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內光政yonai mitsumasa 1880.3.2—1948.4.20)
出任第37屆(1940.1.16—1941.7.22)內閣首相
米內光政(1880—1948)是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的第四任內閣首相，戰後不但未被追究戰爭責任，反而與若槻禮次郎、岡田啟介、宇垣一成一起，受到東京審判主任檢查官基南的招待，被授予“日本愛好和平者代表”稱號。有關他的傳記評論也不乏褒獎之辭。那麽，米內究竟是何許之人？
1880年，米內出生在岩手縣，1901年海軍兵學校畢業後，在海軍磐手、新高、敷島、薩摩、利根等艦上服役，參加了日俄戰爭。後進入海軍大學學習，1914年作為該校甲種學生畢業。次年被海軍派駐俄國、德國使館，回國後曆任春日、扶桑、陸奧等艦艦長。1925至1937年間，曆任第二艦隊少將參謀長、軍令部第三班長、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鎮海要塞中將司令官、第三艦隊司令長官、佐世保鎮守府司令長官、第二艦隊司令長官、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等職。從1937年2月起，連任林銑十郎、第一次近衛文麿、平沼騏一郎三屆內閣海相，晉升為大將。由於米內長期在海軍中擔任要職，活動區域很大，交際甚廣，任海相期間，一直有山本五十六次官等鼎力協助，成為海軍中實力派，掌握了海軍的統治權。
1937年6月近衛首次組閣時，米內留任海相。不久蘆溝橋事變爆發，政府決定就地解決、不擴大的方針時，米內是支持者。但是，事變發生一個月後，駐上海日軍蓄意擴大事態，製造武裝衝突。內閣開會時，米內催促陸軍做好動員準備，並與近衛首相、杉山陸相及廣田外相協商，內定向上海派遣兩個師團。在正式決定向上海派兵的內閣會議上，米內帶頭叫囂“不擴大主義已不存在”，甚至主張占領南京，與“七七事變”時的米內判若二人。如果說陸軍是華北“七七事變”的發動者，那麽可以說，以米內為代表的海軍決策者，比陸軍更積極地推動了在上海的侵華戰爭。米內本人也因對華作戰有功，被授予金鵄勳章。
侵華戰爭的第一年，日軍在戰場上步步得手，占領了包括南京在內的大片中國領土。與此同時，通過德國斡旋，中日政府間的談判也在進行。為軍事上的勝利衝昏頭腦的近衛政府，接連向中國提出極為苛刻的談判條件，因中國方麵反應冷漠而惱羞成怒，決意采取更加強硬的對華政策。大本營聯絡會議上，參謀本部鑒於對蘇備戰需要，主張繼續與中國談判，而米內卻是主張停止談判的對華強硬論者。會上，他申斥參謀本部代表說：“參謀本部不相信政府嗎？如果這樣，就必須是要麽參謀本部下台，要麽內閣下台……”，結果，談判論者屈服，近衛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從而將日本推上欲勝不能、欲罷不忍的長期侵華戰爭道路。由此看來，米內在侵華問題上不能逃避責任，更不是什麽“愛好和平者代表”。
在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問題上，米內是反對論者。在擔任第一次近衛內閣及平沼內閣海相時，始終主張締結一個旨在以蘇聯為對象的反共協定，這與陸軍倡導的廣義軍事同盟論，即把美英也作為對手的觀點確有不同。然而，米內無非代表了統治階層中全力侵華、避免四麵樹敵一派人的觀點，這並不能說明他“愛好和平”，充其量是要對美英“和平”而已。
1940年1月，阿部信行內閣因內外政策連遭敗績總辭職。近衛本是首相第一人選，但他不願接過“爛攤子”。結果，“幾乎僅憑內大臣湯淺倉平的獨斷”，時任軍事參議官的米內光政接下了政權。
米內內閣於1940年1月16日宣誓就職，核心人物由米內、有田、石渡等日德意軍事同盟消極論者組成，同時為政黨人士安排了四把交椅。新政府一上台，便被國內外輿論定性為“維持現狀”內閣。
2月1日，因政府變動休會的第75次議會複會，米內在議會發表了簡短的施政演說，處理“中國事變”、“國內問題”、“國際問題”成為三大施政要點。
