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在內廷和後宮橫行霸道，所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安雖有威望，但為人性格疏闊，心腸軟，太低調，不似老辣的政治人物，被魏施以詭計輕鬆幹掉。後宮的娘娘們更是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無法招架客、魏這一對惡狼。
但是想要專權，僅僅擺平了宮裏邊還不夠，因為明朝的中樞行政實行的是二元製，皇帝和司禮監掌握一部分，另有一多半的政務，是掌握在外廷大臣手裏的。就政務的透明度和“民主化”來說，明朝要遠超過以前各代。因此，魏忠賢必須在外廷也要打開局麵。
說到泰昌和天啟初年的外廷局麵，可以說是最不利於魏忠賢這樣的“大璫”胡鬧的了。因為那時候，有個勢力龐大的“東林黨”。
東林黨，這個名字很響亮，與“正人君子”幾乎是同義詞。
在這個名頭下，聚集著一批赫赫有名的正直廷臣，比如顧憲成、高攀龍、葉向高、劉一璟、韓爌、周嘉謨、周朝瑞、楊漣、左光鬥等。這樣的正直之士，隻要朝中有一兩個，就夠魏忠賢喝一壺的了，何況在天啟之初，他們盤踞了各路要津，深受泰昌、天啟兩代皇帝信任，勢力正盛。
東林黨，巍然挺立。看魏忠賢挾起的滔天濁浪，如何能擊垮這正義的大堤！
老奸巨猾的閹豎，也遇到頭疼的問題了。
在這裏，我們先略回顧一下東林黨的來曆。
“東林黨”並不是這個政治集團的自稱，最初，是他們的政敵叫開的。東林黨人當然不能接受這一蔑稱，反譏對方為“邪黨”。但是這一政治集團總要有個名稱，後來的人們習慣了，也就以“東林黨”名之，漸漸地，最初的醜化意義已經消失了。
東林黨的得名，源遠流長。追溯到最早，是萬曆三十二年（1604），與顧憲成有關。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涇裏（今無錫縣張涇）人。他家境窮苦，老爹是開豆腐店的，但他人窮誌不短，從小以學為樂，萬曆八年（1580）考取進士。入仕途之後，從戶部主事做起，後任吏部文選司郎中。這是個主管官吏遷升、改調的司局級位置。
顧憲成素來直言敢諫，不阿權貴。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有病不起，舉國都設醮壇為之祈禱，官員們都要掏錢。顧憲成獨不讚成。別人怕他得罪當道，替他出了錢，把他的名字寫在祈禱詞章後麵，他得知後，飛馬趕去，親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絕不趨炎附勢。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因為上疏為常洛爭太子名分，以及推薦的入閣候選人名單不合上意，觸怒了萬曆皇帝，被削職，回了無錫老家。
罷官之後，他致力於研究學問，四處講學，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輝煌的階段。
萬曆後期，朝政敗壞到不成樣子。那時喪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夢死者多。顧憲成卻傲立濁世，一反王陽明的“無善無惡乃心之體”說，直麵人世，不當駝鳥，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話流傳後世，足以振聾發聵——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為，亦不肯放手！”
其時，“憲成既廢，名益高”，慕名前來就教的人極多。他不論貴賤，一視同仁，以至於小小的涇裏鎮上，連祠堂、客棧和周圍鄰居家都住滿了求學者。如此，住宿處還是供不應求，顧憲成就與兄弟就在自家宅邊造了幾十間書舍，供來人居住。夫人朱氏則給學生們燒飯做菜，學生來此，如歸家中。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學者，也爭相前來求教。
顧憲成講學的足跡，遍及蘇州、常州、宜興。還常與吳中名人聚會於無錫惠山“天下第二泉”，講學議政，指點江山。
在顧憲成的經營下，講學活動漸成規模。他此時感到有必要設置一個講學大本營，進而對全社會產生影響。大本營的選址是現成的，無錫縣城東門外有一所舊時的東林書院，是宋代學者楊時的講學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顧憲成與其弟允成遂倡議修複書院。
他們的主張，得到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知縣林宰的支持。萬曆三十二年（1604）四月十一日，重建工程開始，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銀1200多兩。首倡顧憲成捐銀最多，官員和縉紳也多有捐助。
