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關於j.m.庫切傳記的研究開始於2008年7月，當時我重新閱讀了他所有已經出版的作品並初步查閱了相關文獻。我深知，我所研究的主體是一位著名作家，是世界各地大學英語研究中的核心人物。關於他作品的碩博論文有五百多本，而研究他的小說的專著，也猶如雨後春筍般以各種語言不斷問世。12008年9月，我在南非格雷厄姆斯敦國家英語文學博物館（nelm）裏查閱了大量關於庫切的研究資料。2009年3月，我到澳大利亞阿德萊德親自拜訪了庫切本人，並在那裏對他進行了為期兩周深入細致的采訪。在一位助手的幫助下，我大量複製了他授權我使用的文檔，並探究了那些仍由他本人保留的手稿。對於其他的更多信息，在庫切的幫助下，我與相關人士進行了聯係。2010年1月1日我開始著手撰寫書稿。在寫作過程中，我繼續調研，並於2010年4月到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訪學，那裏存放著大量庫切的手稿。22011年9月本書第一稿完成。
2009年3月我到阿德萊德采訪庫切時，他告訴我，最讓他擔心的是傳記中事實信息的準確性，但他絕不會幹擾我對事實數據的解釋。
從一開始庫切就表現出非常合作的態度，甚至可以說是充滿熱情。對於我提出的所有問題他都做出簡潔的回答，但他不想被拖入任何臆測之中，尤其關於他的作品該如何闡釋，他不發表意見。就連我問他覺得哪位批評家對他作品的評價最接近他的本意，他也巧妙地轉移了話題，避免對此類問題做出任何答複。對於一些敏感話題，比如他與前妻菲利帕·賈伯（philippa jubber）之間的隔閡與離婚，以及兒子尼古拉斯的死亡和女兒吉塞拉的疾病，他毫不回避，簡潔明了並盡可能客觀地回答了我，不論真實情況多麽令人不安。 <h4>二</h4>
對於像j.m.庫切這樣的一位作家，研究他生平是否有意義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1990年特麗薩·多維（teresa dovey）在她的著作《j.m.庫切小說研究》（the novels of j.m.coetzee）一書中指出，在處理像庫切這樣的人物時，個人傳記並不是那麽的重要。3另一位庫切作品研究專家大衛·阿特維爾（david attwell）在其著作《j.m.庫切：南非與寫作策略》j.m.coetzee: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1993）中也非常讚同地對此進行了引用。4
多維和阿特維爾在發表這些言論時，庫切的自傳體三部曲《男孩》boyhood，1997）、《青春》（youth，2002）和《夏日》（summertime，2009）還沒有出版。但是，即便是在這三部曲出版之前，研究者可能已經在庫切的作品中嗅到了自傳的味道。比如，在他的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dusnds，1974）中，他戲擬了他的祖先與他自己的曆史。尤金·唐恩（eugene dawn）在《越南計劃》中要向一位名為庫切的長官匯報，而在《雅各·庫切之講述》中，“j.m.庫切”作為翻譯者給小說加了一篇後記：他的“父親”對18世紀先人“最初”敘述的後記。如果研究者知道庫切家族的農場——百鳥噴泉農莊——零星地構成了他第二本小說《內陸深處》（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1976）的背景，他們在那本書中也可以找到自傳的痕跡。
在庫切的小說《男孩》出版之前，人們普遍低估了庫切小說中自傳成分的重要性，但到了2005年，當三部曲中的前兩部問世以後，德裏克·阿特裏奇（derek attridge）是這樣評價庫切的自傳體創作的：“當庫切的傳記作者去探究庫切的生活與小說之間的聯係時，會有大量的材料可以使用，因為即便是從目前公開的極小一部分傳記信息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小說是從他的個人經驗與困惑中編織出來的。”5
庫切自己不止一次地將自傳作為一個文學類型來談論，並在開普敦大學教授就職演講上以此為主題做了首場演講。6在他看來，一個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他的文學批評，都是他的傳記，因為他往往要對傳統進行評判，要麽是與之站在一個戰線上，要麽是站在對立麵；他也會評判一些作家，或者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對其“產生影響”，或者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引起了他的強烈共鳴。當一個作家著手記錄自己的生活時，他會從記憶的閘門內甄選。庫切在接受大衛·阿特維爾的采訪時曾經提到“在自傳這種自我寫作的形式中，你不得不尊重曆史事實。但是尊重哪些事實？尊重所有事實嗎？不是的，因為所有的事實實在太多了。你要選擇那些符合你不斷演變的特定目的的事實”。7
