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展開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在開始的時候，蔣介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權力在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中角逐，因為孫中山生前認定他的同鄉廣東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馬”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孫中山一邊與當時的背叛和種種欺騙行為進行鬥爭，一邊繼續帶頭表現出高尚的品質和對他人的淳樸的信任。其他人似乎並不急於仿效他，在他58歲及隨後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再次將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實現上。
每個人都知道孫的革命意味著推翻清朝統治，取消不平等條約，保障中國的主權和統一。但這些雄心抱負是模糊不清的。
少數完全堅持自己思想觀念的共產黨人參加了國民黨，這些共產黨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麽，並且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在立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導。然而，什麽是國民黨自己要做的呢？什麽是國民黨自己所確切主張和堅持的呢？
孫博士的三項原則——三民主義——已得到表述，但卻未得到解釋。他目前正試圖通過持續數月的每周一次的係列演說來彌補這個不足。
孫中山曾被批評為一個空洞貧乏的理想主義者，但這種批評並不完全公正。
由於中國語言的特點，使三項原則本身的確切含義顯得含混不清。
第一項原則——通常被解釋為民族主義，在中文裏其字麵含義是種族，而更廣泛的含義則是強調國家的團結統一；第二項原則通常被稱為民主主義，它有著兩個類似於第一項原則的中國漢字：民權，意思是人民的權利；至於第三項原則“民生”，它有時被描述成社會福利或社會主義，並且孫博士本人就曾論述說它並不比共產主義遜色，但民生的字麵含義無疑更接近其原來的精神。
孫博士試圖吸收包括像盧梭、傑佛遜、馬克思等人在內的外來的政治思想，使之適應中國的曆史經驗和實際條件。盡管孫中山所做的關於三項原則的14次演說隻是偶爾才顯示出樸實真切，而且無法與體現政治哲學家才智的最偉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為凝聚中國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孫博士對中國和西方製度進行的最有獨創性的結合是政權結構的新形式，即五權分立的政府，其五個分支機構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和監察。雖然，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經選舉而產生的委員會（中文稱“院”），但人民主要是通過運用以下四項“權力”來實現其主權的：投票權、罷免權、創製權和複決權。一個嚴重的不足是孫博士沒有製定任何細節來詳細闡明人們怎樣使用上述四種權力。
在當時混亂和野蠻行徑充斥的情況下，孫博士的政治主張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對孫博士來說主要的問題並不是如何規劃他那遙遙無望的三民主義烏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製和領導他所發起的這場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頒布的“民族複興大綱”中簡單敘述了其革命的方法，這個大綱製定了運用武力排除障礙、以和平方式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以及避免階級鬥爭和社會動蕩的原則。 <figure>
1924年蔣介石（站立者）與孫中山合影 </figure>
蔣則把這一大綱稱為“國民革命基本憲章”，並在孫中山去世後援引該憲章作為其屠殺共產主義者的根據。
盡管勉強存在同軍閥及其雇傭軍進行合作的機會，但孫仍主要寄希望於黃埔軍校。蔣介石曾拒絕在軍校工作以表現他似乎對此漠不關心，然而一旦他開始從事這項工作，他便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很明顯，黃埔軍校校長這一職務是他獲取大權的一個台階。
在當時，蔣的資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點使他還不能進入更高的國民黨政治決策機構，不論人們是征求他的意見還是僅僅采納他的建議，他的主張都不可能被當做命令來執行，但作為被任命來訓練未來的國家軍隊的人，他的影響則在逐步擴大，他至少已開始組建一支軍隊，使之聽命於實際存在的中央權威，而不是滿足某個軍閥的強權和貪婪。
很難說那時候蔣就考慮在短期內攫取個人最高權力，因為孫中山仍然健在，而且隻有58歲，相對而言還是年輕的。
在1924年6月16日舉行的軍校開學典禮上，孫博士以簡單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詞句清楚地闡明了他的目標：
我們共和國的基礎幾乎沒有存在過。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黨的鬥爭而非依靠革命軍隊而開展和堅持的，由於缺乏一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革命一直由軍閥和官僚操縱。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的革命是決不會取得成功的。從現在起，我們的革命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所軍校是革命軍隊的基礎，而革命軍隊是以諸位同學為核心的。
蔣每日淩晨5時起床，清理臥室後便開始巡察，嚴厲地叫醒仍在蒙頭大睡的人。首期500名軍校學員是從3000名申請者中通過公開考試入選的，他們在軍校正式開學五六個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錄取了。
軍校資金缺乏，教員素質參差不齊，蔣的俄國朋友加倫將軍領導著這支蘇維埃式的學員隊伍，並采納了鮑羅廷的意見，即以托洛茨基的紅軍為模式訓練軍隊，使之能在正式操練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現代戰爭的技能——所有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學員們肯定都被相互對立的學說弄糊塗了。共產黨人在給學員講課時帶來的是熱情和蘇維埃式的作風，國民黨則有很多人忙於宣傳孫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國民黨這一邊，已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不統一的跡象。
軍校的政治委員廖仲愷代表了左派，他們熱心於同俄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全麵的合作。國民黨宣傳部長汪精衛是中間派人物，他最先組建國民黨，支持與俄國人聯係，是因為孫博士倡導這樣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漢民則公開反對這樣做。
