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的魏忠賢正是躊躇滿誌。
——放眼看去，隻見天低吳楚、眾生匍匐，真是幾千年未有的好日子。
好雖是好，但他也知道，高處是絕壁。要維持住當前這地位不墜，對上要死死控製住皇帝，對下要讓老百姓服服帖帖。對上倒好辦，寵著那半傻的皇帝玩就是了。麻煩的是對下，靠感化、靠恩德是不行了——老百姓能相信有殺人如麻的菩薩嗎？
隻有使用恐怖手段！
魏忠賢專權，一方麵濫施淫威，以鎮壓之權防人之口，誰也不許說不好；另一方麵，又貪功冒賞，要把世間的好處一個人撈完。
按他這種人的習慣思維，功勞不是靠才幹、靠勤勉奮鬥出來的，而是靠狗仗人勢、巧取而來的。
特別是自天啟五年（1625）坐穩了位置後，無論朝中還是邊境，凡諸臣有功，他必居首功；有賞，他必得其上賞。
天啟六年（1626）正月，袁崇煥獲“寧遠大捷”，努爾哈赤被明軍大炮擊傷，不久鬱悶而死。魏忠賢在此事上寸功未立，卻加恩三等。蔭其弟侄一人世襲都指揮使；其侄魏良卿為肅寧伯。心腹黨羽毛也各有賞賜，惟大功臣袁崇煥賞賜卻甚薄。後在輿論壓力下，才升袁為兵部右侍郎。
兵部右侍郎不過是兵部三把手，不知全明朝還有幾個用兵能超出袁崇煥的！
越是能幹的，就越往後排，這也是庸官用人的特色之一。但是打仗是關係到明朝國運的事，魏閹之流榮華富貴全賴國運，他們這樣用人、這樣辦事、這樣考慮問題，真是蠢到了家，好像就怕明朝不早亡似的——正人君子其實不該憂憤，隻管看熱鬧就是。
時隔不久，魏忠賢又進封寧國公，魏良卿加太子太保，4歲侄孫魏翼鵬封平安伯，3歲侄兒魏良棟封東安侯。
真個是：賭徒出身，文盲學曆，一門公候！
你能怎樣？
——生於濁世，要是太認真了，不等人家把你整死，氣也要氣死了。
袁大人被壓製，完全是功臣之悲。真是賣命的不如玩狗的。
那一仗，打得不容易。魏忠賢提拔起來的兵部尚書高第，在天啟六年（1626）正月得知努爾哈赤大兵出動，聞風喪膽，下令全線撤回山海關，連十多萬石軍糧都扔掉不管了。隻有袁崇煥拒不從命，決心獨守一座孤零零的寧遠城。
正月下旬，努爾哈赤率6萬餘八旗健兒逼近寧遠城，號稱20萬大軍，而袁崇煥麾下守城的明軍僅有2萬。袁崇煥寫血書誓與城池共存亡，將城外居民動員進城，房屋糧食燒毀，堅壁清野。
寧遠城上，還置有11門西洋“紅夷大炮”，嚴陣以待。這紅夷大炮，是購自澳門、由葡萄牙製造的新式大炮。
二十四日，後金大兵擺開攻城架勢，袁大人紋絲不亂，隻與一名來“天朝”辦事的朝鮮國翻譯韓瑗在城頭閣中，談古論今，大有諸葛孔明之風。
“俄頃放一炮，聲動天地，瑗怕不能舉頭。崇煥笑曰：‘賊至矣！’乃開窗，俯見賊兵，滿野而進，城中了無人聲。”（朝鮮李星齡《春坡堂日月錄》）
寧遠，仿佛一座深不可測的空城。
總攻開始後，後金軍人馬有重鎧，前鋒有戰車。一時箭飛如蝗，寧遠城上，箭簇密如刺蝟。
待敵逼近，明軍的西洋大炮開始發言了，每炮一響，煙霧飛騰，後金軍裏必是一片死傷。
但後金軍拚死的勁頭也真是了得！有少數戰車衝到了城下的炮火死角，突擊隊員開始猛鑿城牆。時間不長，就有三四處地方被鑿通，情勢危矣！
袁大人穩如泰山：你有拚死精神，我有經濟規律。他命人把官庫中僅有的一萬兩銀子搬上城，凡擊倒一敵，當場即賞銀一錠。士卒精神大振，無不用命，有麵中流矢亦奮勇不退者。
袁崇煥還親自挑土堵塞缺口，一不小心中箭受傷，就撕下戰袍一角裹上再幹。主將如此，士卒哪裏還肯退後！
明軍還將一些被褥裏包上火藥，從城頭扔下。當時正是寒冬臘月，估計後金的後勤保障也不大好，一見有免費的好貨就紛紛上去搶奪。待城頭一放火箭，下麵的被褥立刻騰起一片火海，後金戰車盡被燒毀，人也燒死不少。鑿城運動完全失敗。
這一天一直打到夜裏二更，“城上一時舉火，明燭天地，矢石俱下。戰方酣，自城中每於堞間，推出木櫃子，甚大且長，半在堞內，半出城外，中實伏甲士，立於櫃上，俯下矢石。如是屢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無數。須臾，地炮大發，自城外遍內外，土石俱揚，火光中見胡人，俱人馬騰空，亂墮者無數”。努爾哈赤見城下戰士死屍枕藉，心為之沮，隻得收兵。
第二天，再來一遍。努爾哈赤親自督戰，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煥登上城樓了望台，監視後金軍動向，等到後金軍衝到逼近城牆的地方，才命炮手瞄準敵人最密集處發炮。“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
這一天，後金陣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中炮（具體是誰不明），有關史料均有提到：炮擊“並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屍，號哭奔去。”（《薊遼經略高第奏報》）“奴賊攻寧遠，炮斃一大頭目，用紅布包裹，眾賊抬去。”（張岱《石匱書後集》）
據推測，正在督戰的努爾哈赤大概也是在這一天負了傷。
無敵八旗，此時已被明軍嚇得魂飛膽喪，任憑軍官如何揮刀督戰，一到城下掉頭就跑。這一天，激戰最為慘烈。到晚上，後金軍基本上是不行了。
第三天，正月二十六日，後金軍雖然還圍困著寧遠，但都離得遠遠的。一靠近，西洋大炮就是一頓猛轟。
努爾哈赤完全沒了主意。後來偶然發現附近的覺華島上有人煙，就派偏師一支（蒙古軍）去攻打。
島上有七千明軍，是負責看守島上糧草的。由於裝備不足，且是水軍，戰鬥力不強，最後全部陣亡。其餘七千商民也全部被屠殺。
努爾哈赤心裏才算是稍微平衡了一點兒。
大戰三天之後，努爾哈赤知道鬥不過袁崇煥，隻得撤軍。到二月上旬，大軍全部撤過遼河以東。袁崇煥“憑堅城、用大炮”的守城戰術大獲全勝！
當初“寧遠被圍，舉國洶洶”。如今寧遠捷報一到，京師士庶，空巷相慶。天啟也下旨稱：“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
天啟七年（1627）初，後金皇太極發兵攻朝鮮，約6萬大軍跨過鴨綠江，把朝鮮一舉打服。
這一時期，袁崇煥一麵與後金議和，一麵爭取時間抓緊修建錦州，中左所和大淩河三城，把防線向前推進170裏。天啟也完全讚同這種暗渡陳倉的辦法。
皇太極發現了明軍的這一動向，覺得三城若是建完，無異是釘在自己腦門上的三顆釘。於是就趁在朝鮮大勝之機，發6萬大軍，從沈陽出發，渡過遼河，於五月十一日包圍錦州。
明軍守衛錦州的是趙率教、守衛寧遠的是滿桂等人，袁崇煥在寧遠指揮全局。袁崇煥一貫主張“守為正著”，以堅城利炮，對付後金鐵騎攻城，是以強項對弱項。因此各城隻須守住，不須救援，不給敵人野戰的機會。
天啟也很讚同這一戰略，並且他還看好寧遠才是山海關的屏障，責令袁崇煥本人不得離開寧遠一步。這樣即便錦州失守，寧遠也決丟不了，從而動搖不了根本。
在寧錦一線，天羅地網就這麽擺下，等魚上鉤。
皇太極這人，比他老子努爾哈赤的功夫差得遠，在24天之內，與明軍大戰3次，小戰25次，一點兒便宜沒撈著。其間在錦州和寧遠來回跑了一圈兒，兩圍錦州，攻而不克，中間又偷空去了一趟寧遠，就更不能得手了。
比較慘的是六月四日第二次打錦州。明軍用西洋大炮、火炮、火彈和箭、石組成火網，後金軍連城牆邊都靠不上。
後金突擊隊員冒死以車梯強渡護城壕，被火炮轟死無數，城下屍積如山，一仗就死了3000人。士卒回營後，抱頭大哭，如喪考妣。
皇太極知道再打也是白死——繼承了皇位不一定能繼承天賦，何況老爹都打不贏袁崇煥。當天夜裏，就撤軍了。
此為“寧錦大捷”。
在兩次大捷中，天啟皇帝頭腦相當清醒，用人不疑，指揮若定。後勤、兵員保障都很及時。要是給他記個功，那還差不多。但此次魏忠賢又貪天之功為己有，還指使其黨羽攻擊袁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汙蔑袁崇煥與後金議和導致朝鮮被攻。甚至連撤消寧錦防線的議論都出來了。袁崇煥不服，上疏乞休。
天啟這時候也翻了臉，不承認自己曾同意議和。袁崇煥隻能淒涼返鄉，回到東莞水南，
到七八月間論功，舉朝又是盛讚魏公公英明，吏部尚書周應秋稱：“廠臣壯誌吞胡，赤心報國……將洗三朝未雪之恨，褫十年匪茹之凶。偉哉，浴日補天！允矣，安內攘外！”其餘的，也大都是這個調子。
順理成章，魏氏一門又是一番厚賞。魏良卿甚至封成了太師，這叫什麽事！就連張居正也隻是在臨死前幾天才得到這份榮譽。
螞螂之子，僅為太師！
天下沐猴而冠者何其多也，不過像這樣低劣的猴，像這樣嚇人的冠，大概三千年中絕無僅有。
那時，首投魏忠賢的閹黨分子霍維華，已經當到了兵部代理尚書。他從其愛妾的弟弟那裏聽說，天啟已病入膏肓，活不長了，就起了背離閹黨之心，想悄悄為自己謀個退路。於是上疏，請將給自己的恩蔭，轉給袁崇煥。氣得魏忠賢矯詔罵他：“好生不諳事體！”
老魏哪裏知道，霍維華要的就是這一效果！
魏忠賢不僅要搶軍功，其他的功勞——緝奸功、殿功、陵功等，一樣也不放過。
天啟六年三月，遼東人武長春在逛妓院時，一時高興放了些狂話，講到了遼東邊境明軍與後金軍作戰的情況。他哪知道，就是在窯子裏也有東廠眼線，結果被東廠逮入詔獄。
隻要落在了許顯純的手裏，老母雞也得變成鴨。一頓嚴刑拷打之後，武大嘴承認了自己是後金奸細。恰在此時，明軍在遼東前線有小勝，捷報馳入京師。許顯純趁機為魏公公邀功，上疏說：“長春敵間，不獲且為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勳。”說這個間諜要是不抓住，那得惹出大禍來，全賴魏公公大智大忠立下奇功！
這功立得也確實夠奇的。天啟一高興，封魏良卿為肅寧伯，賜宅第、莊田，頒鐵券。吏部尚書王紹徽還嫌這不夠，趕緊獻媚，說應該追封魏公公的祖先。天啟就一口氣追封魏忠賢的四世祖先為肅寧伯，這才叫“祖墳冒青煙”了。
可憐這武嫖客，一張臭嘴惹來身受磔刑，連骨骸也回不了家鄉了，隻便宜了魏忠賢一門老小。
就連天啟皇帝完婚，魏公公也有蔭封，不知他這“空前絕後”的老家夥對這有什麽功？
此外，凡是重大工程完工，魏公公都少不了有封賞。天啟五年（1625）正月，泰昌帝的慶陵修好，魏忠賢蔭都督同知。天啟六年（1626）九月，皇極殿落成，魏忠賢晉升“上公”，加恩三等，賜田二千頃。就連王恭廠大爆炸，都有人上疏請論魏忠賢“救火功”，結果還真的就有封賞。