因此，對於庫切而言，在自傳體寫作中，作家對事實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即使他絕對忠於事實，他也隻是在眾多的事實中選擇了一些為其所用，這樣一來，真正的傳記與虛構的傳記之間的關係就絕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了。這就是為什麽庫切告訴阿特維爾，“所有的自傳都是在講故事，而所有創作都是一種自傳”。8藝術家的創作目的不是為了忠實地再現事實，而是要使用與處理事實。通過選擇與排序，藝術家能比曆史學家更接近完整的真相，因為曆史學家往往要被事實所約束。正如馬丁·範阿梅龍根（martin van amerongen）所說，自傳並不是一份可以核查的簡曆，而是一種闡釋，有時甚至是一件全麵且自足的藝術品，具有獨特的法則與規律。9事實上，詹姆斯·奧爾尼（james olney）認為“自傳作者一半是在發現，一半是在創建並設計一種更深層次的真實，他們並不拘泥於史實”10。
隨著《男孩》《青春》和《夏日》的出版，庫切作品中的自傳元素更加明顯，但從另一方麵來說，也更具有欺騙性。在《男孩》和《青春》中，庫切公開聲稱，它們是小說體自傳，雖然他可能有些誇大這兩本書中的虛構部分。在這兩本書中，盡管庫切運用了一個疏離的敘述者來講述男孩和青年的經曆，但是其中的細節與庫切本人的經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吻合的。我大膽地認定，特別是在庫切的作品《男孩》中，許多內容都是有據可查的。之所以這樣認定，是因為我之前已經多次親自探訪了庫切的百鳥噴泉家庭農莊，也與庫切的多名親屬交流過。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夏日》是這三部自傳中最令人難以捉摸的一部。正如該作品中的人物所說：“庫切自己寫下的東西不能被采信，不能作為一個事實記錄——並非因為他是一個撒謊者，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虛構作品的寫作者。”11在《夏日》中，庫切重新排列了史實，以便能夠更深層次地闡述真相。
任何庫切的傳記作者都不得不仔細考慮真實與虛構之間這種非比尋常的關係，以及庫切所用的相關且含混的敘事策略。他將不得不考慮到作家明顯是在回避作者的責任，特別是要以謹慎的態度對待《夏日》。即使在《凶年紀事》（diary of a bad year，2007）中，庫切的敘事策略也沒有使讀者從頭至尾地認為書中虛構作家的觀點就是庫切本人的觀點。在一篇關於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傳記的文章中，庫切顯然很是讚賞這位俄國作家的寫作方式，他將其稱為複調小說，他認為在真正的複調小說中，並沒有主導的作者意識，因此，也沒有誰強調真理或權威，有的僅是相互抗爭的聲音與話語。12庫切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所采納的正是這種敘事策略。
因此，與羅蘭·巴爾特一樣，庫切斷言讀者的誕生必須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13在我看來，還沒有哪一個作家像庫切一樣，將濟慈所說的那種本質上既無身份又無特定觀點或態度的變色龍作家發揮到了如此極致的程度。這也使得傳記作者的任務更加複雜，且不論捕捉這樣一位作家的生命軌跡這一活動本身是多麽的誘人和具有挑戰性。
然而，庫切傳記不必僅以增進讀者對庫切作品的理解為要義，亦不必刻意追尋傳記文字和文學批評的關聯。這位作家的生平事跡與他的卓越成就本身就是有價值的，他非凡的小說激發了人們對他的興趣。盡管庫切的這種關乎自傳文學、極富創意的遊戲，很容易讓人們關注傳記作者與作家，或是傳記作者與作家、作品之間的關係，但是庫切在小說創作中使用的自傳元素並不能證明他所寫的就是一部傳記。當然，傳記作者更容易犯“傳記謬誤”——在投射傳記對象生平的過程中扭曲了其小說原本的意義。作家關於自己生活經曆的再創作很可能誤導傳記作者，這一點傳記作者要謹防，他不能把小說中的內容當成事實，他需要超越小說，在小說之外找尋事實真相。
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他就可以報道作家的寫意人生，通過其寫作對象為自己——既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所創作的世界。這就是傳記作者與小說家的不同任務，也正是這樣，傳記才具有一種傳遞真實的權威力量。 <h4>三</h4>