蔣介石的立場是模棱兩可的，而且使其同事們頗感困惑。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滿腔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他從俄國回來後改變想法這一事實幾乎無人知曉。
孫中山忽視了蔣的具有相反意見的赴俄考察報告，廖仲愷也未重視他的來信。這時，他還未決定公開反對共產黨人，他仍然親近地同俄國人共事，特別是加倫將軍。因而他通常被看做是左派陣線中的一員。
軍校的資金很缺乏，因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窮。
當時，雲南和廣西的兩支軍閥部隊占領著廣東，他們被認為是“友好的”，因為他們曾幫助孫打敗了陳炯明。事實上，這兩支軍隊的司令楊和劉對革命並無特別興趣，隻想中飽私囊。與其他地方的大軍閥和土匪一樣，他們也非法強征稅款，而且從富裕的地方商人那裏敲詐勒索。孫的稅收法和實施權力是有限的。楊和劉對黃埔軍校持敵視態度，因為這所學校正在訓練一批似乎要給這些軍閥製造麻煩的軍官，所以他們繼續為自己大肆進行掠奪。
孫仍不能得到海關稅的收入。北京政權擁有獲得在付完庚子賠款後的海關剩餘收入的權利，而這是被與此利益相關的各國列強們所承認的。1923年春天，孫博士曾要求允許他的政府獲得廣東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拒絕了孫的請求。
同年11月，孫公開宣稱他將通過武力奪取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們在英國的煽動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強大的國際聯合海軍艦隊開赴廣東，孫博士義憤填膺，他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宣布如果列強們不幫助他，他將轉而求助於蘇俄。
當英國工黨政府於1924年1月上台執政時，孫的希望上升了，並以國民黨的名義發賀電給拉姆齊、麥克唐納，但麥克唐納沒有承認國民黨。當時國民黨正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不久，列寧去世的消息傳到廣東，國民黨發出了一份電報。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熱情謝電，不過，從心理角度上講，這種氣氛並不可能更有利於與莫斯科合作。
廣州的商人以特別的厭惡眼光來看待孫的“中央政府”，這不僅是由於孫的權力機構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於孫的政府正在和國內外日益壯大的共產主義者進行聯合。商人們於1924年5月威脅說，如果向我們征稅，我們就罷市。
幾星期後，使人不安的報告送到了孫那裏，商人們正在武裝一支9000人的私人軍隊以反抗孫的政府，一艘載有9000支來福槍的挪威船隻不久將駛進廣州港。這一新的挑戰打斷了孫的演講計劃，怎麽辦？他所信任的大部分軍官正忙於他事，這使得孫轉而起用蔣介石。
接下來發生的這場危機頗有喜劇色彩。蔣毫不妥協地派他的全副武裝的軍校學生登上挪威船隻，將來福槍轉運到軍校。商人們繼而進行罷市，蔣則通過宣布實行戒嚴法來進行反擊。
此時，北京發生的混亂事件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孫的注意力，他準備開始發動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孫缺乏資金，而商人們卻有很多錢。
這時，背信棄義的楊（“友好的”雲南軍隊的首領）誇下海口：如果將來福槍還給商人們，他將負責從他們那兒征收100萬元（中國銀圓）的罰金。
這不是那種蔣介石感興趣的建議，蔣堅決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不要相信這些商人。
這時英國駐廣東總領事也插手了這件事，看來，如果激怒商人，英國皇家海軍有可能炮擊中國軍隊。
孫懷著不安的心情於9月9日寫信給蔣：“廣東現在是死亡之地，英國可以用艦隊炮火將我們的司令部化為灰燼，‘永豐’號軍艦和黃埔軍校在炮火下也同樣不能幸免。”
在東江，陳炯明發動了新的進攻，雲南和廣西的軍隊也是不順從的和貪婪的。
孫中山在給蔣的信中繼續寫道：“我們必須拋棄一切去尋求一種新的生存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北進行懲罰性的討伐。我們必須沿著我們漫長而崎嶇的道路去戰鬥。用戰場作為我們的訓練學校，這將產生驚人的收獲。我黨同誌決不應猶豫不前。”
戰鬥——甚至用北伐的形式——這並非蔣的愛好。當孫將其指揮部和部分忠於他的軍隊調集到惠州並委托胡漢民為名義上的軍事指揮官時，蔣靜靜地待在黃埔進行對抗。
孫要求蔣前往惠州增援，蔣則通過電報不停地質問孫為什麽。10月9日，孫回電給蔣，命蔣離開黃埔前來惠州參加行動。“立即行動，”孫敦促蔣，“我決不再返回去依靠廣州。請速決定，不要再猶豫了。”
然而，蔣仍堅持自己的立場。蔣回答說：“我已決心保衛這座孤島，直至犧牲。現在我正等你率領軍隊早日返回解救我們。”他提出將武器交給許崇智，以便妥善保管。
與此同時，商人們一直在討價還價，並獲得了一些成功。在楊的勸說下，孫同意把罰金減少一半，後來又降至20萬元。在準確地估計了形勢之後，他們說服胡漢民接受20萬元，但不是罰金而是借款。接著，孫同意並命令蔣把武器交給商人，蔣痛苦和憂慮地執行了孫的命令。
孫的電報，蔣的回電，孫的命令，蔣的執行，這些事都集中發生在10月9日這一天。第二天是雙十節——辛亥革命日，商人武裝將他們嶄新的來福槍槍口對準了忠於政府的部隊並開槍打死了數人。最後，孫斷定蔣是正確的。
10月13日，孫任命蔣為粵軍司令部訓練部部長。惠州的增援來了，蔣率領部隊投入了戰鬥，經過兩天的巷戰，商團的武裝暴動被平息了。10 月17日，罷市被迫停止，秩序得到了恢複。
北伐的情況如何呢？可以說甚至連那些最熱心的倡導者們也灰心喪氣了。常言道：“天無二日。”然而，在1924年的中國卻有兩個政權，每個政權都強調自己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但獲得國際承認的卻不是廣州政權。事實上，這兩個政權都不能對無法無天的軍閥們強加任何超出禮儀形式的權威，這些督軍或軍事長官不斷掠奪這個國家的財富並依靠武力而生存。
當時，中國北方的形勢同南方一樣混亂。三個主要人物支配著北方的權力鬥爭，他們是吳佩孚、張作霖和馮玉祥。
吳控製了北京及其周圍的省份。張是東北軍閥，他的頭銜是“東北各省總司令”。馮那時是吳的部屬，已成為西北軍閥。他們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吳是有學問的將軍，是一名十足的軍官，他那長長的臉上刻著一條傷痕，並長著一小撮胡子。張那冷酷的胖臉上突出地留著一撮胡子，日俄戰爭時他是一個土匪並受雇於日本人，後來作為一名中國正規軍的軍官升為東北某省的軍事統帥。
形象最生動的是馮。他心寬體胖，臉龐寬大，身材魁偉，以“基督將軍”而聞名於世，後來許多人送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倒戈將軍”。他曾讓自己的部隊用水洗身進行洗禮，以顯示他的基督徒身份。作為北京周圍各省有影響的頭頭，吳曾於1923年10月5日通過國會投票選舉來安排共和國總統這一寶座。當時，513個國會議員中僅有33人投孫中山的票，480名投票讚成吳的議員每人都收到了5000元大洋的賄賂。
吳試圖壓服孫博士，馮聽從吳的指揮。而東北的張則主要擔憂橫貫他的地盤的中東鐵路，俄國人正在全力打國民黨這張牌，但俄國人也不和北京方麵鬧翻。1924年5月31日，雙方達成協議，中東鐵路由雙方共同管理。當張表示反對時，俄國人告訴他，在必要的情況下，他們將使用武力。這樣，張於9月20日與他們簽署了一項單獨協定。
兩天之前，永遠樂觀的孫中山博士在廣州宣布北伐開始，但他的這次北伐努力為廣州的商團叛亂所挫敗。北方這時仍在混戰，吳佩孚與馮玉祥組成了對付張作霖的聯盟。
