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衞文麿konoe fumimaro 1891.10.12—1945.12.16)
出任三屆內閣首相：
第34屆(1937.6.4—1939.1.5)
第38—39屆(1940.7.22—1941.10.18)
近衛文麿(1891—1945)是日本戰前公卿政治家、法西斯主義代表人物、發動全麵侵華及太平洋戰爭的罪魁之一。
1891年10月12日，近衛出生在門庭僅次於天皇家的五攝家(即藤原豪族的近衛、九條、鷹司、二條、一條等五家。攝家是具有擔任攝政、“關白”資格的門弟)之首近衛家，其遠祖中臣鐮足是大化革新時期的功臣，曾協助中大兄皇子發動政變，一舉誅除跋扈於朝廷的豪族蘇我氏，推行大化革新，因功官拜大織冠(大化革新時製訂的天皇下最高官職)，得天皇賜姓藤原。曾祖父近衛忠熙是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的心腹重臣。父親近衛篤麿曆任貴族院議長、學習院院長、樞密顧問官等要職。
近衛文麿作為藤原家族的嫡流、近衛家250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長子，出生之日起即被視作掌上明珠，受寵無度，曾祖父為他出生高興得連連題詩，其父常在他身上拴著繩子以防跌倒。還在近衛穿學生服的時代，前內閣首相，當時的政府元老、首相推薦人西園寺公望初見他時，也得以“閣下”相稱。後來近衛作為政府重臣參加禦前會議時，天皇麵前人人誠惶誠恐，畢恭畢敬，欠身端坐，唯近衛可以不拘小節，近衛的身份和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在那個封建氣息極為濃鬱的時代，高貴的血統是近衛登上日本最高政治舞台的資本。
由於近衛家與天皇家如此深厚的淵緣，近衛從小受到“天皇家屏藩”的嚴格家教與訓練，三歲時祖母帶他參拜皇室，尊皇盡忠的封建倫理在心中根深蒂固。
近衛的父親近衛篤麿是個狂熱的大亞細亞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首倡“東洋乃東洋人之東洋”理論，並創立東亞同文會。父親的思想主張對近衛有很大影響。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近衛文麿，同時也接觸到20世紀後世界資本主義文明的氣息，使他形成了獨自的氣質。近衛出生的第八天，母親死於產褥熱，直到他長大成人，才知道現在的母親隻是他的繼母或姨母(他母親的妹妹)，這使他“開始感到人生不過是謊言的編織物而已”。近衛13歲時父亡，成為近衛家族主，繼承了世襲公爵爵位。過早當家立業，促使他形成自負、執拗的性格。他幾乎不崇拜任何曆史人物，甚至對蜚聲日本的日俄戰爭英雄乃木希典大將和東鄉平八郎元帥也不以為然。但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曾擔任英國首相的鮑爾弗勳爵，因為鮑爾弗執政前默默無聞、執政後一鳴驚人，顯示了卓越的效率和才幹。表麵看去，近衛文質彬彬、風度翩翩，主張“叫花子也是賓客”，其禮賢下士、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風為他換取了很好的名聲。但實際上，他老練世故，多疑善變，心地冷酷。內心深處隱藏著“根深蒂固的貴族思想”。近衛有幾個妻子，他常和孩子們、包括情婦所生的孩子一起嬉戲玩耍，沒有多少日本式家長的威嚴，倒像個美國式的父親……
1909年4月，近衛從貴族院子弟學校中等科畢業後，轉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英文科學習。1912年3月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後轉入京都大學改學法律，1916年，以世襲公爵身份擔任貴族院議員。
1917年，近衛從京都大學法學科畢業，同年經西園寺推薦入內務省工作。1919年1月，隨西園寺參加巴黎和會。此間，他先後發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義》、《戰後歐美見聞錄》等文章，闡述了對國際政治的看法。近衛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既成的強國”與“要求打破現狀的國家”間的戰爭，美英壟斷殖民地的現狀，“有悖人類機會均等原則”，“德國要打破此種現狀，誠為正當要求”，“日本不能不給予深切的同情”，“領土狹小、原料缺乏的日本”，“為了生存的需要，隻能像戰前德國那樣，做出打破現狀之舉”。他確信，日本“向外擴張，誠為順乎自然之勢”。可以說，從青年時代起，近衛就樹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礎，並以此指導一生的活動。
