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有自己的勇氣、精力和領袖品質，他不僅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
蔣介石屬於那種少見的、非同小可的人物：這種人的勇氣、工作能力、個人意誌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這種人對他們的時代和後世的不同影響取決於他們從事活動的政治背景、他們所繼承的曆史遺產以及他們國家的大小、國力或重要性。
我們大家今天還受到列寧和斯大林的影響。希特勒曾給他那一代人帶來過巨大的災難。丘吉爾由於打敗希特勒這一貢獻使他在未來的歲月裏留下了烙印。佛朗哥和鐵托改變了他們國家的麵貌，就像穆斯塔法·基馬爾從前改變了一代人一樣。
曆史的偶然使蔣介石不得不和另一個更加獨特的人物——毛澤東共同統治中國並在這個國家裏決一雌雄，這是蔣介石的不幸。
這也就是說，蔣介石缺少那些將軍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決條件——運氣。
他的運氣糟糕透頂，同樣，他的錯誤也的確是不可估量的。
由於蔣介石就是蔣介石，因此他做什麽都要做得徹徹底底。
按男人、軍人、作家和思想導師、政治家和領袖等不同身份對蔣介石進行研究是毫無意義的（就像不能這樣研究戴高樂一樣）。動機、失敗和成就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令人難分難解。
蔣介石無疑將以一個“失去中國的人”的麵目出現在曆史中，而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敘述這個重大失敗的背景，以便尋找其原因。
事實上，我在敘述過程中就特別強調了蔣介石所犯的疏忽和失職所造成的錯誤，我也指出了圍繞著他的種種不幸，不管這些不幸是否影響到他避免錯誤的努力。現在，若把所有這些因素都加以考慮也許是有用處的。
蔣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錯誤也許是由於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潛在缺點以及幼年時期受教育很少的緣故。
由於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卻認為他自己是個革命者，而革命的含義包含很重要的幾個方麵：推翻清朝統治，廢除外國在華特權，通過重新樹立對傳統和儒家思想的尊敬來恢複中國在世界上的應有地位。
盡管他也有社會理想，但與其他目標相比，這些理想被置於次要地位。
他擅於挑動一個人或一派人反對另一個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觀點是狹隘的軍事觀點。
他企圖依靠強力來實現他的權威，他對付反叛者的辦法是懲罰而不是改造。在他看來，最大的罪行莫過於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著三處矛盾，其中之一是雖然他能夠對敵手殘忍地進行報複，並常常采用立即審訊及處決的辦法，但他缺少徹底地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種殘酷的性格。
蔣介石的頭腦過於簡單。從宣傳角度講，這種簡單化是有意義的，但從政治決策角度來講，過於簡單化就是缺少創見性。
在20世紀20年代，蔣介石曾有一段時間把中國共產黨叫做“傀儡”，但在共產黨自我證明他們獨立於莫斯科之後的很長時間，甚至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蘇大決裂以後的時間裏，他仍然這樣稱呼他們。
一個假的標簽會很快破壞貼標簽者的信譽，看來蔣介石對這種問題缺乏認識。
蔣介石用懲罰或將予以懲罰的警告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和培養人們對他的忠誠，出於這種想法。他不允許任何不願執行其命令的事出現，並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實的貫徹。
他曾表示，這樣就足夠了。如果發現他的命令沒有得到執行，他就會大發雷霆，下令槍斃一兩個或者進行討伐。但是並沒有群眾機構來確定政策對人民的影響是否已達到了預期效果，也許在這一點上和毛澤東有明顯的不同。
另一方麵，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無疑也占了上風。
深入地研究過這本書的人都不會認為我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崇拜者；但是馬克思主義作為反宗教的力量，列寧主義作為革命的策略，卻是不容否認的。
毛澤東看到了接受馬列主義的可能性，並使之適應中國這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的實際情況。他還利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潛在吸引力，而這些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他們的根基。
相比之下，蔣介石和國民黨卻疏遠知識階層，使他們無路可走，隻有靠攏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正是孫中山，不是蔣介石，接受蘇聯代表如鮑羅廷的建議，按照共產黨的路線改組國民黨。
蔣介石很欣賞從他開始的一切權力自上而下的等級結構。但是，毛澤東贏得了農民，而蔣介石卻聽信地主殘酷地對待農民，而且很久沒有解決土地改革的問題。 <figure>
晚年蔣介石在台灣各地視察 </figure>
從蘇聯原有的模式中，蔣介石引進了無孔不入的秘密國家安全機關，大量使用間諜手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僅這樣是無法維持他在大陸的統治的。
他認識到需要一種意識形態，但他試圖創立的新觀念卻讓人難以接受，最後終於流產。