10月中旬，馮玉祥突然背叛了吳佩孚，他命令自己的部隊掉轉頭來向北京進軍。10月25日，馮玉祥的部隊占領了北京，吳佩孚被趕出北京。在馮玉祥的幫助下，張作霖又弄到了幾個頭銜。此外，馮玉祥還將自己的一個傀儡扶上了總統的寶座。
為什麽馮玉祥會背叛吳佩孚呢？詹姆斯·e.謝裏登為我們提供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他以曆史學家的手法再現了馮玉祥的一生，認為馮玉祥既不滿意自己所得的報酬，也不滿意自己在與吳佩孚的聯盟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謝裏登認為，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因素，日本人也曾用金錢來誘使馮玉祥背叛吳佩孚，因為北京的政局變化符合他們的利益。
由於北方發生了這些變化，孫中山認為現在又有機會來實現他建立一個民族主義的民主共和國的理想了。這時，剛剛背叛了吳佩孚的馮玉祥向孫中山發出了去北京的邀請。孫博士是否應該接受邀請呢？在孫中山接到邀請時，他所麵臨的形勢並不樂觀，他的觀點早已廣為人知，而北方軍閥根本就不接受這些觀點。
這些軍閥最不能接受的一條就是：他們應該下台，接受製憲政府的領導。此外，北方的親日勢力十分強大。因此，等待孫中山的既有爭吵，又有危險。
於是，孫博士將他的追隨者召集到廣州開會，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這些人都想說服孫中山不要北上，但他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決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孫中山起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孫中山乘坐的船隻經過黃埔，當晚他在黃埔軍校過夜。他對蔣介石說：“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著回來還很難說，不管怎麽說，我是去那裏進行鬥爭。看了黃埔軍校表現出來的精神麵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務。這樣，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孫中山起程北上之前，鮑羅廷曾邀請他去莫斯科訪問。孫中山就這件事征求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對此事的評價不高，他認為與俄國人的合作是中國爭取自由和獨立所必須邁出的一步，但共產黨總是抓住一些事情大做文章。如果孫中山去訪問莫斯科，那麽俄國人肯定會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謠言。孫中山靜靜地聽著，不加評論。
孫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劇惡化，終於在天津臥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掙紮著離開了病床。他到達北京後又碰到了挫折，親日派根本就沒有像孫中山所希望的那樣拒絕簽署那些不平等條約，他們已經與列強交換了對那些條約的外交承認。
由於傷心失望加上癌細胞已擴散到他身體的要害器官，孫中山於1925 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於經曆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認為中華民國的國父，這個稱號既得到了國民黨的承認，也得到了共產黨的承認。
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展開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在開始的時候，蔣介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一方麵，人們認為他太年輕了，他當時還不到40歲；另一方麵，他是一個軍人——而不是一個搞黨務的人（盡管他是一個黨員）。
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則是真正有實力的競爭者——孫中山對他們三人幾乎都給予了同樣的信任。此外，他們三人還有一個有利條件，他們都是廣東人，這一條是蔣介石所欠缺的。人們都知道孫博士對他的廣東同鄉較為偏心，他與大多數廣東人一樣，認為自己的同鄉比其他省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孫中山的背後議論說他不能擺脫“老鄉觀念”。
汪精衛後來由於在1937～1945年中日戰爭期間與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惡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擔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職務，從此他被冠以“漢奸”、“傀儡”之類的稱呼。
但在20世紀20年代，汪精衛被公認為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試圖刺殺清王朝的攝政王並因此而受到監禁。革命發生後他才重獲自由，從此他身上就籠罩著某種神聖的光環。在三個競爭者中，他是唯一一個陪孫博士北上的人。在孫中山彌留之際，由汪精衛負責起草了他的政治遺囑，該遺囑經孫中山修改後於1925年2月20日被抄錄下來。由於汪精衛後來背叛祖國，有些國民黨人又試圖對這份遺囑提出疑問，但這份遺囑隻不過表達了孫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隨者要繼續自己未竟的事業這一願望，它並沒提誰是孫中山的繼承人，懷疑汪精衛偽造了這份文件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
在中國，年紀大的人比年輕人更受尊敬。汪精衛的一個不利之處在於他是三個競爭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他在公共場合總是強烈支持與俄國人進行合作。因此，人們認為他是個左派，但他從未明確表示過他有什麽特別的原則。
廖仲愷則是一個更富有獻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國民黨人懷疑他是一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盡管他們並沒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證據），他曾受孫中山的派遣，到日本與蘇聯代表越飛就國民黨與蘇聯合作一事進行過長達一個月的會談。
第三個競爭者胡漢民是一個保守派。他對俄國人抱有很深的疑慮。胡漢民有著光榮的革命經曆，因為他過去一直都在協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編輯出版一份報紙並因此而聞名全國。胡漢民是一個學者，曾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汪精衛也偶爾幹過這工作。比起另外兩個競爭者來，胡漢民還有一大優勢，那就是孫中山在起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為代理大元帥。
