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在一場“世紀大選戰”中，輸掉了它在台灣地區掌控了五十五年的“中央執政權”。以“台灣之子”自居的陳水扁成為台灣民主政治曆程中達成政黨輪替的第一人。在行將邁入世紀之交新紀元的當下時刻，台灣的政治前途走向，其實仍然不脫業已辭世十三年的蔣經國在生前所定下的大方向。
蔣經國一生功業，擺在曆史的浩瀚大洋裏，恐怕還不足以躋身影響世界曆史進展的政治人物之頂尖行列。可是，不折不扣，他都是影響兩岸是否統一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更是影響到本書譯者這個世代的政治人物。
時報出版公司主編侯秀琴小姐、吳家恒先生邀請我主筆迻譯這本《蔣經國傳》時，我一口答應下來。當時的直覺想法是，我們這一輩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讀書、成長的階段，適逢台灣在威權體係的統治下。沒有參與到政治活動的普通人家，可能不會嗅到一股震懾的氣息，可是生活的周遭，又似乎永遠有一種難以言宣的力量，提醒著你要“謹言慎行”。大家都有一種經驗，在中小學時代的作文課，一定要選擇“政治正確”的語言，來上一段“反共八股”。到了念大學、服兵役的階段，稍微活躍一點的青年學生，多有國民黨爭取入黨的經驗，有時候還挺annoying。
年輕人童騃的理想主義，對威權體係有著幾許厭惡，對社會不義、官場貪瀆更是十分不齒。忽然間，傳奇中的上海打虎英雄蔣經國要出任“行政院院長”了，新官上任，打虎豪氣不遜當年，他竟然把自己的表弟——位高權重的“人事行政局”局長王正誼——揪下來，嚴懲他在經辦內湖“中央民代”住宅興建工程時收賄之罪。蔣經國正式上了台麵，肩負起中樞領導大責，一出手就吸引了許多青年人的向心力。
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在黨外身份、政壇人物高玉樹口中，卻又是另一種評價。高玉樹對本書作者陶涵明確提到，蔣經國要為1950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負責任。
從宏觀的角度看，蔣經國協助他父親震懾台灣，實施威權統治（軟性威權主義噬人的利齒，力道也不弱），穩住國民黨的政權命脈，其中是非曲直，高玉樹這句評語並不算過當。但是，蔣經國在1972年正式出任“行政院長”、主導台灣大局之後，島內外局勢都可謂十分險峻。就島外而言，尼克鬆推動與北京關係正常化，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最高決策使得台灣的國際舞台被壓縮到極小。就島內而言，“中央民意機關”近乎終身職的不能改選，不但阻滯了本省人經濟實力增強後必然會尋求參政、發言的發展，外省籍精英緊抓著“中央執政權”的法統基礎也在動搖中。蔣經國必須在這樣的大框架下，規劃台灣的政治改造工程，殊為不易。
蔣經國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起就相信，長期而言，台灣盼望永續生存，就得在政治上、經濟上，作為一個成功的典範。他曾經定下四個目標：一是民主化；二是台灣化；三是強化經濟建設，大幅提升民眾所得和生活水準；四是“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回首而顧，我們不能不讚佩蔣經國的高瞻遠矚。
陶涵先生撰寫這本英文《蔣經國傳》，得到餘紀忠先生的支持，能夠博采周證，資料收集十分詳盡，動筆客觀殊為不易。哈佛大學出版社能夠決定出版它，對於蔣經國的曆史評價也等於是投下肯定的一票。
譯者愛看書，愛觀察近、現代史，可是在動手迻譯這本書之後，就發現它是生平所遇極難下筆的一本書。首先遇到的困難是如何把作者采用的中文資料從英文還原到中文的問題。譯者現在卜居海外，能夠接觸取得的中文圖書資料相當有限，因此本書如蔣老先生給兒子的家書等，都隻能由英文字義去迻譯，不夠精確。其次是作者陶涵先生走訪中國大陸若幹人物，譯者才疏學淺，無法盡得全貌，實在無從精確譯出。甚且，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一生經曆之官銜、職位多如繁星，頗難一一考據，疏漏、錯誤一定在所不免。
幸好，迻譯本書的過程中，得到許多人的協助。《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先生，是譯者從事新聞工作時所景仰的一位先進，他的博學廣聞啟迪了眾多讀報人（包含譯者在內）對美國、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關係的了解。譯稿匆匆交卷，承傅先生百忙之中披閱，並提供許多指教與訂正。洛杉磯長青書局負責人劉冰先生，是個古道熱腸的好人，早年曾參與《加州論壇報》（劉宜良《蔣經國傳》的連載、出版者）的經營，慨然借給我若幹書籍參考、覆按。時報出版公司更精心動員了許多資源，協助核查、訂正，這些朋友我暫時無法一一認識、致謝，也隻能借此表達謝意。當然，本書中譯本的任何缺失，譯者應該獨當責任。
蔣經國雖已遠行十三年，兩岸統獨態勢依然混沌不明。可是，時間長河若允許兩岸和平競爭，經濟開發與民主發展必然是主流價值，而這兩者也正是台灣在當今國際地位否泰、剝複演變之所恃。陶涵這本書擺在這個脈絡裏觀察，顯得意義格外深遠。