為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近衛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1921年，聯絡部分貴族院議員，組成憲政研究會，推進了貴族院的“改革”。1922年，任其父開創的東亞同文會副會長。1926年，任東亞同文書院院長。在20年代，他還參與組建火曜會、日本青年會、新日本同盟、二五會等團體，培植勢力，擴大政治影響。1931年，任貴族院副議長。1933年，任貴族院議長，進入國家最高權力中樞。
30年代的日本，在世界大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下，經濟凋敝，社會動蕩，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以軍部為核心的法西斯勢力，把擺脫危機的希望寄托在對外發動侵略上，1931年關東軍蓄意製造的“九一八事變”，便是基於這樣的背景。
軍部的擴張主義行徑，引起了近衛的共鳴，他撰文讚頌“軍部有一個把日本引向何處的明確目標與計劃”，認為少壯軍人自“滿洲事變以來所推進的方向，是我日本必走的命運之路”，當然也是他自己“必走的命運之路”。
1936年，岡田內閣因“二二六” 事件垮台，元老西園寺曾推薦近衛組閣，但近衛對發動這一事件的皇道派軍人持同情態度，對善後處理感到為難，便以健康原因推辭。其後成立的廣田內閣和林內閣，皆因無法控製局麵短命而終。林內閣辭職後的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衛內閣宣布成立。
雖然想法不同，各懷鬼胎，但無論元老、重臣，還是軍部、政黨、財界和民間右翼勢力，都擁護近衛的上台。的確，高貴的血統，46歲的年華，因有推辭首相之舉而給人以無權力欲的印象，近衛的“條件”無人可比。對統治階級來說，近衛的出馬是眾望所歸。
近衛上台後，最大限度地滿足了統治階級各階層利益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推進對外擴張。他在組閣當天的講話中宣稱：“我國屬於‘非持有國’類型，必須確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權力，我國的大陸政策是建立在這個確保生存權利的必要之上的”。新政府負有實現“國際正義”的使命，而“實現國際正義的較好方法，是獲得資源的自由，開拓銷路的自由，為開發資源所需勞動力移動的自由”。這無異是一紙赤裸裸的奪取殖民地宣言。
近衛上台一個月又三天的1937年7月7日，駐華北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點燃了全麵侵華的戰火。7月底，華北日軍與前來增援的關東軍、朝鮮日軍攻占了京津地區，並繼續向華北腹地進犯。8月13日，日軍開辟上海戰場。11月12日占領上海，旋即攻占京滬鐵路沿線城市。12月13日占領南京，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事件，中國軍民30萬人遇難。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和廣州，半個中國淪陷。
日本著名史學家井上清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後，近衛及其政府“比軍部更主動地擴大和推進了戰爭”。蘆溝橋事變發生後的7月9日，近衛內閣一度決定采取“不擴大方針”。但7月11日忽然聲明出兵華北，增派七個師團。“八一三” 事變後，近衛內閣徹底拋棄不擴大方針，決定“采取斷然措施”“對華一擊”。到日軍占領南京時，近衛內閣的對華強硬態度達到頂點。1938年1月，近衛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同時緊鑼密鼓地拚湊親日傀儡政權。這一恫嚇政策失敗後，近衛又接連發表第二、第三次對華聲明，向蔣介石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和“親善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的所謂“三原則”。
