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共合作一段蜜月的獎勵，莫斯科的宣傳大軍采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姿態。蔣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動派”，現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偉大的領袖”。
國外希望中國勝利的人以及國內支持蔣介石的人都很奇怪，為什麽不乘勝轉入進攻。但蔣介石的戰略是退到內地，按兵不動。
毛澤東不願讓八路軍冒滅亡的危險，斷然拒絕了斯大林要求中國共產黨打擊中國北部的新增日軍的請求。
當年在重慶的人還記得，那時重慶是中國戰時首都，而現在它又成了一座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國大潰敗之前，重慶一直沒有什麽變化，它是四川的一個商業口岸，省內的豐富物產都由這裏運出。它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把中原大地與高聳的喜馬拉雅山連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萬的難民擁進了重慶，使其人口由20萬猛增到100萬。
這些新來的人當中有政府官員、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種人，他們一待就是六年。在這期間，他們和當地人一起，學會了如何忍受重慶寒冷潮濕的嚴冬、悶熱難當的酷夏以及汙溝散發出來的臭氣。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廣東人來勢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數。最後，日本戰敗，這些外省人紛紛離去，重慶又重新成了從前那個無人問津的邊遠地方城市。
在這些新來的人中，有二三十萬是窮人，他們全擠在舊城的城牆內。而那些富人、不那麽窮的人或更有辦法的人，則在城周圍的山坡上建起了豪華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別墅。其中最氣派的一幢是委員長和蔣夫人的寓所。
當然，委員長在總部大院裏還有一個市內的住處。後來，他又在城市的另一邊修建了一組別墅，作為他款待國賓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國的陸軍武官約瑟夫·w.史迪威到蔣家的市內住所拜訪了他們。這是一次很簡短的會談，隻進行了15分鍾，態度十分誠摯，與後來他們之間的激烈爭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早在漢口的最後那幾天裏，史迪威就見過蔣夫人，他們倆很投緣，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這次在重慶，史迪威卻是頭一次見委員長。
盡管會談氣氛融洽，但史迪威卻對這位中國領袖印象不佳，他在一個月之後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他的這種看法。
他認為蔣介石對其指揮中一直存在的混亂局麵負有直接的責任。他還批評蔣介石對部下不信任，並認為這是因為蔣介石想獨攬大權，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脅。
史迪威是個精明而難於相處的職業軍人，他了解中國，而且懂中文。他對達官顯貴沒有敬仰之情，是個少言寡語的人，但這並非是出於什麽策略。他的諢名“刺兒頭”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頭一次見蔣介石時，他的使命已將近結束，他們間的那些大吵大鬧發生在後來的戰爭過程中。
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裏，日本人已不再是蔣介石最擔心的事了。相反，兩個國內問題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衛和共產黨。
1月份，委員長派王魯樵到河內跟蹤汪精衛。此人25歲，畢業於蔣介石的家鄉浙江省的警官學校。他的任務是刺殺汪精衛。他找到了目標，但沒有打中，卻擊倒了汪精衛的一位朋友。後來，他又從河內一直跟蹤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勞苦換來的是被法國人關了六年的監牢。(1)
共產黨是個更讓蔣介石頭疼的問題。根據“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黨在200人的國民參政會議中獲得了一定數量的席位，這個委員會是蔣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戰時最高決策機構。
起先在漢口，後來在重慶，共產黨都有一個由周恩來領導的長駐代表團。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主任是張治中將軍，副主任是周恩來，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許多左翼黨派的知識分子。郭沫若（後來擔任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是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對戲劇電影的創作、上演和製作實行全麵的控製。北京大學的一位姓張的教授，是個同情馬克思主義者的留德哲學家，擔任政治部機關刊物《戰時文化月刊》的主編。埃裏克·周從1938 年12月起曾在張的手下當過七個月的副主編。據他講，張與周恩來交往密切，而且隻雇左派人士（當時也包括埃裏克·周）做編輯人員。張同時也是國民參政會議中的一位積極的代表。
當時一些地下共產黨人成功地打入了國民黨的許多重要機構。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銀行擔任管理工作，並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第一任行長。還有王炳南，他在”團的據點社會福利部負責組織工作。後來，在國共和談時，他卻成了周恩來的主要發言人，後來又出任北京駐華沙的大使；20世紀50年代後期，就台灣的地位以及其他有爭議的問題，他與美國代表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他的德國夫人安娜是孫中山夫人的秘書，常常和外國記者及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們提供新聞或政治傳聞。
在一段時間裏，蔣介石容忍了共產黨，共產黨也容忍了他，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影響到蘇聯給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對這段蜜月的一個獎勵就是，莫斯科的宣傳大軍采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委員長的姿態。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動派”，他現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偉大的領袖”。一群來自各國的左翼作家出現在重慶，為建立這種新的形象出力。
