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要交戰了。
從交戰雙方來看，皖係主將是徐樹錚，而直係主將是吳佩孚，說白了，這場涉及幾十萬人的戰爭，到最後就是這兩個人之間的較量。
兩個人都是書生。
為什麽說兩個人都是書生？前麵已經介紹過徐樹錚，大家知道他考過秀才，秀才就是古代的書生。這還不是最緊要的，關鍵是他的性格還帶著書生氣，太剛，不圓通，且恃才傲物，自視很高，除了段祺瑞，天下沒人放在他的眼裏。此外，書生一般都有所謂以天下為已任的理想，徐樹錚理想有之，但是實現理想的方法欠妥。那些年徐樹錚喊得最多的就是“武力統一”。當然他的出發點是好的，那麽大一個國家，亂糟糟的西南割一塊、東北割一塊，統統不聽中央的號召，那成什麽樣子？一定要統一，方式就是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就得編練部隊。所以他就去西北編練部隊了。應該說他的想法也沒什麽不好，關鍵是方法操之過急。武力統一的口號一喊，全國大小那麽多軍閥，哪一個心裏不惦量惦量這四個字的含義？惦量完了，發現徐樹錚跑西北訓練軍隊了，這個軍隊一旦訓練出來，還有自己的活路？所以直係曹錕一喊出反對徐樹錚的口號，全國一致支持，意見出奇的統一，這是徐樹錚的悲哀。書生意氣啊，這書生意氣最是誤國，結果非但武力統一沒有實現，國家反而更亂，軍閥混戰也因為徐樹錚的失敗而蔓延到了全國。以前段祺瑞還能掌控局勢，這後來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中國陷入了長達十餘年的軍閥混戰之中。
再說吳佩孚，這個人也是秀才。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履曆。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省蓬萊縣人，祖籍江蘇常州。1874年生，6歲讀私塾，9歲做文章，22歲時考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1898年，吳佩孚投天津武衛左軍聶士誠部。1901年2月考入開平武備學堂步兵班，即後來的“北洋武備學堂”。1906年任北洋陸軍曹錕部管帶，1912年9月吳佩孚出任中央陸軍第三師第六旅炮兵團團長，駐南苑。1917年7月，任討逆軍西路先鋒，參加討伐張勳複辟。同年孫中山組成護法軍政府，段祺瑞派曹錕、張懷芝帶兵南下討伐，吳任第三師代理師長兼前敵總指揮。1919年11月吳與西南地方當局結成反段軍事同盟。12月馮國璋病死。曹錕、吳佩孚繼承了直係軍閥首領的地位。
相比於徐樹錚而言，吳佩孚更是一個本色的書生。畢竟徐樹錚雖然有書生的抱負和書生的清高，但其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讓人不大喜歡。而吳佩孚就不一樣了，他既有書生的抱負、書生的清高，更有為很多人所稱道的書生的品性。比如吳佩孚以“四不主義”聞名於世，即：“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出國、不納妾”，而且終身堅守，從未破例。特別是“不住租界”，其含義就是不借助外國人的力量，這一點在軍閥混戰的民國難能可貴。當時有多少外國人拚命地拉攏他，都想賠本武裝他的部隊，但他一概拒絕。隻要他不那麽“堅持原則”，稍微通融一下，稍稍借助一下外國勢力，那麽他本人的命運乃至北洋集團的命運，就極有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畢竟當時與他對壘的各方勢力，背後或多或少都有外國勢力的支持。隻有他錚錚鐵骨，不肯在國家民族利益上稍稍讓步，哪怕僅僅是眼前的口頭的也不肯，讓外國人既敬又恨。其實民國時期，包括日、美、英、俄等國都希望與吳佩孚合作，他的機會很多，隻要他點一下頭，中國的曆史就得重寫了。但是吳佩孚就是吳佩孚，他的書生個性永遠是那麽的棱角分明。
