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形勢的日益緊迫，之前麵對拉錫還談笑風生渾不懍的年羹堯也穩不住勁了，接到最後一次讓他“明白回奏”的旨意後，寫下了大概是這輩子最跌身段的“乞憐折”。其折曰：
臣羹堯謹奏。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憐臣悔罪，求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下這一個犬馬慢慢的給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執法，臣的罪過不論哪一條哪一件皆可以問死罪而有餘，臣如何回奏得來。除了皈命竭誠懇求主子，臣再無一線之生路。伏地哀鳴，望主子施恩，臣實不勝嗚咽。謹冒死奏聞。
奏折上沒有朱批，雍正帝看後有何觀感，我們也不得而知。不過顯然，皇帝示意下的舉朝倒年活動並沒有因此放慢了腳步。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年貴妃去世後的半個月，議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堯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貪黷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
與早期王朝或者亂世王朝裏強權皇帝一不高興就把人“烹之”“族之”的行為相比，清王朝的皇帝有一種看似更講理、更法製化，當然也可以說是更狡猾虛偽的傾向：善於給人定罪。化用著名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用數目字管理國家”的理論，可稱為用數目字管理罪犯。
對中國曆史有一定了解的讀者，可能都知道這樣的說法：宋朝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不殺士大夫，這是宋朝的重要國策，且被執行得比較徹底。宋朝皇帝普遍脾氣溫和，讓大臣拿話擠對到牆角了，也沒什麽辦法，不但殺不得，也羞辱不得，大不了遠遠打發出去，還擋不住他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並以此名垂青史，備受後人的同情理解。
相對於宋朝皇帝的謙謙君子風度，明朝皇帝顯得比較粗魯，自己行事不靠譜，想一出是一出不說，還一言不合就打官員板子。那時候沒有抗生素等消炎藥物，挨打的人就算當場沒有被打死，如果傷口感染治療不及，送命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不過，皇帝粗魯有粗魯的“好處”，他打人是因為一事而打、興起而打。他打了人，隻能證明他自己是昏庸的、蠻橫的、歇斯底裏的，那自然而然，被打的人就是明智的、忠誠的、堅貞不屈的。被打的人由此而獲得社會主流的同情、支持、尊敬，乃至崇拜，變得順理成章。在這種情況下，有明一代廣大士大夫前赴後繼、冒著風險爭相“找打”，挨打之後，得仁得義、成賢成聖，不論挨打的原因是什麽，隻消挨打，就自然而然便成了正義的代言人。
清王朝是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按道理，民族初興、政權肇基的階段，也談不上什麽規範的禮樂刑政，濫刑酷法是比較多見的。但很奇怪，至少從皇太極當政時期起，滿洲統治者就有用數目字管理罪犯的習慣。比如皇太極在壓製昆仲、獨攬君權的過程中，囚禁了他的堂兄阿敏，公布了阿敏的罪狀共十六條。阿敏獲罪是在天聰四年（1630），當時的後金王朝還沒有引進明朝的六部製度，自然既沒有專門主管量刑定罪的刑部，也沒有成體係的律例法典作為量刑依據。而皇太極和他的執政團隊居然能想到量化政敵的罪名，讓自己的決策看起來有理有據，還是很有政治頭腦的。
清廷入關後，在學習明朝法律製度，特別是問刑程序的基礎上，繼承了本民族這種細致羅列罪狀的傳統，其獲罪名目多而著名者如鼇拜獲罪三十款、和珅獲罪二十款等等。不過，要說把這一做法發揮到極致的，那還當推雍正皇帝為首。雍正年間的大人物獲罪，其定罪之精細超過其他時代，如隆科多獲罪四十一款，廉親王允禩獲罪四十款，貝子允禟獲罪二十八款，貝勒延信獲罪二十款等等。當然，其他人罪狀再多，也多不過年羹堯去。年羹堯這九十二款大罪，單從條數上看，足可稱古今罪人第一，說不定還能打破世界紀錄。