在寫這本傳記的過程中，我首先要感謝j.m.庫切，是他欣然接受我的采訪，並給我提供了他手頭的文件。在寫作過程中，他通過電子郵件回應了我提出的諸多與事實相關的質疑。他說他希望書中提供的事實都是正確的，但對如何詮釋這些事實數據，那完全由我來掌握。他也不希望在該書出版之前看到手稿。凡是對他所提供文件的引用，我都已取得他本人的許可，其他的引文，或來源於他擁有版權的信件，或來源於尚未付梓的手稿，筆者也都逐一征得了他本人的許可。在這裏，我也要感謝庫切的出版商，在庫切的協調之下，他們允許我引用庫切的出版物。對庫切作品版權的鳴謝見於書尾。我也要感謝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是他們為我提供了庫切的手稿和複印件。自我在2010年4月訪問之後，這些藏品已轉移到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並永久貯藏在奧斯汀的哈裏·蘭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我要感謝得克薩斯大學允許我複印《幽暗之地》的一頁手稿，並讓我使用了很多其他資料。
通過庫切，我結識了他的伴侶多蘿西·德萊弗（dorothy driver），並對她進行了富有成果的采訪。她安排傑裏米·施韋爾特（jeremy schwerdt）——阿德萊德大學的一名學生，同時也是她同事的兒子，幫助我影印了庫切所擁有的大量文件。
庫切有一個表妹住在開普敦塔姆伯斯克魯夫，名叫麗奈特·馬基lte marki）。她不僅給我提供了大量她所擁有的文件與照片，還幫我聯係了庫切家族的其他成員，也是她幫我安排在莫布雷對庫切的女兒吉塞拉進行采訪。在西博褔特我與j.m.庫切最親近的嬸嬸，也就是他伯父桑（son）的遺孀希爾維亞·庫切（sylvia coetzee）進行了一次談話。我也多次探訪位於利烏哈姆卡附近美麗的百鳥噴泉農莊。該農場曾經屬於庫切的爺爺，也是《男孩》和《夏日》中的故事場景。該農場現在的主人是庫切的表兄弟傑拉爾德·庫切（gerald coetzee）。他帶我參觀農場，並指出哪裏是小說中提到的場景。開普敦的史蒂芬·韋梅耶（stefan wehmeyer）為我提供大量他所擁有的、有關庫切母方祖先的詳細資料。皮爾特·雨果（pieter hugo）和格哈德·戈爾登赫伊斯（gerhard geldenhuys）所做的研究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通過莉迪亞·巴萊拉（lydia barre）的協調，我在阿爾伯特王子鎮的弗蘭基·皮納爾博物館找到了庫切祖父格裏特·麥克斯韋爾·庫切（gerrit maxwell coetzee）的信息。萊恩斯堡旅遊局也為我提供了關於百鳥噴泉農莊和相鄰小鎮麥威維的信息。
在隆德伯西的聖約瑟夫聖母學校，我采訪了校長休·芬（hugh finn），並仔細查閱了庫切在校期間的學校年鑒。我在開普敦大學（utc）管理機構負責人紀堯姆·布魯默（guiume brummer）的幫助下找到的原稿與檔案，詳細記錄了庫切1957年至1961年讀書期間，以及後來工作期間該校英語係所開設的課程。在這裏我還找到了庫切的兩個孩子在該校學習的記錄。國家英語文學博物館的安·托裏斯（ann torlesse）和她的同事為我提供了大量的影印件，還兩次歡迎我去那裏擔任研究員。在開普敦檔案館埃裏卡·勒魯（erica le roux）的幫助下，我找到了最高法院開普敦分院關於庫切父親傑克·庫切（jack coetzee）的職業生涯的動議。在開普敦大學法醫學名譽教授德翁·克諾貝爾（deon knobel）和一位律師朋友古斯塔夫·皮納爾（gustav pienaar）的幫助下，我獲得了有關庫切的兒子尼古拉斯在警方的死亡記錄，當時他剛年滿23歲。我有幸能夠與開普敦大學前教授、傑出的神經外科專家凱·德維利耶（kay de villiers）討論了一些醫學問題。在彼得·尼爾森（peter nelson）的幫助下，我聯係到了庫切在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前同事霍華德·伍爾夫（howard wolf），得以使用他存放在阿默斯特學院圖書館裏那些他與庫切之間的通信記錄。
斯泰倫博斯的j.s.格裏克圖書館文獻中心的瑪麗娜·布林克（marina brink）及時地回答我提出的問題，該中心的米米·賽弗特（mimi seyffert）為我將許多庫切的照片轉為電子版。照片的所有者或者所有機構的名字見本傳記中各照片。在開普敦國家圖書館，我查閱了大量的報紙和期刊，而這些都是在斯泰倫博斯所找不到的。
我的朋友讓·範德維吉特（jan van der vegt）——也是漢斯·安德留斯（hans andreus）、a.羅蘭·霍爾斯特（a.rnd holst）與亨德裏克·德弗裏斯（hendrik de vries）的傳記作者——為我提供了荷蘭報紙期刊中出現的大量有關庫切的文章和評論。我也多次與赫爾曼·吉利歐米交流意見，他從本項目開始就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波蘭弗羅茨瓦夫大學荷蘭語與南非語教授耶日·科赫（jerzy koch）閱讀了本書部分章節，並做出了評論。艾蒂安·布裏茨（etienne britz）詳細閱讀了每一章節，並加以評論，還不時提出建議，讓我得以對本書進行進一步的修改與重寫。我的朋友安東·諾德（anton naude）也從專家的角度閱讀了我的手稿並提出了很多有深度的觀點。本書的英語翻譯米希爾·海恩斯michiel heyns），仔細地閱讀我的手稿，指出了很多打字、書寫和語法等方麵的錯誤。在該書成書後期，大衛·阿特維爾和德裏克·阿特裏奇根據他們對庫切的了解，為我的文本提供了很多精辟的觀點，讓我受益匪淺。在此，我要對這些個人和機構表達我最誠摯的感謝。