他的“新生活運動”沒有激起普遍的熱情，盡管半法西斯主義的“藍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黨”積極推動這次運動，這個“新生活運動”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
這一次，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又略勝一籌，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盡管被當做官方經典大力推廣，但沒有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大多數人對它一無所知。
必須說明，蔣介石麵臨巨大的困難：在孫中山革命失敗之後出現了普遍的混亂局麵，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支持者的挑戰，以及日本的入侵，還有他的盟友們不小的判斷錯誤、欺騙行為和對他的背叛。
但我們卻不能站在他一方說他的困難要比共產黨初期遇到的困難大。
毛澤東作為一個處境艱難的少數黨的領袖，在強大得多的政府軍包圍下，好幾年得不到蘇聯的援助。不過，最後蘇聯的援助對共產黨取得優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蔣介石卻失去了相應的外援。
蔣介石犯下的第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最致命的錯誤是在1926年至1928年間向北進軍途中他所產生的征服中國的幻想。在國民黨的史書中，這次進軍叫“北伐戰爭”。蔣介石經過充分的準備，正式接受軍閥們交給他的領導大權，這是一種懲罰的標誌，也是蔣介石的權力膨脹的象征。
對蔣介石來說，這種權勢轉移是一個輝煌的勝利，因為蔣介石希望用簡單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
也許，這是因為他別無選擇。一些軍閥，例如閻錫山和馮玉祥，力量很強，能夠發動正麵進攻。蔣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這些軍閥趕出他們的據點，也不想用他選定的人來代替他們。他希望結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騰出手幹他真正感興趣的事——“消滅共產黨”。
在大陸的其餘時間裏，蔣介石則往往由於草率從事而自食其果。
在軍閥看來，他隻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員而已——但無疑是最大的、最有權力的軍閥。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無條件地把他當做領袖，甚至當他在1928年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時，他們也依然如此。當有利可圖時，他們會派軍隊支持蔣介石，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拒絕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外與蔣合作，在日本侵略時情況是如此，在內戰期間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蔣介石最大的判斷錯誤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時指示張學良不要抵抗。
從軍事角度上講，蔣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這樣的指示。日軍在裝備、訓練、紀律和指揮上都大大超過中國軍隊，蔣介石的抗戰部署尚在開始階段，他希望能在對日軍進行反擊之前完成這些布置，以彌補軍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對付日本人之前，如果進展順利，他希望能“消滅共產黨”。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他於1931年製定的政策都是慘重的失敗。這就給廣大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以及軍閥一個明顯的印象——蔣介石不準備抗日，他隻想讓中國人打中國人。
正因為如此，少帥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獲釋以及周恩來戲劇性的出現使得蔣介石永遠不肯原諒張學良，因此把他無休止地囚禁在屋子裏，這也是蔣介石犯下的一個大錯。
雖然蔣介石常常是阻礙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敵人，但他還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敵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計劃使紅軍在江西的實驗成為泡影，但是毛澤東突破了他的嚴密封鎖，率領紅軍和他們的追隨者行軍6000英裏，到達了中國西北的陝西省。他們不僅在那裏繼續戰鬥，而且徹底推翻了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
對蔣介石來說，第五次“剿共”戰役無疑是一個勝利，但從長遠看紅軍長征的意義衝散了蔣介石的勝利。因此，這也必須算作蔣介石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勝負的評估表上，這應該算是他的對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丟分。
“圍剿”計劃的全麵失敗和西安事變中的慘敗使蔣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別無選擇，盡管他還是希望有更多的準備時間。