近衛的對華政策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完全是基於對侵華戰爭形勢的判斷。起初的所謂“不擴大”方針，是要在不擴大使用武力情況下，通過外交手段擴大在華權益。隨後放棄“不擴大方針”，擴大軍事行動，是實現同一目的的手段變換。最後在他看到武力不能征服中國時，便玩弄起“和平誘降”的把戲。近衛的戰爭強盜邏輯恰似一個攔路搶截的強盜，若被搶者俯首聽命交出財物，強盜何樂不為？被搶者如欲反抗，強盜就凶相畢露，訴諸武力。
全麵侵華戰爭開始後，近衛內閣在國內全麵建立了天皇製軍事法西斯專政體製。1937年11月，政府發布國家總動員令，次年3月，議會通過國家總動員法。這一法律，將國民生活完全置於戰時統製之下，從根本上取消了議會的權力和作用。
1937年10月15日，近衛內閣頒布內閣參議官製，任命10名政府參議官(軍界4、政黨3、財界2、外交1)，委以“就支那事變方麵的重要國務參與內閣籌劃”的權限。同年10月20日，在近衛的建議下，為協調戰時軍政關係，設置大本營聯絡會議。1938年1月，天皇親臨會議，開創了禦前會議製度。此後，有關內政外交的重大決策均在禦前會議上製訂，改變了以往國家權力機構分散、互相牽製的局麵，以保證戰時需要。
為支撐規模空前、曠日持久的侵華戰爭，近衛內閣強製推行戰時經濟體製，先後頒布了《軍需工業動員法》、《重要工業統製法》、《臨時資金動員法》、《貿易調整法》等重要法律，大力扶植軍事工業。為保證上述法律的實施，政府於1937年10月將企劃廳和資源局合並為企劃院，使之成為戰時經濟統製的中樞機構。同年12月為保證勞務動員，成立了厚生省。
在思想統製方麵，近衛內閣於1937年8月召開專門會議，製訂《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提出“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三大口號，煽動民眾為侵略戰爭賣命。9月，政府在日比穀公園召開國民精神總動員大會，近衛親臨演講。10月，在內相、文相的直接參預下，糾合74個團體組成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讓這一禦用團體充當侵略政策的吹鼓手。在白色恐怖下，言論、結社自由被取締，所有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都遭到殘酷鎮壓，“日本無產黨”、“全評”、“勞農派”等合法左翼組織被解散，其領導人和進步人士被捕，中間勢力急劇右轉，右翼勢力的氣焰更加囂張。
但是，日本法西斯打錯了算盤。由於國共合作、全民抗日，到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軍事上不能打敗中國，誘降陰謀未見成效，日本的統治階級開始對近衛內閣不滿。恰在此時，在與德國簽訂軍事同盟問題上，政府與陸軍的意見相左，近衛協調無果，於1939年1月辭職。
近衛辭職後就任樞密院議長，目睹了平沼、阿部、米內三屆內閣的興衰。1940年7月22日再次上台。
第二次近衛內閣為強化國內法西斯體製拋出了新花樣，開展了所謂新體製運動，亦稱“近衛新體製”。近衛聲稱，開展新體製運動是“為應付前所未有的內外動蕩局勢，建立強有力的舉國政治體製”，使“一切政黨、派別、經濟團體和文化團體統歸於公益優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協同”，“實踐翼讚大政的臣道”。
近衛新體製的內容包括：政治上效仿希特勒的納粹黨，由近衛本人發起建立直接輔助天皇的政治組織大政翼讚會。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近衛開始籌建新黨。組閣前的6月24日，辭掉樞密院議長職務，全力實施該計劃。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約一個月後，各種政黨和團體，或自動解散，或被強製取締。在“不要誤了公共汽車”的口號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紛紛投入近衛懷抱。10月12日，大政翼讚會宣布成立，近衛親任總裁，宮廷貴族、軍政官僚及法西斯頭目分別擔任會內要職。大政翼讚會還在各都、道、府、縣設立支部，由當地知事任支部長，將居民編入“鄰組”組織，法西斯統治登峰造極。