這樣的冒功無計其數。真個是“今日蔭金吾，明日拜崇侯”，“一門之內，錦衣三十餘人，公侯七人”，豬雞獵狗，一齊升天！
整個魏氏家族，隻要能沾點兒親的，叔侄孫甥，無一不封。魏良卿原來不過是一市井傭夫，也就是街邊找零活兒幹的雇工，後來又賣過菜。到今日，封伯封侯，加太師、賜鐵券（免死牌）、乘大轎，又代皇帝去祭天、祭祖宗。以致天下人都疑心：魏公公這不是想要篡位了麽？
這個魏良卿的發跡史，史上獨一無二，可列為中國曆史上最“成功”的草民。
對於魏忠賢的曆史作用，在明末就已有定評，閹黨殘餘在南明小朝廷時期，雖也曾一度翻案，卻隻能越描越黑。
但是近些年來，國人思維日漸活躍，有些年輕人喜歡做翻案文章。不管是現代思維也好、是逆反心理也好，總想說魏忠賢沒有那麽壞，且有治國能力；說東林黨無能且小肚雞腸，甚至說天啟時代的東林黨人私德也很糟糕，與閹黨半斤八兩。
這些新鮮之論，不過是逞一時口舌之快。想要徹底翻掉這個案，一是要有證據，二是要合邏輯。
東林黨固然有偏激和策略失誤的問題，但作為政府官僚，絕大多數是正人，能夠做到清廉、愛民、不諂附惡勢力。在任何時代裏，能做到這三點，就是好官，無須其他技巧技能或者風度。他們雖然迂腐、固執、對人品要求太苛刻，但這些，都不是罪惡！
東林的六君子也好，七君子也好，若有一人像閹黨那樣半斤八兩，何至於被追比成那樣也交不夠錢？他們不過是退休官員，無權無勢，又怎麽能贏得百姓舍命保護？
設身處地地想，我們自己大多都願意“父母官”是個好官，恐怕沒有什麽人喜歡官員越壞越好。如果有人喜歡，其身份大抵是投機鑽營者，那也無須來關心這段曆史了。
所以我說，有一種東西叫公論，這東西就是曆史的慧眼。是非善惡，瞞得了一時，瞞不了一世。
我們再來看看魏忠賢的作為。他在政治舞台上竄紅有七年時間，真正當國有兩年半多一點兒。這個人，究竟有哪些經天緯地之才，我看不到，也推論不出來。
前麵我已講過，他所幹的，無非是殺忠臣、驅良將、騙昏君、霸朝堂。對忠良的戧害，起的是離散人心的作用。對大明來說，罪莫大焉！朝中烏煙瘴氣，朝廷的公信力也就貶值到一文不值，社會逐漸呈現解體之勢。要知道：民心散易，複聚難矣。
一個代表公平正義的朝廷，卻以無上權威幹了那麽多壞事，那不是皇帝下個罪己詔或者新君即位就能洗白了的。
人心是白紙，對你的點點滴滴惡跡，都記得一清二楚。民眾對朝廷的認同感一旦完全消失，政權也就如沙上築塔，眼看著就是——“倒了！倒了！”
我極力想在曆史的邊角裏，找到關於魏忠賢對明朝做的好事實事。但沒有。沒有就是沒有。一個人若是好，不是某史家的一枝筆就能埋沒掉的。況且，古代人的“史筆”，也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可以隨心所欲。
我在這裏把史料上記載的魏忠賢做的“好事”，盡可能地湊一湊，看他是否功大於過，或者可以兩相抵銷。
一、魏忠賢救火。天啟六年（1626），禦馬草場——天師庵草場失火，火勢凶猛。魏忠賢親自督率內外官員救火，三日方把火撲滅。據說他還親自端盆澆了水。但是，當今也有史家認為，他大可不必親自動手，其目的還是出風頭、想撈取封賞。
二、魏忠賢節約。他曾經下令取消後宮長街的路燈，以此節約燈油。但也有人認為，這樣做，是為了方便他和他的爪牙晚上在宮裏幹壞事。
三、魏忠賢搞舊城改造。由於萬曆怠政，紫禁城內多處建築頹敗荒涼，內金水河也完全淤塞，成了互不連接的小水窪。魏忠賢親自抓改造，將破敗建築修理一新，金水河也得以全部疏通。
四、魏忠賢為前線籌集馬匹。遼東戰事吃緊，急需馬匹，但這個問題一直難以解決。魏忠賢為國分憂，想了個好辦法。依明朝舊例，大臣有特殊貢獻者可賜給在宮中騎馬的特權，不過，作為條件，騎馬者逢年過節要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魏忠賢就一下子賜給幾百名太監在宮中騎馬的特權，而後就不斷地降諭旨進馬，逼得這些太監直罵娘。
當然，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你要馬，我就花少少的錢買一匹老馬病馬來應付。馬匹交到宮中後，又沒有人好好喂，等分配到前線的時候，那是隨到隨死，哪裏做得成什麽戰馬？倒是可以常見軍士們改善生活，大嚼馬肉。
五、魏忠賢對待公文非常“認真”。魏忠賢的官職是秉筆太監，但他同時又是個文盲，這一對矛盾集中在他身上，卻也沒難倒他。《酌中誌》說“魏逆不識字，從來不批文書”。他看文件，掌握朝中大事，是靠聽人家朗讀。由於他“頗有記性”，又“擔當能斷”，所以他比天啟還是要“勤政”得多。
可是，一個不稱職的人驟居高位，拋開黨爭的偏見不說，就他那點兒能力，在政務上也常出笑話。天啟六年初，兵部請示，要把薊鎮鎮虜關的提調（武官名稱）董節，升為都司僉書銜，兼管一個軍事單位的“遊擊將軍”事務。可是，報告到了魏忠賢這兒，發現了有問題。他了解到，提調這一級別與遊擊將軍之間，中間隔了一級。此人為什麽會跳級擢升？他認為必有隱情（行賄了），於是降旨責問。
兵部很快就有了解釋，說都司僉書一職曆來很少有“實缺”，就是說這僅是一個官級，往往沒有可以實際負責的事務，所以提調一級的武官任滿升職，都以都司僉書一職兼管遊擊將軍的事務，這是慣例，並非跳級。
但魏忠賢是不肯認錯的——上級領導怎麽能有錯兒？他矯詔把兵部主管武官人事的職方郎中餘大成削籍為民，把人家的幹部資格都給剝奪了。兵部尚書王永光急了，再次說明情況，為餘大成講情。但魏忠賢還是不聽，訓斥兵部，今後提拔武官要“循級序升，不得越次兼管”（《明熹宗實錄》）。
此謂典型的“以不知為知之”。
在這前後，還有一件類似的事，倒黴的是閹黨的一個小嘍囉——禮科給事中李茂恒。李茂恒寫了一份奏疏，裏麵有一句話是“曹爾楨整兵山東”。魏忠賢一聽：不對！這個曹爾楨剛給我送過一個大紅包，我給了他山西巡撫的位置，他原是民事行政官，隻有到山西當巡撫（軍民都管）才可能整兵，怎麽在山東就整兵了？哼，讀書人，連山東山西都分不清。在“領導班子”朱批的時候，他就吩咐要批評一下。
偏偏這個小小閹黨李茂恒，非要堅持原則：我他娘的就是沒錯！上疏辯解說，曹爾楨原為山東布政使（民事省長），雖然已經升職山西，但還未到任，不可能在山西幹什麽事。而年初遼東有警（皇太極要挑釁），兵部曾經令曹爾楨督促地方部隊戒備，所以說“整兵山東”沒什麽錯兒。
這一說，還得了！這不等於說我魏某人是白癡麽？於是魏忠賢矯詔，斥責李茂恒“不恭”，也給削了籍。對李茂恒來說，是九十九個頭都叩了，就差這一個不肯叩，好不容易混成個閹黨，卻把前程給毀了。
以上所列，就是魏忠賢屈指可數的“政績”。要說他有才能，也就這一點兒。須知，幹部選用，必由正道，是千年可循的規律。天啟把這樣一個文盲加流氓的人硬給提到國家中樞位置，能幹成什麽樣，那是可想而知的。
大明這輛瘋狂馬車，在他的驅趕下，不朝懸崖狂奔才是怪了。
魏忠賢，究竟好在哪裏？
國家的事，天啟皇帝願意交給他去折騰，也就罷了。那麽魏忠賢的私德如何？
他是個太監，生活作風方麵的問題不大，關鍵是在當今國人比較敏感的貪汙受賄問題上。
魏忠賢位居一人之下，操控用人大權；加之舊時官員任命權力又集中在中央，因此要想當官的，必須奔走其門。索賄受賄這一條，魏忠賢他跑不了。逢年過節或者過生日，就更是公開收受。閹黨閣臣魏廣微有一年冬至忘了給魏忠賢送禮，惹得老爺子大怒，埋下了日後失寵的伏筆。
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受過大苦的農民，出於對官僚腐敗的痛恨，他製定的俸祿標準出奇地低，甚至低於最低生活保障線。這就必然引發官員大麵積的灰色收入。比方，正統年間禦史陳泰說：“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甚遠，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首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譴之需，滿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
錢不夠用，就隻好貪汙，這也是人性化的表現，不必掩蓋這一點。
明嘉靖以前，由於士風較正（明朝士風之正與邪，都屬曆代罕見），對貪汙受賄尚有所遏製。
到嘉靖這個昏庸皇帝上台，重用奸相嚴嵩，滿朝賄賂公行，官場風氣一潰千裏。史稱嘉靖時期“貪官暴吏，布滿中外”；嘉隆以後，更是“惟賄是舉，而人皆以貪墨以奉上司”。官場“禮義淪亡，盜賊競作”。張居正整頓之後稍好，到魏忠賢起，貪風又大盛。買官賣官猖獗不可收拾。
大概情況如何呢？崇禎元年（1628）戶科給事中韓一良曾上《勸廉懲貪》奏疏，從中可見一斑。他說，想當都撫此等地方大員，沒有五六千金就不要想；道府美缺（省市級別的好位置），非得兩三千金不可；一直到州縣各官，都有定價。
官職有定價，這已和嚴嵩時代一樣了。特別是大批謀到了官的人，“原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這道理，今人不用點撥就會明白：既然花錢賣了官，就要加倍贏回來。怎麽贏？古今都是同樣的辦法——“侵漁百姓”！
韓一良是個本份人，他如實報告：即使像他這樣“絕無交際之人”，曾有兩個月內，就退還了別人賄金五百兩。他是個多大的官兒？從七品，就因為能夠參與官員的考核，便有人送錢。兩個月五百兩！所以他在奏疏慨歎：“他可知矣！”其他人怎麽樣，可想而知。
這樣的老實人，大概隻有明代才有。“絕無交際之人”——想想看，諸位是否可曾遇到過？
再回想閹黨給魏大中栽的贓，不過三千三百兩；給黃尊素栽的不過二千八百兩。諸君子過去要是有心撈的話，這點錢，最多兩年時間就撈足。從這上，也可看出東林諸君子實在是太本份了！
魏忠賢總共收了多少？因為他死後定的是“逆案”，崇禎皇帝算的是政治帳，似乎沒有太在乎財產統計，其家產在亂中也散失、轉移了許多。但他失勢後倉皇出京，隨行攜帶的金銀珠寶有40輛車。事急的時候，為賄賂崇禎身邊太監徐應元，一次就送給人家私宅30餘所，連帶裏麵的財產與傭人。
——對比一下，他和東林黨君子的經濟情況，何來“半斤八兩”？