我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末至磨爭論過，我認為蔣介石以大撤退爭取時間的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的，但卻帶來了長遠的對他不利的政治後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產黨遊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的英雄主義氣概。
而此時國民黨卻聽憑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踐踏。除個別地區，例如“模範長官”閻錫山領導下的山西外，國民黨在大部分地區都未能建立起訓練有素的、成功而堅強的遊擊軍。
結果，抗戰結束時，毛澤東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建立了自己的軍隊。蔣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規模的戰略上，而且很關心中國之外的大國政治，因而忽視了“微型戰爭”，而正是這種戰爭為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實現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目標奠定了基礎。
不僅如此，盡管蔣介石的戰略從軍事常規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級將領看來是正確的，但在國民黨方麵卻有一種深深的災難性的感覺。
雖然，麵對殘忍的侵略者，他們在轉入內地的過程中經受了種種艱難困苦，但在戰爭初期——從1937年夏到1939年年初，士氣一直很高昂。從1939年年初開始，一種腐敗現象出現了。
國民黨在重慶這個難以適應的戰時首都陷入孤立，這裏的公共設施過於擁擠，而且很不方便，氣候令人難以忍受。國民黨政權很快就腐敗盛行，而這卻成了高級軍官和官僚階層的一種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徑令人憤慨萬分，身披枷鎖的農民忍饑挨餓。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脅的事實使得農民——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最輕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後，巨大的通貨膨脹首先出現在重慶，達到了戰後的最高峰，給老百姓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也使得政權普遍腐化墮落。
蔣介石沒有認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也沒有對此采取任何措施，這是他重大的疏忽。
他對自己的道德操守確信不疑，但卻對他的家庭成員和下屬聚斂財富的醜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執政的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正好被它的對手和攻擊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國民黨政權本身給共產主義者成功地發動革命和進行反對國民黨的運動提供了理由。必須指出的是，從1923年年底訪問蘇聯時開始，蔣介石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了一種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更了解列寧的觀點和共產國際的工作，但後來他把共產主義看做鐵板一塊的簡單看法卻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澤東心中燃燒著民族主義的火焰。
中日戰爭初期，斯大林願意給蔣介石政府一定的幫助。
1937年8月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使蘇聯得到一些暫時的好處，它把日本人拖進中國戰爭，使之遠離蘇聯遠東地區，這對蘇聯是有利的；從這個時候起，蘇聯開始向國民黨統治的中國提供武器和貸款。
按照斯大林的希望，毛澤東開始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使國共兩黨實現暫時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間，共產國際世界性的宣傳機構高度評價了蔣介石，稱他為一個偉大的民族領袖和國際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對國民黨統治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它使日本在與蘇聯有關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國自由行動。
這時，斯大林不再希望樹立蔣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國際宣傳係統口徑一下變了過來。同時，一種錯誤的觀點被廣泛傳播，並幾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論作者、評論家和一般的知識階層所接受：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隻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這種雙向宣傳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特別是對美國公眾輿論的影響更是如此。美國駐華大使館戰時和戰後分別由重慶和南京發回消息證明了這一點。 <figure>