當年十月，顧憲成與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即所謂“東林八君子”）發起東林大會，製定了《東林會約》，成立了最初的學術團體。來此講學者，多為失意的中下級官員，因是官場過來人，對時弊也就看得更為透徹。他們崇尚“實學”，鋒芒畢露，所慮皆天下家國事。
書院大門上的一副對聯，則成為萬古絕對——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東林會約》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將分散的遊學變為組織化的講學。書院廣招學員，不分尊卑、不限地域、無論長少、學費全免。講學內容以儒家經史為主，兼及自然科學知識與應用管理學。講學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講中間還穿插詩詞朗誦。主講者隨時回答學生的提問，有時還開展集體討論——這已經具有現代學院的氣氛了。
在明末頹靡之時，這無疑是開了一代新風。“東林”一詞頓成時髦，天下影從，四方雲集，每年的大會有時多達千人。書院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並由學術團體逐漸發展成為政治派別。隨著“東林名大著”，顧憲成也被人尊稱為“東林先生”，成為影響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領袖。
東林學人在講學之餘，經常“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指摘當道者之愚，憂心於天下洶洶之民變的征兆。其影響到達京師，部分正直官員也與之遙相呼應。顧憲成的許多學生也陸續走入官場，同氣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較大的政治勢力——這就是天啟初年“眾正盈朝”的遠因。
然而，好事多磨，曆來是我們民族的宿命。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東林書院受政局牽連，開始陷入困境。當時廷臣中圍繞親東林黨的官員李三才的褒貶，掀起了大政潮，就他能否入閣的問題發生激烈黨爭。掌京畿道的禦史徐兆奎首攻“東林黨”結黨營私。不少士人心生懼意，不敢再與東林書院有瓜葛。
顧憲成則不改初衷，獨力支撐，一年一度的東林大會也照舊進行。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是例行的京察（考察京官政績）之年。是時，盡管有東林黨人首輔葉向高主持其事，希圖化解紛爭，澄清吏治，但萬曆皇帝仍聽信徐兆奎的一麵之詞，對東林官員實行打壓。這次京察之後，邪黨成員趁勢而上，紛紛占據要津，朝局愈加惡濁。
這時參加東林聚會的人數也呈現銳減，僅“二三真正如蒼然隆冬之鬆柏”者而已。次年，顧憲成抱恨去世，享年62歲。留有著作《小心齋劄記》《還經錄》《證性篇》《東林商語》等。
明代的士風，也就是廷臣的節操與風氣，到嘉靖初年還都比較正。經過嘉靖一朝的烏煙瘴氣，士風開始大壞。官員們徇私舞弊、道德淪喪，居然都不以為恥了。
就在東林黨崛起的過程中，一批品質汙濁的官員也紛紛結成“黨”，時人往往以他們的籍貫名之。比如，宣黨——首領為湯賓尹（宣城人）；昆黨——領袖為顧天峻（昆山人）……其中以浙黨的勢力最盛，沈、方二人曾任內閣首輔。而齊、楚、浙三黨又以科道官員（監察官員）為主。
這些“黨”雖然彼此之間也偶爾互掐，但在對付東林黨問題上卻是一鼻孔出氣，不分你我。他們“聲勢相倚，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通鑒》）。
在萬曆末年，東林黨與“邪黨”互鬥，波瀾迭起。雙方激烈紛爭的焦點有三個——
一是“爭國本”，也就是皇長子常洛的太子名分問題。東林黨是擁護常洛的死硬派，拚死抵製了鄭貴妃想立自己兒子福王為太子的圖謀。此後又有“三大案”之爭，也都是由萬曆死後皇帝誰來做這個敏感問題派生出來的。
二是“李三才入閣”之爭。李三才的資曆比較老，是萬曆二年（1574）的進士，曾以右僉都禦史總理漕務，曆任鳳陽等地的巡撫，《明史》稱讚他“英邁豪雋，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他有名望，有務實能力，亦有正義感，曾勸諫萬曆撤銷為害百姓的礦稅太監。顧憲成在吏部的時候，就曾力薦他入閣。但是邪黨一哄而起，給他加了“貪、險、偽、橫”四大罪名，說他“借道學為名”，“黨與日甚”（《明神宗實錄》），暗指他與東林結黨。
工部郎中邵輔忠甚至捏造說，世人“一時隻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邪黨揣摩萬曆皇帝長期懶於理政，最怕的可能就是這種輿論。顧憲成此時已經下野，他見勢不好，便給葉向高等人寫信，申明事實，“論救淮撫”。但不料卻激起邪黨更大的反對聲浪，使李三才陷入危機。最終，李三才不得不連上十五疏告病請辭。