議會複會的第二天發生的一件插曲是，政友會議員齋藤隆夫發表“反軍反政府演說”。在長達兩小時的演講中，齋藤以犀利的言辭，猛烈抨擊對華戰爭以來曆屆政府的失策，譴責政府不顧國民死活、壓製言論等反動行徑，認為“政府首腦部缺乏責任感，缺乏斷然實現自己信念的決心和勇氣”，要求新政府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中國問題對策。米內在答辯中沒有反擊，隻是做了“遵照堅定不移的方針，采取一切手段，為解決時局向前邁進”的原則說明，努力表現首相的風度和沉穩。但是，齋藤演說在議會中掀起波瀾，招致陸軍及各政黨的聯合圍剿，議會以褻瀆“聖戰本義”罪名將齋藤除名，連同情齋藤的十幾名議員也被各自政黨趕出黨外。
在如此恐怖的氣氛下，第75次議會成了政府的附屬品和應聲蟲，政府提出的各項議案幾乎全部無修改地順利通過，其中包括軍費額占72%、總支出為103億日元的1940年度預算案，其他被通過的法案多達110件。
米內內閣時期，國內戰時體製得到了全麵加強。全麵侵華以來的三屆內閣，為平衡財政收支，籌措戰爭資金，先後進行了三次臨時性增稅。米內內閣為實現“租稅大眾化”和增稅製度化，對稅收製度進行了全麵修改，減少免稅點，挖掘新稅源，實現中央財政集權化與中央對地方財政的均衡分配。由於建立新稅收體係，1940年度增加稅收9億日元，其中政策性增收部分達6億多日元，相當於前三次增稅總和的三到四倍。
物價問題是導致阿部內閣垮台的重要原因，米內內閣成立時，一度被譏為“無米內閣”政府的對策是，4月1日設立物價對策審議會，米內親任會長。該機構推行的物價管製措施包括：全麵製訂一般物品公定價格，禁止或限製非急需物品的生產和銷售，取締黑市交易等。結果，米內內閣時期的物價指數比前內閣時期下降了5%。但這是表麵現象，“不變的隻是指數”，實際物價仍在上升。
關於重要戰爭物資及一般生活用品的統製也在切實加強。通過成立鋼鐵聯合會，製訂“煤炭供給法”，政府加強了對生產、供應、調配等各個環節的幹預。在“確保戰時國民生活”名義下，一般生活必須品，如米、糖、火柴等，實行憑票供給製。政府還在《奢侈品等製造銷售限製規則》中，對貴金屬用品、高級衣料、家具、高級玩具的產銷做了具體規定。甚至具體到明文規定禁止出售人均五日元以上菜肴、一角以上的醋魚飯團、二角以上的炸蝦等等。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是第一次近衛內閣創造的對國民進行政治、思想統製的重要形式，平沼內閣曾對該運動領導機構進行改組，出現了官民並行的兩套組織領導係統。米內內閣取消了政府方麵的總動員委員會和民間方麵的總動員中央聯盟，於5月1日正式成立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本部，使之成為官民一體的組織。米內擔任運動本部會長，以圖推進運動開展。
在對華關係方麵，按照前內閣的既定方針，1940年3月，日本政府一手扶植的大漢奸汪精衛粉墨登場，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建立汪偽政權。米內政府派出前首相阿部信行為首的代表團前往祝賀。但是，日本政府清楚，靠汪精衛這棵扶不起來的稻草是無法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因此，侵華日軍發動宜昌戰役期間，秘密進行了對蔣介石誘降的“桐工作”，結果無功而返。
在“自主外交”的方針下，米內內閣暫時擱置了日德意軍事同盟問題，盡量避免正麵刺激美英。此間，通過外交談判，先後與法印政府和英國達成協議，使其關閉了印度支那和緬甸這兩條援蔣通道。
正當米內內閣小心翼翼地“維持現狀”，推進其內外政策時，國際形勢的突變再次給日本以巨大衝擊。1940年五六月份，德國在西線發動閃電戰，迅速占領荷蘭、丹麥、比利時和法國，英國岌岌可危。德國的“勝利”，再次使日本掀起戰爭狂熱，“不要誤了公共汽車”一語成為風行一時的口號。一度消沉的日德意軍事同盟論再次抬頭、“南進”論觀點又占了上風。在日本國內，新體製運動驟然興起，早就有“一國一黨”設想的近衛文麿，在陸軍的支持下，指使其親信鳳見章等到各政黨、團體遊說。6月24日，近衛辭掉樞密院議長，全力投入組建新黨。近衛的新舉動引起了軍部法西斯勢力的共鳴，相比之下，米內已淡出人們的視線。陸軍以陸相畑俊六辭職並拒絕推薦後繼人選的方式，迫使米內把權力移交給了近衛。
客觀地說，米內是戰前日本為數不多的眼界開闊、頭腦冷靜的軍人，辭職後從國家實力出發，反對對美開戰。1941年後，隨著日本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又被推到政治前台，連任小磯國昭內閣副首相兼海相、鈴木貫太郎、東久邇稔彥、幣原喜重郎內閣海相，直至海軍省被撤消。他成了“日本帝國海軍的送葬人”。
