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是清代曆史上一位傳奇人物，多年來，借助小說、評書、戲曲、影視劇等新舊傳媒方式，不說家喻戶曉，也算是大眾紅人。既然寫作對象是位有雄厚“群眾基礎”的曆史人物，本書作為一本曆史普及讀物，完成起來就要輕鬆愉快得多，畢竟邊批判文學、影視形象，邊介紹曆史知識，既能講得生動有趣，又容易讓讀者感同身受。
年羹堯生於清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三年（1725）被雍正帝下旨賜自盡，去世時年僅四十七歲。他的人生巔峰期是雍正元年（1723）、雍正二年（1724），當時年僅四十五六歲的他，頭銜是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在這兩年中，年羹堯專閫西北，兵權在握，在西北的冰原大漠中屢戰屢捷，將試圖割據自立的青海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遠逐，平定了雍正皇帝即位後的第一場大規模邊疆叛亂。此後，他的威望、權力都達到極致，與朝中掌握財政大權的怡親王允祥，掌握人事大權的吏部尚書、國舅隆科多並列成為政壇三巨頭。
可惜好景不長，攜戰勝之威的年大將軍隻風光了大半年，彌天大禍的陰影就一步步向他逼近。而他呢，先是後知後覺，繼而手足無措，直到身陷縲絏、命喪黃泉。從位極人臣到身死名裂，不過一年時間。在他敗象大露但還心存僥幸的雍正三年三月，他門下一個叫汪景祺的清客秀才，寫了一篇名為《功臣不可為》的文章，以古諷今，敘說年羹堯的委屈。其文曰：
鳥盡弓藏，古今同慨。論者或謂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韜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天步艱難，幹戈鼎沸，糧餉挽輸於外，庫帑耗竭於中。其時節鉞重臣，為國奮身，不顧萬死一生，晝食不甘味，夜臥不貼席，孤軍累卵，出入鋒鏑之間，或身曆戎行，或運籌帷幄，雖父母妻子亦棄之如遺。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舉酬勳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可所苦而反乎？橫加猜疑，致成嫌隙。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傑英雄所為槌心而泣血者也！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複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栗。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寧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複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裏，某處招撫若幹，某處虜獲若幹，心膽震驚，魂魄蕩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複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為朝廷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於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征，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
郭子儀以酒色自晦，僅能保首領以歿。李光弼遂至擁兵不朝，幾失臣節，下之未有不麾軍犯闕者矣。仆固懷恩恐賊平寵衰，遂奏留田承嗣三節度。劉巨容追黃巢，幾獲之而縱其去，曰：“國家喜負人，不如留之以為富貴之資。”而唐社遂屋，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殺道濟而長城壞，害蕭懿而東昏亡，洪武戮開國諸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金川不守，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三月十七日