當時的競爭局麵就是這樣的，但蔣介石這匹黑馬卻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國當時還發生了兩起流血事件，從而進一步激起了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當外國人得罪了中國人時，國民黨總是能從中獲益。這一次俄國人也成了受益者，因為這一次他們沒有與帝國主義列強同流合汙。
英國人把這兩次發生的事稱為“事件”，而中國人則稱之為“慘案”，這牽涉到誰是受害者的問題。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說是中國曆史學家所稱的“五卅慘案”），英國軍官指揮各國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很多人。鮑羅廷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說：“我們沒有製造五卅慘案，這是別人送上門來的禮物。”
第二件是“沙基慘案”（或者說“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停泊在廣州英國租界旁邊的法國炮艦向正在就“五卅慘案”舉行示威的群眾開炮，英國人則用機槍進行掃射，造成了很多人的傷亡。而大約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蔣介石剛剛從雲南和廣西軍閥手中奪回了廣州，粉碎了這兩個地方的軍閥企圖利用孫中山的逝世而奪權的計劃。
當時的廣州明顯地籠罩著一種對外國人既恨又怕的氣氛，其中又混雜著一些勝利的喜悅情緒，因為這時國民黨正要進行重新改組，它所控製的地盤也有所擴大。國民黨的大元帥府也改稱為“國民政府”，這樣聽起來就顯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於國民黨的軍隊現在也改稱為“國民革命軍”。1925年7月1日，國民黨選出了一個16人的委員製的國民政府和一個8人的軍事委員會。汪精衛當上了這兩個委員會的主席。在大多數人看來，汪精衛這時明顯地被推上了孫中山的繼承人的位置。
在軍事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後的北伐計劃，該計劃要求把國民革命軍分為七個軍，並建立兵工廠和重工業。根據這個計劃，廣東政府每年4000萬銀圓的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將被用於軍事預算。
盡管汪精衛偏向左派，但他同時也為國民黨右派所接受。正因為他是左右兩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競爭中壓倒了胡漢民和廖仲愷而奪得主席的寶座，盡管他比他們兩人都年輕，胡漢民為左派所憎惡，而廖仲愷則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過，這兩人也都當選為國民政府的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蔣介石也當選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清王朝被推翻後，謀殺和背叛在中國成了司空見慣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愷被人暗殺，毫無疑問，暗殺是右派分子策劃的。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殺的策劃者之一，此事令胡漢民十分難堪。
鮑羅廷認為胡漢民與此事也有牽連，由於胡毅生已經逃跑，因此鮑羅廷要求懲罰胡漢民，但蔣介石和汪精衛都不相信這一指控。蔣介石還將胡漢民藏在自己的家裏。不久，胡漢民被有意派到蘇聯去執行一項特別使命，這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對他的一種奇怪的懲罰。由於此事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右派在黨內的地位，一批右派離開廣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爐灶。
此事使得汪精衛在黨內的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蔣介石則緊隨其後。但情況並不這麽簡單。軍事部長許崇智當時是蔣介石的上級，盡管他不是一個積極的競爭者，但他的存在對蔣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為一個障礙。在廖仲愷被暗殺後，國民黨成立了一個處理軍政事務的特別委員會，許、汪、蔣三人是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三巨頭”。
接下來的是進一步的鉤心鬥角。人們後來發現，許崇智與被擊敗的客家人陳炯明將軍保持著秘密接觸，而且他手下的軍官也與廖仲愷一案有牽連。
9月20日，蔣介石率領他手下的黃埔軍校學員突然解除了許崇智部隊的武裝，而這些部隊後來被並入蔣介石的第一軍。
第二天，許崇智被解除了軍事部長的職務，並被剝奪了對粵軍的指揮權。他還被從廣州驅逐到上海。現在，競爭國民黨最高領導人的對手隻剩下蔣、汪兩人了。
被擊敗但尚未完蛋的陳炯明對國民黨來說，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從1925年年初就一直在製造麻煩，現在他又重新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民黨覺得有必要一勞永逸地拔掉陳炯明這根刺。
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國民革命軍的五個軍於1925年10月6日開始東征。一個月之後，蔣介石向廣州發去了報捷的電報：“今天，我們長驅600裏已抵達惠州。普通老百姓從四麵八方成群結隊地擁來爭睹我軍的風采，並給我軍送吃送喝。”惠州是陳炯明叛軍的總部，該城被攻下後，陳炯明逃到香港避難，從此以後他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
在蔣介石寫給當時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的周恩來的一封信中，蔣抱怨各師團中黨的工作沒有做到家；他還抱怨軍官們的粗野行為（最不像話的一個例子是一個班長將臭襪子塞入一個士兵的嘴裏）。他寫道：“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革命，如果我們不開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麽所有那些關於改革和社會進步的標語就隻不過是一些空話。”遺憾的是，那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總理的回信沒有保留下來。
在戰場上取勝的蔣介石現在又麵對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戰。那些心懷不滿的國民黨右派，為了取得戲劇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樞前開了個會議。他們一共隻有十個人，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發表一個口氣很大的決議。這個決議要求將所有的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驅逐鮑羅廷等俄國顧問，全麵改組國民黨，將國民黨總部由廣州遷到上海等。當時正在惠州的蔣介石聽到西山會議召開的消息後，憤怒地譴責了西山會議的參加者，這使他仍然維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形象。
這時，另一個叫“孫文學會”的右派組織也開始在廣州積極進行反共活動。
