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內正毅terauchi masatake 1852.2.24—1919.11.3)
出任第18屆(1916.10.9—1918.9.29)內閣首相
寺內正毅(1852—1919)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繼大隈重信之後出任首相的。任職兩年中，通過對北洋軍閥的政治性借款，繼續擴大日本在華權益。悍然出兵西伯利亞，幹涉蘇維埃革命。在國內實行黑暗統治，殘暴鎮壓自發性的群眾運動“米騷動”。
寺內出生在長州藩士家庭，1869年參加過鎮壓幕府殘餘勢力的函館戰爭，後入大阪兵學校學習。1882年起，曆任駐法國公使館武官、陸軍士官學校校長、首任教育總監、參謀本部次長等職。1902年至1911年，連任三屆內閣陸軍相。1910年日本兼並朝鮮後，首任朝鮮總督，任職六年中，鎮壓了朝鮮人民的反抗鬥爭，建立了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並升為陸軍元帥。
寺內接替大隈擔任首相，完全出自山縣有朋等政府元老們的安排。山縣曆來厭惡政黨政治，希望由自己的部下寺內恢複“超然”政治，建立適應戰時需要的“舉國一致”內閣。按照山縣的意圖組成的寺內內閣，除首相本人是有名的殖民主義者外，內務相是曾任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和“滿鐵”總裁的後藤新平，大藏相是朝鮮銀行總裁、寺內的密友勝田主計，外務相是駐俄大使、日俄同盟鼓吹者本野一郎，其他大臣席位也多為軍閥、官僚霸占。這屆內閣剛一出籠，便被罵為“不良內閣”和“妖怪出現”。
曆屆政府成立後，都為對付政黨控製下的議會大傷腦筋。寺內上任後，宣稱新內閣將以“秉公持平”的態度對待各黨派，企圖軟化政黨的攻勢。對此，自大隈內閣以來黨運不佳、被降為在野黨的政友會，立即表示對政府采取“是是非非”的善意中立立場，以圖改變不利處境。而剛由立憲同誌會、中正會、公正俱樂部合並而成的憲政會，自恃議會第一大黨地位，對未得到政府的厚遇感到不滿，當國民黨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時，立即投了讚成票。
強大的政黨勢力的存在，表明超然政治已行不通。寺內隻好改變策略，轉而支持政友會。他在強行解散議會後，更換地方官，處心積慮地打擊憲政會等勢力，結果議員大選後，議會中政黨力量的格局發生逆轉，親政府的政友會再次成為第一大黨，憲政會則退居第二位。由此，寺內依靠政友會並親近國民黨，開始推行各項內外政策。
寺內內閣的頭等大事是擴軍備戰。在1917年第39次議會上，通過了政府提出的跨年度、總額為2.6億日元的追加預算，用於建立“八四艦隊”及擴大與戰備有關的電話、煉鐵業。在1918年第40次議會上，又通過以建立“八六艦隊”和擴充陸軍為主的龐大預算。此外，政府還製訂了軍需工業動員法，賦予政府統製國民經濟的巨大權限。該法律的影響所及一直伸延到日本發動全麵侵華和太平洋戰爭時推行的戰時經濟統製。
和甲午、日俄戰爭時期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條件下的寺內內閣推行了一係列增加稅收、調整產業政策。在第39、40次議會上，所有減稅提案均被否決，相反卻提高了酒稅、所得稅，新設戰時所得稅。國會通過的重要法律還有：製鐵業獎勵法，遠洋漁業獎勵修改法、市町村義務教育國庫負擔法、軍事救護法等等。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展，國際政治格局特別是中國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寺內內閣的外交政策也隨之發生重大轉變。在對華政策上，改變了以往實施的“二元外交”方針，明確支持北洋軍閥段祺瑞，其主要手段便是“西原借款”。
在中國，袁世凱稱帝後舉國反對，袁鬱悶而死。其後段祺瑞依靠各省督軍支持，排擠總統黎元洪、鎮壓張勳複辟，建立了北洋軍閥政權。不久，南方成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軍政府，形成南北對峙局麵。
寺內認為這是向中國擴張的大好時機，但他未像大隈那樣向中國提出赤裸裸的侵略要求，而是接受西原龜三的建議，把日本國內因戰爭而驟增的過剩資金借給段祺瑞政府，以便通過財政援助，在中國培植親日傀儡政權，擴大日本在華政治、經濟權益。
寺內把這個稱為“菊分根”的陰險計劃交給西原龜三實施。西原是日本實業界名人，早年在朝鮮主持共益社業務，以經營棉業、金融業為主，因屢為當時的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出謀劃策，被寺內視為心腹“智囊”，結為莫逆之交。寺內官拜首相後，西原便成了“無冠大臣”。