而且閹黨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一個集團。人人都貪，少有例外。這一夥蝗蟲總不是造錢的吧，無非是上啃國家、下吃百姓。
魏忠賢的第一文官走狗崔呈秀，原本就是因貪汙被劾，才跟東林黨鬧翻的。投閹黨後，“負忠賢寵，嗜利彌甚”，收受的稀世珍寶無計其數。
那個把“好粥”聽成了“好竹”的周應秋，是因為向吏部尚書趙南星求官被拒絕，而和東林黨鬧翻的。楊漣、左光鬥被害死後，他興奮異常，深夜才回家，把睡在自家的一位客人叫醒，大叫：“天眼開，楊漣左光鬥死了！”就這麽個臭名昭著的“煨蹄總憲”，在當上吏部尚書後，天天與下屬文選郎李夔龍商量，怎麽賣官，怎麽索賄，怎麽敲詐百官。還定了指標——“每日勒足萬金”！北京城裏都叫他“周日萬”（《三朝野記》）。
這個貪汙集團，不僅僅是他們本人，還包括他們的三親六故，也都為人奔走，放手受賄。社會資財，就這麽源源不斷流向一個特定的集團。
貪官們要貪，必然會排斥正人進入這個集團，以免妨礙他們作惡，這就導致吏治敗壞。吏治一敗壞，國家受害，百姓受窮，中央權威失去公信力，社會矛盾尖銳化，也就是所謂的“國將不國”。這就是閹黨給明朝帶來的最大禍患。
魏忠賢，何“治國才能”有之？
現在我們大概可以理解了：東林人近乎苛刻的用人標準，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官員隊伍，一定要是清流，國家才能正常運行。這條河要是渾了，臭了，腐了，國家的氣數也就快到頭了。
魏忠賢不僅受賄，還有強搶人家財產的惡行。行賄受賄畢竟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而看見民有財富，就出手搶，這基本就是官式的土匪了。
這裏要說的，就是天啟六年（1626）年轟動一時的徽商吳養春“黃山大獄”冤案。
吳養春是南直隸徽州歙縣（今屬安徽）人，早在萬曆年間他家就是雄踞兩淮的大富豪。其產業覆蓋範圍，北到京津、南至兩浙，各大商埠均有商號，經營範圍涉及鹽業、典當、錢莊、珠寶、綢緞、木材等。可謂家資钜萬，富可敵國。
他祖孫三代又是書香門第，家築藏書閣，一邊經商一邊苦讀。日本入侵朝鮮時，明朝出兵援助，其祖父吳守禮捐銀三十萬兩助餉，萬曆皇帝一高興，特賜“徵任郎光祿寺署正”；賜其父吳時佐“文華殿中書舍人”；吳養春本人和其他兄弟三人也同被賜蔭官中書。這在當時是一件盛事，史書上有“一日五中書”之稱。
安徽的黃山，那時候是他家的私產，方圓三百六十裏，三十六峰囊括其中，占地二千四百畝。這一片山上樹多，每年采伐賣的錢據說起碼有十二萬兩。
這吳養春財大，本身又有官銜，明代是不禁止官員直接經商的，所以他有權有勢，一般來說不會有什麽問題。但是，倒黴是自內鬥起。他與從弟吳養澤因黃山的產權起了糾紛。兩人之間的訴訟經年不息。
黃山這片山場，是吳養春的父親吳時佐留下的。哥兒倆爭訟時，地方官府曾有“一半入官”之議，但奏報上去後留中未發，也就是不知為何皇帝壓下了沒批。最後因為吳養春財大勢大，贏了官司。吳養澤因為敗訴給氣病了，不久死去。
這樣的事情，不要說在“衙門口朝南開”的皇權時代，就是今天也不難理解。他吳養春錯就錯在不懂“退一步海闊天空”，況且是自己的親屬。他非要贏者通吃。
弟弟吳養澤是“人為財死”了，他有個忠實家奴吳榮為主子不平，繼續告狀。
吳養春不怕這碟小菜，一順手就以“奴仆告主人罪”，把這楞小子送進了大牢。偏巧吳榮瞅個空子從監獄裏跑了，發下毒誓，要為主子報仇雪恨。
這個無產者跑到北京，到處找門路告狀，一找就找到了翰林院編修吳禮嘉。
吳禮嘉跟吳養春是徽州老鄉，但與吳養春有仇，一聽說有這事，便思報複，領著吳榮到東廠告了狀。
估計狀子也是這位翰林先生寫的，頭頭是道。一是告吳養春“家資巨萬，為富不仁，一向結交縉紳，霸占黃山，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萬兩……近因大工肇興，采取黃山木植應用，養春膽敢遣家丁文節到京打點，停寢采木旨意”。這一條，是告吳養春心疼皇家造宮殿從他那裏白拿木頭，因此活動有關部門別再征用。不過，這麽大的事，如何一個家丁就能單獨去辦？
二是告“養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創崇文書院，招朋聚黨”。這可是犯了大忌。一個鹽商，怎麽會和黨爭扯到了一起？其實這也是告的刁狀。
明末的鹽商是個很有勢力的群體，有如今日的房地產大鱷，多出自安徽、山西和陝西，他們發達之後，都願意舉家遷到杭州去住（要住就住到人間天堂）。但是明朝政府有規定，沒有戶籍的子弟，不能進入當地府學讀書，更沒有資格參加鄉試。這些外地來的鹽商子弟，家中雖有錢財，卻因戶籍問題登不了仕途。
這個嚴重損害富人利益的體製弊病，後來被一個包青天式的人物給解決了。
萬曆三十年（1603）前後，明朝出了個巡鹽禦史，叫葉永盛。他很為這些鹽商子弟們惋惜，就向朝廷奏議，請求給鹽商另置商籍，等同落戶。皇帝覺得有理，就批準了，自此，鹽商的子弟的身份和浙籍學子們就一般無二了，不再是等外移民，可以在當地參加考試了。
這個愛惜人才的葉永盛，字子沐，是徽州府涇縣人。關於他，史料上記載不多，甚至連生卒年份都不詳，隻知道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的時候還在世。他是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先後當過兩浙巡鹽禦史、江西按察使。在禦史任上共9年，上疏數十道，聲震天下。後來升至太仆寺卿。
葉永盛為徽州老鄉們義務辦教育勁頭很大，索性在杭州借了一套別墅為鹽商子弟辦起了講堂，地址就在煙水磯。在杭鹽商感激涕零，紛紛送孩子來就讀。因為有的人家路遠，子弟要坐小船來讀書。葉永盛見了，靈機一動，幹脆租了條小船作流動課堂，自己有空就到處去授課。這種奇異的授課形式，在他身後，成了杭州四十二景中的一景，也就是“崇文舫課”，一直到清朝還有。
葉永盛任滿離開杭州後，鹽商們集資買下了這幢別墅，改稱“紫陽崇文書院”，又在書院後麵為葉永盛立了生祠，早晚供奉。不搜刮的好官就已是“父母官”，像這樣體察民情的好官，當然就等同於祖宗了。
所謂“崇文書院”案，就是這樣一個來龍去脈。其宗旨固然是為富人服務，但也不失為好事一樁。可是在這敏感時期，隻要是告你“聚黨”，那就百口莫辯。總之，這一狀的要害，是說吳養春私占黃山，得利千千萬，富比石崇，將謀不軌，另外還貪贓六十萬兩。
魏忠賢雖不以貪著稱，但有這般大富豪進了他的籠子，怎能不摩拳擦掌？——來人啊，馬上矯詔，榨錢！
天啟六年（1626）八月，北鎮撫司果然接到聖旨：“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兩，著行撫按照數追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官會同撫按估價解進，以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並隱匿山地、拖荒地土未收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瞞。”這是說，責成地方官追贓，除了追贓六十萬兩外，還要把黃山現有木材作價三十萬兩，由官府變賣，以助“大工敗”修宮殿正等著要錢呢。
這個案子，還牽連到當地富戶程夢庚和吳君實，也被追贓十三萬六千兩。這幾筆加起來，共一百多萬兩。這樣多的銀子，老魏不可能一口吃下，他是準備公私兼顧。
不光是錢，政治上的好處也有。為這一案件，老魏又因“發奸剔弊”，撈了一個蔭錦衣衛指揮的封賞。
吳養春知道了這消息，原以為自己不曾犯法，朝廷無非是榨他的銀子，於是便放手使銀子去打點。其下獄之初，妻汪氏為了救他，四處托人說情，不惜錢財，要一千給一千，要一萬給一萬，等到撫按追解時，家私已去大半。
官府要是打定主意要你的錢，那窟窿你還能填滿嗎？錢如流水似地花出去，吳養春和他兒子們最後還是被逮到京師，進了詔獄。錦衣衛堂官田爾耕親自主審，在獄中三下兩下就把吳養春等一幹人給拷打死了(入獄者連親族共8人，僅有3人生還)。
人死了，錢卻還沒繳夠。魏忠賢心想：你家裏總有家產吧？就在當年的十二月派了他的一個爪牙、工部主事呂下問，到徽州府去追查犯人家產，並負責變賣黃山木材。
這是好肥的一個差！呂下問不由心花怒放，帶了小妾、仆人共30餘人，浩浩蕩蕩來到徽州，準備大撈一把了。舊時辦案，不光是主審官要敲詐，他的隨從也可以敲詐。紅臉白臉的唱一氣，不愁沒人送錢。所以貪官也特別喜歡辦案子，越大越好！
卻不料，這一幫人到了徽州，一了解情況，傻眼了——吳家經這麽一折騰，早就破產了！家裏人也死了個一幹二淨。
妻子汪氏感到沒有活路，投繯自盡了；兩個女兒也相繼自縊而死；老母親氣絕身亡。黃山之主，家敗人亡！看來，富人不保護也真是不行。
——怎麽辦？呂大人是奉旨前來的，追查不夠數，自己還要吃罪呢！
不急，他自有辦法。
這次呂下問能撈到主持勘賣黃山木材的美差，事先就送了魏忠賢一萬兩。此外劉誌選（就是認定自己能死在魏忠賢前頭，冒險攻擊張皇後那個老家夥）做的中間人，辦完差還得送人家一萬兩。除了這二萬兩銀子必須得榨出來外，呂下問自己也得撈得差不多，不然不是白跑一趟？所以他肯定要生事、肯定要詐財。
吳家沒油水可榨了，呂下問就“不恥下問”，查清了徽州富戶的情況，開出名單，強迫富戶們買木材，議價納銀，任意虐取。在原指標三十萬兩之外，又多加了二萬餘兩（用來支付成本費）。此議一出，當地大姓立刻炸開了鍋！
這次辦案，吳養春的族人吳獻吉也被牽連進去。吳獻吉一看要被詐財，“三十六計走為上”，跑了。吳養春就讓當地衙門的公差去向吳獻吉的親戚潘漠要人。恰巧這期間潘漠外出不在，公差們張冠李戴找錯了門，跑到了鄰居潘家彥的家去砸大門。
說來也巧，這家的主人潘家彥也不在家，家中隻有一婦人。兩個公差如狼似虎，破門而入，婦人被驚著了，不要命地喊：“公差強奸啦！”眾鄉鄰對衙門敲詐富戶早就憤憤不平，一聽喊叫，都趕來搭救。
倆公差嚇得扭頭就跑，一不留神，踩著門口的一塊青石滑倒了。眾人一哄而上，盛怒之下將兩名公差活活打死，而後又焚屍滅跡。大夥揍死了倆狗日的，仍餘怒未消，又大書“殺部安民”的標語到處張貼（這個部，是指工部來人）。
