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雙十節，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紀念日），蔣介石就任新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18名政府委員會成員中包括數名右派分子，但沒有左派。作為標誌著“統一”的分贓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軍閥，如馮玉祥、閻錫山和張學良。作為政府主席和總司令，此刻的蔣介石擁有壓倒一切的權力。
1928年，蔣介石重新開始北伐，占領了北京，並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至少在報紙上，他使中國置於他的統治之下，除了張作霖之外，其他的大軍閥都投到他的旗幟下，而當蔣進入北部首府時，最後一個軍閥張作霖也死了。
至於共產黨，蔣在那年的最初幾個月中認為他們將再也不會從1927年的失敗中恢複過來。的確，在那年夏天，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發生的衝突中，國民黨軍隊顯而易見地占了上風。
但是不久，局勢便明朗了，1928年旋風般的勝利隻是一個虛幻的夢。
蔣的成功所唯一依靠的是他的部隊的力量和其他一點別的東西。他宣稱要成為孫中山的接班人，但這一理想卻遠未得到普遍的承認。在其他力量中，有蔣最強勁的對手——共產黨。蔣始終想挫敗他們，但從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直到他們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壯大。
1928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就像一個看起來很健康，但實際上是不願承認自己患有癌症的病人。
秋收起義失敗後，毛的力量減少到幾百人。他們行軍至橫跨湘贛兩省的井岡山地帶的險惡山區。早在1927年11月，他們就到達了這一新的山區根據地。第二年2月，他們與朱德率領的部隊會合，這支聯合起來的部隊起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當時人數達到8000至10000人。
毫不誇張地說，在這處於共產黨統治之下最多不超過900平方英裏的小地方，毛澤東為他未來征服中國奠定了政治基礎。正是在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逐漸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最初，它隻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武裝，在接受軍事訓練的同時，也接受政治訓練。它還是一支平等軍隊，俸祿極低，但人人都有。從將軍到士兵，每天同樣都是五分錢。資金“隻能通過剝奪土豪獲得”（毛澤東寫道）。
毛努力使農民和部隊打成一片。在最初的創立階段，他們鼓勵農民參加對地主和富農的鬥爭。
由於這些貧農幾個世紀來的確一直受到壓迫和剝削，所以他們參與這種行為時頗有一些積極性，而且他們把部隊看成是他們的解放者和他們自身的延伸。此外，毛還為部隊在分配到貧農家住宿時的行為製定了嚴格的紀律。
當毛在井岡山的指揮部裏剛安定下來的時候，蔣介石正準備恢複他在國民黨和國統區中的獨裁地位。他的同僚們實際上已把他視為“永久的”統治者，雖然他們並無此意，使他們意識到他是必不可少的。資格是很重要的。
在12月中旬下令關閉蘇聯辦事處之後，蔣重回上海，其部分原因毫無疑問是為和新娘待在一起，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要迫使他的同僚們請他複出。
1928年1月2日，蔣收到了一份電報，敦促他立刻前往政府所在地南京，恢複他北伐軍的領導職務。4日，在又收到幾份電報之後，蔣才登上火車重返首府。途中，兩起互不相關的使火車脫軌的企圖均受挫。
9日，他正式恢複了北伐軍總司令的職務，他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誓效忠，開始著手於北伐的完成。
現在，他的同僚們認識到同意蔣辭職所付出的代價。他們需要他的軍事能力，但卻不想給予他政治權力。因此，他被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但隻是黨的主席團中的一名普通成員。這次國民黨的黨內選舉是2月份在南京舉行的，到會者均同意不再開展軍事上的強攻。
他的同僚們可能曾經希望限製他的權力。但蔣不可避免地支配著會議。
臨近1月底時，他企圖通過公布新的宣言來獲得知識界輿論的支持，蔣說，中國應停止與各國政府之間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談判。他警告說，如果必要的話，中國將宣布它與這些國家的條約無效。對蘇聯的新政策應得到確定並進行認真的解釋。在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態度確實發生變化之前，這項政策仍將有效。在這篇宣言中有一個奇怪的建議——就是中國應幫助殖民地和從屬國“受壓迫的人民”進行自我解放。
