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Uhira masayoshi 1910.3.12—1980.6.12)
連任第68—69屆(1978.12.7—1980.6.12)內閣首相
大平正芳(1910—1980)是日本戰後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為恢複發展中日兩國和平友好關係做出過積極貢獻，是中國人民緬懷的朋友。
1910年3月12日，大平出生在香川縣三豐郡豐濱村一個既不富裕也不算貧困的普通農民家庭。他在《我的履曆書》中寫道：“我從記事以後，就是穿著袖口擦滿鼻涕、閃光發亮的衣服和稻草編的草鞋，吃麥飯和著一湯一菜長大的”。和許多農家孩子一樣，大平從六七歲起，就學會編織麥稈草帽辮，幫助父母搞些副業補充家計，小學畢業前一直如此。他放學後忙於編織，以致經常耽誤家庭作業的完成。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大平，從小養成了不畏艱苦、堅韌不拔的性格。
從小學到中學，大平是個“平凡少年”。中學沒念完時父親過早去世。依靠育英獎學金，他完成了高鬆高等商科學校和東京商科大學(一橋大學)的學業。
1936年，大平從東京商大畢業，高等文官考試合格後進入大藏省。一年見習期滿後，任橫濱稅務署長。1938年，經東京稅務監督局直接稅課課長池田勇人推薦，調任仙台稅務監督局間接稅課課長。大平與池田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939年，大平被大藏省推薦派往中國，任“興亞院”駐中國張家口事務官，次年10月奉命回國，在東京興亞院經濟部編製對華投資計劃並監督實施。
1942年，大平回到大藏省主計局，負責文部省與南洋廳審計工作。此間，在主計局長支持下，為改善文教事業，設立了資助貧困學生學習的大日本育英會。次年，轉任東京財務局間接稅課課長，還負責戰時開設的“國民酒店”。
日本投降後，大平仍留在大藏省，曆任主計局事務官、薪金局第三課課長、經濟安定本部公共事業課課長，為度過戰後經濟恐慌向政府提出過不少重要建議。
1949年，池田勇人出任第三次吉田內閣藏相時，請大平擔任秘書。大平把池田的成功失敗、毀譽褒貶責任係於自己一身，盡心盡力，埋頭苦幹，成為池田得心應手的有力助手。
結束了三年的秘書生活，大平的思想已發生變化，對繼續留在大藏省從事事務性工作感到怠倦，喚起了對從政生活的向往。思想萬千後下定決心，“應該幹能夠發揮自己活力的、未曾幹過的冒險事業……使自己的生命火焰更充分地燃燒”。1952年，大平辭掉現職，在同年進行的眾議院議員選舉中一舉成功，開始了漫長的政治生涯。
大平步入政界後投身於池田麾下，在籌措政治資金、競選、調解派係關係等黨務工作中顯露出才幹。池田不無得意地讚賞說，大平為人作事，“可用誠實二字概括之”。
1960年，池田當選為自民黨總裁並出任首相，其中有大平的汗馬功勞。在池田內閣中，大平先後出任內閣官房長官、外相等要職，協助池田處理了許多內政外交問題。特別是他建議池田采取的“寬容與忍耐”策略，為池田內閣減少政治風浪衝擊築起了一道城牆。
對於大平的見識和才幹，不僅是池田滿意，許多不同派係的大人物也挑起大拇指。前首相岸信介就有過這番感慨，“我派若有大平那樣的人物，岸內閣必能再延續兩三年 ”。
在自民黨內，大平是處事縝密、老成持重的人物。池田病逝後，池田派由宏池會長前尾繁三郎率領。1970年初，第三次佐藤內閣成立，前尾未能入閣參政，池田派部分少壯議員極為不滿，堅持讓前尾下台，由大平取而代之，池田派有分崩離析之勢。大平為本派大局著想，以協商方式平息了危機，提高了威信。不久，前尾辭職，大平被推為池田派掌門。
大平是自民黨中有見識的外交家，這突出表現在恢複中日邦交關係時他所采取的態度上。中美關係緩和、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日本國內輿論要求恢複中日邦交的呼聲更為強烈。早在佐藤內閣末期，大平就提出過盡快恢複中日邦交的主張。田中內閣成立後，他作為外相積極協助田中首相推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進程。1972年9月，大平與田中一起訪問中國，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他以外相身份發表談話說，中日恢複邦交意味著日台條約的廢除。1974年1月，大平再次訪問中國，簽訂了“日中貿易協定”，並參加“日中航空協定”談判，為促進和發展日中兩國和平友好關係做出了積極貢獻。