在此，我也想對下麵這些人表達我的感謝，他們通過麵談、電話交談或電子信函為我提供了許多信息：彼得·伯格斯馬（peter bergsma），弗蘭斯·布豪夫（frans bulhof），麥克斯韋爾·庫切，伊娃·寇斯（eva cossée），喬納森·v.克魯（jonathan v.crewe），傑基·登特（jackie dent），喬迪·德萊弗（jonty driver），羅德尼·埃奇庫姆（rodney edgbe），克魯格·戈登赫伊斯（kruger geldenhuys），伊恩·格倫（ian glenn），卡羅爾·古森（carol goosen），艾格尼絲·海因裏希（agnes heinrich），瑪麗蓮·霍妮克曼（marilyn honikman）（之前姓科克伍德），r.霍華德（r.howard），丹尼爾·哈欽森（daniel hutchinson），曼朱·加德卡（manju jaidka），克裏斯廷·熱奈特（christine jeat），伊金·肯施（ekin kensch），約翰·肯施（john kensch），保羅·克勞伯斯（paul kloppers），萊昂內爾·奈特（lionel knight），彼得·諾克斯-肖（peter knox-shaw），凱瑟琳·洛加·杜普萊西斯（catherineuga du plessis），瑪麗娜·勒魯（marina le roux），喬納森·李爾（jonathan lear），萊斯利·馬克思（lesley marx），彼得·麥克唐納（peter mcdonald），簡·帕裏（jane parry），克裏斯·帕洛德和桑德拉·帕洛德夫婦chris and sandra perold），麗薩·帕洛德（lisa perold），卡雷爾·肖曼karel schoeman），斯坦·西爾科克（stan silcock），簡·史密斯（jane smith），尼克·斯泰撒基斯（nic stathakis），比利·斯蒂爾（billy steele），威爾瑪·斯托肯斯托姆（wilma stockenstrom），d.p.範費爾登（d.p.van velden），大衛·威爾士（david welsh）和赫爾曼·維滕貝格（hermann wittenberg）。
在本書的成書過程中，筆者還得到如下機構的經濟資助：l.w.希姆斯特拉基金會（l.w.hiemstra trust），南非學術與非小說作者協會（academic and non-fiction authors’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範艾維吉克基金會（van ewijck foundation）和國家研究基金會（nrf）。筆者對本傳記中的所有觀點、發現與結論負責，nrf與之無關。另外，時任斯泰倫博斯大學科研副校長的阿諾德·範齊爾（arnold van zyl），對本項目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曾兩次從他負責的基金會中撥款資助。
我還要感謝納斯帕斯公司董事長唐·沃斯盧（ton vosloo,）以及首席執行官庫斯·貝克（koos bekker）先生。正是由於他們的慷慨支持，本書的出版才有了足夠的預算。為節省開支，漢尼斯·範齊爾（hannes van zyl）更是不計任何報酬地擔當本書的編輯，負責設計工作。他還幫助我與出版商和國際代理談判，為我騰出更多時間進行研究和寫作。在成書過程中，我得到範齊爾先生很多具有穿透力和批評意義的評論，他的批評尤為重要。如果有任何地方我無視他的建議，那必然是因為我的固執與偏頗。對以上所有團體和人士，我由衷地表示感謝。 <h4>四</h4>
這本傳記並不是關於j.m.庫切的心理研究。傳記中的心理細節很少能達到真實可靠的要求，多年的傳記閱讀經曆也讓我對扮演心理醫生的角色持相當謹慎的態度。我傾向於同意傳記作者維姆·黑祖（wim hazeu）的觀點，他在為西蒙·韋斯特迪克（simon vestdijk）所作的傳記中寫道：
如果一位傳記作家具有文學、詩學、新聞、紀錄片和戲劇方麵的研究背景，他應該避免把自己放在精神科醫生的位置上，進行任何心理分析。這並不是他的主題。如果他真是這樣做，他就成了江湖騙子。14
在寫這本傳記的過程中，我再次被一個疑問所困擾：即便進行了全麵的研究，我是否能就研究主題描繪出一幅令人滿意和信服的畫像。許多創意型作家對這種研究的價值持懷疑態度，或者質疑傳記寫作的意義，他們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我相信，傳記作家沒有必要被這種唱衰的觀念所困擾，無須認為自己在認知上全無貢獻。隻要他能泰然地接受，他對另一個人的理解可能是有限和相對的，那麽他仍可以詳盡地研究浩如煙海的文件，庫切的相關文獻正是如此。最起碼，傳記作者可以提供一些從前不為人知的信息，帶著謙虛且寡言的態度，做出一些貢獻，為如何做人提供一些思路。
j.c.坎尼米耶
斯泰倫博斯大學