眼下，民國時期兩個頗負盛名的秀才或者說書生為了各自的理念就要在戰場上見麵了，他們之間較量的高下如何？
首先，從形勢上看。徐樹錚占有絕對優勢，因為北京政權操控在段祺瑞手裏，其實等同於操控在徐樹錚手裏，而吳佩孚充其量也就是地方勢力。以中央對地方，無論資源調度還是發號施令等方麵都占有主動。徐樹錚充分利用了這一主動，逼迫徐世昌總統下令免去吳佩孚陸軍中將及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吳佩孚所率第三師由陸軍部接收。在這方麵可以說徐樹錚大獲全勝。
其次，從軍力上看。直皖衝突時，徐樹錚已在西北籌邊使任上幹了一年多時間。這西北籌邊使比張作霖的東三省巡閱使職權還要大，西北各省如內蒙、新疆、甘肅、陝西等文武官吏均受其節製，隱然形成了與張作霖相對應的“西北王”之勢頭，隻不過根基還不太穩。一年多時間裏，徐樹錚兢兢業業，勵精圖治，編練了3個師總人數近4萬人的西北邊防軍，通過日本借款為3個師武裝了步槍12.5萬支，山炮、野炮544門，其裝備在當時全國陸軍中是最好的；除這3個師外，徐樹錚可以動用的還有陸軍第九師、第十三師和第十五師。反觀吳佩孚，其直接率領的隻有一個師，不過這個師長期征戰大江南北，鎮壓過武昌起義和護國運動，戰鬥力非常強；加上他從湘南撤防帶過來的王承斌、閻相文、肖耀南3個混成旅，外圍還有曹錕和張作霖的一些部隊，雖然總兵力也不少，但是與徐樹錚比起來還是要差許多。當時支持直係的號稱有八省同盟，但是隻不過叫得凶，臨到參戰時卻不見影子。當然，皖係也有一些支持勢力，臨到參戰時也沒有來。這樣雙方投入戰場上的兵力十萬餘人，兵力上皖係占優，但戰鬥力上是直係占優。總體來說，雙方在軍力的對比上基本持平，皖係稍占上風。
再次，從輿論上看。整個社會輿論是明顯不利於徐樹錚的。吳佩孚大戰前，特別重視並開展了輿論戰，先後發表了《吳佩孚出師討賊通電》、《吳佩孚宣布段徐罪狀通電》等檄文，把直皖之戰宣傳成是反對日本走狗之戰，說段、徐二人用日本人的錢編練軍隊、認賊作父、大賣國權等等，並說自己是為討賊救國而戰，為中國民族而戰，這樣就使直係在輿論上占據了主動。諸君不要小看輿論，恰恰相反，輿論非常重要，徐樹錚就因為小看輿論而導致此戰最終失敗，主要原因可能他當時並沒有明白，其實想想也簡單，因為輿論可以影響軍心，從而影響軍隊的戰鬥力。事實上，後來皖係之所以失敗，敗的不是戰場，而是軍心。所以從這方麵看，吳佩孚占據絕對優勢。
最後，從盟友上看。直係爭得了張作霖的支持，而皖係不但沒有拉攏住張作霖，反而在最後一刻因為要謀殺他而把他深深得罪了。7月9日，張作霖返回奉天，即發表了《張作霖派兵入關通電》、《張作霖揭破段派陰謀通電》等，明確表示要率兵入關，扶危定亂。因此在盟友的支持上，皖係也是處於下風的。
通過以上四個方麵的比較，直皖兩係總體上還是比較均衡的，按道理誰想贏也不會贏得那麽輕鬆，但是事實大跌眼鏡。從1920年7月14日至19日，直係僅用了6天時間就把皖係打垮了，而且這一仗皖係敗得很慘，辛辛苦苦編練的邊防軍被直奉兩派瓜分，皖係從此在中國舞台上基本消失了，即使還有一點小勢力，也得仰人鼻息，掀不起什麽大風浪。
在雙方實力都比較均衡的情況下，一方能夠戰勝另一方，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於主帥的臨場作戰能力了，在這方麵，直係吳佩孚體現出了較高的技戰術水平。