晚年的蔣介石夫婦 </figure>
被歪曲的有關共產黨的觀點成為被美國國務院和白宮接受的教條，而蔣介石本人所作的宣傳卻沒有什麽效果。蔣夫人宋美齡為了本國政權的利益和爭取美國對其行動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國進行大量宣傳。
因此，我們可以說，共產國際通過其自覺和不自覺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須說明，中美之間當然已經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將軍從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國在中國擔任各種高級職務，他很快就從總體上反對蔣介石了。美國被迫參戰以後——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結果——蔣介石又回到他原來的觀點，認為相比之下，反對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國可以替他做這件事），而節省力量，準備同共產黨為奪取權力進行決戰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並不是唯一的一個覺得蔣的這種態度難以理解而且事實上令人難以忍受的美國人。他把這種想法電告他的上司——羅斯福總統和國防部的馬歇爾將軍。蔣介石和美國盟友之間的關係因此而變得緊張起來。由於在重慶和後來在南京的記者的反麵報道，也由於共產黨和他們的同路人同美國人和美國組織建立“統一戰線”的積極努力，這種分歧不斷加深。
在1943年召開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積極主張把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支持1944年春緬甸大規模的保衛戰，這次保衛戰的目的是要打破對中國的封鎖；他還許諾在戰後阻止蘇聯攫取東北方麵支持中國。作為條件，他從蔣介石那裏得到了和共產黨共同解決國內問題的承諾。
但是，美國總統在德黑蘭同斯大林和丘吉爾（沒有蔣介石）進行了進一步的會晤。在德黑蘭會議上，他向蘇聯領導人保證不履行他答應蔣介石的條件。事實上，美國人沒有實現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答應蔣介石的任何承諾。在1945年2月召開的瓜分勢力範圍的雅爾塔會議上，作為斯大林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羅斯福總統答應了斯大林對中國領土主權的要求。蘇聯按時參戰，占領東北。他們允許中共占領大部分鄉村地區，阻止國民黨政府重返東北，此外還把大量的日軍裝備送給共產黨的軍隊。
這些行為本身——在斯大林這一邊，也在羅斯福那一邊——或許滿足了他們自己的需要，卻使蔣介石在內戰中必然走向軍事失敗。
此外，蔣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幾次錯誤，從而加劇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對所占領的區域使用殘暴的統治手段，而蔣介石本人沒有控製住這種做法；西安事變過了10年之後，他仍然對自己的遭遇耿耿於懷，他對希望能釋放少帥並派他回東北以確保國民黨統治的建議置之不理，相反卻繼續囚禁張學良；他解散了30萬曾為日本人效力的偽軍，在東北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使共產黨方麵的力量得到補充。
最好的戰略家的明智建議都得不到蔣介石的采納。他也許應該更好地從東北占領區撤退，加強他對南方的統治，而他卻希望能永遠地保住每一件東西、每一個地方。他的部隊伸展得過長，這使他丟掉了一座座城市、一個個省份。馬歇爾將軍使團曾致力於一個永遠達不到的目標——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和——這種努力不僅遭到失敗，而且使蔣介石維持在大陸統治的機會減少。
蘇聯把日本的裝備送給中國共產黨。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力量；而美國也不甘落後，從1946年7月到1948年11月，停止了對國民黨的援助，這對國民黨也是一個決定性的打擊。在美蘇之間，這種無意識地得到貫徹的決定使蔣介石在軍事上毫無希望地處於劣勢。最後，士氣低落和失敗主義情緒使國民黨的統治走向了崩潰。
那麽，我們怎樣來評價蔣介石的一生呢？作為一個軍人，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內戰期間，事實證明蔣介石是一個主要的戰略決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階段裏，他也表現出對戰略的了解。
但是，他的戰略是一個避免失敗的戰略，而不是一個爭取勝利的戰略。他在內戰中的全麵失敗埋葬了他的軍事威望。
作為一個政治家和政治領袖，蔣介石是一個戰術家而不是一個戰略家。
他比他的競爭對手們略高一籌並善於控製他們。
但是，盡管他統治了中國人口的大多數，但他實際上不了解整個政權的社會基礎。
在世界範圍內，他知道國際共運對他的威脅，但他卻用使問題過於簡單化和過分宣揚自己的辦法毀了自己。
在寫作方麵，他不像其他軍人政治家，因為他沒有自己的作品和學說，但他為這些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礎。他的排外主義思想貫穿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曆史學上，他既不是創始者，也沒有什麽卓越的表現。 <figure>
晚年的蔣介石 </figure>
他不懂經濟學，他那本（由別人代筆）土生土長的《中國經濟論》中的思想是華而不實的和不成功的。
最後，對蔣介石的一生進行總結，蔣介石有自己的勇氣、精力和領袖品質，他不僅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