不怕麻煩、喜歡給人幾十條幾十條地羅織罪名，這體現了以雍正帝為突出代表的清朝皇帝怎樣的特點呢？筆者個人認為主要有三點。
首先，是對統治合法性、合理性的強烈渴求，以至於有些強迫症式的表現。清王朝是少數民族通過武力征服而統治大帝國，在華夷之辨的意識形態下，合法性先天不足；而雍正帝本人的即位程序又頗有瑕疵，他在位期間朝野已經流言四起。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令他隨時隨地感受到朝野對他皇位合法性的指摘，並一生致力於對自己的皇位合法性進行解釋與強調。事實上，如果換作一個臉皮厚的皇帝，這種指摘也起不到什麽作用。在皇權至上的時代，除了扯旗造反，其他任何負麵評價，對皇帝本人來說，都是柔性的、沒有強製力的。他既可以我行我素、置之不理，也可以二話不說，拖出去砍了，大不了擔一個暴君的名聲，也不會掉二兩肉。
但雍正帝顯然不是這樣的人，他是個極好麵子又很務實的人。換句話說，就是麵對一切棘手問題，既要切實有效解決，還要解決得情理法兼顧，最不濟也要邏輯自洽、自圓其說。於是，我們在《雍正朝起居注》和雍正年間的滿漢朱批奏折中看到的，是一個忘記了自己皇帝身份而喋喋不休，與任何對象都能展開激烈辯論的胤禛。實際上，不要說皇帝，就算沒有什麽生殺大權的普通上司，通常也隻是兀自下命令而已，不大需要就一件事和人講出一二三條道理，乃至翻來覆去辯論道理的。官大一級壓死人，這是社會運行的基本準則。
不過，一度把年羹堯捧到恩人位置的雍正帝深知，“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讓將軍見太平”這種事，是不得人心的。不論內中有何委曲，讓不知內情的人從表麵上看，都隻能看到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對皇帝的聲譽、朝廷的形象，是極大的損害。所以，他讓群臣不遺餘力地搜括年氏的罪狀，按照合乎製度的程序全麵公開，向天下人講出九十二條道理，展示年羹堯是如何的罪大惡極，數罪並罰、按律當誅。而自己則是站在一個至公至明的位置上，戰爭時期重用他，是真誠的、講道理的；現在逐漸發現了他如此之多的罪行，要誅殺他，同樣也是真誠的、合法度的。
雍正帝這樣的行事風格，不乏他的可取之處。畢竟，無論如何，一個肯花心思跟你講理的上司，乃至皇帝，總比悍然武斷，一拍腦袋就說一不二的更好一點兒吧。但與此同時，另外一個問題又出現了：雖然他是講道理的，可他和講理對象的地位完全不對等，能為自己的“理”調動的資源極度不均衡。所以歸根結底，他講的是一麵理，講的是不公平的理。再者，雍正帝為人英察善辯，講理的時候極肯投入，極為用心用力，所以他的“理”看起來總是那麽“有理”，不管論證過程還是論證結果，甚至道德高度都完勝對手。許多學者都說，清朝的士風較明朝卑下得多，清流士大夫再不見明朝那樣冒著打板子的風險跟皇帝死磕真理的了。而又有學者說，清朝的士風之變主要是在雍乾時期，這跟當時的君權高壓專製、文字獄酷烈有密切關係。這些觀點自有其道理，筆者也基本同意。不過，筆者還得在此補充一點，那就是雍正年間士風的變化，實在跟雍正皇帝太愛講道理、又太會講道理有關，講到了士大夫們無理可講、閉口不言的地步。所以，對於傳統王朝士風的培植而言，皇帝愛搜腸刮肚講道理，恐怕真不如一理虧就打人板子更好些。
第二，是對皇權掌控力的高度自信。前麵我們說，相對於以前的朝代，清朝皇帝更習慣運用數目字管理罪犯，承平時期處理大人物，安排的罪名一般都在二三十條以上。但到了晚清，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比如辛酉政變後，大權臣肅順被慈禧太後、恭親王奕?等人以跋扈不臣為名，六天時間從重從快判了死刑。因為時間倉促，肅順又不是個大貪，突襲抄家無所收獲，直令草擬諭旨的筆杆子曹毓瑛“思索竟日，周納無詞”，實在列不出多少罪狀條款。實際上，肅順的專斷強橫、把持朝政，比年羹堯有過之而無不及，把柄一定是很多的。這件事情若放在雍正手裏，細細查去，大罪沒有九十二款，二十九款也是有的。但此時的慈禧和奕?，對政權的控製能力遠遠無法與雍正帝相比，對肅順等人抱著好懸抓住，趕緊殺了省事的態度。可見，合法性強不強，是一個建立在控製力基礎之上的高端話題，對於弱勢君主而言，充分論證合法性，實在是一件不敢追求的奢侈品。