同樣是這批人，後來反對蔣介石，為他塑造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萬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時卻讓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僅僅是溫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蔣介石沒有力量解散紅軍，並使紅軍戰士以個人身份合並到國軍中去。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懷手下的2萬陝西紅軍於1937年8月改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名義上講，朱德的部隊受轄於北方山西省的閻錫山將軍，但實際上八路軍接受的是毛澤東的命令。1938年春，長江以南的紅軍零散部隊又得到允許，在葉挺手下改編成新四軍，名義上接受國民黨將軍顧祝同的指揮。
根據共產黨對這場愛國戰爭的官方曆史記載，八路軍由1937年的4.5萬人增加到1940年的40萬人，而新四軍則在同期由1.5萬人增加到10萬人。這裏，1937年的數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對於1940年大大增加後的數字卻沒有理由懷疑。
共產黨在敵後不論走到哪裏，都大力組織群眾。在絕大多數地方，農民受盡了日本人的蹂躪，都十分願意加入共產黨，而共產黨反過來則十分注意不脫離農民。通過發動農民，共產黨擴大了自己的政治勢力。
1939年5月，當寒冷季節裏籠罩著重慶的大霧散去時，日本人便開始了在這座城市的空中轟炸。頭一次空襲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傷亡。
防衛的人既沒有高射炮，也沒有可以躲避空襲的地方。這次空襲一結束，蔣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麵了。和往常一樣，蔣介石訓斥了他那弱小的空軍的幾個指揮官，指責他們太無能。
他命令何應欽負責群眾的撤離工作，自己則隱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靜靜地思考中國的問題。
空襲一直延續了整整一個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開始了規模更大的轟炸。這時，人們才終於建好了足夠的防空洞和掩蔽處。轟炸得最厲害的是1941年，最長的空襲間隔是五小時，最短的一個半小時，就像在德國狂轟濫炸下的倫敦一樣，重慶遭了殃。
在1939年的5月，日本人還幹了另外一件事，他們對蘇聯保護下的外蒙古的邊境進行了攻擊，以試探蘇聯是否決心參戰。
對此，俄國人予以了猛烈的還擊。待在中國無所作為的朱可夫將軍正閑得發慌，8月20日他帶領俄國人和蒙古人奮起出擊，重創日軍。這下東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僅僅三天之後所發生的一件事卻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為震驚：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現在，日本不僅知道蘇聯人如果受到進攻就會反擊，而且也知道他們不能指望德國人，協調一致的戰略是不會有的，盡管還有一個反第三國際的協定。使日本人尤為傷心的是，當時他們正在和德國人商討建立一個對付蘇聯的聯盟。結果這個會談很快就中斷了。
從9月份起，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勢力擴展到了北方的陝西、河北、山東及長江下遊的江蘇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國大黨領導人p.j.尼赫魯在蔣介石的山莊會見了蔣氏夫婦，三個人在日本的空襲聲中談了好幾小時。
從那時起到這年年底，蔣介石的軍隊失去了長沙，後來又收複了長沙，並在一場戰鬥中把日本人趕出了廣西。此間，中國南部的昆侖關幾經易手，最後在12月31日的決戰中又重新被中國人控製。
這時，國外希望中國勝利的人以及國內支持蔣介石的人都很奇怪，為什麽他們不乘勝轉入進攻。
後來，這種消極的做法使史迪威大為惱火。但是，蔣介石的戰略是撤到內地，按兵不動。他已經如願以償地挫敗了日本人的銳氣。他沒有求勝的計劃，他隻求生存，隻求在持久力上超過敵人。
他猜測，美國人遲早會被拉進這場戰爭，到那時他將是牽製了100多萬日軍的有功之臣。也許連蘇聯人也會卷進這次戰爭。到目前為止，中國人已經幫了斯大林的大忙，他們轉移了威脅蘇聯的日軍大部隊。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為何要在軍事上竭盡全力，把他將來用於對付共產黨的力量一點一點地消耗掉呢？
蔣介石的固執在他後來的失敗中再次表現出來。
當他坐等日本人進攻時，共產黨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後方。他們並非每仗都打，但他們打的仗足以讓人覺得他們已轉入了進攻。日本人不時地進行瘋狂的報複，他們燒毀村莊，犯下了種種暴行。
但是每次報複之後，共產黨就變得更強大了，人們對他們所抱的期望也越來越大。而蔣介石在重慶或坐等觀望或不安地來回踱步，總是固執己見。他沒有看到，他這種按兵不動的做法正在為他開辟一條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戰爭已經爆發之後，蔣介石仍無法完全擺脫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麵。
軍事曆史學家陳曉偉將軍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裏克·周談起過這一點。他說，蔣介石把整個戰場劃分成若幹個獨立的戰區，其目的在於建立獨立的作戰單位，讓每個單位自己去抵擋進攻中的日本人。這樣，日本人向內地推進得越深，他們在所經過的戰區就會遇到越多的抵抗。
這個計劃的弱點在於，各戰區的指揮官沒有按照所期望的樣子去做。各省的部隊在保衛家鄉的戰鬥中打得不錯，但他們沒有準備到遠離本省的地方去抗擊日寇。光這一點就足以使國軍無法轉入進攻，即使蔣介石願意把他直接控製的裝備和訓練較好的中央軍用於進攻而不是防禦。
總的來說，國民黨的軍隊在打遊擊戰方麵無法與共產黨相比。
蔣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區開辦了一個訓練遊擊隊伍的學校，以達到從後方騷擾日軍的目的。
馮玉祥來到這個地區，看到5000名年輕精壯的村民正在省長的手下接受遊擊戰的訓練。然而，他們的熱情彌補不了訓練上的不足。訓練時間太短，實戰訓練不夠。因此，馮將軍預言，這些遊擊隊不會有太大的作用。
此話果然言中。
國民黨雄心更大的遊擊計劃是在河北省。在馮玉祥的推薦下，委員長任命鹿鍾麟擔任河北省省長兼河北和察哈爾的總司令。當時，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陽。鹿鍾麟從洛陽出發，過黃河，向北進發，到達河北時，他召集了30萬到40萬自帶長槍的民兵。帶領他們騷擾日本人，並重創敵軍。
但是，蔣介石每月在他們每個人身上花的錢還不足6元，而當時一頓簡單的飯就不下100元。(2)盡管有愛國之心，但每月6元錢活命都不夠。結果，這個計劃以失敗告終。