此後，邪黨官員怕他東山再起，又挖出他“盜用皇木”（修建皇宮用的木料）營建私邸的醜聞，將李三才徹底搞垮。顧憲成在名譽上也因此受到影響，在滿朝誹謗中鬱鬱而終。
為此事，邪黨在攻擊東林黨時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入其黨，而貪可為廉”（《萬曆邸抄》）。“入黨”一詞，大概就發源於此。東林黨在這件事情上比較被動。
三是爭掌握“京察”之權。明朝慣例，京官每6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門官員會同考核，以其功過得失，來評定升降。因此，由哪一黨的官員主持京察，就顯得尤為重要。自萬曆中期以後，兩派互有勝負。萬曆三十九年（1611）京察，正值東林黨人葉向高任首輔。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書孫丕楊，萬曆皇帝對他比較信任。在他的提議下，將一批齊、楚、浙等邪黨人士罷免，但是由他推舉的一批東林黨人卻未獲任用。實際上的形勢是，邪黨勢力已經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萬曆四十五年（1617），浙黨方從哲任首輔，三黨完全得勢，“言路已無正人，至是京察盡斥東林”。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是“善類為之一空”（《明通鑒》）。
東林黨的翻身，是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相繼發生後。東林一派堅持維護正統，不懼淫威，製止了鄭貴妃、李選侍“垂簾聽政”的企圖，使泰昌、天啟兩代皇帝順利即位。兩位皇帝自然對東林黨心生好感，同時“三黨”也發生內訌，導致形勢陡轉。
泰昌元年（1620）和天啟元年（1621），周嘉謨任吏部尚書，萬曆時期被罷斥的大批正直官員被召回，東林重新得勢。這個勢頭，甚至一直延續到天啟三年（1623）。
這就是史書上說的“熹宗初政，群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趙南星傳》）。
在這個時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個中下級的宦官、東宮夥食科科長正在悄然崛起，日後會拉起一個在人才和聲勢上一點兒都不亞於東林黨的“閹黨”來。
這個突然冒出來的魏忠賢，以權術取得皇帝的信任、壓製後宮勢力，都還不難做到。但是，要想摧毀天啟皇帝的政治根基東林黨，恐怕要難！
這一盤棘手的棋局，他能夠走得通麽？
——可惜，當時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
但是想要專權，僅僅擺平了宮裏邊還不夠，因為明朝的中樞行政實行的是二元製，皇帝和司禮監掌握一部分，另有一多半的政務，是掌握在外廷大臣手裏的。就政務的透明度和“民主化”來說，明朝要遠超過以前各代。因此，魏忠賢必須在外廷也要打開局麵。
說到泰昌和天啟初年的外廷局麵，可以說是最不利於魏忠賢這樣的“大璫”胡鬧的了。因為那時候，有個勢力龐大的“東林黨”。
東林黨，這個名字很響亮，與“正人君子”幾乎是同義詞。
在這個名頭下，聚集著一批赫赫有名的正直廷臣，比如顧憲成、高攀龍、葉向高、劉一璟、韓爌、周嘉謨、周朝瑞、楊漣、左光鬥等。這樣的正直之士，隻要朝中有一兩個，就夠魏忠賢喝一壺的了，何況在天啟之初，他們盤踞了各路要津，深受泰昌、天啟兩代皇帝信任，勢力正盛。
東林黨，巍然挺立。看魏忠賢挾起的滔天濁浪，如何能擊垮這正義的大堤！
老奸巨猾的閹豎，也遇到頭疼的問題了。
在這裏，我們先略回顧一下東林黨的來曆。
“東林黨”並不是這個政治集團的自稱，最初，是他們的政敵叫開的。東林黨人當然不能接受這一蔑稱，反譏對方為“邪黨”。但是這一政治集團總要有個名稱，後來的人們習慣了，也就以“東林黨”名之，漸漸地，最初的醜化意義已經消失了。
東林黨的得名，源遠流長。追溯到最早，是萬曆三十二年（1604），與顧憲成有關。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涇裏（今無錫縣張涇）人。他家境窮苦，老爹是開豆腐店的，但他人窮誌不短，從小以學為樂，萬曆八年（1580）考取進士。入仕途之後，從戶部主事做起，後任吏部文選司郎中。這是個主管官吏遷升、改調的司局級位置。
顧憲成素來直言敢諫，不阿權貴。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有病不起，舉國都設醮壇為之祈禱，官員們都要掏錢。顧憲成獨不讚成。別人怕他得罪當道，替他出了錢，把他的名字寫在祈禱詞章後麵，他得知後，飛馬趕去，親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絕不趨炎附勢。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因為上疏為常洛爭太子名分，以及推薦的入閣候選人名單不合上意，觸怒了萬曆皇帝，被削職，回了無錫老家。