田中內閣末期，大平改任藏相。田中下台後，與福田爭奪自民黨總裁兩敗俱傷。在三木內閣中，大平留任藏相。後與福田合作，迫使三木下台，建立了“福田管政，大平管黨”(大平時為自民黨幹事長)的“福大體製”。
1978年12月，自民黨根據新規則舉行總裁選舉，大平在預選中擊敗福田，就任自民黨總裁並組成第一次大平內閣。在佐藤退位後自民黨內“三角大福”的激烈對抗中，大平是最後一個登台的，有人說他是善於忍耐的“待機政治家”。
1979年6月，發達國家七國首腦會議在東京召開，會議就第二次石油危機以來各國麵臨的嚴峻經濟形勢進行討論和磋商，達成了限製石油進口和消費等有關協議。大平以東道主身份擔任會議主席，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麵表現了政治家的才能，提高了聲望。
在內政方麵，大平政府推行的抑製物價政策取得成效，日本經濟沒有出現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的嚴重混亂局麵。
大平內閣成立後的前半年平穩地度過了。然而，這隻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政治鬥爭的潛流，終於在眾議院大選時發展成狂濤迸發。
1979年8月，大平宣布9月解散眾議院，10月舉行議員大選。他在政見演說中，把“克服”能源問題的“製約”、“恢複財政能力”、確立政治倫理作為今後優先解決的課題。表示為整頓財政，實現到1984年消滅赤字公債的目標，政府在財政收入不足時，將不得不增加國民負擔，征收“一般消費稅”。
眾議院改選與大平的政見演說，成了政治鬥爭表麵化的導火線。自民黨元老、前首相三木和福田認為，解散眾議院師出無名，違反一般程序。國民擔心則是，改選是增稅的前奏，大平要建立“征稅內閣”。這種抵觸氣氛，給自民黨大選蒙上了一層陰影。
10月，眾議院大選揭曉，自民黨遭到有史以來的慘敗，隻獲得248個議席，加上新入黨的無黨派議員才勉強維持過半數。黨內立即發出大平引咎辭職的呼聲，接著又出現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擁立福田取代大平的嚴重局麵。大平沒有讓步，他要“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完，結果如何決不後悔”。
11月5日，扣人心弦的首相選舉戰在眾議院舉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民黨向國會同時提出了大平和福田兩名候選人參加決選，這一做法是開天辟地的第一次。決選結果是大平險勝，保住了首相位置。當時的大平感慨萬千，如釋重負地說：“我感到像是在熱水裏泡了很長時間後終於獲得解放，但今後還必須進到更熱的水池裏，前途仍然非常嚴峻。”
“遍體鱗傷的”大平又一次組閣。1979年12月初踏上了第三次訪華的路程。在這次輕鬆愉快的訪問中，大平會見了鄧小平等中國黨政領導人，共同討論了朝鮮、印度支那、伊朗形勢與對蘇關係問題，就中日經濟合作交換了意見。12月7日，大平在政協禮堂發表了《邁向新世紀的中日關係——尋求其深度和廣度》的演說，讚頌中國的現代化政策，強調中日關係的重要意義，表示日本對中國的四化建設將積極合作。展望中日關係的前景時，大平表示確信，盡管“在邁向21世紀的年代裏還會有很多狂風巨浪向我們襲來”，但“隻要我們雙方都能回顧兩千年來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曆史，不失掉相互信賴之心而繼續努力，我們的子孫就能夠在未來的世界上為兩國長久的和平友好關係而自豪。”在北京參觀時，大平還到過王府井的東風市場，在市場旁的餐廳裏，興致盎然地與一家中國人共餐水餃，把一枚簽過字的日本郵票送給身旁的一個小男孩。在古都西安，華夏民族悠久璀璨的文化讓大平如癡如醉，西安人隆重熱情的款待，更使他難以忘懷。大平不勝感歎地開玩笑說：“這種歡迎場麵實在令人吃驚，應該把我的選區移到西安來！”
20世紀80年代是戰後日本社會的重要轉折期，是成為經濟大國的日本探索發展新路的時代。大平作為進入80年代後的第一位日本首相，親手製訂並付諸實踐的一項基本國策，是“環太平洋合作構想”。