但是，有一個地方的國民黨遊擊隊的確成了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這就是山西省西北部的遊擊隊，這個地區因出產煤和其他的礦產對日本人極具吸引力。
戰爭初期，日本人就占領了省會太原，並控製了鐵路，但是他們沒能打垮山上的遊擊隊。在整個戰爭中，這批遊擊隊幾乎隨時都可以下山來重創日軍，他們一共鉗製了50萬日軍。
1940年頭幾個月裏，最讓人震驚的新聞不是軍事方麵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衛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當他1938年年底逃到河內時，蔣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開反應就是在1939年1月7日發表了一個聲明，說明他和汪精衛事先沒有討論過與日本講和（這不是實情）。
過了許多年之後，有人讓霍靈頓·唐站出來說，蔣介石當時是想給汪精衛留條後路，讓他再考慮一下他的行動。
我們已看到，實際上蔣介石已派了殺手去刺殺汪精衛。當看到刺客顯然不可能成功時，蔣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發出了捉拿懲罰汪精衛的命令。
7月9日，汪精衛指責蔣介石在“為赤色分子幫忙”，要把中國引向滅亡。隨後，他宣稱自己是“正統的中國國民黨”的領袖。這個偽國民黨開了一個“第六屆代表大會”，會議選舉汪精衛為“主席”。 <figure>
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前排舉臂者為汪精衛 </figure>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內光大將又提出了一項“和平”建議，他間接地提到由汪精衛來組織新政府。在這個政府裏，“甚至連蔣介石將軍”和重慶的其他官員也都可以接受。一個月之後，有報道說，汪精衛“政府”已與日本簽訂了“八條協議”。
所有這些行動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這一天，汪精衛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個過程像一出奇特的鬧劇。汪精衛不僅把自己的黨稱做“國民黨”，並全部照搬國民黨的口號，而且還使用孫中山設計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
這樣一來，重慶和南京兩個首府上空飄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衛的“政府”甚至還征集了一支軍隊，他們給被抓來的“士兵”兩個選擇，要麽參加這個軍隊，要麽槍斃。毫不奇怪，這支軍隊有許多人開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萬名汪精衛的士兵殺死了他們的日本軍官，轉到了蔣介石這邊。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認它的傀儡政權，“滿洲國”也跟著承認。1941年7月1日，德國和意大利以及軸心國的衛星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和克羅地亞相繼表示承認汪偽政權。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慶，蔣介石對這一消息的反應是，把汪精衛的一個同謀石友三送上了軍事法庭，並將他處決。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還逮捕了155名被認為是暗中支持汪精衛的人。
傳統的看法顯然認為汪精衛是個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個賣國賊。
但是，所有這些情況實際上要比戰時人們所看到的複雜得多。汪精衛曾是孫中山最親近的一個學生。在權力鬥爭中，他敗在了蔣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擠。但是，他與蔣介石的個人恩怨並不能作為他在抗日戰爭中所作所為的唯一解釋。
據陳公博講，他是在1932年就對抗日產生了疑慮。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長城古北口之戰使他十分失望。從幸存的中國將領那裏，他得知士兵們根本無法抵擋日本人，因為他們的武器與敵人的相比太落後了。這件事使汪精衛認為，講和比抵抗強。
1946年，《大公報》的創建者之一胡霖告訴埃裏克·周，汪精衛在1932年的歐洲之行以後變成了一個堅定的反共派。
從此以後，在私下的談話中，他常常自責曾領導過國民黨的左翼。他認為，歐洲對共產主義的擔心超過了對法西斯主義的擔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亞洲的一個穩定因素。但是，由於害怕分裂國民黨，他的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開。當時，他在南京成立了一個“低調俱樂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傳播他那些與日本講和的主張。
隨後，日本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麵入侵。必須承認，與法國淪陷後的貝當和拉瓦爾相比，汪精衛的所作所為沒有那麽多可為其辯解的理由，因為中國還沒有被打敗。
盡管如此，汪精衛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強大的武力麵前，中國不可能獲勝，而且，與全麵失敗後強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進行和談會產生更寬鬆的條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說：日本政府今後將拒絕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政府打交道，對於汪精衛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來說，這個聲明使和談的可能性完全破滅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蔣介石，又不與他打交道，那麽前景將是無止境的戰爭。
唯一的辦法看來隻有以另一個政府領導人取代蔣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曆和聲望，必須是討日本人歡心的。隻有汪精衛自己符合這些條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選中了老牌軍閥吳佩孚做他們的傀儡，但是他輕蔑地拒絕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衛，他們準備在敵對狀態結束後的兩年內從中國撤走其軍隊。但是，一旦他“就職”，日本人就根本不願再作這種承諾。
事實證明蔣介石選擇抵抗是正確的。
對於蔣介石和中國來說，1940年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的年份。