1940年12月，近衛內閣通過《經濟新體製綱要》，為實現“國民經濟一體化”，強化國家的戰時經濟統製，設立鋼鐵統製會等產業統製機構，以保證戰爭物資的生產和調配。同時還成立全國金融協議會，頒布資金運用令，強化了金融統製。
此外，近衛內閣還製訂了《確立勞動新體製綱要》，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大規模的產業報國運動，強令所有產業和行業成立報國會，通過勞務統製，把國民驅趕到為戰爭服務的軌道。
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已有一年，德國法西斯以閃電般的速度，先後滅亡波蘭，占領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兵鋒直逼英國。對於侵華戰爭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來說，德軍的“勝利”既是巨大鼓舞，也是強烈刺激，新政府必須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調整戰略，拿出新對策。對此，近衛組閣時挑選了兩個重要人物，一是陸相東條英機，二是外相鬆岡洋右。前者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強調“閃電”效率，有“剃刀東條”之稱；後者是老牌殖民主義者，能言善辯，有“說話機器”和“五萬言先生”之名。此二人入閣後，成為近衛推行軍事侵略和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
新內閣宣布成立的三天前，近衛召集已內定為陸相和外相的東條、鬆岡等在荻窪密談，擬定出新內閣的內外方針，後又根據形勢變化，確定了以“八紘一宇”精神為指導，以“日滿華為基礎”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基調。
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實現“與德意三分天下”的夢想，近衛內閣在加強中國占領區統治、保持對華軍事優勢的前提下，加速“南進”準備，以奪取英美的勢力範圍東南亞地區。為此目的，經鬆岡外相斡旋，1940年9月簽訂了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次年4月又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企圖通過外交手段壓美英對日本的“南進”采取綏靖政策。但是德國入侵蘇聯後，這一計劃實際上已宣告破產。
然而，日本不願放棄既定的“南進”計劃，在1941年7月2日的禦前會議上，再次確認“南進”政策並“不辭與美英一戰”。同時兩手準備，一麵繼續與美國談判，謀求以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一麵製造“北進”假象，加緊備戰，一旦談判破裂，即行對美英開戰。1941年7月16日，近衛以內閣辭職的方式，撤換了對貫徹這一方針不利的外相鬆岡洋右。
隨後成立的第三次近衛內閣隻更換了個別成員，既定的政策方針保持不變。9月6日召開禦前會議，決定以10月上旬為限，如日本的要求“仍無實現的希望，便立即對美、英、荷開戰”。對於“南進”和禦前會議的決定，近衛始終是積極讚同者，但到10月上旬日美談判仍無進展時，其思想又發生變化，感到對美開戰尚無“百分之百”的取勝把握，與東條的立即開戰主張產生分歧，最後選擇了辭職。
近衛於10月16日下台後，仍作為政府重臣參與重大國策的製訂，太平洋戰爭後期還提出過盡早結束戰爭之類的主張。但他的思想出發點不是日本國民的命運，而是“保存國體”和防止“共產主義蔓延”。日本戰敗投降後，還擔任了東久邇內閣國務相和幣原內閣“內大臣府禦用掛”。
1945年12月16日晨，近衛為逃避人民的審判，在美國對日占領當局發出對他的逮捕令後服毒自殺。
對近衛文麿這樣一個罪孽深重的甲級戰犯，戰後日本有 “悲劇政治家”、“無能政治家”之類的評論，有人甚至為他開脫罪責，然而這些評論有違事實，站不住腳。近衛一生三次組閣，發動並組織了全麵侵華戰爭，準備了太平洋戰爭，在建立與強化國內法西斯體製方麵費盡心機，“國民精神總動員”、“持有國、非持有國”、“新體製”、“大政翼讚”、“臣道實踐”、“八紘一宇”、“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等政治語言，都是他創造並付諸實施的，他起到了軍部法西斯分子起不到的作用，理應受到正義的譴責和曆史的審判。