1920年7月14日晚，直皖戰爭正式爆發。皖軍以西路(北京至保定的京漢鐵路沿線)為主攻方向，由段芝貴指揮曲同豐的邊防軍第一師、陳文運的邊防軍第三師第五混成旅，劉詢的陸軍第十五師以及陸軍第九師兩個營、第十三師輜重營等，部署於涿州、固安、淶水以北，企圖沿京漢路南下，首先奪取保定，然後繼續南進。直係組織的“討逆軍”，以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將其主力第三師及第二、第三混成旅部署在易縣、淶水、涿州、固安以南一線，抗擊皖係的進攻。14日夜，吳佩孚親率其第三師的第五旅，企圖出奇不意地直搗團河，捉拿段祺瑞，因機密泄露，段一麵急調援兵，一麵逃回了北京。吳佩孚捉段計劃落空後，便指揮部隊在琉璃河、涿州一線麵對皖軍的進攻，避其鋒銳，主動撤出高碑店，並將其所部分為三路：以固安為中路，涿州、高碑店為西路，廊坊、楊村為東路，固守待機，阻止皖軍南進。同日，東路皖軍在總指揮徐樹錚指揮下的西北邊防軍第二混成旅、邊防軍第三師兩個團，陸軍第九師由梁莊、北極廟一帶向楊村以曹瑛為總指揮的東路直軍陣地發起進攻，直軍在鐵路橋架設大炮，向進攻的皖軍發炮轟擊，雙方一時勝負未決。
16日，駐防天津的日軍護路隊出動幫助皖軍，強迫直軍退出鐵路線2英裏以外，直軍防線被打開了一個缺口，西北邊防軍乘虛而入，直軍不支，遂放棄楊村，退守北倉。就在戰場形勢朝著有利於皖軍方向發展，直軍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一個意料不到的因素出現了，它迅速扭轉了戰場形勢，造成了皖軍的迅速潰敗。
這個意料不到的因素是直皖之戰中的勝敗手，而這個勝敗手就是由吳佩孚創造的。就在徐樹錚率領東路直軍猛撲楊村擴大戰果的時候，西路直軍在撤出高碑店後，忽然由吳佩孚親率其中一部分精銳，采取側翼迂回的戰術突然向涿州、高碑店之間的鬆林店實施突擊，直搗東路邊防軍前敵總指揮部。毫無戒備的東路邊防軍前敵總指揮部曲同豐與司令部全體高級將領於17日全部被生俘。向高碑店一線進攻的皖軍因失去指揮而迅速退回，導致直軍乘勝攻占涿州，並向長辛店方向攻擊前進，戰場形勢由此逆轉，西路指揮段芝貴在兵敗之後，隻身逃回北京。18日，直軍進占琉璃河。20日，直軍大隊進至長辛店和盧溝橋，將潰散的皖軍基本肅清。
東路的迅速失敗影響到了西線，使西線軍心動搖，加上奉軍第27、28師數千人抵達天津投入支援直軍的戰鬥，皖軍紛紛潰退，見大勢已去，徐樹錚隻好於當晚逃回北京，東路戰事也以皖軍的失敗而告結束。
分析直皖之戰，可以看出雙方當時的安排大致是東路皖軍曲同豐對直軍主將吳佩孚，而西路皖軍主將徐樹錚對直軍將領曹瑛。吳佩孚采取誘敵深入並反抄後路的戰術生擒了皖軍東路前敵總指揮曲同豐，從而成為這場戰爭勝敗的關鍵手，導致西路皖軍即使占了優勢也無濟於事從而敗退。
其實，按一般常理，即使曲同豐被擒，由於他也隻是前敵總指揮，其後還有段芝貴壓陣，倒也不至於導致東路一敗塗地的。到底出現了什麽情況導致東路的不可收拾？這就是前文所說的輿論戰起到了作用。由於前期的輿論宣傳，皖軍包括曲同豐在內都覺得為了維護賣國賊徐樹錚而戰實在沒有什麽意思。勝的時候軍心倒還算穩定，一旦遭受挫折，這軍心嘩啦一下就散了。特別需要提一下的是曲同豐，這位極品在被擒之後立馬倒戈，竟然發出通電勸告西北邊防軍“共起討賊”，當然這賊指的是自己以前的頂頭上司徐樹錚。曲同豐這樣一個高級將領被抓後竟然馬上翻盤，連一個小時的忠誠度都沒有，這也說明輿論戰對人的影響該有多大。由於曲同豐甘願降敵，其他皖係將領看到這種情況也都無心戀戰，不想賣命了，於是兵敗如山倒，皖軍全線崩潰。
1920年7月19日，段祺瑞通電辭職。直、奉兩軍的先頭部隊於23日開進北京，分別接收了南、北苑營房。24日，徐世昌派王懷慶為京畿衛戍總司令以代棄職逃走的段芝貴。至此直皖戰爭宣告結束。直奉兩係控製了北京政權。
在中國的曆史上，直皖之戰因規模不大，持續時間又短，並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研究這場戰爭的人少之又少。但筆者卻對這場戰爭看法不同，原因是直皖之戰是袁世凱死後曆史給予中國的一次極好的統一機會。徐樹錚高舉武力統一的旗幟，整軍經武，積極備戰，如果功成，則由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政體有望確立，中國很可能走上民主共和的和平發展之路。可惜功虧一簣，最後卻毀在了一個小人物曲同豐手上。曆史在這裏給大家開了一個玩笑，中國從此陷入了曠日持久的軍閥混戰之中。