西歐的戰爭災難給中國帶來了不利的後果。利用法國的淪陷，日本向法國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它關閉由河內到中國的鐵路。英國人退出敦刻爾克之後也是元氣大傷，並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國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國立即關閉香港邊境和緬甸公路，否則將以戰爭相威脅。溫斯頓·丘吉爾在絕望中求助於羅斯福總統：如果戰爭到來，美國會幫助英國對付日本嗎？然而，當時美國自己也很虛弱。而且，在羅斯福看來，讓他的國家為挽救大英帝國的家當而卷入一場戰爭，在政治上是無法考慮的。7月12日，英國人關閉了緬甸公路。讓他們的良心得到一點兒安慰的是他們加上了一個附帶條件，即隻關閉三個月，再給中日一次和平解決問題的機會。
對於委員長和他的政府來說，這是一次最大的打擊。因為，當時緬甸公路是中國唯一一條與外麵世界聯係的通道。
蔣介石發表了一個聲明，正式指責英國的決定違背了現有的中英條約。
然而，中國對此無法再做什麽，因為他們和英國的處境相同，都是麵對凶惡的敵人孤軍奮戰，沒有盟友。在日本，米內光內閣在這個月垮台，近衛重新擔任首相。為了守信用，他遵守對英國的許諾，的確又提出了一個“和平”建議。這一次，日本建議給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和山東這五個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並承認汪精衛政權，對“滿洲國”將來的地位問題延期作決定。和往常一樣，蔣介石對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國的和平努力沒有什麽效果，英國人又開放了緬甸公路。
在蔣介石看來，英國人改變了原來那個殘酷的決定，這表示他們從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國的地位。至此他已堅信，日美之間的衝突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會出現。
因此，他宣布，中國完全與英國和美國站在一起，共同對抗軸心國的侵略。這樣一來，即使日本提出很體麵的條件，國民政府也會拒絕商談。這些決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蔣介石的所有將領和顧問中沒有一點異議。
蔣介石在抗日期間受到的另一個重大打擊來自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1年4月13日，蘇聯出人預料地與日本簽訂了五年的中立條約。在蔣介石看來，斯大林變幻無常的政策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為中國提供軍需品，以對付日本人。
可是現在，俄國人卻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蘇協議和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於不顧，使日本人不受蘇聯在其亞洲地區采取軍事行動的威脅，讓他們放開手腳在中國為所欲為。
這次打擊對蔣介石顯得尤為沉重，這是因為僅僅在兩天前，即1941 年4月11日，蘇聯駐中國大使還向中國政府保證，俄國絕不會出於自私的考慮而犧牲一個友好國家的利益。
在上個月，中國人對於日本外相鬆岡洋右結束訪德後對莫斯科進行的訪問一直十分關注。但是，這位大使說，蘇聯政府給予鬆岡洋右的隻不過是一般的外交禮遇。在蘇日新簽的條約中，日本承認蘇聯保護下的外蒙古共和國，而蘇聯則承認“滿洲國”。
蔣介石從未像現在這樣需要美國的幫助。
1941年5月10日，在美國大使納爾遜·t.約翰遜的告別晚宴上，委員長對美國說了一番帶鼓動性的恭維話。他說：“我堅信，世界上任何膽敢以美國這個民主國家為敵的國家，都必定會遭到滅亡。”
斯大林與日本簽訂的“中立”條約無論從政治上看還是從戰略上看，都是對蘇聯有利的，它對納粹德國與蘇聯的協定是一個補充。蘇德協定起初給兩個反共夥伴之間打進了一個楔子，現在的蘇日協定則進一步使蘇聯受到威脅的邊境得到了某種不受侵犯的保證。
然而，這個協定並沒能保護蘇聯，就像與希特勒簽的那個協定一樣，沒能阻止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蘇聯。
當希特勒的軍隊向莫斯科開進時，斯大林呼籲中國共產黨打擊中國北部的新增日軍。按照他的考慮，這種牽製能使他得以把東部邊境上的蘇軍撤到其歐洲地區，以用於防禦。但是，毛澤東不願意讓他的八路軍冒滅亡的危險，因而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
9月份，別無他法的俄國人隻好把遠東軍轉移到歐洲前線，這時朱可夫才得以把納粹的進攻阻止在首都的郊外。
但是，這時的日本並不打算入侵蘇聯的遠東地區。相反，他們的計劃是打擊美國的海軍，橫掃東南亞。問題在於，“中國事件”已經拖了4年多，仍然牽製著日本的大部隊。
這樣，在1941年9月，東京又作了一次“講和”的試探。這一次，他們暗示將接受汪精衛和蔣介石之間的和解。但是，蔣介石仍不願和他們來往。
委員長發現美國的態度很難捉摸。1940年夏，美國政府停止了對一些國家廢鋼鐵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如果日本進攻美國，毫無疑問，中國將得到美國的全力援助。
但是，是哪個中國呢？1941年2月，羅斯福總統讓他的行政助手勞克林·柯裏給蔣介石帶去了一個令他不安的口信。柯裏與委員長的會談不下十次。第一次會談時，柯裏就轉達了羅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裏中國的共產黨看上去更像社會主義者，這樣，目標當然就應該是國共合作。
柯裏希望與周恩來見麵，委員長對此沒有反對，但是，當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與第三國際的關係時，蔣介石嚴厲地指責了這位總統特使。在蔣介石看來，有關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情報傳到羅斯福總統那裏已有多時了。
隨著1941年一天一天地過去，羅斯福總統與日本人的對抗越來越強。7月份，他凍結了在美國的日本資產。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們進一步采取對亞洲實行軍事占領的政策，將會迫使美國“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護美國的權利和利益。
10月17日，近衛文麿下台，取代他的是軍國主義的頭子東條英機，隨後日美在華盛頓進行了毫無結果的談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況下，轟炸了夏威夷的美國艦隊及香港與馬來亞的英國軍隊。這一天，美國在珍珠港損失了5艘戰列艦、3艘巡洋艦和177架飛機。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蹤，1272人受傷。
第二天，美國和英國對日本宣戰，中國對德國和意大利宣戰。
蔣介石在拍給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中說：“在我們新的共同戰鬥中，我們將竭盡全力，與你們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區和世界從野蠻勢力的禍殃中及無止境的背叛中解脫出來。”
