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毛澤東“筆杆子”的陳伯達，在他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蔣介石的出路何在？”
他說：“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毛澤東後來告訴埃德加·斯諾，當時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就是共產黨沒有和福建軍隊聯合起來，對付蔣介石。
我們可以確切地指出，蔣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錯誤。
那是1931年9月11日，當時他命令少帥張學良，盡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發生任何衝突。不出所料，恰恰是在一個星期之後，日本軍隊發動了所謂的“沈陽事變”，進攻東北。
張學良請示蔣介石：“我該怎麽辦？”
蔣介石的回答很明確：“為了避免這一事件的任何擴大，必須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
由於蔣介石麵臨著國人反對力量的不斷挑戰，他已就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作出了決定，先消滅國內的反對力量，然後再對付外國侵略者。
這個決定最後注定了蔣介石自身的命運。
國民黨的資料否認蔣介石使用過“不抵抗政策”一詞，但是不否認蔣曾經命令少帥避免與日軍衝突。
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導人和自封的孫中山革命的繼承者、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掠奪的鬥士，因此人們普遍認為蔣介石應當領導全國進行抗戰。
公平地講，他確實想抗戰，但他認為這是次要目標，首要的是中國必須統一在他的領導下。
他的失算在於他使人民——這裏麵包括知識分子、農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結果他那無可爭議的自詡的民族領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大多數人認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是不應該的。
如果蔣介石當時作出另一種決定，軍閥們就會拋開他們之間的分歧，團結在他的旗幟下。但是相反，對他的普遍不信任進一步動搖了他的統治，並且到最後共產黨人將宣布自己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國領土的真正保衛者。
在這一年的夏末和在以後的戰爭歲月裏，蔣介石既無能力也不願意弄清這一事實真相。
他所能看到的是，因為中國的分裂和弱小，它不可能抵抗訓練有素的日軍的進攻。他不可能認識到中國的分裂正是其力量弱小的基本原因之一，並且麵對敵人的進攻可以通過愛國的號召而在他的領導下實現統一。
按照1944年至1948年擔任蔣介石秘書長的吳鼎昌的說法，蔣介石錯誤地判斷了1931年9月日軍的企圖，由於他錯誤地認為日軍並不真正想占領中國的領土，所以他命令張學良撤退。
三年後，蔣介石才相信日本人確實想侵略中國而且有可能想征服中國。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原定的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仍然遵循曆代統治者一貫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內。”從這句話的內容上（從漢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為平定國內形勢需要動用武力。
蔣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國藩將軍，這位將軍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很多中國人認為曾國藩應該首先對付當時西方列強的入侵，但這位蔣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卻另有打算。蔣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幾年後，陳伯達（曾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筆杆子”）在他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蔣介石的出路何在？”他說：“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怎樣得到這些東西。
1927年7月25日的著名的“田中備忘錄”明確無誤地表明了他們的想法。
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份備忘錄是贗品，但其中的很多要點後來被證實是真實的，人們普遍認為，不管這位後來的日本首相——田中是不是這個備忘錄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國人偽造的，這一切都已無關緊要了。
據說田中把它呈交給了日本天皇，以此作為日本征服東北和蒙古的計劃。
