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雍正帝到底想不想置年羹堯於死地呢？按他自己的說法，本來是不想的，在某一段時間內甚至“寬意已定”。但是一件突發的“從古罕聞之事”改變了他的看法，讓他對年羹堯“正法意決矣”。這是一件什麽事呢？我們先來看看雍正帝自己的敘述。他在朱批上這樣說：
一件大奇事！年羹堯之誅否，朕意實未決。四五日前，朕寬意已定，不料初三白日，一虎來齊化門外土城關內地方，報知提督，帶新滿洲，虎已出城外河內葦草中。新滿洲到已晚，伊等周圍執槍把火看守。半夜忽然突出，往南去，從東便門上城，直從城上到前門下馬道，入大城，並未傷一人，立入年羹堯家，上房。至天明，新滿洲、九門等至其家，放鳥槍；虎跳下房，入年遐齡後花園中，被新滿洲追進，用槍紮死。有此奇事乎！年羹堯，朕正法意決矣。如此彰明顯示，實令朕愈加凜畏也。朕實驚喜之至！奇！從古罕聞之事也。朕元年得一夢景，不知可向你言過否？白日未得一點暇，將二鼓，燈下書，字不成字，莫笑話。
按照雍正帝自己的敘述，在雍正三年下半年的某月初三，北京城發生了奇異事件。在這一天，一隻不知來自何方的老虎，雲遊到了朝陽門外。要知道，朝陽門是北京內城的正東門，門外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朝陽門在元朝時叫齊化門，明清時期是漕糧進京的必經之路，故民間又稱為“奇貨門”，其繁華富庶、人煙輻輳，大概與今天的上海外灘、北京金融街相類。就算當年東北虎還不是瀕危動物，還時常出現在北京西北部山區，但跑到人口如此密集的朝陽門，一路還無人發覺報官、組織圍捕，也夠奇怪了吧？後麵還有更奇怪的。那就是百姓發現老虎後，向步軍統領衙門報告。步軍統領衙門長官高度重視，親自率領在野外圍獵時職業殺虎的新滿洲兵丁趕到現場。不過，此時的老虎像遊擊戰士一般，已經完成隱蔽工作，藏身城外河內蘆葦叢中，成功躲過追捕。步軍衙門的廣大官兵也沒有辦法，隻好包圍了老虎藏身區域，持槍舉火，嚴陣以待。
哪料到這隻老虎忒是智勇雙全，白天在蘆葦蕩安營紮寨，到了晚上，趁著夜色，一躍突出包圍圈，向南奔去，取道東便門，躥上城牆。清代的東便門台城連上城樓高達十二米，足見該虎身體之矯健。老虎深更半夜在城牆上一路南行，從東便門溜達到了前門，隨後由馬道下城，像開了導航定位一樣，直入年羹堯家中。且一路上人擋閃人，佛擋閃佛，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老虎來到年家後，既不吃人，也不傷畜，隻是躥上房頂，生生待了半宿。次日天明，步軍衙門官兵聞訊來到年羹堯家，向房頂上的老虎鳴鳥槍示警。老虎從房頂上跳下，跑到年遐齡居住的後花園內。步軍衙門官兵一擁而上，終於用槍把老虎紮死了。
這麽一個比全程跟拍視頻還全須全尾、有鼻子有眼的故事，見於雍正帝與直隸總督蔡珽的奏折聊天記錄。故事講完後，雍正帝向“倒年先鋒官”蔡珽大發感慨，驚歎：“有此奇事乎！年羹堯，朕正法意決矣。如此彰明顯示，實令朕愈加凜畏也。朕實驚喜之至！奇！從古罕聞之事也。”感慨發過之後，又加了一句很蹊蹺的話：“朕元年得一夢景，不知可向你言過否？”所謂元年夢景，蔡珽在回複的奏折中有所解釋，是說雍正帝在元年時就有夢虎之事，並曾對自己提起。至於夢見老虎做什麽，懷疑是什麽征兆，則沒有細說。不過當時民間傳言，年羹堯出生時有白虎之兆，那麽不論是皇帝元年夢的虎，還是這次被打死的虎，自然都是年羹堯的象征了。蔡珽奏折還顯示，講完故事、發完感慨的雍正帝輕鬆愉悅，又老朋友閑話般來了一句：“白日未得一點暇，將二鼓，燈下書，字不成字，莫笑話。”