至此，“中國事件”已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1) 王魯樵後來成了台北市—蔣介石逃到台灣後的總部—的警察部長，1974年死於車禍，當時地方報紙披露了他這段未完成的業績。—譯者注(2) 原文如此。—譯者注
國外希望中國勝利的人以及國內支持蔣介石的人都很奇怪，為什麽不乘勝轉入進攻。但蔣介石的戰略是退到內地，按兵不動。
毛澤東不願讓八路軍冒滅亡的危險，斷然拒絕了斯大林要求中國共產黨打擊中國北部的新增日軍的請求。
當年在重慶的人還記得，那時重慶是中國戰時首都，而現在它又成了一座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國大潰敗之前，重慶一直沒有什麽變化，它是四川的一個商業口岸，省內的豐富物產都由這裏運出。它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把中原大地與高聳的喜馬拉雅山連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萬的難民擁進了重慶，使其人口由20萬猛增到100萬。
這些新來的人當中有政府官員、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種人，他們一待就是六年。在這期間，他們和當地人一起，學會了如何忍受重慶寒冷潮濕的嚴冬、悶熱難當的酷夏以及汙溝散發出來的臭氣。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廣東人來勢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數。最後，日本戰敗，這些外省人紛紛離去，重慶又重新成了從前那個無人問津的邊遠地方城市。
在這些新來的人中，有二三十萬是窮人，他們全擠在舊城的城牆內。而那些富人、不那麽窮的人或更有辦法的人，則在城周圍的山坡上建起了豪華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別墅。其中最氣派的一幢是委員長和蔣夫人的寓所。
當然，委員長在總部大院裏還有一個市內的住處。後來，他又在城市的另一邊修建了一組別墅，作為他款待國賓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國的陸軍武官約瑟夫·w.史迪威到蔣家的市內住所拜訪了他們。這是一次很簡短的會談，隻進行了15分鍾，態度十分誠摯，與後來他們之間的激烈爭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早在漢口的最後那幾天裏，史迪威就見過蔣夫人，他們倆很投緣，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這次在重慶，史迪威卻是頭一次見委員長。
盡管會談氣氛融洽，但史迪威卻對這位中國領袖印象不佳，他在一個月之後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他的這種看法。
他認為蔣介石對其指揮中一直存在的混亂局麵負有直接的責任。他還批評蔣介石對部下不信任，並認為這是因為蔣介石想獨攬大權，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脅。
史迪威是個精明而難於相處的職業軍人，他了解中國，而且懂中文。他對達官顯貴沒有敬仰之情，是個少言寡語的人，但這並非是出於什麽策略。他的諢名“刺兒頭”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頭一次見蔣介石時，他的使命已將近結束，他們間的那些大吵大鬧發生在後來的戰爭過程中。
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裏，日本人已不再是蔣介石最擔心的事了。相反，兩個國內問題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衛和共產黨。
1月份，委員長派王魯樵到河內跟蹤汪精衛。此人25歲，畢業於蔣介石的家鄉浙江省的警官學校。他的任務是刺殺汪精衛。他找到了目標，但沒有打中，卻擊倒了汪精衛的一位朋友。後來，他又從河內一直跟蹤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勞苦換來的是被法國人關了六年的監牢。(1)
共產黨是個更讓蔣介石頭疼的問題。根據“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黨在200人的國民參政會議中獲得了一定數量的席位，這個委員會是蔣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戰時最高決策機構。
起先在漢口，後來在重慶，共產黨都有一個由周恩來領導的長駐代表團。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主任是張治中將軍，副主任是周恩來，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許多左翼黨派的知識分子。郭沫若（後來擔任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是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對戲劇電影的創作、上演和製作實行全麵的控製。北京大學的一位姓張的教授，是個同情馬克思主義者的留德哲學家，擔任政治部機關刊物《戰時文化月刊》的主編。埃裏克·周從1938 年12月起曾在張的手下當過七個月的副主編。據他講，張與周恩來交往密切，而且隻雇左派人士（當時也包括埃裏克·周）做編輯人員。張同時也是國民參政會議中的一位積極的代表。
當時一些地下共產黨人成功地打入了國民黨的許多重要機構。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銀行擔任管理工作，並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第一任行長。還有王炳南，他在”團的據點社會福利部負責組織工作。後來，在國共和談時，他卻成了周恩來的主要發言人，後來又出任北京駐華沙的大使；20世紀50年代後期，就台灣的地位以及其他有爭議的問題，他與美國代表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他的德國夫人安娜是孫中山夫人的秘書，常常和外國記者及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們提供新聞或政治傳聞。
在一段時間裏，蔣介石容忍了共產黨，共產黨也容忍了他，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影響到蘇聯給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對這段蜜月的一個獎勵就是，莫斯科的宣傳大軍采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委員長的姿態。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動派”，他現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偉大的領袖”。一群來自各國的左翼作家出現在重慶，為建立這種新的形象出力。
