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魏忠賢者流，無才無德，靠權術起家，賴昏庸皇帝提拔，狗屎臨頭，僥幸爬到了高位。他不會知道，這不過是畸形政治下的蛋。反而產生了巨大的權力幻覺，以為自己具備了某種天才，天下事沒有他擺不平的。
這種家夥，既沒有國家觀念，也沒有民本意識。盡管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胸襟也還是一個市井無賴之徒。“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像這樣最淺顯的治國之道他都不懂，動不動還想以屠城來泄黨爭之忿。那麽，他所做的一切，其荒誕無恥，其逆民心而動、背潮流而行，也就毫不奇怪了。
逮捕周順昌，在蘇州遭到強烈抵製，並不是一個孤例。魏忠賢的倒行逆施，所觸犯的已不僅僅是官僚集團內較正直一派的利益了，他是在與民眾直接對陣。
魏忠賢的專權，迄今為止節節得勝。他環顧海內，也許感覺已無對手。看吧，天下噤口，君子斃命，官場惟餘無骨的小人。
但這種情況的背麵所潛伏的危機，他感覺不到。是啊，此時此刻，誰還有力量能掀翻他？
在古代曆史上，皇權就是獨裁，因此獨裁不是問題的症結。問題在於，要想獨裁得安穩一點兒，就要把老百姓的意誌當回事。給他們飯吃，讓他們氣順，大廈的基礎才能牢固。
就算是皇權政治中的天才，一旦把百姓當豬狗，殺之、困之、鎮壓之，也就離瓦解之日不遠了！天才，救不了暴虐統治的命。
因為，在政治這個天平上，民意才是最大的砝碼！
魏忠賢胸無點墨，他不懂曆史。魏忠賢是靠拍馬起家的，他沒見過“民不畏死”是個什麽樣子。
他不知道，曆史絕不是一條“靜靜的頓河”。它總有令人意料不到的轉折處。當這種轉折一旦降臨，要致他於死命的人，打的就是民意這張無敵王牌。
他腳下的基礎，在逮捕七君子之時，就已經開始搖晃。
早在逮捕周宗建的時候，吳江縣就已經發生過萬民號泣相送的場麵。
在蘇州民變的同時，常州也有士民萬人慟哭於道，挽留被緹騎逮走的李應升。這與蘇州的情形非常相似。
當時李應升聽說逮報已到，就穿上囚服，自行來到解所候命，神態自若。有人問他：“可曾與家人作別？”他慨然答道：“我誌在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
這就是成語裏所說的“義無反顧”，決不回頭再看一眼。
當知縣帶著公文一到，他就隨同一起去了府城。常州知府曾櫻，慕其忠義，特地到他坐的船上看望他。此外，幾位好友也事先來到南察院，與緹騎們商議賄銀數目，以免李應升途中受苦。
後來北行到達武進後，李應升的業師吳鍾巒不怕受牽連，留李在自家住宿，兩人作慷慨訣別。李應升感念身世，心情極沉痛，歎道：“世道如此，讀書何用？我叫兒子不必讀書了！”老師說：“書何必不讀？隻是不能像你那樣真讀書。”李應升抬眼望望，此時置身的小亭上，有匾額題曰“清風亭”，他頓然振奮，曰：“此去必不讓此亭笑我！”
臨別時，他還向老師要了一本袖珍本的《易經》，準備在路上和獄中研讀。
三月二十一日，在開讀的那天，常州也有令人激動的一幕。南察院前，聚集了數千士民，填街塞巷，馬不能前。眾人憤怒高呼：“李官忠臣，何忽見其就逮？”（《三朝野記》）
一些士民手持短棍，鼓噪道：“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周圍民眾齊聲呼應，訇然有如雷鳴。
一個賣甘蔗的少年，僅十餘歲，當街大呼：“我恨極矣，魏忠賢殺卻江南許多好人！”說罷，奔跑到一個肥胖校尉身後，撩起他的“飛魚服”，一刀就割下一大片肉來，扔到地上讓狗爭食。