罷官之後，他致力於研究學問，四處講學，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輝煌的階段。
萬曆後期，朝政敗壞到不成樣子。那時喪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夢死者多。顧憲成卻傲立濁世，一反王陽明的“無善無惡乃心之體”說，直麵人世，不當駝鳥，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話流傳後世，足以振聾發聵——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為，亦不肯放手！”
其時，“憲成既廢，名益高”，慕名前來就教的人極多。他不論貴賤，一視同仁，以至於小小的涇裏鎮上，連祠堂、客棧和周圍鄰居家都住滿了求學者。如此，住宿處還是供不應求，顧憲成就與兄弟就在自家宅邊造了幾十間書舍，供來人居住。夫人朱氏則給學生們燒飯做菜，學生來此，如歸家中。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學者，也爭相前來求教。
顧憲成講學的足跡，遍及蘇州、常州、宜興。還常與吳中名人聚會於無錫惠山“天下第二泉”，講學議政，指點江山。
在顧憲成的經營下，講學活動漸成規模。他此時感到有必要設置一個講學大本營，進而對全社會產生影響。大本營的選址是現成的，無錫縣城東門外有一所舊時的東林書院，是宋代學者楊時的講學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顧憲成與其弟允成遂倡議修複書院。
他們的主張，得到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知縣林宰的支持。萬曆三十二年（1604）四月十一日，重建工程開始，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銀1200多兩。首倡顧憲成捐銀最多，官員和縉紳也多有捐助。
當年十月，顧憲成與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即所謂“東林八君子”）發起東林大會，製定了《東林會約》，成立了最初的學術團體。來此講學者，多為失意的中下級官員，因是官場過來人，對時弊也就看得更為透徹。他們崇尚“實學”，鋒芒畢露，所慮皆天下家國事。
書院大門上的一副對聯，則成為萬古絕對——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東林會約》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將分散的遊學變為組織化的講學。書院廣招學員，不分尊卑、不限地域、無論長少、學費全免。講學內容以儒家經史為主，兼及自然科學知識與應用管理學。講學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講中間還穿插詩詞朗誦。主講者隨時回答學生的提問，有時還開展集體討論——這已經具有現代學院的氣氛了。
在明末頹靡之時，這無疑是開了一代新風。“東林”一詞頓成時髦，天下影從，四方雲集，每年的大會有時多達千人。書院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並由學術團體逐漸發展成為政治派別。隨著“東林名大著”，顧憲成也被人尊稱為“東林先生”，成為影響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領袖。
東林學人在講學之餘，經常“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指摘當道者之愚，憂心於天下洶洶之民變的征兆。其影響到達京師，部分正直官員也與之遙相呼應。顧憲成的許多學生也陸續走入官場，同氣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較大的政治勢力——這就是天啟初年“眾正盈朝”的遠因。
然而，好事多磨，曆來是我們民族的宿命。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東林書院受政局牽連，開始陷入困境。當時廷臣中圍繞親東林黨的官員李三才的褒貶，掀起了大政潮，就他能否入閣的問題發生激烈黨爭。掌京畿道的禦史徐兆奎首攻“東林黨”結黨營私。不少士人心生懼意，不敢再與東林書院有瓜葛。
顧憲成則不改初衷，獨力支撐，一年一度的東林大會也照舊進行。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是例行的京察（考察京官政績）之年。是時，盡管有東林黨人首輔葉向高主持其事，希圖化解紛爭，澄清吏治，但萬曆皇帝仍聽信徐兆奎的一麵之詞，對東林官員實行打壓。這次京察之後，邪黨成員趁勢而上，紛紛占據要津，朝局愈加惡濁。