同樣是這批人，後來反對蔣介石，為他塑造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萬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時卻讓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僅僅是溫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蔣介石沒有力量解散紅軍，並使紅軍戰士以個人身份合並到國軍中去。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懷手下的2萬陝西紅軍於1937年8月改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名義上講，朱德的部隊受轄於北方山西省的閻錫山將軍，但實際上八路軍接受的是毛澤東的命令。1938年春，長江以南的紅軍零散部隊又得到允許，在葉挺手下改編成新四軍，名義上接受國民黨將軍顧祝同的指揮。
根據共產黨對這場愛國戰爭的官方曆史記載，八路軍由1937年的4.5萬人增加到1940年的40萬人，而新四軍則在同期由1.5萬人增加到10萬人。這裏，1937年的數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對於1940年大大增加後的數字卻沒有理由懷疑。
共產黨在敵後不論走到哪裏，都大力組織群眾。在絕大多數地方，農民受盡了日本人的蹂躪，都十分願意加入共產黨，而共產黨反過來則十分注意不脫離農民。通過發動農民，共產黨擴大了自己的政治勢力。
1939年5月，當寒冷季節裏籠罩著重慶的大霧散去時，日本人便開始了在這座城市的空中轟炸。頭一次空襲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傷亡。
防衛的人既沒有高射炮，也沒有可以躲避空襲的地方。這次空襲一結束，蔣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麵了。和往常一樣，蔣介石訓斥了他那弱小的空軍的幾個指揮官，指責他們太無能。
他命令何應欽負責群眾的撤離工作，自己則隱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靜靜地思考中國的問題。
空襲一直延續了整整一個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開始了規模更大的轟炸。這時，人們才終於建好了足夠的防空洞和掩蔽處。轟炸得最厲害的是1941年，最長的空襲間隔是五小時，最短的一個半小時，就像在德國狂轟濫炸下的倫敦一樣，重慶遭了殃。
在1939年的5月，日本人還幹了另外一件事，他們對蘇聯保護下的外蒙古的邊境進行了攻擊，以試探蘇聯是否決心參戰。
對此，俄國人予以了猛烈的還擊。待在中國無所作為的朱可夫將軍正閑得發慌，8月20日他帶領俄國人和蒙古人奮起出擊，重創日軍。這下東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僅僅三天之後所發生的一件事卻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為震驚：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現在，日本不僅知道蘇聯人如果受到進攻就會反擊，而且也知道他們不能指望德國人，協調一致的戰略是不會有的，盡管還有一個反第三國際的協定。使日本人尤為傷心的是，當時他們正在和德國人商討建立一個對付蘇聯的聯盟。結果這個會談很快就中斷了。
從9月份起，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勢力擴展到了北方的陝西、河北、山東及長江下遊的江蘇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國大黨領導人p.j.尼赫魯在蔣介石的山莊會見了蔣氏夫婦，三個人在日本的空襲聲中談了好幾小時。
從那時起到這年年底，蔣介石的軍隊失去了長沙，後來又收複了長沙，並在一場戰鬥中把日本人趕出了廣西。此間，中國南部的昆侖關幾經易手，最後在12月31日的決戰中又重新被中國人控製。
這時，國外希望中國勝利的人以及國內支持蔣介石的人都很奇怪，為什麽他們不乘勝轉入進攻。
後來，這種消極的做法使史迪威大為惱火。但是，蔣介石的戰略是撤到內地，按兵不動。他已經如願以償地挫敗了日本人的銳氣。他沒有求勝的計劃，他隻求生存，隻求在持久力上超過敵人。
他猜測，美國人遲早會被拉進這場戰爭，到那時他將是牽製了100多萬日軍的有功之臣。也許連蘇聯人也會卷進這次戰爭。到目前為止，中國人已經幫了斯大林的大忙，他們轉移了威脅蘇聯的日軍大部隊。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為何要在軍事上竭盡全力，把他將來用於對付共產黨的力量一點一點地消耗掉呢？
蔣介石的固執在他後來的失敗中再次表現出來。
當他坐等日本人進攻時，共產黨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後方。他們並非每仗都打，但他們打的仗足以讓人覺得他們已轉入了進攻。日本人不時地進行瘋狂的報複，他們燒毀村莊，犯下了種種暴行。
但是每次報複之後，共產黨就變得更強大了，人們對他們所抱的期望也越來越大。而蔣介石在重慶或坐等觀望或不安地來回踱步，總是固執己見。他沒有看到，他這種按兵不動的做法正在為他開辟一條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戰爭已經爆發之後，蔣介石仍無法完全擺脫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麵。
軍事曆史學家陳曉偉將軍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裏克·周談起過這一點。他說，蔣介石把整個戰場劃分成若幹個獨立的戰區，其目的在於建立獨立的作戰單位，讓每個單位自己去抵擋進攻中的日本人。這樣，日本人向內地推進得越深，他們在所經過的戰區就會遇到越多的抵抗。
這個計劃的弱點在於，各戰區的指揮官沒有按照所期望的樣子去做。各省的部隊在保衛家鄉的戰鬥中打得不錯，但他們沒有準備到遠離本省的地方去抗擊日寇。光這一點就足以使國軍無法轉入進攻，即使蔣介石願意把他直接控製的裝備和訓練較好的中央軍用於進攻而不是防禦。
總的來說，國民黨的軍隊在打遊擊戰方麵無法與共產黨相比。
蔣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區開辦了一個訓練遊擊隊伍的學校，以達到從後方騷擾日軍的目的。
馮玉祥來到這個地區，看到5000名年輕精壯的村民正在省長的手下接受遊擊戰的訓練。然而，他們的熱情彌補不了訓練上的不足。訓練時間太短，實戰訓練不夠。因此，馮將軍預言，這些遊擊隊不會有太大的作用。
此話果然言中。
國民黨雄心更大的遊擊計劃是在河北省。在馮玉祥的推薦下，委員長任命鹿鍾麟擔任河北省省長兼河北和察哈爾的總司令。當時，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陽。鹿鍾麟從洛陽出發，過黃河，向北進發，到達河北時，他召集了30萬到40萬自帶長槍的民兵。帶領他們騷擾日本人，並重創敵軍。
但是，蔣介石每月在他們每個人身上花的錢還不足6元，而當時一頓簡單的飯就不下100元。(2)盡管有愛國之心，但每月6元錢活命都不夠。結果，這個計劃以失敗告終。
但是，有一個地方的國民黨遊擊隊的確成了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這就是山西省西北部的遊擊隊，這個地區因出產煤和其他的礦產對日本人極具吸引力。
戰爭初期，日本人就占領了省會太原，並控製了鐵路，但是他們沒能打垮山上的遊擊隊。在整個戰爭中，這批遊擊隊幾乎隨時都可以下山來重創日軍，他們一共鉗製了50萬日軍。