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
蔣介石屬於那種少見的、非同小可的人物：這種人的勇氣、工作能力、個人意誌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這種人對他們的時代和後世的不同影響取決於他們從事活動的政治背景、他們所繼承的曆史遺產以及他們國家的大小、國力或重要性。
我們大家今天還受到列寧和斯大林的影響。希特勒曾給他那一代人帶來過巨大的災難。丘吉爾由於打敗希特勒這一貢獻使他在未來的歲月裏留下了烙印。佛朗哥和鐵托改變了他們國家的麵貌，就像穆斯塔法·基馬爾從前改變了一代人一樣。
曆史的偶然使蔣介石不得不和另一個更加獨特的人物——毛澤東共同統治中國並在這個國家裏決一雌雄，這是蔣介石的不幸。
這也就是說，蔣介石缺少那些將軍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決條件——運氣。
他的運氣糟糕透頂，同樣，他的錯誤也的確是不可估量的。
由於蔣介石就是蔣介石，因此他做什麽都要做得徹徹底底。
按男人、軍人、作家和思想導師、政治家和領袖等不同身份對蔣介石進行研究是毫無意義的（就像不能這樣研究戴高樂一樣）。動機、失敗和成就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令人難分難解。
蔣介石無疑將以一個“失去中國的人”的麵目出現在曆史中，而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敘述這個重大失敗的背景，以便尋找其原因。
事實上，我在敘述過程中就特別強調了蔣介石所犯的疏忽和失職所造成的錯誤，我也指出了圍繞著他的種種不幸，不管這些不幸是否影響到他避免錯誤的努力。現在，若把所有這些因素都加以考慮也許是有用處的。
蔣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錯誤也許是由於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潛在缺點以及幼年時期受教育很少的緣故。
由於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卻認為他自己是個革命者，而革命的含義包含很重要的幾個方麵：推翻清朝統治，廢除外國在華特權，通過重新樹立對傳統和儒家思想的尊敬來恢複中國在世界上的應有地位。
盡管他也有社會理想，但與其他目標相比，這些理想被置於次要地位。
他擅於挑動一個人或一派人反對另一個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觀點是狹隘的軍事觀點。
他企圖依靠強力來實現他的權威，他對付反叛者的辦法是懲罰而不是改造。在他看來，最大的罪行莫過於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著三處矛盾，其中之一是雖然他能夠對敵手殘忍地進行報複，並常常采用立即審訊及處決的辦法，但他缺少徹底地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種殘酷的性格。
蔣介石的頭腦過於簡單。從宣傳角度講，這種簡單化是有意義的，但從政治決策角度來講，過於簡單化就是缺少創見性。
在20世紀20年代，蔣介石曾有一段時間把中國共產黨叫做“傀儡”，但在共產黨自我證明他們獨立於莫斯科之後的很長時間，甚至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蘇大決裂以後的時間裏，他仍然這樣稱呼他們。
一個假的標簽會很快破壞貼標簽者的信譽，看來蔣介石對這種問題缺乏認識。
蔣介石用懲罰或將予以懲罰的警告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和培養人們對他的忠誠，出於這種想法。他不允許任何不願執行其命令的事出現，並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實的貫徹。
他曾表示，這樣就足夠了。如果發現他的命令沒有得到執行，他就會大發雷霆，下令槍斃一兩個或者進行討伐。但是並沒有群眾機構來確定政策對人民的影響是否已達到了預期效果，也許在這一點上和毛澤東有明顯的不同。
另一方麵，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無疑也占了上風。
深入地研究過這本書的人都不會認為我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崇拜者；但是馬克思主義作為反宗教的力量，列寧主義作為革命的策略，卻是不容否認的。
毛澤東看到了接受馬列主義的可能性，並使之適應中國這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的實際情況。他還利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潛在吸引力，而這些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他們的根基。
相比之下，蔣介石和國民黨卻疏遠知識階層，使他們無路可走，隻有靠攏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正是孫中山，不是蔣介石，接受蘇聯代表如鮑羅廷的建議，按照共產黨的路線改組國民黨。
蔣介石很欣賞從他開始的一切權力自上而下的等級結構。但是，毛澤東贏得了農民，而蔣介石卻聽信地主殘酷地對待農民，而且很久沒有解決土地改革的問題。 <figure>
晚年蔣介石在台灣各地視察 </figure>
從蘇聯原有的模式中，蔣介石引進了無孔不入的秘密國家安全機關，大量使用間諜手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僅這樣是無法維持他在大陸的統治的。
他認識到需要一種意識形態，但他試圖創立的新觀念卻讓人難以接受，最後終於流產。