歙縣的知縣倪元珙（祁門人，天啟二年進士）見亂子要鬧大，就趕忙去見呂下問，告之以其情可憫，眾怒難犯，應以疏導為佳。呂下問是打著“魏”字旗號來的，有恃無恐，哪肯聽一個小縣官的？隻是不允。
結果，報應當即就來。是夜初更時分，當地大姓煽動群眾萬人，包圍了呂下問暫住的察院公署，呐喊攻擊，聲言要殺呂下問。還放了一把火，把察院大門給燒了！
呂下問這才知道兔子急了也會咬人，慌了，從後牆頭爬出，狼狽逃竄。幸而身邊還帶有銀子，就買通了隔壁做竹絲器具的人家，躲在人家的屋裏。
他是沒被百姓逮著，隻是苦了他帶去的一個寵妾陳氏。陳妹妹年方十八九歲，美貌絕倫，倉皇之間呂下問也顧不上她了，被眾人從公署內揪出。一起被抓住的，還有三個同來的呂氏家人的女眷。暴民們為泄憤，就把這幾位女流上下衣裳盡行剝去，令其當街裸走。幾個女子頓時羞赧無地。
羞辱了女眷還不解氣，眾人還想尋著呂下問，也照樣羞辱一番。一直尋到日落時分，仍沒找到，百姓也就漸漸散了。知縣倪元珙見眾人散去，連忙派人尋著了呂下問，安慰一番，勸他連夜帶了家眷走。老呂這回是不敢不聽了，倪知縣當下就差人護送出境。
小老婆被迫做了天體運動，老呂又慌又羞，隻想跑得遠遠的。他怕在路上被民眾查出，把隨身帶來的聖旨都給燒了，一天之間狂逃200裏。
一直跑到績溪縣，還是心有餘悸，自己爬到官署空房子的梁上躲了一整天，見確實沒人追來，才戰戰兢兢地下來。
事情就這樣鬧大了，肯定要由地方官來處理。徽州知府石萬程不願替魏黨的王八蛋們收拾這個殘局，就告病掛冠而去，剃頭當了和尚。
這就是著名的“徽州民變”，是一次很給徽州人添光彩的民眾暴動。但是其名聲在現代教科書中卻遠沒有“蘇州民變”響亮，而且不少當代曆史著作在提到這件事時，都說是“險些激起民眾暴動”，而不承認是一場成功實施的暴動。
民變之後，當地撫按上了一本，講清了原委。魏忠賢見事情辦成這樣，也是沒法兒。不久便有旨下來，說：“呂下問激變地方，不稱任使，著回籍聽勘。著巡按查明起事原由，量懲首惡。”這廢物呂下問不僅丟了官，還白白丟了一萬兩銀，隻便宜了魏忠賢白得了這一萬兩。
徽州人為此甚是鼓舞。都說是蘇州人打校尉給他們壯的膽。魏忠賢有了上回蘇州的教訓，也隻顧在朝裏弄權，不敢再派緹騎南下去抓什麽首惡了——就是派了也沒人敢去。
但木頭還是要賣，魏忠賢又打發太仆寺丞許誌吉，去歙縣繼續辦理。
這個許誌吉，是變賣木頭方案的提議人。讓他去，有解鈴還須係鈴人的意思。一開始，老百姓對他還抱有幻想，因為他也是歙縣人，本鄉本土的，下手總要留點兒情吧？
哪知道，許誌吉一心想巴結，比呂下問還要狠，把原出售木材的指標又翻了一倍！
攆走了一個，又來一個，反貪官看來正未有窮期。當地老百姓又鬧開了，群情洶洶！虧得知縣倪元珙從中調停，百姓才安定下來。
事後，徽州巡按禦史楊春茂緊急召見倪元珙。倪如實陳述了情況，楊巡按對歙縣百姓深表同情，及時向上匯報，寧國府推官鄧啟龍同時也從中周旋，震驚徽州的“黃山山場大案”才得以平息（見《明史紀事本末》《三朝野記》）。
牽連到這個案子裏來的徽州富翁程夢庚，就更冤了。他為人恃富驕傲，發達後住在嘉興府城。過去曾偶爾在南京得罪了貴州的一位田副使（可能是提學副使），那田副使後來升官到嘉興。程夢庚怕他尋事刁難自己，就帶了萬金前往京師活動，要把這個官攆走。正值吳養春事發，他一頭撞在了魏忠賢的網裏！
程夢庚坐贓十三萬六千兩，被逮進京後，沒過半個月也死在獄裏了，家私全部抄沒入官。
清人陸應暘在《樵史演義》裏提到吳養春等人的遭遇，歎道：“反不如那肩耕步擔人，不致殺身的禍。那程夢庚走到京師，自家送上門的，還也有說。吳養春好端端坐在家裏，正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這件事，隻是魏忠賢作惡多端中的九牛一毛。其品性如此貪婪、手段如此狠辣，他又好在哪裏？
好和壞，是與非，固然有公論，但在每個個體的心目中，又很不相同。卑鄙的下屬，看卑鄙的領導往往就很親切；委瑣的下級，對委瑣的上司都本能地願意趨奉。
所有的人，在口頭上都會說得很堂皇，但具體行事，總有一部分人是根據利益而定。這就是“有奶便是娘”原則。在他們看來，沒奶，還能叫娘麽？什麽正義，崇高、清白，那能當奶喝麽？
閹黨的組成人員，百分之百都是“喝奶派”。在天啟末年，魏公公的奶，就是現世最甜美的奶。
於是，關於魏公公“好得很”的輿論就甚囂塵上，漸漸地演化成個人崇拜。
自天啟六年（1626）中，明朝大地上，陡然興起一個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的運動。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大理解“運動”的涵義了，也就是——如火如荼，爭先恐後。
那麽，什麽叫“生祠”呢？這是中國的一個古老風俗，最早起自漢代，就是為活著的人修建祠堂，以便歌功頌德和禮拜。
一般的宗族祠堂，是為了拜祭死去的祖先而設的。拜祖先，在中國倫理中屬天經地義，而給活人建祠則要嚴格得多，必須是公認的忠臣義士或青天大老爺，方有資格受用，而且是由群眾自發興建。
魏忠賢是缺德的典範，他有何德何能享受這個待遇？這是因為，卑鄙者掌握了明朝的全部話語權。
掌握了話語權的人，沒有不說自己好的。掌握了絕對話語權的人，往往就要開始造神。
明朝的造神運動，始於閹黨中的封疆大吏。據大多數史料記載，首倡者為浙江巡撫潘汝楨，首次提出動議是在天啟六年的閏六月。當然，也有文獻表明，早在天啟四年，這個苗頭就有，不過轟轟烈烈地成為一場運動，還是在天啟六年以後。
潘汝楨在動議奏疏上說：“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他舉的例子是，當年兩浙受災，魏忠賢主張，免除為皇家輸送物品的專營戶向內庫交納的孝敬費用。征用物品入庫，須交納小費，以便驗收合格，這是明朝管庫太監創製的惡例。如果廢除這個惡例確有其事，那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潘汝楨說，舉百年積弊一旦革除，有關專營戶如逢再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群眾感恩戴德，因此一致請求給魏公公建生祠。
民意不可違，很快就有批複下來，“宜從眾請”，準了！
這個口子一開，大小閹黨馬上看好了行情：既然皇帝也同意，魏公公也坦然接受，那就比比看誰拍的馬屁最響亮吧。
在一年多時間裏，建造魏氏生祠的運動，迅速在各地展開，有如封疆督撫們的政治表態。據統計，所建生祠遍布九省，共有70餘處。
到後來更是建到京城來了，內城、宣武門、盧溝橋都有，以至“都城數十裏間，祠宇相望”（《明史》）。在朱元璋的孝陵和鳳陽的皇陵，也有建造。
這個生祠是個什麽樣子呢？
可不是我們想象中的一座小廟，而是“飛甍連雲，巍然獨峙於勝境；金碧耀日，儼如天上之王宮。各題其額，則曰：崇德茂勳，普惠報功。兩翼其坊，則曰：三朝捧日，一柱擎天”（《玉鏡新譚》）。
建一座這樣的生祠，多則幾十萬兩銀，少的也要幾萬兩。各地官員借此又狠狠摟了老百姓一筆。
平地起樓，必然要占用民地，拆遷民房，砍伐樹木，甚至刨人家祖墳。河南一地建祠，就拆毀民房一萬七千餘間。其中開封府建的祠，仿照帝王規製，拆毀民房兩千多間。老百姓有淚隻能往肚裏咽，那年頭，誰敢做釘子戶啊！
天啟皇帝還應眾臣之請，給這些生祠題寫匾額，諸如“普德”“廣恩”之類。生祠柱上的對聯則大書“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之類的頌揚詞（《先撥始誌》）。每一祠，都有一名文武官員專職看守。
在這個怪胎生祠裏麵，有一個最核心的怪胎，那就是魏忠賢的神聖塑像。這是供人們頂禮膜拜的，正式名稱叫做“喜容”。
這“喜容”又是何等模樣呢？一般都是“垂旒執笏”，也就是戴著帝王的那種帶穗兒的小帽，手執笏板。具體形狀是“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腹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朱彝尊《靜誌居詩話》）。
對著這腦袋上插花的偶像，眾官要五拜三叩，口誦魏公公於何年何月對自己的提拔之恩。
在天啟末年，圍繞這個生祠的問題，黑白忠奸，涇渭分明。我們後人讀這段史，真真如看一場大戲。
遵化兵備副使耿如杞對生祠塑像有帝王之象而頗不滿，僅半揖而去，被人告發，立刻逮入詔獄，栽贓三千六百兩，後又論為死罪。
工部郎中葉憲祖對京城主幹道遍布生祠不滿，私下譏諷道：“此天子臨幸國子監之馳道也，駕出，土偶能起立乎？”意謂，假如皇上從路上經過，魏公公的土製偶像能站起來迎送麽？魏忠賢知道後，惱恨異常，將他削了籍。
順天府尹某人建生祠於宣武門外，諸屬官不肯揖拜，這個府尹就獨自行八拜之禮，之後覺得不是滋味兒，下令：“不揖者死，後至者罪！”
那個曾經跟七君子之一周起元有過衝突的朱童蒙，後來被魏忠賢提拔為延綏巡撫。他雖然整軍打仗有一套，但依附閹黨也是死心踏地。為了感恩戴德，超規製建造生祠，用了皇家建築才能使用的琉璃瓦。
巡撫楊邦憲在南昌建祠，為占用地皮，竟搗毀了祭祀周敦頤、程頤、朱熹的“三賢祠”——古之賢人，虛名而已；當今權貴，才是有奶的媽！
據說曾有個地方的“喜容”因設計不周，帽子小、腦袋大，戴不進去。工匠順手就把“喜容”的腦袋削下去一圈兒。旁邊監工的小宦官見了，抱著魏公公的土偶大哭。這不知輕重的工匠，當然也少不了挨一頓大棍。
人間何世啊，出來這些群魔亂舞？
有個國子監生員陸萬齡，還嫌崇拜的不夠，竟然上疏提議：以魏忠賢配祀孔子；以魏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國子監西側建立生祠！
無恥之尤，無過於此！鄉人所說“墨水都喝到狗肚子裏去了”，當指此輩。
可憐的孔老，生前奔波四方惶惶如喪家之犬，死後誰都可以拿他來耍耍把戲！
天啟末年，崇拜魏忠賢的濁浪一浪高過一浪。對他的稱呼，也步步升級。從一開始還比較客觀的“廠臣”，到後來的“元臣”“上公”“尚公”“殿爺”“祖爺”“祖爺爺”“千歲”“九千歲”，最後，竟然發展到“九千九百歲”。曆史上的皇族，稱“九千歲”的曾經有過，但一個閹宦，對其稱呼竟達到了“九千九百歲”的高度，簡直駭人聽聞。
他離皇帝的寶座，隻有幾步之遙了。