秉承寺內旨意，西原自1916年後頻繁往來中國，誘使段祺瑞政府接受數筆日本借款，總數高達3.86億日元。這筆借款的直接效果，便是北洋政府屈從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使中國在軍事上從屬於日本。
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引起帝國主義極端仇視和恐懼，必欲扼殺新生蘇維埃革命政權而後快，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後。1918年8月，寺內內閣以援救“捷克軍”為借口，突破日美共同出兵協議中的兵員、地域限製，派軍大舉入侵，占領海參崴至伯力、赤塔的鐵路沿線，並不斷增兵，最高兵力超過7萬人。日軍所到之處，竭盡燒殺搶掠之能事，對蘇聯人民欠下一筆血債。
大戰刺激了日本的“繁榮”，對大資產階級來說，確是“成金天下”的時代。但是隨著物價的飛漲、實際工資的下降和勞動強度的增加，國民的生活狀況在急劇惡化。尤其是與人民生活攸關的大米價格，不到四年時間已上漲三倍。由於政府出兵西伯利亞廣征軍糧和投機商人囤積居奇，米價仍在不斷看漲。日本社會已陷入極度不穩狀態。
1918年7月，以富山縣魚津町漁家婦女拒絕外運糧食為導火線，日本現代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群眾自發反抗運動“米騷動”，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發生搶米風潮。被逼入生活絕境的下層人民自發地組織起來，不斷襲擊各地警察署和市公所，“搗毀”米店、富豪和投機商人的住宅，與前來鎮壓的警察展開搏鬥，並發出“打倒寺內內閣”的呼聲。
寺內驚恐萬狀，命令全國警察傾巢出動，並調遣軍隊進行鎮壓，逮捕群眾8000多人，其中2600多人受到刑罰。在此期間，寺內政府嚴令禁止一切有關米騷動的新聞報導。
寺內以為高壓政策能使人民屈服，結果卻適得其反，群眾的反政府情緒更為高漲，全國新聞記者團在各地召開會議，憤怒譴責政府失政，彈劾寺內下台。這一行動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響應，舉國上下發出“打倒專製政治”的吼聲，已成眾矢之的寺內正毅，隻好托病下台。
出任第18屆(1916.10.9—1918.9.29)內閣首相
寺內正毅(1852—1919)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繼大隈重信之後出任首相的。任職兩年中，通過對北洋軍閥的政治性借款，繼續擴大日本在華權益。悍然出兵西伯利亞，幹涉蘇維埃革命。在國內實行黑暗統治，殘暴鎮壓自發性的群眾運動“米騷動”。
寺內出生在長州藩士家庭，1869年參加過鎮壓幕府殘餘勢力的函館戰爭，後入大阪兵學校學習。1882年起，曆任駐法國公使館武官、陸軍士官學校校長、首任教育總監、參謀本部次長等職。1902年至1911年，連任三屆內閣陸軍相。1910年日本兼並朝鮮後，首任朝鮮總督，任職六年中，鎮壓了朝鮮人民的反抗鬥爭，建立了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並升為陸軍元帥。
寺內接替大隈擔任首相，完全出自山縣有朋等政府元老們的安排。山縣曆來厭惡政黨政治，希望由自己的部下寺內恢複“超然”政治，建立適應戰時需要的“舉國一致”內閣。按照山縣的意圖組成的寺內內閣，除首相本人是有名的殖民主義者外，內務相是曾任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和“滿鐵”總裁的後藤新平，大藏相是朝鮮銀行總裁、寺內的密友勝田主計，外務相是駐俄大使、日俄同盟鼓吹者本野一郎，其他大臣席位也多為軍閥、官僚霸占。這屆內閣剛一出籠，便被罵為“不良內閣”和“妖怪出現”。
曆屆政府成立後，都為對付政黨控製下的議會大傷腦筋。寺內上任後，宣稱新內閣將以“秉公持平”的態度對待各黨派，企圖軟化政黨的攻勢。對此，自大隈內閣以來黨運不佳、被降為在野黨的政友會，立即表示對政府采取“是是非非”的善意中立立場，以圖改變不利處境。而剛由立憲同誌會、中正會、公正俱樂部合並而成的憲政會，自恃議會第一大黨地位，對未得到政府的厚遇感到不滿，當國民黨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時，立即投了讚成票。
強大的政黨勢力的存在，表明超然政治已行不通。寺內隻好改變策略，轉而支持政友會。他在強行解散議會後，更換地方官，處心積慮地打擊憲政會等勢力，結果議員大選後，議會中政黨力量的格局發生逆轉，親政府的政友會再次成為第一大黨，憲政會則退居第二位。由此，寺內依靠政友會並親近國民黨，開始推行各項內外政策。