他的“新生活運動”沒有激起普遍的熱情，盡管半法西斯主義的“藍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黨”積極推動這次運動，這個“新生活運動”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
這一次，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又略勝一籌，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盡管被當做官方經典大力推廣，但沒有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大多數人對它一無所知。
必須說明，蔣介石麵臨巨大的困難：在孫中山革命失敗之後出現了普遍的混亂局麵，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支持者的挑戰，以及日本的入侵，還有他的盟友們不小的判斷錯誤、欺騙行為和對他的背叛。
但我們卻不能站在他一方說他的困難要比共產黨初期遇到的困難大。
毛澤東作為一個處境艱難的少數黨的領袖，在強大得多的政府軍包圍下，好幾年得不到蘇聯的援助。不過，最後蘇聯的援助對共產黨取得優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蔣介石卻失去了相應的外援。
蔣介石犯下的第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最致命的錯誤是在1926年至1928年間向北進軍途中他所產生的征服中國的幻想。在國民黨的史書中，這次進軍叫“北伐戰爭”。蔣介石經過充分的準備，正式接受軍閥們交給他的領導大權，這是一種懲罰的標誌，也是蔣介石的權力膨脹的象征。
對蔣介石來說，這種權勢轉移是一個輝煌的勝利，因為蔣介石希望用簡單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
也許，這是因為他別無選擇。一些軍閥，例如閻錫山和馮玉祥，力量很強，能夠發動正麵進攻。蔣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這些軍閥趕出他們的據點，也不想用他選定的人來代替他們。他希望結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騰出手幹他真正感興趣的事——“消滅共產黨”。
在大陸的其餘時間裏，蔣介石則往往由於草率從事而自食其果。
在軍閥看來，他隻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員而已——但無疑是最大的、最有權力的軍閥。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無條件地把他當做領袖，甚至當他在1928年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時，他們也依然如此。當有利可圖時，他們會派軍隊支持蔣介石，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拒絕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外與蔣合作，在日本侵略時情況是如此，在內戰期間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蔣介石最大的判斷錯誤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時指示張學良不要抵抗。
從軍事角度上講，蔣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這樣的指示。日軍在裝備、訓練、紀律和指揮上都大大超過中國軍隊，蔣介石的抗戰部署尚在開始階段，他希望能在對日軍進行反擊之前完成這些布置，以彌補軍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對付日本人之前，如果進展順利，他希望能“消滅共產黨”。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他於1931年製定的政策都是慘重的失敗。這就給廣大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以及軍閥一個明顯的印象——蔣介石不準備抗日，他隻想讓中國人打中國人。
正因為如此，少帥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獲釋以及周恩來戲劇性的出現使得蔣介石永遠不肯原諒張學良，因此把他無休止地囚禁在屋子裏，這也是蔣介石犯下的一個大錯。
雖然蔣介石常常是阻礙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敵人，但他還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敵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計劃使紅軍在江西的實驗成為泡影，但是毛澤東突破了他的嚴密封鎖，率領紅軍和他們的追隨者行軍6000英裏，到達了中國西北的陝西省。他們不僅在那裏繼續戰鬥，而且徹底推翻了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
對蔣介石來說，第五次“剿共”戰役無疑是一個勝利，但從長遠看紅軍長征的意義衝散了蔣介石的勝利。因此，這也必須算作蔣介石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勝負的評估表上，這應該算是他的對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丟分。
“圍剿”計劃的全麵失敗和西安事變中的慘敗使蔣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別無選擇，盡管他還是希望有更多的準備時間。