在談到蔣在國內事務中所處的地位時，我們需要介紹一些背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第二條是民主主義，而它從開始就清楚地表明，民主絕非是人民在不遠的將來便可享受到的。早在1924年，受鮑羅廷影響極大的國民黨“一大”便提倡國民黨一黨專政。
孫博士自己解釋道，革命需要經曆三個階段：軍政、訓政和立憲。在訓政階段，黨將壟斷政治權力，但是這一階段應被用來為地方政府培訓人才。根據培訓的時間長短及培訓是否成功，他們可從訓政政府過渡到立憲政府，並及時走向民主政治的形式。
無論如何，這隻是一種理論，而現在——1928年1月——蔣介石正提倡給這三個連續的階段下一個清晰而直接的定義。這樣，人們便可知道他們立身於何處了。
在中國的所有地區，官員們必須接受自治培訓，同時還要舉行專業考試，以便發現合適的專家，從事合適的工作。
幾天以後，國民黨中央召開全體會議時，采納了蔣的全部建議。然而，他關於對“訓政”階段規定期限的要求則形同虛設。在1928年2月，整個問題看起來很不真實而且令人困惑。確切地講，“訓政”階段甚至沒有開始，因為“軍政”階段還沒有過去，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繼續北伐，直至取得最後勝利。
蔣介石被問及北伐需要多長時間，他說他認為8月份之前能完成這一工作。
會議於2月7日結束。幾天以後，蔣便與馮玉祥取得了聯係。兩個人共同草擬了重新北伐的詳細計劃，並完成了最高軍事人選安排。
由於馮較晚與國民黨結盟，眼下他還無意對蔣的最高權力表示疑問。雙方同意蔣除了總體指揮外，還將親自率領一路軍的10萬人；馮玉祥率領二路軍；三路軍由閻錫山率領；李宗仁率領四路軍，作為留守部隊。
即使在這一動蕩與期待的時刻，上海還是吸引著蔣介石。3月初，他攜同蔣夫人又來到了上海。
霍林頓·唐曾記述道：“他對位於黃埔江畔的這個世界性的大城市並不非常喜愛，隻有當職責需要時，他才待在那裏。”如果不是“非常喜愛”的話，那也一定是有與之具有同等潛在價值的東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錢、影響、罪惡的魅力？——因為他從來不會離開上海很長時間。無論如何，他這次絕非是為了讚揚它而來到上海，而隻是為了檢閱他在龍華警備區的部隊，並提醒他們對於涉及租界內外國部隊的麻煩事情要袖手旁觀，因為近來那兒已發生了幾起類似的事件。
蔣說：“上海是一個所有國家的人匯集的地方，如果我們這兒的人不守秩序的話，那麽，我們的任務將變得倍加艱難。上海的環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駐紮在此地三個月或者最多半年的軍隊都要變得士氣低落，軟弱無力。因此，我們這些軍官必須下決心控製好部隊，使士兵免受各種誘惑，約束他們的惡習，並為我們的士兵樹立榜樣。”
幾天後，當蔣回到南京時，他決心采取無情的行動，槍決了50名士兵，因為他們被指控參與了頭一年反對外國的暴亂。此外還有很多人遭到軍事逮捕。
這便是他向外國勢力保證不再幹擾他們的方式。他希望與他們的接觸範圍縮小而不是疏遠。隨後，他又正式向他們保證，在北伐期間將不會再有任何反對外國人的暴行。接著，他呼籲外國停止向軍閥提供武器和資金，因為那樣會延長內戰。
3月底，蔣把他的指揮部移到了徐州，這是北伐第二階段國民軍前進所至的最北處。他把他的部隊在揚子江的北岸按東西線部署。大約有70萬人聽從他的指揮，這是第一次北伐軍隊的近7倍。而他麵對的是張作霖的40萬人馬——由他的兒子張學良（“少帥”）指揮，另外6萬人由別的將領指揮。
4月7日，蔣宣布發起總攻，他的戰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嚴格按照計劃進行的。主力部隊是他自己的一路軍，沿著津浦線向北挺進。與此同時，馮玉祥的二路軍和閻錫山的三路軍分別從南部和西部進攻河北，把東北軍閥的部隊從主戰場牽製過來。進攻開始後的第21天，國民軍開進了山東省會濟南。
然而在濟南，他們受到了一個新的意想不到的敵人——日本人的阻攔。日軍的一係列暴行是由所謂的“濟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為蔣感到一絲驕傲，因為蔣受的是他們的那套嚴格的軍事訓練；但現在他們卻把蔣看成是對他們掠奪北方計劃的一個威脅，應該以某種方式控製住蔣，否則他要把日本的保護對象——張作霖趕出北京。
日本人製造“濟南事件”是因為在那裏有重要的商業利益。根據1919年的一個協議，日本已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特權。中國還沒有承認這一現狀，日本卻決定行使這一權利，並把它作為阻撓國民黨北伐的理由。所以，他們向這個城市派駐了大量部隊。
蔣介石急於避免衝突。他的部隊沒有必要經過濟南，因為北部的軍隊已經潰退，於是他命令軍官們不要進駐濟南。但是，其中有名軍官可能誤解了這個命令，也可能對之表示蔑視，結果他們開進了濟南。不久，國民黨軍和日本便處於緊張對峙狀態。