見此壯舉，民情頓時洶湧，人人疾呼擊殺緹騎。校尉們嚇得魂飛魄散。
知府曾櫻聞訊，連忙趕到現場勸解，同時又請出了李應升。李應升向眾人拜求道：“諸君誠然是愛我，但為何要蔑視朝廷？”他再三勸解，眾人才漸漸散去。
當下，曾櫻安排緹騎轉移到東察院去住，並派了重兵護衛。在開讀詔書時，怕發生意外，將大門緊閉，不準閑雜人等一人入內
這一夥緹騎，不僅嚐到了甘蔗刀的厲害，同時也聽到了蘇州民變的消息，知道那裏的同事腦袋都被踩爆了，著實害怕了，對李應升未敢有任何刁難。三月二十三日，一行人悄無息地押著李應升北上了。
此次緹騎南下，任務是逮回五人，共有四人被逮到或者自己投案，卻有一人沒有逮到。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攀龍。
緹騎來到無錫後，準備三月十八日開讀，有人把這消息告訴了高攀龍。此時他已無欲無求，完全超然於物外。
十七日一早，高攀龍去參拜了宋儒楊時的祠堂。楊時是宋代大儒程灝、程頤兄弟的門徒，是“二程學說”的正宗嫡傳，也是宋代東林書院的創始人。
而後，高攀龍便與自己的兩位門生和一個弟弟，在自家後園池上飲酒暢談。
當他聽到周順昌被逮的消息後，淡淡說了一句：“吾視死如歸爾，今果然矣！”之後，與家人談話，平靜一如往常。
他寫了一張紙條，封好，交給兒子世寧，說：“明日若事急，可打開。”然後叮囑家人：“勿急，我欲靜思良策，明早處分，當無大禍。”說罷，將所有家人遣出，閉門獨坐。
到夜半時分，他整好衣冠，向北方三叩首，然後來到後園，縱身跳入池中自盡，時年65歲。
家人於後半夜不見屋內動靜，連忙撞門而入。見室內隻有一燈熒然，高攀龍人蹤不見，便急忙四處尋找。最後在後園發現高攀龍人已在水中，麵向北，雙手捧心，屹立不動，死了多時了。
令人奇怪的是，他衣衫整潔，僅濕了下半身，且未沾染汙泥，口中也未進水。所以，鄉人都傳說，高大人並不是淹死的，而是魂歸於自然，與天地萬物合一了！
打開他臨死前寫的紙條，原來是遺疏一道，是讓家人遞上去的。裏麵說：“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原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三朝野記》）
此疏在親友鄉鄰間宣讀時，聞者無不潸然淚下！
宵小當道，正人途窮，天地間竟容不下一佼佼者在。
高攀龍就這樣駕鶴而去，其餘六人則在詔獄中遭受了與六君子同樣的命運。
周宗建、繆昌期是最早被逮的，押解至京後，立即送入詔獄嚴刑拷問。
四月，李應升、周順昌被押解到京。而逮黃尊素的那一路緹騎，在蘇州挨打後逃回，黃尊素自己投到官府候命。
此外，還有逮周起元的那一路，也同樣遇到了麻煩。據《漳州府誌》載，緹騎到了漳州後，地方官員聽說退贓即可贖身，就把這話放了出來，家鄉父老立刻在四個城門設立了募捐櫃，籌款還贓，“不數日錢滿，士民如數交迄，緹使也為之感動”。
不過這個記載恐怕有誤，因為周起元在巡撫蘇鬆十府的時候，既得罪了李實、又得罪了毛一鷺，所以被安的贓銀最多，達十萬兩之巨，比直接得罪了魏忠賢的還厲害（再次印證了“閻王好惹，小鬼難搪”之定律）。漳州雖有海運之利，但士民一下湊齊這麽多錢，怕是不大可能。
所以，極有可能是如《罪惟錄》所說，這是大家湊錢來賄賂緹騎的。周起元在巡撫蘇鬆二年中，為百姓做了許多好事，離任時，“吳人無老少皆隨送，涕哭聲塞市”。家鄉人也以他為榮，他一出事，來捐錢的絡繹不絕。有老婦人取下頭簪扔入；也有轎夫在抬客人的時候，特意繞個彎過來，捐出十幾文工錢。最終湊齊了賄銀，打發了緹騎。
這一路也險些出了大事。有一義士在城中奔走呼號，聚眾為周起元鳴冤。百姓圍住衙署，怒不可遏，差點兒就要痛打緹騎奪人了。
