有分歧意見，一派是改革派，一派是反對經濟、社會政策徹底變革的保守派，不過，鄧小平最高領導人的權位依然穩如磐石。1984年，他視察備受爭議的深圳、珠海、廈門經濟特區，重申他支持中國對世界開放、力行經濟改革的政策。但是，他依然堅決不讓改革開放脫韁失控。身為共產黨員，他對“改革已顛覆了黨的控製”的指責之聲相當敏感。因此，他也支持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運動；1981、1982年，也批準進行反對“精神汙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戰。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保守派也利用“反對精神汙染”這個口號來抗拒政治自由化。
1984年5月，台灣的反對派人士成立“黨外公政會”，揭櫫成立正式反對黨的目標。國民黨內宋楚瑜等改革派，希望反對派能滿意具有政黨之實、不要急著建構政黨的形式。蔣經國在8月間，準許高雄事件四名被告（包括林義雄在內）提前釋放，以示政府的溫和態度。兩位學者撰文說，國民黨麵臨反對運動的好戰主張及重大壓力，對策就是選擇性地鎮壓，穩定推動體製自由化，加速吸納台灣本省人進入體製。 [18] 可是，統治階層的保守派外省人卻越來越驚慌。7月間，汪希苓與竹聯幫幫主陳啟禮會麵。據《龍之火》作者卡普蘭的說法，汪希苓有個大計劃，想把竹聯幫培訓、整合成為秘密工作的隊伍，在香港與美國乃至世界各地活動。劉少康辦公室雖然已經解散，對付反國民黨的個人及團體之秘密、非法行動並沒有停止。
汪希苓和陳啟禮第一次會麵是在一位著名電影導演（譯按：白景瑞） 的家中，這也反映出電影業、情治機關和黑社會的關係錯綜複雜。當天在白景瑞家吃飯的主賓是蔣緯國。汪希苓在初見之後，於8月2日做東邀陳啟禮吃飯，作陪的有“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胡儀敏少將（從大陸時期就追隨戴笠的老人），以及陳虎門上校（譯按：“情報局”副處長） 。汪希苓對陳啟禮說，有個叛徒劉宜良寫了一本書毀謗蔣經國，破壞台灣形象；現在這個人又要寫另一本書《吳國楨傳》。汪希苓說：“必須幹掉劉宜良。”陳啟禮當即接受這個任務。
劉宜良曾經答應汪希苓改寫《蔣經國傳》部分內容，而且還從“國防部情報局”拿了錢。可是，除了少許刪略之外，他還是發表了它，現在，除了《吳國楨傳》之外，他還計劃寫一本書，談論孫立人生平。蔣經國在吳傳、孫傳兩本書裏都將被描繪成惡棍。 [19] 汪希苓對劉宜良已經忍無可忍，認為劉已經投向北京。 [20]
9月14日，陳啟禮接受汪希苓餞行之後，前往加州安排暗殺行動。一個月之後，三名竹聯幫分子在舊金山市郊戴利城（daly city）劉宅車庫，狙殺劉宜良。不料，位於馬裏蘭州米德堡（fort mead）的美國國家安全局電腦，偵錄到陳啟禮由加州和台北的“國防部情報局”通了好幾次越洋電話。 [21]
陳啟禮跟實際動手殺害劉宜良的吳敦、董桂森，10月21日回到台北。“國防部情報局”人員在中正機場迎接他們，稱讚他們幹得好。陳虎門告訴他們，“大老板”很感謝。後來，董桂森問陳啟禮，“大老板”是誰？據說，陳啟禮回答，“大老板”是蔣孝武。
10月底、11月初，“警備總部”掃蕩刊載暗示官方涉及劉宜良命案消息的書刊雜誌，當局亦以毀謗罪控訴雜誌上撰文批評的作者。與劉宜良命案不相幹，地方法院判定兩個編輯毀謗罪名成立，將他們關進牢裏。反對派其他刊物為之大嘩。“內政部”反映出強硬派路線抬頭，下令“非法組織”黨外公政會解散。
陳啟禮等人回到台灣三個星期之後，台灣的警察機關發動大規模掃蕩黑道幫派的行動。數千名軍警同步在幾個城市行動，逮捕數百名涉及黑道幫派的人物，竹聯幫也有多人落網。當局原本計劃在年底展開這項“一清專案”掃黑行動，不料卻突然提前發動。警方也從陳啟禮家裏把他帶走。陳啟禮擔心性命不保，大喊他是“情報局”的地下工作人員。陳啟禮被素來與“情報局”較勁的“法務部調查局”扣押，受到“調查局”的偵訊。殺手董桂森潛逃。“國家安全局”在汪敬煦領導下，協調、動員好幾個情治機關，進行這場空前的掃黑行動。這位“大汪”就是1981年陳文成教授遇害時的“警備總司令”。若幹年後，蔣孝勇認為“一清專案”目的在把涉及劉宜良命案的凶手抓起來。他說，劉案可能涉及情治機關的“內鬥”，而且汪希苓也不會自作主張采取這種行動。 [22]
蔣經國11月13日上午就接到“總統府秘書長”就“一清專案”提供的報告。這項報告指出，治安機關抓到一個幫派頭子，此人聲稱是“國防部情報局”特務，而且出示文件表明身份，他更招認以此一身份，執行了鏟除劉宜良的任務。蔣經國大為震怒，他說：“太不可思議了。依法辦理！” [23] 他指示大汪督辦這件事。大汪、小汪顯然起先都認為他們能成功地否認“情報局”與劉案有關聯。後來，他們發現陳啟禮在美國留下錄音帶，詳述策劃暗殺行動的細節，顯然就向蔣經國報告，“情報局”人員涉及劉案。他們是否透露大汪的角色，我們並不清楚。蔣經國訓令“外交部”通知美國國務院，已經逮捕一個涉嫌殺害劉宜良的黑道人物。可是，“外交部”不得提到，陳啟禮聲稱是替“情報局”工作。這項掩飾行動持續了兩個月，據蔣孝勇的說法，令美方非常生氣。 [24]