文章的大概意思是說：鳥盡弓藏，是自古以來的常態。曆代評論者崇尚君主，無不批評功臣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斂韜晦。其實功臣下場悲慘，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而是君主的緣故。那些猜忌功臣的君主本身才具平庸、性情怯懦，見到邊疆烽火、賊寇狼煙，就嚇得魂飛魄散。當豪傑大將平定叛軍後，做君主的先是喜出望外，對功臣待如上賓。但轉念一想：敵人這樣凶悍，尚能被此人消滅，萬一他哪天起了當皇帝的心，反叛於我，還不是探囊取物？有此一念，疑心頓起。再拿起功勞簿一看：斬首幾十萬、拓地幾千裏、招撫多少部落、俘虜多少人口。好家夥！這麽大本事的人睡在我臥榻之側，那還得了！於是庸主由猜疑而畏懼，越發對功臣警惕起來。另外，功臣既然建立奇功、榮膺高爵，自然免不了有小人逾越禮數、阿諛奉承。而功臣在外建功之際，又多與在朝中的實權派人物有所衝突，比如管人事的嫌他肆意舉薦、濫賞冒功；管錢物的罵他報銷違規、私藏繳獲。總之，辦大事的人，哪有不落下一堆小把柄的？爭寵者隨便挑出幾個挑撥構陷，就足夠觸君主之怒了。功臣自謂是國家柱石、受恩深重，講話也比一般大臣更直率一些。忠言逆耳，君主自然更不愛聽，心生厭煩。幾下裏湊起來，功臣便讓君主又疑又畏又怒又厭，他還能有個好結果嗎？曆史上種種事例都昭示著，君主暴虐猜忌，或者逼迫功臣養寇自重，或者因為屠戮功臣自毀長城，這樣的國家沒有不敗亡的呀！
這篇文章與汪景祺的多篇雜文一道刊刻付梓，取名《讀書堂西征隨筆》，並送到年羹堯手中。不過，年羹堯對這部書的重視程度並不太高。他在預感到自己可能被抄家前，將所有重要書信、書籍付之一炬，讓負責抄家的官員在抄檢他的內室、書房時一無所獲，直至抄到“粗重家夥”和亂紙堆時，才發現了兩本《讀書堂西征隨筆》。抄家官員翻到《功臣不可為》等篇目後，如獲至寶，稱其“甚屬悖逆”，感到“不勝驚駭”，隨後將該書收繳入宮。雍正帝看過此書後，氣貫瞳仁，破口大罵，下旨將汪景祺本人梟首示眾，妻兒等近親屬發配黑龍江。雖然雍正帝自稱，他誅殺汪景祺的原因是汪書中有大量誹謗詆毀其父康熙皇帝的內容，而非這篇轉著圈罵自己才庸、意怯、猜忌、暴虐的《功臣不可為》。但完全可以想見，正在處理年羹堯案的雍正皇帝看到這篇文章時，要有多麽的氣急敗壞、咬牙切齒。
汪景祺是杭州的世家大族官二代，他父親汪霖在康熙年間官至戶部侍郎，按理說職務也很不低了。不過汪景祺本人雖然文筆犀利如刀，但應試能力不行，屢試不第，四十多歲才考中舉人，一直沒有做官，隻以入幕做清客為生。說他恃才傲物、刻薄尖酸，確乎不假。但要論這篇文章，卻並非完全是偏激之見，而有一定道理。
中國古代傳統意義上的功臣，大多產生於軍事活動當中，即軍功。建立軍功的類型很多：有開基立業型，比如韓信、張良；有亂世爭雄型，比如白起、蒙恬；有開疆拓土型，比如衛青、霍去病；有力挽狂瀾型，比如郭子儀、李光弼。此外還有抵禦外敵侵擾、平定政敵叛亂、鎮壓民眾反抗等各式各樣，視具體情況而有所分別。
建立軍功者早期以武將為主，宋以後則多以文禦武，特別是明清承平以後，多以文官掌兵權，如明朝的於謙、王守仁、袁崇煥、洪承疇，清朝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都是如此。年羹堯以進士翰林起家，作戰時以川陝總督為本職，雖然加以“大將軍”頭銜，但亦在文官掌兵之列。
戰國、秦漢以後，在軍事活動中建立大功業者，多被獎以爵位，如列侯、國公等等。爵位區別於一般職官的最大特點是可以由子孫世襲，所以大功臣多能通過軍功進入貴族階級，獲得高於一般文武官僚的政治地位，對王朝具有“與國同休、帶礪山河”的強烈政治認同感。而相對於建立軍功者，在日常政務中表現突出的文官（包括和平時期的武官），最多隻能獲得職務上的提拔，擔任政府運行的高級“職業經理人”，在一定的任期內執政，而不能獲得爵位、進階貴族，甚至成為政權的“持股人”。“爵以賞功、職以任能”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基本邏輯之一。
一方麵，軍功貴族待遇優厚，是王朝的特權階層；但另一方麵，大功臣橫遭猜忌、下場悲慘，也確實是曆代王朝的普遍現象。大功臣中能夠善始善終者，多以拚命自我壓抑為代價，郭子儀、曾國藩，都是其代表人物。
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有功臣本身的問題。比如戰爭環境下對於統帥、將領的要求，與和平環境下對於文武官員的要求很不一樣。戰爭狀態中的軍事長官，必須擁有絕對權威，必須具備爭強好勝的性格特點：麵對戰機，要殺伐決斷，甚至孤注一擲；管理部下，要獎懲嚴明，甚至一言生死。這樣的人，其行事作風在和平時期的官場上必定不會討人喜歡，通常會給人留下無視秩序、飛揚跋扈的印象。