不巧，蔡珽的這份奏折屬於折、封分家的情況，即：上奏的日期寫在了封麵上而非奏折內，後來封麵遺失了，這件奏折就被歸於“無日期奏折”，難以確定書寫和批複時間。我們隻能通過蔡珽署理直隸總督的時間，判斷這件事發生在雍正三年陰曆九、十、十一、十二月，這四個月中的某個初三。再結合具體描述，想想北京隆冬臘月，河麵冰封，老虎要是還能藏在蘆葦蕩裏，這瞎話未免編得太不圓滿，於是我們出於對雍正皇帝智力水平的信任，可以把事發時間限製在陰曆九月初三或十月初三。
除蔡珽奏折外，雍正年間的權威文獻、檔案，如《雍正朝起居注》《上諭檔》，以及涉事大臣如步軍統領等人的奏折內均未見關於此事的記載。反而到了乾隆年間，一個名叫蕭奭的揚州小文人在他的筆記《永憲錄》中提到了這件事。蕭奭說：
（雍正三年十月）戊辰（初四），野虎入年羹堯家。虎由西便門進正陽門西江米巷（今稱西交民巷），入年羹堯舊宅，咬傷數人。九門提督率侍衛槍斃之。上降諭：朕將年羹堯解京，本將仍加寬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當誅，將虎仍還伊家。相傳年羹堯生時有白虎之兆。都城人煙稠密，環衛森嚴，竟無人見虎所由來，亦非偶然矣。
《永憲錄》的取材據蕭奭自己說是朝廷的“詔旨”，實際上源頭頗雜，也有不少道聽途說和自行拚湊的內容。像這條記載，就和雍正帝本人的說法有一些細節上的差別，比如老虎到底是由東便門上城還是由西便門上城，沿途傷人與否，殺虎的武裝人員到底來自哪個衙門等等。不過，《永憲錄》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虎入年家”事件的確切月份，即雍正三年十月初。雍正三年十月初三，正是當年立冬之日，北京河麵尚在封與未封之際，大概還是可以給老虎提供蘆葦蕩藏身之地的。
以雍正帝一點大事小情就要滿世界發布消息的一貫作風，這樣情節玄幻、象征意義重大的“從古罕聞之事”，隻對蔡珽一個人當笑話隨便說說，似乎不大像他的風格。另外，如果確有老虎進城，甚至老虎“自帶導航”進入年家之事，北京城內不說全城震動，至少民間也要議論紛紛、廣為流布，那麽到了乾隆、嘉慶年間，恐怕無論如何也是逃不過紀昀、袁枚、昭梿這類八卦聖手的筆去。可就是這麽一件大奇事，不但當時沒刷上頭條，事後也不見高手編排，隻是被名不見經傳的蕭奭記錄下來，且來源很可能也隻是刊本《朱批諭旨》中被刪改過的蔡珽奏折。
鑒於以上原因，筆者大膽推測，發生在雍正三年初冬的這件“虎入年家”奇聞，並非事實，而是一個被過分誇大的普通事件。所謂被誇大的，就是說本來存在一個並不那麽“奇”的事實：比如一隻來自北京西北山區，或是京郊皇家動物園中的老虎確實稀裏糊塗地溜達到了北京城區周邊，但並未進城，更未“自帶導航”進入年家；也可能是某日年家確實進入了一隻體型龐大的貓科動物，譬如狸貓，而被誇張成老虎等等，於是憑空產生的謠言。而謠言的源頭並非旁人，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帝在這個時間點上，以一件“奇事”偽托天意，並單單告知“倒年先鋒官”蔡珽，我想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對於年羹堯的處理，他此前尚有猶豫不決之意，此時則下定決心。如果下定決心的理由不便為外人道，那麽托詞天意，就是最省事的做法。