中國人把這份備忘錄散發到全國，以證明日本的侵略意圖。當然大多數讀者都相信這份文件是真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後來所做的一切正好與這份備忘錄的想法一致。
備忘錄概述了東北的經濟資源，主張實行“鐵與血”的政策。“它還毫不掩飾地指出：‘獲得在滿洲和蒙古的實際控製權是為了以此為基礎，以貿易和商業為借口，向中國其他地區滲透。獲得這些控製權就能保證我們占有全中國的資源，占有全中國的資源，我們就能進一步征服印度、東南亞群島、小亞細亞、中亞甚至歐洲。’”
日本人一直在尋找借口來實施自己的戰略計劃。
1931年6月，中國人在一個軍事禁區裏逮捕了四個日本諜報員，日軍遂以此為發動戰爭的借口。中國軍人在7月1日處決了這四名間諜，但“九·一八”事變卻是蓄謀已久的。
事變發生時，少帥正在打內戰，但他決不是沒有力量對付日本人。事實上，他擁有40萬軍隊，大大超過了入侵日軍的數量。
但蔣介石命令禁止動用任何武力。蔣決定對日本的進攻不予抵抗。
於是，在日本入侵後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布中國將求助於國際聯盟。
據說蔣介石相信國聯能做一些事情，對此，有人用了這樣一句絕妙的諷刺：
“他沒有認識到國聯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樣——那裏幾乎是偉大的政治家們的療養所。”
在一篇充滿“愛國主義”的講話中——如果這篇講話能表現出更大的決心，它就更有分量了——蔣介石號召全體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團結起來。
但是，在執行不抵抗政策的蔣介石的領導下實現統一，這沒有太大的感染力。
蔣介石的使者去廣州，表示願意為民族利益而與南方勢力達成妥協。
南方同意在上海召開“和平會議”。10月，汪精衛、孫科等左派與蔣介石、胡漢民等右派舉行會談。但是，廣州政府無意讓步。
他們認為，議和的最簡單的辦法是南京政府把統治中國的權力移交給廣州政府。胡漢民雖然代表南京政府，但在這個問題上卻站在左派一邊，並認為蔣介石應該離開中國。
按照蔣一貫的辭職習慣，他準備下野，但不離開中國。
接下來是無用的爭吵。最後，會議決定，在南京和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四大”。
蔣介石答應等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辭職。兩個會議按時在11月召開，當事實清楚地表明會議一無所獲時，蔣介石便辭去了一切職務。那是在1931年12月15日。
在此前後，大約7萬名大、中學生擁入南京。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他們的到來使得因日本入侵東北而引起的騷動達到了極點。
這些學生——從12歲到16歲不等——完全自發地在各城市開始抗議，要求馬上對日宣戰。他們用各種方法大聲疾呼，必須把侵略者趕出去。
在一次學潮中，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受到重傷。11月底，大約12000名學生到達南京，並在政府大樓外宿營。他們要求見蔣介石，其他任何人都不見。
當時天氣很冷，蔣介石考慮到在這種天氣下停留在外24小時會把學生凍壞，於是他走到一個陽台上，向學生們發表了長篇講話。
他說，學生們對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無理的，他們應該回到學校去，政府會在適當的時候對付日本人。 <figure>
1931年，蔣介石會見請願學生 </figure>
由於寒冷和失望，這些年輕人便回家了。
但是，平靜是短暫的。
在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之後，許多學生被逮捕。
不久，更多的學生從漢口來到南京。蔣介石同樣地“訓導”了他們，他告訴這些學生，他們這樣做會被日本人利用。12月的學潮規模更大，學潮的領導人決心也更堅定。一些來自北平的學生衝擊了國民黨黨部和外交部。另一些學生則衝擊了中央日報社大樓，搗毀了印刷廠和報館。局勢已經失去控製。
蔣介石命令南京的警備隊包圍了占據中央大學的學生。這些年輕的造反者在軍隊的護送下，一小批一小批地被迫撤離了首都。
就在這時，蔣介石“下野”了。他在蔣夫人的陪同下，離開南京，乘機前往一個未公開的地方，最後回到了位於浙江山區的家鄉。
像往常一樣，蔣介石的“下野”發生了奇跡般的作用。
1932年1月2日，政府鄭重請求蔣介石馬上返回南京，就連學生也請他回去。蔣介石平靜地住在山區的家裏，比平時更為繁忙。政客們向蔣介石發來雪片般的電報。另外兩位離任的國民黨領導人——汪精衛和胡漢民——也發來電報。這些電報都有一個共同的宗旨：急需製定“對日新政策”。
在這場日本人堅持稱做“事變”的戰爭中，日軍迅速地控製了東三省。
日本人策劃了一個又一個事變，每一次都暗示著一場範圍更大的戰爭。
日本人宣稱在上海郊區的龍華機場也發生了一起類似的事件，據稱一些中國人——為了方便起見，日本人沒有說明這些人的身份——殺害了一名日本海員。日本領事館隨即向中國當局提出了事先擬好的一係列要求。日本艦隊奉命來到這個大城市。很明顯，上海麵臨著日本入侵的危險。
汪精衛和蔣介石都大吃一驚，汪精衛在上海一所醫院裏已逐漸恢複了健康，此時他起程前往杭州，蔣介石從山上下來與汪會談。最後兩人重歸於好。這兩個老對手在杭州談了幾天，接著便宣布他們要一同前往南京。1月25日，孫科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汪精衛繼任。蔣則宣布他暫時不擔任任何職務。但是他的出現無疑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此外，他不擔任職務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這樣他從前的不抗日的命令現在便可以忽視了。