這時參加東林聚會的人數也呈現銳減，僅“二三真正如蒼然隆冬之鬆柏”者而已。次年，顧憲成抱恨去世，享年62歲。留有著作《小心齋劄記》《還經錄》《證性篇》《東林商語》等。
明代的士風，也就是廷臣的節操與風氣，到嘉靖初年還都比較正。經過嘉靖一朝的烏煙瘴氣，士風開始大壞。官員們徇私舞弊、道德淪喪，居然都不以為恥了。
就在東林黨崛起的過程中，一批品質汙濁的官員也紛紛結成“黨”，時人往往以他們的籍貫名之。比如，宣黨——首領為湯賓尹（宣城人）；昆黨——領袖為顧天峻（昆山人）……其中以浙黨的勢力最盛，沈、方二人曾任內閣首輔。而齊、楚、浙三黨又以科道官員（監察官員）為主。
這些“黨”雖然彼此之間也偶爾互掐，但在對付東林黨問題上卻是一鼻孔出氣，不分你我。他們“聲勢相倚，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通鑒》）。
在萬曆末年，東林黨與“邪黨”互鬥，波瀾迭起。雙方激烈紛爭的焦點有三個——
一是“爭國本”，也就是皇長子常洛的太子名分問題。東林黨是擁護常洛的死硬派，拚死抵製了鄭貴妃想立自己兒子福王為太子的圖謀。此後又有“三大案”之爭，也都是由萬曆死後皇帝誰來做這個敏感問題派生出來的。
二是“李三才入閣”之爭。李三才的資曆比較老，是萬曆二年（1574）的進士，曾以右僉都禦史總理漕務，曆任鳳陽等地的巡撫，《明史》稱讚他“英邁豪雋，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他有名望，有務實能力，亦有正義感，曾勸諫萬曆撤銷為害百姓的礦稅太監。顧憲成在吏部的時候，就曾力薦他入閣。但是邪黨一哄而起，給他加了“貪、險、偽、橫”四大罪名，說他“借道學為名”，“黨與日甚”（《明神宗實錄》），暗指他與東林結黨。
工部郎中邵輔忠甚至捏造說，世人“一時隻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邪黨揣摩萬曆皇帝長期懶於理政，最怕的可能就是這種輿論。顧憲成此時已經下野，他見勢不好，便給葉向高等人寫信，申明事實，“論救淮撫”。但不料卻激起邪黨更大的反對聲浪，使李三才陷入危機。最終，李三才不得不連上十五疏告病請辭。
此後，邪黨官員怕他東山再起，又挖出他“盜用皇木”（修建皇宮用的木料）營建私邸的醜聞，將李三才徹底搞垮。顧憲成在名譽上也因此受到影響，在滿朝誹謗中鬱鬱而終。
為此事，邪黨在攻擊東林黨時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入其黨，而貪可為廉”（《萬曆邸抄》）。“入黨”一詞，大概就發源於此。東林黨在這件事情上比較被動。
三是爭掌握“京察”之權。明朝慣例，京官每6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門官員會同考核，以其功過得失，來評定升降。因此，由哪一黨的官員主持京察，就顯得尤為重要。自萬曆中期以後，兩派互有勝負。萬曆三十九年（1611）京察，正值東林黨人葉向高任首輔。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書孫丕楊，萬曆皇帝對他比較信任。在他的提議下，將一批齊、楚、浙等邪黨人士罷免，但是由他推舉的一批東林黨人卻未獲任用。實際上的形勢是，邪黨勢力已經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萬曆四十五年（1617），浙黨方從哲任首輔，三黨完全得勢，“言路已無正人，至是京察盡斥東林”。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是“善類為之一空”（《明通鑒》）。
東林黨的翻身，是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相繼發生後。東林一派堅持維護正統，不懼淫威，製止了鄭貴妃、李選侍“垂簾聽政”的企圖，使泰昌、天啟兩代皇帝順利即位。兩位皇帝自然對東林黨心生好感，同時“三黨”也發生內訌，導致形勢陡轉。
泰昌元年（1620）和天啟元年（1621），周嘉謨任吏部尚書，萬曆時期被罷斥的大批正直官員被召回，東林重新得勢。這個勢頭，甚至一直延續到天啟三年（1623）。
這就是史書上說的“熹宗初政，群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趙南星傳》）。
在這個時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個中下級的宦官、東宮夥食科科長正在悄然崛起，日後會拉起一個在人才和聲勢上一點兒都不亞於東林黨的“閹黨”來。
這個突然冒出來的魏忠賢，以權術取得皇帝的信任、壓製後宮勢力，都還不難做到。但是，要想摧毀天啟皇帝的政治根基東林黨，恐怕要難！
這一盤棘手的棋局，他能夠走得通麽？
——可惜，當時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