第二，將年羹堯必死的“天意”告知蔡珽，是給這位倒年大將吃一顆定心丸，鼓勵他再接再厲，在接下來的倒年工作中完成更艱巨的任務。畢竟，年羹堯此際雖然落魄已極，但年紀隻有四十幾歲，親妹妹、親外甥還是皇帝最寵愛的貴妃、幼子，隻要一時不死，東山再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到那個時候，隻怕蔡大人哭都沒處哭去。而蔡珽一旦在這個問題上心存疑慮，現下對皇帝的效忠也要打不少折扣。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讓雍正帝一定要將已經被徹底剝奪了兵權、剝離了黨羽，對自己毫無威脅的年羹堯置於死地，甚至不惜承擔誅殺功臣的惡名呢？我想這很大程度上還是與年貴妃所生的皇子福惠有關。
雍正元年，在康熙末年儲位大戰中亂中取勝的雍正帝吸取乃父在立太子問題上的慘痛教訓，上台近半年，就召集滿漢文武大臣，談及儲位之事。他說：皇考選擇朕躬繼承皇位，是“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促之間一言而定大計”，皇考在世時，對儲位一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我的福澤、能力那是遠遠沒辦法和皇考比的，所以我的兒子們雖然都很年幼，立儲是必須慎重的大事，不應該現在舉行，但“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禦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實宜知之，或收藏數十年亦未可定。”這番話說完後，他命人將一個密封好的錦匣放在正大光明匾後麵，至於匣中放置何物、書寫的是什麽內容，都不為人知。
雍正元年，雍正帝存世的四個兒子中，長子弘時將近二十歲，已經成人娶妻，但弘時素為其父所不喜，此時恐怕也不在備選之列。其餘諸子中，弘曆十二歲、弘晝十一歲、福惠兩歲，均可稱為年幼，先不說才識資質、發展前途如何，在那個青少年早夭率很高的年代，是否都能順利活到娶妻生子，尚且存疑。所以，雍正帝這一次的“秘密立儲”活動，昭示自己帝位合法性的意義更大於確立儲君的意義。而在皇帝本人掌握了立儲的全部主動權後，“易儲”與否，也不過就是他再寫一張紙條的事了。
前文我們提到，在四位皇子中，福惠雖然年紀最小，但其母地位最高，他本人最受雍正帝喜愛，在一些事情上享受的待遇高於其兄弘曆、弘晝。另外，雍正帝非常樂意培養福惠與自己最親信的弟弟怡親王允祥的關係，曾放心地讓隻有三歲的福惠跟隨怡親王赴木蘭圍場秋獵，並將此事仔仔細細告訴遠在萬裏之外的年羹堯。允祥比雍正帝小八歲，雖然他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大好，但考慮到年齡差距較大，雍正帝仍然認為他應當比自己活得更久，可以托付後事。允祥去世後，他曾毫不避諱地將這層意思表達出來，如傳旨在廷王公大臣說：
王之年齒小朕八歲，不但賴王讚襄朕躬，且望王輔弼於將來，為擎天之柱石、立周公之事業，使我國家受無疆之福，此實朕之本懷，豈料王竟舍朕而長逝耶！
雍正帝說這段話時，未來的乾隆皇帝已經二十出頭，是成年人了，顯然，他對乃父安排“周公”的初衷是不會感到愉快的。於是，乾隆年間編纂的雍正《實錄》雖然收錄了這道長篇上諭，卻將此段文字刪去，目前隻能在更原始的雍正《上諭檔》和《起居注》中看到。
此外，允祥死後，正在生重病的雍正帝還寫信給另一位與他年齡相仿的重臣雲貴總督鄂爾泰，說：