28日，日軍向駐守在上海的中國軍隊發動了軍事進攻。十九路軍背水一戰，英勇還擊。當時他們麵臨著來自南京的阻力，由於缺乏物質援助，供應日益短缺，他們的戰鬥堅持了33天，隻是在敵人的增援部隊到達之後，他們才被迫撤退。
十九路軍的指揮官是陳銘樞、蔡廷鍇和蔣光鼐軍長。
不久他們的名字和華盛頓及納爾遜等人相提並論，被列入世界最偉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蔡廷鍇的名字成了一種香煙的牌子和其他一些貨物的商標。
來自全國和海外華僑組織的捐款源源不斷地擁來——大約4000萬中國人捐了款——支持英勇的十九路軍。
3月4日，中日在上海簽訂了停戰協定。
這個協定很不得人心，簽訂協定的人受到了學生們的猛烈抨擊。
在南京的蔣介石帶著一種既悲傷又酸楚的複雜感情注視著這一切：悲傷的是日本進攻中國帶來了新的恥辱；酸楚的是在戰爭中幾位英雄聲譽鵲起，而他卻沾不上邊。
淞滬協定簽訂兩天後，蔣介石當選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當然的國民軍總司令。他一上任就把十九路軍調到福建——也許他暗地裏希望他們能和共產黨同歸於盡。
南京政府至少做了一件事。
由於害怕武裝抵抗，它至少宣布了抵製進口日貨。這個運動得到了商人和普通消費者的普遍響應。
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對中國的出口隻相當於平時的六分之一。
但是，不管這個經濟抵製政策執行得多麽好，它都不能遏製日本人的進攻。
1931年的水災更是幫了日本人的大忙，這場水災使得一些地方軍事長官不顧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援助東北守軍的努力成為泡影，同時也顯示了中央政府減輕人民苦難的重要性。習慣上被稱為“老百姓”的普通人民在這年的洪水和災荒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
暴雨之後，決堤而出的長江與漢江匯合，大片土地被淹沒。漢口的街道也曾一度被水淹沒。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大約200萬人被淹死。在這種“雨天”裏，所有的村莊被吞沒，隻有數萬家庭獲救。洪水退後，痢疾、饑荒和霍亂開始流行。
在這場災難中，許多人對“民生主義”的現狀感到困惑不解，而國民黨曾宣誓忠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當成千上萬的人民死於非命的時候，國民黨的政客們卻在為職位和權力爭執不休。
新興的知識分子認為蔣介石拒絕抗日，因此開始反對蔣及其同僚們，廣大農民不明白政治的複雜性，他們隻了解政府的冷漠無情，因此毫不猶豫地擁護毛澤東，他似乎為人們指出了一條出路。
帶著帝國軍人特有的狂傲自大，日本人不斷地給中國增加困難。1932 年2月18日，他們宣布“滿洲國”獨立，它包括東三省和熱河，為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他們立溥儀為傀儡皇帝。
這個年輕人是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1924年被馮玉祥趕出皇宮。他不喜歡中國人，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人的請求下，他從天津日本租界的住所出發，搭乘日本輪船前往滿洲的“皇宮”。兩年後，他從日本人手裏接過了“皇位”。
大約是在溥儀到達滿洲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贛南召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1931年11月7日，他們通過了一個臨時憲法，宣布成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江西的蘇維埃政權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在中國的其他地區大約成立了五個類似的政權。
蘇維埃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周恩來和朱德是毛的主要助手。和往常一樣，蔣介石更擔心的是共產黨的活動而不是日本人的入侵。他決定親自指揮反共戰爭。
這場戰爭在此前後都被稱為“剿匪戰役”。這個貶稱是有意的混淆。
蔣介石的唯一想法是一舉殲滅共產黨。在6月9日召開的一次軍事會議上，他命令軍隊開始行動。在湖北、河南和安徽，共產黨員受到了攻擊，但毛澤東在江西的蘇維埃政府卻未受到幹擾。
政客們的爭吵仍然無休無止。一個不可調解的分歧使蔣汪分道揚鑣，汪提出辭職並於8月6日指責少帥要對失去東北負全部責任。他的辭職也許是無緣無故的，但這並沒有難倒蔣介石。
三天後蔣威脅說，如果汪精衛不收回他的辭呈，他將再次引退。
現在輪到張學良辭職了。
蔣介石在8月4日給汪的一封電報裏，保證汪可以在華北自由活動。汪精衛是個病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病。於是他不再提出辭職，而是請求暫時離職接受治療。
蔣介石本人代替張學良出任華北軍司令。10月22日汪精衛由上海乘船前往歐洲，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長。
蔣介石再次成為無可爭議的政治領袖，但隻限於南京，而且時間不長。