出任三屆內閣首相：
第34屆(1937.6.4—1939.1.5)
第38—39屆(1940.7.22—1941.10.18)
近衛文麿(1891—1945)是日本戰前公卿政治家、法西斯主義代表人物、發動全麵侵華及太平洋戰爭的罪魁之一。
1891年10月12日，近衛出生在門庭僅次於天皇家的五攝家(即藤原豪族的近衛、九條、鷹司、二條、一條等五家。攝家是具有擔任攝政、“關白”資格的門弟)之首近衛家，其遠祖中臣鐮足是大化革新時期的功臣，曾協助中大兄皇子發動政變，一舉誅除跋扈於朝廷的豪族蘇我氏，推行大化革新，因功官拜大織冠(大化革新時製訂的天皇下最高官職)，得天皇賜姓藤原。曾祖父近衛忠熙是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的心腹重臣。父親近衛篤麿曆任貴族院議長、學習院院長、樞密顧問官等要職。
近衛文麿作為藤原家族的嫡流、近衛家250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長子，出生之日起即被視作掌上明珠，受寵無度，曾祖父為他出生高興得連連題詩，其父常在他身上拴著繩子以防跌倒。還在近衛穿學生服的時代，前內閣首相，當時的政府元老、首相推薦人西園寺公望初見他時，也得以“閣下”相稱。後來近衛作為政府重臣參加禦前會議時，天皇麵前人人誠惶誠恐，畢恭畢敬，欠身端坐，唯近衛可以不拘小節，近衛的身份和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在那個封建氣息極為濃鬱的時代，高貴的血統是近衛登上日本最高政治舞台的資本。
由於近衛家與天皇家如此深厚的淵緣，近衛從小受到“天皇家屏藩”的嚴格家教與訓練，三歲時祖母帶他參拜皇室，尊皇盡忠的封建倫理在心中根深蒂固。
近衛的父親近衛篤麿是個狂熱的大亞細亞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首倡“東洋乃東洋人之東洋”理論，並創立東亞同文會。父親的思想主張對近衛有很大影響。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近衛文麿，同時也接觸到20世紀後世界資本主義文明的氣息，使他形成了獨自的氣質。近衛出生的第八天，母親死於產褥熱，直到他長大成人，才知道現在的母親隻是他的繼母或姨母(他母親的妹妹)，這使他“開始感到人生不過是謊言的編織物而已”。近衛13歲時父亡，成為近衛家族主，繼承了世襲公爵爵位。過早當家立業，促使他形成自負、執拗的性格。他幾乎不崇拜任何曆史人物，甚至對蜚聲日本的日俄戰爭英雄乃木希典大將和東鄉平八郎元帥也不以為然。但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曾擔任英國首相的鮑爾弗勳爵，因為鮑爾弗執政前默默無聞、執政後一鳴驚人，顯示了卓越的效率和才幹。表麵看去，近衛文質彬彬、風度翩翩，主張“叫花子也是賓客”，其禮賢下士、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風為他換取了很好的名聲。但實際上，他老練世故，多疑善變，心地冷酷。內心深處隱藏著“根深蒂固的貴族思想”。近衛有幾個妻子，他常和孩子們、包括情婦所生的孩子一起嬉戲玩耍，沒有多少日本式家長的威嚴，倒像個美國式的父親……
1909年4月，近衛從貴族院子弟學校中等科畢業後，轉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英文科學習。1912年3月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後轉入京都大學改學法律，1916年，以世襲公爵身份擔任貴族院議員。
1917年，近衛從京都大學法學科畢業，同年經西園寺推薦入內務省工作。1919年1月，隨西園寺參加巴黎和會。此間，他先後發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義》、《戰後歐美見聞錄》等文章，闡述了對國際政治的看法。近衛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既成的強國”與“要求打破現狀的國家”間的戰爭，美英壟斷殖民地的現狀，“有悖人類機會均等原則”，“德國要打破此種現狀，誠為正當要求”，“日本不能不給予深切的同情”，“領土狹小、原料缺乏的日本”，“為了生存的需要，隻能像戰前德國那樣，做出打破現狀之舉”。他確信，日本“向外擴張，誠為順乎自然之勢”。可以說，從青年時代起，近衛就樹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礎，並以此指導一生的活動。