關於j.m.庫切傳記的研究開始於2008年7月，當時我重新閱讀了他所有已經出版的作品並初步查閱了相關文獻。我深知，我所研究的主體是一位著名作家，是世界各地大學英語研究中的核心人物。關於他作品的碩博論文有五百多本，而研究他的小說的專著，也猶如雨後春筍般以各種語言不斷問世。12008年9月，我在南非格雷厄姆斯敦國家英語文學博物館（nelm）裏查閱了大量關於庫切的研究資料。2009年3月，我到澳大利亞阿德萊德親自拜訪了庫切本人，並在那裏對他進行了為期兩周深入細致的采訪。在一位助手的幫助下，我大量複製了他授權我使用的文檔，並探究了那些仍由他本人保留的手稿。對於其他的更多信息，在庫切的幫助下，我與相關人士進行了聯係。2010年1月1日我開始著手撰寫書稿。在寫作過程中，我繼續調研，並於2010年4月到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訪學，那裏存放著大量庫切的手稿。22011年9月本書第一稿完成。
2009年3月我到阿德萊德采訪庫切時，他告訴我，最讓他擔心的是傳記中事實信息的準確性，但他絕不會幹擾我對事實數據的解釋。
從一開始庫切就表現出非常合作的態度，甚至可以說是充滿熱情。對於我提出的所有問題他都做出簡潔的回答，但他不想被拖入任何臆測之中，尤其關於他的作品該如何闡釋，他不發表意見。就連我問他覺得哪位批評家對他作品的評價最接近他的本意，他也巧妙地轉移了話題，避免對此類問題做出任何答複。對於一些敏感話題，比如他與前妻菲利帕·賈伯（philippa jubber）之間的隔閡與離婚，以及兒子尼古拉斯的死亡和女兒吉塞拉的疾病，他毫不回避，簡潔明了並盡可能客觀地回答了我，不論真實情況多麽令人不安。 <h4>二</h4>
對於像j.m.庫切這樣的一位作家，研究他生平是否有意義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1990年特麗薩·多維（teresa dovey）在她的著作《j.m.庫切小說研究》（the novels of j.m.coetzee）一書中指出，在處理像庫切這樣的人物時，個人傳記並不是那麽的重要。3另一位庫切作品研究專家大衛·阿特維爾（david attwell）在其著作《j.m.庫切：南非與寫作策略》j.m.coetzee: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1993）中也非常讚同地對此進行了引用。4
多維和阿特維爾在發表這些言論時，庫切的自傳體三部曲《男孩》boyhood，1997）、《青春》（youth，2002）和《夏日》（summertime，2009）還沒有出版。但是，即便是在這三部曲出版之前，研究者可能已經在庫切的作品中嗅到了自傳的味道。比如，在他的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dusnds，1974）中，他戲擬了他的祖先與他自己的曆史。尤金·唐恩（eugene dawn）在《越南計劃》中要向一位名為庫切的長官匯報，而在《雅各·庫切之講述》中，“j.m.庫切”作為翻譯者給小說加了一篇後記：他的“父親”對18世紀先人“最初”敘述的後記。如果研究者知道庫切家族的農場——百鳥噴泉農莊——零星地構成了他第二本小說《內陸深處》（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1976）的背景，他們在那本書中也可以找到自傳的痕跡。
在庫切的小說《男孩》出版之前，人們普遍低估了庫切小說中自傳成分的重要性，但到了2005年，當三部曲中的前兩部問世以後，德裏克·阿特裏奇（derek attridge）是這樣評價庫切的自傳體創作的：“當庫切的傳記作者去探究庫切的生活與小說之間的聯係時，會有大量的材料可以使用，因為即便是從目前公開的極小一部分傳記信息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小說是從他的個人經驗與困惑中編織出來的。”5
庫切自己不止一次地將自傳作為一個文學類型來談論，並在開普敦大學教授就職演講上以此為主題做了首場演講。6在他看來，一個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他的文學批評，都是他的傳記，因為他往往要對傳統進行評判，要麽是與之站在一個戰線上，要麽是站在對立麵；他也會評判一些作家，或者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對其“產生影響”，或者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引起了他的強烈共鳴。當一個作家著手記錄自己的生活時，他會從記憶的閘門內甄選。庫切在接受大衛·阿特維爾的采訪時曾經提到“在自傳這種自我寫作的形式中，你不得不尊重曆史事實。但是尊重哪些事實？尊重所有事實嗎？不是的，因為所有的事實實在太多了。你要選擇那些符合你不斷演變的特定目的的事實”。7