盡管有這些分裂活動存在，蔣介石此時仍覺得可以積極籌劃北伐，至少在軍事上是如此。 <figure>
任黃埔軍校校長時的蔣介石 </figure>
權力在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中角逐，因為孫中山生前認定他的同鄉廣東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馬”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孫中山一邊與當時的背叛和種種欺騙行為進行鬥爭，一邊繼續帶頭表現出高尚的品質和對他人的淳樸的信任。其他人似乎並不急於仿效他，在他58歲及隨後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再次將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實現上。
每個人都知道孫的革命意味著推翻清朝統治，取消不平等條約，保障中國的主權和統一。但這些雄心抱負是模糊不清的。
少數完全堅持自己思想觀念的共產黨人參加了國民黨，這些共產黨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麽，並且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在立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導。然而，什麽是國民黨自己要做的呢？什麽是國民黨自己所確切主張和堅持的呢？
孫博士的三項原則——三民主義——已得到表述，但卻未得到解釋。他目前正試圖通過持續數月的每周一次的係列演說來彌補這個不足。
孫中山曾被批評為一個空洞貧乏的理想主義者，但這種批評並不完全公正。
由於中國語言的特點，使三項原則本身的確切含義顯得含混不清。
第一項原則——通常被解釋為民族主義，在中文裏其字麵含義是種族，而更廣泛的含義則是強調國家的團結統一；第二項原則通常被稱為民主主義，它有著兩個類似於第一項原則的中國漢字：民權，意思是人民的權利；至於第三項原則“民生”，它有時被描述成社會福利或社會主義，並且孫博士本人就曾論述說它並不比共產主義遜色，但民生的字麵含義無疑更接近其原來的精神。
孫博士試圖吸收包括像盧梭、傑佛遜、馬克思等人在內的外來的政治思想，使之適應中國的曆史經驗和實際條件。盡管孫中山所做的關於三項原則的14次演說隻是偶爾才顯示出樸實真切，而且無法與體現政治哲學家才智的最偉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為凝聚中國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孫博士對中國和西方製度進行的最有獨創性的結合是政權結構的新形式，即五權分立的政府，其五個分支機構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和監察。雖然，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經選舉而產生的委員會（中文稱“院”），但人民主要是通過運用以下四項“權力”來實現其主權的：投票權、罷免權、創製權和複決權。一個嚴重的不足是孫博士沒有製定任何細節來詳細闡明人們怎樣使用上述四種權力。
在當時混亂和野蠻行徑充斥的情況下，孫博士的政治主張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對孫博士來說主要的問題並不是如何規劃他那遙遙無望的三民主義烏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製和領導他所發起的這場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頒布的“民族複興大綱”中簡單敘述了其革命的方法，這個大綱製定了運用武力排除障礙、以和平方式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以及避免階級鬥爭和社會動蕩的原則。 <figure>
1924年蔣介石（站立者）與孫中山合影 </figure>
蔣則把這一大綱稱為“國民革命基本憲章”，並在孫中山去世後援引該憲章作為其屠殺共產主義者的根據。
盡管勉強存在同軍閥及其雇傭軍進行合作的機會，但孫仍主要寄希望於黃埔軍校。蔣介石曾拒絕在軍校工作以表現他似乎對此漠不關心，然而一旦他開始從事這項工作，他便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很明顯，黃埔軍校校長這一職務是他獲取大權的一個台階。
在當時，蔣的資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點使他還不能進入更高的國民黨政治決策機構，不論人們是征求他的意見還是僅僅采納他的建議，他的主張都不可能被當做命令來執行，但作為被任命來訓練未來的國家軍隊的人，他的影響則在逐步擴大，他至少已開始組建一支軍隊，使之聽命於實際存在的中央權威，而不是滿足某個軍閥的強權和貪婪。
很難說那時候蔣就考慮在短期內攫取個人最高權力，因為孫中山仍然健在，而且隻有58歲，相對而言還是年輕的。
在1924年6月16日舉行的軍校開學典禮上，孫博士以簡單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詞句清楚地闡明了他的目標：
我們共和國的基礎幾乎沒有存在過。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黨的鬥爭而非依靠革命軍隊而開展和堅持的，由於缺乏一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革命一直由軍閥和官僚操縱。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的革命是決不會取得成功的。從現在起，我們的革命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所軍校是革命軍隊的基礎，而革命軍隊是以諸位同學為核心的。
蔣每日淩晨5時起床，清理臥室後便開始巡察，嚴厲地叫醒仍在蒙頭大睡的人。首期500名軍校學員是從3000名申請者中通過公開考試入選的，他們在軍校正式開學五六個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錄取了。
軍校資金缺乏，教員素質參差不齊，蔣的俄國朋友加倫將軍領導著這支蘇維埃式的學員隊伍，並采納了鮑羅廷的意見，即以托洛茨基的紅軍為模式訓練軍隊，使之能在正式操練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現代戰爭的技能——所有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學員們肯定都被相互對立的學說弄糊塗了。共產黨人在給學員講課時帶來的是熱情和蘇維埃式的作風，國民黨則有很多人忙於宣傳孫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國民黨這一邊，已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不統一的跡象。
軍校的政治委員廖仲愷代表了左派，他們熱心於同俄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全麵的合作。國民黨宣傳部長汪精衛是中間派人物，他最先組建國民黨，支持與俄國人聯係，是因為孫博士倡導這樣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漢民則公開反對這樣做。
蔣介石的立場是模棱兩可的，而且使其同事們頗感困惑。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滿腔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他從俄國回來後改變想法這一事實幾乎無人知曉。