第三，是政治手段的純熟運用。在“倒年”中，雍正帝手段的高明老辣表現在三個方麵。第一，確保在政治，甚至是法律的框架內剝奪年羹堯的兵權，讓已經有一定割據傾向的川陝軍政集團平穩“回歸”皇權的控製範圍之內，沒有激起許多人都擔心的兵變。第二，盡量縮小範圍、實現精確打擊。對於年羹堯關係網中的文武精英，雍正帝普遍采取收買剝離的方式，使其不至於一損俱損；對於其中特別優異者，還能推誠重用，愛才之心昭然可見；而對於年氏家族的無關成員，更是極力加以保護。第三，雍正三年，在“倒年”進行過程中，雍正帝同時向以其親兄弟允禩、允禵為代表的先帝皇子、宗室王公和八旗上層貴族發起總攻，並開始著手清除他即位的大功臣、國舅隆科多在朝中的勢力。在不影響國計民生的情況下，多點出擊而令所有的對手毫無還擊之力，他不愧是政治鬥爭史上的超級大咖。
不過，為了達到完美控製事態發展的目的，“倒年”活動中的雍正帝采取了很多陰暗不堪的手段。比如通過密折的形式鼓勵告密、挑撥離間、憑空誣陷等等，甚至他讚美、收買大臣的那些“甜言蜜語”，從最後的結果看，也讓人毛骨悚然，絕非君子待人之道。筆者想，讀過本書的讀者，願意交他這樣的朋友，或者願意和他這樣的上司共事的，恐怕是沒有幾位了，除非你運氣絕佳，有允祥和鄂爾泰那樣的特質。當然，今天的學者或者曆史愛好者能看到原始的清宮檔案，是極其偶然的曆史機緣，是雍正帝始料未及的。他原本也以為，自己展現給時人和後世的，都是正大光明的呢。
九十二款大罪既定，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年僅四十六歲的年羹堯死期至矣。那一天，雍正派遣領侍衛內大臣馬爾賽、步軍統領阿齊圖向年羹堯宣判其死刑。上諭開頭曰：
年羹堯，爾亦係讀書之人，曆觀史書所載，曾有悖逆不法如爾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假飾，勉強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汝父兄及汝子並汝闔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汝捫心自思，朕之恩尚忍負乎？
先強調年羹堯是辜負君恩，連掩飾也懶得掩飾的古往今來第一人渣；隨後又曆數了他一些九十二款大罪中尚未提到的罪狀，如在對羅卜藏丹津的作戰中該前進的時候羈遲，該謹慎的時候冒進，該直行的時候繞遠，該迂回的時候抄近，總之是視國家軍務為兒戲，以此陷害阿喇納、富寧安、嶽鍾琪、蔡珽等領兵、督糧大臣（然而最終不是打贏了嗎……）。又如處理戰爭善後，奏定的十三條章程，在不該建城處建城，不該屯兵處屯兵，所作所為，無一處有益於地方（然而善後十三條是年羹堯上奏後經過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通過，由皇帝親自批準的）。如此種種，還有很多殘殺無辜、顛倒軍政的大罪沒有來得及放在這九十二條中討論。最後，雍正帝說：
即就廷臣所議九十二條之內，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淚墜。朕統禦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以治天下，若爾之悖逆不臣至此，朕枉法寬宥，則何以張國法之憲典，服天下之人心乎？即爾苟活人世，自思負恩悖逆至此，尚可以對天地鬼神，與世人相見乎？今寬爾殊死之罪，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大凡狂悖之人，生前執迷，死後或當醒悟。若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為永墜地獄者，雖曆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意思是：你的罪孽如此深重，九十二條裏光夠得上死罪的就有三十多條，朕如果還不殺你，就是徇情枉法；即便像現在這樣，隻讓你自裁了事，又免除你父兄子孫叔伯等近親的死罪，已經是皇恩浩蕩、格外保全了。你如果還稍微有點人性，就是在黃泉路上也要感恩戴德、悔罪自新。如果稍有怨念不服，那麽按照佛家的說法，你就算墜入地獄，永世不得重生，也無法消除自己的罪孽。
一世雄傑的年羹堯，就是在這段“死了也要愛，怨念會讓你沒有彼岸”的強硬超度聲中，走向了生命的盡頭。他被皇帝“賜自盡”，至於具體的死法，即是鴆酒抑或金刃、白綾，則未見史載。