第一起暴行發生了。日本人包圍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當地的辦事處，割掉了負責人及16名人員的鼻子和耳朵，隨後又殺害了他們。
當蔣派遣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前去和日本將領談判時，也遭到逮捕。在脅迫下，他簽署了一項聲明，譴責中國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與此同時，濟南城遭到了機關槍的掃射和炮轟。總司令麵臨著兩種選擇，他要麽抵抗日本人，但這必須冒著劇烈對抗和戰敗的危險；要麽屈服於日本人，繼續向北進攻。他選擇了後者，靜悄悄地從濟南撤出了他的部隊，把他的主力部隊轉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區。當戰火停息的時候，這一退卻給他招來許多批評。
濟南事件使北伐停止了一個星期。到5月底，蔣已鏟除了阻礙其進程的三個軍閥中的兩個——吳佩孚和孫傳芳。第三個軍閥張作霖也準備讓出北京，而且後來還丟了命。
6月3日，張發布了一則通電，宣布他的部隊將撤出關內。他和他的隨從收拾好行裝，登上火車，前往奉天。他們並不知道，日本人雖然曾經資助過他，但那隻是因為他對他們有用，現在他們已決定放棄他，使他亡命。當火車接近奉天時，安放在張乘坐的那節車廂中的日本強力炸彈爆炸了，張作霖受了致命的重傷。
蔣並未迅速得知這一對他有重要意義的消息，因為少帥張學良對該事件加以保密，直到他已作出最佳選擇為止。很顯然，他決定加入國民黨一方。
6月初，蔣介石和他的部隊勝利進駐北方首府。張學良已宣布所有部隊均撤回東北，隨後，他派遣他的密使去北京與蔣談判，但沒有結果。進而，蔣又派密使到奉天。其中有一名記者叫蕭冬竹，他之所以能成為一名使者是因為他會打高爾夫球，愛跳舞，還能喝酒，而這些又都是張學良最喜愛的消遣。幾星期內，他們兩人常常見麵，盡管隻是在舞廳或高爾夫球場。後來，蕭向蔣匯報說，少帥很明白，隻要他的部隊能留在東北，他便準備加入到國民軍方麵來。
張學良高興地接受了蔣關於讓他擔任國民革命軍副總指揮的任命，這是一項許多其他軍閥企圖得到而未得到的榮譽。這一典型的中國式的解決辦法使得蔣能有效地控製住東北軍閥。
或許，在這件事上，蔣也沒有其他辦法，因為他不願意再抽出力量應付東北的戰役。但是，他允許少帥繼續占據東北卻是有原因的：張學良處於這個職位可與山西軍閥閻錫山抗衡，因為蔣不信任閻。
這一妙計是蔣從楊永泰那裏得到的。楊是蔣最機敏的私人助手，當時是總司令的講演稿撰寫人，蔣很信任他（楊後來在鎮壓共產黨時被暗殺）。
在占領北京的那段令蔣興奮的日子裏，南方2000英裏外預示著不祥衝突的消息似乎被忽視了。
1928年6月和7月，國民黨軍不斷進攻令他們頭疼的共產黨的堡壘——井岡山地區。第一次進攻中，國民黨軍開小差和被俘的達1000人；第二次，他們攻克並占領了共產黨的一些城鎮，但20天後又撤了出來。而這一次，國民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北方，所以，在冬天來臨之前，毛的根據地一直處於和平狀態。
7月22日，國民軍的一支部隊舉行起義，一個整團投靠了共產黨，團長是彭德懷——後來成了舉世聞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曾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他所率領的部隊於1928年7月與當地農民武裝聯合，稱為第五軍。
毛澤東此刻處於某些麻煩中。土地改革使許多窮苦農民站到共產黨一邊，但卻疏遠了許多需要與之合作的中農。國民黨軍的封鎖和夏季攻勢帶來了許多不利。毛的部隊薪金很少，而且給養又很差，所以有些人也開始鬧起事來。
在政治上，毛因頭一年的失敗仍不得誌。他沒能參加從7月17日到9 月1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黨的領導權落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是一個知識分子，曾在法國留學。不久，他便卷入了與毛澤東的那場有曆史意義的爭論之中。周恩來被選為新的政治局委員，但毛澤東卻沒有。毛當選為中央委員。可是由於通信設備太差，直到冬天，毛才知道自己已部分複職。
盡管蔣在他數年後的一本名為《中國的蘇維埃》的書中曾提到這些情況，但是當時他當然也不知道這些變化。
進駐北京是他北伐的最高峰，他在高級軍事將領的陪同下，到西山的碧雲寺作了一次虔誠的朝聖。
在孫中山的靈樞前，蔣與他的同僚們脫帽佇立，不一會蔣便抑製不住地抽泣起來。
情感是短暫的，勝利的歡欣也是如此。
現在，戰鬥結束了，國民黨內立刻在左派與保守派之間及蔣介石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產生了新的派係鬥爭。
1928年7月下旬，蔣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他提交了辭呈，但無人對此感到意外，因為大家熟悉他的習慣，這次他有了可以公開的理由。人們都很清楚，他隻是在戰鬥中任總司令，而現在戰鬥結束了。