大平在任期間，設立了政府智囊機構“政策研究會”，內設環太平洋合作構想、田園城市設想、對外經濟政策、多元化社會生活、充實家庭基礎、綜合安全保障、文化時代、文化時代的經濟管理、科學技術曆史的展現等九個研究組，大來佐武郎是“環太洋合作構想”研究組的負責人。這個研究組以20世紀60年代以來民間企業、學術團體及政府部門提出的有關建議和研究成果為基礎，具體製訂了“構想”的方針政策，於1979年11月和1980年5月先後提出初步報告和最終報告，將增進相互了解與加強經濟技術文化交流、海洋與資源開發、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開展貨幣金融研討與合作等五個方麵作為合作的內容。大平認為，合作的目標是使太平洋地區各國“建立一種不涉及政治和軍事而以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為中心的開放的、鬆散的聯合”。
帶著這種“構想”，大平結束訪華後前往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大洋洲國家，與澳、新總理交換看法，得到兩國的支持，決定於1980年9月在澳大利亞堪培拉召開第一次民間“環太平洋合作討論會”。
大平未及看到會議召開便離開人世，但他留下的這份政策遺產已為其後的鈴木、中曾根政府所繼承，並已在亞太國家與地區中擴大了影響。
1980年5月，大平結束了對北美、歐洲國家的訪問，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日本。當時，國會為審議政府有關法案鬥爭正酣。由於在野黨激烈反對，大部分法案瀕臨流產。大平采取了強硬態度，要求國會盡快審議批準。以社會黨為首的在野黨旋即提出對內閣的不信任案，眾議院表決時，由於自民黨內“刷新聯盟”的60餘名議員故意缺席，不信任案得以通過，大平內閣進退兩難。
大平斷然解散了眾議院，決定眾議院大選與參議院改選同時舉行。另一方麵，經過黨內協商，說服了“造反”議員，避免了自民黨分裂，舉黨全力投入大選準備。
5月30日，參議院改選的戰幕拉開，大平身先士卒，站在街頭宣傳車發表競選演說，當日因過度勞累住進虎門醫院。6月12日，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年70歲。
連任第68—69屆(1978.12.7—1980.6.12)內閣首相
大平正芳(1910—1980)是日本戰後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為恢複發展中日兩國和平友好關係做出過積極貢獻，是中國人民緬懷的朋友。
1910年3月12日，大平出生在香川縣三豐郡豐濱村一個既不富裕也不算貧困的普通農民家庭。他在《我的履曆書》中寫道：“我從記事以後，就是穿著袖口擦滿鼻涕、閃光發亮的衣服和稻草編的草鞋，吃麥飯和著一湯一菜長大的”。和許多農家孩子一樣，大平從六七歲起，就學會編織麥稈草帽辮，幫助父母搞些副業補充家計，小學畢業前一直如此。他放學後忙於編織，以致經常耽誤家庭作業的完成。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大平，從小養成了不畏艱苦、堅韌不拔的性格。
從小學到中學，大平是個“平凡少年”。中學沒念完時父親過早去世。依靠育英獎學金，他完成了高鬆高等商科學校和東京商科大學(一橋大學)的學業。
1936年，大平從東京商大畢業，高等文官考試合格後進入大藏省。一年見習期滿後，任橫濱稅務署長。1938年，經東京稅務監督局直接稅課課長池田勇人推薦，調任仙台稅務監督局間接稅課課長。大平與池田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939年，大平被大藏省推薦派往中國，任“興亞院”駐中國張家口事務官，次年10月奉命回國，在東京興亞院經濟部編製對華投資計劃並監督實施。
1942年，大平回到大藏省主計局，負責文部省與南洋廳審計工作。此間，在主計局長支持下，為改善文教事業，設立了資助貧困學生學習的大日本育英會。次年，轉任東京財務局間接稅課課長，還負責戰時開設的“國民酒店”。
日本投降後，大平仍留在大藏省，曆任主計局事務官、薪金局第三課課長、經濟安定本部公共事業課課長，為度過戰後經濟恐慌向政府提出過不少重要建議。
1949年，池田勇人出任第三次吉田內閣藏相時，請大平擔任秘書。大平把池田的成功失敗、毀譽褒貶責任係於自己一身，盡心盡力，埋頭苦幹，成為池田得心應手的有力助手。