1940年頭幾個月裏，最讓人震驚的新聞不是軍事方麵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衛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當他1938年年底逃到河內時，蔣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開反應就是在1939年1月7日發表了一個聲明，說明他和汪精衛事先沒有討論過與日本講和（這不是實情）。
過了許多年之後，有人讓霍靈頓·唐站出來說，蔣介石當時是想給汪精衛留條後路，讓他再考慮一下他的行動。
我們已看到，實際上蔣介石已派了殺手去刺殺汪精衛。當看到刺客顯然不可能成功時，蔣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發出了捉拿懲罰汪精衛的命令。
7月9日，汪精衛指責蔣介石在“為赤色分子幫忙”，要把中國引向滅亡。隨後，他宣稱自己是“正統的中國國民黨”的領袖。這個偽國民黨開了一個“第六屆代表大會”，會議選舉汪精衛為“主席”。 <figure>
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前排舉臂者為汪精衛 </figure>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內光大將又提出了一項“和平”建議，他間接地提到由汪精衛來組織新政府。在這個政府裏，“甚至連蔣介石將軍”和重慶的其他官員也都可以接受。一個月之後，有報道說，汪精衛“政府”已與日本簽訂了“八條協議”。
所有這些行動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這一天，汪精衛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個過程像一出奇特的鬧劇。汪精衛不僅把自己的黨稱做“國民黨”，並全部照搬國民黨的口號，而且還使用孫中山設計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
這樣一來，重慶和南京兩個首府上空飄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衛的“政府”甚至還征集了一支軍隊，他們給被抓來的“士兵”兩個選擇，要麽參加這個軍隊，要麽槍斃。毫不奇怪，這支軍隊有許多人開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萬名汪精衛的士兵殺死了他們的日本軍官，轉到了蔣介石這邊。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認它的傀儡政權，“滿洲國”也跟著承認。1941年7月1日，德國和意大利以及軸心國的衛星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和克羅地亞相繼表示承認汪偽政權。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慶，蔣介石對這一消息的反應是，把汪精衛的一個同謀石友三送上了軍事法庭，並將他處決。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還逮捕了155名被認為是暗中支持汪精衛的人。
傳統的看法顯然認為汪精衛是個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個賣國賊。
但是，所有這些情況實際上要比戰時人們所看到的複雜得多。汪精衛曾是孫中山最親近的一個學生。在權力鬥爭中，他敗在了蔣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擠。但是，他與蔣介石的個人恩怨並不能作為他在抗日戰爭中所作所為的唯一解釋。
據陳公博講，他是在1932年就對抗日產生了疑慮。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長城古北口之戰使他十分失望。從幸存的中國將領那裏，他得知士兵們根本無法抵擋日本人，因為他們的武器與敵人的相比太落後了。這件事使汪精衛認為，講和比抵抗強。
1946年，《大公報》的創建者之一胡霖告訴埃裏克·周，汪精衛在1932年的歐洲之行以後變成了一個堅定的反共派。
從此以後，在私下的談話中，他常常自責曾領導過國民黨的左翼。他認為，歐洲對共產主義的擔心超過了對法西斯主義的擔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亞洲的一個穩定因素。但是，由於害怕分裂國民黨，他的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開。當時，他在南京成立了一個“低調俱樂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傳播他那些與日本講和的主張。
隨後，日本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麵入侵。必須承認，與法國淪陷後的貝當和拉瓦爾相比，汪精衛的所作所為沒有那麽多可為其辯解的理由，因為中國還沒有被打敗。
盡管如此，汪精衛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強大的武力麵前，中國不可能獲勝，而且，與全麵失敗後強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進行和談會產生更寬鬆的條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說：日本政府今後將拒絕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政府打交道，對於汪精衛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來說，這個聲明使和談的可能性完全破滅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蔣介石，又不與他打交道，那麽前景將是無止境的戰爭。
唯一的辦法看來隻有以另一個政府領導人取代蔣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曆和聲望，必須是討日本人歡心的。隻有汪精衛自己符合這些條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選中了老牌軍閥吳佩孚做他們的傀儡，但是他輕蔑地拒絕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衛，他們準備在敵對狀態結束後的兩年內從中國撤走其軍隊。但是，一旦他“就職”，日本人就根本不願再作這種承諾。
事實證明蔣介石選擇抵抗是正確的。
對於蔣介石和中國來說，1940年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的年份。
西歐的戰爭災難給中國帶來了不利的後果。利用法國的淪陷，日本向法國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它關閉由河內到中國的鐵路。英國人退出敦刻爾克之後也是元氣大傷，並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國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國立即關閉香港邊境和緬甸公路，否則將以戰爭相威脅。溫斯頓·丘吉爾在絕望中求助於羅斯福總統：如果戰爭到來，美國會幫助英國對付日本嗎？然而，當時美國自己也很虛弱。而且，在羅斯福看來，讓他的國家為挽救大英帝國的家當而卷入一場戰爭，在政治上是無法考慮的。7月12日，英國人關閉了緬甸公路。讓他們的良心得到一點兒安慰的是他們加上了一個附帶條件，即隻關閉三個月，再給中日一次和平解決問題的機會。