寺內內閣的頭等大事是擴軍備戰。在1917年第39次議會上，通過了政府提出的跨年度、總額為2.6億日元的追加預算，用於建立“八四艦隊”及擴大與戰備有關的電話、煉鐵業。在1918年第40次議會上，又通過以建立“八六艦隊”和擴充陸軍為主的龐大預算。此外，政府還製訂了軍需工業動員法，賦予政府統製國民經濟的巨大權限。該法律的影響所及一直伸延到日本發動全麵侵華和太平洋戰爭時推行的戰時經濟統製。
和甲午、日俄戰爭時期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條件下的寺內內閣推行了一係列增加稅收、調整產業政策。在第39、40次議會上，所有減稅提案均被否決，相反卻提高了酒稅、所得稅，新設戰時所得稅。國會通過的重要法律還有：製鐵業獎勵法，遠洋漁業獎勵修改法、市町村義務教育國庫負擔法、軍事救護法等等。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展，國際政治格局特別是中國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寺內內閣的外交政策也隨之發生重大轉變。在對華政策上，改變了以往實施的“二元外交”方針，明確支持北洋軍閥段祺瑞，其主要手段便是“西原借款”。
在中國，袁世凱稱帝後舉國反對，袁鬱悶而死。其後段祺瑞依靠各省督軍支持，排擠總統黎元洪、鎮壓張勳複辟，建立了北洋軍閥政權。不久，南方成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軍政府，形成南北對峙局麵。
寺內認為這是向中國擴張的大好時機，但他未像大隈那樣向中國提出赤裸裸的侵略要求，而是接受西原龜三的建議，把日本國內因戰爭而驟增的過剩資金借給段祺瑞政府，以便通過財政援助，在中國培植親日傀儡政權，擴大日本在華政治、經濟權益。
寺內把這個稱為“菊分根”的陰險計劃交給西原龜三實施。西原是日本實業界名人，早年在朝鮮主持共益社業務，以經營棉業、金融業為主，因屢為當時的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出謀劃策，被寺內視為心腹“智囊”，結為莫逆之交。寺內官拜首相後，西原便成了“無冠大臣”。
秉承寺內旨意，西原自1916年後頻繁往來中國，誘使段祺瑞政府接受數筆日本借款，總數高達3.86億日元。這筆借款的直接效果，便是北洋政府屈從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使中國在軍事上從屬於日本。
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引起帝國主義極端仇視和恐懼，必欲扼殺新生蘇維埃革命政權而後快，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後。1918年8月，寺內內閣以援救“捷克軍”為借口，突破日美共同出兵協議中的兵員、地域限製，派軍大舉入侵，占領海參崴至伯力、赤塔的鐵路沿線，並不斷增兵，最高兵力超過7萬人。日軍所到之處，竭盡燒殺搶掠之能事，對蘇聯人民欠下一筆血債。
大戰刺激了日本的“繁榮”，對大資產階級來說，確是“成金天下”的時代。但是隨著物價的飛漲、實際工資的下降和勞動強度的增加，國民的生活狀況在急劇惡化。尤其是與人民生活攸關的大米價格，不到四年時間已上漲三倍。由於政府出兵西伯利亞廣征軍糧和投機商人囤積居奇，米價仍在不斷看漲。日本社會已陷入極度不穩狀態。
1918年7月，以富山縣魚津町漁家婦女拒絕外運糧食為導火線，日本現代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群眾自發反抗運動“米騷動”，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發生搶米風潮。被逼入生活絕境的下層人民自發地組織起來，不斷襲擊各地警察署和市公所，“搗毀”米店、富豪和投機商人的住宅，與前來鎮壓的警察展開搏鬥，並發出“打倒寺內內閣”的呼聲。
寺內驚恐萬狀，命令全國警察傾巢出動，並調遣軍隊進行鎮壓，逮捕群眾8000多人，其中2600多人受到刑罰。在此期間，寺內政府嚴令禁止一切有關米騷動的新聞報導。
寺內以為高壓政策能使人民屈服，結果卻適得其反，群眾的反政府情緒更為高漲，全國新聞記者團在各地召開會議，憤怒譴責政府失政，彈劾寺內下台。這一行動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響應，舉國上下發出“打倒專製政治”的吼聲，已成眾矢之的寺內正毅，隻好托病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