為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近衛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1921年，聯絡部分貴族院議員，組成憲政研究會，推進了貴族院的“改革”。1922年，任其父開創的東亞同文會副會長。1926年，任東亞同文書院院長。在20年代，他還參與組建火曜會、日本青年會、新日本同盟、二五會等團體，培植勢力，擴大政治影響。1931年，任貴族院副議長。1933年，任貴族院議長，進入國家最高權力中樞。
30年代的日本，在世界大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下，經濟凋敝，社會動蕩，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以軍部為核心的法西斯勢力，把擺脫危機的希望寄托在對外發動侵略上，1931年關東軍蓄意製造的“九一八事變”，便是基於這樣的背景。
軍部的擴張主義行徑，引起了近衛的共鳴，他撰文讚頌“軍部有一個把日本引向何處的明確目標與計劃”，認為少壯軍人自“滿洲事變以來所推進的方向，是我日本必走的命運之路”，當然也是他自己“必走的命運之路”。
1936年，岡田內閣因“二二六” 事件垮台，元老西園寺曾推薦近衛組閣，但近衛對發動這一事件的皇道派軍人持同情態度，對善後處理感到為難，便以健康原因推辭。其後成立的廣田內閣和林內閣，皆因無法控製局麵短命而終。林內閣辭職後的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衛內閣宣布成立。
雖然想法不同，各懷鬼胎，但無論元老、重臣，還是軍部、政黨、財界和民間右翼勢力，都擁護近衛的上台。的確，高貴的血統，46歲的年華，因有推辭首相之舉而給人以無權力欲的印象，近衛的“條件”無人可比。對統治階級來說，近衛的出馬是眾望所歸。
近衛上台後，最大限度地滿足了統治階級各階層利益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推進對外擴張。他在組閣當天的講話中宣稱：“我國屬於‘非持有國’類型，必須確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權力，我國的大陸政策是建立在這個確保生存權利的必要之上的”。新政府負有實現“國際正義”的使命，而“實現國際正義的較好方法，是獲得資源的自由，開拓銷路的自由，為開發資源所需勞動力移動的自由”。這無異是一紙赤裸裸的奪取殖民地宣言。
近衛上台一個月又三天的1937年7月7日，駐華北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點燃了全麵侵華的戰火。7月底，華北日軍與前來增援的關東軍、朝鮮日軍攻占了京津地區，並繼續向華北腹地進犯。8月13日，日軍開辟上海戰場。11月12日占領上海，旋即攻占京滬鐵路沿線城市。12月13日占領南京，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事件，中國軍民30萬人遇難。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和廣州，半個中國淪陷。
日本著名史學家井上清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後，近衛及其政府“比軍部更主動地擴大和推進了戰爭”。蘆溝橋事變發生後的7月9日，近衛內閣一度決定采取“不擴大方針”。但7月11日忽然聲明出兵華北，增派七個師團。“八一三” 事變後，近衛內閣徹底拋棄不擴大方針，決定“采取斷然措施”“對華一擊”。到日軍占領南京時，近衛內閣的對華強硬態度達到頂點。1938年1月，近衛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同時緊鑼密鼓地拚湊親日傀儡政權。這一恫嚇政策失敗後，近衛又接連發表第二、第三次對華聲明，向蔣介石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和“親善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的所謂“三原則”。