因此，對於庫切而言，在自傳體寫作中，作家對事實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即使他絕對忠於事實，他也隻是在眾多的事實中選擇了一些為其所用，這樣一來，真正的傳記與虛構的傳記之間的關係就絕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了。這就是為什麽庫切告訴阿特維爾，“所有的自傳都是在講故事，而所有創作都是一種自傳”。8藝術家的創作目的不是為了忠實地再現事實，而是要使用與處理事實。通過選擇與排序，藝術家能比曆史學家更接近完整的真相，因為曆史學家往往要被事實所約束。正如馬丁·範阿梅龍根（martin van amerongen）所說，自傳並不是一份可以核查的簡曆，而是一種闡釋，有時甚至是一件全麵且自足的藝術品，具有獨特的法則與規律。9事實上，詹姆斯·奧爾尼（james olney）認為“自傳作者一半是在發現，一半是在創建並設計一種更深層次的真實，他們並不拘泥於史實”10。
隨著《男孩》《青春》和《夏日》的出版，庫切作品中的自傳元素更加明顯，但從另一方麵來說，也更具有欺騙性。在《男孩》和《青春》中，庫切公開聲稱，它們是小說體自傳，雖然他可能有些誇大這兩本書中的虛構部分。在這兩本書中，盡管庫切運用了一個疏離的敘述者來講述男孩和青年的經曆，但是其中的細節與庫切本人的經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吻合的。我大膽地認定，特別是在庫切的作品《男孩》中，許多內容都是有據可查的。之所以這樣認定，是因為我之前已經多次親自探訪了庫切的百鳥噴泉家庭農莊，也與庫切的多名親屬交流過。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夏日》是這三部自傳中最令人難以捉摸的一部。正如該作品中的人物所說：“庫切自己寫下的東西不能被采信，不能作為一個事實記錄——並非因為他是一個撒謊者，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虛構作品的寫作者。”11在《夏日》中，庫切重新排列了史實，以便能夠更深層次地闡述真相。
任何庫切的傳記作者都不得不仔細考慮真實與虛構之間這種非比尋常的關係，以及庫切所用的相關且含混的敘事策略。他將不得不考慮到作家明顯是在回避作者的責任，特別是要以謹慎的態度對待《夏日》。即使在《凶年紀事》（diary of a bad year，2007）中，庫切的敘事策略也沒有使讀者從頭至尾地認為書中虛構作家的觀點就是庫切本人的觀點。在一篇關於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傳記的文章中，庫切顯然很是讚賞這位俄國作家的寫作方式，他將其稱為複調小說，他認為在真正的複調小說中，並沒有主導的作者意識，因此，也沒有誰強調真理或權威，有的僅是相互抗爭的聲音與話語。12庫切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所采納的正是這種敘事策略。
因此，與羅蘭·巴爾特一樣，庫切斷言讀者的誕生必須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13在我看來，還沒有哪一個作家像庫切一樣，將濟慈所說的那種本質上既無身份又無特定觀點或態度的變色龍作家發揮到了如此極致的程度。這也使得傳記作者的任務更加複雜，且不論捕捉這樣一位作家的生命軌跡這一活動本身是多麽的誘人和具有挑戰性。
然而，庫切傳記不必僅以增進讀者對庫切作品的理解為要義，亦不必刻意追尋傳記文字和文學批評的關聯。這位作家的生平事跡與他的卓越成就本身就是有價值的，他非凡的小說激發了人們對他的興趣。盡管庫切的這種關乎自傳文學、極富創意的遊戲，很容易讓人們關注傳記作者與作家，或是傳記作者與作家、作品之間的關係，但是庫切在小說創作中使用的自傳元素並不能證明他所寫的就是一部傳記。當然，傳記作者更容易犯“傳記謬誤”——在投射傳記對象生平的過程中扭曲了其小說原本的意義。作家關於自己生活經曆的再創作很可能誤導傳記作者，這一點傳記作者要謹防，他不能把小說中的內容當成事實，他需要超越小說，在小說之外找尋事實真相。
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他就可以報道作家的寫意人生，通過其寫作對象為自己——既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所創作的世界。這就是傳記作者與小說家的不同任務，也正是這樣，傳記才具有一種傳遞真實的權威力量。 <h4>三</h4>