12月中旬，聯邦調查局告訴美國國務院，證據顯示台灣的“國防部情報局”涉及劉案。國會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rz）宣布要召開聽證會來決定，在美國國內進行恐怖活動是否構成美國可以停止對台軍售。國務院要求把陳啟禮、吳敦押送到美國接受審判。蔣經國拒絕，但是保證台北會配合，把本案偵查內容提供給華府。
為了凸顯這件事的重要，“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宋賀德（harry thayer），把“總統府秘書長”從睡夢裏叫醒，將國務院電文裏的十點指示念給他聽。 [25]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台北方麵負責與宋賀德打交道的高級外交官員章孝嚴，他的母親四十二年前就有謠傳是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八十年代》自己也發動調查，刊出文章指稱官方涉及劉案。“警備總部”把整期雜誌全部沒收。不久，聯邦調查局出示其掌握的證據，無可抵賴，蔣經國同意，承認陳虎門擅作主張，密謀這項凶殺案。華府說，主謀高過陳虎門。台北就承認汪希苓的副手胡儀敏涉案。但聯邦調查局和國務院都說不止於此，汪希苓也涉及劉案。 [26]
1月13日，聯邦調查局從得州休斯敦一名竹聯幫成員那裏，取得陳啟禮留在美國的一卷錄音帶，它指出汪希苓親自下令指使這樁謀殺案。蔣經國下令把汪希苓等三人免職，交付軍事法庭審理謀害劉宜良的罪嫌。要到1月間，也就是汪希苓等免職後四天，才發表聲明表示當局“非常震驚情治人員涉及本案”，當局已免除汪希苓“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的職務。又過了好幾天，當局才真正扣押這位免了職的“情報局”局長，顯示當局跟他談判條件，要他一肩扛起責任。
蔣經國告訴一位部屬，他對此事感覺“非常痛苦”，一再表示他實在不明白汪希苓怎麽會做出這麽愚蠢的決定。他歎息說，在劉宜良遇刺之前，台北與華府的關係一向良好。黑格下台之後，共和黨政府對台灣的需求十分同情，現在劉案發生，台灣最近乃至未來可能由美國收獲的成績，恐怕全都斷送了。蔣經國擔心的是，裏根個人對台灣的支持會起變化，劉案對美國軍售會起什麽衝擊（1984年美國對台軍售金額已上升到七億美元），尤其裏根保證要提供台灣先進戰鬥機，不知會不會變卦。
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裏說，幫派分子借社交往來套住官員；他下令政府官員一概不得與黑道來往。他又指派汪敬煦、郝柏村、沈昌煥和蔣彥士四名高級官員成立專案小組，處理當前危機並研商長期對策。台北新聞界開始出現由官方泄露的消息，指稱蔣經國非常震怒官員涉及劉案，下令清查情治機關，任何人一旦涉案，不論級別多高，一律逮捕究辦。蔣經國同意美方的要求，準許戴利城一名警探、聯邦調查局兩名探員到台北，跟被捕的陳啟禮、吳敦談話，做測謊試驗。他曉得美方誌在查明台北方麵應對劉案負責的層級究竟有多高，包括也想查明他本人事先是否知情。但是，他沒有準許美方跟汪希苓談話。
此時，在美國的公關出現大問題。《華盛頓郵報》描繪台灣當局是“好朋友幹下惡徒行徑”。眾議院亞太小組委員會（同一個小組委員會曾經調查陳文成教授命案）第一天的聽證會，就讓台北灰頭土臉。次日（2月8日），蔣經國改變主意，同意讓美方也跟汪希苓談話、做測謊。汪希苓接受測謊時，對下列兩個問題都否認：他有沒有明白下令殺害劉宜良？（他表示隻建議陳啟禮“教訓劉宜良”）有沒有上級同意此一殺人案？據在場的美國官員說，汪希苓對問題都明顯“局促不安”，測謊機指針顯示明顯說謊。 [27]
這個時候，如果蔣經國事先不知情，現在一定已了解，為什麽一個“謹慎”、親信的情報首長會涉及這麽一樁沒有具體利益的危險妄舉。許多間接證據顯示，汪敬煦若沒有下達命令安排凶殺案，至少也批準了執行本案。十二年之後，某位蔣經國的多年親密同誌說，汪希苓一定替某人掩飾。 [28] 幾位國民黨當時的高級官員相信，原本的點子出自蔣孝武；多年來王昇一直促使孝武跟情治機關增進關係。 [29] 蔣孝武涉及劉案的傳言，出現在香港、美國，甚至台灣的媒體上。由於視力差，蔣經國此時依賴幕僚讀報給他聽。很可能是一位或多位年輕助手或資深幹部——也有可能是孝勇本人——在1985年初，向他報告坊間傳聞孝武涉及劉案。孝武極力否認此一傳聞，堅稱從來沒見過陳啟禮，絕對跟劉案沒有關係。 [30]
然而，蔣經國至少已經相信，孝武的生活習性、交友不慎、講話不小心，起碼間接導致劉案。 [31]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蔣經國本人並不曉得有殺害劉宜良的計劃。
蔣經國1983年罷黜王昇時，並沒有利用此一機會管束已被放縱去威嚇反對派人士的情治機關特務。蔣經國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明確交代，搞秘密活動絕對不能從事政治暗殺，可是他並沒有做到。最後，蔣經國也沒有好好教導他這個言行怪異的兒子，或是他的情治首長。這一部分的國民黨當局繼續如化外之民，憑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