近衛的對華政策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完全是基於對侵華戰爭形勢的判斷。起初的所謂“不擴大”方針，是要在不擴大使用武力情況下，通過外交手段擴大在華權益。隨後放棄“不擴大方針”，擴大軍事行動，是實現同一目的的手段變換。最後在他看到武力不能征服中國時，便玩弄起“和平誘降”的把戲。近衛的戰爭強盜邏輯恰似一個攔路搶截的強盜，若被搶者俯首聽命交出財物，強盜何樂不為？被搶者如欲反抗，強盜就凶相畢露，訴諸武力。
全麵侵華戰爭開始後，近衛內閣在國內全麵建立了天皇製軍事法西斯專政體製。1937年11月，政府發布國家總動員令，次年3月，議會通過國家總動員法。這一法律，將國民生活完全置於戰時統製之下，從根本上取消了議會的權力和作用。
1937年10月15日，近衛內閣頒布內閣參議官製，任命10名政府參議官(軍界4、政黨3、財界2、外交1)，委以“就支那事變方麵的重要國務參與內閣籌劃”的權限。同年10月20日，在近衛的建議下，為協調戰時軍政關係，設置大本營聯絡會議。1938年1月，天皇親臨會議，開創了禦前會議製度。此後，有關內政外交的重大決策均在禦前會議上製訂，改變了以往國家權力機構分散、互相牽製的局麵，以保證戰時需要。
為支撐規模空前、曠日持久的侵華戰爭，近衛內閣強製推行戰時經濟體製，先後頒布了《軍需工業動員法》、《重要工業統製法》、《臨時資金動員法》、《貿易調整法》等重要法律，大力扶植軍事工業。為保證上述法律的實施，政府於1937年10月將企劃廳和資源局合並為企劃院，使之成為戰時經濟統製的中樞機構。同年12月為保證勞務動員，成立了厚生省。
在思想統製方麵，近衛內閣於1937年8月召開專門會議，製訂《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提出“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三大口號，煽動民眾為侵略戰爭賣命。9月，政府在日比穀公園召開國民精神總動員大會，近衛親臨演講。10月，在內相、文相的直接參預下，糾合74個團體組成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讓這一禦用團體充當侵略政策的吹鼓手。在白色恐怖下，言論、結社自由被取締，所有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都遭到殘酷鎮壓，“日本無產黨”、“全評”、“勞農派”等合法左翼組織被解散，其領導人和進步人士被捕，中間勢力急劇右轉，右翼勢力的氣焰更加囂張。
但是，日本法西斯打錯了算盤。由於國共合作、全民抗日，到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軍事上不能打敗中國，誘降陰謀未見成效，日本的統治階級開始對近衛內閣不滿。恰在此時，在與德國簽訂軍事同盟問題上，政府與陸軍的意見相左，近衛協調無果，於1939年1月辭職。
近衛辭職後就任樞密院議長，目睹了平沼、阿部、米內三屆內閣的興衰。1940年7月22日再次上台。
第二次近衛內閣為強化國內法西斯體製拋出了新花樣，開展了所謂新體製運動，亦稱“近衛新體製”。近衛聲稱，開展新體製運動是“為應付前所未有的內外動蕩局勢，建立強有力的舉國政治體製”，使“一切政黨、派別、經濟團體和文化團體統歸於公益優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協同”，“實踐翼讚大政的臣道”。
近衛新體製的內容包括：政治上效仿希特勒的納粹黨，由近衛本人發起建立直接輔助天皇的政治組織大政翼讚會。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近衛開始籌建新黨。組閣前的6月24日，辭掉樞密院議長職務，全力實施該計劃。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約一個月後，各種政黨和團體，或自動解散，或被強製取締。在“不要誤了公共汽車”的口號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紛紛投入近衛懷抱。10月12日，大政翼讚會宣布成立，近衛親任總裁，宮廷貴族、軍政官僚及法西斯頭目分別擔任會內要職。大政翼讚會還在各都、道、府、縣設立支部，由當地知事任支部長，將居民編入“鄰組”組織，法西斯統治登峰造極。
1940年12月，近衛內閣通過《經濟新體製綱要》，為實現“國民經濟一體化”，強化國家的戰時經濟統製，設立鋼鐵統製會等產業統製機構，以保證戰爭物資的生產和調配。同時還成立全國金融協議會，頒布資金運用令，強化了金融統製。