那麽，年羹堯這九十二條大罪，到底虛實如何，有什麽可以深挖的內涵呢？
臣羹堯謹奏。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憐臣悔罪，求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下這一個犬馬慢慢的給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執法，臣的罪過不論哪一條哪一件皆可以問死罪而有餘，臣如何回奏得來。除了皈命竭誠懇求主子，臣再無一線之生路。伏地哀鳴，望主子施恩，臣實不勝嗚咽。謹冒死奏聞。
奏折上沒有朱批，雍正帝看後有何觀感，我們也不得而知。不過顯然，皇帝示意下的舉朝倒年活動並沒有因此放慢了腳步。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年貴妃去世後的半個月，議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堯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貪黷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
與早期王朝或者亂世王朝裏強權皇帝一不高興就把人“烹之”“族之”的行為相比，清王朝的皇帝有一種看似更講理、更法製化，當然也可以說是更狡猾虛偽的傾向：善於給人定罪。化用著名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用數目字管理國家”的理論，可稱為用數目字管理罪犯。
對中國曆史有一定了解的讀者，可能都知道這樣的說法：宋朝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不殺士大夫，這是宋朝的重要國策，且被執行得比較徹底。宋朝皇帝普遍脾氣溫和，讓大臣拿話擠對到牆角了，也沒什麽辦法，不但殺不得，也羞辱不得，大不了遠遠打發出去，還擋不住他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並以此名垂青史，備受後人的同情理解。
相對於宋朝皇帝的謙謙君子風度，明朝皇帝顯得比較粗魯，自己行事不靠譜，想一出是一出不說，還一言不合就打官員板子。那時候沒有抗生素等消炎藥物，挨打的人就算當場沒有被打死，如果傷口感染治療不及，送命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不過，皇帝粗魯有粗魯的“好處”，他打人是因為一事而打、興起而打。他打了人，隻能證明他自己是昏庸的、蠻橫的、歇斯底裏的，那自然而然，被打的人就是明智的、忠誠的、堅貞不屈的。被打的人由此而獲得社會主流的同情、支持、尊敬，乃至崇拜，變得順理成章。在這種情況下，有明一代廣大士大夫前赴後繼、冒著風險爭相“找打”，挨打之後，得仁得義、成賢成聖，不論挨打的原因是什麽，隻消挨打，就自然而然便成了正義的代言人。
清王朝是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按道理，民族初興、政權肇基的階段，也談不上什麽規範的禮樂刑政，濫刑酷法是比較多見的。但很奇怪，至少從皇太極當政時期起，滿洲統治者就有用數目字管理罪犯的習慣。比如皇太極在壓製昆仲、獨攬君權的過程中，囚禁了他的堂兄阿敏，公布了阿敏的罪狀共十六條。阿敏獲罪是在天聰四年（1630），當時的後金王朝還沒有引進明朝的六部製度，自然既沒有專門主管量刑定罪的刑部，也沒有成體係的律例法典作為量刑依據。而皇太極和他的執政團隊居然能想到量化政敵的罪名，讓自己的決策看起來有理有據，還是很有政治頭腦的。
清廷入關後，在學習明朝法律製度，特別是問刑程序的基礎上，繼承了本民族這種細致羅列罪狀的傳統，其獲罪名目多而著名者如鼇拜獲罪三十款、和珅獲罪二十款等等。不過，要說把這一做法發揮到極致的，那還當推雍正皇帝為首。雍正年間的大人物獲罪，其定罪之精細超過其他時代，如隆科多獲罪四十一款，廉親王允禩獲罪四十款，貝子允禟獲罪二十八款，貝勒延信獲罪二十款等等。當然，其他人罪狀再多，也多不過年羹堯去。年羹堯這九十二款大罪，單從條數上看，足可稱古今罪人第一，說不定還能打破世界紀錄。