孫中山忽視了蔣的具有相反意見的赴俄考察報告，廖仲愷也未重視他的來信。這時，他還未決定公開反對共產黨人，他仍然親近地同俄國人共事，特別是加倫將軍。因而他通常被看做是左派陣線中的一員。
軍校的資金很缺乏，因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窮。
當時，雲南和廣西的兩支軍閥部隊占領著廣東，他們被認為是“友好的”，因為他們曾幫助孫打敗了陳炯明。事實上，這兩支軍隊的司令楊和劉對革命並無特別興趣，隻想中飽私囊。與其他地方的大軍閥和土匪一樣，他們也非法強征稅款，而且從富裕的地方商人那裏敲詐勒索。孫的稅收法和實施權力是有限的。楊和劉對黃埔軍校持敵視態度，因為這所學校正在訓練一批似乎要給這些軍閥製造麻煩的軍官，所以他們繼續為自己大肆進行掠奪。
孫仍不能得到海關稅的收入。北京政權擁有獲得在付完庚子賠款後的海關剩餘收入的權利，而這是被與此利益相關的各國列強們所承認的。1923年春天，孫博士曾要求允許他的政府獲得廣東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拒絕了孫的請求。
同年11月，孫公開宣稱他將通過武力奪取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們在英國的煽動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強大的國際聯合海軍艦隊開赴廣東，孫博士義憤填膺，他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宣布如果列強們不幫助他，他將轉而求助於蘇俄。
當英國工黨政府於1924年1月上台執政時，孫的希望上升了，並以國民黨的名義發賀電給拉姆齊、麥克唐納，但麥克唐納沒有承認國民黨。當時國民黨正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不久，列寧去世的消息傳到廣東，國民黨發出了一份電報。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熱情謝電，不過，從心理角度上講，這種氣氛並不可能更有利於與莫斯科合作。
廣州的商人以特別的厭惡眼光來看待孫的“中央政府”，這不僅是由於孫的權力機構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於孫的政府正在和國內外日益壯大的共產主義者進行聯合。商人們於1924年5月威脅說，如果向我們征稅，我們就罷市。
幾星期後，使人不安的報告送到了孫那裏，商人們正在武裝一支9000人的私人軍隊以反抗孫的政府，一艘載有9000支來福槍的挪威船隻不久將駛進廣州港。這一新的挑戰打斷了孫的演講計劃，怎麽辦？他所信任的大部分軍官正忙於他事，這使得孫轉而起用蔣介石。
接下來發生的這場危機頗有喜劇色彩。蔣毫不妥協地派他的全副武裝的軍校學生登上挪威船隻，將來福槍轉運到軍校。商人們繼而進行罷市，蔣則通過宣布實行戒嚴法來進行反擊。
此時，北京發生的混亂事件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孫的注意力，他準備開始發動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孫缺乏資金，而商人們卻有很多錢。
這時，背信棄義的楊（“友好的”雲南軍隊的首領）誇下海口：如果將來福槍還給商人們，他將負責從他們那兒征收100萬元（中國銀圓）的罰金。
這不是那種蔣介石感興趣的建議，蔣堅決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不要相信這些商人。
這時英國駐廣東總領事也插手了這件事，看來，如果激怒商人，英國皇家海軍有可能炮擊中國軍隊。
孫懷著不安的心情於9月9日寫信給蔣：“廣東現在是死亡之地，英國可以用艦隊炮火將我們的司令部化為灰燼，‘永豐’號軍艦和黃埔軍校在炮火下也同樣不能幸免。”
在東江，陳炯明發動了新的進攻，雲南和廣西的軍隊也是不順從的和貪婪的。
孫中山在給蔣的信中繼續寫道：“我們必須拋棄一切去尋求一種新的生存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北進行懲罰性的討伐。我們必須沿著我們漫長而崎嶇的道路去戰鬥。用戰場作為我們的訓練學校，這將產生驚人的收獲。我黨同誌決不應猶豫不前。”
戰鬥——甚至用北伐的形式——這並非蔣的愛好。當孫將其指揮部和部分忠於他的軍隊調集到惠州並委托胡漢民為名義上的軍事指揮官時，蔣靜靜地待在黃埔進行對抗。
孫要求蔣前往惠州增援，蔣則通過電報不停地質問孫為什麽。10月9日，孫回電給蔣，命蔣離開黃埔前來惠州參加行動。“立即行動，”孫敦促蔣，“我決不再返回去依靠廣州。請速決定，不要再猶豫了。”
然而，蔣仍堅持自己的立場。蔣回答說：“我已決心保衛這座孤島，直至犧牲。現在我正等你率領軍隊早日返回解救我們。”他提出將武器交給許崇智，以便妥善保管。
與此同時，商人們一直在討價還價，並獲得了一些成功。在楊的勸說下，孫同意把罰金減少一半，後來又降至20萬元。在準確地估計了形勢之後，他們說服胡漢民接受20萬元，但不是罰金而是借款。接著，孫同意並命令蔣把武器交給商人，蔣痛苦和憂慮地執行了孫的命令。
孫的電報，蔣的回電，孫的命令，蔣的執行，這些事都集中發生在10月9日這一天。第二天是雙十節——辛亥革命日，商人武裝將他們嶄新的來福槍槍口對準了忠於政府的部隊並開槍打死了數人。最後，孫斷定蔣是正確的。
10月13日，孫任命蔣為粵軍司令部訓練部部長。惠州的增援來了，蔣率領部隊投入了戰鬥，經過兩天的巷戰，商團的武裝暴動被平息了。10 月17日，罷市被迫停止，秩序得到了恢複。
北伐的情況如何呢？可以說甚至連那些最熱心的倡導者們也灰心喪氣了。常言道：“天無二日。”然而，在1924年的中國卻有兩個政權，每個政權都強調自己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但獲得國際承認的卻不是廣州政權。事實上，這兩個政權都不能對無法無天的軍閥們強加任何超出禮儀形式的權威，這些督軍或軍事長官不斷掠奪這個國家的財富並依靠武力而生存。
當時，中國北方的形勢同南方一樣混亂。三個主要人物支配著北方的權力鬥爭，他們是吳佩孚、張作霖和馮玉祥。
吳控製了北京及其周圍的省份。張是東北軍閥，他的頭銜是“東北各省總司令”。馮那時是吳的部屬，已成為西北軍閥。他們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吳是有學問的將軍，是一名十足的軍官，他那長長的臉上刻著一條傷痕，並長著一小撮胡子。張那冷酷的胖臉上突出地留著一撮胡子，日俄戰爭時他是一個土匪並受雇於日本人，後來作為一名中國正規軍的軍官升為東北某省的軍事統帥。
形象最生動的是馮。他心寬體胖，臉龐寬大，身材魁偉，以“基督將軍”而聞名於世，後來許多人送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倒戈將軍”。他曾讓自己的部隊用水洗身進行洗禮，以顯示他的基督徒身份。作為北京周圍各省有影響的頭頭，吳曾於1923年10月5日通過國會投票選舉來安排共和國總統這一寶座。當時，513個國會議員中僅有33人投孫中山的票，480名投票讚成吳的議員每人都收到了5000元大洋的賄賂。
吳試圖壓服孫博士，馮聽從吳的指揮。而東北的張則主要擔憂橫貫他的地盤的中東鐵路，俄國人正在全力打國民黨這張牌，但俄國人也不和北京方麵鬧翻。1924年5月31日，雙方達成協議，中東鐵路由雙方共同管理。當張表示反對時，俄國人告訴他，在必要的情況下，他們將使用武力。這樣，張於9月20日與他們簽署了一項單獨協定。
兩天之前，永遠樂觀的孫中山博士在廣州宣布北伐開始，但他的這次北伐努力為廣州的商團叛亂所挫敗。北方這時仍在混戰，吳佩孚與馮玉祥組成了對付張作霖的聯盟。
10月中旬，馮玉祥突然背叛了吳佩孚，他命令自己的部隊掉轉頭來向北京進軍。10月25日，馮玉祥的部隊占領了北京，吳佩孚被趕出北京。在馮玉祥的幫助下，張作霖又弄到了幾個頭銜。此外，馮玉祥還將自己的一個傀儡扶上了總統的寶座。