從交戰雙方來看，皖係主將是徐樹錚，而直係主將是吳佩孚，說白了，這場涉及幾十萬人的戰爭，到最後就是這兩個人之間的較量。
兩個人都是書生。
為什麽說兩個人都是書生？前麵已經介紹過徐樹錚，大家知道他考過秀才，秀才就是古代的書生。這還不是最緊要的，關鍵是他的性格還帶著書生氣，太剛，不圓通，且恃才傲物，自視很高，除了段祺瑞，天下沒人放在他的眼裏。此外，書生一般都有所謂以天下為已任的理想，徐樹錚理想有之，但是實現理想的方法欠妥。那些年徐樹錚喊得最多的就是“武力統一”。當然他的出發點是好的，那麽大一個國家，亂糟糟的西南割一塊、東北割一塊，統統不聽中央的號召，那成什麽樣子？一定要統一，方式就是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就得編練部隊。所以他就去西北編練部隊了。應該說他的想法也沒什麽不好，關鍵是方法操之過急。武力統一的口號一喊，全國大小那麽多軍閥，哪一個心裏不惦量惦量這四個字的含義？惦量完了，發現徐樹錚跑西北訓練軍隊了，這個軍隊一旦訓練出來，還有自己的活路？所以直係曹錕一喊出反對徐樹錚的口號，全國一致支持，意見出奇的統一，這是徐樹錚的悲哀。書生意氣啊，這書生意氣最是誤國，結果非但武力統一沒有實現，國家反而更亂，軍閥混戰也因為徐樹錚的失敗而蔓延到了全國。以前段祺瑞還能掌控局勢，這後來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中國陷入了長達十餘年的軍閥混戰之中。
再說吳佩孚，這個人也是秀才。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履曆。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省蓬萊縣人，祖籍江蘇常州。1874年生，6歲讀私塾，9歲做文章，22歲時考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1898年，吳佩孚投天津武衛左軍聶士誠部。1901年2月考入開平武備學堂步兵班，即後來的“北洋武備學堂”。1906年任北洋陸軍曹錕部管帶，1912年9月吳佩孚出任中央陸軍第三師第六旅炮兵團團長，駐南苑。1917年7月，任討逆軍西路先鋒，參加討伐張勳複辟。同年孫中山組成護法軍政府，段祺瑞派曹錕、張懷芝帶兵南下討伐，吳任第三師代理師長兼前敵總指揮。1919年11月吳與西南地方當局結成反段軍事同盟。12月馮國璋病死。曹錕、吳佩孚繼承了直係軍閥首領的地位。
相比於徐樹錚而言，吳佩孚更是一個本色的書生。畢竟徐樹錚雖然有書生的抱負和書生的清高，但其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讓人不大喜歡。而吳佩孚就不一樣了，他既有書生的抱負、書生的清高，更有為很多人所稱道的書生的品性。比如吳佩孚以“四不主義”聞名於世，即：“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出國、不納妾”，而且終身堅守，從未破例。特別是“不住租界”，其含義就是不借助外國人的力量，這一點在軍閥混戰的民國難能可貴。當時有多少外國人拚命地拉攏他，都想賠本武裝他的部隊，但他一概拒絕。隻要他不那麽“堅持原則”，稍微通融一下，稍稍借助一下外國勢力，那麽他本人的命運乃至北洋集團的命運，就極有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畢竟當時與他對壘的各方勢力，背後或多或少都有外國勢力的支持。隻有他錚錚鐵骨，不肯在國家民族利益上稍稍讓步，哪怕僅僅是眼前的口頭的也不肯，讓外國人既敬又恨。其實民國時期，包括日、美、英、俄等國都希望與吳佩孚合作，他的機會很多，隻要他點一下頭，中國的曆史就得重寫了。但是吳佩孚就是吳佩孚，他的書生個性永遠是那麽的棱角分明。
眼下，民國時期兩個頗負盛名的秀才或者說書生為了各自的理念就要在戰場上見麵了，他們之間較量的高下如何？