結束了三年的秘書生活，大平的思想已發生變化，對繼續留在大藏省從事事務性工作感到怠倦，喚起了對從政生活的向往。思想萬千後下定決心，“應該幹能夠發揮自己活力的、未曾幹過的冒險事業……使自己的生命火焰更充分地燃燒”。1952年，大平辭掉現職，在同年進行的眾議院議員選舉中一舉成功，開始了漫長的政治生涯。
大平步入政界後投身於池田麾下，在籌措政治資金、競選、調解派係關係等黨務工作中顯露出才幹。池田不無得意地讚賞說，大平為人作事，“可用誠實二字概括之”。
1960年，池田當選為自民黨總裁並出任首相，其中有大平的汗馬功勞。在池田內閣中，大平先後出任內閣官房長官、外相等要職，協助池田處理了許多內政外交問題。特別是他建議池田采取的“寬容與忍耐”策略，為池田內閣減少政治風浪衝擊築起了一道城牆。
對於大平的見識和才幹，不僅是池田滿意，許多不同派係的大人物也挑起大拇指。前首相岸信介就有過這番感慨，“我派若有大平那樣的人物，岸內閣必能再延續兩三年 ”。
在自民黨內，大平是處事縝密、老成持重的人物。池田病逝後，池田派由宏池會長前尾繁三郎率領。1970年初，第三次佐藤內閣成立，前尾未能入閣參政，池田派部分少壯議員極為不滿，堅持讓前尾下台，由大平取而代之，池田派有分崩離析之勢。大平為本派大局著想，以協商方式平息了危機，提高了威信。不久，前尾辭職，大平被推為池田派掌門。
大平是自民黨中有見識的外交家，這突出表現在恢複中日邦交關係時他所采取的態度上。中美關係緩和、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日本國內輿論要求恢複中日邦交的呼聲更為強烈。早在佐藤內閣末期，大平就提出過盡快恢複中日邦交的主張。田中內閣成立後，他作為外相積極協助田中首相推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進程。1972年9月，大平與田中一起訪問中國，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他以外相身份發表談話說，中日恢複邦交意味著日台條約的廢除。1974年1月，大平再次訪問中國，簽訂了“日中貿易協定”，並參加“日中航空協定”談判，為促進和發展日中兩國和平友好關係做出了積極貢獻。
田中內閣末期，大平改任藏相。田中下台後，與福田爭奪自民黨總裁兩敗俱傷。在三木內閣中，大平留任藏相。後與福田合作，迫使三木下台，建立了“福田管政，大平管黨”(大平時為自民黨幹事長)的“福大體製”。
1978年12月，自民黨根據新規則舉行總裁選舉，大平在預選中擊敗福田，就任自民黨總裁並組成第一次大平內閣。在佐藤退位後自民黨內“三角大福”的激烈對抗中，大平是最後一個登台的，有人說他是善於忍耐的“待機政治家”。
1979年6月，發達國家七國首腦會議在東京召開，會議就第二次石油危機以來各國麵臨的嚴峻經濟形勢進行討論和磋商，達成了限製石油進口和消費等有關協議。大平以東道主身份擔任會議主席，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麵表現了政治家的才能，提高了聲望。
在內政方麵，大平政府推行的抑製物價政策取得成效，日本經濟沒有出現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的嚴重混亂局麵。
大平內閣成立後的前半年平穩地度過了。然而，這隻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政治鬥爭的潛流，終於在眾議院大選時發展成狂濤迸發。
1979年8月，大平宣布9月解散眾議院，10月舉行議員大選。他在政見演說中，把“克服”能源問題的“製約”、“恢複財政能力”、確立政治倫理作為今後優先解決的課題。表示為整頓財政，實現到1984年消滅赤字公債的目標，政府在財政收入不足時，將不得不增加國民負擔，征收“一般消費稅”。
眾議院改選與大平的政見演說，成了政治鬥爭表麵化的導火線。自民黨元老、前首相三木和福田認為，解散眾議院師出無名，違反一般程序。國民擔心則是，改選是增稅的前奏，大平要建立“征稅內閣”。這種抵觸氣氛，給自民黨大選蒙上了一層陰影。
10月，眾議院大選揭曉，自民黨遭到有史以來的慘敗，隻獲得248個議席，加上新入黨的無黨派議員才勉強維持過半數。黨內立即發出大平引咎辭職的呼聲，接著又出現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擁立福田取代大平的嚴重局麵。大平沒有讓步，他要“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完，結果如何決不後悔”。