今不料怡親王賢弟仙逝，朕從前意望，凡朕生前身後、朝廷內外、大綱節目，得王一人，朕實心神俱為之安悅，毫無疑顧。今不幸朕弟舍我仙逝，朕之悲悼思痛且不必言，朕向日之所望一旦失矣，實如失倚護，方寸亂矣，心忐忑矣……若求獨立不倚、心如金石者，朕八年來觀內外諸王大臣官員中，惟怡親王與卿也。今王遐舉矣，卿觀朕此旨，而不時加珍重，則負朕處不可言於也。皇子皆中庸之資，朕弟侄輩亦乏卓越之才，朕此血誠上天列祖皇考早鑒之矣。朝廷苦不得賢良碩輔，書至此，卿自體朕之苦情矣。
此時雍正帝膝下隻剩弘曆、弘晝兩位皇子。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允祥的去世對雍正帝的打擊之大，蓋因“皇子皆中庸之資，弟侄輩乏卓越之才”，而他“生前身後、朝廷內外、大綱節目”能夠托付有人的願望隨著允祥的死而全部落空，下麵就隻能求助於鄂爾泰了。
既然對允祥有這樣的信任和期望，那麽安排某位皇子與這位“準周公”叔父刻意親近，當然是個很好的征兆。不過，由於福惠年齡實在太小，個人資質難以展現，筆者想以雍正帝的政治素質，也不會因為私情私愛而貿然確定幼子為儲君，但是積極培養，給予機會，還是有很大可能。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福惠的親舅舅年大將軍出問題了，還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最最嚴重的、能夠挑戰皇權的大問題。年羹堯與雍正帝差不多是同齡人，此時不一鼓作氣讓其蛋白質形式消失，日後誰熬得過誰，那就很難說了。我們可以替雍正皇帝估量一下，現實中存在的最極端情況就是：年羹堯雖然被一時剝奪了權柄，但仍然正常生活，而年齡相仿的雍正帝死在年羹堯前麵，又以福惠為儲君。在這種情況下，年羹堯很可能以皇帝親舅的身份尋機重返朝堂，年輕的新君能否控製住曾經軍權在握的國舅就不好說了。一旦念思及於此，不僅雍正帝要下定決心斬草除根，此次參與倒年的所有核心人物，也必然極力鼓動皇帝置年於死地，避免日後可能發生的、哪怕隻有萬分之一概率的反攻倒算。
一件大奇事！年羹堯之誅否，朕意實未決。四五日前，朕寬意已定，不料初三白日，一虎來齊化門外土城關內地方，報知提督，帶新滿洲，虎已出城外河內葦草中。新滿洲到已晚，伊等周圍執槍把火看守。半夜忽然突出，往南去，從東便門上城，直從城上到前門下馬道，入大城，並未傷一人，立入年羹堯家，上房。至天明，新滿洲、九門等至其家，放鳥槍；虎跳下房，入年遐齡後花園中，被新滿洲追進，用槍紮死。有此奇事乎！年羹堯，朕正法意決矣。如此彰明顯示，實令朕愈加凜畏也。朕實驚喜之至！奇！從古罕聞之事也。朕元年得一夢景，不知可向你言過否？白日未得一點暇，將二鼓，燈下書，字不成字，莫笑話。
按照雍正帝自己的敘述，在雍正三年下半年的某月初三，北京城發生了奇異事件。在這一天，一隻不知來自何方的老虎，雲遊到了朝陽門外。要知道，朝陽門是北京內城的正東門，門外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朝陽門在元朝時叫齊化門，明清時期是漕糧進京的必經之路，故民間又稱為“奇貨門”，其繁華富庶、人煙輻輳，大概與今天的上海外灘、北京金融街相類。就算當年東北虎還不是瀕危動物，還時常出現在北京西北部山區，但跑到人口如此密集的朝陽門，一路還無人發覺報官、組織圍捕，也夠奇怪了吧？後麵還有更奇怪的。那就是百姓發現老虎後，向步軍統領衙門報告。步軍統領衙門長官高度重視，親自率領在野外圍獵時職業殺虎的新滿洲兵丁趕到現場。不過，此時的老虎像遊擊戰士一般，已經完成隱蔽工作，藏身城外河內蘆葦叢中，成功躲過追捕。步軍衙門的廣大官兵也沒有辦法，隻好包圍了老虎藏身區域，持槍舉火，嚴陣以待。