然而，蔣當時辭職的真正原因是要阻攔他的下屬將領，因為他們希望蔣不要理睬少帥所表現的忠誠，繼續用軍事進攻占領東北。總之，他們認為張學良的父親曾在北京指揮了反對南方的軍隊，所以他的兒子一定要受到教訓，向強硬路線低頭，但蔣急於鞏固他的權力以及他所構想的隨之而來的革命，而征服東北將浪費本來就不足的人力物力。
蔣的下屬們認為蔣錯了，同時，他們強調說，蔣在和平時期不做總司令是沒有道理的。其實如果蔣成為行政院主席的話，對他們來說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就真正的權力而言，所有這些都是不夠的，蔣可以在他已有的職務上再加上新的頭銜，但要讓人真正對他服從敬畏則又是另一碼事。從這個意義上講，蔣的權力是虛幻的。
在北伐勝利完成之後，蔣的同僚和下屬們注意到了他的一個變化，那就是他們發現他“驕傲自負，獨斷專行”。
在他自己這方麵，他宣稱自己是孫中山革命的合法繼承人，他把中國的統一看成是人們對他個人的服從，而他的革命同僚們則心甘情願地臣服於他。
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上，委員們采納了蔣的提案：按照孫博士的意願設立立法、行政、司法、監察和考試五院。這至少在紙麵上使孫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五權製憲法得以體現。 <figure>
1928年7月，蔣介石（前排右三）率部下到北京西山碧雲寺祭拜孫中山 </figure>
接著他們重新開始爭吵，右派人士退席，蔣宣布會議閉幕，這是8月中旬。
此後蔣極力說服國民黨左、右派都同他合作。他同右派的合作比同左派的合作成功得多。他給汪精衛和正在歐洲的孫夫人發了電報，但皆無回音。
10月份，執行委員會在南京開會，以貫徹落實已定下的決議。10月4日，頒布了“中華民國組織法”。“訓政”時期——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正式宣布開始，但沒有說明結束的日期。不久，國民黨中央最高政府機構被命名為“國民政府”。
10月10日（雙十節，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紀念日），蔣介石就任新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18名政府委員會成員中包括數名右派分子，但沒有左派。
作為標誌著“統一”的分贓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軍閥，如馮玉祥、閻錫山和張學良。作為政府主席和總司令，此刻的蔣介石擁有壓倒一切的權力。而且，大家都同意 他有權單獨接待外國列強的代表，這使他在實際影響上而不是在名義上成為民國的元首。
這樣，經過戰爭和幾次下野，蔣已達到政治生涯的頂峰。此時，他隻有41歲。他選擇南京作為民國首府。
後來，已故的蕭冬竹，這位當了40年中央新聞社社長的人，於1947年在南京詳細地向埃裏克·周列舉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1.在南京，孫中山博士曾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
2.北平離江西太遠，共產主義者在江西建立了一個大本營，蔣介石要對江西用兵。
3.南京離上海很近，而上海是全國的金融中心。
4.蔣自己的部隊大部分是南方人，他們在北方定居是困難的。
5.蔣希望南京和上海在地理上的緊密關聯能增加他在國際社會中的亮相機會。
6.蔣認為北平作為封建帝國的皇宮所在地時間長，故不宜被接受為革命的司令部。
有著傳奇色彩的馮玉祥來到了南京這個爭吵不休的政治舞台，他那頂眾所周知的古色古香的破草帽，那身士兵穿的褪了色的灰色戰地服裝，還有那雙手製的布鞋，使他成了享有儉樸名望的活化身。他喜歡自己駕著軍用卡車環城行駛，在早飯前的某一刻不通報姓名地拜訪某些高級官員，把他們從沉睡中喚醒。這些拜訪對於那些高級官員來講遠非像對馮玉祥那樣令人愉快。他成了軍事部長，顯然人們希望他能夠把消費降到最低點。
閻錫山極不情願地來到了南京，隨後，他被任命為內政部長，但事情並不像他所理解的那樣，不久後他就回到了太原他的大本營。
這些新的安排隻是權宜之計。在蔣表麵上達到權力頂峰之際，他出外作了一次視察。1928年11月，在視察途中他下令所有的賭博場所、鴉片館和蚌埠的妓院在三天之內立即關閉。在安慶，他召集地方官員開會，指示他們剿滅盜匪，修公路，辦學校。他說，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
當他回到南京的政治爭鬥中時，他抱怨道：“自從孫博士去世後，我們沒有一天能夠完全一致和團結。”
他大聲責罵說：“官員們並不知道工作的意義……我們的工作時間不長——一天才六小時……但我仍看見一些職員在辦公桌前那副懶洋洋的樣子，有的茫然地盯著空地，有的在看報，或者在睡覺。”
那一年結束時，形勢對蔣極為有利。