周起元連忙跪求眾人：“父老愛我，勿陷我不義！”民眾才罷了手。
此時蘇州民變案已轟動全國，作為專政機關的緹騎，徹底被人民群眾打服了。逮黃尊素的那一撥，死也不敢再南下；準備押解周起元的這一撥，也不敢帶著人上路。
這兩個犯官如何辦？成了燙手的山芋。魏忠賢也不敢再來硬的了，怕再次激起民變，萬一天啟腦筋開了竅，將危及他自己的權勢。於是，經過研究，讓天啟下詔，改由當地巡撫派人押解。最後的這兩人，分別在五月和閏六月才押解到京。
在六人陸續下獄後，曾有閣臣上疏請求，在鎮撫司審過周宗建等人後，盡快將他們移交刑部議罪。為閹黨所控製的內閣為何有這樣的提議，不得而知。也許是為掩人耳目，也許是想推卸謀害忠臣的責任，總之很蹊蹺。
但是天啟充耳不聞，也可能是魏忠賢早給他進了言，就是要把此案連帶六人的命在詔獄裏麵了結。
皇上沒發話，魏忠賢卻發了話，他嚴禁將一人發往刑部。
後來有獄卒偷偷透露了一些，說六人死狀極慘！
忠魂無歸處，不見“燕客”來！
七君子中的獄中諸人，在生命最後關頭的抗爭細節，永埋黃土，這是最令人慨歎的一件事。
從天啟五年初以來興起的兩次大獄，把東林黨在朝中的勢力基本趕盡殺絕。在肉體消滅和思想控製兩手並用之下，士大夫或是公開投靠，或者百鳥壓音，“舉朝結舌，而諂諛頌德之風紛起。”
在最黑暗的時代，卻到處都有頌歌盈耳。這樣的怪事，恰好說明凡有“老王賣瓜”的地方，必是惡政橫行之處。
天啟這個傻皇帝也很高興：魏公公種的瓜，真是越來越甜了！他樂得耳根子清靜，不用再聽東林黨人的噪聒了。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路走歪了還不許人家警告，警告就是別有用心。愚人做事，大抵如此，你跟他理論是沒有用的。
真正能讓他清醒一點的就是民意。天啟六年三月間的蘇州民變，給閹黨的全勝投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這種家夥，既沒有國家觀念，也沒有民本意識。盡管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胸襟也還是一個市井無賴之徒。“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像這樣最淺顯的治國之道他都不懂，動不動還想以屠城來泄黨爭之忿。那麽，他所做的一切，其荒誕無恥，其逆民心而動、背潮流而行，也就毫不奇怪了。
逮捕周順昌，在蘇州遭到強烈抵製，並不是一個孤例。魏忠賢的倒行逆施，所觸犯的已不僅僅是官僚集團內較正直一派的利益了，他是在與民眾直接對陣。
魏忠賢的專權，迄今為止節節得勝。他環顧海內，也許感覺已無對手。看吧，天下噤口，君子斃命，官場惟餘無骨的小人。
但這種情況的背麵所潛伏的危機，他感覺不到。是啊，此時此刻，誰還有力量能掀翻他？
在古代曆史上，皇權就是獨裁，因此獨裁不是問題的症結。問題在於，要想獨裁得安穩一點兒，就要把老百姓的意誌當回事。給他們飯吃，讓他們氣順，大廈的基礎才能牢固。
就算是皇權政治中的天才，一旦把百姓當豬狗，殺之、困之、鎮壓之，也就離瓦解之日不遠了！天才，救不了暴虐統治的命。
因為，在政治這個天平上，民意才是最大的砝碼！
魏忠賢胸無點墨，他不懂曆史。魏忠賢是靠拍馬起家的，他沒見過“民不畏死”是個什麽樣子。
他不知道，曆史絕不是一條“靜靜的頓河”。它總有令人意料不到的轉折處。當這種轉折一旦降臨，要致他於死命的人，打的就是民意這張無敵王牌。
他腳下的基礎，在逮捕七君子之時，就已經開始搖晃。
早在逮捕周宗建的時候，吳江縣就已經發生過萬民號泣相送的場麵。