在寫這本傳記的過程中，我首先要感謝j.m.庫切，是他欣然接受我的采訪，並給我提供了他手頭的文件。在寫作過程中，他通過電子郵件回應了我提出的諸多與事實相關的質疑。他說他希望書中提供的事實都是正確的，但對如何詮釋這些事實數據，那完全由我來掌握。他也不希望在該書出版之前看到手稿。凡是對他所提供文件的引用，我都已取得他本人的許可，其他的引文，或來源於他擁有版權的信件，或來源於尚未付梓的手稿，筆者也都逐一征得了他本人的許可。在這裏，我也要感謝庫切的出版商，在庫切的協調之下，他們允許我引用庫切的出版物。對庫切作品版權的鳴謝見於書尾。我也要感謝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是他們為我提供了庫切的手稿和複印件。自我在2010年4月訪問之後，這些藏品已轉移到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並永久貯藏在奧斯汀的哈裏·蘭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我要感謝得克薩斯大學允許我複印《幽暗之地》的一頁手稿，並讓我使用了很多其他資料。
通過庫切，我結識了他的伴侶多蘿西·德萊弗（dorothy driver），並對她進行了富有成果的采訪。她安排傑裏米·施韋爾特（jeremy schwerdt）——阿德萊德大學的一名學生，同時也是她同事的兒子，幫助我影印了庫切所擁有的大量文件。
庫切有一個表妹住在開普敦塔姆伯斯克魯夫，名叫麗奈特·馬基lte marki）。她不僅給我提供了大量她所擁有的文件與照片，還幫我聯係了庫切家族的其他成員，也是她幫我安排在莫布雷對庫切的女兒吉塞拉進行采訪。在西博褔特我與j.m.庫切最親近的嬸嬸，也就是他伯父桑（son）的遺孀希爾維亞·庫切（sylvia coetzee）進行了一次談話。我也多次探訪位於利烏哈姆卡附近美麗的百鳥噴泉農莊。該農場曾經屬於庫切的爺爺，也是《男孩》和《夏日》中的故事場景。該農場現在的主人是庫切的表兄弟傑拉爾德·庫切（gerald coetzee）。他帶我參觀農場，並指出哪裏是小說中提到的場景。開普敦的史蒂芬·韋梅耶（stefan wehmeyer）為我提供大量他所擁有的、有關庫切母方祖先的詳細資料。皮爾特·雨果（pieter hugo）和格哈德·戈爾登赫伊斯（gerhard geldenhuys）所做的研究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通過莉迪亞·巴萊拉（lydia barre）的協調，我在阿爾伯特王子鎮的弗蘭基·皮納爾博物館找到了庫切祖父格裏特·麥克斯韋爾·庫切（gerrit maxwell coetzee）的信息。萊恩斯堡旅遊局也為我提供了關於百鳥噴泉農莊和相鄰小鎮麥威維的信息。
在隆德伯西的聖約瑟夫聖母學校，我采訪了校長休·芬（hugh finn），並仔細查閱了庫切在校期間的學校年鑒。我在開普敦大學（utc）管理機構負責人紀堯姆·布魯默（guiume brummer）的幫助下找到的原稿與檔案，詳細記錄了庫切1957年至1961年讀書期間，以及後來工作期間該校英語係所開設的課程。在這裏我還找到了庫切的兩個孩子在該校學習的記錄。國家英語文學博物館的安·托裏斯（ann torlesse）和她的同事為我提供了大量的影印件，還兩次歡迎我去那裏擔任研究員。在開普敦檔案館埃裏卡·勒魯（erica le roux）的幫助下，我找到了最高法院開普敦分院關於庫切父親傑克·庫切（jack coetzee）的職業生涯的動議。在開普敦大學法醫學名譽教授德翁·克諾貝爾（deon knobel）和一位律師朋友古斯塔夫·皮納爾（gustav pienaar）的幫助下，我獲得了有關庫切的兒子尼古拉斯在警方的死亡記錄，當時他剛年滿23歲。我有幸能夠與開普敦大學前教授、傑出的神經外科專家凱·德維利耶（kay de villiers）討論了一些醫學問題。在彼得·尼爾森（peter nelson）的幫助下，我聯係到了庫切在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前同事霍華德·伍爾夫（howard wolf），得以使用他存放在阿默斯特學院圖書館裏那些他與庫切之間的通信記錄。
斯泰倫博斯的j.s.格裏克圖書館文獻中心的瑪麗娜·布林克（marina brink）及時地回答我提出的問題，該中心的米米·賽弗特（mimi seyffert）為我將許多庫切的照片轉為電子版。照片的所有者或者所有機構的名字見本傳記中各照片。在開普敦國家圖書館，我查閱了大量的報紙和期刊，而這些都是在斯泰倫博斯所找不到的。
我的朋友讓·範德維吉特（jan van der vegt）——也是漢斯·安德留斯（hans andreus）、a.羅蘭·霍爾斯特（a.rnd holst）與亨德裏克·德弗裏斯（hendrik de vries）的傳記作者——為我提供了荷蘭報紙期刊中出現的大量有關庫切的文章和評論。我也多次與赫爾曼·吉利歐米交流意見，他從本項目開始就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波蘭弗羅茨瓦夫大學荷蘭語與南非語教授耶日·科赫（jerzy koch）閱讀了本書部分章節，並做出了評論。艾蒂安·布裏茨（etienne britz）詳細閱讀了每一章節，並加以評論，還不時提出建議，讓我得以對本書進行進一步的修改與重寫。我的朋友安東·諾德（anton naude）也從專家的角度閱讀了我的手稿並提出了很多有深度的觀點。本書的英語翻譯米希爾·海恩斯michiel heyns），仔細地閱讀我的手稿，指出了很多打字、書寫和語法等方麵的錯誤。在該書成書後期，大衛·阿特維爾和德裏克·阿特裏奇根據他們對庫切的了解，為我的文本提供了很多精辟的觀點，讓我受益匪淺。在此，我要對這些個人和機構表達我最誠摯的感謝。