此外，戰爭環境的殘酷艱辛，很容易讓統帥和部屬、士兵之間建立極其密切的關係。所謂袍澤之誼、戰友情義，是其他形式的感情無法比擬的，而一旦戰爭結束，這種感情也將隨即轉化為根聯固結的利益關係。因此，全麵戰爭，比如改朝換代之類，往往同時出現大批功臣，形成多個既息息相關又互相傾軋的“功臣集團”“勳貴集團”。戰爭結束後，這些大小功臣，以及他們為數眾多的生死袍澤、子弟親屬，憑借功勞迅速占據國家權力的最高層，隨之而來的是分割大量社會經濟資源。這必然給國家的重建和常態下的政治運行帶來很多麻煩，也必然與有誌有力、爭取獨裁的君主，以及負責日常行政管理的文官們產生大量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君主與官僚聯合，剝奪功臣集團的權力，幾乎成為曆朝曆代“國初鬥爭”的常態。
更有甚者，曆史上確實多次出現功臣坐大的現象：或臣強主弱、搶班奪權，如曹孟德；或割據一方、扯旗造反，如吳三桂，等等。不論哪一種，造成的後果都非常嚴重。在這樣的前車之鑒下，有野心有實力的大功臣，無疑會被皇權視為重大威脅。
有鑒於此，君主們一旦認為功臣或有不臣之心、或有不臣之力，往往就要對其削職奪權，甚至大開殺戒。當然，判定功臣“不臣”之後，到底是止於削職奪權，還是真的大開殺戒，就與當時的政治形勢，以及君主的個人風格密切相關了。有些君主氣度較為恢宏，對功臣問題的處理就更溫和一些，譬如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就頗為人所稱道；而有些君主刻忌雄猜，手段就要激烈得多，譬如朱元璋的重刑濫殺、屠戮無遺類，就大為人所詬病。
至於汪景祺所說的，君主自己庸常怯懦、陰私猜忌，加之旁人構陷，而純粹冤殺功臣的情況，也不少見。譬如周亞夫、嶽飛、於謙之死，都是曆史上的著名冤案，千百年來令人扼腕歎息。
雍正殺年羹堯，也體現了他猜忌刻薄、反複無常的一方麵——筆者猜想，如果同樣的事情放在康熙皇帝身上，年羹堯至少不會有性命之虞。但另一方麵，年羹堯的問題又很複雜，他除了個性跋扈、掌握軍權、代表川陝地區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外，還具有外戚身份，可能會對以後的皇權穩定交接產生負麵影響。而這一點是此前的研究者較少關注的。
那麽，作為“功臣不可為”的代表性人物，年羹堯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他的發跡和敗亡所為何由？他和康熙、雍正二帝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關係？容筆者慢慢講來。
年羹堯生於清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三年（1725）被雍正帝下旨賜自盡，去世時年僅四十七歲。他的人生巔峰期是雍正元年（1723）、雍正二年（1724），當時年僅四十五六歲的他，頭銜是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在這兩年中，年羹堯專閫西北，兵權在握，在西北的冰原大漠中屢戰屢捷，將試圖割據自立的青海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遠逐，平定了雍正皇帝即位後的第一場大規模邊疆叛亂。此後，他的威望、權力都達到極致，與朝中掌握財政大權的怡親王允祥，掌握人事大權的吏部尚書、國舅隆科多並列成為政壇三巨頭。
可惜好景不長，攜戰勝之威的年大將軍隻風光了大半年，彌天大禍的陰影就一步步向他逼近。而他呢，先是後知後覺，繼而手足無措，直到身陷縲絏、命喪黃泉。從位極人臣到身死名裂，不過一年時間。在他敗象大露但還心存僥幸的雍正三年三月，他門下一個叫汪景祺的清客秀才，寫了一篇名為《功臣不可為》的文章，以古諷今，敘說年羹堯的委屈。其文曰：
鳥盡弓藏，古今同慨。論者或謂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韜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天步艱難，幹戈鼎沸，糧餉挽輸於外，庫帑耗竭於中。其時節鉞重臣，為國奮身，不顧萬死一生，晝食不甘味，夜臥不貼席，孤軍累卵，出入鋒鏑之間，或身曆戎行，或運籌帷幄，雖父母妻子亦棄之如遺。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舉酬勳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可所苦而反乎？橫加猜疑，致成嫌隙。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傑英雄所為槌心而泣血者也！