在蘇州民變的同時，常州也有士民萬人慟哭於道，挽留被緹騎逮走的李應升。這與蘇州的情形非常相似。
當時李應升聽說逮報已到，就穿上囚服，自行來到解所候命，神態自若。有人問他：“可曾與家人作別？”他慨然答道：“我誌在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
這就是成語裏所說的“義無反顧”，決不回頭再看一眼。
當知縣帶著公文一到，他就隨同一起去了府城。常州知府曾櫻，慕其忠義，特地到他坐的船上看望他。此外，幾位好友也事先來到南察院，與緹騎們商議賄銀數目，以免李應升途中受苦。
後來北行到達武進後，李應升的業師吳鍾巒不怕受牽連，留李在自家住宿，兩人作慷慨訣別。李應升感念身世，心情極沉痛，歎道：“世道如此，讀書何用？我叫兒子不必讀書了！”老師說：“書何必不讀？隻是不能像你那樣真讀書。”李應升抬眼望望，此時置身的小亭上，有匾額題曰“清風亭”，他頓然振奮，曰：“此去必不讓此亭笑我！”
臨別時，他還向老師要了一本袖珍本的《易經》，準備在路上和獄中研讀。
三月二十一日，在開讀的那天，常州也有令人激動的一幕。南察院前，聚集了數千士民，填街塞巷，馬不能前。眾人憤怒高呼：“李官忠臣，何忽見其就逮？”（《三朝野記》）
一些士民手持短棍，鼓噪道：“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周圍民眾齊聲呼應，訇然有如雷鳴。
一個賣甘蔗的少年，僅十餘歲，當街大呼：“我恨極矣，魏忠賢殺卻江南許多好人！”說罷，奔跑到一個肥胖校尉身後，撩起他的“飛魚服”，一刀就割下一大片肉來，扔到地上讓狗爭食。
見此壯舉，民情頓時洶湧，人人疾呼擊殺緹騎。校尉們嚇得魂飛魄散。
知府曾櫻聞訊，連忙趕到現場勸解，同時又請出了李應升。李應升向眾人拜求道：“諸君誠然是愛我，但為何要蔑視朝廷？”他再三勸解，眾人才漸漸散去。
當下，曾櫻安排緹騎轉移到東察院去住，並派了重兵護衛。在開讀詔書時，怕發生意外，將大門緊閉，不準閑雜人等一人入內
這一夥緹騎，不僅嚐到了甘蔗刀的厲害，同時也聽到了蘇州民變的消息，知道那裏的同事腦袋都被踩爆了，著實害怕了，對李應升未敢有任何刁難。三月二十三日，一行人悄無息地押著李應升北上了。
此次緹騎南下，任務是逮回五人，共有四人被逮到或者自己投案，卻有一人沒有逮到。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攀龍。
緹騎來到無錫後，準備三月十八日開讀，有人把這消息告訴了高攀龍。此時他已無欲無求，完全超然於物外。
十七日一早，高攀龍去參拜了宋儒楊時的祠堂。楊時是宋代大儒程灝、程頤兄弟的門徒，是“二程學說”的正宗嫡傳，也是宋代東林書院的創始人。
而後，高攀龍便與自己的兩位門生和一個弟弟，在自家後園池上飲酒暢談。
當他聽到周順昌被逮的消息後，淡淡說了一句：“吾視死如歸爾，今果然矣！”之後，與家人談話，平靜一如往常。
他寫了一張紙條，封好，交給兒子世寧，說：“明日若事急，可打開。”然後叮囑家人：“勿急，我欲靜思良策，明早處分，當無大禍。”說罷，將所有家人遣出，閉門獨坐。
到夜半時分，他整好衣冠，向北方三叩首，然後來到後園，縱身跳入池中自盡，時年65歲。
家人於後半夜不見屋內動靜，連忙撞門而入。見室內隻有一燈熒然，高攀龍人蹤不見，便急忙四處尋找。最後在後園發現高攀龍人已在水中，麵向北，雙手捧心，屹立不動，死了多時了。
令人奇怪的是，他衣衫整潔，僅濕了下半身，且未沾染汙泥，口中也未進水。所以，鄉人都傳說，高大人並不是淹死的，而是魂歸於自然，與天地萬物合一了！