哪料到這隻老虎忒是智勇雙全，白天在蘆葦蕩安營紮寨，到了晚上，趁著夜色，一躍突出包圍圈，向南奔去，取道東便門，躥上城牆。清代的東便門台城連上城樓高達十二米，足見該虎身體之矯健。老虎深更半夜在城牆上一路南行，從東便門溜達到了前門，隨後由馬道下城，像開了導航定位一樣，直入年羹堯家中。且一路上人擋閃人，佛擋閃佛，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老虎來到年家後，既不吃人，也不傷畜，隻是躥上房頂，生生待了半宿。次日天明，步軍衙門官兵聞訊來到年羹堯家，向房頂上的老虎鳴鳥槍示警。老虎從房頂上跳下，跑到年遐齡居住的後花園內。步軍衙門官兵一擁而上，終於用槍把老虎紮死了。
這麽一個比全程跟拍視頻還全須全尾、有鼻子有眼的故事，見於雍正帝與直隸總督蔡珽的奏折聊天記錄。故事講完後，雍正帝向“倒年先鋒官”蔡珽大發感慨，驚歎：“有此奇事乎！年羹堯，朕正法意決矣。如此彰明顯示，實令朕愈加凜畏也。朕實驚喜之至！奇！從古罕聞之事也。”感慨發過之後，又加了一句很蹊蹺的話：“朕元年得一夢景，不知可向你言過否？”所謂元年夢景，蔡珽在回複的奏折中有所解釋，是說雍正帝在元年時就有夢虎之事，並曾對自己提起。至於夢見老虎做什麽，懷疑是什麽征兆，則沒有細說。不過當時民間傳言，年羹堯出生時有白虎之兆，那麽不論是皇帝元年夢的虎，還是這次被打死的虎，自然都是年羹堯的象征了。蔡珽奏折還顯示，講完故事、發完感慨的雍正帝輕鬆愉悅，又老朋友閑話般來了一句：“白日未得一點暇，將二鼓，燈下書，字不成字，莫笑話。”
不巧，蔡珽的這份奏折屬於折、封分家的情況，即：上奏的日期寫在了封麵上而非奏折內，後來封麵遺失了，這件奏折就被歸於“無日期奏折”，難以確定書寫和批複時間。我們隻能通過蔡珽署理直隸總督的時間，判斷這件事發生在雍正三年陰曆九、十、十一、十二月，這四個月中的某個初三。再結合具體描述，想想北京隆冬臘月，河麵冰封，老虎要是還能藏在蘆葦蕩裏，這瞎話未免編得太不圓滿，於是我們出於對雍正皇帝智力水平的信任，可以把事發時間限製在陰曆九月初三或十月初三。
除蔡珽奏折外，雍正年間的權威文獻、檔案，如《雍正朝起居注》《上諭檔》，以及涉事大臣如步軍統領等人的奏折內均未見關於此事的記載。反而到了乾隆年間，一個名叫蕭奭的揚州小文人在他的筆記《永憲錄》中提到了這件事。蕭奭說：
（雍正三年十月）戊辰（初四），野虎入年羹堯家。虎由西便門進正陽門西江米巷（今稱西交民巷），入年羹堯舊宅，咬傷數人。九門提督率侍衛槍斃之。上降諭：朕將年羹堯解京，本將仍加寬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當誅，將虎仍還伊家。相傳年羹堯生時有白虎之兆。都城人煙稠密，環衛森嚴，竟無人見虎所由來，亦非偶然矣。
《永憲錄》的取材據蕭奭自己說是朝廷的“詔旨”，實際上源頭頗雜，也有不少道聽途說和自行拚湊的內容。像這條記載，就和雍正帝本人的說法有一些細節上的差別，比如老虎到底是由東便門上城還是由西便門上城，沿途傷人與否，殺虎的武裝人員到底來自哪個衙門等等。不過，《永憲錄》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虎入年家”事件的確切月份，即雍正三年十月初。雍正三年十月初三，正是當年立冬之日，北京河麵尚在封與未封之際，大概還是可以給老虎提供蘆葦蕩藏身之地的。