除了蔣經國之外，華府主持對華政策的裏根政府官員，也希望劉宜良案早早結案，盡快忘卻。“美國在台協會”駐台北官員很清楚，黑格去職之後的裏根政府新團隊，“衷心不希望對蔣經國太為難”。 [32] 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局在助理國務卿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領導下，推動裏根政府批準一項計劃，允許f-16戰鬥機生產廠商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與台灣合作，在台灣產製所謂的“自製防禦戰鬥機”（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簡稱idf。譯按：投入使用後命名為“經國號”） 。idf大部分在台灣組裝，是f-16的改裝機種，配備不同的引擎和電子設備，大幅降低航程，使它更符合防禦性質。這就是裏根兌現他對蔣經國私人擔保——提供“可以接受的先進戰鬥機”——的方案。
美國國務院一些外交官員聲稱，idf違反了1982年美中“八一七公報”，公報載明，美國對台灣軍售的量與質都不增加，而且要逐步減低。案子送到舒爾茨（george shultz）國務卿麵前裁示。劉宜良命案、索拉茲眾議員召開聽證會，在在都使得idf案前途不樂觀，但是由於裏根對蔣經國有秘密承諾，回想起來，這個決定早已下達。 [33]
白宮希望劉宜良案盡早落幕，還有另一層原因。索拉茲眾議員主持的聽證會還在國會山莊進行之際，錢複通過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東亞事務主任席格爾（gaston sigur）的安排，在他的華府辦公室與諾斯（oliver north）中校會麵。諾斯還帶來尼加拉瓜反抗軍領袖卡萊羅（adolfo calero）。卡萊羅說明，尼加拉瓜反對桑地諾政權（sandinista）的遊擊隊被美國國會遺棄，處境危殆。卡萊羅問：台灣的“有錢人”能否捐助一百萬美元給遊擊隊。 [34]
蔣經國此時是又氣又惱，“國防部情報局”很可能在他兒子煽動下，雇用黑道到全世界最攸關台灣安危的國家，去執行冷血謀殺案。突然間，錢複報告，白宮要求國民黨不得讓美國國會知情，秘密捐款從事秘密行動，簡直更不可思議。這時候，美國與台北仍與尼加拉瓜這個中美洲國家保持“外交”關係，事實上台北仍與左翼桑地諾政權有援助計劃在進行中，最近也才展延一筆九百萬美元的低利貸款給桑地諾政權。（美國政府此一違憲、非法的秘密活動，在尼加拉瓜造成數以百計的人員傷亡。）蔣經國對於諾斯有此請托大為高興。為了安全起見，他下令向白宮查證此事是否有更高層授意？國家安全會議的答複是：“裏根總統會感謝［台北方麵］讚同的反應。” [35]
蔣經國指示“國家安全局”通過國民黨的外圍組織“世界反共聯盟”來回應美方的秘密請求。“世盟”主席乃是美國陸軍退役將領辛格勞布少將（john sinub），他立即到白宮拜會諾斯。蔣經國要確切掌握情勢，再度查問——白宮會“十分滿意”國民黨捐款給尼加拉瓜反抗軍嗎？美方迅速給予正麵答複。 [36]
4月9日，普通法院經過九小時庭訊之後，判決陳啟禮、吳敦謀害劉宜良罪名成立，均處以無期徒刑。十天之後，軍事法庭經過十四小時庭訊，也判處汪希苓等三人罪名成立。汪希苓在庭上說出：“國民黨過去在中國大陸，以及在台灣的早期，都搞過政治殺害活動，隻是都根據謹慎規劃的計劃進行。過去十幾二十年，使用暴力則是違反政府政策。”普通法院、軍事法庭的檢察官都沒有深究在汪希苓之上是否還有其他人可能涉案。汪希苓被判處無期徒刑，但是多數觀察家的看法都沒有錯，過了幾年他就出獄了。在索拉茲主持的聽證會上，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聲明：“就證物而言，沒有證據顯示國民黨有在美國針對其敵人騷擾或恐嚇的一貫模式”。聽證會得到同樣的結論，因此國會象征性地做出一項決議，再度要求把涉案罪犯押送美國。台北方麵也果如預期，再度拒絕。國務院接下來把聯邦調查局能指認出來的台灣情報局駐美特務全部驅離美國。
6月、7月間，台灣當局通過“世界反共聯盟”把一百萬美元的秘密捐款（分成兩期）第一期款，匯入諾斯在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蔣經國的行事作風向來是對不相幹的人保密到家，“行政院長”俞國華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馬樹禮根本不知道有這些秘密款項。7月份，郝柏村向蔣經國報告，白宮已經批準idf案子。蔣經國微笑著說：“這是軍事外交的重要成就。” [37]