共產黨人不在此列，他們從未完全臣服於他。
另一批人也開始在廣州向蔣介石挑戰。他們是抗擊日軍的英雄——十九路軍。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鍇、陳銘樞和蔣光鼐控製了政務會廣州分會，它的活動獨立於南京之外。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當十九路軍於1932年7月到達福建時，人民狂熱地歡迎他們，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蒼鬆翠柏，景色秀麗，賦予一代代詩人和畫家以靈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貧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歡迎十九路軍的到來，希望他們能夠減輕人民的艱難困苦，讓人民吃飽肚子，並鏟除壓在人民身上的種種不平。
至少在一段時間裏，十九路軍是嚴肅地對待這些要求的。不久他們就貼出了這樣的標語：“消除所有剝削性質的賦稅，解散土匪性質的省自衛軍”。
十九路軍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黨人，陳銘樞就是一個所謂的“第三黨”的領導人。“第三黨”是1927年年初蔣介石奪取上海之後，在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的憤怒風暴中於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熱情中，他們處決土匪（先設下誘餌，再把他們送上刑場），修造公路，廢除許多額外的不合理的苛捐雜稅，保護農民免受各種負擔。在無政府和混亂的年代裏，這是農民們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進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國有化並被公平地分配給耕種土地的人。這聽起來很像是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是兩者有很重要的區別：孫中山的想法是使個體農民占有自己的一塊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土地的所有權歸政府。
福建改革也並非完全模仿共產黨的，因為“第三黨”根本不區分貧農、中農和富農。
福建的革命者很快就要公開反對蔣介石了，但與此同時北方的事態也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力。1933年年初，日本軍隊不再滿足於東北這一個地方了，他們越過長城進入熱河。日軍沒有遭到多少抵抗，就迅速占領了整個熱河省。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的簽訂表明了日軍的勝利。對於少帥張學良來說，熱河的丟失意味著他的政治前途到了盡頭。他把他的部隊交給了蔣介石，做了失敗的軍閥所能做的事，並開始到國外長期旅行。在出國之前，他住進了上海一家醫院，治療他的鴉片毒癮。
從這些事件中，馮玉祥看到了一個重振名聲的機會。5月1日，他離開隱居地，宣布建立“人民抗日同盟軍”。7月，當他的軍隊把日軍趕出察哈爾省時，榮譽果然向他走來。
在南京，蔣介石用一種嫉妒的眼光看著事態的發展，他還不準備抗日，他要先消滅共產黨。而馮玉祥同日軍發生的戰鬥攪亂了蔣介石的生活。
蔣介石不需要過分擔憂。馮玉祥的性格古怪且反複無常。8月，馮解散了他的抗日軍隊，重新在神秘的泰山上隱居起來。日軍再次侵犯察哈爾。
大約在《塘沽協定》簽訂的時候，有關福建即將起義的消息傳到了蔣介石的耳朵裏。顯然陳銘樞是起義者的領袖，他秘密從上海經香港到歐洲，然後又返回南京。5月底，陳銘樞回到福建，歡迎的場麵異常隆重，彩旗招展，歡迎這位“民族英雄”。
孫中山的保守的追隨者胡漢民很可能支持了福建事變，其唯一原因是他憎恨蔣介石。
從另一方麵講，毛澤東後來告訴埃德加·斯諾，共產黨沒有和福建軍隊聯合起來，這是當時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
事實的確如此，如果他們聯合起來，將比各自為戰給南京政府造成的威脅更大。
霍靈頓·唐是蔣介石本人認可的他的傳記作者。他是這樣貶低1933年底發生的事件的：“所謂的福建事變的真正原因是無業的政客對金錢的迫切需要。”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1933年11月20日，在一次群眾集會之後，起義者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大約在此前一天，陳銘樞以私人身份打電報給蔣介石，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指責，並要求蔣下台。在另一封電報裏，起義軍請求廣東和廣西政府聯合出兵推翻蔣介石。
他們聲稱：“蔣介石的獨裁和民族危機已經持續了六年，全世界人民都對他的醜惡和不正當的行為深惡痛絕。”
11月22日，起義者進一步發表聲明，怒斥蔣介石“不顧民族的願望，倒行逆施”，結果是“中國人民就要成為日本的奴隸”。
在起義者發表這些情緒激昂的聲明之後，十年來的一次巨大的反蔣高潮隨後到來了。
福建軍隊剛剛宣布他們的主張，蔣介石就馬上下令發動全麵進攻。他的軍隊分三路進攻福建，蔣介石到閩西親自指揮。起義部隊放棄了福州，南京政府的空軍從溫州和株州的臨時機場出發，用空襲騷擾起義軍。兩個多星期後，起義部隊被擊潰。福建的政治領袖們匆忙地從福州撤走。
蔣軍收集起義軍殘部，重組十九路軍，英雄的十九路軍成了曆史。 <figure>