——放眼看去，隻見天低吳楚、眾生匍匐，真是幾千年未有的好日子。
好雖是好，但他也知道，高處是絕壁。要維持住當前這地位不墜，對上要死死控製住皇帝，對下要讓老百姓服服帖帖。對上倒好辦，寵著那半傻的皇帝玩就是了。麻煩的是對下，靠感化、靠恩德是不行了——老百姓能相信有殺人如麻的菩薩嗎？
隻有使用恐怖手段！
魏忠賢專權，一方麵濫施淫威，以鎮壓之權防人之口，誰也不許說不好；另一方麵，又貪功冒賞，要把世間的好處一個人撈完。
按他這種人的習慣思維，功勞不是靠才幹、靠勤勉奮鬥出來的，而是靠狗仗人勢、巧取而來的。
特別是自天啟五年（1625）坐穩了位置後，無論朝中還是邊境，凡諸臣有功，他必居首功；有賞，他必得其上賞。
天啟六年（1626）正月，袁崇煥獲“寧遠大捷”，努爾哈赤被明軍大炮擊傷，不久鬱悶而死。魏忠賢在此事上寸功未立，卻加恩三等。蔭其弟侄一人世襲都指揮使；其侄魏良卿為肅寧伯。心腹黨羽毛也各有賞賜，惟大功臣袁崇煥賞賜卻甚薄。後在輿論壓力下，才升袁為兵部右侍郎。
兵部右侍郎不過是兵部三把手，不知全明朝還有幾個用兵能超出袁崇煥的！
越是能幹的，就越往後排，這也是庸官用人的特色之一。但是打仗是關係到明朝國運的事，魏閹之流榮華富貴全賴國運，他們這樣用人、這樣辦事、這樣考慮問題，真是蠢到了家，好像就怕明朝不早亡似的——正人君子其實不該憂憤，隻管看熱鬧就是。
時隔不久，魏忠賢又進封寧國公，魏良卿加太子太保，4歲侄孫魏翼鵬封平安伯，3歲侄兒魏良棟封東安侯。
真個是：賭徒出身，文盲學曆，一門公候！
你能怎樣？
——生於濁世，要是太認真了，不等人家把你整死，氣也要氣死了。
袁大人被壓製，完全是功臣之悲。真是賣命的不如玩狗的。
那一仗，打得不容易。魏忠賢提拔起來的兵部尚書高第，在天啟六年（1626）正月得知努爾哈赤大兵出動，聞風喪膽，下令全線撤回山海關，連十多萬石軍糧都扔掉不管了。隻有袁崇煥拒不從命，決心獨守一座孤零零的寧遠城。
正月下旬，努爾哈赤率6萬餘八旗健兒逼近寧遠城，號稱20萬大軍，而袁崇煥麾下守城的明軍僅有2萬。袁崇煥寫血書誓與城池共存亡，將城外居民動員進城，房屋糧食燒毀，堅壁清野。
寧遠城上，還置有11門西洋“紅夷大炮”，嚴陣以待。這紅夷大炮，是購自澳門、由葡萄牙製造的新式大炮。
二十四日，後金大兵擺開攻城架勢，袁大人紋絲不亂，隻與一名來“天朝”辦事的朝鮮國翻譯韓瑗在城頭閣中，談古論今，大有諸葛孔明之風。
“俄頃放一炮，聲動天地，瑗怕不能舉頭。崇煥笑曰：‘賊至矣！’乃開窗，俯見賊兵，滿野而進，城中了無人聲。”（朝鮮李星齡《春坡堂日月錄》）
寧遠，仿佛一座深不可測的空城。
總攻開始後，後金軍人馬有重鎧，前鋒有戰車。一時箭飛如蝗，寧遠城上，箭簇密如刺蝟。
待敵逼近，明軍的西洋大炮開始發言了，每炮一響，煙霧飛騰，後金軍裏必是一片死傷。
但後金軍拚死的勁頭也真是了得！有少數戰車衝到了城下的炮火死角，突擊隊員開始猛鑿城牆。時間不長，就有三四處地方被鑿通，情勢危矣！
袁大人穩如泰山：你有拚死精神，我有經濟規律。他命人把官庫中僅有的一萬兩銀子搬上城，凡擊倒一敵，當場即賞銀一錠。士卒精神大振，無不用命，有麵中流矢亦奮勇不退者。
袁崇煥還親自挑土堵塞缺口，一不小心中箭受傷，就撕下戰袍一角裹上再幹。主將如此，士卒哪裏還肯退後！
明軍還將一些被褥裏包上火藥，從城頭扔下。當時正是寒冬臘月，估計後金的後勤保障也不大好，一見有免費的好貨就紛紛上去搶奪。待城頭一放火箭，下麵的被褥立刻騰起一片火海，後金戰車盡被燒毀，人也燒死不少。鑿城運動完全失敗。
這一天一直打到夜裏二更，“城上一時舉火，明燭天地，矢石俱下。戰方酣，自城中每於堞間，推出木櫃子，甚大且長，半在堞內，半出城外，中實伏甲士，立於櫃上，俯下矢石。如是屢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無數。須臾，地炮大發，自城外遍內外，土石俱揚，火光中見胡人，俱人馬騰空，亂墮者無數”。努爾哈赤見城下戰士死屍枕藉，心為之沮，隻得收兵。
第二天，再來一遍。努爾哈赤親自督戰，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煥登上城樓了望台，監視後金軍動向，等到後金軍衝到逼近城牆的地方，才命炮手瞄準敵人最密集處發炮。“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
這一天，後金陣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中炮（具體是誰不明），有關史料均有提到：炮擊“並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屍，號哭奔去。”（《薊遼經略高第奏報》）“奴賊攻寧遠，炮斃一大頭目，用紅布包裹，眾賊抬去。”（張岱《石匱書後集》）
據推測，正在督戰的努爾哈赤大概也是在這一天負了傷。
無敵八旗，此時已被明軍嚇得魂飛膽喪，任憑軍官如何揮刀督戰，一到城下掉頭就跑。這一天，激戰最為慘烈。到晚上，後金軍基本上是不行了。
第三天，正月二十六日，後金軍雖然還圍困著寧遠，但都離得遠遠的。一靠近，西洋大炮就是一頓猛轟。
努爾哈赤完全沒了主意。後來偶然發現附近的覺華島上有人煙，就派偏師一支（蒙古軍）去攻打。
島上有七千明軍，是負責看守島上糧草的。由於裝備不足，且是水軍，戰鬥力不強，最後全部陣亡。其餘七千商民也全部被屠殺。
努爾哈赤心裏才算是稍微平衡了一點兒。
大戰三天之後，努爾哈赤知道鬥不過袁崇煥，隻得撤軍。到二月上旬，大軍全部撤過遼河以東。袁崇煥“憑堅城、用大炮”的守城戰術大獲全勝！
當初“寧遠被圍，舉國洶洶”。如今寧遠捷報一到，京師士庶，空巷相慶。天啟也下旨稱：“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
天啟七年（1627）初，後金皇太極發兵攻朝鮮，約6萬大軍跨過鴨綠江，把朝鮮一舉打服。
這一時期，袁崇煥一麵與後金議和，一麵爭取時間抓緊修建錦州，中左所和大淩河三城，把防線向前推進170裏。天啟也完全讚同這種暗渡陳倉的辦法。
皇太極發現了明軍的這一動向，覺得三城若是建完，無異是釘在自己腦門上的三顆釘。於是就趁在朝鮮大勝之機，發6萬大軍，從沈陽出發，渡過遼河，於五月十一日包圍錦州。
明軍守衛錦州的是趙率教、守衛寧遠的是滿桂等人，袁崇煥在寧遠指揮全局。袁崇煥一貫主張“守為正著”，以堅城利炮，對付後金鐵騎攻城，是以強項對弱項。因此各城隻須守住，不須救援，不給敵人野戰的機會。
天啟也很讚同這一戰略，並且他還看好寧遠才是山海關的屏障，責令袁崇煥本人不得離開寧遠一步。這樣即便錦州失守，寧遠也決丟不了，從而動搖不了根本。
在寧錦一線，天羅地網就這麽擺下，等魚上鉤。
皇太極這人，比他老子努爾哈赤的功夫差得遠，在24天之內，與明軍大戰3次，小戰25次，一點兒便宜沒撈著。其間在錦州和寧遠來回跑了一圈兒，兩圍錦州，攻而不克，中間又偷空去了一趟寧遠，就更不能得手了。
比較慘的是六月四日第二次打錦州。明軍用西洋大炮、火炮、火彈和箭、石組成火網，後金軍連城牆邊都靠不上。
後金突擊隊員冒死以車梯強渡護城壕，被火炮轟死無數，城下屍積如山，一仗就死了3000人。士卒回營後，抱頭大哭，如喪考妣。
皇太極知道再打也是白死——繼承了皇位不一定能繼承天賦，何況老爹都打不贏袁崇煥。當天夜裏，就撤軍了。
此為“寧錦大捷”。
在兩次大捷中，天啟皇帝頭腦相當清醒，用人不疑，指揮若定。後勤、兵員保障都很及時。要是給他記個功，那還差不多。但此次魏忠賢又貪天之功為己有，還指使其黨羽攻擊袁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汙蔑袁崇煥與後金議和導致朝鮮被攻。甚至連撤消寧錦防線的議論都出來了。袁崇煥不服，上疏乞休。
天啟這時候也翻了臉，不承認自己曾同意議和。袁崇煥隻能淒涼返鄉，回到東莞水南，
到七八月間論功，舉朝又是盛讚魏公公英明，吏部尚書周應秋稱：“廠臣壯誌吞胡，赤心報國……將洗三朝未雪之恨，褫十年匪茹之凶。偉哉，浴日補天！允矣，安內攘外！”其餘的，也大都是這個調子。
順理成章，魏氏一門又是一番厚賞。魏良卿甚至封成了太師，這叫什麽事！就連張居正也隻是在臨死前幾天才得到這份榮譽。
螞螂之子，僅為太師！
天下沐猴而冠者何其多也，不過像這樣低劣的猴，像這樣嚇人的冠，大概三千年中絕無僅有。
那時，首投魏忠賢的閹黨分子霍維華，已經當到了兵部代理尚書。他從其愛妾的弟弟那裏聽說，天啟已病入膏肓，活不長了，就起了背離閹黨之心，想悄悄為自己謀個退路。於是上疏，請將給自己的恩蔭，轉給袁崇煥。氣得魏忠賢矯詔罵他：“好生不諳事體！”
老魏哪裏知道，霍維華要的就是這一效果！
魏忠賢不僅要搶軍功，其他的功勞——緝奸功、殿功、陵功等，一樣也不放過。
天啟六年三月，遼東人武長春在逛妓院時，一時高興放了些狂話，講到了遼東邊境明軍與後金軍作戰的情況。他哪知道，就是在窯子裏也有東廠眼線，結果被東廠逮入詔獄。
隻要落在了許顯純的手裏，老母雞也得變成鴨。一頓嚴刑拷打之後，武大嘴承認了自己是後金奸細。恰在此時，明軍在遼東前線有小勝，捷報馳入京師。許顯純趁機為魏公公邀功，上疏說：“長春敵間，不獲且為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勳。”說這個間諜要是不抓住，那得惹出大禍來，全賴魏公公大智大忠立下奇功！
這功立得也確實夠奇的。天啟一高興，封魏良卿為肅寧伯，賜宅第、莊田，頒鐵券。吏部尚書王紹徽還嫌這不夠，趕緊獻媚，說應該追封魏公公的祖先。天啟就一口氣追封魏忠賢的四世祖先為肅寧伯，這才叫“祖墳冒青煙”了。
可憐這武嫖客，一張臭嘴惹來身受磔刑，連骨骸也回不了家鄉了，隻便宜了魏忠賢一門老小。
就連天啟皇帝完婚，魏公公也有蔭封，不知他這“空前絕後”的老家夥對這有什麽功？
此外，凡是重大工程完工，魏公公都少不了有封賞。天啟五年（1625）正月，泰昌帝的慶陵修好，魏忠賢蔭都督同知。天啟六年（1626）九月，皇極殿落成，魏忠賢晉升“上公”，加恩三等，賜田二千頃。就連王恭廠大爆炸，都有人上疏請論魏忠賢“救火功”，結果還真的就有封賞。
這樣的冒功無計其數。真個是“今日蔭金吾，明日拜崇侯”，“一門之內，錦衣三十餘人，公侯七人”，豬雞獵狗，一齊升天！