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複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栗。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寧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複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裏，某處招撫若幹，某處虜獲若幹，心膽震驚，魂魄蕩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複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為朝廷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於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征，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
郭子儀以酒色自晦，僅能保首領以歿。李光弼遂至擁兵不朝，幾失臣節，下之未有不麾軍犯闕者矣。仆固懷恩恐賊平寵衰，遂奏留田承嗣三節度。劉巨容追黃巢，幾獲之而縱其去，曰：“國家喜負人，不如留之以為富貴之資。”而唐社遂屋，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殺道濟而長城壞，害蕭懿而東昏亡，洪武戮開國諸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金川不守，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三月十七日
文章的大概意思是說：鳥盡弓藏，是自古以來的常態。曆代評論者崇尚君主，無不批評功臣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斂韜晦。其實功臣下場悲慘，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而是君主的緣故。那些猜忌功臣的君主本身才具平庸、性情怯懦，見到邊疆烽火、賊寇狼煙，就嚇得魂飛魄散。當豪傑大將平定叛軍後，做君主的先是喜出望外，對功臣待如上賓。但轉念一想：敵人這樣凶悍，尚能被此人消滅，萬一他哪天起了當皇帝的心，反叛於我，還不是探囊取物？有此一念，疑心頓起。再拿起功勞簿一看：斬首幾十萬、拓地幾千裏、招撫多少部落、俘虜多少人口。好家夥！這麽大本事的人睡在我臥榻之側，那還得了！於是庸主由猜疑而畏懼，越發對功臣警惕起來。另外，功臣既然建立奇功、榮膺高爵，自然免不了有小人逾越禮數、阿諛奉承。而功臣在外建功之際，又多與在朝中的實權派人物有所衝突，比如管人事的嫌他肆意舉薦、濫賞冒功；管錢物的罵他報銷違規、私藏繳獲。總之，辦大事的人，哪有不落下一堆小把柄的？爭寵者隨便挑出幾個挑撥構陷，就足夠觸君主之怒了。功臣自謂是國家柱石、受恩深重，講話也比一般大臣更直率一些。忠言逆耳，君主自然更不愛聽，心生厭煩。幾下裏湊起來，功臣便讓君主又疑又畏又怒又厭，他還能有個好結果嗎？曆史上種種事例都昭示著，君主暴虐猜忌，或者逼迫功臣養寇自重，或者因為屠戮功臣自毀長城，這樣的國家沒有不敗亡的呀！
這篇文章與汪景祺的多篇雜文一道刊刻付梓，取名《讀書堂西征隨筆》，並送到年羹堯手中。不過，年羹堯對這部書的重視程度並不太高。他在預感到自己可能被抄家前，將所有重要書信、書籍付之一炬，讓負責抄家的官員在抄檢他的內室、書房時一無所獲，直至抄到“粗重家夥”和亂紙堆時，才發現了兩本《讀書堂西征隨筆》。抄家官員翻到《功臣不可為》等篇目後，如獲至寶，稱其“甚屬悖逆”，感到“不勝驚駭”，隨後將該書收繳入宮。雍正帝看過此書後，氣貫瞳仁，破口大罵，下旨將汪景祺本人梟首示眾，妻兒等近親屬發配黑龍江。雖然雍正帝自稱，他誅殺汪景祺的原因是汪書中有大量誹謗詆毀其父康熙皇帝的內容，而非這篇轉著圈罵自己才庸、意怯、猜忌、暴虐的《功臣不可為》。但完全可以想見，正在處理年羹堯案的雍正皇帝看到這篇文章時，要有多麽的氣急敗壞、咬牙切齒。
汪景祺是杭州的世家大族官二代，他父親汪霖在康熙年間官至戶部侍郎，按理說職務也很不低了。不過汪景祺本人雖然文筆犀利如刀，但應試能力不行，屢試不第，四十多歲才考中舉人，一直沒有做官，隻以入幕做清客為生。說他恃才傲物、刻薄尖酸，確乎不假。但要論這篇文章，卻並非完全是偏激之見，而有一定道理。