他把少帥安排到行政院這一舉動激怒了李宗仁。但張學良不負蔣所望，1928年11月29日，他下令奉天總部上空升起國民政府的旗幟，並公開宣布了他對國民政府的忠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八年以後，在著名的西安事變中，他綁架了蔣並使其蒙受了恥辱。
1928年年底，蔣可以宣稱在他的領導下已“統一”了中國。
1928年，蔣介石重新開始北伐，占領了北京，並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至少在報紙上，他使中國置於他的統治之下，除了張作霖之外，其他的大軍閥都投到他的旗幟下，而當蔣進入北部首府時，最後一個軍閥張作霖也死了。
至於共產黨，蔣在那年的最初幾個月中認為他們將再也不會從1927年的失敗中恢複過來。的確，在那年夏天，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發生的衝突中，國民黨軍隊顯而易見地占了上風。
但是不久，局勢便明朗了，1928年旋風般的勝利隻是一個虛幻的夢。
蔣的成功所唯一依靠的是他的部隊的力量和其他一點別的東西。他宣稱要成為孫中山的接班人，但這一理想卻遠未得到普遍的承認。在其他力量中，有蔣最強勁的對手——共產黨。蔣始終想挫敗他們，但從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直到他們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壯大。
1928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就像一個看起來很健康，但實際上是不願承認自己患有癌症的病人。
秋收起義失敗後，毛的力量減少到幾百人。他們行軍至橫跨湘贛兩省的井岡山地帶的險惡山區。早在1927年11月，他們就到達了這一新的山區根據地。第二年2月，他們與朱德率領的部隊會合，這支聯合起來的部隊起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當時人數達到8000至10000人。
毫不誇張地說，在這處於共產黨統治之下最多不超過900平方英裏的小地方，毛澤東為他未來征服中國奠定了政治基礎。正是在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逐漸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最初，它隻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武裝，在接受軍事訓練的同時，也接受政治訓練。它還是一支平等軍隊，俸祿極低，但人人都有。從將軍到士兵，每天同樣都是五分錢。資金“隻能通過剝奪土豪獲得”（毛澤東寫道）。
毛努力使農民和部隊打成一片。在最初的創立階段，他們鼓勵農民參加對地主和富農的鬥爭。
由於這些貧農幾個世紀來的確一直受到壓迫和剝削，所以他們參與這種行為時頗有一些積極性，而且他們把部隊看成是他們的解放者和他們自身的延伸。此外，毛還為部隊在分配到貧農家住宿時的行為製定了嚴格的紀律。
當毛在井岡山的指揮部裏剛安定下來的時候，蔣介石正準備恢複他在國民黨和國統區中的獨裁地位。他的同僚們實際上已把他視為“永久的”統治者，雖然他們並無此意，使他們意識到他是必不可少的。資格是很重要的。
在12月中旬下令關閉蘇聯辦事處之後，蔣重回上海，其部分原因毫無疑問是為和新娘待在一起，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要迫使他的同僚們請他複出。
1928年1月2日，蔣收到了一份電報，敦促他立刻前往政府所在地南京，恢複他北伐軍的領導職務。4日，在又收到幾份電報之後，蔣才登上火車重返首府。途中，兩起互不相關的使火車脫軌的企圖均受挫。
9日，他正式恢複了北伐軍總司令的職務，他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誓效忠，開始著手於北伐的完成。
現在，他的同僚們認識到同意蔣辭職所付出的代價。他們需要他的軍事能力，但卻不想給予他政治權力。因此，他被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但隻是黨的主席團中的一名普通成員。這次國民黨的黨內選舉是2月份在南京舉行的，到會者均同意不再開展軍事上的強攻。
他的同僚們可能曾經希望限製他的權力。但蔣不可避免地支配著會議。
臨近1月底時，他企圖通過公布新的宣言來獲得知識界輿論的支持，蔣說，中國應停止與各國政府之間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談判。他警告說，如果必要的話，中國將宣布它與這些國家的條約無效。對蘇聯的新政策應得到確定並進行認真的解釋。在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態度確實發生變化之前，這項政策仍將有效。在這篇宣言中有一個奇怪的建議——就是中國應幫助殖民地和從屬國“受壓迫的人民”進行自我解放。