1948年4月，米內光政病死於目黑私邸。
出任第37屆(1940.1.16—1941.7.22)內閣首相
米內光政(1880—1948)是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的第四任內閣首相，戰後不但未被追究戰爭責任，反而與若槻禮次郎、岡田啟介、宇垣一成一起，受到東京審判主任檢查官基南的招待，被授予“日本愛好和平者代表”稱號。有關他的傳記評論也不乏褒獎之辭。那麽，米內究竟是何許之人？
1880年，米內出生在岩手縣，1901年海軍兵學校畢業後，在海軍磐手、新高、敷島、薩摩、利根等艦上服役，參加了日俄戰爭。後進入海軍大學學習，1914年作為該校甲種學生畢業。次年被海軍派駐俄國、德國使館，回國後曆任春日、扶桑、陸奧等艦艦長。1925至1937年間，曆任第二艦隊少將參謀長、軍令部第三班長、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鎮海要塞中將司令官、第三艦隊司令長官、佐世保鎮守府司令長官、第二艦隊司令長官、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等職。從1937年2月起，連任林銑十郎、第一次近衛文麿、平沼騏一郎三屆內閣海相，晉升為大將。由於米內長期在海軍中擔任要職，活動區域很大，交際甚廣，任海相期間，一直有山本五十六次官等鼎力協助，成為海軍中實力派，掌握了海軍的統治權。
1937年6月近衛首次組閣時，米內留任海相。不久蘆溝橋事變爆發，政府決定就地解決、不擴大的方針時，米內是支持者。但是，事變發生一個月後，駐上海日軍蓄意擴大事態，製造武裝衝突。內閣開會時，米內催促陸軍做好動員準備，並與近衛首相、杉山陸相及廣田外相協商，內定向上海派遣兩個師團。在正式決定向上海派兵的內閣會議上，米內帶頭叫囂“不擴大主義已不存在”，甚至主張占領南京，與“七七事變”時的米內判若二人。如果說陸軍是華北“七七事變”的發動者，那麽可以說，以米內為代表的海軍決策者，比陸軍更積極地推動了在上海的侵華戰爭。米內本人也因對華作戰有功，被授予金鵄勳章。
侵華戰爭的第一年，日軍在戰場上步步得手，占領了包括南京在內的大片中國領土。與此同時，通過德國斡旋，中日政府間的談判也在進行。為軍事上的勝利衝昏頭腦的近衛政府，接連向中國提出極為苛刻的談判條件，因中國方麵反應冷漠而惱羞成怒，決意采取更加強硬的對華政策。大本營聯絡會議上，參謀本部鑒於對蘇備戰需要，主張繼續與中國談判，而米內卻是主張停止談判的對華強硬論者。會上，他申斥參謀本部代表說：“參謀本部不相信政府嗎？如果這樣，就必須是要麽參謀本部下台，要麽內閣下台……”，結果，談判論者屈服，近衛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從而將日本推上欲勝不能、欲罷不忍的長期侵華戰爭道路。由此看來，米內在侵華問題上不能逃避責任，更不是什麽“愛好和平者代表”。
在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問題上，米內是反對論者。在擔任第一次近衛內閣及平沼內閣海相時，始終主張締結一個旨在以蘇聯為對象的反共協定，這與陸軍倡導的廣義軍事同盟論，即把美英也作為對手的觀點確有不同。然而，米內無非代表了統治階層中全力侵華、避免四麵樹敵一派人的觀點，這並不能說明他“愛好和平”，充其量是要對美英“和平”而已。
1940年1月，阿部信行內閣因內外政策連遭敗績總辭職。近衛本是首相第一人選，但他不願接過“爛攤子”。結果，“幾乎僅憑內大臣湯淺倉平的獨斷”，時任軍事參議官的米內光政接下了政權。
米內內閣於1940年1月16日宣誓就職，核心人物由米內、有田、石渡等日德意軍事同盟消極論者組成，同時為政黨人士安排了四把交椅。新政府一上台，便被國內外輿論定性為“維持現狀”內閣。
2月1日，因政府變動休會的第75次議會複會，米內在議會發表了簡短的施政演說，處理“中國事變”、“國內問題”、“國際問題”成為三大施政要點。
議會複會的第二天發生的一件插曲是，政友會議員齋藤隆夫發表“反軍反政府演說”。在長達兩小時的演講中，齋藤以犀利的言辭，猛烈抨擊對華戰爭以來曆屆政府的失策，譴責政府不顧國民死活、壓製言論等反動行徑，認為“政府首腦部缺乏責任感，缺乏斷然實現自己信念的決心和勇氣”，要求新政府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中國問題對策。米內在答辯中沒有反擊，隻是做了“遵照堅定不移的方針，采取一切手段，為解決時局向前邁進”的原則說明，努力表現首相的風度和沉穩。但是，齋藤演說在議會中掀起波瀾，招致陸軍及各政黨的聯合圍剿，議會以褻瀆“聖戰本義”罪名將齋藤除名，連同情齋藤的十幾名議員也被各自政黨趕出黨外。