除了情報局特務人員被驅逐出境之外，台灣沒有因為劉宜良命案，在美國與台灣關係方麵付出其他代價。可是，在台灣內部，劉宜良命案卻產生深遠、持久的衝擊。李登輝、錢複、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員大為震驚，也深覺羞愧，原本追隨蔣經國多年、已經上了年歲的自由派人士一樣覺得抬不起頭來。一個黨和“政府”要靠黑道來威嚇敵人，絕不是他們當年選擇投效國民黨的初衷。這一事件也重挫國民黨內保守派以及情治機關的政治影響力及道德權威。從此以後，掃除“文化汙染”（公開抨擊當局及領導人）的主張已經死了，再也沒有人能信服。
劉宜良命案徹底摧毀蔣經國長期以來對情治機關及秘密行動的信念。他首次改變情報機關的基本目標，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和“國防部特殊情報局”（special intelligence bureau）合並，指派一位從野戰部隊出身的將官（譯按：盧光義） 出任新首長。這個新單位（譯按：改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此後隻負責收集軍事情報。最重要的是，蔣經國禁止在美國從事任何秘密工作。他指示“國家安全局”集中力量從事情報收集、分析及反情報工作，不搞秘密行動。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把汪敬煦調離“國家安全局”。
蔣經國曉得要改變情治人員的文化絕非易事。他曾經說過，奉派從事特務工作的人，等於是“跳火坑”。經國一反早年吸收優秀青年從事情報工作的做法，現在他明白指示，不再允許把優秀學生、幹部派去從事情報工作。他對李煥表示，那是“負數”，意味著他對創造出這樣一個怪物充滿無力感。蔣經國也下令切斷跟泰、緬邊境遊擊隊的關係——自從1953年以來，他屢次向美方承諾要斷絕關係，但一直沒有真正切斷。最後他下令，以後在台灣要逮捕重要的反對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要檢具事實，由他親自批可。同一天，他告訴郝柏村，今後要加強拔擢本省籍將領。 [38]
注釋：
[1] 孫運璿1995年8月28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
[2] 綜合本書作者在台北對下列人士的訪談所得：王昇（1998年3月13日）、馬樹禮（1998年3月13日）、李煥（1998年3月9日）、馬英九（1998年3月10日）。原書注6。
[3] 餘紀忠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8。
[4] 張祖詒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9。
[5] 同上注。原書注11。
[6] 見王力行《蔣孝勇的最後聲音》中對蔣孝勇的訪問，載1996年9月15日《遠見》雜誌第112—113頁。原書注13。
[7] 本書作者1995、1996、1998年在台北訪問好幾位國民黨高級官員，他們都有類似說法。原書注14。
[8] 許倬雲1998年4月給本書作者的短箋。李煥、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台北，天下文化，1998年版），第268頁。王昇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原書注18。
[9] 某位蔣家成員1995年8月、1996年5月、1998年3月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9。
[10] 馬樹禮1998年3月13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0。
[11] 李光耀第一次公開宣布訪問台灣是在1985年11月。“中央通訊社”1985年11月5日報道李光耀到訪的消息中提到，李光耀“近年來多次到訪，但是這一次是首次公開宣布訪問行程”。原書注21。
[12] 李潔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2。
[13] 馬英九1998年3月10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3。
[14] 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版），第278頁。郝柏村1985年12月1日日記載有蔣經國把他和丁大衛談話內容轉告給郝柏村。郝柏村隻說，蔣經國把鄧小平的問候告知丁大衛，沒有進一步置評。蔣經國可說是故意讓美方知道鄧小平致候，免得美方從新加坡方麵得到消息。原書注24。
[15] 1983年8月號香港《70年代》月刊中楊力宇的文章。另參見1983年8月5日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摘要廣播·遠東》部分。楊力宇是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描述了他對鄧小平有一段很長的專訪談話，鄧小平講出這些想法，但是楊力宇沒有說他在什麽時候見鄧小平、講這些話。原書注25。