以雍正帝一點大事小情就要滿世界發布消息的一貫作風，這樣情節玄幻、象征意義重大的“從古罕聞之事”，隻對蔡珽一個人當笑話隨便說說，似乎不大像他的風格。另外，如果確有老虎進城，甚至老虎“自帶導航”進入年家之事，北京城內不說全城震動，至少民間也要議論紛紛、廣為流布，那麽到了乾隆、嘉慶年間，恐怕無論如何也是逃不過紀昀、袁枚、昭梿這類八卦聖手的筆去。可就是這麽一件大奇事，不但當時沒刷上頭條，事後也不見高手編排，隻是被名不見經傳的蕭奭記錄下來，且來源很可能也隻是刊本《朱批諭旨》中被刪改過的蔡珽奏折。
鑒於以上原因，筆者大膽推測，發生在雍正三年初冬的這件“虎入年家”奇聞，並非事實，而是一個被過分誇大的普通事件。所謂被誇大的，就是說本來存在一個並不那麽“奇”的事實：比如一隻來自北京西北山區，或是京郊皇家動物園中的老虎確實稀裏糊塗地溜達到了北京城區周邊，但並未進城，更未“自帶導航”進入年家；也可能是某日年家確實進入了一隻體型龐大的貓科動物，譬如狸貓，而被誇張成老虎等等，於是憑空產生的謠言。而謠言的源頭並非旁人，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帝在這個時間點上，以一件“奇事”偽托天意，並單單告知“倒年先鋒官”蔡珽，我想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對於年羹堯的處理，他此前尚有猶豫不決之意，此時則下定決心。如果下定決心的理由不便為外人道，那麽托詞天意，就是最省事的做法。
第二，將年羹堯必死的“天意”告知蔡珽，是給這位倒年大將吃一顆定心丸，鼓勵他再接再厲，在接下來的倒年工作中完成更艱巨的任務。畢竟，年羹堯此際雖然落魄已極，但年紀隻有四十幾歲，親妹妹、親外甥還是皇帝最寵愛的貴妃、幼子，隻要一時不死，東山再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到那個時候，隻怕蔡大人哭都沒處哭去。而蔡珽一旦在這個問題上心存疑慮，現下對皇帝的效忠也要打不少折扣。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讓雍正帝一定要將已經被徹底剝奪了兵權、剝離了黨羽，對自己毫無威脅的年羹堯置於死地，甚至不惜承擔誅殺功臣的惡名呢？我想這很大程度上還是與年貴妃所生的皇子福惠有關。
雍正元年，在康熙末年儲位大戰中亂中取勝的雍正帝吸取乃父在立太子問題上的慘痛教訓，上台近半年，就召集滿漢文武大臣，談及儲位之事。他說：皇考選擇朕躬繼承皇位，是“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促之間一言而定大計”，皇考在世時，對儲位一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我的福澤、能力那是遠遠沒辦法和皇考比的，所以我的兒子們雖然都很年幼，立儲是必須慎重的大事，不應該現在舉行，但“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禦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實宜知之，或收藏數十年亦未可定。”這番話說完後，他命人將一個密封好的錦匣放在正大光明匾後麵，至於匣中放置何物、書寫的是什麽內容，都不為人知。
雍正元年，雍正帝存世的四個兒子中，長子弘時將近二十歲，已經成人娶妻，但弘時素為其父所不喜，此時恐怕也不在備選之列。其餘諸子中，弘曆十二歲、弘晝十一歲、福惠兩歲，均可稱為年幼，先不說才識資質、發展前途如何，在那個青少年早夭率很高的年代，是否都能順利活到娶妻生子，尚且存疑。所以，雍正帝這一次的“秘密立儲”活動，昭示自己帝位合法性的意義更大於確立儲君的意義。而在皇帝本人掌握了立儲的全部主動權後，“易儲”與否，也不過就是他再寫一張紙條的事了。