中國古代傳統意義上的功臣，大多產生於軍事活動當中，即軍功。建立軍功的類型很多：有開基立業型，比如韓信、張良；有亂世爭雄型，比如白起、蒙恬；有開疆拓土型，比如衛青、霍去病；有力挽狂瀾型，比如郭子儀、李光弼。此外還有抵禦外敵侵擾、平定政敵叛亂、鎮壓民眾反抗等各式各樣，視具體情況而有所分別。
建立軍功者早期以武將為主，宋以後則多以文禦武，特別是明清承平以後，多以文官掌兵權，如明朝的於謙、王守仁、袁崇煥、洪承疇，清朝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都是如此。年羹堯以進士翰林起家，作戰時以川陝總督為本職，雖然加以“大將軍”頭銜，但亦在文官掌兵之列。
戰國、秦漢以後，在軍事活動中建立大功業者，多被獎以爵位，如列侯、國公等等。爵位區別於一般職官的最大特點是可以由子孫世襲，所以大功臣多能通過軍功進入貴族階級，獲得高於一般文武官僚的政治地位，對王朝具有“與國同休、帶礪山河”的強烈政治認同感。而相對於建立軍功者，在日常政務中表現突出的文官（包括和平時期的武官），最多隻能獲得職務上的提拔，擔任政府運行的高級“職業經理人”，在一定的任期內執政，而不能獲得爵位、進階貴族，甚至成為政權的“持股人”。“爵以賞功、職以任能”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基本邏輯之一。
一方麵，軍功貴族待遇優厚，是王朝的特權階層；但另一方麵，大功臣橫遭猜忌、下場悲慘，也確實是曆代王朝的普遍現象。大功臣中能夠善始善終者，多以拚命自我壓抑為代價，郭子儀、曾國藩，都是其代表人物。
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有功臣本身的問題。比如戰爭環境下對於統帥、將領的要求，與和平環境下對於文武官員的要求很不一樣。戰爭狀態中的軍事長官，必須擁有絕對權威，必須具備爭強好勝的性格特點：麵對戰機，要殺伐決斷，甚至孤注一擲；管理部下，要獎懲嚴明，甚至一言生死。這樣的人，其行事作風在和平時期的官場上必定不會討人喜歡，通常會給人留下無視秩序、飛揚跋扈的印象。
此外，戰爭環境的殘酷艱辛，很容易讓統帥和部屬、士兵之間建立極其密切的關係。所謂袍澤之誼、戰友情義，是其他形式的感情無法比擬的，而一旦戰爭結束，這種感情也將隨即轉化為根聯固結的利益關係。因此，全麵戰爭，比如改朝換代之類，往往同時出現大批功臣，形成多個既息息相關又互相傾軋的“功臣集團”“勳貴集團”。戰爭結束後，這些大小功臣，以及他們為數眾多的生死袍澤、子弟親屬，憑借功勞迅速占據國家權力的最高層，隨之而來的是分割大量社會經濟資源。這必然給國家的重建和常態下的政治運行帶來很多麻煩，也必然與有誌有力、爭取獨裁的君主，以及負責日常行政管理的文官們產生大量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君主與官僚聯合，剝奪功臣集團的權力，幾乎成為曆朝曆代“國初鬥爭”的常態。
更有甚者，曆史上確實多次出現功臣坐大的現象：或臣強主弱、搶班奪權，如曹孟德；或割據一方、扯旗造反，如吳三桂，等等。不論哪一種，造成的後果都非常嚴重。在這樣的前車之鑒下，有野心有實力的大功臣，無疑會被皇權視為重大威脅。
有鑒於此，君主們一旦認為功臣或有不臣之心、或有不臣之力，往往就要對其削職奪權，甚至大開殺戒。當然，判定功臣“不臣”之後，到底是止於削職奪權，還是真的大開殺戒，就與當時的政治形勢，以及君主的個人風格密切相關了。有些君主氣度較為恢宏，對功臣問題的處理就更溫和一些，譬如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就頗為人所稱道；而有些君主刻忌雄猜，手段就要激烈得多，譬如朱元璋的重刑濫殺、屠戮無遺類，就大為人所詬病。
至於汪景祺所說的，君主自己庸常怯懦、陰私猜忌，加之旁人構陷，而純粹冤殺功臣的情況，也不少見。譬如周亞夫、嶽飛、於謙之死，都是曆史上的著名冤案，千百年來令人扼腕歎息。
雍正殺年羹堯，也體現了他猜忌刻薄、反複無常的一方麵——筆者猜想，如果同樣的事情放在康熙皇帝身上，年羹堯至少不會有性命之虞。但另一方麵，年羹堯的問題又很複雜，他除了個性跋扈、掌握軍權、代表川陝地區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外，還具有外戚身份，可能會對以後的皇權穩定交接產生負麵影響。而這一點是此前的研究者較少關注的。
那麽，作為“功臣不可為”的代表性人物，年羹堯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他的發跡和敗亡所為何由？他和康熙、雍正二帝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關係？容筆者慢慢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