首先，從形勢上看。徐樹錚占有絕對優勢，因為北京政權操控在段祺瑞手裏，其實等同於操控在徐樹錚手裏，而吳佩孚充其量也就是地方勢力。以中央對地方，無論資源調度還是發號施令等方麵都占有主動。徐樹錚充分利用了這一主動，逼迫徐世昌總統下令免去吳佩孚陸軍中將及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吳佩孚所率第三師由陸軍部接收。在這方麵可以說徐樹錚大獲全勝。
其次，從軍力上看。直皖衝突時，徐樹錚已在西北籌邊使任上幹了一年多時間。這西北籌邊使比張作霖的東三省巡閱使職權還要大，西北各省如內蒙、新疆、甘肅、陝西等文武官吏均受其節製，隱然形成了與張作霖相對應的“西北王”之勢頭，隻不過根基還不太穩。一年多時間裏，徐樹錚兢兢業業，勵精圖治，編練了3個師總人數近4萬人的西北邊防軍，通過日本借款為3個師武裝了步槍12.5萬支，山炮、野炮544門，其裝備在當時全國陸軍中是最好的；除這3個師外，徐樹錚可以動用的還有陸軍第九師、第十三師和第十五師。反觀吳佩孚，其直接率領的隻有一個師，不過這個師長期征戰大江南北，鎮壓過武昌起義和護國運動，戰鬥力非常強；加上他從湘南撤防帶過來的王承斌、閻相文、肖耀南3個混成旅，外圍還有曹錕和張作霖的一些部隊，雖然總兵力也不少，但是與徐樹錚比起來還是要差許多。當時支持直係的號稱有八省同盟，但是隻不過叫得凶，臨到參戰時卻不見影子。當然，皖係也有一些支持勢力，臨到參戰時也沒有來。這樣雙方投入戰場上的兵力十萬餘人，兵力上皖係占優，但戰鬥力上是直係占優。總體來說，雙方在軍力的對比上基本持平，皖係稍占上風。
再次，從輿論上看。整個社會輿論是明顯不利於徐樹錚的。吳佩孚大戰前，特別重視並開展了輿論戰，先後發表了《吳佩孚出師討賊通電》、《吳佩孚宣布段徐罪狀通電》等檄文，把直皖之戰宣傳成是反對日本走狗之戰，說段、徐二人用日本人的錢編練軍隊、認賊作父、大賣國權等等，並說自己是為討賊救國而戰，為中國民族而戰，這樣就使直係在輿論上占據了主動。諸君不要小看輿論，恰恰相反，輿論非常重要，徐樹錚就因為小看輿論而導致此戰最終失敗，主要原因可能他當時並沒有明白，其實想想也簡單，因為輿論可以影響軍心，從而影響軍隊的戰鬥力。事實上，後來皖係之所以失敗，敗的不是戰場，而是軍心。所以從這方麵看，吳佩孚占據絕對優勢。
最後，從盟友上看。直係爭得了張作霖的支持，而皖係不但沒有拉攏住張作霖，反而在最後一刻因為要謀殺他而把他深深得罪了。7月9日，張作霖返回奉天，即發表了《張作霖派兵入關通電》、《張作霖揭破段派陰謀通電》等，明確表示要率兵入關，扶危定亂。因此在盟友的支持上，皖係也是處於下風的。
通過以上四個方麵的比較，直皖兩係總體上還是比較均衡的，按道理誰想贏也不會贏得那麽輕鬆，但是事實大跌眼鏡。從1920年7月14日至19日，直係僅用了6天時間就把皖係打垮了，而且這一仗皖係敗得很慘，辛辛苦苦編練的邊防軍被直奉兩派瓜分，皖係從此在中國舞台上基本消失了，即使還有一點小勢力，也得仰人鼻息，掀不起什麽大風浪。
在雙方實力都比較均衡的情況下，一方能夠戰勝另一方，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於主帥的臨場作戰能力了，在這方麵，直係吳佩孚體現出了較高的技戰術水平。
1920年7月14日晚，直皖戰爭正式爆發。皖軍以西路(北京至保定的京漢鐵路沿線)為主攻方向，由段芝貴指揮曲同豐的邊防軍第一師、陳文運的邊防軍第三師第五混成旅，劉詢的陸軍第十五師以及陸軍第九師兩個營、第十三師輜重營等，部署於涿州、固安、淶水以北，企圖沿京漢路南下，首先奪取保定，然後繼續南進。直係組織的“討逆軍”，以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將其主力第三師及第二、第三混成旅部署在易縣、淶水、涿州、固安以南一線，抗擊皖係的進攻。14日夜，吳佩孚親率其第三師的第五旅，企圖出奇不意地直搗團河，捉拿段祺瑞，因機密泄露，段一麵急調援兵，一麵逃回了北京。吳佩孚捉段計劃落空後，便指揮部隊在琉璃河、涿州一線麵對皖軍的進攻，避其鋒銳，主動撤出高碑店，並將其所部分為三路：以固安為中路，涿州、高碑店為西路，廊坊、楊村為東路，固守待機，阻止皖軍南進。同日，東路皖軍在總指揮徐樹錚指揮下的西北邊防軍第二混成旅、邊防軍第三師兩個團，陸軍第九師由梁莊、北極廟一帶向楊村以曹瑛為總指揮的東路直軍陣地發起進攻，直軍在鐵路橋架設大炮，向進攻的皖軍發炮轟擊，雙方一時勝負未決。