在談到蔣在國內事務中所處的地位時，我們需要介紹一些背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第二條是民主主義，而它從開始就清楚地表明，民主絕非是人民在不遠的將來便可享受到的。早在1924年，受鮑羅廷影響極大的國民黨“一大”便提倡國民黨一黨專政。
孫博士自己解釋道，革命需要經曆三個階段：軍政、訓政和立憲。在訓政階段，黨將壟斷政治權力，但是這一階段應被用來為地方政府培訓人才。根據培訓的時間長短及培訓是否成功，他們可從訓政政府過渡到立憲政府，並及時走向民主政治的形式。
無論如何，這隻是一種理論，而現在——1928年1月——蔣介石正提倡給這三個連續的階段下一個清晰而直接的定義。這樣，人們便可知道他們立身於何處了。
在中國的所有地區，官員們必須接受自治培訓，同時還要舉行專業考試，以便發現合適的專家，從事合適的工作。
幾天以後，國民黨中央召開全體會議時，采納了蔣的全部建議。然而，他關於對“訓政”階段規定期限的要求則形同虛設。在1928年2月，整個問題看起來很不真實而且令人困惑。確切地講，“訓政”階段甚至沒有開始，因為“軍政”階段還沒有過去，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繼續北伐，直至取得最後勝利。
蔣介石被問及北伐需要多長時間，他說他認為8月份之前能完成這一工作。
會議於2月7日結束。幾天以後，蔣便與馮玉祥取得了聯係。兩個人共同草擬了重新北伐的詳細計劃，並完成了最高軍事人選安排。
由於馮較晚與國民黨結盟，眼下他還無意對蔣的最高權力表示疑問。雙方同意蔣除了總體指揮外，還將親自率領一路軍的10萬人；馮玉祥率領二路軍；三路軍由閻錫山率領；李宗仁率領四路軍，作為留守部隊。
即使在這一動蕩與期待的時刻，上海還是吸引著蔣介石。3月初，他攜同蔣夫人又來到了上海。
霍林頓·唐曾記述道：“他對位於黃埔江畔的這個世界性的大城市並不非常喜愛，隻有當職責需要時，他才待在那裏。”如果不是“非常喜愛”的話，那也一定是有與之具有同等潛在價值的東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錢、影響、罪惡的魅力？——因為他從來不會離開上海很長時間。無論如何，他這次絕非是為了讚揚它而來到上海，而隻是為了檢閱他在龍華警備區的部隊，並提醒他們對於涉及租界內外國部隊的麻煩事情要袖手旁觀，因為近來那兒已發生了幾起類似的事件。
蔣說：“上海是一個所有國家的人匯集的地方，如果我們這兒的人不守秩序的話，那麽，我們的任務將變得倍加艱難。上海的環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駐紮在此地三個月或者最多半年的軍隊都要變得士氣低落，軟弱無力。因此，我們這些軍官必須下決心控製好部隊，使士兵免受各種誘惑，約束他們的惡習，並為我們的士兵樹立榜樣。”
幾天後，當蔣回到南京時，他決心采取無情的行動，槍決了50名士兵，因為他們被指控參與了頭一年反對外國的暴亂。此外還有很多人遭到軍事逮捕。
這便是他向外國勢力保證不再幹擾他們的方式。他希望與他們的接觸範圍縮小而不是疏遠。隨後，他又正式向他們保證，在北伐期間將不會再有任何反對外國人的暴行。接著，他呼籲外國停止向軍閥提供武器和資金，因為那樣會延長內戰。
3月底，蔣把他的指揮部移到了徐州，這是北伐第二階段國民軍前進所至的最北處。他把他的部隊在揚子江的北岸按東西線部署。大約有70萬人聽從他的指揮，這是第一次北伐軍隊的近7倍。而他麵對的是張作霖的40萬人馬——由他的兒子張學良（“少帥”）指揮，另外6萬人由別的將領指揮。
4月7日，蔣宣布發起總攻，他的戰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嚴格按照計劃進行的。主力部隊是他自己的一路軍，沿著津浦線向北挺進。與此同時，馮玉祥的二路軍和閻錫山的三路軍分別從南部和西部進攻河北，把東北軍閥的部隊從主戰場牽製過來。進攻開始後的第21天，國民軍開進了山東省會濟南。
然而在濟南，他們受到了一個新的意想不到的敵人——日本人的阻攔。日軍的一係列暴行是由所謂的“濟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為蔣感到一絲驕傲，因為蔣受的是他們的那套嚴格的軍事訓練；但現在他們卻把蔣看成是對他們掠奪北方計劃的一個威脅，應該以某種方式控製住蔣，否則他要把日本的保護對象——張作霖趕出北京。
日本人製造“濟南事件”是因為在那裏有重要的商業利益。根據1919年的一個協議，日本已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特權。中國還沒有承認這一現狀，日本卻決定行使這一權利，並把它作為阻撓國民黨北伐的理由。所以，他們向這個城市派駐了大量部隊。
蔣介石急於避免衝突。他的部隊沒有必要經過濟南，因為北部的軍隊已經潰退，於是他命令軍官們不要進駐濟南。但是，其中有名軍官可能誤解了這個命令，也可能對之表示蔑視，結果他們開進了濟南。不久，國民黨軍和日本便處於緊張對峙狀態。
第一起暴行發生了。日本人包圍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當地的辦事處，割掉了負責人及16名人員的鼻子和耳朵，隨後又殺害了他們。