11月5日，扣人心弦的首相選舉戰在眾議院舉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民黨向國會同時提出了大平和福田兩名候選人參加決選，這一做法是開天辟地的第一次。決選結果是大平險勝，保住了首相位置。當時的大平感慨萬千，如釋重負地說：“我感到像是在熱水裏泡了很長時間後終於獲得解放，但今後還必須進到更熱的水池裏，前途仍然非常嚴峻。”
“遍體鱗傷的”大平又一次組閣。1979年12月初踏上了第三次訪華的路程。在這次輕鬆愉快的訪問中，大平會見了鄧小平等中國黨政領導人，共同討論了朝鮮、印度支那、伊朗形勢與對蘇關係問題，就中日經濟合作交換了意見。12月7日，大平在政協禮堂發表了《邁向新世紀的中日關係——尋求其深度和廣度》的演說，讚頌中國的現代化政策，強調中日關係的重要意義，表示日本對中國的四化建設將積極合作。展望中日關係的前景時，大平表示確信，盡管“在邁向21世紀的年代裏還會有很多狂風巨浪向我們襲來”，但“隻要我們雙方都能回顧兩千年來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曆史，不失掉相互信賴之心而繼續努力，我們的子孫就能夠在未來的世界上為兩國長久的和平友好關係而自豪。”在北京參觀時，大平還到過王府井的東風市場，在市場旁的餐廳裏，興致盎然地與一家中國人共餐水餃，把一枚簽過字的日本郵票送給身旁的一個小男孩。在古都西安，華夏民族悠久璀璨的文化讓大平如癡如醉，西安人隆重熱情的款待，更使他難以忘懷。大平不勝感歎地開玩笑說：“這種歡迎場麵實在令人吃驚，應該把我的選區移到西安來！”
20世紀80年代是戰後日本社會的重要轉折期，是成為經濟大國的日本探索發展新路的時代。大平作為進入80年代後的第一位日本首相，親手製訂並付諸實踐的一項基本國策，是“環太平洋合作構想”。
大平在任期間，設立了政府智囊機構“政策研究會”，內設環太平洋合作構想、田園城市設想、對外經濟政策、多元化社會生活、充實家庭基礎、綜合安全保障、文化時代、文化時代的經濟管理、科學技術曆史的展現等九個研究組，大來佐武郎是“環太洋合作構想”研究組的負責人。這個研究組以20世紀60年代以來民間企業、學術團體及政府部門提出的有關建議和研究成果為基礎，具體製訂了“構想”的方針政策，於1979年11月和1980年5月先後提出初步報告和最終報告，將增進相互了解與加強經濟技術文化交流、海洋與資源開發、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開展貨幣金融研討與合作等五個方麵作為合作的內容。大平認為，合作的目標是使太平洋地區各國“建立一種不涉及政治和軍事而以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為中心的開放的、鬆散的聯合”。
帶著這種“構想”，大平結束訪華後前往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大洋洲國家，與澳、新總理交換看法，得到兩國的支持，決定於1980年9月在澳大利亞堪培拉召開第一次民間“環太平洋合作討論會”。
大平未及看到會議召開便離開人世，但他留下的這份政策遺產已為其後的鈴木、中曾根政府所繼承，並已在亞太國家與地區中擴大了影響。
1980年5月，大平結束了對北美、歐洲國家的訪問，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日本。當時，國會為審議政府有關法案鬥爭正酣。由於在野黨激烈反對，大部分法案瀕臨流產。大平采取了強硬態度，要求國會盡快審議批準。以社會黨為首的在野黨旋即提出對內閣的不信任案，眾議院表決時，由於自民黨內“刷新聯盟”的60餘名議員故意缺席，不信任案得以通過，大平內閣進退兩難。
大平斷然解散了眾議院，決定眾議院大選與參議院改選同時舉行。另一方麵，經過黨內協商，說服了“造反”議員，避免了自民黨分裂，舉黨全力投入大選準備。
5月30日，參議院改選的戰幕拉開，大平身先士卒，站在街頭宣傳車發表競選演說，當日因過度勞累住進虎門醫院。6月12日，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年7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