1933年，蔣介石檢閱部隊準備討伐福建 </figure>
他說：“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毛澤東後來告訴埃德加·斯諾，當時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就是共產黨沒有和福建軍隊聯合起來，對付蔣介石。
我們可以確切地指出，蔣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錯誤。
那是1931年9月11日，當時他命令少帥張學良，盡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發生任何衝突。不出所料，恰恰是在一個星期之後，日本軍隊發動了所謂的“沈陽事變”，進攻東北。
張學良請示蔣介石：“我該怎麽辦？”
蔣介石的回答很明確：“為了避免這一事件的任何擴大，必須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
由於蔣介石麵臨著國人反對力量的不斷挑戰，他已就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作出了決定，先消滅國內的反對力量，然後再對付外國侵略者。
這個決定最後注定了蔣介石自身的命運。
國民黨的資料否認蔣介石使用過“不抵抗政策”一詞，但是不否認蔣曾經命令少帥避免與日軍衝突。
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導人和自封的孫中山革命的繼承者、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掠奪的鬥士，因此人們普遍認為蔣介石應當領導全國進行抗戰。
公平地講，他確實想抗戰，但他認為這是次要目標，首要的是中國必須統一在他的領導下。
他的失算在於他使人民——這裏麵包括知識分子、農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結果他那無可爭議的自詡的民族領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大多數人認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是不應該的。
如果蔣介石當時作出另一種決定，軍閥們就會拋開他們之間的分歧，團結在他的旗幟下。但是相反，對他的普遍不信任進一步動搖了他的統治，並且到最後共產黨人將宣布自己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國領土的真正保衛者。
在這一年的夏末和在以後的戰爭歲月裏，蔣介石既無能力也不願意弄清這一事實真相。
他所能看到的是，因為中國的分裂和弱小，它不可能抵抗訓練有素的日軍的進攻。他不可能認識到中國的分裂正是其力量弱小的基本原因之一，並且麵對敵人的進攻可以通過愛國的號召而在他的領導下實現統一。
按照1944年至1948年擔任蔣介石秘書長的吳鼎昌的說法，蔣介石錯誤地判斷了1931年9月日軍的企圖，由於他錯誤地認為日軍並不真正想占領中國的領土，所以他命令張學良撤退。
三年後，蔣介石才相信日本人確實想侵略中國而且有可能想征服中國。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原定的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仍然遵循曆代統治者一貫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內。”從這句話的內容上（從漢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為平定國內形勢需要動用武力。
蔣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國藩將軍，這位將軍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很多中國人認為曾國藩應該首先對付當時西方列強的入侵，但這位蔣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卻另有打算。蔣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幾年後，陳伯達（曾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筆杆子”）在他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蔣介石的出路何在？”他說：“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怎樣得到這些東西。
1927年7月25日的著名的“田中備忘錄”明確無誤地表明了他們的想法。
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份備忘錄是贗品，但其中的很多要點後來被證實是真實的，人們普遍認為，不管這位後來的日本首相——田中是不是這個備忘錄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國人偽造的，這一切都已無關緊要了。
據說田中把它呈交給了日本天皇，以此作為日本征服東北和蒙古的計劃。
中國人把這份備忘錄散發到全國，以證明日本的侵略意圖。當然大多數讀者都相信這份文件是真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後來所做的一切正好與這份備忘錄的想法一致。