當蔣派遣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前去和日本將領談判時，也遭到逮捕。在脅迫下，他簽署了一項聲明，譴責中國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與此同時，濟南城遭到了機關槍的掃射和炮轟。總司令麵臨著兩種選擇，他要麽抵抗日本人，但這必須冒著劇烈對抗和戰敗的危險；要麽屈服於日本人，繼續向北進攻。他選擇了後者，靜悄悄地從濟南撤出了他的部隊，把他的主力部隊轉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區。當戰火停息的時候，這一退卻給他招來許多批評。
濟南事件使北伐停止了一個星期。到5月底，蔣已鏟除了阻礙其進程的三個軍閥中的兩個——吳佩孚和孫傳芳。第三個軍閥張作霖也準備讓出北京，而且後來還丟了命。
6月3日，張發布了一則通電，宣布他的部隊將撤出關內。他和他的隨從收拾好行裝，登上火車，前往奉天。他們並不知道，日本人雖然曾經資助過他，但那隻是因為他對他們有用，現在他們已決定放棄他，使他亡命。當火車接近奉天時，安放在張乘坐的那節車廂中的日本強力炸彈爆炸了，張作霖受了致命的重傷。
蔣並未迅速得知這一對他有重要意義的消息，因為少帥張學良對該事件加以保密，直到他已作出最佳選擇為止。很顯然，他決定加入國民黨一方。
6月初，蔣介石和他的部隊勝利進駐北方首府。張學良已宣布所有部隊均撤回東北，隨後，他派遣他的密使去北京與蔣談判，但沒有結果。進而，蔣又派密使到奉天。其中有一名記者叫蕭冬竹，他之所以能成為一名使者是因為他會打高爾夫球，愛跳舞，還能喝酒，而這些又都是張學良最喜愛的消遣。幾星期內，他們兩人常常見麵，盡管隻是在舞廳或高爾夫球場。後來，蕭向蔣匯報說，少帥很明白，隻要他的部隊能留在東北，他便準備加入到國民軍方麵來。
張學良高興地接受了蔣關於讓他擔任國民革命軍副總指揮的任命，這是一項許多其他軍閥企圖得到而未得到的榮譽。這一典型的中國式的解決辦法使得蔣能有效地控製住東北軍閥。
或許，在這件事上，蔣也沒有其他辦法，因為他不願意再抽出力量應付東北的戰役。但是，他允許少帥繼續占據東北卻是有原因的：張學良處於這個職位可與山西軍閥閻錫山抗衡，因為蔣不信任閻。
這一妙計是蔣從楊永泰那裏得到的。楊是蔣最機敏的私人助手，當時是總司令的講演稿撰寫人，蔣很信任他（楊後來在鎮壓共產黨時被暗殺）。
在占領北京的那段令蔣興奮的日子裏，南方2000英裏外預示著不祥衝突的消息似乎被忽視了。
1928年6月和7月，國民黨軍不斷進攻令他們頭疼的共產黨的堡壘——井岡山地區。第一次進攻中，國民黨軍開小差和被俘的達1000人；第二次，他們攻克並占領了共產黨的一些城鎮，但20天後又撤了出來。而這一次，國民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北方，所以，在冬天來臨之前，毛的根據地一直處於和平狀態。
7月22日，國民軍的一支部隊舉行起義，一個整團投靠了共產黨，團長是彭德懷——後來成了舉世聞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曾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他所率領的部隊於1928年7月與當地農民武裝聯合，稱為第五軍。
毛澤東此刻處於某些麻煩中。土地改革使許多窮苦農民站到共產黨一邊，但卻疏遠了許多需要與之合作的中農。國民黨軍的封鎖和夏季攻勢帶來了許多不利。毛的部隊薪金很少，而且給養又很差，所以有些人也開始鬧起事來。
在政治上，毛因頭一年的失敗仍不得誌。他沒能參加從7月17日到9 月1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黨的領導權落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是一個知識分子，曾在法國留學。不久，他便卷入了與毛澤東的那場有曆史意義的爭論之中。周恩來被選為新的政治局委員，但毛澤東卻沒有。毛當選為中央委員。可是由於通信設備太差，直到冬天，毛才知道自己已部分複職。
盡管蔣在他數年後的一本名為《中國的蘇維埃》的書中曾提到這些情況，但是當時他當然也不知道這些變化。
進駐北京是他北伐的最高峰，他在高級軍事將領的陪同下，到西山的碧雲寺作了一次虔誠的朝聖。
在孫中山的靈樞前，蔣與他的同僚們脫帽佇立，不一會蔣便抑製不住地抽泣起來。
情感是短暫的，勝利的歡欣也是如此。
現在，戰鬥結束了，國民黨內立刻在左派與保守派之間及蔣介石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產生了新的派係鬥爭。
1928年7月下旬，蔣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他提交了辭呈，但無人對此感到意外，因為大家熟悉他的習慣，這次他有了可以公開的理由。人們都很清楚，他隻是在戰鬥中任總司令，而現在戰鬥結束了。
然而，蔣當時辭職的真正原因是要阻攔他的下屬將領，因為他們希望蔣不要理睬少帥所表現的忠誠，繼續用軍事進攻占領東北。總之，他們認為張學良的父親曾在北京指揮了反對南方的軍隊，所以他的兒子一定要受到教訓，向強硬路線低頭，但蔣急於鞏固他的權力以及他所構想的隨之而來的革命，而征服東北將浪費本來就不足的人力物力。