為什麽馮玉祥會背叛吳佩孚呢？詹姆斯·e.謝裏登為我們提供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他以曆史學家的手法再現了馮玉祥的一生，認為馮玉祥既不滿意自己所得的報酬，也不滿意自己在與吳佩孚的聯盟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謝裏登認為，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因素，日本人也曾用金錢來誘使馮玉祥背叛吳佩孚，因為北京的政局變化符合他們的利益。
由於北方發生了這些變化，孫中山認為現在又有機會來實現他建立一個民族主義的民主共和國的理想了。這時，剛剛背叛了吳佩孚的馮玉祥向孫中山發出了去北京的邀請。孫博士是否應該接受邀請呢？在孫中山接到邀請時，他所麵臨的形勢並不樂觀，他的觀點早已廣為人知，而北方軍閥根本就不接受這些觀點。
這些軍閥最不能接受的一條就是：他們應該下台，接受製憲政府的領導。此外，北方的親日勢力十分強大。因此，等待孫中山的既有爭吵，又有危險。
於是，孫博士將他的追隨者召集到廣州開會，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這些人都想說服孫中山不要北上，但他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決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孫中山起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孫中山乘坐的船隻經過黃埔，當晚他在黃埔軍校過夜。他對蔣介石說：“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著回來還很難說，不管怎麽說，我是去那裏進行鬥爭。看了黃埔軍校表現出來的精神麵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務。這樣，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孫中山起程北上之前，鮑羅廷曾邀請他去莫斯科訪問。孫中山就這件事征求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對此事的評價不高，他認為與俄國人的合作是中國爭取自由和獨立所必須邁出的一步，但共產黨總是抓住一些事情大做文章。如果孫中山去訪問莫斯科，那麽俄國人肯定會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謠言。孫中山靜靜地聽著，不加評論。
孫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劇惡化，終於在天津臥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掙紮著離開了病床。他到達北京後又碰到了挫折，親日派根本就沒有像孫中山所希望的那樣拒絕簽署那些不平等條約，他們已經與列強交換了對那些條約的外交承認。
由於傷心失望加上癌細胞已擴散到他身體的要害器官，孫中山於1925 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於經曆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認為中華民國的國父，這個稱號既得到了國民黨的承認，也得到了共產黨的承認。
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展開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在開始的時候，蔣介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一方麵，人們認為他太年輕了，他當時還不到40歲；另一方麵，他是一個軍人——而不是一個搞黨務的人（盡管他是一個黨員）。
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則是真正有實力的競爭者——孫中山對他們三人幾乎都給予了同樣的信任。此外，他們三人還有一個有利條件，他們都是廣東人，這一條是蔣介石所欠缺的。人們都知道孫博士對他的廣東同鄉較為偏心，他與大多數廣東人一樣，認為自己的同鄉比其他省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孫中山的背後議論說他不能擺脫“老鄉觀念”。
汪精衛後來由於在1937～1945年中日戰爭期間與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惡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擔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職務，從此他被冠以“漢奸”、“傀儡”之類的稱呼。
但在20世紀20年代，汪精衛被公認為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試圖刺殺清王朝的攝政王並因此而受到監禁。革命發生後他才重獲自由，從此他身上就籠罩著某種神聖的光環。在三個競爭者中，他是唯一一個陪孫博士北上的人。在孫中山彌留之際，由汪精衛負責起草了他的政治遺囑，該遺囑經孫中山修改後於1925年2月20日被抄錄下來。由於汪精衛後來背叛祖國，有些國民黨人又試圖對這份遺囑提出疑問，但這份遺囑隻不過表達了孫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隨者要繼續自己未竟的事業這一願望，它並沒提誰是孫中山的繼承人，懷疑汪精衛偽造了這份文件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
在中國，年紀大的人比年輕人更受尊敬。汪精衛的一個不利之處在於他是三個競爭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他在公共場合總是強烈支持與俄國人進行合作。因此，人們認為他是個左派，但他從未明確表示過他有什麽特別的原則。
廖仲愷則是一個更富有獻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國民黨人懷疑他是一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盡管他們並沒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證據），他曾受孫中山的派遣，到日本與蘇聯代表越飛就國民黨與蘇聯合作一事進行過長達一個月的會談。
第三個競爭者胡漢民是一個保守派。他對俄國人抱有很深的疑慮。胡漢民有著光榮的革命經曆，因為他過去一直都在協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編輯出版一份報紙並因此而聞名全國。胡漢民是一個學者，曾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汪精衛也偶爾幹過這工作。比起另外兩個競爭者來，胡漢民還有一大優勢，那就是孫中山在起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為代理大元帥。
當時的競爭局麵就是這樣的，但蔣介石這匹黑馬卻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國當時還發生了兩起流血事件，從而進一步激起了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當外國人得罪了中國人時，國民黨總是能從中獲益。這一次俄國人也成了受益者，因為這一次他們沒有與帝國主義列強同流合汙。