備忘錄概述了東北的經濟資源，主張實行“鐵與血”的政策。“它還毫不掩飾地指出：‘獲得在滿洲和蒙古的實際控製權是為了以此為基礎，以貿易和商業為借口，向中國其他地區滲透。獲得這些控製權就能保證我們占有全中國的資源，占有全中國的資源，我們就能進一步征服印度、東南亞群島、小亞細亞、中亞甚至歐洲。’”
日本人一直在尋找借口來實施自己的戰略計劃。
1931年6月，中國人在一個軍事禁區裏逮捕了四個日本諜報員，日軍遂以此為發動戰爭的借口。中國軍人在7月1日處決了這四名間諜，但“九·一八”事變卻是蓄謀已久的。
事變發生時，少帥正在打內戰，但他決不是沒有力量對付日本人。事實上，他擁有40萬軍隊，大大超過了入侵日軍的數量。
但蔣介石命令禁止動用任何武力。蔣決定對日本的進攻不予抵抗。
於是，在日本入侵後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布中國將求助於國際聯盟。
據說蔣介石相信國聯能做一些事情，對此，有人用了這樣一句絕妙的諷刺：
“他沒有認識到國聯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樣——那裏幾乎是偉大的政治家們的療養所。”
在一篇充滿“愛國主義”的講話中——如果這篇講話能表現出更大的決心，它就更有分量了——蔣介石號召全體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團結起來。
但是，在執行不抵抗政策的蔣介石的領導下實現統一，這沒有太大的感染力。
蔣介石的使者去廣州，表示願意為民族利益而與南方勢力達成妥協。
南方同意在上海召開“和平會議”。10月，汪精衛、孫科等左派與蔣介石、胡漢民等右派舉行會談。但是，廣州政府無意讓步。
他們認為，議和的最簡單的辦法是南京政府把統治中國的權力移交給廣州政府。胡漢民雖然代表南京政府，但在這個問題上卻站在左派一邊，並認為蔣介石應該離開中國。
按照蔣一貫的辭職習慣，他準備下野，但不離開中國。
接下來是無用的爭吵。最後，會議決定，在南京和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四大”。
蔣介石答應等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辭職。兩個會議按時在11月召開，當事實清楚地表明會議一無所獲時，蔣介石便辭去了一切職務。那是在1931年12月15日。
在此前後，大約7萬名大、中學生擁入南京。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他們的到來使得因日本入侵東北而引起的騷動達到了極點。
這些學生——從12歲到16歲不等——完全自發地在各城市開始抗議，要求馬上對日宣戰。他們用各種方法大聲疾呼，必須把侵略者趕出去。
在一次學潮中，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受到重傷。11月底，大約12000名學生到達南京，並在政府大樓外宿營。他們要求見蔣介石，其他任何人都不見。
當時天氣很冷，蔣介石考慮到在這種天氣下停留在外24小時會把學生凍壞，於是他走到一個陽台上，向學生們發表了長篇講話。
他說，學生們對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無理的，他們應該回到學校去，政府會在適當的時候對付日本人。 <figure>
1931年，蔣介石會見請願學生 </figure>
由於寒冷和失望，這些年輕人便回家了。
但是，平靜是短暫的。
在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之後，許多學生被逮捕。
不久，更多的學生從漢口來到南京。蔣介石同樣地“訓導”了他們，他告訴這些學生，他們這樣做會被日本人利用。12月的學潮規模更大，學潮的領導人決心也更堅定。一些來自北平的學生衝擊了國民黨黨部和外交部。另一些學生則衝擊了中央日報社大樓，搗毀了印刷廠和報館。局勢已經失去控製。
蔣介石命令南京的警備隊包圍了占據中央大學的學生。這些年輕的造反者在軍隊的護送下，一小批一小批地被迫撤離了首都。
就在這時，蔣介石“下野”了。他在蔣夫人的陪同下，離開南京，乘機前往一個未公開的地方，最後回到了位於浙江山區的家鄉。
像往常一樣，蔣介石的“下野”發生了奇跡般的作用。
1932年1月2日，政府鄭重請求蔣介石馬上返回南京，就連學生也請他回去。蔣介石平靜地住在山區的家裏，比平時更為繁忙。政客們向蔣介石發來雪片般的電報。另外兩位離任的國民黨領導人——汪精衛和胡漢民——也發來電報。這些電報都有一個共同的宗旨：急需製定“對日新政策”。
在這場日本人堅持稱做“事變”的戰爭中，日軍迅速地控製了東三省。
日本人策劃了一個又一個事變，每一次都暗示著一場範圍更大的戰爭。
日本人宣稱在上海郊區的龍華機場也發生了一起類似的事件，據稱一些中國人——為了方便起見，日本人沒有說明這些人的身份——殺害了一名日本海員。日本領事館隨即向中國當局提出了事先擬好的一係列要求。日本艦隊奉命來到這個大城市。很明顯，上海麵臨著日本入侵的危險。
汪精衛和蔣介石都大吃一驚，汪精衛在上海一所醫院裏已逐漸恢複了健康，此時他起程前往杭州，蔣介石從山上下來與汪會談。最後兩人重歸於好。這兩個老對手在杭州談了幾天，接著便宣布他們要一同前往南京。1月25日，孫科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汪精衛繼任。蔣則宣布他暫時不擔任任何職務。但是他的出現無疑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此外，他不擔任職務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這樣他從前的不抗日的命令現在便可以忽視了。