林添貴
2000年9月18日書於洛杉磯
蔣經國一生功業，擺在曆史的浩瀚大洋裏，恐怕還不足以躋身影響世界曆史進展的政治人物之頂尖行列。可是，不折不扣，他都是影響兩岸是否統一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更是影響到本書譯者這個世代的政治人物。
時報出版公司主編侯秀琴小姐、吳家恒先生邀請我主筆迻譯這本《蔣經國傳》時，我一口答應下來。當時的直覺想法是，我們這一輩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讀書、成長的階段，適逢台灣在威權體係的統治下。沒有參與到政治活動的普通人家，可能不會嗅到一股震懾的氣息，可是生活的周遭，又似乎永遠有一種難以言宣的力量，提醒著你要“謹言慎行”。大家都有一種經驗，在中小學時代的作文課，一定要選擇“政治正確”的語言，來上一段“反共八股”。到了念大學、服兵役的階段，稍微活躍一點的青年學生，多有國民黨爭取入黨的經驗，有時候還挺annoying。
年輕人童騃的理想主義，對威權體係有著幾許厭惡，對社會不義、官場貪瀆更是十分不齒。忽然間，傳奇中的上海打虎英雄蔣經國要出任“行政院院長”了，新官上任，打虎豪氣不遜當年，他竟然把自己的表弟——位高權重的“人事行政局”局長王正誼——揪下來，嚴懲他在經辦內湖“中央民代”住宅興建工程時收賄之罪。蔣經國正式上了台麵，肩負起中樞領導大責，一出手就吸引了許多青年人的向心力。
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在黨外身份、政壇人物高玉樹口中，卻又是另一種評價。高玉樹對本書作者陶涵明確提到，蔣經國要為1950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負責任。
從宏觀的角度看，蔣經國協助他父親震懾台灣，實施威權統治（軟性威權主義噬人的利齒，力道也不弱），穩住國民黨的政權命脈，其中是非曲直，高玉樹這句評語並不算過當。但是，蔣經國在1972年正式出任“行政院長”、主導台灣大局之後，島內外局勢都可謂十分險峻。就島外而言，尼克鬆推動與北京關係正常化，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最高決策使得台灣的國際舞台被壓縮到極小。就島內而言，“中央民意機關”近乎終身職的不能改選，不但阻滯了本省人經濟實力增強後必然會尋求參政、發言的發展，外省籍精英緊抓著“中央執政權”的法統基礎也在動搖中。蔣經國必須在這樣的大框架下，規劃台灣的政治改造工程，殊為不易。
蔣經國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起就相信，長期而言，台灣盼望永續生存，就得在政治上、經濟上，作為一個成功的典範。他曾經定下四個目標：一是民主化；二是台灣化；三是強化經濟建設，大幅提升民眾所得和生活水準；四是“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回首而顧，我們不能不讚佩蔣經國的高瞻遠矚。
陶涵先生撰寫這本英文《蔣經國傳》，得到餘紀忠先生的支持，能夠博采周證，資料收集十分詳盡，動筆客觀殊為不易。哈佛大學出版社能夠決定出版它，對於蔣經國的曆史評價也等於是投下肯定的一票。
譯者愛看書，愛觀察近、現代史，可是在動手迻譯這本書之後，就發現它是生平所遇極難下筆的一本書。首先遇到的困難是如何把作者采用的中文資料從英文還原到中文的問題。譯者現在卜居海外，能夠接觸取得的中文圖書資料相當有限，因此本書如蔣老先生給兒子的家書等，都隻能由英文字義去迻譯，不夠精確。其次是作者陶涵先生走訪中國大陸若幹人物，譯者才疏學淺，無法盡得全貌，實在無從精確譯出。甚且，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一生經曆之官銜、職位多如繁星，頗難一一考據，疏漏、錯誤一定在所不免。
幸好，迻譯本書的過程中，得到許多人的協助。《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先生，是譯者從事新聞工作時所景仰的一位先進，他的博學廣聞啟迪了眾多讀報人（包含譯者在內）對美國、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關係的了解。譯稿匆匆交卷，承傅先生百忙之中披閱，並提供許多指教與訂正。洛杉磯長青書局負責人劉冰先生，是個古道熱腸的好人，早年曾參與《加州論壇報》（劉宜良《蔣經國傳》的連載、出版者）的經營，慨然借給我若幹書籍參考、覆按。時報出版公司更精心動員了許多資源，協助核查、訂正，這些朋友我暫時無法一一認識、致謝，也隻能借此表達謝意。當然，本書中譯本的任何缺失，譯者應該獨當責任。
蔣經國雖已遠行十三年，兩岸統獨態勢依然混沌不明。可是，時間長河若允許兩岸和平競爭，經濟開發與民主發展必然是主流價值，而這兩者也正是台灣在當今國際地位否泰、剝複演變之所恃。陶涵這本書擺在這個脈絡裏觀察，顯得意義格外深遠。
林添貴
2000年9月18日書於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