我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末至磨爭論過，我認為蔣介石以大撤退爭取時間的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的，但卻帶來了長遠的對他不利的政治後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產黨遊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的英雄主義氣概。
而此時國民黨卻聽憑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踐踏。除個別地區，例如“模範長官”閻錫山領導下的山西外，國民黨在大部分地區都未能建立起訓練有素的、成功而堅強的遊擊軍。
結果，抗戰結束時，毛澤東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建立了自己的軍隊。蔣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規模的戰略上，而且很關心中國之外的大國政治，因而忽視了“微型戰爭”，而正是這種戰爭為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實現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目標奠定了基礎。
不僅如此，盡管蔣介石的戰略從軍事常規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級將領看來是正確的，但在國民黨方麵卻有一種深深的災難性的感覺。
雖然，麵對殘忍的侵略者，他們在轉入內地的過程中經受了種種艱難困苦，但在戰爭初期——從1937年夏到1939年年初，士氣一直很高昂。從1939年年初開始，一種腐敗現象出現了。
國民黨在重慶這個難以適應的戰時首都陷入孤立，這裏的公共設施過於擁擠，而且很不方便，氣候令人難以忍受。國民黨政權很快就腐敗盛行，而這卻成了高級軍官和官僚階層的一種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徑令人憤慨萬分，身披枷鎖的農民忍饑挨餓。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脅的事實使得農民——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最輕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後，巨大的通貨膨脹首先出現在重慶，達到了戰後的最高峰，給老百姓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也使得政權普遍腐化墮落。
蔣介石沒有認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也沒有對此采取任何措施，這是他重大的疏忽。
他對自己的道德操守確信不疑，但卻對他的家庭成員和下屬聚斂財富的醜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執政的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正好被它的對手和攻擊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國民黨政權本身給共產主義者成功地發動革命和進行反對國民黨的運動提供了理由。必須指出的是，從1923年年底訪問蘇聯時開始，蔣介石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了一種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更了解列寧的觀點和共產國際的工作，但後來他把共產主義看做鐵板一塊的簡單看法卻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澤東心中燃燒著民族主義的火焰。
中日戰爭初期，斯大林願意給蔣介石政府一定的幫助。
1937年8月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使蘇聯得到一些暫時的好處，它把日本人拖進中國戰爭，使之遠離蘇聯遠東地區，這對蘇聯是有利的；從這個時候起，蘇聯開始向國民黨統治的中國提供武器和貸款。
按照斯大林的希望，毛澤東開始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使國共兩黨實現暫時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間，共產國際世界性的宣傳機構高度評價了蔣介石，稱他為一個偉大的民族領袖和國際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對國民黨統治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它使日本在與蘇聯有關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國自由行動。
這時，斯大林不再希望樹立蔣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國際宣傳係統口徑一下變了過來。同時，一種錯誤的觀點被廣泛傳播，並幾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論作者、評論家和一般的知識階層所接受：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隻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這種雙向宣傳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特別是對美國公眾輿論的影響更是如此。美國駐華大使館戰時和戰後分別由重慶和南京發回消息證明了這一點。 <figure>
晚年的蔣介石夫婦 </figure>