英國人把這兩次發生的事稱為“事件”，而中國人則稱之為“慘案”，這牽涉到誰是受害者的問題。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說是中國曆史學家所稱的“五卅慘案”），英國軍官指揮各國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很多人。鮑羅廷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說：“我們沒有製造五卅慘案，這是別人送上門來的禮物。”
第二件是“沙基慘案”（或者說“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停泊在廣州英國租界旁邊的法國炮艦向正在就“五卅慘案”舉行示威的群眾開炮，英國人則用機槍進行掃射，造成了很多人的傷亡。而大約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蔣介石剛剛從雲南和廣西軍閥手中奪回了廣州，粉碎了這兩個地方的軍閥企圖利用孫中山的逝世而奪權的計劃。
當時的廣州明顯地籠罩著一種對外國人既恨又怕的氣氛，其中又混雜著一些勝利的喜悅情緒，因為這時國民黨正要進行重新改組，它所控製的地盤也有所擴大。國民黨的大元帥府也改稱為“國民政府”，這樣聽起來就顯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於國民黨的軍隊現在也改稱為“國民革命軍”。1925年7月1日，國民黨選出了一個16人的委員製的國民政府和一個8人的軍事委員會。汪精衛當上了這兩個委員會的主席。在大多數人看來，汪精衛這時明顯地被推上了孫中山的繼承人的位置。
在軍事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後的北伐計劃，該計劃要求把國民革命軍分為七個軍，並建立兵工廠和重工業。根據這個計劃，廣東政府每年4000萬銀圓的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將被用於軍事預算。
盡管汪精衛偏向左派，但他同時也為國民黨右派所接受。正因為他是左右兩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競爭中壓倒了胡漢民和廖仲愷而奪得主席的寶座，盡管他比他們兩人都年輕，胡漢民為左派所憎惡，而廖仲愷則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過，這兩人也都當選為國民政府的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蔣介石也當選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清王朝被推翻後，謀殺和背叛在中國成了司空見慣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愷被人暗殺，毫無疑問，暗殺是右派分子策劃的。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殺的策劃者之一，此事令胡漢民十分難堪。
鮑羅廷認為胡漢民與此事也有牽連，由於胡毅生已經逃跑，因此鮑羅廷要求懲罰胡漢民，但蔣介石和汪精衛都不相信這一指控。蔣介石還將胡漢民藏在自己的家裏。不久，胡漢民被有意派到蘇聯去執行一項特別使命，這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對他的一種奇怪的懲罰。由於此事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右派在黨內的地位，一批右派離開廣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爐灶。
此事使得汪精衛在黨內的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蔣介石則緊隨其後。但情況並不這麽簡單。軍事部長許崇智當時是蔣介石的上級，盡管他不是一個積極的競爭者，但他的存在對蔣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為一個障礙。在廖仲愷被暗殺後，國民黨成立了一個處理軍政事務的特別委員會，許、汪、蔣三人是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三巨頭”。
接下來的是進一步的鉤心鬥角。人們後來發現，許崇智與被擊敗的客家人陳炯明將軍保持著秘密接觸，而且他手下的軍官也與廖仲愷一案有牽連。
9月20日，蔣介石率領他手下的黃埔軍校學員突然解除了許崇智部隊的武裝，而這些部隊後來被並入蔣介石的第一軍。
第二天，許崇智被解除了軍事部長的職務，並被剝奪了對粵軍的指揮權。他還被從廣州驅逐到上海。現在，競爭國民黨最高領導人的對手隻剩下蔣、汪兩人了。
被擊敗但尚未完蛋的陳炯明對國民黨來說，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從1925年年初就一直在製造麻煩，現在他又重新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民黨覺得有必要一勞永逸地拔掉陳炯明這根刺。
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國民革命軍的五個軍於1925年10月6日開始東征。一個月之後，蔣介石向廣州發去了報捷的電報：“今天，我們長驅600裏已抵達惠州。普通老百姓從四麵八方成群結隊地擁來爭睹我軍的風采，並給我軍送吃送喝。”惠州是陳炯明叛軍的總部，該城被攻下後，陳炯明逃到香港避難，從此以後他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
在蔣介石寫給當時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的周恩來的一封信中，蔣抱怨各師團中黨的工作沒有做到家；他還抱怨軍官們的粗野行為（最不像話的一個例子是一個班長將臭襪子塞入一個士兵的嘴裏）。他寫道：“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革命，如果我們不開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麽所有那些關於改革和社會進步的標語就隻不過是一些空話。”遺憾的是，那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總理的回信沒有保留下來。
在戰場上取勝的蔣介石現在又麵對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戰。那些心懷不滿的國民黨右派，為了取得戲劇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樞前開了個會議。他們一共隻有十個人，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發表一個口氣很大的決議。這個決議要求將所有的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驅逐鮑羅廷等俄國顧問，全麵改組國民黨，將國民黨總部由廣州遷到上海等。當時正在惠州的蔣介石聽到西山會議召開的消息後，憤怒地譴責了西山會議的參加者，這使他仍然維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形象。
這時，另一個叫“孫文學會”的右派組織也開始在廣州積極進行反共活動。
盡管有這些分裂活動存在，蔣介石此時仍覺得可以積極籌劃北伐，至少在軍事上是如此。 <figure>
任黃埔軍校校長時的蔣介石 </fig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