整個魏氏家族，隻要能沾點兒親的，叔侄孫甥，無一不封。魏良卿原來不過是一市井傭夫，也就是街邊找零活兒幹的雇工，後來又賣過菜。到今日，封伯封侯，加太師、賜鐵券（免死牌）、乘大轎，又代皇帝去祭天、祭祖宗。以致天下人都疑心：魏公公這不是想要篡位了麽？
這個魏良卿的發跡史，史上獨一無二，可列為中國曆史上最“成功”的草民。
對於魏忠賢的曆史作用，在明末就已有定評，閹黨殘餘在南明小朝廷時期，雖也曾一度翻案，卻隻能越描越黑。
但是近些年來，國人思維日漸活躍，有些年輕人喜歡做翻案文章。不管是現代思維也好、是逆反心理也好，總想說魏忠賢沒有那麽壞，且有治國能力；說東林黨無能且小肚雞腸，甚至說天啟時代的東林黨人私德也很糟糕，與閹黨半斤八兩。
這些新鮮之論，不過是逞一時口舌之快。想要徹底翻掉這個案，一是要有證據，二是要合邏輯。
東林黨固然有偏激和策略失誤的問題，但作為政府官僚，絕大多數是正人，能夠做到清廉、愛民、不諂附惡勢力。在任何時代裏，能做到這三點，就是好官，無須其他技巧技能或者風度。他們雖然迂腐、固執、對人品要求太苛刻，但這些，都不是罪惡！
東林的六君子也好，七君子也好，若有一人像閹黨那樣半斤八兩，何至於被追比成那樣也交不夠錢？他們不過是退休官員，無權無勢，又怎麽能贏得百姓舍命保護？
設身處地地想，我們自己大多都願意“父母官”是個好官，恐怕沒有什麽人喜歡官員越壞越好。如果有人喜歡，其身份大抵是投機鑽營者，那也無須來關心這段曆史了。
所以我說，有一種東西叫公論，這東西就是曆史的慧眼。是非善惡，瞞得了一時，瞞不了一世。
我們再來看看魏忠賢的作為。他在政治舞台上竄紅有七年時間，真正當國有兩年半多一點兒。這個人，究竟有哪些經天緯地之才，我看不到，也推論不出來。
前麵我已講過，他所幹的，無非是殺忠臣、驅良將、騙昏君、霸朝堂。對忠良的戧害，起的是離散人心的作用。對大明來說，罪莫大焉！朝中烏煙瘴氣，朝廷的公信力也就貶值到一文不值，社會逐漸呈現解體之勢。要知道：民心散易，複聚難矣。
一個代表公平正義的朝廷，卻以無上權威幹了那麽多壞事，那不是皇帝下個罪己詔或者新君即位就能洗白了的。
人心是白紙，對你的點點滴滴惡跡，都記得一清二楚。民眾對朝廷的認同感一旦完全消失，政權也就如沙上築塔，眼看著就是——“倒了！倒了！”
我極力想在曆史的邊角裏，找到關於魏忠賢對明朝做的好事實事。但沒有。沒有就是沒有。一個人若是好，不是某史家的一枝筆就能埋沒掉的。況且，古代人的“史筆”，也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可以隨心所欲。
我在這裏把史料上記載的魏忠賢做的“好事”，盡可能地湊一湊，看他是否功大於過，或者可以兩相抵銷。
一、魏忠賢救火。天啟六年（1626），禦馬草場——天師庵草場失火，火勢凶猛。魏忠賢親自督率內外官員救火，三日方把火撲滅。據說他還親自端盆澆了水。但是，當今也有史家認為，他大可不必親自動手，其目的還是出風頭、想撈取封賞。
二、魏忠賢節約。他曾經下令取消後宮長街的路燈，以此節約燈油。但也有人認為，這樣做，是為了方便他和他的爪牙晚上在宮裏幹壞事。
三、魏忠賢搞舊城改造。由於萬曆怠政，紫禁城內多處建築頹敗荒涼，內金水河也完全淤塞，成了互不連接的小水窪。魏忠賢親自抓改造，將破敗建築修理一新，金水河也得以全部疏通。
四、魏忠賢為前線籌集馬匹。遼東戰事吃緊，急需馬匹，但這個問題一直難以解決。魏忠賢為國分憂，想了個好辦法。依明朝舊例，大臣有特殊貢獻者可賜給在宮中騎馬的特權，不過，作為條件，騎馬者逢年過節要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魏忠賢就一下子賜給幾百名太監在宮中騎馬的特權，而後就不斷地降諭旨進馬，逼得這些太監直罵娘。
當然，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你要馬，我就花少少的錢買一匹老馬病馬來應付。馬匹交到宮中後，又沒有人好好喂，等分配到前線的時候，那是隨到隨死，哪裏做得成什麽戰馬？倒是可以常見軍士們改善生活，大嚼馬肉。
五、魏忠賢對待公文非常“認真”。魏忠賢的官職是秉筆太監，但他同時又是個文盲，這一對矛盾集中在他身上，卻也沒難倒他。《酌中誌》說“魏逆不識字，從來不批文書”。他看文件，掌握朝中大事，是靠聽人家朗讀。由於他“頗有記性”，又“擔當能斷”，所以他比天啟還是要“勤政”得多。
可是，一個不稱職的人驟居高位，拋開黨爭的偏見不說，就他那點兒能力，在政務上也常出笑話。天啟六年初，兵部請示，要把薊鎮鎮虜關的提調（武官名稱）董節，升為都司僉書銜，兼管一個軍事單位的“遊擊將軍”事務。可是，報告到了魏忠賢這兒，發現了有問題。他了解到，提調這一級別與遊擊將軍之間，中間隔了一級。此人為什麽會跳級擢升？他認為必有隱情（行賄了），於是降旨責問。
兵部很快就有了解釋，說都司僉書一職曆來很少有“實缺”，就是說這僅是一個官級，往往沒有可以實際負責的事務，所以提調一級的武官任滿升職，都以都司僉書一職兼管遊擊將軍的事務，這是慣例，並非跳級。
但魏忠賢是不肯認錯的——上級領導怎麽能有錯兒？他矯詔把兵部主管武官人事的職方郎中餘大成削籍為民，把人家的幹部資格都給剝奪了。兵部尚書王永光急了，再次說明情況，為餘大成講情。但魏忠賢還是不聽，訓斥兵部，今後提拔武官要“循級序升，不得越次兼管”（《明熹宗實錄》）。
此謂典型的“以不知為知之”。
在這前後，還有一件類似的事，倒黴的是閹黨的一個小嘍囉——禮科給事中李茂恒。李茂恒寫了一份奏疏，裏麵有一句話是“曹爾楨整兵山東”。魏忠賢一聽：不對！這個曹爾楨剛給我送過一個大紅包，我給了他山西巡撫的位置，他原是民事行政官，隻有到山西當巡撫（軍民都管）才可能整兵，怎麽在山東就整兵了？哼，讀書人，連山東山西都分不清。在“領導班子”朱批的時候，他就吩咐要批評一下。
偏偏這個小小閹黨李茂恒，非要堅持原則：我他娘的就是沒錯！上疏辯解說，曹爾楨原為山東布政使（民事省長），雖然已經升職山西，但還未到任，不可能在山西幹什麽事。而年初遼東有警（皇太極要挑釁），兵部曾經令曹爾楨督促地方部隊戒備，所以說“整兵山東”沒什麽錯兒。
這一說，還得了！這不等於說我魏某人是白癡麽？於是魏忠賢矯詔，斥責李茂恒“不恭”，也給削了籍。對李茂恒來說，是九十九個頭都叩了，就差這一個不肯叩，好不容易混成個閹黨，卻把前程給毀了。
以上所列，就是魏忠賢屈指可數的“政績”。要說他有才能，也就這一點兒。須知，幹部選用，必由正道，是千年可循的規律。天啟把這樣一個文盲加流氓的人硬給提到國家中樞位置，能幹成什麽樣，那是可想而知的。
大明這輛瘋狂馬車，在他的驅趕下，不朝懸崖狂奔才是怪了。
魏忠賢，究竟好在哪裏？
國家的事，天啟皇帝願意交給他去折騰，也就罷了。那麽魏忠賢的私德如何？
他是個太監，生活作風方麵的問題不大，關鍵是在當今國人比較敏感的貪汙受賄問題上。
魏忠賢位居一人之下，操控用人大權；加之舊時官員任命權力又集中在中央，因此要想當官的，必須奔走其門。索賄受賄這一條，魏忠賢他跑不了。逢年過節或者過生日，就更是公開收受。閹黨閣臣魏廣微有一年冬至忘了給魏忠賢送禮，惹得老爺子大怒，埋下了日後失寵的伏筆。
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受過大苦的農民，出於對官僚腐敗的痛恨，他製定的俸祿標準出奇地低，甚至低於最低生活保障線。這就必然引發官員大麵積的灰色收入。比方，正統年間禦史陳泰說：“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甚遠，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首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譴之需，滿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
錢不夠用，就隻好貪汙，這也是人性化的表現，不必掩蓋這一點。
明嘉靖以前，由於士風較正（明朝士風之正與邪，都屬曆代罕見），對貪汙受賄尚有所遏製。
到嘉靖這個昏庸皇帝上台，重用奸相嚴嵩，滿朝賄賂公行，官場風氣一潰千裏。史稱嘉靖時期“貪官暴吏，布滿中外”；嘉隆以後，更是“惟賄是舉，而人皆以貪墨以奉上司”。官場“禮義淪亡，盜賊競作”。張居正整頓之後稍好，到魏忠賢起，貪風又大盛。買官賣官猖獗不可收拾。
大概情況如何呢？崇禎元年（1628）戶科給事中韓一良曾上《勸廉懲貪》奏疏，從中可見一斑。他說，想當都撫此等地方大員，沒有五六千金就不要想；道府美缺（省市級別的好位置），非得兩三千金不可；一直到州縣各官，都有定價。
官職有定價，這已和嚴嵩時代一樣了。特別是大批謀到了官的人，“原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這道理，今人不用點撥就會明白：既然花錢賣了官，就要加倍贏回來。怎麽贏？古今都是同樣的辦法——“侵漁百姓”！
韓一良是個本份人，他如實報告：即使像他這樣“絕無交際之人”，曾有兩個月內，就退還了別人賄金五百兩。他是個多大的官兒？從七品，就因為能夠參與官員的考核，便有人送錢。兩個月五百兩！所以他在奏疏慨歎：“他可知矣！”其他人怎麽樣，可想而知。
這樣的老實人，大概隻有明代才有。“絕無交際之人”——想想看，諸位是否可曾遇到過？
再回想閹黨給魏大中栽的贓，不過三千三百兩；給黃尊素栽的不過二千八百兩。諸君子過去要是有心撈的話，這點錢，最多兩年時間就撈足。從這上，也可看出東林諸君子實在是太本份了！
魏忠賢總共收了多少？因為他死後定的是“逆案”，崇禎皇帝算的是政治帳，似乎沒有太在乎財產統計，其家產在亂中也散失、轉移了許多。但他失勢後倉皇出京，隨行攜帶的金銀珠寶有40輛車。事急的時候，為賄賂崇禎身邊太監徐應元，一次就送給人家私宅30餘所，連帶裏麵的財產與傭人。
——對比一下，他和東林黨君子的經濟情況，何來“半斤八兩”？
而且閹黨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一個集團。人人都貪，少有例外。這一夥蝗蟲總不是造錢的吧，無非是上啃國家、下吃百姓。