16日，駐防天津的日軍護路隊出動幫助皖軍，強迫直軍退出鐵路線2英裏以外，直軍防線被打開了一個缺口，西北邊防軍乘虛而入，直軍不支，遂放棄楊村，退守北倉。就在戰場形勢朝著有利於皖軍方向發展，直軍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一個意料不到的因素出現了，它迅速扭轉了戰場形勢，造成了皖軍的迅速潰敗。
這個意料不到的因素是直皖之戰中的勝敗手，而這個勝敗手就是由吳佩孚創造的。就在徐樹錚率領東路直軍猛撲楊村擴大戰果的時候，西路直軍在撤出高碑店後，忽然由吳佩孚親率其中一部分精銳，采取側翼迂回的戰術突然向涿州、高碑店之間的鬆林店實施突擊，直搗東路邊防軍前敵總指揮部。毫無戒備的東路邊防軍前敵總指揮部曲同豐與司令部全體高級將領於17日全部被生俘。向高碑店一線進攻的皖軍因失去指揮而迅速退回，導致直軍乘勝攻占涿州，並向長辛店方向攻擊前進，戰場形勢由此逆轉，西路指揮段芝貴在兵敗之後，隻身逃回北京。18日，直軍進占琉璃河。20日，直軍大隊進至長辛店和盧溝橋，將潰散的皖軍基本肅清。
東路的迅速失敗影響到了西線，使西線軍心動搖，加上奉軍第27、28師數千人抵達天津投入支援直軍的戰鬥，皖軍紛紛潰退，見大勢已去，徐樹錚隻好於當晚逃回北京，東路戰事也以皖軍的失敗而告結束。
分析直皖之戰，可以看出雙方當時的安排大致是東路皖軍曲同豐對直軍主將吳佩孚，而西路皖軍主將徐樹錚對直軍將領曹瑛。吳佩孚采取誘敵深入並反抄後路的戰術生擒了皖軍東路前敵總指揮曲同豐，從而成為這場戰爭勝敗的關鍵手，導致西路皖軍即使占了優勢也無濟於事從而敗退。
其實，按一般常理，即使曲同豐被擒，由於他也隻是前敵總指揮，其後還有段芝貴壓陣，倒也不至於導致東路一敗塗地的。到底出現了什麽情況導致東路的不可收拾？這就是前文所說的輿論戰起到了作用。由於前期的輿論宣傳，皖軍包括曲同豐在內都覺得為了維護賣國賊徐樹錚而戰實在沒有什麽意思。勝的時候軍心倒還算穩定，一旦遭受挫折，這軍心嘩啦一下就散了。特別需要提一下的是曲同豐，這位極品在被擒之後立馬倒戈，竟然發出通電勸告西北邊防軍“共起討賊”，當然這賊指的是自己以前的頂頭上司徐樹錚。曲同豐這樣一個高級將領被抓後竟然馬上翻盤，連一個小時的忠誠度都沒有，這也說明輿論戰對人的影響該有多大。由於曲同豐甘願降敵，其他皖係將領看到這種情況也都無心戀戰，不想賣命了，於是兵敗如山倒，皖軍全線崩潰。
1920年7月19日，段祺瑞通電辭職。直、奉兩軍的先頭部隊於23日開進北京，分別接收了南、北苑營房。24日，徐世昌派王懷慶為京畿衛戍總司令以代棄職逃走的段芝貴。至此直皖戰爭宣告結束。直奉兩係控製了北京政權。
在中國的曆史上，直皖之戰因規模不大，持續時間又短，並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研究這場戰爭的人少之又少。但筆者卻對這場戰爭看法不同，原因是直皖之戰是袁世凱死後曆史給予中國的一次極好的統一機會。徐樹錚高舉武力統一的旗幟，整軍經武，積極備戰，如果功成，則由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政體有望確立，中國很可能走上民主共和的和平發展之路。可惜功虧一簣，最後卻毀在了一個小人物曲同豐手上。曆史在這裏給大家開了一個玩笑，中國從此陷入了曠日持久的軍閥混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