對於委員長和他的政府來說，這是一次最大的打擊。因為，當時緬甸公路是中國唯一一條與外麵世界聯係的通道。
蔣介石發表了一個聲明，正式指責英國的決定違背了現有的中英條約。
然而，中國對此無法再做什麽，因為他們和英國的處境相同，都是麵對凶惡的敵人孤軍奮戰，沒有盟友。在日本，米內光內閣在這個月垮台，近衛重新擔任首相。為了守信用，他遵守對英國的許諾，的確又提出了一個“和平”建議。這一次，日本建議給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和山東這五個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並承認汪精衛政權，對“滿洲國”將來的地位問題延期作決定。和往常一樣，蔣介石對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國的和平努力沒有什麽效果，英國人又開放了緬甸公路。
在蔣介石看來，英國人改變了原來那個殘酷的決定，這表示他們從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國的地位。至此他已堅信，日美之間的衝突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會出現。
因此，他宣布，中國完全與英國和美國站在一起，共同對抗軸心國的侵略。這樣一來，即使日本提出很體麵的條件，國民政府也會拒絕商談。這些決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蔣介石的所有將領和顧問中沒有一點異議。
蔣介石在抗日期間受到的另一個重大打擊來自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1年4月13日，蘇聯出人預料地與日本簽訂了五年的中立條約。在蔣介石看來，斯大林變幻無常的政策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為中國提供軍需品，以對付日本人。
可是現在，俄國人卻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蘇協議和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於不顧，使日本人不受蘇聯在其亞洲地區采取軍事行動的威脅，讓他們放開手腳在中國為所欲為。
這次打擊對蔣介石顯得尤為沉重，這是因為僅僅在兩天前，即1941 年4月11日，蘇聯駐中國大使還向中國政府保證，俄國絕不會出於自私的考慮而犧牲一個友好國家的利益。
在上個月，中國人對於日本外相鬆岡洋右結束訪德後對莫斯科進行的訪問一直十分關注。但是，這位大使說，蘇聯政府給予鬆岡洋右的隻不過是一般的外交禮遇。在蘇日新簽的條約中，日本承認蘇聯保護下的外蒙古共和國，而蘇聯則承認“滿洲國”。
蔣介石從未像現在這樣需要美國的幫助。
1941年5月10日，在美國大使納爾遜·t.約翰遜的告別晚宴上，委員長對美國說了一番帶鼓動性的恭維話。他說：“我堅信，世界上任何膽敢以美國這個民主國家為敵的國家，都必定會遭到滅亡。”
斯大林與日本簽訂的“中立”條約無論從政治上看還是從戰略上看，都是對蘇聯有利的，它對納粹德國與蘇聯的協定是一個補充。蘇德協定起初給兩個反共夥伴之間打進了一個楔子，現在的蘇日協定則進一步使蘇聯受到威脅的邊境得到了某種不受侵犯的保證。
然而，這個協定並沒能保護蘇聯，就像與希特勒簽的那個協定一樣，沒能阻止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蘇聯。
當希特勒的軍隊向莫斯科開進時，斯大林呼籲中國共產黨打擊中國北部的新增日軍。按照他的考慮，這種牽製能使他得以把東部邊境上的蘇軍撤到其歐洲地區，以用於防禦。但是，毛澤東不願意讓他的八路軍冒滅亡的危險，因而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
9月份，別無他法的俄國人隻好把遠東軍轉移到歐洲前線，這時朱可夫才得以把納粹的進攻阻止在首都的郊外。
但是，這時的日本並不打算入侵蘇聯的遠東地區。相反，他們的計劃是打擊美國的海軍，橫掃東南亞。問題在於，“中國事件”已經拖了4年多，仍然牽製著日本的大部隊。
這樣，在1941年9月，東京又作了一次“講和”的試探。這一次，他們暗示將接受汪精衛和蔣介石之間的和解。但是，蔣介石仍不願和他們來往。
委員長發現美國的態度很難捉摸。1940年夏，美國政府停止了對一些國家廢鋼鐵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如果日本進攻美國，毫無疑問，中國將得到美國的全力援助。
但是，是哪個中國呢？1941年2月，羅斯福總統讓他的行政助手勞克林·柯裏給蔣介石帶去了一個令他不安的口信。柯裏與委員長的會談不下十次。第一次會談時，柯裏就轉達了羅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裏中國的共產黨看上去更像社會主義者，這樣，目標當然就應該是國共合作。
柯裏希望與周恩來見麵，委員長對此沒有反對，但是，當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與第三國際的關係時，蔣介石嚴厲地指責了這位總統特使。在蔣介石看來，有關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情報傳到羅斯福總統那裏已有多時了。
隨著1941年一天一天地過去，羅斯福總統與日本人的對抗越來越強。7月份，他凍結了在美國的日本資產。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們進一步采取對亞洲實行軍事占領的政策，將會迫使美國“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護美國的權利和利益。
10月17日，近衛文麿下台，取代他的是軍國主義的頭子東條英機，隨後日美在華盛頓進行了毫無結果的談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況下，轟炸了夏威夷的美國艦隊及香港與馬來亞的英國軍隊。這一天，美國在珍珠港損失了5艘戰列艦、3艘巡洋艦和177架飛機。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蹤，1272人受傷。
第二天，美國和英國對日本宣戰，中國對德國和意大利宣戰。
蔣介石在拍給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中說：“在我們新的共同戰鬥中，我們將竭盡全力，與你們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區和世界從野蠻勢力的禍殃中及無止境的背叛中解脫出來。”
至此，“中國事件”已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1) 王魯樵後來成了台北市—蔣介石逃到台灣後的總部—的警察部長，1974年死於車禍，當時地方報紙披露了他這段未完成的業績。—譯者注(2) 原文如此。—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