不怕麻煩、喜歡給人幾十條幾十條地羅織罪名，這體現了以雍正帝為突出代表的清朝皇帝怎樣的特點呢？筆者個人認為主要有三點。
首先，是對統治合法性、合理性的強烈渴求，以至於有些強迫症式的表現。清王朝是少數民族通過武力征服而統治大帝國，在華夷之辨的意識形態下，合法性先天不足；而雍正帝本人的即位程序又頗有瑕疵，他在位期間朝野已經流言四起。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令他隨時隨地感受到朝野對他皇位合法性的指摘，並一生致力於對自己的皇位合法性進行解釋與強調。事實上，如果換作一個臉皮厚的皇帝，這種指摘也起不到什麽作用。在皇權至上的時代，除了扯旗造反，其他任何負麵評價，對皇帝本人來說，都是柔性的、沒有強製力的。他既可以我行我素、置之不理，也可以二話不說，拖出去砍了，大不了擔一個暴君的名聲，也不會掉二兩肉。
但雍正帝顯然不是這樣的人，他是個極好麵子又很務實的人。換句話說，就是麵對一切棘手問題，既要切實有效解決，還要解決得情理法兼顧，最不濟也要邏輯自洽、自圓其說。於是，我們在《雍正朝起居注》和雍正年間的滿漢朱批奏折中看到的，是一個忘記了自己皇帝身份而喋喋不休，與任何對象都能展開激烈辯論的胤禛。實際上，不要說皇帝，就算沒有什麽生殺大權的普通上司，通常也隻是兀自下命令而已，不大需要就一件事和人講出一二三條道理，乃至翻來覆去辯論道理的。官大一級壓死人，這是社會運行的基本準則。
不過，一度把年羹堯捧到恩人位置的雍正帝深知，“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讓將軍見太平”這種事，是不得人心的。不論內中有何委曲，讓不知內情的人從表麵上看，都隻能看到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對皇帝的聲譽、朝廷的形象，是極大的損害。所以，他讓群臣不遺餘力地搜括年氏的罪狀，按照合乎製度的程序全麵公開，向天下人講出九十二條道理，展示年羹堯是如何的罪大惡極，數罪並罰、按律當誅。而自己則是站在一個至公至明的位置上，戰爭時期重用他，是真誠的、講道理的；現在逐漸發現了他如此之多的罪行，要誅殺他，同樣也是真誠的、合法度的。
雍正帝這樣的行事風格，不乏他的可取之處。畢竟，無論如何，一個肯花心思跟你講理的上司，乃至皇帝，總比悍然武斷，一拍腦袋就說一不二的更好一點兒吧。但與此同時，另外一個問題又出現了：雖然他是講道理的，可他和講理對象的地位完全不對等，能為自己的“理”調動的資源極度不均衡。所以歸根結底，他講的是一麵理，講的是不公平的理。再者，雍正帝為人英察善辯，講理的時候極肯投入，極為用心用力，所以他的“理”看起來總是那麽“有理”，不管論證過程還是論證結果，甚至道德高度都完勝對手。許多學者都說，清朝的士風較明朝卑下得多，清流士大夫再不見明朝那樣冒著打板子的風險跟皇帝死磕真理的了。而又有學者說，清朝的士風之變主要是在雍乾時期，這跟當時的君權高壓專製、文字獄酷烈有密切關係。這些觀點自有其道理，筆者也基本同意。不過，筆者還得在此補充一點，那就是雍正年間士風的變化，實在跟雍正皇帝太愛講道理、又太會講道理有關，講到了士大夫們無理可講、閉口不言的地步。所以，對於傳統王朝士風的培植而言，皇帝愛搜腸刮肚講道理，恐怕真不如一理虧就打人板子更好些。
第二，是對皇權掌控力的高度自信。前麵我們說，相對於以前的朝代，清朝皇帝更習慣運用數目字管理罪犯，承平時期處理大人物，安排的罪名一般都在二三十條以上。但到了晚清，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比如辛酉政變後，大權臣肅順被慈禧太後、恭親王奕?等人以跋扈不臣為名，六天時間從重從快判了死刑。因為時間倉促，肅順又不是個大貪，突襲抄家無所收獲，直令草擬諭旨的筆杆子曹毓瑛“思索竟日，周納無詞”，實在列不出多少罪狀條款。實際上，肅順的專斷強橫、把持朝政，比年羹堯有過之而無不及，把柄一定是很多的。這件事情若放在雍正手裏，細細查去，大罪沒有九十二款，二十九款也是有的。但此時的慈禧和奕?，對政權的控製能力遠遠無法與雍正帝相比，對肅順等人抱著好懸抓住，趕緊殺了省事的態度。可見，合法性強不強，是一個建立在控製力基礎之上的高端話題，對於弱勢君主而言，充分論證合法性，實在是一件不敢追求的奢侈品。