魏忠賢的第一文官走狗崔呈秀，原本就是因貪汙被劾，才跟東林黨鬧翻的。投閹黨後，“負忠賢寵，嗜利彌甚”，收受的稀世珍寶無計其數。
那個把“好粥”聽成了“好竹”的周應秋，是因為向吏部尚書趙南星求官被拒絕，而和東林黨鬧翻的。楊漣、左光鬥被害死後，他興奮異常，深夜才回家，把睡在自家的一位客人叫醒，大叫：“天眼開，楊漣左光鬥死了！”就這麽個臭名昭著的“煨蹄總憲”，在當上吏部尚書後，天天與下屬文選郎李夔龍商量，怎麽賣官，怎麽索賄，怎麽敲詐百官。還定了指標——“每日勒足萬金”！北京城裏都叫他“周日萬”（《三朝野記》）。
這個貪汙集團，不僅僅是他們本人，還包括他們的三親六故，也都為人奔走，放手受賄。社會資財，就這麽源源不斷流向一個特定的集團。
貪官們要貪，必然會排斥正人進入這個集團，以免妨礙他們作惡，這就導致吏治敗壞。吏治一敗壞，國家受害，百姓受窮，中央權威失去公信力，社會矛盾尖銳化，也就是所謂的“國將不國”。這就是閹黨給明朝帶來的最大禍患。
魏忠賢，何“治國才能”有之？
現在我們大概可以理解了：東林人近乎苛刻的用人標準，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官員隊伍，一定要是清流，國家才能正常運行。這條河要是渾了，臭了，腐了，國家的氣數也就快到頭了。
魏忠賢不僅受賄，還有強搶人家財產的惡行。行賄受賄畢竟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而看見民有財富，就出手搶，這基本就是官式的土匪了。
這裏要說的，就是天啟六年（1626）年轟動一時的徽商吳養春“黃山大獄”冤案。
吳養春是南直隸徽州歙縣（今屬安徽）人，早在萬曆年間他家就是雄踞兩淮的大富豪。其產業覆蓋範圍，北到京津、南至兩浙，各大商埠均有商號，經營範圍涉及鹽業、典當、錢莊、珠寶、綢緞、木材等。可謂家資钜萬，富可敵國。
他祖孫三代又是書香門第，家築藏書閣，一邊經商一邊苦讀。日本入侵朝鮮時，明朝出兵援助，其祖父吳守禮捐銀三十萬兩助餉，萬曆皇帝一高興，特賜“徵任郎光祿寺署正”；賜其父吳時佐“文華殿中書舍人”；吳養春本人和其他兄弟三人也同被賜蔭官中書。這在當時是一件盛事，史書上有“一日五中書”之稱。
安徽的黃山，那時候是他家的私產，方圓三百六十裏，三十六峰囊括其中，占地二千四百畝。這一片山上樹多，每年采伐賣的錢據說起碼有十二萬兩。
這吳養春財大，本身又有官銜，明代是不禁止官員直接經商的，所以他有權有勢，一般來說不會有什麽問題。但是，倒黴是自內鬥起。他與從弟吳養澤因黃山的產權起了糾紛。兩人之間的訴訟經年不息。
黃山這片山場，是吳養春的父親吳時佐留下的。哥兒倆爭訟時，地方官府曾有“一半入官”之議，但奏報上去後留中未發，也就是不知為何皇帝壓下了沒批。最後因為吳養春財大勢大，贏了官司。吳養澤因為敗訴給氣病了，不久死去。
這樣的事情，不要說在“衙門口朝南開”的皇權時代，就是今天也不難理解。他吳養春錯就錯在不懂“退一步海闊天空”，況且是自己的親屬。他非要贏者通吃。
弟弟吳養澤是“人為財死”了，他有個忠實家奴吳榮為主子不平，繼續告狀。
吳養春不怕這碟小菜，一順手就以“奴仆告主人罪”，把這楞小子送進了大牢。偏巧吳榮瞅個空子從監獄裏跑了，發下毒誓，要為主子報仇雪恨。
這個無產者跑到北京，到處找門路告狀，一找就找到了翰林院編修吳禮嘉。
吳禮嘉跟吳養春是徽州老鄉，但與吳養春有仇，一聽說有這事，便思報複，領著吳榮到東廠告了狀。
估計狀子也是這位翰林先生寫的，頭頭是道。一是告吳養春“家資巨萬，為富不仁，一向結交縉紳，霸占黃山，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萬兩……近因大工肇興，采取黃山木植應用，養春膽敢遣家丁文節到京打點，停寢采木旨意”。這一條，是告吳養春心疼皇家造宮殿從他那裏白拿木頭，因此活動有關部門別再征用。不過，這麽大的事，如何一個家丁就能單獨去辦？
二是告“養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創崇文書院，招朋聚黨”。這可是犯了大忌。一個鹽商，怎麽會和黨爭扯到了一起？其實這也是告的刁狀。
明末的鹽商是個很有勢力的群體，有如今日的房地產大鱷，多出自安徽、山西和陝西，他們發達之後，都願意舉家遷到杭州去住（要住就住到人間天堂）。但是明朝政府有規定，沒有戶籍的子弟，不能進入當地府學讀書，更沒有資格參加鄉試。這些外地來的鹽商子弟，家中雖有錢財，卻因戶籍問題登不了仕途。
這個嚴重損害富人利益的體製弊病，後來被一個包青天式的人物給解決了。
萬曆三十年（1603）前後，明朝出了個巡鹽禦史，叫葉永盛。他很為這些鹽商子弟們惋惜，就向朝廷奏議，請求給鹽商另置商籍，等同落戶。皇帝覺得有理，就批準了，自此，鹽商的子弟的身份和浙籍學子們就一般無二了，不再是等外移民，可以在當地參加考試了。
這個愛惜人才的葉永盛，字子沐，是徽州府涇縣人。關於他，史料上記載不多，甚至連生卒年份都不詳，隻知道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的時候還在世。他是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先後當過兩浙巡鹽禦史、江西按察使。在禦史任上共9年，上疏數十道，聲震天下。後來升至太仆寺卿。
葉永盛為徽州老鄉們義務辦教育勁頭很大，索性在杭州借了一套別墅為鹽商子弟辦起了講堂，地址就在煙水磯。在杭鹽商感激涕零，紛紛送孩子來就讀。因為有的人家路遠，子弟要坐小船來讀書。葉永盛見了，靈機一動，幹脆租了條小船作流動課堂，自己有空就到處去授課。這種奇異的授課形式，在他身後，成了杭州四十二景中的一景，也就是“崇文舫課”，一直到清朝還有。
葉永盛任滿離開杭州後，鹽商們集資買下了這幢別墅，改稱“紫陽崇文書院”，又在書院後麵為葉永盛立了生祠，早晚供奉。不搜刮的好官就已是“父母官”，像這樣體察民情的好官，當然就等同於祖宗了。
所謂“崇文書院”案，就是這樣一個來龍去脈。其宗旨固然是為富人服務，但也不失為好事一樁。可是在這敏感時期，隻要是告你“聚黨”，那就百口莫辯。總之，這一狀的要害，是說吳養春私占黃山，得利千千萬，富比石崇，將謀不軌，另外還貪贓六十萬兩。
魏忠賢雖不以貪著稱，但有這般大富豪進了他的籠子，怎能不摩拳擦掌？——來人啊，馬上矯詔，榨錢！
天啟六年（1626）八月，北鎮撫司果然接到聖旨：“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兩，著行撫按照數追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官會同撫按估價解進，以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並隱匿山地、拖荒地土未收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瞞。”這是說，責成地方官追贓，除了追贓六十萬兩外，還要把黃山現有木材作價三十萬兩，由官府變賣，以助“大工敗”修宮殿正等著要錢呢。
這個案子，還牽連到當地富戶程夢庚和吳君實，也被追贓十三萬六千兩。這幾筆加起來，共一百多萬兩。這樣多的銀子，老魏不可能一口吃下，他是準備公私兼顧。
不光是錢，政治上的好處也有。為這一案件，老魏又因“發奸剔弊”，撈了一個蔭錦衣衛指揮的封賞。
吳養春知道了這消息，原以為自己不曾犯法，朝廷無非是榨他的銀子，於是便放手使銀子去打點。其下獄之初，妻汪氏為了救他，四處托人說情，不惜錢財，要一千給一千，要一萬給一萬，等到撫按追解時，家私已去大半。
官府要是打定主意要你的錢，那窟窿你還能填滿嗎？錢如流水似地花出去，吳養春和他兒子們最後還是被逮到京師，進了詔獄。錦衣衛堂官田爾耕親自主審，在獄中三下兩下就把吳養春等一幹人給拷打死了(入獄者連親族共8人，僅有3人生還)。
人死了，錢卻還沒繳夠。魏忠賢心想：你家裏總有家產吧？就在當年的十二月派了他的一個爪牙、工部主事呂下問，到徽州府去追查犯人家產，並負責變賣黃山木材。
這是好肥的一個差！呂下問不由心花怒放，帶了小妾、仆人共30餘人，浩浩蕩蕩來到徽州，準備大撈一把了。舊時辦案，不光是主審官要敲詐，他的隨從也可以敲詐。紅臉白臉的唱一氣，不愁沒人送錢。所以貪官也特別喜歡辦案子，越大越好！
卻不料，這一幫人到了徽州，一了解情況，傻眼了——吳家經這麽一折騰，早就破產了！家裏人也死了個一幹二淨。
妻子汪氏感到沒有活路，投繯自盡了；兩個女兒也相繼自縊而死；老母親氣絕身亡。黃山之主，家敗人亡！看來，富人不保護也真是不行。
——怎麽辦？呂大人是奉旨前來的，追查不夠數，自己還要吃罪呢！
不急，他自有辦法。
這次呂下問能撈到主持勘賣黃山木材的美差，事先就送了魏忠賢一萬兩。此外劉誌選（就是認定自己能死在魏忠賢前頭，冒險攻擊張皇後那個老家夥）做的中間人，辦完差還得送人家一萬兩。除了這二萬兩銀子必須得榨出來外，呂下問自己也得撈得差不多，不然不是白跑一趟？所以他肯定要生事、肯定要詐財。
吳家沒油水可榨了，呂下問就“不恥下問”，查清了徽州富戶的情況，開出名單，強迫富戶們買木材，議價納銀，任意虐取。在原指標三十萬兩之外，又多加了二萬餘兩（用來支付成本費）。此議一出，當地大姓立刻炸開了鍋！
這次辦案，吳養春的族人吳獻吉也被牽連進去。吳獻吉一看要被詐財，“三十六計走為上”，跑了。吳養春就讓當地衙門的公差去向吳獻吉的親戚潘漠要人。恰巧這期間潘漠外出不在，公差們張冠李戴找錯了門，跑到了鄰居潘家彥的家去砸大門。
說來也巧，這家的主人潘家彥也不在家，家中隻有一婦人。兩個公差如狼似虎，破門而入，婦人被驚著了，不要命地喊：“公差強奸啦！”眾鄉鄰對衙門敲詐富戶早就憤憤不平，一聽喊叫，都趕來搭救。
倆公差嚇得扭頭就跑，一不留神，踩著門口的一塊青石滑倒了。眾人一哄而上，盛怒之下將兩名公差活活打死，而後又焚屍滅跡。大夥揍死了倆狗日的，仍餘怒未消，又大書“殺部安民”的標語到處張貼（這個部，是指工部來人）。
歙縣的知縣倪元珙（祁門人，天啟二年進士）見亂子要鬧大，就趕忙去見呂下問，告之以其情可憫，眾怒難犯，應以疏導為佳。呂下問是打著“魏”字旗號來的，有恃無恐，哪肯聽一個小縣官的？隻是不允。