此外，近衛內閣還製訂了《確立勞動新體製綱要》，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大規模的產業報國運動，強令所有產業和行業成立報國會，通過勞務統製，把國民驅趕到為戰爭服務的軌道。
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已有一年，德國法西斯以閃電般的速度，先後滅亡波蘭，占領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兵鋒直逼英國。對於侵華戰爭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來說，德軍的“勝利”既是巨大鼓舞，也是強烈刺激，新政府必須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調整戰略，拿出新對策。對此，近衛組閣時挑選了兩個重要人物，一是陸相東條英機，二是外相鬆岡洋右。前者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強調“閃電”效率，有“剃刀東條”之稱；後者是老牌殖民主義者，能言善辯，有“說話機器”和“五萬言先生”之名。此二人入閣後，成為近衛推行軍事侵略和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
新內閣宣布成立的三天前，近衛召集已內定為陸相和外相的東條、鬆岡等在荻窪密談，擬定出新內閣的內外方針，後又根據形勢變化，確定了以“八紘一宇”精神為指導，以“日滿華為基礎”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基調。
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實現“與德意三分天下”的夢想，近衛內閣在加強中國占領區統治、保持對華軍事優勢的前提下，加速“南進”準備，以奪取英美的勢力範圍東南亞地區。為此目的，經鬆岡外相斡旋，1940年9月簽訂了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次年4月又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企圖通過外交手段壓美英對日本的“南進”采取綏靖政策。但是德國入侵蘇聯後，這一計劃實際上已宣告破產。
然而，日本不願放棄既定的“南進”計劃，在1941年7月2日的禦前會議上，再次確認“南進”政策並“不辭與美英一戰”。同時兩手準備，一麵繼續與美國談判，謀求以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一麵製造“北進”假象，加緊備戰，一旦談判破裂，即行對美英開戰。1941年7月16日，近衛以內閣辭職的方式，撤換了對貫徹這一方針不利的外相鬆岡洋右。
隨後成立的第三次近衛內閣隻更換了個別成員，既定的政策方針保持不變。9月6日召開禦前會議，決定以10月上旬為限，如日本的要求“仍無實現的希望，便立即對美、英、荷開戰”。對於“南進”和禦前會議的決定，近衛始終是積極讚同者，但到10月上旬日美談判仍無進展時，其思想又發生變化，感到對美開戰尚無“百分之百”的取勝把握，與東條的立即開戰主張產生分歧，最後選擇了辭職。
近衛於10月16日下台後，仍作為政府重臣參與重大國策的製訂，太平洋戰爭後期還提出過盡早結束戰爭之類的主張。但他的思想出發點不是日本國民的命運，而是“保存國體”和防止“共產主義蔓延”。日本戰敗投降後，還擔任了東久邇內閣國務相和幣原內閣“內大臣府禦用掛”。
1945年12月16日晨，近衛為逃避人民的審判，在美國對日占領當局發出對他的逮捕令後服毒自殺。
對近衛文麿這樣一個罪孽深重的甲級戰犯，戰後日本有 “悲劇政治家”、“無能政治家”之類的評論，有人甚至為他開脫罪責，然而這些評論有違事實，站不住腳。近衛一生三次組閣，發動並組織了全麵侵華戰爭，準備了太平洋戰爭，在建立與強化國內法西斯體製方麵費盡心機，“國民精神總動員”、“持有國、非持有國”、“新體製”、“大政翼讚”、“臣道實踐”、“八紘一宇”、“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等政治語言，都是他創造並付諸實施的，他起到了軍部法西斯分子起不到的作用，理應受到正義的譴責和曆史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