[16] 同上注。原書注26。
[17] 餘紀忠1998年3月9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8。
[18] 周陽山、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台灣的民主化過渡》（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載於1987年3月《亞洲觀察》第283頁。原書注31。
[19] 卡普蘭《龍之火》，第375—408頁。原書注33。
[20] 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給本書作者的信函所說。原書注34。
[21] 同上注。原書注35。
[22] 同注［6］，王力行對蔣孝勇的專訪，第110頁。原書注36。
[23] 汪道淵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7。
[24] 同注［6］，王力行對蔣孝勇的專訪，第109頁。“當父親向有關官員問起這個案子時，他們全都不說實話……或是責怪別人……有些人還否認情治機關涉及此事。”原書注39。
[25] 宋賀德1995年12月6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1。
[26] “美國在台協會”涉及對台事務的官員1995—1999年間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多次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2。
[27] 範美麗1998年3月30日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時所說。範美麗當時是“美國在台協會”政治組副組長，與聯邦調查局探員全程出席所有會麵情況，包括進行測謊工作。原書注49。
[28] 某位台灣當局高級官員1996年5月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50。
[29] 同注［6］，王力行對蔣孝勇的專訪，第108頁。蔣孝勇沒有直接點出王昇的名字，隻說“劉少康辦公室的人”。孝勇指控王昇，企圖“利用我們兩兄弟間的關係，以便可以製衡或影響我們之中一人”。原書注51。
[30] 赫斯（david hess）1996年5月2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所說。原書注52。
[31] 這是蔣孝勇1996年接受王力行專訪時的說法（同注［6］，第110頁）。它也很可能部分反映出他和父親討論這件事時的對話內容。孝勇說：“孝武涉及劉案的印象，八成來自謠言，兩成來自他給人的印象。”1996年6月7日蔣緯國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我問他孝武是否涉及劉案，他回答：“是的，有可能。”原書注53。
[32] 範美麗1998年3月30日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時所說。原書注54。
[33] 本書作者當時在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擔任分析主任，也涉及這項辯論。我個人認為idf在文字上、精神上都違背“八一七公報”。原書注55。
[34] 錢複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56。
[35] 某位與蔣經國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45年的高級軍官兼外交官，1996年5月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1998年3月作者在台北與當時“外交部”某高級官員談到此事，亦經他證實確有此事。有關台灣援外活動，參見9月26日《遠東經濟評論》周刊第38頁。原書注57。
[36] 同上注，另參見1987年5月16日《舊金山紀事報》（<i>san francisco chronicle</i> ）；卡普蘭《龍之火》，第458頁。原書注58。
[37] “iran contra puzzle”，1987年《國會季刊》（<i>congressional quarterly</i> ）第a-12頁。另見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第254—255頁。原書注61。
[38] 馬樹禮1998年3月13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