在如此恐怖的氣氛下，第75次議會成了政府的附屬品和應聲蟲，政府提出的各項議案幾乎全部無修改地順利通過，其中包括軍費額占72%、總支出為103億日元的1940年度預算案，其他被通過的法案多達110件。
米內內閣時期，國內戰時體製得到了全麵加強。全麵侵華以來的三屆內閣，為平衡財政收支，籌措戰爭資金，先後進行了三次臨時性增稅。米內內閣為實現“租稅大眾化”和增稅製度化，對稅收製度進行了全麵修改，減少免稅點，挖掘新稅源，實現中央財政集權化與中央對地方財政的均衡分配。由於建立新稅收體係，1940年度增加稅收9億日元，其中政策性增收部分達6億多日元，相當於前三次增稅總和的三到四倍。
物價問題是導致阿部內閣垮台的重要原因，米內內閣成立時，一度被譏為“無米內閣”政府的對策是，4月1日設立物價對策審議會，米內親任會長。該機構推行的物價管製措施包括：全麵製訂一般物品公定價格，禁止或限製非急需物品的生產和銷售，取締黑市交易等。結果，米內內閣時期的物價指數比前內閣時期下降了5%。但這是表麵現象，“不變的隻是指數”，實際物價仍在上升。
關於重要戰爭物資及一般生活用品的統製也在切實加強。通過成立鋼鐵聯合會，製訂“煤炭供給法”，政府加強了對生產、供應、調配等各個環節的幹預。在“確保戰時國民生活”名義下，一般生活必須品，如米、糖、火柴等，實行憑票供給製。政府還在《奢侈品等製造銷售限製規則》中，對貴金屬用品、高級衣料、家具、高級玩具的產銷做了具體規定。甚至具體到明文規定禁止出售人均五日元以上菜肴、一角以上的醋魚飯團、二角以上的炸蝦等等。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是第一次近衛內閣創造的對國民進行政治、思想統製的重要形式，平沼內閣曾對該運動領導機構進行改組，出現了官民並行的兩套組織領導係統。米內內閣取消了政府方麵的總動員委員會和民間方麵的總動員中央聯盟，於5月1日正式成立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本部，使之成為官民一體的組織。米內擔任運動本部會長，以圖推進運動開展。
在對華關係方麵，按照前內閣的既定方針，1940年3月，日本政府一手扶植的大漢奸汪精衛粉墨登場，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建立汪偽政權。米內政府派出前首相阿部信行為首的代表團前往祝賀。但是，日本政府清楚，靠汪精衛這棵扶不起來的稻草是無法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因此，侵華日軍發動宜昌戰役期間，秘密進行了對蔣介石誘降的“桐工作”，結果無功而返。
在“自主外交”的方針下，米內內閣暫時擱置了日德意軍事同盟問題，盡量避免正麵刺激美英。此間，通過外交談判，先後與法印政府和英國達成協議，使其關閉了印度支那和緬甸這兩條援蔣通道。
正當米內內閣小心翼翼地“維持現狀”，推進其內外政策時，國際形勢的突變再次給日本以巨大衝擊。1940年五六月份，德國在西線發動閃電戰，迅速占領荷蘭、丹麥、比利時和法國，英國岌岌可危。德國的“勝利”，再次使日本掀起戰爭狂熱，“不要誤了公共汽車”一語成為風行一時的口號。一度消沉的日德意軍事同盟論再次抬頭、“南進”論觀點又占了上風。在日本國內，新體製運動驟然興起，早就有“一國一黨”設想的近衛文麿，在陸軍的支持下，指使其親信鳳見章等到各政黨、團體遊說。6月24日，近衛辭掉樞密院議長，全力投入組建新黨。近衛的新舉動引起了軍部法西斯勢力的共鳴，相比之下，米內已淡出人們的視線。陸軍以陸相畑俊六辭職並拒絕推薦後繼人選的方式，迫使米內把權力移交給了近衛。
客觀地說，米內是戰前日本為數不多的眼界開闊、頭腦冷靜的軍人，辭職後從國家實力出發，反對對美開戰。1941年後，隨著日本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又被推到政治前台，連任小磯國昭內閣副首相兼海相、鈴木貫太郎、東久邇稔彥、幣原喜重郎內閣海相，直至海軍省被撤消。他成了“日本帝國海軍的送葬人”。
1948年4月，米內光政病死於目黑私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