結果，報應當即就來。是夜初更時分，當地大姓煽動群眾萬人，包圍了呂下問暫住的察院公署，呐喊攻擊，聲言要殺呂下問。還放了一把火，把察院大門給燒了！
呂下問這才知道兔子急了也會咬人，慌了，從後牆頭爬出，狼狽逃竄。幸而身邊還帶有銀子，就買通了隔壁做竹絲器具的人家，躲在人家的屋裏。
他是沒被百姓逮著，隻是苦了他帶去的一個寵妾陳氏。陳妹妹年方十八九歲，美貌絕倫，倉皇之間呂下問也顧不上她了，被眾人從公署內揪出。一起被抓住的，還有三個同來的呂氏家人的女眷。暴民們為泄憤，就把這幾位女流上下衣裳盡行剝去，令其當街裸走。幾個女子頓時羞赧無地。
羞辱了女眷還不解氣，眾人還想尋著呂下問，也照樣羞辱一番。一直尋到日落時分，仍沒找到，百姓也就漸漸散了。知縣倪元珙見眾人散去，連忙派人尋著了呂下問，安慰一番，勸他連夜帶了家眷走。老呂這回是不敢不聽了，倪知縣當下就差人護送出境。
小老婆被迫做了天體運動，老呂又慌又羞，隻想跑得遠遠的。他怕在路上被民眾查出，把隨身帶來的聖旨都給燒了，一天之間狂逃200裏。
一直跑到績溪縣，還是心有餘悸，自己爬到官署空房子的梁上躲了一整天，見確實沒人追來，才戰戰兢兢地下來。
事情就這樣鬧大了，肯定要由地方官來處理。徽州知府石萬程不願替魏黨的王八蛋們收拾這個殘局，就告病掛冠而去，剃頭當了和尚。
這就是著名的“徽州民變”，是一次很給徽州人添光彩的民眾暴動。但是其名聲在現代教科書中卻遠沒有“蘇州民變”響亮，而且不少當代曆史著作在提到這件事時，都說是“險些激起民眾暴動”，而不承認是一場成功實施的暴動。
民變之後，當地撫按上了一本，講清了原委。魏忠賢見事情辦成這樣，也是沒法兒。不久便有旨下來，說：“呂下問激變地方，不稱任使，著回籍聽勘。著巡按查明起事原由，量懲首惡。”這廢物呂下問不僅丟了官，還白白丟了一萬兩銀，隻便宜了魏忠賢白得了這一萬兩。
徽州人為此甚是鼓舞。都說是蘇州人打校尉給他們壯的膽。魏忠賢有了上回蘇州的教訓，也隻顧在朝裏弄權，不敢再派緹騎南下去抓什麽首惡了——就是派了也沒人敢去。
但木頭還是要賣，魏忠賢又打發太仆寺丞許誌吉，去歙縣繼續辦理。
這個許誌吉，是變賣木頭方案的提議人。讓他去，有解鈴還須係鈴人的意思。一開始，老百姓對他還抱有幻想，因為他也是歙縣人，本鄉本土的，下手總要留點兒情吧？
哪知道，許誌吉一心想巴結，比呂下問還要狠，把原出售木材的指標又翻了一倍！
攆走了一個，又來一個，反貪官看來正未有窮期。當地老百姓又鬧開了，群情洶洶！虧得知縣倪元珙從中調停，百姓才安定下來。
事後，徽州巡按禦史楊春茂緊急召見倪元珙。倪如實陳述了情況，楊巡按對歙縣百姓深表同情，及時向上匯報，寧國府推官鄧啟龍同時也從中周旋，震驚徽州的“黃山山場大案”才得以平息（見《明史紀事本末》《三朝野記》）。
牽連到這個案子裏來的徽州富翁程夢庚，就更冤了。他為人恃富驕傲，發達後住在嘉興府城。過去曾偶爾在南京得罪了貴州的一位田副使（可能是提學副使），那田副使後來升官到嘉興。程夢庚怕他尋事刁難自己，就帶了萬金前往京師活動，要把這個官攆走。正值吳養春事發，他一頭撞在了魏忠賢的網裏！
程夢庚坐贓十三萬六千兩，被逮進京後，沒過半個月也死在獄裏了，家私全部抄沒入官。
清人陸應暘在《樵史演義》裏提到吳養春等人的遭遇，歎道：“反不如那肩耕步擔人，不致殺身的禍。那程夢庚走到京師，自家送上門的，還也有說。吳養春好端端坐在家裏，正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這件事，隻是魏忠賢作惡多端中的九牛一毛。其品性如此貪婪、手段如此狠辣，他又好在哪裏？
好和壞，是與非，固然有公論，但在每個個體的心目中，又很不相同。卑鄙的下屬，看卑鄙的領導往往就很親切；委瑣的下級，對委瑣的上司都本能地願意趨奉。
所有的人，在口頭上都會說得很堂皇，但具體行事，總有一部分人是根據利益而定。這就是“有奶便是娘”原則。在他們看來，沒奶，還能叫娘麽？什麽正義，崇高、清白，那能當奶喝麽？
閹黨的組成人員，百分之百都是“喝奶派”。在天啟末年，魏公公的奶，就是現世最甜美的奶。
於是，關於魏公公“好得很”的輿論就甚囂塵上，漸漸地演化成個人崇拜。
自天啟六年（1626）中，明朝大地上，陡然興起一個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的運動。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大理解“運動”的涵義了，也就是——如火如荼，爭先恐後。
那麽，什麽叫“生祠”呢？這是中國的一個古老風俗，最早起自漢代，就是為活著的人修建祠堂，以便歌功頌德和禮拜。
一般的宗族祠堂，是為了拜祭死去的祖先而設的。拜祖先，在中國倫理中屬天經地義，而給活人建祠則要嚴格得多，必須是公認的忠臣義士或青天大老爺，方有資格受用，而且是由群眾自發興建。
魏忠賢是缺德的典範，他有何德何能享受這個待遇？這是因為，卑鄙者掌握了明朝的全部話語權。
掌握了話語權的人，沒有不說自己好的。掌握了絕對話語權的人，往往就要開始造神。
明朝的造神運動，始於閹黨中的封疆大吏。據大多數史料記載，首倡者為浙江巡撫潘汝楨，首次提出動議是在天啟六年的閏六月。當然，也有文獻表明，早在天啟四年，這個苗頭就有，不過轟轟烈烈地成為一場運動，還是在天啟六年以後。
潘汝楨在動議奏疏上說：“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他舉的例子是，當年兩浙受災，魏忠賢主張，免除為皇家輸送物品的專營戶向內庫交納的孝敬費用。征用物品入庫，須交納小費，以便驗收合格，這是明朝管庫太監創製的惡例。如果廢除這個惡例確有其事，那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潘汝楨說，舉百年積弊一旦革除，有關專營戶如逢再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群眾感恩戴德，因此一致請求給魏公公建生祠。
民意不可違，很快就有批複下來，“宜從眾請”，準了！
這個口子一開，大小閹黨馬上看好了行情：既然皇帝也同意，魏公公也坦然接受，那就比比看誰拍的馬屁最響亮吧。
在一年多時間裏，建造魏氏生祠的運動，迅速在各地展開，有如封疆督撫們的政治表態。據統計，所建生祠遍布九省，共有70餘處。
到後來更是建到京城來了，內城、宣武門、盧溝橋都有，以至“都城數十裏間，祠宇相望”（《明史》）。在朱元璋的孝陵和鳳陽的皇陵，也有建造。
這個生祠是個什麽樣子呢？
可不是我們想象中的一座小廟，而是“飛甍連雲，巍然獨峙於勝境；金碧耀日，儼如天上之王宮。各題其額，則曰：崇德茂勳，普惠報功。兩翼其坊，則曰：三朝捧日，一柱擎天”（《玉鏡新譚》）。
建一座這樣的生祠，多則幾十萬兩銀，少的也要幾萬兩。各地官員借此又狠狠摟了老百姓一筆。
平地起樓，必然要占用民地，拆遷民房，砍伐樹木，甚至刨人家祖墳。河南一地建祠，就拆毀民房一萬七千餘間。其中開封府建的祠，仿照帝王規製，拆毀民房兩千多間。老百姓有淚隻能往肚裏咽，那年頭，誰敢做釘子戶啊！
天啟皇帝還應眾臣之請，給這些生祠題寫匾額，諸如“普德”“廣恩”之類。生祠柱上的對聯則大書“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之類的頌揚詞（《先撥始誌》）。每一祠，都有一名文武官員專職看守。
在這個怪胎生祠裏麵，有一個最核心的怪胎，那就是魏忠賢的神聖塑像。這是供人們頂禮膜拜的，正式名稱叫做“喜容”。
這“喜容”又是何等模樣呢？一般都是“垂旒執笏”，也就是戴著帝王的那種帶穗兒的小帽，手執笏板。具體形狀是“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腹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朱彝尊《靜誌居詩話》）。
對著這腦袋上插花的偶像，眾官要五拜三叩，口誦魏公公於何年何月對自己的提拔之恩。
在天啟末年，圍繞這個生祠的問題，黑白忠奸，涇渭分明。我們後人讀這段史，真真如看一場大戲。
遵化兵備副使耿如杞對生祠塑像有帝王之象而頗不滿，僅半揖而去，被人告發，立刻逮入詔獄，栽贓三千六百兩，後又論為死罪。
工部郎中葉憲祖對京城主幹道遍布生祠不滿，私下譏諷道：“此天子臨幸國子監之馳道也，駕出，土偶能起立乎？”意謂，假如皇上從路上經過，魏公公的土製偶像能站起來迎送麽？魏忠賢知道後，惱恨異常，將他削了籍。
順天府尹某人建生祠於宣武門外，諸屬官不肯揖拜，這個府尹就獨自行八拜之禮，之後覺得不是滋味兒，下令：“不揖者死，後至者罪！”
那個曾經跟七君子之一周起元有過衝突的朱童蒙，後來被魏忠賢提拔為延綏巡撫。他雖然整軍打仗有一套，但依附閹黨也是死心踏地。為了感恩戴德，超規製建造生祠，用了皇家建築才能使用的琉璃瓦。
巡撫楊邦憲在南昌建祠，為占用地皮，竟搗毀了祭祀周敦頤、程頤、朱熹的“三賢祠”——古之賢人，虛名而已；當今權貴，才是有奶的媽！
據說曾有個地方的“喜容”因設計不周，帽子小、腦袋大，戴不進去。工匠順手就把“喜容”的腦袋削下去一圈兒。旁邊監工的小宦官見了，抱著魏公公的土偶大哭。這不知輕重的工匠，當然也少不了挨一頓大棍。
人間何世啊，出來這些群魔亂舞？
有個國子監生員陸萬齡，還嫌崇拜的不夠，竟然上疏提議：以魏忠賢配祀孔子；以魏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國子監西側建立生祠！
無恥之尤，無過於此！鄉人所說“墨水都喝到狗肚子裏去了”，當指此輩。
可憐的孔老，生前奔波四方惶惶如喪家之犬，死後誰都可以拿他來耍耍把戲！
天啟末年，崇拜魏忠賢的濁浪一浪高過一浪。對他的稱呼，也步步升級。從一開始還比較客觀的“廠臣”，到後來的“元臣”“上公”“尚公”“殿爺”“祖爺”“祖爺爺”“千歲”“九千歲”，最後，竟然發展到“九千九百歲”。曆史上的皇族，稱“九千歲”的曾經有過，但一個閹宦，對其稱呼竟達到了“九千九百歲”的高度，簡直駭人聽聞。
他離皇帝的寶座，隻有幾步之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