第三，是政治手段的純熟運用。在“倒年”中，雍正帝手段的高明老辣表現在三個方麵。第一，確保在政治，甚至是法律的框架內剝奪年羹堯的兵權，讓已經有一定割據傾向的川陝軍政集團平穩“回歸”皇權的控製範圍之內，沒有激起許多人都擔心的兵變。第二，盡量縮小範圍、實現精確打擊。對於年羹堯關係網中的文武精英，雍正帝普遍采取收買剝離的方式，使其不至於一損俱損；對於其中特別優異者，還能推誠重用，愛才之心昭然可見；而對於年氏家族的無關成員，更是極力加以保護。第三，雍正三年，在“倒年”進行過程中，雍正帝同時向以其親兄弟允禩、允禵為代表的先帝皇子、宗室王公和八旗上層貴族發起總攻，並開始著手清除他即位的大功臣、國舅隆科多在朝中的勢力。在不影響國計民生的情況下，多點出擊而令所有的對手毫無還擊之力，他不愧是政治鬥爭史上的超級大咖。
不過，為了達到完美控製事態發展的目的，“倒年”活動中的雍正帝采取了很多陰暗不堪的手段。比如通過密折的形式鼓勵告密、挑撥離間、憑空誣陷等等，甚至他讚美、收買大臣的那些“甜言蜜語”，從最後的結果看，也讓人毛骨悚然，絕非君子待人之道。筆者想，讀過本書的讀者，願意交他這樣的朋友，或者願意和他這樣的上司共事的，恐怕是沒有幾位了，除非你運氣絕佳，有允祥和鄂爾泰那樣的特質。當然，今天的學者或者曆史愛好者能看到原始的清宮檔案，是極其偶然的曆史機緣，是雍正帝始料未及的。他原本也以為，自己展現給時人和後世的，都是正大光明的呢。
九十二款大罪既定，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年僅四十六歲的年羹堯死期至矣。那一天，雍正派遣領侍衛內大臣馬爾賽、步軍統領阿齊圖向年羹堯宣判其死刑。上諭開頭曰：
年羹堯，爾亦係讀書之人，曆觀史書所載，曾有悖逆不法如爾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假飾，勉強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汝父兄及汝子並汝闔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汝捫心自思，朕之恩尚忍負乎？
先強調年羹堯是辜負君恩，連掩飾也懶得掩飾的古往今來第一人渣；隨後又曆數了他一些九十二款大罪中尚未提到的罪狀，如在對羅卜藏丹津的作戰中該前進的時候羈遲，該謹慎的時候冒進，該直行的時候繞遠，該迂回的時候抄近，總之是視國家軍務為兒戲，以此陷害阿喇納、富寧安、嶽鍾琪、蔡珽等領兵、督糧大臣（然而最終不是打贏了嗎……）。又如處理戰爭善後，奏定的十三條章程，在不該建城處建城，不該屯兵處屯兵，所作所為，無一處有益於地方（然而善後十三條是年羹堯上奏後經過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通過，由皇帝親自批準的）。如此種種，還有很多殘殺無辜、顛倒軍政的大罪沒有來得及放在這九十二條中討論。最後，雍正帝說：
即就廷臣所議九十二條之內，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淚墜。朕統禦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以治天下，若爾之悖逆不臣至此，朕枉法寬宥，則何以張國法之憲典，服天下之人心乎？即爾苟活人世，自思負恩悖逆至此，尚可以對天地鬼神，與世人相見乎？今寬爾殊死之罪，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大凡狂悖之人，生前執迷，死後或當醒悟。若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為永墜地獄者，雖曆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意思是：你的罪孽如此深重，九十二條裏光夠得上死罪的就有三十多條，朕如果還不殺你，就是徇情枉法；即便像現在這樣，隻讓你自裁了事，又免除你父兄子孫叔伯等近親的死罪，已經是皇恩浩蕩、格外保全了。你如果還稍微有點人性，就是在黃泉路上也要感恩戴德、悔罪自新。如果稍有怨念不服，那麽按照佛家的說法，你就算墜入地獄，永世不得重生，也無法消除自己的罪孽。
一世雄傑的年羹堯，就是在這段“死了也要愛，怨念會讓你沒有彼岸”的強硬超度聲中，走向了生命的盡頭。他被皇帝“賜自盡”，至於具體的死法，即是鴆酒抑或金刃、白綾，則未見史載。
那麽，年羹堯這九十二條大罪，到底虛實如何，有什麽可以深挖的內涵呢？