前文我們提到，在四位皇子中，福惠雖然年紀最小，但其母地位最高，他本人最受雍正帝喜愛，在一些事情上享受的待遇高於其兄弘曆、弘晝。另外，雍正帝非常樂意培養福惠與自己最親信的弟弟怡親王允祥的關係，曾放心地讓隻有三歲的福惠跟隨怡親王赴木蘭圍場秋獵，並將此事仔仔細細告訴遠在萬裏之外的年羹堯。允祥比雍正帝小八歲，雖然他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大好，但考慮到年齡差距較大，雍正帝仍然認為他應當比自己活得更久，可以托付後事。允祥去世後，他曾毫不避諱地將這層意思表達出來，如傳旨在廷王公大臣說：
王之年齒小朕八歲，不但賴王讚襄朕躬，且望王輔弼於將來，為擎天之柱石、立周公之事業，使我國家受無疆之福，此實朕之本懷，豈料王竟舍朕而長逝耶！
雍正帝說這段話時，未來的乾隆皇帝已經二十出頭，是成年人了，顯然，他對乃父安排“周公”的初衷是不會感到愉快的。於是，乾隆年間編纂的雍正《實錄》雖然收錄了這道長篇上諭，卻將此段文字刪去，目前隻能在更原始的雍正《上諭檔》和《起居注》中看到。
此外，允祥死後，正在生重病的雍正帝還寫信給另一位與他年齡相仿的重臣雲貴總督鄂爾泰，說：
今不料怡親王賢弟仙逝，朕從前意望，凡朕生前身後、朝廷內外、大綱節目，得王一人，朕實心神俱為之安悅，毫無疑顧。今不幸朕弟舍我仙逝，朕之悲悼思痛且不必言，朕向日之所望一旦失矣，實如失倚護，方寸亂矣，心忐忑矣……若求獨立不倚、心如金石者，朕八年來觀內外諸王大臣官員中，惟怡親王與卿也。今王遐舉矣，卿觀朕此旨，而不時加珍重，則負朕處不可言於也。皇子皆中庸之資，朕弟侄輩亦乏卓越之才，朕此血誠上天列祖皇考早鑒之矣。朝廷苦不得賢良碩輔，書至此，卿自體朕之苦情矣。
此時雍正帝膝下隻剩弘曆、弘晝兩位皇子。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允祥的去世對雍正帝的打擊之大，蓋因“皇子皆中庸之資，弟侄輩乏卓越之才”，而他“生前身後、朝廷內外、大綱節目”能夠托付有人的願望隨著允祥的死而全部落空，下麵就隻能求助於鄂爾泰了。
既然對允祥有這樣的信任和期望，那麽安排某位皇子與這位“準周公”叔父刻意親近，當然是個很好的征兆。不過，由於福惠年齡實在太小，個人資質難以展現，筆者想以雍正帝的政治素質，也不會因為私情私愛而貿然確定幼子為儲君，但是積極培養，給予機會，還是有很大可能。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福惠的親舅舅年大將軍出問題了，還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最最嚴重的、能夠挑戰皇權的大問題。年羹堯與雍正帝差不多是同齡人，此時不一鼓作氣讓其蛋白質形式消失，日後誰熬得過誰，那就很難說了。我們可以替雍正皇帝估量一下，現實中存在的最極端情況就是：年羹堯雖然被一時剝奪了權柄，但仍然正常生活，而年齡相仿的雍正帝死在年羹堯前麵，又以福惠為儲君。在這種情況下，年羹堯很可能以皇帝親舅的身份尋機重返朝堂，年輕的新君能否控製住曾經軍權在握的國舅就不好說了。一旦念思及於此，不僅雍正帝要下定決心斬草除根，此次參與倒年的所有核心人物，也必然極力鼓動皇帝置年於死地，避免日後可能發生的、哪怕隻有萬分之一概率的反攻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