被歪曲的有關共產黨的觀點成為被美國國務院和白宮接受的教條，而蔣介石本人所作的宣傳卻沒有什麽效果。蔣夫人宋美齡為了本國政權的利益和爭取美國對其行動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國進行大量宣傳。
因此，我們可以說，共產國際通過其自覺和不自覺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須說明，中美之間當然已經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將軍從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國在中國擔任各種高級職務，他很快就從總體上反對蔣介石了。美國被迫參戰以後——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結果——蔣介石又回到他原來的觀點，認為相比之下，反對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國可以替他做這件事），而節省力量，準備同共產黨為奪取權力進行決戰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並不是唯一的一個覺得蔣的這種態度難以理解而且事實上令人難以忍受的美國人。他把這種想法電告他的上司——羅斯福總統和國防部的馬歇爾將軍。蔣介石和美國盟友之間的關係因此而變得緊張起來。由於在重慶和後來在南京的記者的反麵報道，也由於共產黨和他們的同路人同美國人和美國組織建立“統一戰線”的積極努力，這種分歧不斷加深。
在1943年召開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積極主張把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支持1944年春緬甸大規模的保衛戰，這次保衛戰的目的是要打破對中國的封鎖；他還許諾在戰後阻止蘇聯攫取東北方麵支持中國。作為條件，他從蔣介石那裏得到了和共產黨共同解決國內問題的承諾。
但是，美國總統在德黑蘭同斯大林和丘吉爾（沒有蔣介石）進行了進一步的會晤。在德黑蘭會議上，他向蘇聯領導人保證不履行他答應蔣介石的條件。事實上，美國人沒有實現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答應蔣介石的任何承諾。在1945年2月召開的瓜分勢力範圍的雅爾塔會議上，作為斯大林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羅斯福總統答應了斯大林對中國領土主權的要求。蘇聯按時參戰，占領東北。他們允許中共占領大部分鄉村地區，阻止國民黨政府重返東北，此外還把大量的日軍裝備送給共產黨的軍隊。
這些行為本身——在斯大林這一邊，也在羅斯福那一邊——或許滿足了他們自己的需要，卻使蔣介石在內戰中必然走向軍事失敗。
此外，蔣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幾次錯誤，從而加劇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對所占領的區域使用殘暴的統治手段，而蔣介石本人沒有控製住這種做法；西安事變過了10年之後，他仍然對自己的遭遇耿耿於懷，他對希望能釋放少帥並派他回東北以確保國民黨統治的建議置之不理，相反卻繼續囚禁張學良；他解散了30萬曾為日本人效力的偽軍，在東北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使共產黨方麵的力量得到補充。
最好的戰略家的明智建議都得不到蔣介石的采納。他也許應該更好地從東北占領區撤退，加強他對南方的統治，而他卻希望能永遠地保住每一件東西、每一個地方。他的部隊伸展得過長，這使他丟掉了一座座城市、一個個省份。馬歇爾將軍使團曾致力於一個永遠達不到的目標——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和——這種努力不僅遭到失敗，而且使蔣介石維持在大陸統治的機會減少。
蘇聯把日本的裝備送給中國共產黨。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力量；而美國也不甘落後，從1946年7月到1948年11月，停止了對國民黨的援助，這對國民黨也是一個決定性的打擊。在美蘇之間，這種無意識地得到貫徹的決定使蔣介石在軍事上毫無希望地處於劣勢。最後，士氣低落和失敗主義情緒使國民黨的統治走向了崩潰。
那麽，我們怎樣來評價蔣介石的一生呢？作為一個軍人，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內戰期間，事實證明蔣介石是一個主要的戰略決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階段裏，他也表現出對戰略的了解。
但是，他的戰略是一個避免失敗的戰略，而不是一個爭取勝利的戰略。他在內戰中的全麵失敗埋葬了他的軍事威望。
作為一個政治家和政治領袖，蔣介石是一個戰術家而不是一個戰略家。
他比他的競爭對手們略高一籌並善於控製他們。
但是，盡管他統治了中國人口的大多數，但他實際上不了解整個政權的社會基礎。
在世界範圍內，他知道國際共運對他的威脅，但他卻用使問題過於簡單化和過分宣揚自己的辦法毀了自己。
在寫作方麵，他不像其他軍人政治家，因為他沒有自己的作品和學說，但他為這些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礎。他的排外主義思想貫穿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曆史學上，他既不是創始者，也沒有什麽卓越的表現。 <figure>
晚年的蔣介石 </figure>
他不懂經濟學，他那本（由別人代筆）土生土長的《中國經濟論》中的思想是華而不實的和不成功的。
最後，對蔣介石的一生進行總結，蔣介石有自己的勇氣、精力和領袖品質，他不僅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