28日，日軍向駐守在上海的中國軍隊發動了軍事進攻。十九路軍背水一戰，英勇還擊。當時他們麵臨著來自南京的阻力，由於缺乏物質援助，供應日益短缺，他們的戰鬥堅持了33天，隻是在敵人的增援部隊到達之後，他們才被迫撤退。
十九路軍的指揮官是陳銘樞、蔡廷鍇和蔣光鼐軍長。
不久他們的名字和華盛頓及納爾遜等人相提並論，被列入世界最偉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蔡廷鍇的名字成了一種香煙的牌子和其他一些貨物的商標。
來自全國和海外華僑組織的捐款源源不斷地擁來——大約4000萬中國人捐了款——支持英勇的十九路軍。
3月4日，中日在上海簽訂了停戰協定。
這個協定很不得人心，簽訂協定的人受到了學生們的猛烈抨擊。
在南京的蔣介石帶著一種既悲傷又酸楚的複雜感情注視著這一切：悲傷的是日本進攻中國帶來了新的恥辱；酸楚的是在戰爭中幾位英雄聲譽鵲起，而他卻沾不上邊。
淞滬協定簽訂兩天後，蔣介石當選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當然的國民軍總司令。他一上任就把十九路軍調到福建——也許他暗地裏希望他們能和共產黨同歸於盡。
南京政府至少做了一件事。
由於害怕武裝抵抗，它至少宣布了抵製進口日貨。這個運動得到了商人和普通消費者的普遍響應。
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對中國的出口隻相當於平時的六分之一。
但是，不管這個經濟抵製政策執行得多麽好，它都不能遏製日本人的進攻。
1931年的水災更是幫了日本人的大忙，這場水災使得一些地方軍事長官不顧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援助東北守軍的努力成為泡影，同時也顯示了中央政府減輕人民苦難的重要性。習慣上被稱為“老百姓”的普通人民在這年的洪水和災荒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
暴雨之後，決堤而出的長江與漢江匯合，大片土地被淹沒。漢口的街道也曾一度被水淹沒。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大約200萬人被淹死。在這種“雨天”裏，所有的村莊被吞沒，隻有數萬家庭獲救。洪水退後，痢疾、饑荒和霍亂開始流行。
在這場災難中，許多人對“民生主義”的現狀感到困惑不解，而國民黨曾宣誓忠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當成千上萬的人民死於非命的時候，國民黨的政客們卻在為職位和權力爭執不休。
新興的知識分子認為蔣介石拒絕抗日，因此開始反對蔣及其同僚們，廣大農民不明白政治的複雜性，他們隻了解政府的冷漠無情，因此毫不猶豫地擁護毛澤東，他似乎為人們指出了一條出路。
帶著帝國軍人特有的狂傲自大，日本人不斷地給中國增加困難。1932 年2月18日，他們宣布“滿洲國”獨立，它包括東三省和熱河，為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他們立溥儀為傀儡皇帝。
這個年輕人是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1924年被馮玉祥趕出皇宮。他不喜歡中國人，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人的請求下，他從天津日本租界的住所出發，搭乘日本輪船前往滿洲的“皇宮”。兩年後，他從日本人手裏接過了“皇位”。
大約是在溥儀到達滿洲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贛南召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1931年11月7日，他們通過了一個臨時憲法，宣布成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江西的蘇維埃政權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在中國的其他地區大約成立了五個類似的政權。
蘇維埃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周恩來和朱德是毛的主要助手。和往常一樣，蔣介石更擔心的是共產黨的活動而不是日本人的入侵。他決定親自指揮反共戰爭。
這場戰爭在此前後都被稱為“剿匪戰役”。這個貶稱是有意的混淆。
蔣介石的唯一想法是一舉殲滅共產黨。在6月9日召開的一次軍事會議上，他命令軍隊開始行動。在湖北、河南和安徽，共產黨員受到了攻擊，但毛澤東在江西的蘇維埃政府卻未受到幹擾。
政客們的爭吵仍然無休無止。一個不可調解的分歧使蔣汪分道揚鑣，汪提出辭職並於8月6日指責少帥要對失去東北負全部責任。他的辭職也許是無緣無故的，但這並沒有難倒蔣介石。
三天後蔣威脅說，如果汪精衛不收回他的辭呈，他將再次引退。
現在輪到張學良辭職了。
蔣介石在8月4日給汪的一封電報裏，保證汪可以在華北自由活動。汪精衛是個病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病。於是他不再提出辭職，而是請求暫時離職接受治療。
蔣介石本人代替張學良出任華北軍司令。10月22日汪精衛由上海乘船前往歐洲，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長。
蔣介石再次成為無可爭議的政治領袖，但隻限於南京，而且時間不長。
共產黨人不在此列，他們從未完全臣服於他。