打開他臨死前寫的紙條，原來是遺疏一道，是讓家人遞上去的。裏麵說：“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原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三朝野記》）
此疏在親友鄉鄰間宣讀時，聞者無不潸然淚下！
宵小當道，正人途窮，天地間竟容不下一佼佼者在。
高攀龍就這樣駕鶴而去，其餘六人則在詔獄中遭受了與六君子同樣的命運。
周宗建、繆昌期是最早被逮的，押解至京後，立即送入詔獄嚴刑拷問。
四月，李應升、周順昌被押解到京。而逮黃尊素的那一路緹騎，在蘇州挨打後逃回，黃尊素自己投到官府候命。
此外，還有逮周起元的那一路，也同樣遇到了麻煩。據《漳州府誌》載，緹騎到了漳州後，地方官員聽說退贓即可贖身，就把這話放了出來，家鄉父老立刻在四個城門設立了募捐櫃，籌款還贓，“不數日錢滿，士民如數交迄，緹使也為之感動”。
不過這個記載恐怕有誤，因為周起元在巡撫蘇鬆十府的時候，既得罪了李實、又得罪了毛一鷺，所以被安的贓銀最多，達十萬兩之巨，比直接得罪了魏忠賢的還厲害（再次印證了“閻王好惹，小鬼難搪”之定律）。漳州雖有海運之利，但士民一下湊齊這麽多錢，怕是不大可能。
所以，極有可能是如《罪惟錄》所說，這是大家湊錢來賄賂緹騎的。周起元在巡撫蘇鬆二年中，為百姓做了許多好事，離任時，“吳人無老少皆隨送，涕哭聲塞市”。家鄉人也以他為榮，他一出事，來捐錢的絡繹不絕。有老婦人取下頭簪扔入；也有轎夫在抬客人的時候，特意繞個彎過來，捐出十幾文工錢。最終湊齊了賄銀，打發了緹騎。
這一路也險些出了大事。有一義士在城中奔走呼號，聚眾為周起元鳴冤。百姓圍住衙署，怒不可遏，差點兒就要痛打緹騎奪人了。
周起元連忙跪求眾人：“父老愛我，勿陷我不義！”民眾才罷了手。
此時蘇州民變案已轟動全國，作為專政機關的緹騎，徹底被人民群眾打服了。逮黃尊素的那一撥，死也不敢再南下；準備押解周起元的這一撥，也不敢帶著人上路。
這兩個犯官如何辦？成了燙手的山芋。魏忠賢也不敢再來硬的了，怕再次激起民變，萬一天啟腦筋開了竅，將危及他自己的權勢。於是，經過研究，讓天啟下詔，改由當地巡撫派人押解。最後的這兩人，分別在五月和閏六月才押解到京。
在六人陸續下獄後，曾有閣臣上疏請求，在鎮撫司審過周宗建等人後，盡快將他們移交刑部議罪。為閹黨所控製的內閣為何有這樣的提議，不得而知。也許是為掩人耳目，也許是想推卸謀害忠臣的責任，總之很蹊蹺。
但是天啟充耳不聞，也可能是魏忠賢早給他進了言，就是要把此案連帶六人的命在詔獄裏麵了結。
皇上沒發話，魏忠賢卻發了話，他嚴禁將一人發往刑部。
後來有獄卒偷偷透露了一些，說六人死狀極慘！
忠魂無歸處，不見“燕客”來！
七君子中的獄中諸人，在生命最後關頭的抗爭細節，永埋黃土，這是最令人慨歎的一件事。
從天啟五年初以來興起的兩次大獄，把東林黨在朝中的勢力基本趕盡殺絕。在肉體消滅和思想控製兩手並用之下，士大夫或是公開投靠，或者百鳥壓音，“舉朝結舌，而諂諛頌德之風紛起。”
在最黑暗的時代，卻到處都有頌歌盈耳。這樣的怪事，恰好說明凡有“老王賣瓜”的地方，必是惡政橫行之處。
天啟這個傻皇帝也很高興：魏公公種的瓜，真是越來越甜了！他樂得耳根子清靜，不用再聽東林黨人的噪聒了。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路走歪了還不許人家警告，警告就是別有用心。愚人做事，大抵如此，你跟他理論是沒有用的。
真正能讓他清醒一點的就是民意。天啟六年三月間的蘇州民變，給閹黨的全勝投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