在此，我也想對下麵這些人表達我的感謝，他們通過麵談、電話交談或電子信函為我提供了許多信息：彼得·伯格斯馬（peter bergsma），弗蘭斯·布豪夫（frans bulhof），麥克斯韋爾·庫切，伊娃·寇斯（eva cossée），喬納森·v.克魯（jonathan v.crewe），傑基·登特（jackie dent），喬迪·德萊弗（jonty driver），羅德尼·埃奇庫姆（rodney edgbe），克魯格·戈登赫伊斯（kruger geldenhuys），伊恩·格倫（ian glenn），卡羅爾·古森（carol goosen），艾格尼絲·海因裏希（agnes heinrich），瑪麗蓮·霍妮克曼（marilyn honikman）（之前姓科克伍德），r.霍華德（r.howard），丹尼爾·哈欽森（daniel hutchinson），曼朱·加德卡（manju jaidka），克裏斯廷·熱奈特（christine jeat），伊金·肯施（ekin kensch），約翰·肯施（john kensch），保羅·克勞伯斯（paul kloppers），萊昂內爾·奈特（lionel knight），彼得·諾克斯-肖（peter knox-shaw），凱瑟琳·洛加·杜普萊西斯（catherineuga du plessis），瑪麗娜·勒魯（marina le roux），喬納森·李爾（jonathan lear），萊斯利·馬克思（lesley marx），彼得·麥克唐納（peter mcdonald），簡·帕裏（jane parry），克裏斯·帕洛德和桑德拉·帕洛德夫婦chris and sandra perold），麗薩·帕洛德（lisa perold），卡雷爾·肖曼karel schoeman），斯坦·西爾科克（stan silcock），簡·史密斯（jane smith），尼克·斯泰撒基斯（nic stathakis），比利·斯蒂爾（billy steele），威爾瑪·斯托肯斯托姆（wilma stockenstrom），d.p.範費爾登（d.p.van velden），大衛·威爾士（david welsh）和赫爾曼·維滕貝格（hermann wittenberg）。
在本書的成書過程中，筆者還得到如下機構的經濟資助：l.w.希姆斯特拉基金會（l.w.hiemstra trust），南非學術與非小說作者協會（academic and non-fiction authors’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範艾維吉克基金會（van ewijck foundation）和國家研究基金會（nrf）。筆者對本傳記中的所有觀點、發現與結論負責，nrf與之無關。另外，時任斯泰倫博斯大學科研副校長的阿諾德·範齊爾（arnold van zyl），對本項目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曾兩次從他負責的基金會中撥款資助。
我還要感謝納斯帕斯公司董事長唐·沃斯盧（ton vosloo,）以及首席執行官庫斯·貝克（koos bekker）先生。正是由於他們的慷慨支持，本書的出版才有了足夠的預算。為節省開支，漢尼斯·範齊爾（hannes van zyl）更是不計任何報酬地擔當本書的編輯，負責設計工作。他還幫助我與出版商和國際代理談判，為我騰出更多時間進行研究和寫作。在成書過程中，我得到範齊爾先生很多具有穿透力和批評意義的評論，他的批評尤為重要。如果有任何地方我無視他的建議，那必然是因為我的固執與偏頗。對以上所有團體和人士，我由衷地表示感謝。 <h4>四</h4>
這本傳記並不是關於j.m.庫切的心理研究。傳記中的心理細節很少能達到真實可靠的要求，多年的傳記閱讀經曆也讓我對扮演心理醫生的角色持相當謹慎的態度。我傾向於同意傳記作者維姆·黑祖（wim hazeu）的觀點，他在為西蒙·韋斯特迪克（simon vestdijk）所作的傳記中寫道：
如果一位傳記作家具有文學、詩學、新聞、紀錄片和戲劇方麵的研究背景，他應該避免把自己放在精神科醫生的位置上，進行任何心理分析。這並不是他的主題。如果他真是這樣做，他就成了江湖騙子。14
在寫這本傳記的過程中，我再次被一個疑問所困擾：即便進行了全麵的研究，我是否能就研究主題描繪出一幅令人滿意和信服的畫像。許多創意型作家對這種研究的價值持懷疑態度，或者質疑傳記寫作的意義，他們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我相信，傳記作家沒有必要被這種唱衰的觀念所困擾，無須認為自己在認知上全無貢獻。隻要他能泰然地接受，他對另一個人的理解可能是有限和相對的，那麽他仍可以詳盡地研究浩如煙海的文件，庫切的相關文獻正是如此。最起碼，傳記作者可以提供一些從前不為人知的信息，帶著謙虛且寡言的態度，做出一些貢獻，為如何做人提供一些思路。
j.c.坎尼米耶
斯泰倫博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