另一批人也開始在廣州向蔣介石挑戰。他們是抗擊日軍的英雄——十九路軍。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鍇、陳銘樞和蔣光鼐控製了政務會廣州分會，它的活動獨立於南京之外。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當十九路軍於1932年7月到達福建時，人民狂熱地歡迎他們，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蒼鬆翠柏，景色秀麗，賦予一代代詩人和畫家以靈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貧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歡迎十九路軍的到來，希望他們能夠減輕人民的艱難困苦，讓人民吃飽肚子，並鏟除壓在人民身上的種種不平。
至少在一段時間裏，十九路軍是嚴肅地對待這些要求的。不久他們就貼出了這樣的標語：“消除所有剝削性質的賦稅，解散土匪性質的省自衛軍”。
十九路軍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黨人，陳銘樞就是一個所謂的“第三黨”的領導人。“第三黨”是1927年年初蔣介石奪取上海之後，在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的憤怒風暴中於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熱情中，他們處決土匪（先設下誘餌，再把他們送上刑場），修造公路，廢除許多額外的不合理的苛捐雜稅，保護農民免受各種負擔。在無政府和混亂的年代裏，這是農民們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進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國有化並被公平地分配給耕種土地的人。這聽起來很像是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是兩者有很重要的區別：孫中山的想法是使個體農民占有自己的一塊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土地的所有權歸政府。
福建改革也並非完全模仿共產黨的，因為“第三黨”根本不區分貧農、中農和富農。
福建的革命者很快就要公開反對蔣介石了，但與此同時北方的事態也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力。1933年年初，日本軍隊不再滿足於東北這一個地方了，他們越過長城進入熱河。日軍沒有遭到多少抵抗，就迅速占領了整個熱河省。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的簽訂表明了日軍的勝利。對於少帥張學良來說，熱河的丟失意味著他的政治前途到了盡頭。他把他的部隊交給了蔣介石，做了失敗的軍閥所能做的事，並開始到國外長期旅行。在出國之前，他住進了上海一家醫院，治療他的鴉片毒癮。
從這些事件中，馮玉祥看到了一個重振名聲的機會。5月1日，他離開隱居地，宣布建立“人民抗日同盟軍”。7月，當他的軍隊把日軍趕出察哈爾省時，榮譽果然向他走來。
在南京，蔣介石用一種嫉妒的眼光看著事態的發展，他還不準備抗日，他要先消滅共產黨。而馮玉祥同日軍發生的戰鬥攪亂了蔣介石的生活。
蔣介石不需要過分擔憂。馮玉祥的性格古怪且反複無常。8月，馮解散了他的抗日軍隊，重新在神秘的泰山上隱居起來。日軍再次侵犯察哈爾。
大約在《塘沽協定》簽訂的時候，有關福建即將起義的消息傳到了蔣介石的耳朵裏。顯然陳銘樞是起義者的領袖，他秘密從上海經香港到歐洲，然後又返回南京。5月底，陳銘樞回到福建，歡迎的場麵異常隆重，彩旗招展，歡迎這位“民族英雄”。
孫中山的保守的追隨者胡漢民很可能支持了福建事變，其唯一原因是他憎恨蔣介石。
從另一方麵講，毛澤東後來告訴埃德加·斯諾，共產黨沒有和福建軍隊聯合起來，這是當時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
事實的確如此，如果他們聯合起來，將比各自為戰給南京政府造成的威脅更大。
霍靈頓·唐是蔣介石本人認可的他的傳記作者。他是這樣貶低1933年底發生的事件的：“所謂的福建事變的真正原因是無業的政客對金錢的迫切需要。”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1933年11月20日，在一次群眾集會之後，起義者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大約在此前一天，陳銘樞以私人身份打電報給蔣介石，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指責，並要求蔣下台。在另一封電報裏，起義軍請求廣東和廣西政府聯合出兵推翻蔣介石。
他們聲稱：“蔣介石的獨裁和民族危機已經持續了六年，全世界人民都對他的醜惡和不正當的行為深惡痛絕。”
11月22日，起義者進一步發表聲明，怒斥蔣介石“不顧民族的願望，倒行逆施”，結果是“中國人民就要成為日本的奴隸”。
在起義者發表這些情緒激昂的聲明之後，十年來的一次巨大的反蔣高潮隨後到來了。
福建軍隊剛剛宣布他們的主張，蔣介石就馬上下令發動全麵進攻。他的軍隊分三路進攻福建，蔣介石到閩西親自指揮。起義部隊放棄了福州，南京政府的空軍從溫州和株州的臨時機場出發，用空襲騷擾起義軍。兩個多星期後，起義部隊被擊潰。福建的政治領袖們匆忙地從福州撤走。
蔣軍收集起義軍殘部，重組十九路軍，英雄的十九路軍成了曆史。 <figure>
1933年，蔣介石檢閱部隊準備討伐福建 </fig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