蔣的下屬們認為蔣錯了，同時，他們強調說，蔣在和平時期不做總司令是沒有道理的。其實如果蔣成為行政院主席的話，對他們來說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就真正的權力而言，所有這些都是不夠的，蔣可以在他已有的職務上再加上新的頭銜，但要讓人真正對他服從敬畏則又是另一碼事。從這個意義上講，蔣的權力是虛幻的。
在北伐勝利完成之後，蔣的同僚和下屬們注意到了他的一個變化，那就是他們發現他“驕傲自負，獨斷專行”。
在他自己這方麵，他宣稱自己是孫中山革命的合法繼承人，他把中國的統一看成是人們對他個人的服從，而他的革命同僚們則心甘情願地臣服於他。
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上，委員們采納了蔣的提案：按照孫博士的意願設立立法、行政、司法、監察和考試五院。這至少在紙麵上使孫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五權製憲法得以體現。 <figure>
1928年7月，蔣介石（前排右三）率部下到北京西山碧雲寺祭拜孫中山 </figure>
接著他們重新開始爭吵，右派人士退席，蔣宣布會議閉幕，這是8月中旬。
此後蔣極力說服國民黨左、右派都同他合作。他同右派的合作比同左派的合作成功得多。他給汪精衛和正在歐洲的孫夫人發了電報，但皆無回音。
10月份，執行委員會在南京開會，以貫徹落實已定下的決議。10月4日，頒布了“中華民國組織法”。“訓政”時期——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正式宣布開始，但沒有說明結束的日期。不久，國民黨中央最高政府機構被命名為“國民政府”。
10月10日（雙十節，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紀念日），蔣介石就任新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18名政府委員會成員中包括數名右派分子，但沒有左派。
作為標誌著“統一”的分贓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軍閥，如馮玉祥、閻錫山和張學良。作為政府主席和總司令，此刻的蔣介石擁有壓倒一切的權力。而且，大家都同意 他有權單獨接待外國列強的代表，這使他在實際影響上而不是在名義上成為民國的元首。
這樣，經過戰爭和幾次下野，蔣已達到政治生涯的頂峰。此時，他隻有41歲。他選擇南京作為民國首府。
後來，已故的蕭冬竹，這位當了40年中央新聞社社長的人，於1947年在南京詳細地向埃裏克·周列舉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1.在南京，孫中山博士曾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
2.北平離江西太遠，共產主義者在江西建立了一個大本營，蔣介石要對江西用兵。
3.南京離上海很近，而上海是全國的金融中心。
4.蔣自己的部隊大部分是南方人，他們在北方定居是困難的。
5.蔣希望南京和上海在地理上的緊密關聯能增加他在國際社會中的亮相機會。
6.蔣認為北平作為封建帝國的皇宮所在地時間長，故不宜被接受為革命的司令部。
有著傳奇色彩的馮玉祥來到了南京這個爭吵不休的政治舞台，他那頂眾所周知的古色古香的破草帽，那身士兵穿的褪了色的灰色戰地服裝，還有那雙手製的布鞋，使他成了享有儉樸名望的活化身。他喜歡自己駕著軍用卡車環城行駛，在早飯前的某一刻不通報姓名地拜訪某些高級官員，把他們從沉睡中喚醒。這些拜訪對於那些高級官員來講遠非像對馮玉祥那樣令人愉快。他成了軍事部長，顯然人們希望他能夠把消費降到最低點。
閻錫山極不情願地來到了南京，隨後，他被任命為內政部長，但事情並不像他所理解的那樣，不久後他就回到了太原他的大本營。
這些新的安排隻是權宜之計。在蔣表麵上達到權力頂峰之際，他出外作了一次視察。1928年11月，在視察途中他下令所有的賭博場所、鴉片館和蚌埠的妓院在三天之內立即關閉。在安慶，他召集地方官員開會，指示他們剿滅盜匪，修公路，辦學校。他說，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
當他回到南京的政治爭鬥中時，他抱怨道：“自從孫博士去世後，我們沒有一天能夠完全一致和團結。”
他大聲責罵說：“官員們並不知道工作的意義……我們的工作時間不長——一天才六小時……但我仍看見一些職員在辦公桌前那副懶洋洋的樣子，有的茫然地盯著空地，有的在看報，或者在睡覺。”
那一年結束時，形勢對蔣極為有利。
他把少帥安排到行政院這一舉動激怒了李宗仁。但張學良不負蔣所望，1928年11月29日，他下令奉天總部上空升起國民政府的旗幟，並公開宣布了他對國民政府的忠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八年以後，在著名的西安事變中，他綁架了蔣並使其蒙受了恥辱。
1928年年底，蔣可以宣稱在他的領導下已“統一”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